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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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研究方向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统计学；教学方法；互动教学；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7-0097-02
一、引言
统计学是一门通过搜集、整理、分析数据等方法，推测分析研究对象的本质，预测其未来的综合性科学，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和应用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今世界大数据分析遍布各个领域，统计学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大，而且与多个学科交叉，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分析工具。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统计学》课程是教育部规定必修的专业核心课之一。在强调培养学生统计应用能力的同时，为学生进一步学习计量经济学和多元统计分析等提供必须要的统计学理论基础也尤为关键。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统计分析需求的提高，以及目前高等院校教学计划对《统计学》课程授课时间的限制，现有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管理类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管理类专业《统计学》课程的教学水平，培养更加符合时代需求的经济管理类人才，探索《统计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路径是当前高校教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现有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现有的面向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统计学》课程教学方法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统计理论教学多而统计实践教学少。在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统计学》课程的课堂上，教师的教学方法仍然以讲授理论为主。虽然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但依然是讲授统计学的理论知识为主，且对于统计学知识如何应用的实践性教学非常少。以课本知识为主的讲授方式，学生实际应用统计学的能力缺乏足够的锻炼。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拥有一定的统计学的理论知识，但是却不会运用这些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缺乏案例教学。在统计学理论知识的教学部分，大多数教师仅仅是照本宣科，讲述完某个统计理论的内涵后，没有采用相关的案例来进一步说明该理论可以应用的背景，或者该理论可以解释的现象。此外，《统计学》课程的学习要求同学们具有较扎实的数理基础，且很多统计学理论都会涉及到一些数学公式。对于这些数学公式，基本上都缺乏相关的案例来解释这些公式的内涵。然而，目前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在招生时多为文理兼收，因此部分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这使得他们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公式的内涵，导致对统计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入。
3.缺乏互动式教学。就目前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统计学》课程而言，教学明显缺乏互动性，教师和学生之间交流很少。一是统计学的理论内容比较枯燥，而教师的授课方式与风格不能改变这种枯燥，甚至使其更加枯燥。二是学生对课堂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这主要是由考核方式以闭卷考试为主，所以学生更关心课堂笔记而忽视课堂参与。互动式教学的缺乏可能会造成教学效果的事倍功半。
4.软件应用教学不足。当前应用专门的统计软件，例如R、SPSS、SAS等，进行统计研究，已经成为大数据背景下各个领域进行统计分析的常态。但由于受到《统计学》课程内容多、学时少的限制，我们分配在软件应用教学上的学时较少。实际上，这些统计软件是比较复杂难学的，学生在缺乏教师指导的情况下很难自己学好软件应用。此外，由于部分高校对《统计学》课程的考核方式里不包括对软件应用的考核，也会导致部分学生会忽视软件应用的学习。
三、教学方法改革的建议
针对上述提出的现有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结合自身多年教学科研的经验和实践，通过不断的创新与摸索，提出以下几点改革建议。
1.理论与实践并重。面向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统计学》课程授课老师在讲授课程内容时，应当坚持理论性教学与实践性教学并重，不可过分重视理论而忽视统计实践。而且实践性教学不仅能培养学生运用统计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反过来促进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统计学的相关理论。对于实践性教学，教师应该在教学的过程中，结合理论性教学的内容，给学生安排课后的实践任务。例如，在课程开始时，教师可以给学生分组，让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如大学生网购等作为调查主题，根据统计学的授课进度，分步完成搜集数据、整理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推断等任务。这种方式能让学生有参与感，体会统计实践的过程，促进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
2.采用统计分析案例教学。通过课堂上引入具体的统计学案例，引导学生选取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使得抽象枯燥的统计理论变得立体生动。通过采用统计分析案例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锻炼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在选择案例时，可以根据经济管理类专业自身与经济社会联系紧密的特点，选择具有专业特色的案例进行深度分析，具体说明统计方法运用的背景、条件以及分析过程。例如，股票市场的案例、物流公司的案例、房地产市场案例等。此外，统计学案例也需要做到与时俱进。
