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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审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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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审美作用

艺术的审美作用范文第1篇

一、构成艺术“熏灸肌理”的制作方法

教师通过讲授肌理的设计与制作,让学生掌握一般情况下视觉肌理、触觉肌理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制作方法。视觉肌理的处理手法主要有画、喷、洒、磨、擦、浸、烤、染、淋、燃烧、拓印、贴压、剪刮等。笔者通过案例讲解、作品赏析和实际操作,引导学生切实掌握燃烧法的运用,正确制作出熏灸效果的自然纹理,包括边缘熏灸和表面熏灸两种肌理效果。

(一)边缘熏灸肌理制作方法

1.人工法。在熏灸肌理的设计与制作中,纸质作品的边缘既能够按照边缘线条的设计轮廓进行燃烧,给人带来边线轮廓自然流动的视觉感受,又能够体现出强烈的熏灸肌理效果。在实践操作中,学生感到最困难的环节往往是燃烧速度的控制和燃烧强度的控制。燃烧的时间越长,火焰越大,熏灸程度越强,燃烧对象的边缘或表面也就越难以控制。无论是采用自然熄灭还是人工熄灭,燃烧速度的控制都需要操作者保持集中的注意力和良好的耐心。考虑到燃烧速度的影响,很多操作者经常采用人工法,用口腔吹出二氧化碳,熄灭正在纸质作品边缘燃烧的火焰,从而得到自然古朴的边缘熏灸效果。

2.揩拭法。揩拭法是使用刷子、刮板和包裹棉花的细布等工具,处理织物表面上的污渍,使之脱离织物。[2]此方法来源于服装织物的洗涤方法,同样可以用于通过平面构成燃烧法制作熏灸肌理的过程中,即观察纸质作品边缘的火焰,当燃烧边缘达到设计轮廓效果时,用美工刀、硬纸片等固体小道具擦刮燃烧边缘,达到熄灭火焰的目的,得到边缘熏灸效果。相对于人工法,此法更加有效、安全,对于制作面积大的作品,更有利于操作者身体健康。因为长时间吹气容易导致大脑缺氧,出现头晕等不良现象。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主张推荐此法。制作过程中,熏灸效果的好坏取决于各步骤的连贯性,需注意以下几点:

(1)实物边缘的剪切方法。如需要达到更加自然流畅的边缘效果,最好先勾画出最后效果的轮廓,再用手工撕裂的方法进行剪切。

(2)实物边缘接触火焰的面积。接触火焰的边缘面积为燃烧面积,也是最后轮廓效果部分,此面积应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不宜过大,否则会造成熏灸效果过重,与设计预想不符。

(3)实物边缘接触火焰的时间。边缘预设燃烧面积接触火焰的时间不宜过长,根据设计效果确定时间长短,但最终效果须注意满足形式美法则,达到平衡与和谐。

(4)熏灸效果的自然控制。要达到自然流畅的熏灸效果,需要不断实践积累经验和感觉,直至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燃烧速度和强度,其自然的流露就在微妙的感觉之间。要让学生在掌握燃烧法制作边缘熏灸肌理的同时,培养耐心和细心。

(二)表面熏灸效果制作要点

在实施燃烧法制作表面熏灸效果时,纸质产品与火焰的间隔距离、燃烧时间是制作的重点和难点。要恰如其分地掌握纸面和火焰的间距,必须首先弄清楚火焰各层的温度差异,这恰恰是较困难的地方。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即学生按操作的步骤做出了熏灸效果,但仅仅是依样画葫芦,表面熏灸效果不佳,水平参差不齐,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掌握表面熏灸肌理制作的技巧,不能良好地控制纸面熏灸的时间和程度。针对这一情况,需注意:要根据纸制实物半成品进行整体熏灸效果设计,预先确定要出现熏灸效果的位置和大小,用铅笔作好标记;点燃酒精灯或蜡烛,将纸质实物从上至下,慢慢靠近火焰,注意其间距是以火焰的外焰到纸面的距离为准,因为火焰的外焰温度最高,内焰和焰心温度较低;注意火焰变化,及时平稳移动实物调整距离,达到间距相对准确时,保持实物位置固定,等待熏灸效果出现;纸面出现熏灸效果后,注意调整间距,以免温度过高,实物发生燃烧,在保证安全间距的同时,进行水平来回移动,以达到熏灸效果自然均匀。

二、熏灸肌理在艺术创作中的实际应用

视觉肌理的教学任务结束时,教师往往没有更多地思考学生当下所学的知识技能在其专业学习中是否可以发挥作用的问题。实际上,熏灸肌理不仅可以应用在专业学习中,也能够应用在今后的实际设计工作中。在此,以平面、动漫和服装三个设计艺术专业为例加以分析与探讨。

