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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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第1篇
一、国外研究成果及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论重点
是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投资流向三个问题，其中，投资流向就是区位（投资地点）选择问题。考察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区位选择问题。
1.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以成本学派和市场学派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学派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技术水平不同，运输和通讯费用不同，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资国选择时成本因素至关重要。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场学派认为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运输成本已不再是决定选址的主要因素，产品的销售才是中心问题，因此，关税、自然资源、风险、行政手续都需考虑。
2.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以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海默（S.Hymer，1960）认为企业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拥有特定优势，力图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润。凯夫斯（R.Caves，1974）、约翰逊（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对去进行补充，认为中间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的，必须通过内部化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国家正是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的投资区位。
真正将区位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结合，并明确提出来的学者首推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Dunning，1977）。他认为，区位因素是决定对外投资的充分条件，它不仅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而且也决定了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3.以国际贸易学说为基础的理论，以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为代表。小岛清（Kojima K）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母国属于边际产业，居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却拥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然按照母国的边际产业顺序进行，投向在这些产业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
通过比较以上理论，我们发现区位理论以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出发点决定企业的投资地点，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企业的自身优势为出发点，附带推导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但这些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在指导沈阳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一些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及流向仍然无法做出合理地解释和说明。
二、国内研究成果及评价
我国学者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发展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从FDI区位选择本身来看，中国理论界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
1.就近基准。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应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则”。“就近原则”，也就是考虑到东道国区位和投资国的地理距离因素。这一基准的本意是通过对邻近地区的投资降低经营风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将不再成为对外经济活动关系的主要依据。
2.“慢半拍”基准，或称“地区渐进原则”。该基准强调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首先从那些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开始，随着投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扩张，投资区位逐步向发达国家扩展。应当承认，这种按照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确定区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个仅仅适用于部分产业的区位选择思路，它将中国企业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国际空间内，不利于架构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普遍的区位选择基准。
3.多层次或多元化区位选择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架构一个多元化或多层次的FDI区位格局。可以说，实现FDI多元化或多层次化的区位格局，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FDI区位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实现投资区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多元化区位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战略，是以合理区位选择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合理化区位选择的结果。
4.有效资本型FDI的区位选择。武汉大学的邢建国教授在其专著《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抉择》中，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提出“有效资本型FDI ”理论模型（如下图所示），更加适合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第2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贸易 替代关系 互补关系
一、引言
江苏省外向型经济显著，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5年的19.87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456亿美元，贸易规模和发展速度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其中2015年出口额为3386亿美元，进口额是2069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江苏省生产总值的48%。与此同时，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发展，2015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经达到103亿美元。但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促进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因素，它们之间联系紧密。因此，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江苏省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于对外贸易有所益助。
二、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有两种比较重要的理论：替代关系理论和互补关系理论。
1.替代关系理论。蒙代尔（R.A.Mundell 1957）利用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和两种生产要素的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得出以下结论：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厂商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安排自己的生产，从而使得对外投资处于最佳的效益或者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之上，这样能够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出口的完全替代。按照蒙代尔的逻辑：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商品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即限制资本流动可以促进贸易，增加贸易障碍可以刺激资本流动。
弗农（R.Vemon）于1966年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3个连续的时期：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这三个阶段产品的要素密集型会发生变化，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地点也会变化，各生产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也会发生变化。第一阶段：创新阶段的产品往往是知识密集型产品，技术创新国是生产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出口国；第二阶段：技术逐渐稳定，市场上开始出现仿制者和竞争者，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增大，为了降低成本，创新企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减少，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生替代效应。第三阶段：生产过程和机器设备都标准化，产品由技术密集型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创新国完全成为该种产品的进口国。
2.互补关系理论。日本学者小岛清（Kojima，1977）在其代表作《ν庵苯油蹲事邸芬皇橹刑岢隽硕酝庵苯油蹲世砺郏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能过扩大本国比较优势的幅度，带动相关的产品出口，并且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就业，加速技术的创新，从而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两者结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Markuson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也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二）文献综述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国内学者张应武（2007）运用2000～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资料，使用引力模型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魏刚（2009）根据我国1983 ～2007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因果关系，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显著的拉动作用。李良新（2011）运用湖南省1985～2005年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表明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贸易的原因，而对外贸易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胡兵（2015）根据我国2005～20014年的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稳健的促进效应，认为随着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可能会与出口存在替代效应。
国外学者Wakelin（1998）对1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Lipsey（2000）对美国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随时间越来越强。Head（2001）运用日本的数据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与投资的方式有有关。以垂直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互补；以水平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两者关系是替代的。
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整个国家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省份分地区研究的比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故选取江苏对外直接投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江苏省进口额、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用符号OFDI表示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用符号IM表示江苏省进口额，用符号EX表示江苏省出口额。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是1996～2015年的年度数据。数据都来自于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其中，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选取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中的中方协议投资额来表示。江苏省进口额和出口额均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总额。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数据都取对数Ln。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由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会出现伪回归问题，所以本文首先对上述序列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ADF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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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类型（c，t，1）中的c代表有截距项、t表示时间趋势、1表示滞后1阶。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上述时间序列的原序列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原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在10%的水平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说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继续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二）协整检验