3.采用互动式教学。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统计学》是课程难度较大，如何提高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以及课堂参与的积极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学生只有拥有浓厚的学习兴趣，才能具有学好统计学的动力。互动式教学恰好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所以，在面向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统计学》课程的教学中，采用互动式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互动式教学并没有具体的形式，它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方法，积极引导学生学习《统计学》课程的思路，激发学习《统计学》课程的兴趣以及课堂参与的积极性。此外，可以将互动式教学纳入课程的考核范围，这样可以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4.理与软件应用相结合。使用统计学方法解决经济管理实际问题时，需要处理大量的统计数据，此时学习R、SPSS、SAS等专业统计软件是非常必要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统计理论教学与软件应用相结合。一方面，可以解决大量数据烦琐的计算问题，提高教学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教师统计软件的演示，学生可以更好地学习软件操作，掌握运用软件处理数据的方法。由于受到《统计学》课程内容多、学时少的限制，大部分经济管理类专业在课程安排时，选择先讲授统计学的理论知识，在理论课程结束之后，才安排软件应用的上机操作课程。这种安排是不尽合理的，从以提高学生运用统计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的的角度看，既不利于教师的教学，也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将理论与软件应用相结合，教师可以更好地教授理论知识，学生也能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并熟悉软件的操作，对于软件操作，在学中用，在用中学，有利于学生更加快速地学习软件应用。
四、结束语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虽然面向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统计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已经越来越规范化和系统化，然而目前的教学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学无止境，教无止境，时代的要求在变化，教学方法更应该不断地改革和完善。面向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统计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应当更加丰富多彩。本文面向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统计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几点建议是经过我们多年的《统计学》课程教学和探索的总结，希望能对广大师生提供有益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唐志.统计学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理论与实践[J].高教论坛，2011，（11）：17-19.
[2]黄海午.《统计学》课程教学新模式探索[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2）：163-164.
[3]吴启富.中国统计学课程建设发展沿革及存在问题[J].统计与决策，2012，（3）：48-50.
[4]纪淑娴.网络环境下经济管理类统计学课程教学的思考[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0，（30）：109-111.
[5]史文雷，徐蕾，彭学君，宋存米.经济管理类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科教文汇，2011，（06）：41-42.
[6]姚寿福.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12，（29）：23-27.
经济法研究方向范文第2篇
1.1 教育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冲突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虽然现存的教育目的存在培养“道德理性人”、“生活自然人”和“现实社会人”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教育的最终目的仍是培养出一定的符合特定理想目标的人。然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①经济的目的是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教育目的的理想性和经济目的的现实性直接促使了教育经济学内部理想和现实冲突的生成，这表现为在教育领域中追求教育公平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冲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与专业技术培训的冲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与大学自制的冲突等。
1.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冲突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教育领域内的经济现象和规律。多数国内学者认为，正因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是教育与经济相关的领域，故它的研究更多应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②虽然目前的大数学者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都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但教育经济学在现有理论构建和具体研究中还是难以摆脱简单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教育问题的顽疾。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冲突突出地表现在把教育问题或教育过程简单地看作经济问题或经济活动，进而完全用经济学方法来处理教育经济问题。
2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原因分析
2.1 学科性质的交叉性
教育经济学滥觞于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而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对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引进发展到今天以中国国情为土壤的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越来越多地从部门经济学向交叉学科性质转换。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教育学与经济学相交叉融合的学科必然面临着将教育学与经济学两门不同的学科进行交叉整合的问题，这些问题容括了从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到内容体系和具体论点的各个方面，需要对这两门学科进行非线性的交叉和综合是引发上述冲突的根源。
2.2 研究主体专业背景的差异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主体大多是教育学和经济学学者，伴随着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设立，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队伍的专业背景不断扩展到管理学、统计学等学科。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的专业背景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内容体系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如经济学者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部门经济学，应该用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逻辑和经济学的理论来进行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一些学者甚至基于经济学的“显学”地位蔑视其它学者的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而教育学者大都坚持教育经济学属于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最终要为教育服务，并抨击教育过程的经济化，提出要重视教育学在教育经济学中的价值规范作用。
