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诗词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曹操 “改造文章的祖师” 创新 突破 《观沧海》

一、“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作品留传至今，包括片段在内的只有一百五十篇文章和二十余首诗。从体式上看，他的诗歌可以分为三大类：四言，如《短歌行》（对酒当歌）、《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善哉行》（古公父）等；五言，如《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秋胡行》等；杂言，如《对酒》、《陌上桑》等。每类约占其今存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四言诗最为出色。与诗歌相比，他的文章成就要逊色不少，但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

1927年鲁迅先生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所讲的《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讲到曹操，说：“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1］鲁迅在此主要是说曹操的文章很少受到原有体制、内容的束缚，他任意发挥，潇洒自如地抒发内心情感。平易流畅，清峻通脱是他创作的一大特点。

曹操征用人才时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就行，他的求贤若渴所达到的程度是一般人所不敢说不敢做的。当时人在死前会写些遗令，对于当时的名人来说是非常流行的。遗令有一定的格式，多是说死后葬于何处，或者说葬于某某名人墓旁。然而曹操却不这样，他的遗令不但不按格式来写，内容还讲道：“吾俾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尺床，施[帐，朝晡上脯L之属……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2］对于如何料理他的后事，甚至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么处理都作了安排，曹操对此毫无顾忌，大胆创作，对当时的文学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视界。

二、诗歌创新

（一）四言诗对《诗经》的创新

1.突破汉代四言体的语体习惯

“以平易的当代口语组织四言诗的语汇，突破了汉代四言体普遍不敢改变《诗经》体语汇的局面”。［3］“在《诗经》所处的时期，汉语词汇还以单音词为主”。［4］《诗经》的一般句式构成是以单音节词为主，双音节词为辅。为了使四言诗在朗读时形成二二节奏，《诗经》的许多四言句要通过在单音节词的前后增加衬字或虚字构成双音节结构，如：“在河之洲”、“求之不得”（《周南・关雎》），“不宜有怒”（《邶风・谷风》），“桑之未落”、“淇则有岸”（《卫风・氓》），等等。这些以单音词为主的句式，本质上还是散文句。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汉语双音节词增多。而此时的四言诗仍沿用《诗经》典型句式，如：“又可奈何”（《鸿鹄歌》），“穆穆天子”、“嗟嗟我王”、“我王如何，曾不斯览”（《讽谏诗》）。还有王昭君的《怨诗》：“秋木萧萧，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巍峨，河水泱泱。”朗读起来毫无新意，和《诗经》四言诗无多大区别。而在四言诗毫无创新，面临衰亡之际，曹操却使用当代语汇，创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四言诗。诵读起来与《诗经》的四言体诗迥然不同，朗朗上口，平易流畅，如脍炙人口的《短歌行》，又如《观沧海》，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一般的优美词语，但曹操却善于提炼组合这些双音节词汇，使二二节奏得到强化，易于上口，易于表现诗歌的语言美和诗化的意境美。

2.四言诗诗行结构关系和句序的改变

曹操的四言诗“改变了四言诗的诗行结构的关系和句序”。从表面上看，曹操的四言诗仍是两句一行，四句一节，但是他的诗行两句之间已经不像《诗经》那样存在着语法上的依存关系了。《诗经》中的一句一般不能独立，要靠下一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具有完整的意义。如“硕鼠硕鼠，勿食我黍”（《魏风・硕鼠》）；“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蒹葭》）；“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小雅・鹿鸣之什・采薇》）。而曹操诗歌，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山不厌高，水不厌深”（《短歌行》），“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观沧海》），等等，主要是凭意思上的连贯构成一行或一节，各句句法是独立的，于是就不必使用《诗经》式的句序。在一些场面描写或抒情时，《诗经》主要通过使用各种重章叠唱、回环往复的方式来铺叙，如《王风・采葛》、《关雎》、《蒹葭》等都是通过这种反复重叠来强化诗的目的。而曹诗则是以结构独立但句意连贯的散句勾画意境、抒感，并不追求重章叠唱之法。