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序列。若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也就是协整关系。本文采用检验多变量协整关系的Johanse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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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都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至多有1个协整方程、至多有2个协整这三个原假设，说明方程至少存在三个协整方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变量OFDI、IM、EX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三）最小二乘估计
由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所以回归结果有可性度，用O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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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回归结果，R2=0.934672，表明模型有很高的拟合优度。每个变量的参数T统计量的P值都小于一般显著水平0.05，说明各解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单独影响显著。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OFDI=-18.98-4.03IM+5.77EX
从模型结果看，江苏省进口总额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二者存在替代效应，江苏省进口总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降低4.03个百分点；江苏省出口总额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两者存在互补效应，江苏省进口总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5.77个百分点。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
表4 格兰杰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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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IM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EX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说明江苏省出口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江苏省进口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OFDI不是IM的Granger原因、EX不是IM的Granger原因，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江苏省出口额、进口额和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江苏省出口额、进口额都是引起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江苏省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外贸大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贸易顺差，为对外直接投资积蓄了动力，对外直接投资获得发展。
第二，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江苏省进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会降低4.03个百分点。
第三，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江苏省出口的增加会带来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表明江苏作为外贸大省，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将出口收益用于对外投资，逐步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因此，江苏省在促进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激发江苏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正面促进作用，促进企业走出去。
第四，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江苏省进出口影响不明显。这可能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总体比较小有关，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2015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约103亿美元，而江苏省2015年的出口额为3386亿美元，进口额是2069亿美元，从数据可知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故对进出口的影响不大。江苏省政府需要正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结论是依据特定的样本数据得到的。如果改变样本的数量或者样本涵盖的时问，则上述结论可能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总的来说，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此，江苏省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也要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李振，沈言言.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J].对外经贸，2016.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第3篇
熊彼特认为，发展并非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而“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经济体系”。即创新是企业寻求新技术的一种尝试，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发达国际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有溢出效应，使东道国技术水平得以提高，结合国内研究与发展活动可以提高一国创新能力。技术外溢的途径主要有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和联系效应。七十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在比较优势的原理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他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得出对外直投应从本国有比较劣势而东道国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开始。而自从MacDougall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FDI的溢出效应问题，许多学者对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Globerman对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om等人对墨西哥的研究都证明了FDI溢出效应存在。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认为FDI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效应不明显，如Harris与Robinson。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沈坤荣等。
1987-199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潘文卿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表明外资还未产生正溢出效应，甚至产生了不太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
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理论方面发展并不完善，英国经济学家拉奥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英国学者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Kogut 和 Chang 运用实证分析，得出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美国的技术的结论。赵伟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引起的要素生产率变化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刘凯敏、朱钟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TFP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技术进步是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虽然很对学者都对国际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进行了研究，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于我国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少，也很少同时研究IFDI与O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
根据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可以将创新看做一种生产函数，因而可将创新能力用下面的公式表示：f=AKαLβ，其中f表示创新能力，K表示R&D的资本投入，L表示R&D的人员投入，A表示影响创新能力的其他因素。本文中，用IFDI和OFDI代表A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因而设定如下模型：
lnI=β1lnK+β2lnL+β3lnIFDI+β4lnOFDI+ε
其中，I表示1995-2010年的年度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K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L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I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O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其以美元计价，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并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
（二）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1、平稳性分析
由于模型中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模型估计前要先进性平稳性分析。本文采用单位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I、lnK、lnL、lnIFDI、lnOFDI都是一阶单整的。
2、模型估计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估计发现lnOFDI不显著，将其去掉后，结果如下：
lnI=0.5942lnK+0.6683lnL+0.6738lnIFDI （1）
t检验值 （9.4778） （4.3182）（13.9139）
调整R2=0.995788
3、协整检验
经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原模型的残差项平稳，所以lnI、lnK、lnL、lnIFDI、lnO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二：回归方程（1）的残差序列的ADF检验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分析证明了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确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还无法确定时间序列数据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确定其因果关系。
表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R&D经费投入、R&D研究人员人数以及IFDI都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而OFDI不是我国专利申请数量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
通过本文对国际直接投资与一国创新能力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获取先进技术，通过与本国研究与发展活动结合，有助于提高本国的创新能力。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第4篇
>> 我国对外农业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分析 新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在和谐社会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义 提高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对策 民营企业在营销市场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低碳发展视域下建筑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浅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社会责任风险防范研究 电视娱乐节目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中国光大银行：企业应承担起社会责任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对我国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启示 我国《合伙企业法》入伙债务承担责任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刍议新形势下电视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政府应承担的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责任 公共政策讨论中媒体应承担社会责任 我对同居的她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等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1.
