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三的成语范文第1篇

1、七擒七纵：三国时，诸葛亮出兵南方，将当地酋长孟获捉住七次，放了七次，使他真正服输，不再为敌。比喻运用策略，使对方心服。；

2、一身是胆：形容胆量大，无所畏惧；

3、三顾茅庐：现在常用来比喻真心诚意，一再邀请、拜访有专长的贤人；

4、六出祁山：通常指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出兵北伐曹魏的军事行动；

带三的成语范文第2篇

解释：株，露出地面的树根，比喻原来的经验；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死守教条；用此批判那些不知变通，死守教条的思想方法。

出处：《韩非子五蠹》记载：战国时宋国有一个农民，看见一只兔子撞在树根上死了，便放下锄头在树根旁等待，希望再得到撞死的兔子。

2、狡兔三窟

解释：窟，洞穴；狡猾的兔子准备好几个藏身的窝，比喻隐蔽的地方或方法多。

出处：《战国策齐策四》：“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

3、兔死狗烹

解释：兔子死了，猎狗就被人烹食，比喻给统治者效劳的人事成后被抛弃或杀掉。

出处：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4、兔死狐悲

解释：兔子和狐狸结成联盟共同对抗猎人，兔子死了狐狸因为失去盟友而悲伤；表示对同盟的死亡或不幸而伤心。

带三的成语范文第3篇

【关 键 词】定语短语；定语；中心语；语义模；的。

【作者简介】李天广，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模”是形象的说法，简而言之，就是某个形式类的语法框架或语言框架。定语和中心语的语义关系，我们称之为语义模，语义关系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语义模。出现在中心语前面的定语可以同时有多个类别，和中心语构成多种语义关系，中心语前面只出现一类定语的定中短语我们称之为一元定中短语。

定中短语往往有“的”字标志。前贤对定中短语“的”字隐现的结论各有说法。吕叔湘（2002）《现代汉语八百词》，从结构框架着眼，得出的研究结论并不符合全部的语言事实，如形容词重叠后加“的”，口语中却经常没有“的”，如：大大泡泡糖、蓝蓝天空、高高山岗。熙（1982）《语法讲义》注意“的”字存现使得定中关系发生某些变化。张卫国（1996）认为限定性定语后面不带“的”；区别性和描写性定语后面一般要有“的”。刘丹青（2008）认为定语后的“的”不具有强制性的。“的”字的隐现看起来有着更复杂的制约因素。本文尝试借助语义模的研究，从定中语义模的角度探讨“的”的隐现，也从其他角度进行解释。本文考察的对象是一元定中短语，多元定中短语和不是定中短语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一、语义模和“的”字的隐现

定中语义关系的不同形成不同的语义模，“的”字的隐现和语义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试着在语料库中检索一元定语短语，根据定中语义关系的异同，划分出如下语义模。

1.领属模。定语表示中心语的所属，中心语归属于定语，比如：我的爸爸、张明的汽车、中学校长、大众电影、河马的性情。定语由代词、人名充当的，书面语或正式场合有“的”，口语场合没有“的”，无“的”情况更多是一种称谓，如：我的祖父、我祖父、张明的舅舅、张明舅舅。定语由表人的词语充当的，中心语表事物，一般要有“的”。如：鲁迅的书、哥哥的衣服、张明的衣服、导师的书、群众的力量。

一部分定语也是由代词或表人名词充当的，但定语和中心语在语义上不是真正的领属关系，有些学者称之为伪定语。我们把这类语义模叫表象领属模。定语和中心语之间要用“的”，如：他的杨白劳、李明的杨子荣、张磊的座山雕。借助一定的语境，这类短语才能被正确的理解。“他的杨白老=她演杨白老”。邢福义（1996）认为：“这些例子里的定语‘他的、你的、我的’都只是采取了定语的形式，实质上没有领属定语的限定，他们都是表象领属定语，从语义上跟中心语的实际联系看，是假领属定语。”

定语和中心语由表机构、单位、处所等的词或短语充当的，构成领属关系后，可以加也可不加“的”。如：学校医院、学校的医院；工厂食堂、工厂的食堂。

带“的”构成领属关系，不带“的”容易引起歧义，也可能构成其他关系，如：“学校的医院”和“学校医院”，前者明显是定中关系短语，后者在语境中才能确定是否是定中关系的短语。

定语是由事物名词充当，加“的”倾向于构成所属关系的定语短语，不加“的”定语显示中心语的性质。如：熊的脾气、熊脾气；孩子的脾气、孩子脾气。带“的”构成领属关系；不带“的”，定语显示中心语的性质，整体构成隐喻。“孩子的脾气”中“孩子”是具体的人，对脾气的所属进行限定。“孩子脾气”中的“孩子”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短语整体指爱哭、倔拗、顽皮等特点。

定语是由国家名充当，中心语是职务名（官衔名），不带“的”。如：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理、中国总理、日本首相、约旦国王。

2.时空模。定语表示中心语的时间、空间的范围。中心语是定语所指时空范围内的事物，定语和中心语之间一定要有“的”。如：改革开放后的临沂、五十年代的北京、站台上的火车、十年的时间、家乡的变化、地铁里的故事。

3.数量模。定语称说或计量中心语的数量。分如下几类：（1）量词是个体量词或容器量词的。个体量词后“的”字不出现，中心语一般是可计数的，如：一位老师、三头牛、八匹马、三件衣服、两盆花。借用容器名词作量词后没有“的”， 中心语是不可数。如：一碗酒、一桶油、一腔热血。这类数量模定语重复使用时，后面一般加“的”，如：一碗一碗的酒、一桶一桶的油、一堆一堆的苹果。（2）量词是度量衡词的。中心语一般用度量衡来度量，“的”字可以出现，也可以隐去，如：三斤桔子、三斤的桔子、三十公里山路、三十公里的山路。不可数名词或集合名词直接出现于数词和度量衡名词组成的数量模之后，加不加“的”都可以。（3）量词是频次动量词的。定语表面修饰中心词，实际修饰动词，加不加“的”都可以。如：（看了）三天书 、（看了）三天的书；（吃了）三年闲饭、（吃了）三年的闲饭。（4）存在修辞的。量词多是借用名词，前面的数字多是“一”，且不能变化。中心语具有量词的某些特征。如：一叶轻舟、一线天、一抹流云、一钩残月。

4.指量模。定语由指示代词和量词充当的，加强中心语区别特征。“的”不出现，口语中往往省略量词，如：这个人、这人、那座楼、那楼、那辆车、那车。

5.情状模。定语描述中心语某一方面的状貌特征，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单音节定语后一般不带“的”，两个以上音节的，一般要加“的”。如：大老虎、重担子、小女人、小屋漂亮的围巾、干瘪的河床、稀奇古怪的想法、一望无垠的大草原。

6.类属模。定语指称或限定中心语的类属，定语和中心语经常在一起使用，有凝固化的趋势，中间不能用“的”。如：白纸、黑字、红花、手提电脑、大学老师、高等学校、妇女主任。