(一)表达平面广告的精神内涵

熏灸肌理作为一种视觉表达语言,不仅为平面设计师提供了丰富的创意空间,还能够激发创造能力。不论是燃烧边缘的边缘熏灸肌理,还是层叠晕染的表面熏灸肌理,都能够在平面设计中起到良好的美化装饰作用,传递出设计作品的内在信息。利用平面设计软件Photoshop,可以制作出不同形态、深浅、晕染的熏灸肌理效果,将这些视觉效果与设计理念加以结合,运用联想、象征、隐喻等艺术语言,升华其精神内涵,把视觉效果本身的自然属性和设计对象的社会属性有机结合,会在增强设计作品的视觉审美冲击力的同时,增添表情达意的功能性。日本著名设计大师原研哉的猕猴桃软饮包装设计即是如此。[3]为了表现产品的新鲜程度,原研哉将猕猴桃肉的本质肌理特征,表现在软饮外包装上,消费者能够直接通过产品的包装视觉信息,获得产品的信息及属性。将熏灸肌理应用在平面设计中的例子多不胜数,例如在香烟平面广告中,被烟渍侵染的牙齿、晕染发黄的牙菌斑、被香烟熏灸镂空的内脏器官等,都形成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运用如此直观的肌理画面,告诫消费者香烟商品的危害信息,其艺术震撼力已远远超越了传统平面设计的效果。

(二)强化影视动画的美术意境

动漫艺术涵盖范畴包括故事题材、主题内涵、叙事结构、人物性格塑造、影片风格、造型风格、视听风格等方面,而肌理的表现可直接应用在角色设计、影片风格、造型风格、美术风格的处理上面。这种动画设计人员开辟元素创新的美术风格设计,在继承熏灸肌理效果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让以往不易在动画中表现的视觉画面,能够以更好的视觉效果展现于世人面前。平面构成的熏灸肌理表现是基于绘画者或设计者的艺术风格而创作的。在当前的动漫艺术创作中,特效制作人员能够采用材质处理制作出熏灸肌理,应用在动画创作的场景设计、人物特技和画面特效中,在作品中创作出独特的绘画技法和美术风格。例如陈嘉上导演的电影作品《画壁》预告片中,结合了中国传统水墨形态,呈现出不同形态、深浅、晕染的熏灸肌理视觉感受,表现出古典背景下物质的独有质感,营造出复古、淡雅、质朴、隽永的意境,与中国水墨有异曲同工之效,呈献给观众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民间传统古朴内敛的美术意境风格。

(三)拓展服装设计的包装造型

服装设计与肌理密不可分,熏灸肌理可运用在服装效果图的表现方面。一是单纯强化效果图整体的视觉冲击力,二是有针对性地表现服装效果图的款式和面料,采用边缘熏灸和表面熏灸强化效果图技法的局部表现力,为设计锦上添花。熏灸肌理也大量应用在服装面料的二次设计中,根据不同服装材质的功能属性,采用燃烧法进行熏灸肌理的制作渲染,对材质本身进行二次设计,此方法也可结合剪、撕、刮、擦、染、编、绗缝等服装工艺手段,使服装面料焕发新的面貌,为服装设计提供更宽广的创意空间。相比其他艺术设计专业,服装设计在借助于计算机绘图软件的同时,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手绘表现技法,这跟服装设计效果图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服装设计作品的包装造型方面,熏灸肌理处理也是一种强有力的视觉艺术手段。不管是对效果图本身进行熏灸表现,还是对服装设计系列作品进行整体包装,边缘熏灸和表面熏灸都能够起到品味独特的装饰作用

艺术的审美作用范文第2篇

【关键词】艺术美语言美想象美意境美

作品的艺术美是指存在于一切艺术作品中的美,是艺术家根据审美规律,借用一定的物质媒介(色彩、声音、线条、形体、语言等)手段和载体把审美心理加以物化的产物。艺术美是现实美的升华,是美的最高形式。语文教材中有关艺术美的内容很多,它是语文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借助艺术语言进行语文审美教育,主要是培育对语文中文学艺术作品的物质材料——语言的“意象”性特点的把握能力,使学生通过对语言的“意象”把握,接受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意识,进而实现审美的心理构建。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艺术美。

一、咀嚼文字,领会语言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欣赏时只有通过语言这中介,充分调动自身的想象能力,才能将语言符号转化为具体的文学形象。叶圣陶先生说:“文艺鉴赏可以从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入手。这件事看似浅近,但是最基本的。”叶老明确指出从文字“入手”,而且品析要达到“透彻地了解”的程度。“妻子也是一盏灯。”(《光明日报》),“科技,托起城市的辉煌。”“我们用青春筑丰碑。”“一阵响亮的香味迎着我叫唤。”(约翰·唐《香味》),“雨过树头云气温,风来花底鸟声香。”(贾唯孝《登螺峰四顾亭》)这些语言,虽然不合语法常规,甚至也不符合事理逻辑,但仔细品味却很有美感。按照当代语言学家骆小所教授的观点,这是艺术化的变异语言。正是由对语法的偏离和对逻辑的“违背”,这些语言才产生了无穷的美感力量。这类语言在中学教材中也颇为常见。“突然是绿茸茸的草坂,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刘白羽《长江三峡》)“秋天像一条深沉的河流在歌唱。河流两岸还荡着我优美的思想。论文”(梁小斌《我热爱秋天的风光》)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教育改革呼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语文教师对于学生写作中的“变异”语言切忌错判,以免扼杀学生思维的火花。我们的古人也说过:“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味足。”只有对作家苦心创作的文学作品字斟句酌,反复玩味才能透彻领会其中的意趣。

