平台经济发展趋势范文第1篇

一、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现状

1、台湾和韩国近40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

台湾和韩国自1970年到2013年，经济快速增长（图1）。1970―2013年的台湾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6%，而韩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1%。其中，1970―1979年间，台湾年均增长9.5%，韩国年均增长9.8%;1980―2000年间，台湾保持年均7.3%的中度增长，韩国保持年均8.3%的增长;2000―2010年间，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低增长时期，年均增长近似为4.1%。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在个别年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出现低度增长，甚至负增长，如1974年受第一次能源危机的影响，台湾经济出现1.9%的低增长;1980年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韩国的经济出现-1.9%的增长;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台湾经济增长率为3.5%，韩国经济增长率为-5.7%;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台湾和韩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7%和2.3%;2012年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台湾和韩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增长率分别为1.3%和2.0%。2013年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增长有所恢复，台湾为2.4%，韩国为2.7%。台湾经济增长速度略逊于韩国。

2、台湾和韩国国民收入的差距逐年扩大

台湾和韩国的经济总量逐年扩大（图1）。1970年台湾GDP为310亿美元，与韩国的604亿美元相差297亿美元;到2013年，台湾GDP（4718亿美元）与韩国（11076亿美元）相差6358亿美元。1970年，台湾的人均GDP高于韩国（图2），分别为2128.6美元和1921.1美元;到1988年，韩国超过台湾，此后，差距逐渐拉大;到1990年，韩国人均GDP高于台湾307.3美元;2003年为2365.9美元;2013年则高达2261.5美元。

3、台湾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韩国

台湾和韩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较高，但台湾要高于韩国。台湾的经济策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由进口替代型转换为出口导向型，促进了出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计算机相关产品和集成电路为主的电子配件的出口。伴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电子信息产品出口迅速增长，取代纺织品及其相关产品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商品。1970年台湾的贸易依存度仅为40.8%，1999年突破100%，随后几年均维持在100%以上，2010年更是达到历史最高，为132.9%，之后三年呈现下滑趋势，但始终高于125%。

韩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力推进重化工业出口产业化。由20世纪70年代的钢铁、石化、造船等大型装配产业转变为如今的机械、汽车、电脑、半导体等技术密集型产业。1970年韩国的贸易依存度仅为15%，低于同时期的台湾。随后逐年增长，到2012年达到96.6%历史最高水平，但是远低于同时期的台湾。

台湾和韩国均属于外向型经济体，依靠对外贸易实现经济的腾跃发展，因此出口表现关系着二者经济成长的动力。但是韩国的经济成长来源相对于台湾而言较为平衡，台湾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国内政治环境会影响台湾的贸易发展。另外，出口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台湾的影响会远大于韩国。

二、台湾和韩国的经济结构比较

1、台湾和韩国产业结构变化

台湾和韩国都经历了一般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路程，产业发展的顺序从农业到工业，在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再通过服务业的扩张以达到经济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及新兴市场崛起的背景下，台湾和韩国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80年代以后引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再一次升级。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已逐渐步入工业化社会，初步形成以加工出口工业为龙头的外向型经济格局。经历了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两次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台湾适时地采取了第二次进口替代和高级出口扩张的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结构从轻工业主导转向重工业主导。80年代初台湾经济向服务业主导迈进，80年代末初步完成转型期，90年代初正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从图4我们可以看到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自1970年的17%逐年下降，至2012年农业占GDP比重为1.8%，说明农业的地位日趋下降。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从1970年到1976年不断提高，结构比重从37.4%上升到44.1%，首度超过服务业，说明台湾的工业化程度逐步提高，到1986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说明台湾已步入工业化后期。1981年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超过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说明台湾正处于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过渡期。90年代初期，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优势地位加强，逐步拉大了与工业的差距，并呈进一步上升趋势，到2012年为67.4%。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29.1%逐年下降，到2012年下降到2.6%，说明农业在三大产业中的地位日趋下降。而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后期呈现上升趋势。80年代以后韩国在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1991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后趋于平缓。服务业自70年代以来在三大产业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80年代以后呈现上升趋势。

台湾和韩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结构得到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渐处于优势地位。但是，我们发现韩国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工业比重比较平稳。而台湾在1987年以后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工业比重逐渐下降。台湾过度依赖服务业，工业产业外移，导致岛内经济实业发展空心化。另外，台湾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总量和韩国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台湾和韩国的第二产业在1970年的差距是30亿美元，到2012年差距扩大为2374亿美元。第三产业在1970年的差距是302亿美元，到2012年差距扩大为2648亿美元。