这类短语人们习惯上理解为熟语或复合词。定语是中心语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的语义融入中心语，两者的组合不表示两个成分的交集，而是事物约定的名称。如：“手提电脑”不只表示“电脑”是“手提”的，当然也可以背着，这个结构实际上蕴含了缺省的语义内容，指“携带方便、袖珍的那类电脑”。定语和中心语往往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语义上无法分割成两部分，因此定语和中心语间的组配不需要“的”来标记。

7.修饰模。定语是由词组充当，是对中心语表示事物的修饰、介绍、陈述、说明。修饰模定中短语一般要有“的”。如：戴手表的老师、同学打架的小事、会处理事情的办事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法、刚发射升空的神舟飞船。

通过语料库检索，借助添加、变换、删除等鉴别方法，归纳出七大类定中短语语义模。根据认知语义学在词类和语义学、语用功能三个范畴之间建立的“关联标记模式”，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字的隐现规律，定语和中心语组合间有无标记“的”取决于定语和中心语在语义上是否自然匹配：语义组合自然的、经常性的，定中间一般不出现“的”字；语义组合不自然的、临时性，定中间需要“的”字来标识。表属性的语义模的关系要比表非属性的语义模关系紧密，人们在认知习惯上更多把定语表示的属性和中心语直接连在一起，无“的”标记定语短语与这种语义关系相匹配，如类属模定语短语，定中语义关系的一体性、稳定性最强，变化性最弱，定语表示中心语的一种持久的性质，被修饰的中心语通常泛指一类事物的大类名，定中短语指称一个下位的类名。例如“黑字”，“字”是一个大类名，“黑”是某一类字的恒定属性，“黑字”就是一个小类名。如果中心语是个体名，与类属语义模中的性质形容词是不能组配的。个体量词或容器量词的数量模、存在修辞的数量模、指量模定中短语表示的语义关系与定语的固定性、静止性语义特性和中心语稳定性的类名事物特征是匹配的，因而这类语义模定语短语是自然的、无标记组配，不加“的”。修饰模、情状模定中短语定语对中心语描写、说明、评价，语义结构松散，定语不是中心语的固有特征，和中心语的关系是临时的。在认知习惯上，人们不是经常性把定语表示的这类性质和中心语连在一起，有“的”标记定语短语与这种语义关系相匹配。量词是度量衡名词的数量模、量词是频次动量词的数量模、时空模、领属模表示的定中语义关系固定性较差、具有一定可变性，在认知习惯上，人们不是经常性把定语表示的这类性质和中心语连在一起，定中短语“的”字有无具有不确定性。

各类语义模定中短语“的”出现的概率由大到小的顺序是：修饰模、情状模定中短语――量词是度量衡名词的数量模、量词是频次动量词的数量模、时空模、领属模定中短语――量词是个体量词或容器量词的数量模、存在修辞的数量模、类属模、指量模定中短语。

位于两端部分的定中短语类，带“的”与否都具有绝对性，位于中间的定中短语类带“的”与否有一定相对性。确立定中短语的语义模的不同，可以大体确定定中短语“的”的隐现规律。相同语义类的词语可以进入同一语义模充当定语，“的”的隐现规律相同；不同语义类的词语不可以进入同一语义模充当定语，“的”的隐现规律也不相同。

二、其他语言规律和“的”字的隐现

汉语“注重意合、略于形态、依靠语境”，“的”字隐现和定语与中心语的语义关系密切，还受其他语言规律的影响。这里的其他语言规律包括语言的节奏、音节数量、习惯表达、语言的语体风格、修辞等方面。

1.音节数量制约“的”字的隐现。现代汉语定中短语音节数量越少，越倾向于不用“的”；音节数量越多，越倾向于用“的”。

汉语中，单音节定语修饰单音节中心语，一般不出现“的”，定中短语更倾向于指称一类事物。如：红花、白纸、黑字、皮鞋、草帽、电灯、公牛、大树。

单音节定语修饰双音节中心语，一般也不会出现“的”。如：我爸爸、大杯子、新课本、大桌子、老黄历、乖孩子、男同学。单音节定语后出于表意的需要，为凸显前面定语可以带“的”。如“我的爸爸”，则更多强调中心语的所属。

双音节定语带不带“的”，表意有所不同，如：鲁迅小说、学者风度、最大容量、高档住宅、普通物理。

“学者风度”，一般理解为类似学者的风度，带“的”表意学者所有的风度。

多音节的定中短语，定语或中心语是三个以上音节的，一般要有“的”，如：李老师带来的水果、美丽的西沙群岛、英勇的红军战士。音节影响一元定中短语“的”字的存现具有相对的，在具体的语境中，出于表达的需要，也可以带“的”。多音节的定语和中心语一般要有“的”。

2.节奏韵律制约“的” 字隐现。具体语境中，出于节奏韵律和谐的需要，取舍“的”字。如：军队退守到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和十来个小城市（《中共十大元帅》）。从没有进过大学，也不曾涉足大的城市（《读者》）。“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中共十大元帅》）。

上面第一个句子“大、小”后没有“的”出现，在第二个例句中“大”后面用了“的”，意在突出定语“大”。第三例中“大”的后面用了“的”，“小”的后面为了和前面的节奏一致，也用了“的”。这样读起来才和谐上口，如果去掉其中一个，句子读起来就拗口。

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传》）

旧的矛盾还未彻底解决，新的矛盾又在出现。（《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

上面前一句没加“的”，后一句加了“的”，前一句的“新东西”和“旧东西”是一种指称，后一句“旧的矛盾”“新的矛盾”凸显前面的“新、旧”，前一分句“旧”的后面有“的”，后一分句“新”的后面为了音节节奏的和谐也要加“的”，如果只有一个分句加“的”，读起来句子会感觉非常别扭。

3.修辞制约“的”字隐现。隐喻定中短语不出现“的”。定语和中心语隐喻另外一类事物，具有了凝固性。大多已成为固定词语或熟语，不容易扩展，带“的”后表意和不带差别很大。如：狐狸尾巴、水蛇腰 球、破罐子、老虎屁股、猪腰子脸。

这类短语的产生一般有自然界的某种事物原型，最初的语义关系应该是表示领属关系，后来认识到该事物某方面的突出特征可以转喻有相似性的另一类事物，因而原先表示领属义的定语逐渐固化为可以显示某一突出特征的属性定语。例如“老虎的屁股” 毫无疑义的领属关系，通过“认知――抽象――转喻”取其老虎“凶狠不可触摸”这一特征，“老虎屁股”固定化后用于指一切具有这一特征的事物。“水蛇腰”整体说明某事物具有水蛇腰的特征。用具体事物特征转喻相对抽象的事物的特征，使抽象意义和抽象特征具体化、形象化。这类具有隐喻意义的定中短语一般不带“的”字。

借喻定中短语不出现“的”字。定语是中心语的喻体，多数已经成为了固定的搭配。如：一叶扁舟、一丝希望、一抹残阳、一轮明月。

“扁舟”，由于视点较远，或强调船的体积小、吨位小，比喻成树叶，整个定中短语可理解成“像树叶那样的一条船”，“一叶扁舟”定语和中心语具有了凝固性。本体“希望”的大小用具体的喻体“丝线”来展现，“一丝希望”用具体事物的特征来比喻抽象事物的特征。