2.3 学科发展的欠完善
教育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推动下于20世纪60年代初步形成，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被引入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教育经济学在取得了一些成果的同时，仍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研究对象和边界模糊；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密的逻辑体系；没有较为完整、独立的理论。”③此外，教育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偏重定性研究、缺乏自主创新和研究不规范等问题。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欠完善不仅造成了其内部的冲突和分歧，而且还削弱了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和现实的解释力与影响力。
3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平衡
3.1 研究价值取向的确立
确立正确的价值研究取向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基石，价值取向的关键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正确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价值取向的建立有利于平衡教育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冲突。教育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既有宏观层面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微观层面学校的有效运行和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所以，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地确立为为经济或者教育服务，而是要基于相应的研究对象确立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因此，教育经济学正确的研究价值取向是：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为经济服务，而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为教育服务，且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权衡问题。
3.2 不同研究者的对话
不同学科背景教育经济学研究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主要途径。教育经济学研究队伍的专业背景的多学科性一方面加大教育经济学内部的冲突和分歧，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队伍。教育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既不从属于经济学，也不从属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更好地为教育和经济服务，不同的学者就应该抛开其专业背景的立场和视角，真正从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来研究教育经济学。经济学者要摒弃其用“硬科学”眼光来看待其它学科的立场，在研究注重教育规律；教育学者要抛开对教育问题进行经济学的偏见，在研究中主义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的运用；其它专业研究者要努力在研究教育学和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其学科背景丰富和发展教育经济学的理论。
经济法研究方向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经济学 现状 问题 趋势
一、法经济学的概念
法经济学是舶来品，其英文名称有很多，例如“Economics of law”（法的经济学），“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法律的经济分析），“Law and Economics”（法和经济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经济分析法学）等。在以上名称中，得到公认的是“Economics of law”。
理查德・A・波斯纳在他的《法经济学运动》一文中写道：“由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的行为范围如此之大，以致法经济学只好做一个宽泛的定义，以便它能跟经济学一样扩展很广”、“这个被松散地称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学科”，可见波斯纳将法经济学定义为用经济分析法来分析法律问题。我国学者蒋兆康在《法律的经济分析》译者序言中给法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全面地理解法经济学的含义无疑使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同时也拓展了法律与经济这个主题所涵盖的范围。人们在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加深对法律制度理解的同时，也会更多地去探讨法律制度对经济制度运转的影响。
二、西方法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法经济学既然是舶来品，在分析中国法经济学发展现状时不可避免地先分析国外法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以美国法经济学的发展为例，分析其对中国的借鉴与发展。
科斯于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引入交易成本来研究社会外部性，论证了“当交易成本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不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但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科斯认为，当人们从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体制向交易成本为正的体制转变时，法律制度变得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的高低才是制度选择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科斯引入了普通法案例来研究经济问题――坚持理性选择下成本收益比较的实证分析，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推演。
卡来布莱西专注法经济学中的传统侵权法理论，开创性地从风险分配视角切入，认为侵权法是一个引致合理警戒行为的体系，财产损害的成本等同于执行这一体系的成本，损害成本理应分摊给最有可能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该项研究标志着经济学分析正式打开了传统法学垄断的普通法研究领域――侵权法，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普通法的兴趣。
法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是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法理学、普通法、市场监管、公司法、金融法等领域，创立了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标志着“效率”主题在普通法领域的巨大成功。波斯纳指出，作为规范体系的普通法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有效行为，为人们自愿的低成本市场交易创造激励。受波斯纳的影响，法官、律师及法学家开始研究法经济学，法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