2、台湾和韩国的主导产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的农、林、牧、渔业的产值逐年下降，从1970年的17%下降为2012年的1.8%，说明第一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掘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GDP的比重较小且发展比较平缓。1970年台湾的主导产业是制造业，占29.7%;其次是其他服务业，占24.9%，到1990年，其他服务业首次超过制造业，成为台湾的主导产业。90年代以后其他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岛内实体经济发展空心化。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发展自70年代以来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所有产业中一直位居第三。

韩国在1970年农、林、牧、渔业占GDP比重最大，为29.1%，随后逐年下降，到2012年下降到2.6%，说明第一产业在韩国所有产业中地位直驱下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掘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占GDP的比重较小，虽然个别年份有较大波动，但是总体来说发展比较平稳。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总体来说呈现上升趋势，从1984年以后跃居第三。其他服务业在1970―1971年位居第二，在1973年被制造业赶超，1989年以后反超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

台湾和韩国的产业调整和升级有异曲同工之处，都经历了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向其他服务业为主导产业转变的时期。目前都属于其他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其次为制造业的经济格局。但是，台湾的制造业比重呈下降趋势，而韩国的制造业比重则比较稳定。

3、台湾和韩国的贸易结构变化

台湾和韩国自1995年以来出口最多的商品种类是机械和运输设备（见图6）。台湾在2000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58.4%，之后出现下降，到2008年达到历史最低点46.6%后呈现小幅度上升，趋于平缓，但始终没有突破50%。而韩国在1998年达到历史最低点49.2%，随后一路攀升，到2004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63.0%后开始下滑，但始终维持在50%以上。出口第二的商品是制成品，台湾和韩国总体呈现下滑趋势，台湾从1995年的23.2%下跌到2013年的14.7%;韩国从1995年的22.0%下跌到2013年的12.8%。

台湾出口排三四五位的商品是杂项制品、化学品及相关产品和矿物燃料、润滑剂及相关材料，发展趋势都比较平稳。而韩国在2004年以前杂项制品的出口份额比化学品及相关产品大，2004年以后被化学品及相关产品赶超，2011年又被矿物燃料、润滑剂及相关材料超越，化学产品及相关产品的出口份额近年来位居第三，其次是矿物燃料、润滑剂和相关材料，排名第五的是杂项制品。二者的食品和活畜、饮料和烟草以及其他商品交易出口份额相对其他产业很小。

台湾进口商品大类最多的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在2000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50.2%后呈现下滑趋势，到2008年降到历史最低点30.9%，之后出现小幅度反弹，2013年的进口份额为33.1%。矿物燃料、润滑剂及相关材料的进口份额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到2004年超越制成品和化学品及相关产品，成为进口第二的商品大类。制成品和化学品及相关产品进口份额较接近，2000年以前制成品进口份额较大，2000年以后被化学品及相关产品赶超，落居第四，化学品及相关产品位居进口第三。而韩国自1995年以来机械和运输设备的进口份额一直处于下滑趋势，矿物燃料、润滑剂及相关材料的进口份额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2008年机械和运输设备被矿物燃料，润滑剂及相关材料超越，因此近年来韩国进口最多的商品大类是矿物燃料、润滑剂及相关材料，其次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的进口份额排名第三，总体趋势和1995年相比有小幅度下降。化学品及相关产品的进口份额一直很稳定。关于其他几种进口商品大类，台湾和韩国的进口份额均较小。

台湾和韩国的贸易结构较为相似。出口商品中最大宗类均是机械和运输设备，且出口份额占到各自出口总额的50%左右。进口商品排名前两位的均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和矿物燃料、润滑剂及相关材料。说明台湾和韩国贸易商品重合度很高，竞争激烈。

4、大陆贸易对台湾和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近年来台湾贸易总额与韩国相比，差距越来越大。1995年台湾贸易总额比韩国低550亿美元。1998年缩小到历史最低水平120亿美元，之后差距逐步拉大。截止到2013年，韩国贸易总额超出台湾4330亿美元。另外，台湾与大陆的贸易额和韩国相比，差距从1995年160亿美元扩大到2013年906亿美元。

我们对台湾和韩国1995―2013年的GDP、贸易总额和大陆贸易总额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台湾的贸易总额系数（0.78）比韩国（0.51）大，说明外贸在台湾的GDP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台湾对贸易的依存度远远高于韩国。相反，台湾与大陆的贸易总额系数（0.17）要小于韩国（0.28），说明大陆对韩国的GDP增长贡献要大于台湾，台湾没有充分利用大陆的发展机遇。