4.语用表达制约“的”字隐现。带 “的”突出强调定语。如：三碗酒、三碗的酒、美国朋友、美国的朋友。

“三碗的酒”，凸显定语，强调中心语的数量；“三碗酒”，表意重点在中心语“酒”上面，短语强调类名。绝大部分既能带“的”又能不带 “的”定中短语，两者客观内容相同，意义也没有大变化，但是主观表意重点有所不同。没有“的”更多是凸显中心语，有“的”凸显定语，传递信息的重心从中心语移向定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增加了强调的意味。

5.熟语化制约“的”字的隐现。一些定中短语，在生活中出现频率很高，几乎被当成熟语或复合词，具有了凝固性，一般不带“的”。如：语文老师、中学老师、大众电影、领导干部、农业社会、男青年。这些短语，大家习以为常的，似乎不再把它们看成定中短语。

6.语体风格制约“的”隐现。口语体，力求语言简练，定语使用较少，尽量不带“的”；书面体，定语从句使用较多，“的”字较多的出现。书面语里说“老张的老婆”，口语直呼 “老张老婆”。叙事、描写、形容性作品，定语使用较多，描摹中心语的性状定语较复杂后面一般带“的”；法律、科技、新闻类作品，追求语言简练、结构紧凑，用“的”字相对少些。程书秋（2009）对不同语体中二元定语短语和三元定语短语“的”字在使用情况的统计，也和我们观察到的一元定语短语“的”字的隐现情况相似。

参考文献：

1.程书秋：《现代汉语多项式定中短语优先序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2.郭 瑞：《表述功能的转化“的”字的作用》，载《当代语言学》2000年第1期。

3.胡壮麟：《语言・认知・隐喻》，载《现代外语》1997年第4期。

4.黄伯荣、廖旭东主编：《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5.黄国营：《的”字的句法、语义功能》，载《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6.林杏光、张庆旭：《现代汉语槽关系研究》，载《汉语学习》1998年第6期。

7.刘月华：《定语的分类和多项定语的顺序》，载《语言学和语言教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8.刘丹青：《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载《中国语文》2008年第1期。

9.陆丙甫：《从“的”分布看他的基本功能和派生功能》，载《世界汉语教学》2003年第1期。

10.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1.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2.邢富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袁毓林：《定语顺序的认知理解及其理论蕴含》，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带三的成语范文第4篇

摘要：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魏书》、《宋书》的写作语言分别为当时的北方通语和南方通语。对二书进行比较发现：二书任职语义场成员与其他词语的组合方式主要有“动词+官职名称”、“动词+地名”等，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但二书任职语义场除了共同的成员“为”、“历”、“作”、“参”、“解褐”、“兼”、“领”、“行”、“录”、“摄”、“带”、“假”、“署”之外，《魏书》还使用“典”、“位”，说明其主要通行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地区，在《宋书》中使用而在《魏书》中罕见的“临”、“……行事”，主要通行于南方地区，这就明显反映出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二书都使用具备新兴义的“历”、“带”，可见北朝汉语的趋新程度并不逊于南朝。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4－0015－07

chinese lex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in the north and south dynasties

——a case study on the position-awarding semantic fields of weishu and songshu

li li

(college of humanity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key words: weishu； songshu； position-awarding semantic field； vocabulary in the nonth and south dynasties

abstract: weishu and songshu are historical works written in the north and south dynasties representing the common language used at that time respectively. by comparing the semantic fields of position-awarding terms and with reference to contemporary documents, we found that the two works mainly employ the structural patterns of “verb + position name” and “verb + place name” for the position-awarding semantic field members, and no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discovered. as for the semantic field members themselves, however, there exist conspicuous differences. besides the use of “wei” ,“li” ,“zuo” ,“can”, “jiehe”, “jian”, “ling”, “xing”, “lu”, “she” ,“dai”, “jia” and “shu” in the common members of the two semantic fields, “dian” and “wei” are used in weishu indicating their common employment in the north. yet “lin” and “…xingshi” used in songshu rarely appear in weishu,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ir popularity in the south. moreover, both works adopted semantically new characters “li” and “dai”, which suggests the tendency towards new vocabulary in the north dynasty is as great as that in the south dynasty.

南北朝时期，汉语词汇存在着南北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揭示这些差异也就成为汉语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对此前修时彦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汪维辉先生曾以《齐民要术》和《周氏冥通记》的词汇为研究对象，从特有词语和同义异词两方面对南北朝时期的汉语词汇进行了比较，发掘出一批具有方言色彩的词语〔1〕。论证词的地域性是难度很大的工作〔2〕，揭示南北朝时期南北汉语词汇的具体差异尚需进一步努力。

词汇不是零散的，而是一个系统。“词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们处在相互的联系之中。一批有关联的词，组成一个语义场。”〔3〕“在这个体系里词与词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语义联系，一个词的意义既依赖于它的同义词和跟它属于同一‘义类’的别的词，也依赖于在使用中跟它相结合的别的词。”〔4〕因此，我们推测，南北朝时期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不是零散的，而应该存在着系统性或者类型性。

《魏书》是记录南北朝时期北魏王朝历史的史书，由历仕北魏、北齐两朝的魏收主修，撰成于公元554年。魏收是钜鹿（今河北平乡一带）人，世代生活在北方。《宋书》是记录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历史的史书，由历仕宋、齐、梁三朝的沈约在前人的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成书时间在公元502~513年之间。沈约是吴兴吴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一生都生活在南方。可见两书体裁相同，成书时间大致确定，作者确定，

写作语言分别是南北朝时期北朝和南朝的通语。同时两书对所录人物的官职记载都较为详尽，为我们研究授官任职语义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也为我们揭举南北朝时期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提供了可能性。本文选取《魏书》、《宋书》①任职语义场作为比较对象，揭示二者入场成员的异同，进而探寻南北朝时期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 　一、《魏书》任职语义场

《魏书》任职语义场共有16位成员：为、历、位、参、作、解褐、释褐、兼、领、假②、行、录、带、摄、典、署③。其内部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子语义场：“担任官职子语义场”和“兼任官职子语义场”。担任官职子语义场的成员是：为、历、位、参、作、解褐、释褐；兼任官职子语义场的成员为：兼、领、假、行、录、带、摄、典、署。这些成员在《魏书》中的使用情况见表1。

在《魏书》担任官职子语义场中，“为”占有主导地位，用例高达3736例，与其他词语的组合方式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主要格式是“为＋官职名称”。如《崔挺传附子孝芬传》：“孝昌三年，萧衍将成景俊率众逼彭城，除孝芬宁朔将军、员外常侍、兼尚书右丞，为徐州行台。”〔5〕又有“为＋地名”，如《岛夷桓玄传》：“于是德宗以桓修为荆州，仲堪为广州，玄为江州，佺期为雍州，刺史郗恢为尚书。”〔5〕还有“为＋官职名简称”和“为＋官署机构名称”等形式。如《韩麒麟传附子显宗传》：“卿为著作④，仅名奉职，未是良史也。”〔5〕《李彪传》：“郭祚为吏部⑤，彪为子志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5〕其中，“为＋地名”表示担任该地最高行政长官，这是南北朝时期常用的语言形式〔6〕。

