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野蛮格格范文第1篇

三大纪律

1．将绅士风度保持到底，绝不以暴制暴。女孩子都希望找个有涵养的丈夫，“野蛮”大多时候被她们当做测试男友涵养风度的探测仪。所以，对女友冷不丁“咬”来的伶牙俐齿绝不能“以牙还牙”，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时，可用幽默作为武器。被女友咬得龇牙咧嘴时，应该温柔地提醒：“亲爱的，下次你力气小一点，我怕我的老皮老脸硌掉你的牙齿呀!”

2．在公众场合应积极配合女友的“野蛮秀”。为了向世人表明男友已是“版权所有”，“野蛮女友”在公共场合的“野蛮冲动”会成倍增加。这个时候要主动配合女友，甘愿当好配角，使其圆满完成“野蛮秀”。当她的玉指一挨着你的额头，如果你立马借鉴周星驰式的夸张表情做痛苦万分状，肯定能令女友芳心大悦，从而放弃进一步“行动”的念头。

3．时时处处保持乐观主义精神。绝不能整天一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苦大仇深模样，要善于从最悲观的结果中挖掘最积极的意义。比如，女友动辄拳打脚踢，是在表达她多么深地爱着你，“打是亲，骂是爱，爱到深处用脚踹”。如果她对别人“野蛮”，那岂不更槽?如此想来，她的“粉拳”落在身上，便成了世上惟有自己才配拥有的爱的专利，应该大笑才对!

八项注意

1．注意加强身体锻炼。强身健体不但有助于陪女友逛街时拎大包小袋，而且可以提高对“野蛮”的承受能力。在遭受“野蛮袭击”时，鼓一鼓胸大肌可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无法应对时，三十六计走为上，平时的长短跑训练这时就将帮你很大的忙。

2．注意提高关学涵养。学会用审荚的眼光来欣赏女友的“野蛮”，她弹向自己的“兰花指”便会变得美妙绝伦。

3．注意加强哲学修养。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被老婆河东狮吼后，又惨遭洗脚水泼头之厄运，可被淋成落汤鸡的哲学家却猛然完成了一道哲学命题：“雷声过后，肯定是倾盆大雨。”像哲学家一样透过现象看本质，就能发现女友“横眉怒目亦关情”。即使恋爱不成，没准自个儿还能成为哲学家。

4．多带女友逛动物园或看《动物世界》，让她从内心深处感到――“野蛮”其实是一种返祖的时尚。同样的道理，女人因为可爱才野蛮，绝不会因为野蛮而可爱。

5．不要急着把女友留下的抓痕挠印治好。它既能时时提醒女友注意自己的“罪证”，也可视为最时尚的文身――足以向世人证明自己有一个可爱的“野蛮女友”。

6．鼓励女友参加对抗性强、颇具暴力色彩的运动。不用担心女友迷上了拳击、跆拳道等项目会让你死得更难看，因为女友很有可能把针对你的拳头转移给沙袋。

7．每天给女友念一首温馨浪漫的诗。诗歌的熏陶有助于冲淡女友的戾气，使她潜移默化地向淑女回归。

我的野蛮格格范文第2篇

文明是怎样起源的？这是佛格森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将公民的“财产权利”视为区分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基础,认为没有财产的人无疑就是野人，只有野蛮人才将未来完全托付给自然环境。文明的第一要义就是运用理性预防未来的不测，从而有了“财产”──预留的生活手段。

对佛格森影响最大的两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是哲学家大卫・休谟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法哲学方面还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休谟和斯密都试图从天然的人性出发，由经验观测推导出他们各自的学问体系。这是当时启蒙科学的基本方法。

以“人性的种种属性”为基础，佛格森归纳出“友爱”和“恐惧”，并把它们作为决定人类其它一切行为方式的两种最基本的天然情感。由于“友爱”，每个人天生就需要社会，人总已经是社会的人。又由于恐惧，人类互相猜疑并划分为排斥异己的小群体，从而有了战争。人的社会性是使人类懂得和发展出劳动分工制度的基础。分工最终导致工商业的发达。对佛格森来说，文明社会的另一重含义就是“工商业社会”。在西方历史中，城邦与商业密不可分。商业的发达最终导致了艺术的繁荣。“文明”的第三重含义是“文化”，即人类各种进步别偏重于精神的那些进步。正是在此意义上，佛格森的讨论特别强调了文明的“道德”基础问题──它的生长和毁灭。