三、结论

本文描述了“亚洲四小龙”台湾和韩国自197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现状，并对二者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尽管台湾经济发展受到岛内外的批评，饱受争议，但是自1970年以来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均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二者人均GDP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水平，台湾和韩国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

第二，台湾和韩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经历了一般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路程，目前都属于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其次为工业的经济格局。但是台湾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工业比重逐渐下降，工业产业外移，过度依赖服务业，岛内实业经济发展空心化。

第三，在贸易关系方面，台湾和韩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均较高，且进出口商品种类的重合度也极高，但是台湾比韩国更加依赖外贸。外贸的表现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台湾的影响大于韩国。

平台经济发展趋势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印度 中国台湾地区 经贸关系 历史演变 发展趋势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众所周知，美日是影响台湾问题最重要的国际因素，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印度是南亚地区具有主导地位的国家，南亚是中国的重要周边，印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目前印台关系的发展仅仅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另有所图，印度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以及未来印台关系的发展趋势，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后印度与中国台湾地区经贸关系的现状

1991年前苏联解体，国际政治进入一超多强的后冷战时代。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拉奥政府调整外交政策。在亚太地区，印度开始实行“东向政策”，发展与东盟国家、韩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关系。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李登辉当局推行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所谓的“务实外交”，即通过“银弹外交”拓展国际空间，推行“南向政策”，分散台商海外投资，避免台湾经济边缘化。陈水扁执政时期，不仅提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作为未来两岸经贸政策的“新思维、新作为”，而且再次重启“南向政策”，对抗“西进潮流”，将印度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在台湾当局的诱导下，印度开始逐渐重视我国台湾地区，印台不断提升“实质关系”，经贸交往逐渐密切，主要体现在冷战后印台双方贸易额逐年增加，贸易合作平稳发展。根据台“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数据(参见表1)，2007年印台贸易额约为48.8亿美元，较2006年增加79.82%。2008年，台印双边贸易增加近12%，双边贸易量增加到53亿美元，台湾顺差6亿美元。

作者根据台“行政院主计处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资料自制。

印台市场和经济互补性强，发展空间广阔，台湾地区通过印度可以打开中东和非洲市场。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在技术、硬件、管理人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台湾具有完整的硬件制造供应链，是全球重要的硬件产品生产与代工区。台湾的PC产业、半导体产业、LCD产业、手机产业等都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印度则是内需型经济的代表，具有国内市场广阔，科技人才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等优势。印度被誉为“软件王国”，拥有大量廉价的软件技术人才，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中心，在企业全球研局的地位不断提升。此外，印台在纺织业、机械加工、医疗、航空航天、能源的开发等领域也展开了积极的合作。

近年来，台商在印投资增加明显。自2002年印台签署《投资促进及保护协定》以来，台“经济部”每年组织大型经贸访问团赴印度等国参观考察，以经济利益为诱饵，推动印台关系发展。2003年底，台商对印投资累计只有1.1亿美元。而2008年印度台商达到67家，累计投资金额10亿美元，散布全印各地。究其原因，一方面印度自1991年推动经济改革以来，平均所得由316美元增至1043美元，涨幅达到3倍以上，中产阶级崛起为印度注入新活力，为台商提供新的商机。另一方面，台湾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雄厚的经济实力，成熟的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的人才，诸多优惠措施陆续出台，都有利于印台经贸关系稳步向前发展。台湾驻印“代表”翁文祺表示2009年上半年，台印将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这将成为台印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同时近期还将宣布持有美、加签证的印度民众来台可以享免签证。台“外交部政务次长”夏立言表示为强化台印政经关系，除新德里设立办事处外，将评估另在南印度的台商重镇的清奈(Chenni)设立办事处的可行性，这将有助于扩大发展与印度南部各邦的关系。

二、对冷战后印台关系发展的分析

纵观冷战后印台关系发展历史，笔者认为冷战后，印度在台湾问题上仍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台政策更趋灵活，目标日益多元化，不断提升印台关系，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国际形势和岛内局势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大国关系经历了深刻的调整，形成既相互倚重又相互制衡的局面。俄罗斯成立之初，政治上过于孱弱，经济上过于贫困，无力顾及印度，因此，俄罗斯在南亚实行战略收缩。尽管印度失去了前苏联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前苏联势力退出南亚地区对印度来说，在战略上是有利的因素。同时美国重新调整了南亚政策，从冷战结束初期推行“印巴平衡”外交，转而奉行“重印轻巴”的倾斜政策，美印关系回暖。中印之间的历史纠葛依然存在，但是双方为了解决历史问题出现了缓和的气氛。同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大搞“去中国化”活动，推动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务实外交”，积极发展与印度等国的“实质关系”，鼓励台商投资印度，以平衡台商“西进大陆”的趋势，缓解所谓大陆对台湾“以商逼政”的压力。二是保持南亚大国地位，维持自身安全利益。巴基斯坦是涉及印度核心利益的问题，通过打“台湾牌”，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巴关系的发展，限制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最大限度地谋取政治、经济利益，成为冷战后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走向之一。而且印度洋是中国能源供给依赖的重要生命线，“藏独”势力以印度为大本营，具有亲印度倾向。中印之间在印度洋能源管道、西藏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为印台“实质关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同时由于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问题尚未解决，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倾向依然存在，中国因素是印度如何处理克什米尔问题的一个重要考量，“台独”运动又可能引起国内分离主义运动的连锁反应，因此印度不愿因台湾问题而导致中印关系的恶化。