3.表达方式的不同

《诗经》多叙事，而曹操四言诗则善于抒情。如曹操《步出夏门行》是一组诗，第一章《观沧海》写登临碣石、眺望大海所生发的联想，气势宏大、意境深远，表现出诗人豪迈的情怀；第二章《冬十月》和第三章《河朔寒》，则描写风土人情，表达了诗人对一些社会现象所引起的忧虑；而第四章《龟虽寿》，表达了诗人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的心态和精神。其《短歌行》则表达了诗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和渴望天下归心的强烈愿望。曹操四言诗所展现的宏大气势、吞吐日月、慷慨悲凉、豪迈情怀等，这与他作为一代王者的身份是分不开的。

曹操四言诗对《诗经》的创新与突破，给四言诗注入了活力，使四言诗继《诗经》之后再一次大放异彩。清人沈德潜评：“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5］

（二）五言诗

诗歌由四言而变为五言，虽多了一字，却使诗歌有回转周旋的余地。五言诗在早期的形成发展中，有很多诗人对此作出了努力与贡献，而曹操也努力将其诗歌由四言向五言过渡、发展。

曹操最早的五言诗《薤露行》主要抒发了对董卓焚烧洛阳，胁迫天子、百官和百姓迁徙去长安的悲愤之情。诗歌形式上虽为五言诗，但内在表达方式上有四言之韵在其中，这其实是在四言诗的基础上每句加虚字或赘字而成。

《蒿里行》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此诗虚字明显减少，有诗的韵味，并且有些句子还成了名句被人们所吟诵。

《苦寒行》的显著特色就是由客观记录历史、客观叙事转向主体抒情，并且出现了意象式的描写，对仗、比喻、拟人等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得其五言诗散发出诗的魅力，虚字已不再作为衬字出现，而是精心提炼出每句的五个字，使它们各行其道，共同发挥应有的作用。可见，此时曹操的五言诗已渐趋成熟，显示了四言诗向五言诗的过渡。《诗经》中偶有的五言只是一种巧合，并不是有意识而为之的创作；秦嘉时代的五言诗也只是一种个别的起源，是一种局部的突破，并且势头很小，没有带动五言诗的蓬勃发展。而曹操却不同，不但自己作五言诗，而且通过自己的政治权威、文学才华等深刻地影响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建安时期的文人，一时之间，五言诗在建安文坛盛放。

三、对汉乐府的突破

（一）开创“文人乐府诗”

吉川幸次郎曾写道：“曹操给文学史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我以为，是他把过去作为民歌存在的、因此习惯上是由无名作者写作的歌谣曲的歌词，改变为由他自己来写作。”［6］曹操现存的二十多首诗歌全是乐府歌词，都能合乐演唱。从文人诗歌的历史去看，两汉文人极少创作乐府歌辞，可以说文人诗与乐府诗泾渭分明。而从曹操开始，乐府歌词有了它们的真命天子、真正的主人。他一改文人固步自封、不写乐府的通病，大力投入乐府歌辞。在他的引领和影响之下，文人们学习民歌、创造乐府诗的风气一时风靡，从此一条文人乐府诗的康庄大道被开辟出来。如曹丕、曹植、阮禹、王粲等人都开始了文人乐府诗的创作。这也就是吉川幸次郎所说的：“乐府由市民的诗歌形式被采纳为知识分子的诗歌形式，已经是重要的革新。”由此可见，曹操起到了指引诗歌创作方向和创作道路的重大作用，使得文人乐府诗从此蓬勃发展起来，并对建安文学的勃然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内容上的突破