《魏书》担任官职子语义场中，“历”的使用频率虽然不能和“为”相提并论，但远远高于其他成员。“历”的“担任官职”义是中古时期的新兴意义，如《东观汉记?田邑传》：“邑年三十，历卿大夫，号归罢，厌事，少所嗜欲。”⑥从“历”在《魏书》中的出现频率来看，中古时期是其活跃期。在《魏书》中其主要搭配格式是“历+官职名称”，如《赵逸传》：“逸好学夙成，仕姚兴，历中书侍郎。”〔5〕其中“官职名称”可以是多个，如《李灵传附璨子宣茂传》：“叔胤弟仲胤，自中书学生，历公府主簿、从事中郎、谏议大夫、尚书左丞。”〔5〕

《魏书》担任官职子语义场中还出现了“位”，其主要搭配格式为“位+官职名称”，其中官职名称也可以是多个，如《卢玄传附昶子元明传》：“文翼弟文符，字叔僖，性通率。位员外郎、羽林监、尚书主客郎中，迁通直散骑侍郎。”〔5〕

在《魏书》兼任官职子语义场中，“兼”和“领”占主导地位，二者与其他词语的组合方式都是其后直接加官职名称。如《世宗宣武帝纪》：“甲子，诏尚书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骑常侍游肇、谏议大夫邓羡，崇、忠使持节并兼侍中，羡兼黄门，俱为大使，纠断外州畿内”〔5〕。《京兆王黎传附叉弟罗传》：“起家司空参军事，转司徒主簿，领尝食典御、散骑侍郎、散骑常侍。”〔5〕另外“领”还有“领……事”这种格式，如《罗结传附斤孙伊利传》：“子伊利，高宗时袭爵。除内行长，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领御食、羽猎诸曹事。”〔5〕

《魏书》兼任官职子语义场中的“假”、“行”、“录”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不仅在使用频率上相当，而且搭配格式也呈现多样化的倾向，三者都以“v+官职名称”为主要格式。如《世宗宣武帝纪》：“八月庚子，以吏部尚书元英假镇南将军，攻萧衍义阳。”〔5〕《陆俟传附丽子叡传》：“后除使持节、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本将军、恒州刺史，行尚书令。”〔5〕《李顺传附子敷传》：“后兼录南部，迁散骑常侍、南部尚书、中书监，领内外秘书。”〔5〕另外，“假”的“”义已经成为官职的一部分。如《高句丽传》：“琏遂上书妄称女死。朝廷疑其矫诈，又遣假散骑常侍程骏切责之，若女审死者，听更选宗淑。”〔5〕

“行”有“行＋地名”、“行……事”等格式，其中“行……事”格式以“行＋地名＋事”⑦为主。如《陆俟传附昕之从子子彰传》：“子彰之为州，以聚敛为事，晚节修改，自行青、冀、沧、瀛，甚有时誉，加以虚己纳物，人敬爱之。”〔5〕《安定王休传附愿平弟东莱王贵平传》：“前废帝时，以本官行青州事，属土民崔祖螭作逆，贼徒甚盛，围逼东阳一百余日。”〔5〕另有“行＋官署机构名称＋事”形式，如《李宝传附韶

弟彦传》：“韶弟彦，字次仲。颇有学业。高祖初，举司州秀才，除中书博士。转谏议大夫。后因考课，降为元士。寻行主客曹事，徙郊庙下大夫。”〔5〕

“录”有“录……事”格式，以“录尚书事”为主要方式。如《咸阳王禧传》：“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声略茂举，可大将军、录尚书事。”〔5〕

《魏书》兼任官职子语义场中还出现了“典”，其主要搭配格式为“典+官职名称”、“典+官署机构名称（+事）”。如《窦瑾传》：“盖吴平，瑾留镇长安。还京，复为殿中、都官，典左右执法。”〔5〕《长孙肥传附翰弟陈传》：“子头，袭爵。高宗时，为中散，迁内行长，典龙牧曹。”〔5〕《陆俟传》：“太宗践阼，拜侍郎，迁内侍，袭爵关内侯，转龙骧将军、给事中，典选部兰台事。”〔5〕

《魏书》兼任官职子语义场中的新成员是“带”。就目前所见，有“兼任”（官职）义的“带”的普遍应用是在南北朝时期⑧，如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7〕在《魏书》中“带”的主要搭配格式是“带+官职名称”和“带+地名”。如《刘芳传附从子懋传》：“子长文，高祖擢为南兖州冠军府长史，带谯郡太守。”〔5〕《裴延儁传附族兄聿传》：“时高祖以聿与中书侍郎崔亮并清贫，欲以干禄优之，乃以亮带野王县，聿带温县，时人荣之。”〔5〕

从《魏书》整个任职语义场成员与其他词语的组合形式来看，除“署”外，其余成员无一例外地能直接与官职名称相组合构成动宾结构；并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成员能够直接与省略了官职名称的地名组合，尽管这类词语数量有限⑨，但仍然反映出南北朝时期任职类语词的使用特点。如“带＋地名”指兼任某地最高行政长官、“作/为＋地名”表示担任某地最高行政长官，均是南北朝时期的常用说法，这不仅在北朝文献中可以看到，而且在南朝人著作中更为常见〔6〕。

二、《宋书》任职语义场

《宋书》任职语义场共有14个成员：为、历、参、作、临、解褐、领、行、兼、录、署、假、摄、带。可细分为“担任官职”（为、历、参、作、临、解褐）和“兼任官职”（领、行、兼、录、署、假、摄、带）两个子语义场。场内成员在《宋书》中的使用情况见表2。 在《宋书》担任官职子语义场中，“为”的使用频率最高，“作”的使用频率较低，二者各自的主要搭配格式为“v+官职名称”和“v+地名”。如《符瑞志上》：“光武皇帝，父为济阳令。”〔8〕《天文志

四》：“其年冬，建安王休仁解扬州，桂阳王休范为扬

州。”〔8〕《彭城王义康传》：“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为广州事。”〔8〕《范晔传附孔熙先传》：“又诘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那不作贼。’”〔8〕《蔡廓传附子兴宗传》：“时坦已死，子令孙时作山阳郡，自系廷尉。”〔8〕

《宋书》担任官职子语义场中的新兴成员是“历”和“临”⑩。“历”的搭配格式只有“历＋官职名称1＋官职名称2……”。如《宗室传?长沙景王道怜附义宗子秉》：“秉字彦节，初为著作郎，历羽林监，越骑校尉，中书、黄门侍郎。”〔8〕“临”的搭配格式只有“临＋地名”。如《隐逸传?龚祈》：“衡阳王义季临荆州，发教以祈及刘凝之、师觉授不应征召，辟其三子。”〔8〕