三、 未来印台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随着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历史轨道，呈现出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局面，国际社会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而且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严峻考验，大陆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但仍被视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两岸现实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比朝着更有利于大陆方向发展。台湾地区在印度“以台制华”和印度在台湾地区“联印制陆”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印度“以台制华”和台湾地区“联印制陆”战略所获得的利益呈曲线下降趋势，而与大陆对抗的成本呈直线上升趋势。未来印台关系存在升温的可能性，但短期内大幅升温的可能性不大，推动印台关系发展的基础和诱因仍旧存在。

一方面，台湾当局将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发展印台关系，建立遏制大陆的战略体系。台湾方面认同印度是民主国家，双方共享民主价值观念，希望建立“亚太民主价值同盟”，推动印度与美国、俄罗斯以及亚太国家形成一个有助于使中国边缘化的战略框架。

另一方面，台湾当局试图提升印台双边关系的政治因素仍将大于经济因素。虽然印台在经济资源、产业结构、资讯产业领域等方面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但相对于大陆和东南亚地区，台印双方贸易额总量仍然相差甚远。印台经贸合作在短期内仍处于初级合作阶段。印台双边贸易额不高，相互投资规模小，在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等领域投资总额偏低。

作者自制。资料来源为台湾《天下》杂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推行的“南向政策”的目的在于在经济上减少对大陆的依赖程度，在政治上与大陆形成对抗，制造“实质台独”的国际影响。一言以蔽之，“南向政策”的实质是“以经济换取政治，以经贸拓展外交”。李登辉推行的“务实外交”，陈水扁奉行的“烽火外交”中，发展台印关系的政治因素的倾向较为明显，马英九提出的“活路外交”强调“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关注台湾参与国际和区域经济体系的问题，尤其当前岛内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下，马“政府”拓宽经济合作领域，多渠道发展经贸关系的意图更为突出。2007年马英九访印时，曾表示他的经贸政策不只是西进到中国内地，而是希望展开多边触角，尤其他这次来访就是希望重新认识印度。但是相对于大陆20多年来形成的日益完整的产业链，日趋成熟的投资环境，印台经贸发展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瓶颈问题:第一，印度投资环境不容乐观。印度制造业相对落后，基础设施严重缺乏，语言文字障碍难以逾越，各邦之间税法规定不同，宗教种族冲突激烈，官僚体系较为僵固，办事程序繁琐。第二，印度对外资限制严格。由于长期殖民历史形成的“东印度公司恐惧”，自尼赫鲁时代，印度执行以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资为辅的发展战略。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以及国防安全的行业实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资进入印度市场。因此从台湾地区与印度近八年来的贸易数字来看，虽有大幅增长，但仍处于低水平，印度在帮助台湾地区摆脱经济危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双边往来的目的和重心并未完全放在经贸关系上，政治因素仍旧是重要考虑，如何利用中印之间矛盾，取得台湾在地缘政治、国际空间等方面的最大利益是台湾方面对印政策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1]苏永耀:“我驻印代表:前进印度，时候到了”.载《自由时报》，2009年3月4日，A3版

[2]刘玉春 王建民:《台印经贸往来的现状与走向分析》.载《亚太经济》，2005年4月

[3]彭 融:“印度台商的贫穷历练”.台湾《天下》杂志，2009年3月11日

[4]谢锦芳:“庞大中产阶级崛起，经济强力后盾”.载《中国时报》，2009年3月3日，A7版

[5]苏永耀:“我驻印代表:前进印度，时候到了”.载《自由时报》，2009年3月4日，A3版

[6]苏永耀:“我拟在南印度设初”.载《自由时报》，2009年3月4日，A10版

平台经济发展趋势范文第3篇

［关键词］地理空间 市域 经济开放度 研究

一、引言

过去，浙江经济的发展模式大多被认为是民营经济这种“内源型”的增长模式，即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地区内部要素。然而，近些年来，尤其是“十五”以来，浙江经济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2010年，浙江进出口总额已达到2534.8亿美元，浙江省外贸在全国外贸的地位不断提升，在浙江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效增强。截至2010年底，全省累计实际使用外资869.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达到83.6亿美元，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是从经济地理空间上看，浙江对外开放的维度和深度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差异，深入分析不同地区对外开放度有助于宏观层面上对全省对外开放水平有一个客观和直接描述，更有助于在全省层面把握对外开放政策制定和实施。