二、驰骋思维,领会想象美

把语言文字转化为具体的文学形象的能力不是轻易就能获得的,必须经过想象的作用才能达到。独特的想象是艺术作品的灵魂,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作品。作者的想象,在于创造新的表象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完美体现。读者的想象在于借助已知的生活经验,把文学在作品中富有想象的艺术形象再现为有特定含义和内在联系的画面,从而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李白是一位想象力极为丰富的诗人,他的诗大都是根据想象中的感情印象进行艺术创造的产物,而且总是带着强烈的感彩来驰骋想象,因而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瀑布凌空而降,飞涌直泻,势如破竹,加之山势高峻陡峭,自然是如天而将,“疑是银河落九天”便是水到渠成的想象。“相思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山看人,人看山,互相敬爱,这时独自久坐产生的想象,大自然也具有了情感和生命。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借助夸张的想象,写出愁思如春水一样奔放倾泻,恣肆,又如春水昼夜不舍,长流不逝,无穷无尽,“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峻拔奇特的想象:寒风吹落的雪花压满枝头,在诗人眼中如春风中绽放的雪白梨花,生机无限,春意盎然。读后,使人陶醉在这想象所造成的艺术境界中,这是创造性的想象赋予艺术形象以鲜活的生命,给读者以审美熏陶和艺术享受。

三、融情入境,领会意境美

与品析语言比较起来,体味文学作品的意境则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也是一种更高级的享受。意境创造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意境即文学作品中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艺术境界,包括情景交融和理趣相生两种形式。

情景交融是形成意境的通常手法。情是作家内心独特的精神体验,景是作家为表达情感而捕捉的外物表象。当二者结合起来,作家笔下的景物就染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成为感情的载体。情景交融的意境蕴涵了极为丰富的美感。

“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郁达夫《故都的秋》)

这是一幅宏大的画面,带有主题的美感,碧绿辽阔的天空作了画的背景;地面上,五颜六色的牵牛花荟萃成流光溢彩的野花圈;天与地之间,间或出现一两只白色或灰瓦色的驯鸽,点缀在一大片空白中间,显得疏密得体,浓淡相宜。坐在院子里的人,手捧茶碗,举头望辽阔的碧空,倾身撷牵牛花,耳边不时传来驯鸽的飞声,画面动静结合,绘声绘色,秋的美、秋的情趣完全融合在蓝天百花之中。这种情淡中略带一点“野味”的情调,体现出故都秋的质朴美和原始美。画面中作者对色彩的选配也颇具匠心,大多是“冷色”,如青、蓝、灰、白等等,以此来显示深沉、淡薄的特征。若改用红、橙、黄等“暖色”,就破坏了主观色彩的协调和统一,冲淡了故都秋特有的风味和精神。它是作家审美观点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在孙梨的《荷花淀》中,开头部分对小院子及白洋淀夜景的描写,以月华如水的夜景描写和人物动作的优美来突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美,情和景水融,充满诗情画意。

我国古典诗词尤其讲究情景交融,“繁采寡情,味之必淡。”“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行,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一首“大江东去”俯瞰千古,起笔就把我们带入辽阔深远的意境,使眼前的江水和历史长河融为一体;江中的浪花激起诗人心潮的激荡和起伏。因此,诗人才把奔逝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英雄人物联系起来,产生无限深沉的历史感。这时的江水、浪涛与历史、英雄交织成一幅令人神往的历史画卷。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意境空灵辽远。如此,皆为“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引导学生体会诗词的意境,就要体味蕴藏于景物中的深切情感,这样才能领会物所包含的内在意韵。理趣相生是意境创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通常是借助自然景色形成的画面,表达某种哲学思辨,通过艺术形象巧妙地揭示诗人所悟出的生活哲理,给人以理性的启迪和艺术的情趣。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苏轼看到的庐山景色,突出了层峦叠嶂美不胜收,远近高低风景各异的特点。置身其中,细想起来,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得到某些局部的景观,因此,自然发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慨叹。作者以山作喻,进行了哲理的思考,进而启发人们思索人生世事的道理,可谓理趣相生,平中见奇,发人深省。

艺术的审美作用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钙蛋白酶抑制剂;脑外伤大鼠;神经保护;凋亡

脑外伤是一种由于间接或直接作用, 使脑部出现损伤的情况。比较常见的脑外伤有颅骨骨折、头皮裂伤、颅内血肿、脑震荡等[1]。受伤后伤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意识模糊、呕吐、头痛、运动障碍等情况。颅脑损伤后脑细胞常出现凋亡的情况, 这与继发性脑损伤的严重程度有密切关系。钙蛋白酶作为脑外伤继发性损伤中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 通过激活caspase系统可能会对脑外伤继发性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现采用大鼠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56只2~3个月大的健康SD大鼠作为研究对象, 所有大鼠的重量为255~290g之间, 其中雌性大鼠20例, 雄性大鼠26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28例。