当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决心维护每一个人的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时，这个社会就从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佛格森的这一判断包含了两方面的条件：（1）政治组织与财产制度的确立，这是制度演进的过程。随着经济活动的展开，随着交换与分工的秩序的扩张，不可避免地会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秩序与财产制度；（2）社会成员在精神方面的发展，主要指关于政治秩序与财产制度的“道德共识”的形成。我们必须明白，把人类的文明状态从野蛮状态相区分的关键环节，就实证的经验而言，正是财产的私人占有制度。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家庭与国家的起源是与“私有制”的建立直接联系着的。

综上所述，人的文明化过程意味着商业与道德两方面的发展。这两个方面的人类活动都只能发生在“社会”（城邦）当中，表现为人类的社会实践。通过这一社会实践，人得以从野蛮进入文明。进入了文明社会的人，他的基本权利，也就是他之为“人”的各项天然权利的文明化的延伸，就必须包括：生命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

我的野蛮格格范文第3篇

我的伙伴邵文秋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双面女生，用我的话说就是“在里一个样儿，在外一个样儿。”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她的双面性格吧！

“乖巧女生”

嘻嘻，乖巧特写时间，主要内容：两只小眼睛显得乖巧、可爱。一头短发显得清秀可人。这就是她的第一性格——“乖巧女生”！

星期五的晚上，邵文球小姐到我家来玩，这时的她极像一只猴子。上窜窜，下窜窜。正在和我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门“吱——”的一下响了。她听到声音就立刻跳起来，在沙发上做好，低头整整衣服，换上一副乖巧女生的样子，见到是我爸。甩甩头发，眨眨眼睛。恩，天真到位，甜甜的叫声“叔叔”，OK!可爱到位。咦？还不够完美，好吧，再来一个人神共愤的笑容。这下完美了吧？淑女了吧？看到她这副淑女样儿，再把刚才的泼妇样儿一对比。心里不禁感叹道“真是个双面女生！”

“野蛮女孩”

嘿嘿！野蛮特写时间，主要内容 ：手部、嘴。别看她的手小小的，在发怒的时候会像小鸡似的把你揪过来。在没人的时候，她的嘴里可不光会蹦出甜言蜜语，还会蹦出一些难听的话。这就是她的第二性格——“野蛮女生”

我的野蛮格格范文第4篇

高调、彻底击退“野蛮人”

2016年年底，当令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陷入焦灼的“野蛮人”出现在格力电器的门口时，董明珠再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如何应对“野蛮人”，成为2016年年末董明珠要面对的一大难题，一向强势的董明珠会不会是下一个王石成了业内最关心的话题。

事实上，早在2016年年初，这场与“野蛮人”的战争就已经初现端倪。2015年年底万科被宝能举牌后，曾有分析认为格力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险资进攻的目标。在外界看来，格力电器业绩好、分红多、估值低、大股东持股少，非常容易成为举牌对象。但董明珠一开始并没有把这放在心上。

2016年1月2日，董明珠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首次公开表态“野蛮人”敲门，在她看来，家电行业水深，竞争激烈，“野蛮人”不敢轻易进入其中，“别人怎么想，我觉得真的不重要。我是职业经理人，谁是股东，我都要对股民负责。”在随后的股东大会上，董明珠再次表示，格力与万科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是制造业，没有尽心尽力投入企业（管理）的人，是不可能做好制造业的。”而对于希望借助资本运作发“不义之财”的人，“社会不会允许他存在”。

2016年11月17日，“野蛮人”正式开始进攻，宝能系大举增持格力股份。11月30日晚间，格力电器在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的公告中披露一记重磅消息：“公司通过核查，发现前海人寿自11月17日公司股票复牌至11月28日期间大量购入公司股票，持股比例由2016年三季度末的0.99%上升至4.13%，持股排名由公司第六大股东上升至第三大股东。”