曹操在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7］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与突破。沈德潜曾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虽是乐府旧题，但曹操却在内容上给予创新，以旧题来写新意，使得他的乐府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沈德潜曾评其诗“汉末实录”。可见他的诗在文学，甚至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人们熟知的《陌上桑》，本是叙述了秦氏女子罗敷以其聪明、智慧拒绝无礼太守，使其仓惶而逃的精彩故事，曹操却改为写求仙，想靠游仙延长寿命之意思。而《薤露行》、《蒿里行》，都是东齐产生的歌谣，大约创于西汉初年，李延年增损润色而成，二者原是挽歌、丧歌，而曹操则用这两题名作两诗，都是反映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百姓凄苦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的哀痛之情。《善哉行》由三首构成，第一首《古公父》是歌咏古事，表现他平乱安邦的政治思想；第二首通过写他悲惨的遭遇，抒发他内心苦闷及壮志难酬，不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愤慨；第三首则抒发他渴望尽得贤才的迫切心情。而乐府古辞的《善哉行》则是主客在宴会上的祝颂酬答之辞，劝人及时行乐，祝颂成仙长寿之诗。

另外，曹操眼界非常开阔，如《薤露行》和《蒿里行》就写到了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具有极强的现实性，而且作为一代准帝王几乎没人能直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社会现实，而曹操却用诗把它表现出来，足以见得其胸襟。曹操诗的意境是宏大悲凉的，甚有一种王者气魄，这与曹操的政治、军事的地位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也是汉乐府民歌很难具有的。

四、《观沧海》―――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可见其开创、祖师级的地位。此诗以雄健的笔力，生动饱满地描绘了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之气魄，表现了诗人博大的胸怀。诗人在处理生命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时，保持着主体的高度独立性。诗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置于自然客体之中，以博大的胸襟欣赏着眼前的客体的变化，并在外界的变化中还能坚持着自我的独立性。这与庄子的虚静、物化是截然不同的，在庄子的作品中，主体消融在客体中，并且分不清哪是主哪是客，已不分彼此。曹操的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其强势的性格、王者的霸气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歌才更具个性，更具一种崇高的美。这些特性是前无古人，后有学习者的。

鲁迅对于曹操是很佩服的，称其是英雄，而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鲁迅在此夸赞多半是从文学方面而言，所以鲁迅会大胆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参考文献：

［1］鲁迅.（插图本）汉文学史纲要（外一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葛晓音.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2002.

［4］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5］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曹操诗词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三曹”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与七子互相辉映。彪炳文坛。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父子三人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操反对虚而不实的“浮华”风气。在创作过程中尚通脱、尚实、务尽。

    一、背景出身及当时社会创作风气

    曹操(155-220 )，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 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    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  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    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    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曹操诗词范文第3篇

1、三曹：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称。他们以显赫的政治地位与杰出的文学才能著称于世。他们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乱离的社会场景，悲歌慷慨，是汉魏风骨的代表诗人，在五言诗歌发展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

2、建安七子：指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并称。他们均以诗文显赫当世，是曹魏文学集团核心成员，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其中以王粲、刘桢成就。

3、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风格的形象概括。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当时有不少作品反映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其诗歌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爽朗。后人把建安诗歌的成就称为“建安风骨”。

4、《悲愤诗》：诗歌篇名。汉魏间女诗人蔡琰的代表作品，相传有骚体与五言体二首。其中五言体较可信。全诗五百四十字，自述在汉末动乱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整个汉末动乱时期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具有典型意义。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感染力。

二、论述题

1、建安时期有哪些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有何共同特征?

参考答案：建安时期的诗人有“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和女诗人蔡琰。其诗歌创作的共同特征是：都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表现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情调慷慨激昂，语言刚健爽朗，“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形成所谓“建安风骨”。

2、试析“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

参考答案：曹操的诗歌富有抒情化、个性化特色，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古朴苍劲，风格悲凉慷慨、雄健沉郁。曹丕的诗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充满乱离时代的哀怨之音，诗风清丽哀婉。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作家，其诗歌加强了抒情化色彩;描写细致，善用比喻，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词藻丰富华美，讲究对偶、炼字，语言绮丽而自然，韵律、色调和谐;讲究谋篇布局。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3、简述曹植诗歌创作前后期的变化及其原因?