在《宋书》兼任官职子语义场中，“领”、“行”、“兼”、“录”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其中“领”、“行”、“兼”的主要搭配格式为“v+官职名称”。如《武帝纪中》：“以辅国将军刘遵考为并州刺史，领河东太守，镇蒲阪”〔8〕；《申恬传附兄子坦传》：“青州刺史萧斌板行建威将军、济南平原二郡太守，复攻碻磝，败退，下历城”〔8〕；《张茂度传附子永传》：“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将作大匠。事毕，迁太子右卫率。七年，为宣贵妃殷氏立庙，复兼将作大匠。”〔8〕另外，“领”还有“领＋地名”格式。如《庾悦传》：“悦少为卫将军琅邪王行参军、司马，徙主簿，转右长史。桓玄辅政，领豫州，以悦为别驾从事史”〔8〕。个别的“领”还可以看作官职的一部分，如《礼志三》：“领司徒王谧、丹阳尹孟昶议：‘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礼。’”〔8〕

“行”还有“行＋地名”、“行……事”格式。如《殷琰传》：“复为豫州别驾，太宰户曹属，丹阳丞，尚书左丞，少府，寻阳王子房冠军司马，行南豫州”〔8〕；《礼志三》：“

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8〕。甚至还出现了“……行事”官职，如“湘州行事”、“荆州行事”、“郢州行事”、“道路行事”、“长史行事”等，指的官职b11。另外，“行”往往成为官职名称的一部分，表示暂时。如《文帝纪》：“庚子，以行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谢晦为抚军将军、荆州刺史。”〔8〕且“行参军”已经成为固定的官职名称。如《百官志上》：“蜀丞相诸葛亮府有行参军，晋太傅司马越府又有行参军、兼行参军，后渐加长兼字。除拜则为参军事，府板则为行参军。晋末以来，参军事、行参军又各有除板。板行参军下则长兼行参军。”〔8〕

而“兼”也往往作为官职名称的一部分，如《礼志一》：“晋惠帝之为太子将冠也，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加冠，兼光禄勋、屯骑校尉华廙赞冠”〔8〕。

“录”主要以“录尚书”或“录尚书事”的形式出现。如《王弘传》：“羡之等诛，征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给班剑三十人”〔8〕；《江夏文献王义恭传》：“太宰江夏王义恭新除中书监、太尉，地居宗重，受遗阿衡，实深凭倚，用康庶绩，可录尚书事，本官监、太宰、王如故”〔8〕。

在《宋书》兼任官职子语义场中，“带”是一个新兴成员，尽管使用频率不是很高，但其搭配格式灵活多样，既有“带+官职名称”，又有“带+地名”，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如《宗悫传》：“至是业为悫长史，带梁郡，悫待之甚厚，不以前事为嫌。”〔8〕《羊玄保传附兄子希传》：“希初请女夫镇北中兵参军萧惠徽为长史，带南海太守，太宗不许。”〔8〕

在《宋书》整个任职语义场中，“v＋地名”成为表示担任或兼任某地最高行政长官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一点与《魏书》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相同）。“临”为中古时期具有新兴义的词语〔9〕，不见于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文献，我们推测“临＋地名”表示担任某地最高行政长官的用法可能通行于南方。

三、结语

比较《魏书》和《宋书》的任职语义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二者分别有不同的入场成员，反映出南北汉语词汇的地域差异

二者除了共同的成员“为”、“历”、“作”、“参”、“解褐”、“兼”、“领”、“行”、“录”、“摄”、“带”、“假”、“署”之外，《魏书》还包括“典”、“位”，其搭配格式分别是“典＋官职名称”、“典＋官署机构名称（＋事）”和“位＋官职名称1＋官职名称2……”。而《宋书》任职语义场中没有这两个成员，因为“典”、“位”没有“兼任和担任官职”的用法。《宋书》中只有4个“典……事”的用例。《宋书?百官志下》：“汉武帝游宴后廷，始使宦者典尚书事，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成帝改中书谒者令曰中谒者令，罢仆射。汉东京省中谒者令，而有中官谒者令，非其职也。魏武帝为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秘书丞。秘书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8〕此段文中的“典”可理解为“负责”、“管理”。我们调查了《南齐书》、《世说新语》，未见“典＋官职名称”、“典＋官署机构名称（＋事）”的组合形式。因此我们推测，南北朝时期“典”表示兼任官职的用法在北方较为通行。

“位”在《宋书》中共出现了823例，但表示担任官职义的仅有1例，见卷四十六《张邵传附子敷传》：“敷弟柬，袭父封，位通直郎。柬有勇力，手格猛兽，元凶以为辅国将军。”〔8〕但该卷为后人根据《南史》补入，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该例只能作为旁证，不能证明“位”可作为《宋书》任职语义场入场成员。另外，我们考察了《南齐书》、《世说新语》，发现“位”的担任官职义也仅各有1个用例。如《南齐书?孔稚珪传》：“祖道隆，位侍中。”〔10〕《世说新语?雅量》：“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三司。”〔7〕因此，我们推测“位”的“担任（官职）”义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已不再普遍使用，而还在北方通行。 《宋书》任职子语义场包括“临”，尽管使用频率不是很高，也只有“临＋地名”这一种组合方式b12，但在南方文献中有充分体现〔9〕，表现出浓郁的南方地域特征。

2.二者相同入场成员词语组合方式上的细微差别反映出南北汉语词汇的地域差异

《宋书》和《魏书》任职语义场内部相同的成员在使用

上也表现出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有的是史书编辑者个人风格的体现，如《魏书》中“解褐”表示担任官职，其后可以加多个官职名称。例如《司马叔璠传附子灵寿传》：“祖珍弟宗庞，世宗时，父惠安以久病启以爵转授。解褐安定王府骑兵参军、洛州龙骧府司马。”〔5〕又《张烈传》：“质，博学多才艺。解褐奉朝请，员外郎、龙骧将军、谏议大夫。”〔5〕而《宋书》中“解褐”仅有2例。但我们在《南齐书》找到了35例“解褐”。如《王奂传》：“解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陆王冠军主簿，太子洗马，本州岛别驾，中书郎，桂阳王司空咨议，黄门郎。”〔10〕其词语搭配格式与《魏书》相似。因此，我们认为《宋书》中使用“解褐”频率很低是《宋书》编纂者个人风格的体现，不能体现南北双方语词使用上的差异。但是另外一些成员在词语组合方式上的差别则体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汉语词汇的地域差异。如“行”，《宋书》中用“……行事”作官职名称，《魏书》中几乎不用此格式，仅有的几例也多是叙述南朝史实，而在有关北朝历史的书中以“……行事”为官职的也比较少见。我们调查了《北齐书》、《周书》、《隋书》，仅在《北齐书》中检得3例b13，可以看出以“……行事”为官职的用法主要通行于南朝。