[4] 梁煜璋：也谈提“包容性增长”有何深意[EB/OL].，2012.
[5] 王晓珍、汤丽萍、贾娇娇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综述[J].江苏商论，2009（10）.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温州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12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最早出现于15世纪前后[1]，是指一国居民（自然人和法人）为获得另一国的企业控制权，在该国投入生产要素的跨国经营活动[2]。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深化发展，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投资总量急剧提高、投资方式趋向多样化、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特点。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主力”地位。由于国有企业的制度缺陷和潜在的体制冲突，导致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巨大。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区，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高，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冲动”较强烈，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式”。2012年3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区，在试点方案中要求研究开展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这也说明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着中国民营企业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先行先试的重任。因此，研究温州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1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是从研发、生产加工到最后营销完整产业链对其区位选择进行解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产业链、价值链深度分解，国际产业转移正从产品间向产品内生产的空间分离及生产工序和工艺间的空间分离方向发展。跨国公司在生产持续国际化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按照地方生产网络的比较优势，实现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链接，进行价值链的全球配置和布局。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不仅能达到缩小技术差距、优化产业结构、增加贸易的目的，而且还能促进各国经济关系发展，最终推动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3]（表1）。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点的转移，无疑会对其“走出去”投资的区位选择构成重要影响。
1.1 全球生产网络下产业分工的区位选择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大多基于成本角度，如韦伯（Webber）[4]的古典区位论就把成本最小化作为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标准；马歇尔（Marshall）[5]认为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可以降低企业各种成本，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本地化不仅是一种外部性[6]，而且对企业的区位选择活动起着重要作用[7]；邓宁（Dunning）[8]引入了区位优势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区位选择，区位优势能强化或补充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但决定区位选择的因素越来越趋向综合。UNCTAD[9]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主要是根据市场条件做出的，区位因素具有系统性，市场规模和成长性、生产成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宏观经济状况和总体管理框架等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都有影响；优惠政策并不具有绝对作用，只有在市场规模、生产成本、技术水平及基础设施等因素基本相等的时候，优惠政策才会在区位选择中发挥作用。UNCTAD[10]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区位因素归纳为三大类：投资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和投资促进措施因素（图1）。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国际间产品分工正向产品工序的分解及全球化配置方向转移并呈现严格的价值等级关系。特定国家依据要素禀赋的优势，吸引国内外投资专注于某一环节或工序的生产（服务提供）。因此一个国家吸引外资，将不再是因为其对某个完整产业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却可能仅仅因为其在某个生产（服务）环节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企业将依据自身在某个生产（服务）环节的要素诉求，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从跨国公司层面来看，通过生产环节的布局转移，可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某区域在某个生产环节具有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具体到产品生产布局方面，跨国公司一般将高档产品生产主要放在发达地区，部分中间品出口或在国外进行组装；低档产品的生产完全转移到国外进行。从价值链布局来看，跨国公司将价值链进行空间分离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母公司控制核心技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环节被定位在人才密集且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低薪酬地区，使全球生产形成多边、互补、垂直与水平分工交织的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体系[11]。
从宏观层面看，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将按照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及投资地禀赋优势来决定[12]。一般而言，拥有关键资源或核心能力的领导企业的总部控制整个生产网络，其所在区域是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自然成为优势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充当管理层的各地生产型领导子总部或区域职能总部所在区域一般为区域经济中心，是生产管理类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中心；充当生产网络执行层的地方生产网络的供应商及生产型子公司所在区域则处于“边缘地带”（图2），是优势拓展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地。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地区）是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节点，而后进国家（地区）尽管通过嵌入生产网络获得发展，但一般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地区。