这一次，董明珠的回应格外强势。12月3日，在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董明珠首次对外公开表示，“如果成为中国制造的破坏者，他们会成为罪人”。随后在其他公开场合，董明珠也再三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如果真正是投资者，是谁都没有关系，格力电器依然坚持创造者，成为创造型的企业，我希望所有人要牢牢记住自己的社会责任，你是中国人，你的行为要跟国家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说希望这些人不要破坏中国制造，成为社会的罪人。”

12月12日，前海人寿发表“将不再增持格力股票，并会在未来根据市场情况和投资策略逐步择机退出”的声明，这一场与“野蛮人”的战争，最后以董明珠获胜而告一段落。

圆了造车梦

2016年年底，董明珠又一次让所有人领略到她的坚持和“认死理”。在经历了全资收购议案被股东大会否决后，董明珠以自掏腰包、拿出全部身家的方式，宣布入股珠海银隆，让外界再一次见识到了董明珠的“造车”决心。

11月16日，格力电器公告，宣布收购珠海银隆并定向增发的重组方案彻底失败，这意味着董明珠的造车计划被搁浅了。

董明珠在谈到收购银隆遭否决事件时表示，收购不成功没有关系，但银隆的技术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最先进的。随后，董明珠公开表示，“虽然我们没有收购银隆成功，但是我一定要做”。

12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制造高峰论坛上，董明珠宣布个人增资入股珠海银隆。这一次，董明珠不仅自己掏出了全部身家，还动用个人关系拉来了王健林和其他三家企业，共同增资30亿，获得珠海银隆22.388%的股权。

在论坛上，董明珠坦陈了一定要造新能源汽车的原因。在她看来，中国制造要强，新能源是必然的一个板块，所以她个人联合一些企业收购了珠海银隆。“一个人要想成功，心胸多大，步子就多大，事业就多大。我们的新能源，不仅解决了动力，还解决了储能问题。”

无论外界如何看待这一项目，但是董明珠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她曾希望，“大家坐着格力造的车，打着格力的手机，控制家里的空调温度，享受格力给你们带来的美味佳肴，这就是我的梦想”。

“后董明珠”时代？

不久之后，格力集团的一则任免新闻让董明珠再上头条。格力官方表示，董明珠基于国家的相关规定及本人意愿，主动辞去格力集团董事长一职，但仍将继续担任格力电器的董事长。

尽管这是一件正常的人事调整，但是外界仍有质疑，认为这是否意味着格力或许会在将来迎来“后董明珠”时代。董明珠在宣布将个人所有资产都投入珠海银隆的一周后，选择了继续增持格力电器。深交所披露的信息显示，2016年12月20日，董明珠以“竞价交易”形式购入2万股格力电器股份，购入数量在总股本中占比约0.0033%。增持后，董明珠在格力电器的持股数量上升至44318492股，位列格力的第九大股东。

外界揣测，董明珠对格力电器的最新增持，形式大于意义，更多的是起稳定军心的作用，意在告诉外界其并没有通过减持或者质押股票来投资银隆。

2016年格力电器三季报显示，其前三季度营收比2015年同期微增1.11%。尽管格力电器的净利润维持在13%左右已经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但是董明珠未来还将为格力带来多少变化谁也不知道。

我的野蛮格格范文第5篇

人类文明起源时代的5000年历史长河，可以说先后经历三次大的波澜，大体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一

“文明起源三段论”的观点，理论渊源是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特别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在综合这两个思想源头基础上，我们认真汲取了20世纪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试图做出“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的理论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野蛮时代三段论”，大体上相当于他所提出的“文明起源三段论”。他采用三分法，来看待整个人类历史，提出整个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在这个“大三段论”中包括两个“小三段论”。比较低级的原始社会是蒙昧时代，又包括三个阶段：原始人类产生的初级阶段——开始学会人工取火的中级阶段——使用弓箭进行狩猎活动的高级阶段。这个时代，相当于人类历史早期阶段，通称旧石器时代，几乎占据了人类历史长河绝大部分，下限就是距今一万年前。

比较高级的原始社会是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间，前后是大约五千年时间。这个时代也分为三个阶段，先后有五大创新：制陶术的发明导致野蛮时代初级阶段开始——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有三大发明，畜养动物、灌溉农业、房屋建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以冶铁技术的发明创造为标志。

这里讲的野蛮时代三阶段，大体相当于文明起源三阶段。现代考古发现基本上肯定了摩尔根的基本思路，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索的重大问题。一个特别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究竟是什么?