1. 2 方法 先给予所有大鼠注射250 mg/kg水合氯醛(10%), 然后给予观察组28例大鼠的侧脑室注射10 μl钙蛋白酶抑制剂, 给予对照组28例大鼠的侧脑室注射10 μl生理盐水。按照不同的处死时间点将每组各分为四个小组, 每小组为7例:0.5 h组、6 h组、24 h组以及3 d组。次日, 利用自由落体撞击方式制造大鼠脑外伤(撞击的高度为1.6 m,重量为55 g)。在各处死点观察和记录大鼠神经功能的缺失症状。

1. 3 TUNEL检测法检测凋亡 使用多聚甲醛(4%)和生理盐水快速灌注大鼠, 然后将大鼠的整个脑组织取出, 并将软脑膜剥离完全。将取出的脑组织侵泡于多聚甲醛(4%)中约4 h, 然后再将其捞出侵泡于5℃的蔗糖溶液(30%)中约2 d时间[2]。将固定后的脑组织进行冰冻切片(厚20 μm), 并在TUNEL试剂盒中进行苏木素染色。最后使用400倍的光镜观察并记录阳性细胞数。

1. 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的统计分析使用SPSS11.5软件, 数据使用均数( x-±s)表示, 并使用t检验, 以P

2 结果

TUNEL法检测结果显示两组大鼠的海马区存在不同数量的TUNEL染色阳性的凋亡细胞。观察组中, 0.5 h组为(54±2.9)个、6h组为(56±1.0)个、24h组为 (59±2.2)个、3d组为 (66±3.1)个;而对照组相中, 0.5h组为( 66±2.4)个、6h组为( 64±1.4)个、24h组为 (68±5.6)个、3d组为 (74±2.9)个。可见, 观察组的TUNEL阳性的凋亡细胞在不同的处死点均比对照组少, P

3 讨论

Calpain系统是一种比较复杂的蛋白降解体系, 其主要的作用对象是受体蛋白、蛋白激酶、细胞骨架蛋白。通过对其进行降解, 从而将细胞分解, 使其引起凋亡。因此, Calpain的活化成为细胞凋亡的主要途径。通过本次大鼠实验研究, 总结钙蛋白酶诱发细胞凋亡的可能原因有以下两点:①启动了Caspases介导的细胞凋亡;②Ca2+的释出起到诱导死亡受体配体表达的作用。研究中, 给予观察组脑损伤大鼠钙蛋白酶抑制剂治疗, 在大鼠脑外伤0.5 h能检测到大鼠的凋亡细胞, 且凋亡细胞的数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在第3 d时达到高峰, 这也与其他文献资料中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使用钙蛋白酶抑制剂治疗大鼠属于一次性注射治疗, 在大鼠体内的作用有限, 因此, 能在短时间内检测到该药物对细胞凋亡的影响作用。为此, 推测3d后再进行TUNEL法检测, 由于药物在大鼠体内的代谢降解作用, 浓度越来越小, 可能难以抑制钙蛋白酶, 无法阻止细胞凋亡的进度。不过对于具体的有效时间目前仍需进一步实验研究。通过本次研究, 证明钙蛋白酶抑制剂对脑外伤后的大鼠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脑外伤后神经细胞继发性损伤, 这对于钙蛋白酶抑制剂用于治疗人类的脑外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艺术的审美作用范文第4篇

一、美术的认识作用

我们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对生活的反映。美术也是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去反映生活。欣赏者从不同的美术作品中去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具体生动的生活情景,从而认识真理、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这就是美术的认识作用,也叫认识功能。

美术的认识作用也体现在美术这种特殊的描写方式,也即语言形态中。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美术作品一旦被创作出来,就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可能性,不同时代的历史,不同民族的精神,也就会因此而有可能被保存下来,成为后人认识的对象。其次,美术作品的形式,比如说它的风格样式,结构特征等也可以成为人们认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主体精神面貌的依据。比如说我们能从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塑型风格样式的巨大差异中,看到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思维方式,的不同视觉表达形式:古埃及的雕塑风格刻板、平直,显然与其专制的社会结构有关系;而古希腊雕塑表现出来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形式意味,则反映了古希腊民主专制的特征。从中国的园林造型样式与结构中,人们则可以体会到中华民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的那种情怀或者说民族精神。所以我们不仅能通过美术作品所描绘的对象来认识世界和历史,而且也可以从美术把握对象的视觉方式中去认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代人的生活方面的内容。当徐悲鸿引进西方绘画的某些要素,来改进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从而成为后人理解,认识当时历史的根据呢?

二、美术的教育作用

美术之所以能产生教育作用,是因为美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不仅反映现实,而且还会对现实生活做出评价,由此提出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表达自己对人生与世界的体验与感受。当然美术的教育作用,并不是通过概念化和公式化的说教方式来实现的,因为美术作为一种语言形式,不但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证明一种观念、一种道德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美术作品中的视觉形象也不是披在某种道德观念和真理上的一件外衣。也就是说,在美术作品中形象与观念,包括道德观念应水融的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起到教育人们的作用。

美术的教育作用在不同的美术种类中,比较容易注入思想和道德方面的内容。比如说中国山水画则很难在这一方面有所体现。所以,我们应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美术的教育作用。我认为,从整体和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美术作品的教育作用体现在它能使人们对社会、自然、人生,他人与自我采取一种伦理态度。这种态度首先意味着人类对社会中美好的事物与正义的事业热爱,对真理的最求,对进步的渴望。