综上，美国的法经济学家将法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法经济学从纯理论研究走向实践，使越来越多的法官、律师加入了法经济学的研究队伍，开创了法经济学的新时代。
三、法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法经济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法经济学研究多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钟明钊和顾培东早在1983年就曾引进和提倡法经济学研究，但并未得到学界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得益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在国内的兴盛，法经济学才开始从国外大量引进并传播。纵观近30年来国内法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法经济学理论的引进
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学者开始尝试对西方法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并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张乃根、魏建及周林彬在研究西方法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对法律的价格、立法和司法等开展了尝试性研究。黄少安从哲学基础和理论架构等方法论层面，对理性选择、科斯定理、产权结构和制度演化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深入分析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产权理论的著作。
（二）法经济学的深入发展
这一时期，全国多个区域性经济学研究中心相继建立，使我国的法经济学发展迅速，研究主体由法学研究者为主变为以经济学研究者为主，推进法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形式化。这个阶段理论研究的领域有：对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梳理与探讨、从科斯定理切入对法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探讨、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基本逻辑。案例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以悬赏广告为例，对主体间合作剩余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以“三菱帕杰罗”案为例，研究产品缺陷标准的内生问题；由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案例，考察了所有权与先占行为的挂钩和脱钩问题。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倾向于实证与本土化研究。比如定量化研究趋势的出现，国内研究者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的探索与尝试，例如周林彬对中国私力救济制度的实证分析。另外，国内研究者继续大量选择对中国法律运行机制的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例如陈健和黄少安研究了中国以房养老的可行性。
综上，我国法经济学的研究侧重将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总结和发展出适合本国的理论，并逐步运用于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
四、我国法经济学的发展问题
法经济学在我国属于新兴学科，起步晚、发展慢，目前处于发展的初期，所以学科的发展有诸多问题。
（一）经济学与法学之间的障碍
法经济要发展，就必须破除经济学与法学之间的障碍，这需要从经济学者和法学学者做起，他们的充分交流和互动，才能促进法经济学运动的发展，实现法经济学的繁荣，在全人类范围内实现最大的福利。而目前的情况是，法学家在经济转型领域几乎是缺席的。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中，几乎听不到法学家的声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法学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法科学生普遍缺乏经济学与统计学、会计学的基础知识，一方面导致法科出身者运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遇到障碍，另一方面导致部分法学家对金融现象的不了解和不理解，无法进行金融现象的法律分析。法金融学在美国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并且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对于实现美国金融的规范发展和稳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制度保障。中国的金融发展急需制度保障，法经济学的发展任重道远。
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法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里，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的许多效应，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是那遥远、艰难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作为处于发展初期的交叉学科，法经济学还有待于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
（二）法经济学的本土化力度不够
如前所述，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基本上处在翻译、介绍、评析西方法经济学理论的阶段，少数学者尝试对中国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制度进行了法经济学分析。虽然后者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原创性的成果，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存在“重移植、轻原创”的现象，很多学者并不热衷于西方法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即原创性理论的研究，在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当前存在的法律问题时奉行“拿来主义”，喜欢纯粹地“移植”西方的法经济学理论。由于原创性、针对性理论的匮乏，西方理论成为唯一指归，导致中国的法经济学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书本上，并没有提出多少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解决中国法律问题的法经济学理论。因此，我国当前的法经济学研究，应该在吸收西方的法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不断深化和积累我们自身的知识，关注中国的法律实践，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法经济学理论。只有实现法经济学的本土化，才能开拓学术讨论的空间，以增加与国际学术界和学者的互动和对话。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法经济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我国的法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必然趋势。