由马克思奠基、恩格斯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吸收、改进摩尔根等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相当于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三段论”。

在接近尾声并且富于总结性的最后一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开头，恩格斯提出了自己探讨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与哲学理论上的新基础：“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1](P158)

在野蛮时代最初的低级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

在野蛮时代转为发达的高级阶段，“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1](P160)。

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第三次大分工，“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处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的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1](P163-166)

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起源论，甚至具体到“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的基本思想，都包涵着至今仍有生机活力的闪光思想。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停留在他们的个别结论上面，我们要学习借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活的方法，循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对于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提出现代水平的“文明起源三阶段论”。

二

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农业起源革命——新石器革命——陶器革命。

“文明起源第一阶段的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这是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论”，汲取了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科学因素，又扬弃了个别过时结论，立足20世纪考古发现最新成果，力图作出理论上的综合创新。

20世纪考古发现充分肯定了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文明起源论的奠基开创之功，在此前提下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在文明起源历史起点问题上就提出了五点质疑：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起点究竟是制陶业还是农业?

农业最初起源是在西半球还是东半球的亚非欧大陆?

最早的农业是水作农业还是天然旱作农业?

东半球亚非欧大陆是畜牧业起源在先，还是农业起源在先?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本质内容，究竟是从野蛮部落中分化出游牧部落，还是农业部落?

这五个问题不是机械罗列关系，其中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层的一个问题是：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究竟是什么，是制陶业、畜牧业，还是农业起源?

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起点论”，首先着重强调了制陶术发明的发端作用：“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的发明。”不过，看来他自己当时也已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我们以制陶术的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这样做固然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从多方面考虑，最确当的分界标准大概还无过于此。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这两种状态显然有别，这是久已公认的，不过，以前不曾提出过某种进步现象作为由前一种社会进入后一种社会的标志。”后来他仍感到理由不够充分，并一再做出解释：“对于人类文化顺序相承的诸阶段的起点，我们选择了陶器的使用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界标志，其意义不像饲养动物、使用铁器和发明标音字母那么鲜明，因而对于这一抉择需要加以解释。人类必定先有村居生活，并且，简单的技术必定先已达到相当进步的水平，然后才会制造陶器。”[2](P11，10，12)那么，究竟是什么产业兴起，才造成了“村居生活”呢?这里离真理只差一步!

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层重大的理论问题：对于文明起源时代起点的犹疑不决，偏重陶器技术，对于农业起源在文明起源物质前提中的决定意义认识不足，也没有注意到与农业起源直接相关的新石器革命。这个理论缺陷的产生，有一个理论根源，就是摩尔根在考察社会发展时有一个六项式：生存技术——政治——语言——家庭——居住方式——财产。其缺憾在于，他从比较表层的生存技术、生活资料出发，而没有更加深入注意到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妨碍了他把“农业起源——新石器革命”，提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时代的出发点上去。

在这里，我们需要一方面坚持发展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论基本方法，另一方面根据20世纪考古学的新实践，对于恩格斯的个别提法作出修正与发展。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角度，来探究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的深层经济根源，唯物史观的这条基本思路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关于“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却值得推敲：“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问题在于，为什么这里只提畜牧业，而不提农业呢?恩格斯下文中摆出了当时掌握的考古学事实：“园圃种植业大概是亚洲的低级阶段野蛮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田野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没有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1](P160-161)然而，由于这样的表述，就产生出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当下面讲到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业与农业分离”时，并没有农业起源在先的前提，没有明确回答农业何时分化出来的问题。

20世纪考古发现修正了这里的提法与判断，证实了北非与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农业起源是多元化、多中心的，最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是四个，四种主要粮食作物分别创造出来：