二、指标选择及研究范围

对于对外开放度的测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试图通过一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的开放性来直接反映对外开放程度；另一类是是通过对外开放的结果，如对外贸易比率（外贸依存度）、对外投资比率等。本文选择总量上的开放度即贸易开放度和资本开放度分别从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角度，对2001年－2010年，浙江11个地市的对外开放进行测度和分析。为综合衡量对外贸易和外资对对外开放度的影响，本文将外贸依存度和外资贡献度进行加权平均以测度总体的对外开放度。

三个指标：（1）外贸依存度：即一国（或地区）进出口总额占该国（或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外资贡献度：外资贡献度是用以衡量一国（或地区）对外投资开放程度的指标。（3）对外开放度。为了综合衡量贸易和外资对外开放度的影响，本文选择将外贸依存度和外资贡献度进行加权平均来测度浙江省11个地市的对外开放度，用来衡量其国际生产要素流动配置能力及其规模对竞争均衡增长的影响。

三、浙江11地市对外开放度的测度与分析

1.外贸依存度

下表1、图1是对浙江11个地级市2001年－2010年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测度及变化趋势图。从全省平均来看，2001年－2007年期间，全省对外贸易依存度呈逐年提高态势，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7年的70%，2008年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省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回落，但2010年有所提高。在全省11各地市中，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温州、台州、丽水、衢州9个地市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趋势同全省平均发展趋势趋同。杭州在经历2001年－2006年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提高阶段后，2007年开始依存度开始持续下降，2009年开始低于全省平均；而舟山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5年开始快速提高，2007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010年已超过宁波。2001年－2010年，在全省11个地市当中，宁波和嘉兴对外贸易依存度始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外资贡献度

下表2、图2是对浙江11个地级市2001年－2010年外资贡献度的测度及变化趋势图。从全省平均来看，2001年－2010年期间，全省外资贡献度在2004年达到19.7%峰值后，呈逐年下降态势，从2004年的19.7%下降到2010年的5.9%。在全省11各地市中，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7个地市外资贡献度变化趋势同全省平均发展趋势趋同；舟山、丽水、温州、台州4个地市外资贡献度发展趋势较为平稳。2001年－2010年，在全省11个地市当中，宁波、嘉兴、湖州3个地级市外资贡献度始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杭州、绍兴2个地级市除个别年份低于全省平均外，外资贡献度其余年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金华、舟山、温州、台州、丽水、衢州6个地市外资贡献度始终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3.对外开放度

下表3、图3是对浙江11个地级市2001年－2010年对外开放度的测度及变化趋势图。从全省平均来看，全省对外开放度呈中间高、两头低态势，从2001年的23.09%提高到2004年的39.38%，2007年后，全省对外开放度有所回落，从39.68%回落至2010年的32.6%。在全省11各地市中，绍兴市对外开放度变化趋势同全省平均发展趋势趋同。宁波、杭州、嘉兴、湖州在经历2001－2004年对外开放度快速提高阶段后，2005年开始对外开放度呈阶段下降趋势，杭州2010年对外开放度低于全省平均；而舟山对外开放度从2005年开始快速提高，2008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010年超过宁波。2001年－2010年，在全省11个地市当中，宁波和嘉兴对外开放度始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湖州、金华、温州、台州、丽水、衢州6个地市对外贸易依存度始终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四、结论及启示

1.结论

从对浙江11个地市20012010年对外贸易依存度、外资贡献度、对外开放度的测度和趋势分析综合来看，可以表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外资贡献度较高的地市主要集中在杭嘉、宁绍地区，即浙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舟山市近年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尽管外资贡献度不高，但是对外开放度已大幅提升。湖州、温台、金华地区则处于全省第二梯队，其对外贸易依存度、外资贡献度、对外开放程度处于全省平均水平或以下，尽管湖州地区外资贡献度较高，但是外贸依存度低，综合来看，其对外开放程度仍低于全省平均。丽水、衢州两地对外开放程度一直以来处于全省较低水平。