参考答案：曹植早期诗歌充满了昂扬奋发的精神，后期诗歌慷慨悲凉。诗风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导致题材与艺术手法的变化。曹植早期才华横溢，颇受宠爱，故诗歌多歌唱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也有感时伤乱、述写宴饮游乐的作品，洋溢着浪漫乐观的情调。后期备受猜忌，故主要抒写自己遭谴被弃的悲愤与不平，或述写朋友和自己遭受迫害的愤懑，或借传统闺怨题材表明自己的心志，或自抒胸臆，或借游仙以排遣内心的苦闷。大量地运用了比喻和象征手法表现诗人反抗迫害的精神。

傲世谁堪千古秀，

清狂自比一秋心。

曹操诗词范文第4篇

建安文学研究可分为古代和现当代两个时期。古代建安文学研究几乎与建安文学创作同步进行，这主要表现为诗人之间的互相品评评论。较有系统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曹丕等人既是诗人，又对别的诗人颇为了解，他们的评论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六朝时期，陈寿、沈约、挚虞、颜延之等均极重视建安文学，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对建安文学作了精辟的论析，一些观点被后人视为定评。唐代的王通、骆宾王、陈子昂、李白、杜甫、元稹、皎然、李商隐、吴兢等诗人、学者对建安文学都有独到的见解。宋元明清时期研究继续深入，主要表现有：其一，涌现出大量诗话，对建安诗人及其诗作从不同侧面进行评论。著名的有《岁寒堂诗话》（张戒）、《升庵堂诗话》（杨慎）、《四溟诗话》（谢榛）、《姜斋诗话》（王夫之）、《围炉诗话》（吴乔）、《历代诗论》（吴景旭）、《随园诗话》（袁枚）等。其二，出现了许多选本，如元人刘履的《选诗补注》明人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清人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王夫之的《船山古诗评选》，沈德潜的《古诗源》，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等选本中选录、评论了许多建安诗篇。其论析简明扼要，闪烁着真知灼见。其三，对建安诗文的整理，最出色的当推明人张溥，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录了建安时期三曹和孔融、王粲、阮瑀、陈琳、刘桢、、应璩等十人的集子，为建安诗文的保存、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四，明清学者还为建安作家集写序题辞。如张溥为三曹集分别题辞，李梦阳、徐伯虬、李桢、毛一公、张炎、陈朝辅为《曹植集》作序。其五，对建安诗文进行考订、论述，叶燮的《原诗》、何焯的《义门读书记》、朱乾的《乐府正义》、张玉谷的《古诗赏析》、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丁晏的《曹集鑫评》、刘熙载的《艺概》、吴汝沦的《古诗钞》等尤为突出。

总体说来，古代学者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一如他们的全部文学批评一样，对建安文学的研究也显得零散、片断、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其中试图全面把握建安文学特征的只有刘勰、钟嵘、严羽等数家。刘勰《文心雕龙》对建安文学作了多角度的论述，他认为：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慷概以使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明诗》）

他把三曹乐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述酣宴”，另一类为“伤羁戌”（《乐府》）。邺中文士“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明诗》），“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时序》）。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论述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能够联系汉末时代背景来探讨建安文学的成因，识见高远；二是他对建安诗人作出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评价，这些评价大多是较为中肯的；三是他第一次论述了诗歌的“风骨”，为后人提出“建安风骨”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具有浓厚的宗经思想，他说：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戌，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乐府》）

将曹操反映战乱之作和曹丕游子思妇之词一概斥为“郑曲”，不言而喻，论者是站在封建正统诗教的立场上的。

钟嵘的《诗品》使诗学脱离经学而独立，成为纯文学性质的诗学。他首次提出了“建安风力”：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为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曲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总论》）