五、我国法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一）本土化、实证化研究程度加深
中国大陆的法经济研究发展时间较短，对基本理论的研究贡献甚少，主要聚焦于法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运用：①本土化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孜孜不倦的推进方向，国内学者对中国案例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归纳和分析，近年来国外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法经济问题；②数理分析和实证研究逐渐取代了发展初期的文字阐述与规范分析，成为未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越来越多新生力量的加入，数理模型、博弈论、计量分析等经济学分析工具的普及率大幅提高，本土法经济学研究将会不断向规范化和形式化方向发展。
上述变化可能预示着法经济学研究的某些学术倾向：首先，研究方法方面，形式化、规范化的研究有待深化。科斯认为，法经济学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技术优势”。在法经济学领域还有很多问题尚缺模型化，变量之间的微观机理有待明确，部分模型的解释力有待提高，而这些都要求有更深入的数理研究来支撑。同时，实证研究亟待加强。相较于数理化，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更为薄弱，许多已有理论缺少普遍性检验。因而，相关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也是未来工作的一个重点。另外，案例研究仍需继续。虽然案例研究在整个法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显得那么边缘，但科斯所选用的精心描述的案例研究方法在法经济学研究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缺少完全数据、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尤为重要。其次，在研究领域上，行为法经济学方面，引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拓展和深化传统的法经济学研究，使研究变得更为现实，进而减少决策中的行为扭曲；法律的动态经济分析方面，不同于新古典法经济学的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引入时间变量的动态分析能增加假说的现实性与预测性，有助于加强法律的精确度和反激励研究。此外，对社会规范的研究可能也是未来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二）对法学教育的启示
法经济学的本土化涉及到经济学知识、法学知识和法经济学知识。而我国法经济学界的知识储备不足，从事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经济学学家和法学家，由于我国有严格的学科划分的传统，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叉并不多见。因而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乐于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辛勤耕耘，长期以往，导致法学家缺乏必要的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家缺乏必要的法学知识。在教学上，我国的法学院基本不开设经济学课程，经济学院也只开设极少量实用性较强的法学课程，如经济法、公司法等，使得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学生对法学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更为重要的是，专门开设法经济学课程的高校也不多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的。应当说，法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知识和法学知识的欠缺阻碍了法经济学本土化的进程。因此，我国需要强化法经济学的教学力度，在高校学生中尤其是法学院和经济学院的学生中开设法经济学课程，并在法学院中开设经济学课程，在经济学院中开设法学课程。
六、行文结语
作为在社会科学中居于最为显赫地位、掌控着社会科学话语权的两门学科――经济学和法学的融合，法经济学使我们以一个新的方式体会法律体系，这个新的方式对于法学家以及对于任何一位对公共政策问题有兴趣的人都极其有用。法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方式将给予我们启示，即也要把法律的作用看成是按经济理性的标准对法律权利的分配。确切地说，基于经济合理性来认知与理解法律问题，从经济学成本收益与资源配置角度出发，对法律及其制度安排作经济的分析，以期使这种安排达到最佳效益。总之，法经济学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智慧的结晶。它不仅体现了经济学向其他领域的广泛扩展，而且预示了更多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比较、交融的趋势。从根本上讲，法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创造性过程，有待于我们一起去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1]Richard A. Posner：《The Law Economics Movement》， The Economics Structure of Law， edited by Francesco Parisi， Edward Elgar
[2]Coase， R. H.，《The Firm， The Market， and Law》，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经济法研究方向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这既源于西方 经济学 实证研究传统的复归，也源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理论工作者应很好地坚持这一方法，但也应在此基础上强化规范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 指导 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 总结 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 逻辑 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 检验 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 调查 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经济法研究方向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经济辐射理论分析方法
一、经济辐射的含义
经济辐射是指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地区的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之间进行资本、人才、技术、市场等要素的流动和转移，以及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传播，以现代化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替代与现代化相悖的旧习惯势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国外的经济辐射理论
国外对经济辐射现象的理论研究比较早，主流理论有以下几种:
1.增长极理论