三、美术的审美作用

艺术的审美作用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味”范畴;“滋味”说;美学特征;美学意义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的创作气象万千,作品繁富,诗歌理论也杂呈纷出、更叠推进,形成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双线并行的格局。这里先不说自《诗经》以来的诗歌创作历史的久远,单就诗歌理论而言,至少可以溯源至春秋时代。春秋以来,中国传统美学以诗歌美学为中心,兼及书画美学,双向互释,几经融炼,形成“气”、“韵”、“神”、“境”、“味”五大基本范畴。本文拟就以“味”为基本范畴而形成的在中国美学史上独占一格的“滋味”说的美学特征及美学意义作一探讨。

“滋味”说是梁朝钟嵘提出,经同时代人努力,唐代司空图等人发展完善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歌美学观念及学说,在中国传统诗论及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美学史上,“味”作为与美相关的范畴是从老子开始的。到了《乐记》,就开始借用“味”来说明音乐的美感了,《论语·述而》中载,孔子在鲁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就倾向于以味论乐。尽管儒道两家都讲“味”,儒家所说的“遗味”是与对伦理道德境界的体验相联系的,道家所说的“无味之味”则是与个体对绝对自由境界的体验相联系,相较之下,道家的看法更加深刻地触及了审美的本质,所以道家所讲的“无味之味”更具有审美意义。⑴(760-761页)魏晋南北朝时期,“味”被频繁征引,刘邵、王弼均将味作为标准来品评人物或注释玄学,而阮籍的《乐论》又开始明确将“无味”与“乐”相联,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也提到了“味”,这都表明了在玄学的影响下美学的共同倾向,即“无味”为美。后班固在《汉书》中有“诚有味其言也”的说法,则是将“味”语言相联系的发端,此后陆机在《文赋》中,就直接用“味”来说明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将“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平列来说明文学艺术的感染力,作为美学范畴的“味”终于与文学这个审美对象建立了联系,实现了“味”作为审美规范的重大飞跃。陆机以“味”论诗,刘勰以“味”论文章之美,另据冷卫国先生的考证,在陆机以“味”论诗之前,汉·夏候湛就已在《张子平碑》一文中以“味”论赋了。其文曰:“……《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欤!”以上事实说明,“夏候湛的赋论对于‘味’这一概念介入文学批评,对于‘味’这一概念上升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从理论上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自齐梁以后广泛以“味”论文艺的先声。”⑵

然而,这还不能说“味”已成为具有审美属性的“味”,直到先于钟嵘(468-518)的宗炳(375-443)提出“澄怀味象”这一命题之后,“味”才实实在在地成为美学范畴进入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澄怀味象”是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萁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在这段话里,宗炳明确区分了主体和客体的两种不同关系,提出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观点。这里的“味”概念,是“象”对“ 澄怀”的主体产生的一种精神和心灵的愉悦和享受,是一种审美的“味”。宗炳的这一理论,是继承老子“涤除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命题的基础上对“味”美学的重大发展,无疑对后来的钟嵘的“滋味”说的诞生产生了启示作用,是“滋味”说产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发展过程。另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创造性地使用了“余味”、“精味”、“滋味”“遗味”等概念,并开始把“味”作为文学创作与批评鉴赏的标准来说明文章的美。“味”已成了文艺评价的重要审美范畴。

正是由于“味”概念的逐渐明晰,在继承前人关于“味”美学观念的基础上,钟嵘提出了“滋味”说,进一步突出了“味”在文学中的地位。“滋味”说的产生是“味”概念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的产物,魏晋那种摆脱了道德观念的恢复了人的本体地位的品评人物的风气逐渐演化开去,发展而为对文学的议论和评说,从而产生了许多文学批评论著,从审美角度观照文学作品的时机业已成熟。钟嵘的《诗品》就是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产生的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话。在《诗品》中提出了“讽味”、“玩”等与“滋味”相关的概念,提出诗歌的非功利性审美评价标准,即诗歌“无关国事成败,不涉风俗盛衰”,并把诗歌直接当作一种愉悦身心的审美对象。就是用这样一组概念,钟嵘建立了“滋味”说,从根本上把“味”同诗的美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就使得与美的欣赏体验有密切关系的“味”问题在《诗品》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得到了具有重要美学意义的发挥,成为一个纯美学范畴。

其后,唐代的司空图秉承钟嵘的“滋味”说,从前人对诗的“内味”的关注中,把中国古典审美理论引向对“外味”的关注,而且认为只有“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司空图举盐醋为喻,说盐止于咸,醋止于酸,但缺乏酸咸之外的醇美之味,他认为好诗应有酸咸调和之后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而有没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是一首诗是否达到“旨极”和“全美”的标志。司空图不仅在理论上重视“味”,提出了“韵味”之说,而且在实践上也身体力行,倡导以“味”论诗,其《诗品》就是“辨于味”而后“言诗”的产物。也正是由于司空图的补充“滋味”说才得以完善,不仅关注了诗歌的“内味”而且关注了诗歌的“言外之意”,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诗学审美理论。