他将从汉至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为三品，上品共十一位，建安诗人就占了三位（曹植、刘桢、王粲），列入中品的有曹丕、应璩，列入下品的有曹操、曹睿、曹彪、徐干、阮瑀。他认为曹植之作“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刘桢之作“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最足以表现“建安风力。”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首次提出“建安风骨”，他说：

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以下。（《诗辩》）

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支摘叶。（同上）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悲壮，曰棲婉。（《诗辩》）

严羽认为建安风骨的特征在于气象雄浑，格调高古，这主要是针对“近代诸公”－－江西诗派而言的。他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诗辩》）

据上可知，古代学者对建安诗歌总体特征的把握，因时代与历史的局限，与我们今天对建安诗歌的理解是有差距的，但古代学者的研究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材料。

到了现当代，建安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首先，在诗文整理，诠释方面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校注本，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文本，如黄节的《魏武帝魏文帝诗注》、《曹子建诗注》，余冠英的《三曹诗选》，夏传才的《曹操集注》，夏传才、唐绍忠的《曹丕集校注》，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郁贤浩、张采民的《建安七子诗笺注》等。此外，张可礼的《三曹年谱》，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的《三曹资料汇编》为后人了解三曹生平创作和检索古人研究建安文学的论述提供了方便。其次，出现了许多论述建安文学的著作。在五十年代之前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朱自清《经典常谈》，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五十年代后大陆地区出版的专著有张可礼的《建安文学论稿》，王巍的《建安文学概论》，钟优民的《曹植新探》等，许多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学专家都对建安诗人和诗作作了深刻的论述，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水平。

从对建安文学总体特征研究的角度看，近代影响最大的当推刘师培与鲁迅先生。刘先生摈弃了旧的研究方法，首先系统地研究建安文学，功莫大焉。他将建安文学的特征概括为“清峻、通脱、骋词、华靡”，并分析了出现这一现象的社会思想因素。他的失误在于过多的重视了形式而忽略了思想内容。其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将建安文学风格概括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认为“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是有点异彩。”他对曹氏父子和孔融等建安诗人进行了分别论述：

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曹操）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之外，加上壮大。

鲁迅先生的论述颇为精采，他对曹操、曹丕等人的评价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我们也有必要指出：二十年代后期，政治舞台和思想领域内都极为复杂，作为斗士的鲁迅先生在他的学术活动中不能不带上自己鲜明的感情和强烈的情绪，而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次讲演稿，与冷静的客观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两汉文学史》等）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不能脱离时代而盲目地照搬鲁迅先生的论断。当然鲁迅先生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建国后大陆地区对建安文学的研究，或可概括为两个派别：一是“现实派”，一是“觉醒派”。现实派的观点长期流行，影响最大。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建安文学特征的根括可视为现实派观点的简明表述：

他们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概，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认为：现实派的概括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方面，但同时又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大批“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作。强调了诗风上慷概悲壮的一面，忽略了委婉绮丽的另一面。该派以“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是欠准确的，这一点已为有识之士所指出。张可礼先生认为：古代讲“建安风骨”，都是对建安文学某些特点的概括，而对于某些特点的概括，又多是侧重在艺术表现方面，强调的是建安文学明朗刚健、古朴自然的艺术表现。至于建安文学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建安文人抒发的消除动乱、恢复封建治世的理想和抱负等特点，则基本上没有涉及。因此，现在学术界流行的所谓古代提出的“建安风骨”“是对整个建安时代文学的面貌的概括”的说法，与古人讲的“建安风骨”的含义是方圆不合的。［（1）］

“觉醒派”在新时期出现，近年来颇为盛行。该派认为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觉醒”时期，魏晋文学主要表现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概、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族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2）］“在这以前的文学，许多都重在政教，……但都并无尊重个性的要求。提出这一要求，实从这时期的文学开始。”“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最值得注目的一点，是自我意识的加强。”“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使命感减弱了。文学的创作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感。”［（3）］“觉醒说”的出现使许多历来被曲解被忽略的问题被凸现出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本文并不能完全同意“觉醒说”，因为在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风－－诗风有数次大的变化，就建安时代而言：建安士－－诗人与西晋士－－诗人的人生观并不相同；“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并不是建安诗歌的主调；建安诗人在关注个性的同时，亦关注着政教和功业。