经济增长极最早于1955年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雷提出。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总是首先由少数区位条件优越的点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极。增长极的辐射表现为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使资金、能量、信息、人才等向发达地区集中，之后再通过扩散效应把经济动力与创新成果传导到广大的腹地。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增长极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
2.点轴开发理论
该理论是把国民经济看作是由点、轴组成的空间组织结构，“点”即增长极，“轴”即交通干线。松巴特认为空间极化不仅会出现在若干点上，也可以出现在连接各点的重要交通干线及其沿线的线状地带上。它一产生，就会对产业和人口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导致产业和人口在沿线的聚集，形成新的增长极与点线一体的极化带。使极化过程与扩散过程在空间上可以沿着既定的方向连续进行，由单个、静态的点成为一个空间的量，因而具有了动态的性质。
3.网络开发理论
在经济布局框架已经形成，点轴系统比较完善的地区，进一步开发就可以构成现代区域的空间开发结构，实行网络开发。网络开发必须同时具备三大要素：一是“节点”，即以各类中心城镇为增长极；二是“域面”，即沿轴线两侧“节点”所吸引的范围；三是“网络”，由物流、人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等的流动网及交通、通讯网组成。
三、国内的经济辐射理论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实力和辐射扩散能力不断增强。因此，国内有关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1987年，陈田首先对全国性城市经济影响区域的空间组织进行研究，定义了城市经济影响区。他认为：城市经济影响区是城市经济活动影响能力能够带动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
1993年，复旦发展研究院课题组提出大都市经济圈的概念，也就是某一大城市突破行政区划的局限同它邻区化或外围化的地区成紧密经济联系的一体化经济区。
2002年，胡序威提出都市区是由中心市和外围非农化水平较高，与中心市存在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邻接县（市）两部分组成。都市区的地域范围，即为与中心市保持便捷通勤联系，或城市功能由中心市向外扩散直接影响所及的范围。其地域范围的大小与中心市规模的大小呈正相关。
2003年，孙娟综合采用空间要素、时间要素、流量要素以及引力要素界定出四个空间范围，然后将这四个空间范围进行叠加划分出南京都市圈的范围。
四、我国实证研究方法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经济辐射现象的研究得到了我国有关学者的高度重视，除了对该现象的形成与发展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外，他们的研究方向由最初的理论方面转向实证方面。
1.开放经济下的经济辐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考虑了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的物质、资金、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及其相互间的影响。
学者周旭霞将一国对另一国的经济辐射强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她借鉴了对外贸易乘数的研究方法，在两国模型中，推演了一国对另一国经济辐射强度的数学计算方法。（具体推演步骤见参考文献原文）。
学者周旭霞先假设只存在本国和外国两个国家，然后根据本国和外国的国民收支供需均衡方程，将本国和外国的消费函数和进口函数代入方程，在根据本国的出口即外国的进口、本国的进口即外国的出口这个默认条件，整理出本国对外国经济辐射强度计算公式：
h为一国对另一国的经济辐射强度，m为本国的边际进口倾向，s为本国的边际储蓄倾向，m*为外国的边际进口倾向，s*为外国的边际储蓄倾向。
在得出该公式之后，该学者分别计算了中国对香港、日本和美国的经济辐射强度。
另外，学者陈正伟在《总部经济辐射力的统计测定方法》一文中对经济辐射强度也作了研究。该学者定义总部经济辐射能力(外向度)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在此基础上，该学者选取了10项指标来反映总部经济辐射能力：单位分布辐射力、全部业务收入辐射力、资本运营辐射力、负债辐射力、资产辐射力、税收效应辐射力、就业岗位贡献辐射力、要素贡献辐射力、国民经济辐射力、技术进步辐射力（指标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原文），然后进行了实证分析。
可以看出，这两位学者在研究时，都考虑了研究对象与外部的联系。根据学者周旭霞的研究方法，可以计算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经济辐射强度，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美中不足的是，该方法只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研究。因此，笔者一直在思考：如何将该方法运用于地区之间的研究，如何使二元的研究变成多元的研究，如何选取地区的指标，如何定义计算经济辐射强度的公式。
学者陈正伟的研究方法与学者周旭霞的相比，更适用于地区经济辐射强度的研究。但是，根据他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其计算结果的意义比较宽泛，只是笼统地让人知道该经济体的经济辐射强度是多少数值，并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2.封闭经济下的经济辐射研究方法
该研究方法所采用的指标数据仅局限于研究对象本身，未考虑研究对象与其他地区物质、资金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情况。这种方法主要是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各个研究对象的综合经济实力，然后把该结果代入相关公式计算，得出经济辐射强度或经济辐射半径。
例如，学者高丽娜在《泛长三角核心区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半径的界定》一文中，首先选定年末总人口、年末就业人员数、工业总产值、gdp、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预算内收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存款余额、贷款余额这14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长三角16个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然后将该数值代入经济辐射半径计算公式，算出了综合经济实排名前五城市的经济辐射半径。
文章《小城镇经济辐射区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与高丽娜的研究方法大致相似，亦是先选定了非农人口比重、农村非农产值比重、居民点和工矿用地比重、农村第三产业比重、人均gdp、小城镇财政收入、人均乡镇企业收入、劳动力转移比重、电话门数/百人、初中文化所占比重10项指标，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重庆大足县22个小城镇的综合经济实力，然后将这22个综合经济实力数据代入有关公式，计算得出该22个小城镇的经济辐射半径。
由以上两则例子看出，封闭经济下的经济辐射研究方法，选定的各项指标数据只是描述研究对象自身的特征，数据并不涉及研究对象与外部的联系情况。因此，笔者将这类研究方法定义为封闭经济下的经济辐射研究方法。笔者建议，在进行有关经济辐射问题研究时，应选取相当数量的与外部有联系的指标，这样做将能使最终的计算结果更为科学和准确。
另外，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其主要目的是减少描述研究对象的指标数量，同时使研究对象的特征更明显。显然，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的综合经济实力只是一个简化后的用来描述研究对象特征的一个综合指标，无论是求两个研究对象综合经济实力的比值，还是将综合经济实力代入有关公式进行计算，其结果具有的辐射意义并不是很充分。故笔者认为，在选取数学模型时，应尽量考虑模型的适用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