3.二者都使用具有新兴义的“历”、“带”，可见南北朝汉语的趋新程度

从二书任职语义场成员总的情况来看，《魏书》、《宋书》中都使用“历”、“带”，而“历”、“带”的“兼任（官职）”义是中古时期的新兴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南北朝汉语的趋新情况——在新兴语词的选择上，北朝汉语的趋新程度并不比南朝逊色。这一点从《魏书》、《宋书》授官语义场〔11〕和假设连词语义场的比较研究〔12〕中也可得到证明。

注释： ①

今本《魏书》中的卷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上、二十、二十二、二十五、三十三、三十四、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上、八十三下、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九、九十、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三、一百零四、一百零五之三、一百零五之四总计二十八卷为后人增补而成，《宋书》中的卷四十六和卷七十六为后人所补，均不能视为南北朝时期语料。

②“假”有“授予”（官职）的意义，也有“担任”（官职）的意义，本文只讨论后者。

③“署”同时兼有“授予”（官职）和“兼任、兼摄”（官职）义，本文只讨论后者。

④“著作”即“著作郎”的简称，韩显宗时任著作郎。

⑤“吏部”即“吏部尚书”的简称，郭祚时任长兼吏部尚书。参见《魏书》卷三三《郭祚传》。

⑥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按语。

⑦“行＋地名＋事”本指兼任该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在《魏书》中往往作官职的代称。如《魏书》卷一一中“行济州事侯景”、“行汾州事张琼”、“前行南兖州事念贤”、“行东雍州事泉企”、“行青州事侯渊”，分别指兼济州刺史侯景、兼汾州刺史张琼、兼南兖州刺史念贤、兼东雍州刺史泉企、兼青州刺史侯渊。

⑧我们调查了《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均未发现“带”有“兼任”义。《后汉书?朱浮传》：“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岂有身带三绶，职典大邦，而不顾恩义，生心外畔者乎！”李贤注：“宠为渔阳太守、建忠侯、大将军，故带三绶。”此处的“带”还是“佩戴”义。

⑨根据我们的统计，《魏书》中有“为＋地名”104例、“作＋地名”1例、“行＋地名”1例、“带＋地名”11例、“摄＋地名”1例。

⑩方一新先生在《六朝语词考释漫记》中详细考察了《世说新语》中的“临”的“担任（出任）”义及“临＋地名”表示担任该地最高行政长官的用法，兹不赘述。

b11《宋书》中计有16例指官职的“……行事”。如《明帝纪》：“令孙、孟虬及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并同叛逆。”

b12“临＋地名”表示担任该地最高行政长官的用法在《宋书》中有21例，如《隐逸传?关康之》：“元嘉中，太祖闻康之有学义，除武昌国中军将军，蠲除租税。江夏王义恭、广陵王诞临南徐州，辟为从事、西曹，并不就。”“江夏王义恭、广陵王诞临南徐州”即指刘义恭和刘诞担任南徐州刺史。

从以下记载可知广陵王刘诞在元嘉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444—449）期间均担任南徐州刺史：《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一年）八月戊辰……南兖州刺史广陵王诞为南徐州刺史。”《文帝纪》：“（元嘉二十六年）秋七月辛未，以江州刺史庐陵王绍为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为雍州刺史。”又据《宋书?文帝纪》：“（元嘉三年）丁卯，以车骑大将军、江州刺史王弘为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改为荆州刺史，抚军将军、南豫州刺史江夏王义恭改为南徐州刺史”，可知江夏王刘义恭至少在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担任过南徐州刺史。

b13《北齐书?高市贵传》：“高祖沙苑失利，晋州行事封祖业弃城而还，州民柴览聚众作逆。”又《封隆之传》：“高祖后至冀州境，次于交津，追忆隆之，顾谓冀州行事司马子如曰……”。又《颜之推传》“忾敷求之不器，乃画地而取名，仗御武于文吏，委军政于儒生”自注云：“以鲍泉为郢州行事，总摄州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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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 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67，2118，1343，1398，1145，1103，1062，199，408，988，196，912，833，2215，910，520，888，538，1035，654，901，1230，1535，861，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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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汪维辉.“作（为）某地”式试解〔j〕.古汉语研究，1989，（4）：94-96.

〔8〕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 北京：中华书局，1984：85，196.

〔9〕方一新.六朝语词考释漫记〔j〕.古汉语研究，2002，（1）：85-90.

〔10〕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835，847.

带三的成语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一带一路；语言沟通；孔子学院；通事语；通心语

一、引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民心相通是其他“四通”的基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根基。语言相通则是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这些观点基本上已成为业内学者的共识。“一带一路沿线64国”（不包括中国）是早期的说法，现如今形势发生变化。原来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不感兴趣，如今转而开始关注；原来一些国家怀疑或反对“一带一路”，现今转而支持或直接介入，所以，封顶沿线国家的数目已不合时宜，原定的64国似宜改为64+，但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仍将沿线国家定格在64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沿线国家”）使用2400多种语言（杨亦鸣、赵晓群，2017），分属汉藏语系、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亚非语系、高加索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等7大语系。其中，英语、俄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等大语种，使用人口都过亿。沿线国家错综复杂的语言环境，给中外企业、中外人员的相互沟通带来一定影响。本文联系“一带一路”建设实际，聚焦沿线国家的国际语言、主体民族语言及官方语言，阐释其地位和功能，分析官方语言的特点和类别，论述语言在推动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建设中的基础性和先行性作用，阐述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建设所需要的语言人才，为“一带一路”经济贸易建设提供语言学术支撑。

二、国际语言“通事”，官方母语“通心”

相对于语言的功能作用和感彩来讲，国际语言更“通事”，官方母语更“通心”。摸清沿线国家官方语言的类别和特点，精准把握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语言人口和语言功能，可对那些准备走出国门的企业提供一些帮助，可为更科学更合理地选择和规划自己的语言、开拓市场，提供一些参考。

（一）国际语言：通事

通事语主要指可以签署国际贸易文本、可以用于国际经济贸易交际的语言。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而言，这种语言易于达意却难以表情，易于通事却难以通心。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中文、阿拉伯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语言。其中，常用工作语言只有英语和法语两种，其他4种并不常用。在上述6种语言中，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还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官方语言，只有用这3种文字签署的国际贸易文本，才具有法律效力，其他文种的译本只能作参考，不具有法律效用。上述6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语言，除了中文，其他5种，外加德语和日语，是我国外语界通行的世界7种通用外语。“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在国际金融、世界贸易、跨国工程文本、项目合同、谈判文书等领域使用的并不多，也就英语和俄语等两三种。俄语是俄罗斯、中亚及独联体国家的通用语。中资企业公司跟这些国家签订国际经贸合同，绝大多数使用俄语，少数项目使用英语。沿线国家其他地区，如东南亚、南亚、中东、西亚北非、中东欧等绝大多数国家，国际经济贸易中大多使用英语。除了以英语或俄语为母语的少数国家及少数人口外，就大多数沿线国家人口而言，英语或俄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是世界语言，是国际贸易语言，是通事语言，但还不是通心语言。