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在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不仅反应了其在网络中的权力地位，并直接表现为网络权力与网络组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的耦合性，同时也决定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诉求及区位选择。一般而言，控制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位于网络权力中心的企业选择信息、人才等软要素集聚的高端区位；而处于执行地位的企业、从事价值链低端标准化生产的企业，主要考虑土地、原材料、低劳动力价格等硬要素的区位成本[13]。在这样的网络分工和区位分布下，区位不仅关系企业能否进入全球生产网络，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决定企业网络地位形象的“地理名片”。全球领导企业总部、全球专业供应商总部一般定位于少数“全球经济控制点”的城市[14]，这些城市也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利中心”城市；领导公司的区域总部及部分主要供应商总部、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部分产品组装基地，是领导企业总部与生产单元之间的“中继站”，一般设在区域通通信枢纽城市、区域重要城市；一般标准化的零组件生产基地，主要位于要素价格较低、税收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地区）。
发展中国家往往从事劳动密集型环节或低技术工序，网络成员难以触及到核心技术，因此对发达国家产生技术依赖而被长期“锁定”， 由于技术溢出效应有限，失去了以往产业前向、后向的带动作用，难以实现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寄希望通过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而获取综合性回报的空间被极大地压缩[15]。中国企业要打破长期被“锁定”在为跨国公司“打工者”的地位，必须借助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加快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16]。
1.2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国内外学者仍以比较优势理论和成本理论为核心，延续了从成本、制度、集聚经济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传统，但也形成了一些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企业实际情况的学说。有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东道国的种族纽带和人文共性来对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17]，受“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对相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18]。有学者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空间分布进行实证研究。在区位选择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稳定的政局及其他的经济变量，包括政策变量、实际税率对FDI进入有显著影响作用[19]；Crumbley[20]分析认为经济变量和制度变量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存在较大影响。在空间分布方面，有学者经过实证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FDI初次进入东道国后，随着东道国社会环境的变化，存在着地域性因素的变化，但FDI流向发达国家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21]。
有学者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市场规模更大、工资水平相对中国更低以及自然资源禀赋更加丰裕的区位，更能吸引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22]；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自然禀赋状况共同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23]。林毅夫等[24]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遵循“早半拍”的原则，符合该原则的有东欧、中亚等地区；大部分学者从国际经验出发，指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其次是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和地区[25，26]。与上述观点不同，程慧芳等[27]应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提出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类“引力”国家（地区）。李伟杰[28]认为应充分利用中国与睦邻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心理距离短、华人华侨分布广泛、汉文化影响深远等独特优势，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迹。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现状是：非洲居首，东南亚次之，拉丁美洲位列第三，发达国家极少[29]。这样的空间分布，基本符合FDI的区位选择理论，但对非洲的FDI存在一些盲目性[30]。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来看，有学者以“企业规模—产业类型”为分析框架，从不同因子的影响作用大小，选择不同的投资东道国[31]；按企业规模的不同，大型企业可以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中小型企业可以选择到发展中国家投资[32]；从企业创新能力的不同，传统产业可以选择到周边国家投资，知识和技术密集的高新产业可以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以提升企业竞争力[33]。与此同时，要对东道国的投资区位环境进行评估[34]，注重“聚集效应”、保持成本优势、强化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区位选择[35]。赵伟[36]以浙江万向集团为例，提出“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应依循从外包的低端承包到“反客为主”建立跨国公司的思路。根据心理距离、先易后难、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区位选择原则，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策略为：选择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和我国差异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最佳区位应该是周边发展中国家、东欧和中亚各国，再有针对性的考虑走向欧美等发达国家[37]。
2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在UNCTAD区位因素分类的基础上，本文把民营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优势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