二

在前修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汉末士风的走向，将建安诗歌的总体特征归纳为“一体两面”。

一面是，与昂扬奋发的时代风尚相应，建安诗人创作出了反映社会动乱，描写人民苦难生活，抒发建功立业、重建天下宏伟抱负的诗篇。此类诗篇的风格是康慨悲壮，刚健豪迈，语言质朴。从创作时代上看，多完成于曹操平定北方之前。本期内建安时代的主要诗人尚未集中，正如曹植所云：“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与杨德祖书》）曹操的《薤露行》《篙里行》，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孔融的《六言诗》等为此期的代表作。到了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建安主要诗人云集邺城，年轻诗人曹丕曹植兄弟走向成熟。本期内题材广泛，诗风多样并存。反映动乱现实和人民苦难的作品还在不断涌现。曹操的《苦寒行》写士卒行军之苦，表现不得已而用兵的悲哀；曹植的《送应氏》其一写洛阳城的残破荒凉；女诗人蔡文姬痛定思痛，以自身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长篇五言诗《悲愤诗》，哭诉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表现统一天下之志，展示奋力搏击之情的诗篇始终是建安时代的最强音。步入老境的曹操，为求得“天下归心”的局面而效法“周公吐哺”，思贤若渴，从而老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唱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之歌。曹丕亦多“壮思”，以“我独何人，能不靖乱”而自励，曹植则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为榜样，志在“建金石之功，流惠于下民。”王粲陈琳等人亦表示“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建功不及时，钟鼎将何铭？”充满了英雄意识与功业思想。

“慷慨”是建安诗风的主要特征，曹操诗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短歌行》），曹丕诗云：“余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昂“（《于谯作诗》），曹植诗云：“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箜篌引》），“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刘勰《文心雕龙》概括建安文学特征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时序》），又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慷慨”的原义既有充满正气，情绪激动之意，又有感叹唏呈，伤心不已之意。可后项意义往往被人忽略，遂对“慷慨”有了狭窄的理解。建安诗作中既有慷慨激昂的因素，也有悲凉伤心的成份。前者主要体现于表现理想壮志之作，后者主要存在于再现苦难现实的作品中。

其二，与建安士风相应，建安诗歌中出现了许多表现生命意识的作品，同时建安诗人为了消解生命悲剧意识创作了大量的饮宴之作、游仙之作，山水池苑之作，男女欢爱相思之作等。沈德潜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古诗源》）曹操与曹丕父子的区别也正反映了建安诗歌前后期的区别。此类诗的涌现集中在邺下时期，曹丕曹植兄弟及王粲刘桢等人以抒情性代替了写实性，从对社会现实的描摹转向对士人心理的展现，对自我意识的渲染，从而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宣言，从此，文学名正言顺地成为抒情写意的艺术。诗人开始讲求文彩，注重雕饰和炼字。并注意到了音律的特点，格调婉曲、清新、明丽。钟嵘认为曹丕“‘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始见其工。”又赞美曹植之作“词采华茂”、“体被文质”（《诗品》），明确反映出建安诗风从率真自然走向华丽绮靡的过程。

此外，建安诗人创作了大量五言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心雕龙、明诗》）。五言诗的盛行，论者多从其自身特点考虑，常借用《诗品、总论》中的一段话来解释，即：（四言）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五言）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这只是内因。从外因考察，则五言诗的盛行亦与建安士风相关。挚虞《文章流别论》云：五言者，……于俳谐倡乐多用之。黄侃《诗品讲疏》亦云：凡非大礼所用者，皆俳谐倡乐，此中兼有乐府所载歌谣。建安士－－诗人冲破了传统礼法思想的束缚，不以采用俳谐倡乐为耻，大胆地将民间俗乐及五言句式，引入音乐与文学的大雅之堂，使五言诗成为抒情写意的主要形式。