2.启示

（1）外资拉动浙江经济增长的效应正在逐渐减弱。外资在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贡献度正逐步下降。“十五”期间，外商投资在全省尤其是杭嘉湖、宁绍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到“十一五”期间，随着沿海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同步提高，外资在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重要性逐步被替代，全省外资规模保持稳定，开始注重外资质量和调整外资结构。但是，外资在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是重要的，要进一步加大对外资利用的重视程度，克服目前部分地区、干部对外资不重视的风向。

（2）部分地区后发优势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得益于大桥经济、海洋经济发展，舟山近些年来对外开放度逐渐提升，随着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外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升，优势将进一步得到体现，国际化水平将提升到新的高度。

（3）全省各地区对外开放发展水平还不均衡。首先，地区间差别较大，浙东北沿海地区无论从外贸依存度、外资贡献度，还是对外开放度综合指标看，都高于其他地区，丽水、衢州等浙西、浙中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相对其他地市仍然较为落后。其次，地市内部发展不平衡，湖州地区外资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作用明显，但是外贸依存度相对较低，舟山地区外贸发展迅猛，但是吸引外资水平有待提升。

参考文献：

[1] 郑展鹏.中部六省对外开放度的实证研究:2000-2007.国际贸易问题.2009(12)

[2] 张庆君.辽宁省对外开放度的测算与比较研究.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9(5)

[3] 孙丽冬,陈耀辉.经济对外开放度指数的测算模型.统计与决策.2008 (14)

平台经济发展趋势范文第4篇

台商到福建投资茶文化产业的意义与作用

1、推动福建茶文化产业的现代化全面发展。一是促进乌龙茶品质的提高。台湾茶文化产业掀起“清香型”乌龙茶热，“台式乌龙”制作工艺传入福建，促进了乌龙茶制作工艺的改革，提高了乌龙茶品质。二是促进了福建制茶机械的改进。三是引进新品种，丰富了福建的茶叶品种。四是延长了茶文化产业的产业链，促进了经营观念的改变。台资企业到福建办厂后，经营的连锁化与产品的多样化，给福建带来新思维。五是带动观光茶园的发展。

2、扩大台湾茶文化产业的营销，为台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台湾茶业者向福建省转移，有效扩大了台湾茶叶销售。台湾岛内茶叶产量很有限，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的茶叶市场。因此台湾茶商多数采用“台湾接单，福建提货”方式，利用原有的国际渠道，销售在福建投资生产的产品，进一步拓展了台湾乌龙茶的市场占有量。目前，台商投资福建开办的茶企业，多数为小型企业，规模都不大。企业生产的产品多数为传统茶叶，品种比较单一，很少进行深加工。就连这样的小企业已经能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今后台商到福建投资茶文化产业的趋势

在茶文化产业领域，台湾需要继续保持和深化与福建省的交流与合作，才能互利互惠，达到双赢。福建省方面，结合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总体规划，应在政策上进一步加大茶文化产业的对台优势，优化配置资源，合理调整要素配置，推动台商到福建投资茶文化产业。在政策上福建省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吸引台商到福建投资。一是，积极争取中央的政策支持，使海峡西岸经济区保持先行先试的优势。二是，通过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加快整合要素，进一步拓展闽台合作空间。吸引台资将营运总部、研发中心、金融机构、创业基地等重要机构设在福建，通过集聚形成区域内高附加价值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进一步辐射周边区域。三是，利用ECFA的政策优惠，利用台湾在品牌塑造、国际营销、资本运作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向台湾岛内延伸发展，实现闽台合作的跨越式发展。

台湾方面，今后台商到福建投资茶文化产业可能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1、台商投资福建茶文化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应进一步增强集聚效应。例如，福建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至2012年3月已入驻台资企业59家，比2010年增加5家，常住台商490多人，其中高山茶企业48家，种植面积5.5万亩,增加4800亩，种植茶叶面积是台湾高海拔茶园总量的近五分之四，是大陆地区最大的台湾软枝乌龙茶生产基地。2011年经过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有机茶研究与发展中心认证委员会审定，台商杨瑞投资的漳平九德农场已有茶场500亩，茶园环境、生产条件，加工设备、产品质量等符合有机茶标准，获得有机转换产品认证，是创业园48家台资茶企业中的第一家。在漳平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投产的高山茶得到了两岸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同与肯定，在各大型茶事评比活动中屡获金奖，永福高山茶列入“故宫贡茶”给台商们带来了信心。这种集聚效应一方面为台湾厂商提供了有效降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使台资企业对区域产业集聚环境形成依赖。