可见,“滋味”说正是从“文以载道”、“以味释道”两组命题中置换出“以味释文”的命题来,使味和文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引起了美学思想的革命。

《说文解字》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中主给膳也。”由此看来,美是先民从生理味感之美感受到的一种超乎生理的心理愉悦。“滋味”说正是那种不排斥感观审美反应而又不局限于感官的深入心理以至精神的审美认识理论,是对人的审美认识规律的揭示。从文艺美学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如下美学特征:

【一】“滋味”说关注诗歌的审美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诗歌作为文学的正宗,被赋予“言志”的功用,人们用它“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在“兴观群怨”四种功用之中,除了“兴”包含诗歌对人的感染作用与审美尚有一定联系之外,其它很少涉及诗歌的审美作用。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也未涉及诗歌的审美作用。到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带来了“文的自觉”(鲁迅语),人们的审美情趣才更多地转向人的精神实质和这种精神实质外化出的形式、风韵、风采等。钟嵘的《诗品》正是吸取了魏晋品评人物的形式和精神,以“滋味”为标准来品评诗人和诗作的。他在《诗品序》中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⑶(10页),并说好的五言诗“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⑷(11页)在这段篇首之言中,钟嵘首先肯定了五言诗的审美意义,是众作中最有审美价值的诗体,并详细地说明这种审美价值是“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这是对诗歌对审美主体(读者)的感染作用的充分肯定。然后又从侧面说明“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淡,于时篇什,理过其词,淡乎寡味。”⑸(7页)这里应注意的是“淡乎寡味”一词,它从反面说明“寡味”的诗是缺乏艺术感染力的,其审美作用是弱的。故而主张“滋味”说的钟嵘并不欣赏永嘉之诗,那些诗多被他列入下品之中。在具体的品诗实践中,钟嵘始终把是否具有审美作用作为评诗的标准。在评应璩诗时说:“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讽味”二字道出了“济济今日所”这样的诗可供讽咏玩味的审美特征。评曹丕诗曰:“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赡美可玩,始见其工也。”曹丕的诗多达数百首,而钟嵘独欣赏其“西北有浮云”等十余首,原因就在于这些诗华美富丽,可供玩味,可以看出曹丕的精制工巧,还指出若不是有这十余首诗,曹丕“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也?”,连主张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曹丕都尚且如此苛刻,可见钟嵘对诗歌审美作用的重视。这里的“讽味”、“玩味”,以及在评价郭璞诗歌时运用的“玩”,都一反传统诗论“兴观群怨”的“载道”说,可以看作是对主张诗歌社会道德功利价值的“载道”说的反叛,是对诗歌作为艺术具有的审美作用的突出,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诗歌审美作用的肯定,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他甚至认为诗“无关国事成败,不涉风俗盛衰”,是一种赏玩品味的愉悦身心的审美对象。这是中国美学史上由注重诗歌道德功利作用向注重审美作用转化的真正意义上的转折,是从审美角度观照和品评诗歌的开始。

同时,“滋味”说还注重在创作上营造诗歌的审美意味,使诗歌本身对读者来说具有审美内涵,即有“内味”。他认为诗歌作为“吟咏性情”之作,必须“指物造形,穷情写物”,陈诗以展其义,长歌以骋其情;有“滋味”的诗作必须充满感情和激情,具有内容美;同时也必须“词采葱清,音韵铿锵”,具有形式美;并主张“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二者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作者创造的形象、景致才具有审美属性,即有“滋味”。这里的“味”、“滋味”主要是指一种难以言传却又感人至深的情趣、意味,是在主观之情和客观之景的融会处呈现出来的诗歌的审美特性和美感力量,是诗歌审美蕴含的客观规定性。这是从文学本体上对诗歌审美作用的关照。由此看来,钟嵘的“滋味”说无论从审美主体的角度还是从诗歌本体的角度来说,都是十分重视诗歌的审美作用的。

【二】“滋味”说关注审美主体(读者)。

现代美学理论认为,审美活动是审美主体同审美客体之间的情感与精神交流活动。在审美活动中,主体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马克思说:“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再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来说不是对象。”⑹(79页)“滋味”说就已注意到了审美主体(读者)方面的问题。宗炳在其《画山水序》中,就从主客体两反面阐释了“味”的产生,提出了著名的“澄怀味象”的美学命题。这里不说作为客体的“象”本体使审美主体产生美感,单就这一命题的主体方面来说,确实突破了前人之见。宗炳认为“味道”、“味象”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澄怀”,而“澄怀”就是要求主体在“味象”之时具有虚静空明的心境,认为只有进入这种心境,审美主体才能进入审美状态,对那些山水(象)产生美感。进而直接观照了主体的审美心胸,认识到了不同的审美心胸对同一客体所产生的不同美感有“仁智之乐”的区分,就像只有具备了“辨于音律的耳朵”音乐才能成为对象一样,只有审美主体具备了一定的心胸,“山水”或诗歌才能成其为对象。在魏晋以降的鉴赏理论中,主体得以关注,主体主动以身心投入的审美趣味日渐浓厚。刘勰甚至认为主体无情即无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钟嵘也认为“理”或者“意”脱离了审美情感就不可能产生味。因此可以说,“味”的产生,离不开审美主体的精神因素,其中最基本的是创造者和欣赏者的审美情感。