大麦、小麦——首先起源在西亚两河流域以北的新月形地带的山前台地上，而后首先传播在北非的古埃及；

稻米——首先起源在华南广西、长江中游、下游地区；

粟子——首先起源在华北平原与太行交界的山前台地上；

玉米——首先起源在中美洲。

西亚两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还表明，在这个西方文明发源中心，是农业起源在先，陶器起源在后，在陶器于距今八九千年前起源的时代以前，还有一二千年的“无陶新石器时代”，或叫“前陶新石器时代”。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尤其是农业考古学最新发现，我们有必要对“第一次大分工”的提法作出精确化，也对摩尔根提出的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理论，作出必要的修改与补充：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最初原点，是新石器时代起点上的第一次大分工，从根本上说首先是农业起源，再加上从农业起源派生出来的畜牧业起源、家畜起源，从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中分化出来，人类定居、剩余劳动增加、其他文明质前提的确立、文明要素的萌生，全部建立在农业起源这个基点上。如果说整个文明大厦全都建立在剩余劳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最初的剩余劳动，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必然首先产生在农业起源之中。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必然逻辑，也是经过考古学发现证实的科学事实。柴尔德所谓“新石器革命”，本质上首先是农业起源革命。

农业起源必然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伴生物，也就是文明起源的第二大物质前提——新石器技术革命。为了农业起源中刀耕火种、割穗收获、研磨加工的需要，距今一万年至八千年间逐渐创造出新石器农具群。新石器的本质特征，按照西方长期流传的传统说法，就是从打制石器走向磨制石器，更科学地说是走向切、钻、琢、磨四大工艺综合运用于农用石器的深加工，由此引出工具上的大革命，生产力上的大革命，也为文明起源过程事先铺垫下第二块物质技术的奠基石。

确立了“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在文明起源中应有的物质前提地位之后，陶器的发明创造也就有了应有的历史前提，又有了应有的历史地位。由于农业起源加上新石器，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变革、大发展，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出生活方式的变革：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贮存粮食的器皿需要增加了，必需有较多的粮食贮存，才能度过冬季，贮备灾荒，饲养牲畜；农业起源之后，定居生活开始了，对于各种容器的需要增加了；随着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人们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范围都扩大了，与自然水源的距离也拉大了，如何用人工容器保持人工水源，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随着农业起源、畜牧起源、新石器起源过程的展开，人们迫切要求发展熟食，从石烹时展到陶烹时代，出现了陶釜、陶灶、陶鼎、陶锅等一系列陶制炊具群。

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是把这个阶段排除在文明起源时代之外的，最多上溯到铜器、城市、文字起源。这里提出的新主张，是把“农业——新石器——陶器”这三大物质前提的奠定，作为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

三

文明起源时代第二阶段——三大文明要素生成期：“铜器—城市—文字”的多元发生。

“文明起源三大要素发生期”这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论”与恩格斯“第二次大分工”这两个概念的合理内核，又综合了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最新成果，力争有所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闪光思想，即把文明起源过程，区分为两个相互衔接而又相互区别的历史阶段——“文明要素发生时期”和“真正进入文明状态”。

关于文明要素有哪些的问题，摩尔根的回答看来是初步区分了两个层次：“基本要素”与“诸多要素”。应当声明的是，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这样明确区分的两个不同概念，但从《古代社会》全书看来，却蕴涵着这种区分的基本思想。

第一章《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趋向于从宏观世界历史高度，谈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先后生成的五大要素：制陶术——动物驯养——农业种植业——房屋建筑——冶铁术。后来他还说：“文明的一切要素，包括文字在内。”

而第三章《人类发展速度的比例》，则接近于用追溯法，列举了野蛮时代三个阶段上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诸多要素发生过程：野蛮社会初级阶段文明起源过程中的10个要素——中级阶段的20个要素——高级阶段的近20个要素。[2](P28，274，32，31)后来马克思晚年在做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时，基本肯定了“文明要素”这个提法。在《古代社会》一书第二编第八章《希腊人的氏族》中，把私有财产制度作为推进文明起源的新要素：“财产已经成为逐渐改造希腊制度而为政治社会开辟途径的新要素，这个要素既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它的主要动力。完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变革，不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多么简单明了，在当时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2](P218)。马克思在摘要中用自己的话概括了这段论述，并倾向于肯定文明“新要素”这个提法：“私有制是新的要素，经过延续了若干世纪的在氏族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尝试以后，这种要素逐渐改造希腊的制度并为上述变化(即向政治社会或国家过渡)作好了准备。”[3](P16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没有专门论及文明要素问题，但在《雅典国家的产生》这一章中，也用了“新社会要素”这个提法；同时，他把国家称为“文明社会的概括”，与“文明起源要素”形成鲜明对照。