2.1 优势拓展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由于投资者面对海外不确定、不熟悉的社会经济环境，成本最小化依然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38]。一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交易成本低的国家（地区）[39]，国内较高的交易成本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40]，劳动力成本、交通通讯成本等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41]，信息成本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也有重要影响[42]。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会形成产业的自然优势和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面对陌生的投资环境，与东道国企业相比处于一种天然的劣势地位，比当地企业有着更高的信息成本[43]，为克服高信息成本和高风险，东道国产业聚集区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起着决定性作用[44]。Luger等[43]对瑞典的案例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集聚经济对FDI的区位选择的正向影响体现在城市和行业的规模效益方面[45]。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等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强调市场接近、市场规模及市场增长潜力因素的作用，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46]。但出口导向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关系并不显著[47]。一些学者使用GDP作为市场规模的替代指标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子，研究发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和GDP增长率存在正向的显著关系[48]。
2.2 制度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是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两个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决定的一个博弈过程。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及鲁明泓等制度学派代表，从制度层面和政府政策层面分析东道国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尽管成本、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起着决定性作用[49，50]，但一定程度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49]，投资者必须深入了解东道国政府对外来企业设置的不同阻碍和鼓励措施[51]。Dunning认为企业投资区位决策的关键在于企业自身优势能够与区位优势得到最佳的结合[52]，只有当其他因素趋同时，东道国激励政策才能够起到最终的决定性作用[53]，因此许多跨国公司并不把激励政策作为投资决策考虑的因素[54]。东道国在提供激励措施时，要将目标集中于本地区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还要区分区域激励和行为激励[55]。对出口国企业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只是规避反倾销的“次优”选择，东道国通过实施反倾销的确可以暂时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一旦东道国取消这样的措施，它们会重新将生产地点放到成本更为低廉的地方[56]。Barlow和Wender对247家美国公司就海外直接投资的访谈时发现，相对于根本性原因，投资激励只是一个次要因素[57]，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欢迎态度在所有因素中最重要[58]，跨国公司在美国的经营活动就与美国的有效保护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9]。
2.3 优势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自20世纪60年代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美、欧（共体）和日本三角，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地区）是全球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信息的来源地和集聚地，有利于企业的发展[60]。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以知识和技术为中心，一种新的分工体系开始形成[61]。坎特维尔和托兰惕诺[62]的技术积累理论更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优势寻求型的区位选择。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先进的技术[63]。从最能代表创新水平和能力的R&D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来看，跨国公司到美国投资R&D机构，是为了跟踪和获得美国技术以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和优势，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64]。
3 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根据温州市商务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温州共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529家①。笔者根据市商务局提供的企业清单，于2010年上半年对温州市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发放了问卷，最终共收到有效问卷167份，占温州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的比重达到80%左右。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
3.1 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情况
在存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被调查的温州民营企业主要表现出“集中投资为主、分散化投资为辅”的总体特点。被调查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分布比较广泛，除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三地外，其他各地区均为存在较为集中的投资，其中到西欧地区投资的企业最多，占样本总数的19%（图3）。
在对“贵公司投资最多的三个国家或地区”的回答中，共有36个国家或地区列入温州民营企业投资目的地，其中：美国最受青睐，有59家企业选择在美投资，占样本企业的35.3%；选择俄罗斯、德国、意大利、阿联酋、日本投资的企业也较多。
3.2 温州民营企业预期对外直接投资地区
在预期投资区域中，按选择的企业数量多少排序依次为：东亚和东南亚（76家）、西欧地区（67家）、北美洲（67家）、东欧地区（54家）、中东地区（52家）、非洲（41家）、拉丁美洲（21家）、大洋洲（9家）。与历史投资相比，东亚和东南亚超过西欧地区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区域；选择在非洲投资的企业数上升幅度最大，新增13家，增幅达到46.4%。
对“未来产品和服务的首选市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东亚和东南亚市场、投资所在地的市场、中国国内市场，而排在后三位的分别是拉丁美洲市场、整个国际市场、大洋洲市场。可以看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市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并不是毫无目的的“整个国际市场”，包括东亚、东南亚、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市场是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首选市场；大部分企业“走出去”瞄准的市场还有投资所在地的市场，这说明先期投资的存量给企业带来良好的收益和市场前景，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增强。