（二）官方母语：通心

通心语主要指易于情感表达和心灵沟通的语言，往往是交际者的母语。官方母语是指沿线国家中，既是本国官方语言，又是本国主体民族母语的语言。1.主体民族语言主体民族语言是指一个国家使用人口最多的那个民族的语言，该民族语言使用人口通常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多，即占全国总人口的55%或以上。如果某个国家最多民族语言使用人口，不到该国总人口的一半多，那么可以认为该国则没有主体民族语言。沿线55个国家都有主体民族语言，该主体民族语言还是该国的官方语言。在境外的中方企业，如果能用所在国的官方主体民族语言开展产品售后服务、技术咨询，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但也有少数国家没有形成主体民族，其官方语言的使用人口相对较少，在这种语境下，中资企业开展售后服务、技术咨询，恐怕就要考虑提供多种不同语言的服务了。沿线国家官方语言不是主体民族语言的国家有9个，它们是阿富汗、不丹、菲律宾、黑山、阿联酋、卡塔尔、尼泊尔、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整合中）。2.官方语言国家官方语言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法律规定的正式语言，具有法律效力，使用领域最宽，使用人口更多。沿线国家明确规定官方语言的有60国，涉及语言51种，没作规定的，只有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波黑4个国家。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从苏联分离出来的，这3个国家规定其国语分别为：土库曼语、塔吉克语和乌兹别克语。但是，俄语在这3个国家中，使用领域依然最广，承担官方语言和族际交际语言的能力依然最强，在地缘政治、劳务输出、教育留学、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功能依然强大。如果这三国政府规定俄语为本国的官方语言，则担忧此举会削弱本国国语的地位。因此，这三国政府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手强化国语，一手“去俄罗斯化”，官方语言宁缺不定。波黑是从前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波什尼亚克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是波黑的三大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3.5%、31.2%和17.4%。其中任何一个民族均非主体民族，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跨地区、跨民族、跨领域使用，因此这三大语言都没有条件做官方语言。

（三）官方语言的特点和类别

①1.官方单语（31国30语）官方单语是指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官方语言。沿线官方单语国家有31个，官方单语30种。官方单语国家大多属于“一国一族一语”，在国家、主体民族和官方语言之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即国家官方语言也是该国主体民族的母语。只有吉尔吉斯斯坦例外，其官方语言不是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的母语，而是俄语。沿线国家的30种官方语言是：迪维希语（马尔代夫）、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亚美尼亚语、波兰语、立陶宛语、捷克语、格鲁吉亚语、罗马尼亚语、阿塞拜疆语、克罗地亚语、蒙古语、泰语、土耳其语、高棉语（柬埔寨）、斯洛伐克语、越南语、保加利亚语、斯洛文尼亚语、俄语（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塞尔维亚语、摩尔多瓦语、老挝语、爱沙尼亚语、缅甸语、乌克兰语、马来语（文莱）、波斯语（伊朗）、哈萨克语、拉脱维亚语。2.官方双语或多语（13国28语）官方双语或多语是指一个国家有两种或多种官方语言，属于这种类型的沿线国家有13个，官方双语或多语共计28种（见表1）。其中，阿富汗、不丹、菲律宾和印度4个国家没有主体民族。历史上许多国家遭受西方殖民统治，独立后仍将原殖民语言定为该国的一种官方语言，譬如，巴基斯坦、不丹、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新加坡、印度（辅助官方语言）这7国的官方语言还包括英语，东帝汶的官方语言包括葡萄牙语。3.官方阿拉伯语（13国2语）历史上，阿拉伯人曾为中国科学文化西传作出过贡献，中国的医学、道教炼丹总结的一些化学知识和相关学术思想，曾由阿拉伯商人传播到西方。现代标准阿拉伯语是13个阿拉伯国家共同使用的官方语言，也是联合国第6种工作语言。有12个阿盟国家只有这一种官方语言，伊拉克则有两种，库尔德语是伊拉克的第二官方语言。另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均无主体民族（见表2）。4.官方马来语等由于政治、历史等原因，有些语言成为跨越国境的语言，该语言在不同的国度，往往使用不同的名称。印度尼西亚语和马来语原本同属一种语言，只是在书写和词汇上略有差别，操这两种语言者彼此可以通话。但是出于政治原因，印度尼西亚独立后，需要将本国的官方语言名称跟马来西亚的区别开来，因此，将本国的马来语称作印度尼西亚语，从而出现“一语两名”现象（见表3）。马来语和印尼语的使用总人口超过1.5亿，覆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多个国家，在东南亚具有通用性。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前，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是同一种语言，都叫印度斯坦语。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印地语用天城体文字书写，大部分词汇来自梵语，少部分来自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乌尔都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借词更多一些。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印地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乌尔都语成为巴基斯坦的国语和官方语言，乌尔都语不再是印度斯坦语的同义词了。摩尔多瓦人和罗马尼亚人同宗同语。从纯语言观点看，摩尔多瓦语和罗马尼亚语是同一种语言，只是在口语中有些差异。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摩尔多瓦从罗马尼亚中分离出来，摩尔多瓦语最终也成为该国的官方语言。

三、语言助推经济发展

如上所述，“一带一路”建设明确提出了“五通”构想，但没有明确指出“语言相通”，但这并不意味“语言相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无足轻重。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语）。语言在中外经贸合作交流中具有基础先导作用。如果语言不通、沟通不畅，中国企业即使走出国门，仍然会被阻隔在“一带一路”建设大门之外，无法真正迈过这道门槛。（一）语言先行：沿线国家的孔子学院早在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2013年）之前，中国已经在沿线国家建立了一批孔子学院。孔子学院致力于从事汉语教学，开展中外教育、中外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已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了重要铺垫。截至2017年3月，“一带一路”沿线有53个国家设立了孔子学院137所、孔子课堂131个。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是：俄罗斯17所、泰国15所、印度尼西亚6所；一国只有一所孔子学院的国家有22个；迄今尚无孔子学院的国家有13个，它们是缅甸、文莱、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卡塔尔、科威特、马尔代夫、不丹、土库曼斯坦（吴强，2016）。孔子学院介绍中华文化、沟通人民心灵、搭建友谊桥梁，客观上也为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作了铺垫。（二）汉语教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撑跟东南亚国家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侨居民较少，汉语/华语教学基础相对薄弱，初懂汉语的大部分当地青年都是由孔子学院培养出来的。孔子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为沿线国家中资企业提供人才支撑。近年来，沿线国家许多中资企业的数量不断增长，业务范围持续拓宽，需要招收大量当地员工，特别是优先录用那些能用汉语简单交流的员工。譬如，中国和白俄罗斯在通信、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签订了数十个重大合作项目，为白俄罗斯的汉语学习者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塔吉克斯坦的塔中矿业有限公司，日常聘用当地员工五六千人，多时近万人。中国企业特变电工承建塔吉克斯坦杜尚别首都热电厂，既需要大量的建设人员，还需要长期维护保修人员，需要大量懂汉语的当地员工。中石油公司则与孔子学院签署汉语教学协议，联合培养塔吉克斯坦员工的汉语能力，提高汉语水平。（三）提供语言及职业技能培训根据所在国家企业公司或社会机构团体的不同需求，沿线国家孔子学院还开设了多种应用汉语课程，如商务汉语、工程汉语、交通汉语、汉语文化等课程，为沿线国家中资企业本土员工提供语言和职业技能培训。2010年以来，为了满足意大利米兰市政府、内政部、警察局、移民局的工作需要，提高他们为中国游客、中国留学生办理各种手续的效率，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为这些意大利业内人员量身定做汉语培训方案。同时，为在意大利境内的中国工商银行、华为公司等企业提供公司内部的汉语培训，满足了中意企业合作过程中对高水平汉语人才的迫切需求。（四）搭建中外交流合作、信息咨询服务平台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中外国家交流合作的信息枢纽作用，全面提升了本地区、本学校和沿线国家在人文交流、姊妹学校、友好省州、经贸往来等各领域的合作水平。譬如，柬埔寨孔子学院牵线搭桥促使中国江西省和柬埔寨的暹粒省结为友好省份。两省领导多次互访，各项合作正全面展开。捷克帕拉茨基大学孔子学院协助捷克奥罗慕茨州政府和中国云南省政府建立了友好州省关系，协助捷克的奥罗慕茨市政府与中国的昆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