2、台商对大陆投资区域格局正在逐步调整与变化，对福建茶文化产业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目前，台商到大陆投资的区域布局正在调整。企业经营决策除了考虑商务成本之外，对投资地的进行选择时，更多是以综合评估为基础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台商赴大陆投资总额前五名依次为江苏省、广东省、福建省、上海市、浙江省。如果以合同台资排序，则依序为江苏省、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上海市。据台湾“陆委会”主持的《两岸经贸统计月报》统计，2010年以来台商投资大陆的地区，仍主要集中在江苏省、广东省、上海市及浙江省，合计约占投资总额的84%左右。从农业合作发展趋势分析，福建不但能为台商提供优越的自然条件，还将逐步完善便捷的交易平台、完整的产业配套、充沛的专业人才和宽容的人文环境，台商到福建投资茶文化产业的空间将越来越广阔。

平台经济发展趋势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绩效；现状；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是全国拥有资源型城市最多的省份，共有资源型城市14个，即伊春、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大庆、黑河、五大连池、铁力、尚志、海林、穆棱、宁安、虎林。其中有地级城市7个，即伊春、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大庆、黑河。黑龙江省的资源型城市大都处于衰退时期。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突出，持续产业发展缓慢。石油、森林资源衰退，可采储量急剧减少，开采成本增加。资源型产业结构单一，持续产业规模小，难以弥补采掘业下降带来的增长缺口。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煤矿城市采煤沉陷区问题突出，油田植被和地质环境破坏严重，土地“三化”、水土流失加剧，林木蓄积量减少，森林生态功能减弱。同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一样，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面临着资源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人才危机、社会危机等五种危机。五种危机的存在为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然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人才，只有人才结构转型成功才能保证经济转型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矿产开发时间长短不同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异，黑龙江省各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和绩效开发状况也不同。而黑龙江省要在分辨各资源型城市的自身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及其绩效开发，显然有较大难度。为此，本文对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及其绩效现状进行分析，为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与开发提供决策借鉴。

一、黑龙江省地级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状况对比分析

（一）人力资源总体状况

黑龙江省7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中，人口数最多的是大庆，2008年年末总人口为277.23万人，人口数最少的是七台河，2008年年末总人口为90.22万人。从人口增长趋势上来看，资源型城市人口增长基本保持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只有大庆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长率。7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中，非农业人口数差距非常大，最高的还是大庆，最低的还是七台河，但2008年大庆非农业人口数为136.8万人，七台河非农业人口数为50.91万人，相差2.7倍。从趋势上来看，非农业人口均呈增长趋势，表明这些城市的城市化率也在提高。7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从业人员数也存在较大差异，而大庆作为唯一的石油城市，其人力资源总量体现出显著的优势。总体而言，从业人员数量和总人口数量基本趋势一致，说明这些资源型城市在从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上差异较小。相对而言，大部分资源型城市在在岗职工平均人数上发展比较平稳，但需要注意的是黑河和伊春，这两个森工城市的在岗职工平均人数一直在减少。而大庆2008年在岗职工人数为52.71万人，黑河在岗职工人数为10.93万人，相差4.82倍，相对于总人口、非农业人口等其差距在加大，因此，伊春、黑河等森工城市在发展中处于相对劣势，而大庆则依然具有优势。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在资源型城市之间差距要相对较少，但大庆却也同样基本是失业人口最多的城市，这和其人口基数大有一定联系。7大地级资源型城市中，从2000-2008年，大部分城市的采掘业从业人员数量都在增长。从采掘业从业人员总量上比较，大庆市具有绝对优势，而鸡西、鹤岗、七台河等三个煤炭城市在采掘业人力资源上无论在总量还是增长率上都比较趋同。

（二）人力资源三次产业结构状况

鹤岗、鸡西、七台河、黑河等资源型城市在第一产业中的人力资源数量基本保持稳定状态，而大庆则是加大资源型产业的代表，在第一产业中的从业人员数量依然急剧增加。伊春则是经济转型成功的代表，由于采取森林、生态旅游的产业战略，在森林建设（第一产业）方面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力度是正常的。而双鸭山则是经济转型中的典型代表，由于政府一直在采取积极应对煤炭资源枯竭的对策，并努力进行经济转型，但在此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极不稳定，因此造成了第一产业人力资源剧烈波动的状况。伊春、黑河等森工城市在第一产业人力资源上具有相对优势。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第二产业人力资源水平是比较平稳发展的，甚至包括大庆这样的资源型城市。而伊春则通过成功的经济转型，将大量的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转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是人力资源结构转型成功的范式。另外，黑河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值得关注。而双鸭山政府的经济转型则需要进一步加强，要在充分考虑经济稳定的基础上实施经济转型。七台河、大庆、鸡西等城市在第二产业人力资源上具有相对优势，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在30%-60%之间，产业结构较为平衡。在第三产业人力资源上占有相对优势的是大庆、黑河、鸡西等城市，而缺乏优势的是伊春、七台河、鹤岗等城市。伊春要发展森林旅游业，第三产业人力资源比重必须提高，但近年伊春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确实呈增长趋势，显示出伊春市在经济转型上的成功。