由此看来，把整个文明起源过程，除了前面的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可进一步区分为“文明要素发生期”与“文明整体形成期”两个阶段，是有理论根据的，也有历史渊源。现代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也有助于证实这种区分。

这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属于文明起源过程中产生的诸多要素?哪些属于有全局意义的基本要素?

我们不妨仿照“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列出一系列前人探索的“文明起源要素表”。

摩尔根先后列出了近50个文明起源要素，在“文明起源诸多要素”的基础上，他当年看重突出的“六个基本要素”是：(1)陶器；(2)畜牧业；(3)农业种植业；(4)房屋建筑术；(5)冶铁术；(6)文字。

马克思的摘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于摩尔根提及的文明起源诸多要素，特别是有重大意义的六个基本要素，大都作过肯定性概述。恩格斯在论及文明形成前夕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时，特别突出了两大要素的关键作用：一是铁器；二是文字。他有一个十分简明的概括：“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而在“文明起源诸多要素”这个层面上，他曾历数古希腊文明起源中的十来种要素：铁器、风箱、手磨、快轮制陶、榨油、酿酒、车轮、建筑术、城市、荷马史诗与全部神话。[1](P22，23)

20世纪世界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1936年用英文发表了影响颇广的《人类创造了自己》一书。他把人类文明起源的主要轨迹，总结归纳为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间，先后发生的三次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人类知识上的革命。柴尔德关于头二个革命的学术观点，多为世人关注，而关于后一个革命的论述，则较少为人论及，而对于我们清点“文明起源要素”的工作，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该书最后两章，认为构成文明形成重要因素的人类知识上的革命，主要要素是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间，即城市革命之前2000年间，有16项影响人类历史走向文明的重要发明创新：

(1)使用运河和沟渠的人工灌溉法；(2)犁耕；(3)牲畜动力；(4)帆船；(5)轮车；(6)果园种植；(7)发酵作用；(8)铜的冶炼与使用；(9)房屋建筑用砖；(10)拱门；(11)在陶器表层上釉；(12)印章；(13)太阳历；(14)文字；(15)记数法；(16)青铜。

而城市革命之后的2000年间，即公元前2600年—前600年间，他又补充了四项影响人类文明过程的四项重大发明创造：(1)十进位法；(2)经济实用的冶铁术；(3)字母文字；(4)城市供水系统。[4](P217)

面向21世纪世界考古与中国考古最新发现，对于前人探索足迹作出比较研究，并且努力做出理论创新，我们或许可以引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文明起源是一个长达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除去头两三千年是“农业——新石器——陶器”这文明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有两三千年时间，即距今7500年—5000年之间的两三千年历史长河；

这两三千年时间，是在物质基础初步奠定前提下，文明直接起源的历史过程；

文明直接起源过程之所以拉得这么长，是因为文明起源是诸多要素、多元发生，逐渐萌发、不断生成的复杂历史进程，而不是一下子或一次性的生成过程；

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在“物质奠基——文明形成”这两大阶段之间，专门分出一个“文明要素生成期”是完全必要的；

文明要素又有必要区分为两个层次；铜器是经济基础上首要文明要素；城市是社会交往上的首要文明要素；文字是精神文化上的首要文明要素；其他方面还有层次稍低的诸多文明要素。

四

文明起源第三阶段——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各种要素、各种片断的简单罗列、机械相加。

文明起源过程中，要素与总体、渐变与质变、起源与形成、诸多要素与文明整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难度甚高的重大问题。

对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总体标志问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与争论，有以下四种学术观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文字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流行最为普遍，较有代表性的首推摩尔根1877年的《古代社会》一书，另外还有大体同时的泰勒的《原始文化》、《人类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导论》等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