四、经济建设拉动语言人才需求

（一）外方当地初通汉语人才

中资企业走出国门，在沿线国家投资建厂，需要招收大量的当地员工，特别是初通汉语的当地员工。中亚国家中资企业中，中国员工跟当地员工的比例大多是2：8，中国员工占两成，当地员工占八成。近年来，塔吉克斯坦按1：9的比例操作，进一步提高了当地员工的比重（邢欣、梁云，2016）。这种招工比例极大地激发了当地青年学习汉语的动机和兴趣。柬埔寨西港经济特区是首批通过中国商务部、财政部考核确认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目前，入驻柬埔寨西港经济特区的企业有100多家，包括工业、服务业等行业，大多为中资企业，可为当地提供1.8万个工作岗位，这将大幅度提高当地民众的就业率，同时也激发当地青年学习汉语的热情。

（二）外方当地复合型双语人才

一个企业要实现全球化，其各个分支机构必须适应当地现状，完成当地化。这就需要有一支本土化、复合型双语研发主管或商队伍，他们既懂业务，又能跟该企业沟通，还能客观反映广大用户的意见和需求。印度每年直接从中国进口手机3000多万部，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进口国家当中，进口量名列第一。据调查，在最受印度人欢迎的世界十大手机品牌中，中国自主手机品牌占据了半壁江山。中国手机能够迅速成功进入印度市场，有诸多决定因素，其中研发主管双语化，销售人员本土化是一个重要原因。譬如，在印度土生土长的马利克先生，现任广东欧珀（OPPO）手机公司印度分公司的研发主管，懂业务、懂英语，去中国40多次，常在印度市场做调研，听取用户对手机的建议和需求。马利克调研发现，印度某一小镇及广大农村用户喜欢用手机放音乐，就及时将这一信息向中方厂家反馈，厂家随即改良了原手机的扬声器，结果使销售额增长了50%（肖振生，2016）。

（三）外方当地双通人才

“双通”人才亦称“深度文化交流者”或“通心者”，是指深度了解两国社会文化、风土人情，能够熟练运用两国语言、顺畅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才。这种人才的培养周期更长，需要早做顶层设计和规划。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自2009年起，与罗马孔子学院合作，国际理科高中除了开设理科知识外，还开设了中国语言和文化、历史和地理课程，这些课程均用中文教学。该校引入中文文化课程和中文教学模式，旨在培养能够获取“国际双行证”的学生。该类学生毕业后，可以申请赴中国知名大学深造，这就为培养中意两国各领域交流的友好使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中方双通人才

翻译只能通话，母语可以通心。进入“一带一路”，特别是进入中亚丝路沿线国家，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式地转转，随便找个俄文翻译就能搞定；但如果想去投资，做外贸交易，做学术调查，或合办教育，常会遇到诸多沟坎和麻烦，跨越起来十分不便。然而这翻译若是一位“双通”人才，就会游刃有余，会为跨文化沟通带来更为满意的结果。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前院长马磊就属于这种“双通”人才。他来自新疆师范大学，原本是学维吾尔语的，语言及跨文化交际基础良好。他在吉国孔院教汉语的同时，自学吉尔吉斯语。吉尔吉斯语和维吾尔语同属一个语族，差异不大，两三年下来，他的吉语基本上可以运用自如了。2015年春季，笔者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市做学术调查，马院长带笔者去一位中方投资老总家作客。进入小区，两位保安迎上前来，要检查我们的护照或身份证明。马院长亮明了他的工作证之后，用流利的吉尔吉斯语严厉质问保安的用意。当地保安万没想到马院长的吉语说得这么地道，问题提得这么尖锐，只能默默离开。马院长自学转型成才的经验，值得总结、借鉴和推广。

（五）中方复合型人才

“语言（外语）＋专业”式的复合型人才已经是中资企业选拔驻外中高层管理人员的一个基本条件。我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在“一带一路”市场上前景广阔，但高铁企业的技术文本和商务文本水平还不够高，结果在国际贸易中，往往不占优势，成为高铁国际化的“最大短板”。中国石油中塔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要求中石油所有外语专业的员工，必须在5年之内熟悉一门业务，成为业务骨干，否则就要解聘。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李斌是俄语专业人才，在中亚工作5年，熟练掌握桥梁隧道专业的业务，除做公司翻译外，还担任企业对外联络处主任，且承担了工程管理工作。

五、结语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文明文化载体和信息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是重要的，但也不是决定性的。我们不能因为相关重要文献没有提及语言，而忽视语言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也不宜无限夸大语言的作用，把实现“五通”归因为“语言相通”。本文认为，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先行性、基础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作用，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拉动了业界和社会对不同层次语言人才的需求。在沿线地区，真正能在跨国经贸业务中使用的，或者说，真正能“通事”的国际通用语言，也就两三种，如英语和俄语等；真正能“通心”的各国本土官方语言，则有50多种，但基本上不能“通事”，不能用于国际经贸业务，俄罗斯的俄语除外。拟定“一带一路”语言人才规划，不应该秉持“包打天下”的思想，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语言人才，都实行先从国内培养，再向国外委派；而应该坚持“兼济天下”的情怀，坚持境内境外一盘棋，不同层次的人才也可从国外招聘，国外的中资公司或中外合资企业，从生产到销售到售后服务，所需语言人才，宜逐渐实现当地化或本地化。

作者:周庆生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杨亦鸣，赵晓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

[2]全球孔子学院（课堂）[EB/OL].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网，/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3]吴强.“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136所孔子学院名单[EB/OL]./s/AOpblmB7CJQDgDtTgZdnig.

[4]邢欣，梁云.“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亚国家语言需求[J].语言战略研究，2016，（2）:42.

[5]国家汉办.感受“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柬埔寨经济发展：王家孔院师生参观西港经济特区[N].孔子学院，2017-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