二、黑龙江省县级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状况对比分析

（一）人力资源总体状况

7个县级资源型城市在总人口上存在较大差异，如尚志2008年总人口为61.6万人，而虎林2008年总人口为20.5万人，刚好是3倍。而其他5个资源型城市则总人口数相对比较集中，都在30-45万人之间。其中，总人口占相对优势的资源型城市有尚志、海林、宁安等，而总人口不具优势的资源型城市则包括虎林、穆棱、五大连池等。从时间序列发展趋势上来看，除了五大连池在2002和2003年有较大幅度增长，而虎林在2002和2003年有较大幅度下降以外，其他资源型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基本稳定。县级资源型城市的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在总体趋势上呈下降态势，在2003-2008年间，各资源型城市的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量相对比较平衡，在22000-38000人之间。其中存在人力资源优势的有海林、尚志、宁安等，而存在相对劣势的主要是虎林、穆棱、五大连池等。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下降趋势比较稳定，但由总人口基本稳定，而从业人员数量下降可知，各资源型城市的社会负担也在逐年加重。 转贴于

（二）三次产业人力资源状况

县级资源型城市在第一产业单位从业人数上均有增加趋势，且增长率也基本是一致的。从2001-2008年，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5年，是高速增长期，此时间段内第一产业单位从业人员增长迅速，尤其是尚志、铁力、海林等城市；第二阶段为2006-2008年，为回调期，第一产业的单位从业人员数量有所下降，但仍要比2001年要高较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多说明对于县级资源型城市，仍旧是以农业、采掘业等粗放型经济为主。县级资源型城市在第二产业上的单位从业人数则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也就意味着县级资源型城市的工业在退化。同样，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2001-2005年，第二产业单位从业人数迅速下降；第二时期是回调期，即达到最低点后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又有所回调，第二产业发展回暖。

三、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绩效状况对比分析

（一）人力资源总体绩效状况

14个资源型城市中，大庆、虎林、尚志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较高，而五大连池、铁力、黑河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对较低。由时间序列发展趋势上分析，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逐渐提升的，五大连池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低也是增长最为缓慢的。值得注意的是，虎林在2001-2006年曾经出现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迅速提升的现象，但到了2007-2008年，却又开始迅速下降，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的迹象。综合而言，各资源型城市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是比较趋同的，大多在1-2万元之间，这说明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绩效还是较为均衡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从产出的视角分析人力资源绩效，如果从收入视角来研究，可采用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来反映一个城市的人力资源绩效水平。14个资源型城市中，大庆仍旧处于遥遥领先优势，而且其平均工资增长迅猛。职工工资较高的城市有大庆、鹤岗、七台河、黑河等，而职工工资比较低的城市主要有铁力、伊春、海林、虎林等，职工工资越高的城市，就对人力资源越有吸引力，也越能留住人才。从增长趋势上分析，增长较快的城市有大庆、鹤岗、七台河等，而铁力、伊春、海林等增长较为缓慢。

（二）三次产业人力资源绩效状况

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较高的资源型城市包括大庆、双鸭山、伊春、铁力等，而较低的资源型城市包括鸡西、鹤岗和黑河等；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增长较快的资源型城市包括尚志、宁安、五大连池等，而人均增加值增长缓慢的资源型城市包括鹤岗和黑河等。总体而言，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是呈增长趋势的，意味着第一产业人力资源绩效是提升的。14个资源型城市在第二产业上的人均增加值要比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高，而且资源型城市间的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差异也要比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的差异要大。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较高的资源型城市包括大庆、尚志、铁力、海林、穆棱、五大连池等，而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较低的资源型城市包括鸡西、鹤岗、双鸭山、伊春、鹤岗、七台河等；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增长较快的资源型城市包括尚志、铁力、海林、宁安、穆棱、五大连池等，而第二产业人均增加值增长缓慢的资源型城市主要有鸡西、鹤岗、双鸭山、伊春、七台河、黑河等。第三产业人均增加值较高的资源型城市主要有尚志、虎林、铁力、海林、宁安、穆棱等，可以明显看出，县级资源型城市的第三产业人均增加值较高，而地级资源型城市的第三产业人均增加值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