这种对审美主体(读者)的关注,到了唐代司空图那里,则更进一层。司空图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这虽然是对创作主体而言的,但也不排除对读者的关注。司空图认为,要识诗中“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象外之象”,读者必须“辨于味”,即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否则就不可言诗,这就对读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活动作出了具体的要求。现代诗论认为,诗是情感时空和智力时空的统一,诗的正真妙处总是莫名其妙,诗最讲韵味,诗是有意味的形式和有形式的意味的统一。正是由于诗有韵味,诗必须经过咀嚼才能知其味。也正因如此,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就用知音来比喻文学的审美,正如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之遇,文学之于读者和读者之于文学都要知音。也正是由于司空图本人深味诗中之味,他的《诗品》才成为名世之作,那二十四诗品格的高论,风味各异,可以说“贵得味处味”。⑺另外它的“象外之象”说也充分肯定了读者在审美活动中的参与和创造,充分肯定了读者的审美主体地位,其“玩味”之说更是典型化的体现了读者在审美接受过程中的创造作用。所谓“玩味”,就是通过对一部诗作品的语言、韵律、节奏等外在结构与情景、意境等内在结构的整体观照,熟读咀嚼来把握和领悟其内含的精神意蕴的过程。这一过程重要的是读者的参与,正因如此,中国诗学历来强调接受者的“会意”、“自得”和“心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妙境一直为中国诗学推崇。而司空图既可意会又可言传,他确实是一个超凡的读者。正因为“滋味”说注意到了审美活动的主客体两方面,并突破性的关注读者这一审美主体,从而说明艺术之“滋味”是文学活动主体(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的某种自我感觉,它的本质是非理性的,它来源于文学活动主体感性生命的存在,归属于文学活动主体感性需求的满足。这正如陈望衡的《中国古典美学史·绪论》之“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简论”中指出的,中国古典美学以“味”为核心范畴构成审美体验系统。“味”可以说是中国审美体验的代名词,是中国美学表示审美体验的主要动词。

【三】“滋味”说审美创造和审美趣味观与接受美学有相合之处。

现代接受美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伽达默说:“对于本文或艺术作品的真实意义的发现是永无止境的,它事实上是一个无限的。”这是现代人对文本“意味”的认识,而在中国古代诗论中,类似此种的高论已由来已久:先是老子的“无言之美”说,后又有“余味无穷”之说。诚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虽无接受美学之名,早有接受美学之实”(7)。两种相差千年的认识如此契合,真可以说它们共同深入了艺术的本质,共同切近了真理。接受美学还认为,作者创造的艺术文本具有“召唤性”,读者阅读也有一种审美期待,只有二者不谋而合,文本才能释放出它隐含的美学意蕴,才能为读者所接受。钟嵘认为诗只有具备了“内味”的美学品格,才是佳诗 ,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因而“味”之于诗几乎成为诗得以接受的前提。为了营造“内味”,中国诗创作总是追求空灵之美,追求诗内部隐含的空白和未定点,以显示深邃无穷。而这些空灵的部分,正是接受美学所说的本文的“召唤性”,是吸引人的地方,这些空白和未定点的存在,给读者造成审美张力的对峙,这种张力则呼求读者去调动自己的想象味诗,去填补其中的空白。这无疑又是一种契合。另外司空图“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的论断,一方面注意到了读者的审美主体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读者言诗的审美期待。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以酸咸为喻,说明了读者对“言诗”的期待、希望和渴求,这是读者透过表象深入文学本质并指向“象外之旨”的审美希望和审美渴求。为此,更进一步提出为了使读者品尝更多的“味外之味”,读者不能仅限于味单一层次的“象”上,还要追求“象外之象”,这就是要求读者在文本条件下,调动自己的想象积极参与文本的“召唤结构”的填充。司空图还提出了创造这些“召唤结构”的具体艺术手段,即“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的风流”,认为只有如此,意味方生。他认为那种让读者在美感中“尽得风流”的含蓄(即隐含的召唤性)是符合读者对感觉的丰富性和希望能在诗境中获得一个永无止境的艺术世界的审美追求的。黑格尔在《美学·全书序》中谈到:“艺术的显现却有这样一个优点:艺术的显现通过它本身而指引到它本身之外,指引到它所要表现的某种心灵性的东西。”诗作为文学艺术的高级形态,更是这样。阅读实践证明,读者心灵中的感受、情感和意味与诗中的综合性所指并不完全相同,这就构成了审美的多义性,由于这种多义性的存在,诗作为审美客体就会随接受者的不同因人而异,就显得越发隽永、余味无穷了。中国诗论中的“余味无穷”、“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就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所谓“滋味”就是接受者对审美活动中某种美感的感性肯定。这样一来,中国传统诗论中的“诗无达诂”之说就不难理解了,诗本体的难以达诂和读者对诗的不同诠释都是“诗无达诂”的原因 。