从预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家来看，美国依然受到“走出去”企业的青睐，超过一半的样本企业希望未来前往投资。与现状相比，未来3-5年，选择排在前列的阿联酋（新增27家）、俄罗斯（新增19家）、德国（新增15家）进行投资的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温州民营企业对在意大利投资的前景不太乐观，与现状相比，仅有新增3家希望在意大利投资的企业。
4 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启示
4.1 优势拓展是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温州民营企业历史对外直接投资在欧洲国家的累计企业数达到45家，地区排名位居第一，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国家是温州华侨的集聚地。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商品输出主要是依靠“侨贸”，随着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设立贸易机构，是因为与欧洲国家华人华侨分布广泛的“心理距离短”和人文纽带、人文共性等独特优势。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价格的逐步提高，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成为预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也反映了优势拓展型的成本因素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心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开始产生作用，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59]。由于拉美地区自身经济复苏有待时日、大洋洲地区市场潜力不大，一直没有成为温州民营企业预期投资的重点地区，这反证了优势拓展在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4.2 制度利用是区位选择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东道国的优惠政策、规模贸易壁垒是制度利用型区位选择的测度因素。从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来看，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消费品市场容量大，随着国家加强中非合作政策效应的显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选择非洲，这是东道国优惠政策正面效应的体现。从民营企业从事的产业来看，既有从事矿产资源开发和初加工的；也有投资设立生产基地转移国内过剩产能，服务本地市场，这也验证了优势拓展在区位选择中的重要地位。
从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来看，俄罗斯土地和矿产资源资源丰富、市场广阔且辐射欧洲广阔腹地。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温州人率先开展对俄边贸，逐步通过贸易网络深入前苏联地区，但传统的“灰色”清关做法使温州企业不时遭遇俄罗斯海关、税务部门的打击。随着近几年俄罗斯经济逐步迈入正轨，温州企业投资建设的俄罗斯商品交易市场和生产基地不断增多，从边贸出口建立产品生产贸易基地的发展轨迹，验证了规模贸易壁垒、东道国相关交易成本（腐败、行政效率）等因素在制度利用型区位选择中的影响作用，也是东道国政策倒逼效应的体现。
欧洲是温州民营企业历史和预期投资重点区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规避我国相关的管制政策。据笔者访谈和调研，由于我国对资本支出管制较严，部分温州人利用温州民间金融发达、民间资本充裕和温州华侨网络广泛的优势，通过“互换”方式首选欧洲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是“负面”政策利用型区位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
4.3 优势寻求型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因为民营企业基本上属于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可以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中小型企业可以选择到发展中国家投资”[32]，因此我国民营企业“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发达国家极少”。但美国成为温州民营企业历史和预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热点、重点地区，不能不说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与众不同”。因为美国作为当前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拥有关键资源和核心创新能力，是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力中心之一，温州民营企业选择在美国、欧洲及日韩等国投资，是典型的“优势寻求型”区位选择，是符合“知识和技术密集的可以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的理论解释，这也反应了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全国民营企业中“先知先觉”的典型性。
从市场信息和市场渠道因素的作用来看，迪拜（阿联酋）是优势寻求型的区位选择典型。迪拜（阿联酋）在温州民营企业历史和预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位居前列，因为迪拜是中东地区的金融和经济中心，又是欧洲、非洲和亚洲的经济、交通中转枢纽，区位条件优越。迪拜每年举办的国际性大型展会、博览会、招商引资会等，提供了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等市场营销渠道及市场信息资源，对市场有着天生敏感的温州民营企业热衷投资迪拜，是企业家寻求优势区位选择重点考虑的因素。
从已经实现的优势获得性来看，对欧洲的投资已成为典型案例。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欧洲国家经济逐步陷入“泥潭”， 因此意大利的投资前景不太乐观。但由于欧洲具有“不可替代性”，温州民营企业对欧洲区位选择的坚持，是因为欧债危机为温州民营企业寻求优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部分民营企业已进入欧洲收购研发设计机构、知名消费品品牌和市场营销公司，将加速其向价值链高端提升。
总之，温州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有选择地按照价值链提升和生产网络全球化布局的要求，选择技术创新和市场渠道发达的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投资研发、市场营销机构寻求优势；在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设立生产基地，拓展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用东道国的政策，从事资源开发或者设立生产基地规避贸易壁垒，利用制度优惠。因此，温州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受限于企业在全球生产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和权力地位，在网络权力与网络组织的空间分布上没有呈现出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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