然而,“滋味”说并不囿于接受美学的读者主体论,而是一种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批评的审美理论。上文我们已经论述了“滋味”说的对诗歌审美作用和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的关注,但这只是“滋味”说的这种学说的一个方面,而它的另一方面是基于审美基础上的批评。从文学批评发展的内部规律来看,“滋味”说发展了前人关于“味”的美学思想,并以“滋味”品诗论诗,并把“滋味”说作为诗歌创作和批评的美学准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的、系统的、明确地解决了诗味从何而来,怎样才能使诗有“味”,又怎样辨于味等一系列问题,真正将“味”由被动接受的心理活动转化为主动批评的心理活动,形成了自己接受──创造性欣赏──积极批评──重期待视界──指导诗歌生产这样一个极富开放性的反馈系统。这样在关注审美主体的同时,也注重了“滋味”这一美学原则的审美批评作用,这就使得“滋味”说在契合接受美学读者主体论的同时,超越了唯读者主体论,让读者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变成有批评眼光的主动的接受者,从而在作品、作者、读者之间形成一个开放的反馈系统,使得“滋味”成为作者的创造追求、读者的审美追求,成为一种艺术境界、一种审美规范。

以上着重论述了“滋味”说具有时代意义的美学特征。正是由于这些审美特征,“滋味”说才卓然立于中国诗论之林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味”美学发展为“滋味”说这一完整的理论,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美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滋味”说的诞生,树立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纯文学的标帜,促进了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首先,“滋味”说的诞生,是中国传统美学“文以载道”的道德功利规范向审美规范转变的开始。中国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以儒家的“文以载道”的“诗教”观为宗,一般只讲文学(诗歌)的社会道德功利作用,而很少顾及诗歌的审美作用。正统的诗是经世致用、安邦治国的或者是认识事物的工具,而随着人的自觉、文的自觉和文艺的本体地位的恢复,人们对文的看法就大异于前人了。钟嵘大胆提出了“玩”、“玩味”“讽玩”等“滋味”说的核心概念,从而把诗歌看成非功利的“无关国事成败、不涉风俗兴衰”的愉悦身心的审美对象,这是把文学艺术从“政教”阴影拖出来恢复它的本体地位,也是文学功用认识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正是由于它恢复了文学的本体地位,把诗歌当作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中国的美学传统观念从此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后产生的“意境”说、“顿悟”说、“性灵”说等,都注重诗歌的艺术性,并大力恢复诗歌作为审美客体的地位。他所确立的从审美角度观照文学的美学准则深深的影响了以后的诗人、品诗者。宋代苏轼继承“滋味”说的美学观念,提出了重要的“反常合道”的诗学观念,杨万里则把“味”作为考察诗歌流派的主要标准。将“味”视为诗之所在,并赋予其本体意义,形成以“味”为体的诗学本体论,这在当时标志着对宋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拒斥和挣脱,也意味着对传统诗学观念的继承和复归,这在“以意为主”、“以理为主”或道体文用的宋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中是极为重大的事件,也说明了“味”美学的影响之深远。此后明王廷相,清袁枚均有文字论及“味”,甚至这种影响在《红楼梦》中亦能看得见。

更为重要的是,“滋味”说树立了一个纯文学的标帜。“滋味”说作为一种审美理论和审美批评论,它的标准是纯文学的。在钟嵘看来,有“滋味”的诗必须充满激情,他说玄言诗之所以“淡乎寡味”就是因为它“理过其词”,缺乏感情,这是自陆机以来“缘情”说的继续,是对文学本体性质的肯定,是对纯文学标准的高扬。其次,他认为单有感情而词语简朴,仍不得称为“工”,还必须“词采葱清,音韵铿锵”,具备文采、音韵的美感。正是在这种兼及形式、文采、音韵的系列纯文学标准之下,横槊赋诗的被称为汉家史诗的曹操的诗被打入下品,虽然后世之人对此多有微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的却是“贵气盛词丽”、注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审美标准。由于当时习气的影响,在这种纯文学标准执行的过程中可能有些偏激,但我们断不可责备,也不必求全,而对这种崭新的审美标准运用所带来的开创性意义应予以积极的肯定。诗应该成为有形式的意味和有意味的形式的完美统一,这两方面任何一方的偏废必将导致诗歌或别的艺术拒绝美,难以产生美感。钟嵘对陶渊明的评价就是这样,确实开风气之先。此后司空图更是如此,它所区分的二十四种诗的品格,就是根据纯文学标准“味”诗的结果。从每一种品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司空图所说的风格的区别并不在内容,而在于作者运用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创造的意识境界的审美属性和给人的感觉的区别。纯文学的标准在这里运用得自然、纯熟,而且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时时刻刻围绕着“味”这个中心概念的评价系统,这就确立了“味”在中国美学史上与“气”、“韵”、“神”、“境”相并列的地位。

虽然,“滋味”说在唐代“意境”说产生之后,其影响远不及昔日,但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它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对当时永嘉诗风的扭转,起来重要作用,在它的倡导之下,中国美学开始注重诗歌的审美作用,它所树立的纯文学的标帜为唐代“意境”说的诞生作了准备,它是一种全新的文艺美学主张,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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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梁·钟嵘,徐达译.诗品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文中未注明的有关《诗品》的引文均出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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