上述两面共存于建安时期，共同组成了建安诗风的特征。其中，以关注汉末社会政治，再现汉未动乱现实，抒发以天下为己任，昂扬进取之雄心壮志，诗风以慷慨悲凉、壮怀激烈的一面为主，以展现建安诗人对生命意识的体悟及消解，诗风委婉华丽的一面为次。这两个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关联，同时存在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之中，共同构建了建安诗歌系统。

这与建安士风之特征恰恰对应！

注：

（1）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2）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曹操诗词范文第5篇

种意义上说，他是真正的最早的五言诗作者。

关键词：曹操，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四言诗

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关于五言诗的起源期与成熟期，历代都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做了一些细致的研究，他们挖掘了可以挖掘的材料，得出了五言诗成立在东汉末年的结

论。关于五言诗成熟于何时，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出现在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五言诗的成熟，有些人认为建安时期才是五言诗的成熟期。前一种说法也有道理，因为在汉代

出现了大量的文人五言诗，但被存留下的作品却没有作者，且笔法也不是十分流畅。而到魏晋时期，不仅五言诗成为当时写诗的主要形式，而且五言诗的笔法也渐渐成熟。所以五言诗的成熟期应是魏晋

时期。缪钺先生也曾说过：“五言诗虽在汉生，而其正式成立，则在建安、黄初。”①作为在魏晋时期颇有影响的曹操，在他的现存作品中有三分之一都是五言诗，他对五言诗的探索使建安时期的

五言诗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自曹操以后，五言诗的发展达到了鼎盛。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形式，也非一人之力、一时之工，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准备过程。从五言诗的萌芽到东汉的五言诗再到建安时期的五言诗，以至后来

的五言作品，这是一个链条，其中任何一环都是不可缺少的。曹操的五言诗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也是建立在前人的成就之上的。而魏晋的其他作家则是在曹操所创成就基础上在进行发展。因此，曹

操起到了过度性、引航性的作用。

曹操的诗作，是以四言为主的杂言，五言诗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曹操今存诗歌，计得二十首，包括作者有疑问的三首……其中四言、五言、杂言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我们先分析一下现存曹操的

第一首五言作品《薤露行》。如“惟汉二十世，……微子为哀伤。”此诗所记录的历史事件主要在建安之前的中平六年（189年）：“贼臣执国柄，杀主灭宇京”和初平元年（190年）：“播越西迁移，

豪气而且行”，记载董卓强迫百姓迁徙入关并焚烧洛阳的历史事件。故此诗应该是建安之前，最晚不超过建安二年的作品，这一点通过比较分析下面建安三年的作品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此诗在形式上

虽是曹操第一首五言诗，但从内在表达形式上来看，仍然属于四言言志诗的范畴，是使用四言诗的写作方式加上一个虚字来凑够的五言，它不是五言抒情诗，而是记载历史的散文诗。这就说明在建安之

前或者建安三年之前还没有成熟的五言诗的创作模式，曹操也仅仅处在探索过程中。如果去掉虚字和可有可无的赘字，则成为“汉二十世，所任不良。沐猴冠带，知小谋强。犹豫不断，狩执君王。”去

掉这些虚字赘字，这些句子仍然通顺。很显然曹操的这首五言诗还不成熟，只是五言诗在发展阶段的一个初步探索。

写于建安三年的《蒿里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刻玺于北方.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

，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此诗的特点是：1、此诗叙述的是建安二年袁术在淮南称帝号之事，比上首诗的历史记录晚。2、此诗仍然有言志诗历史记录的痕

迹，但由前首的空洞议论而转向具体描写，譬如描写初平元年盟军讨伐董卓的“军合力不齐”的状态是“踌躇而雁行”，描写战乱的灾难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具

有了概括性的特征，因此，成了名句。在客观记录史实的同时，也传达出了诗人自我情感的悲哀：“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此时五言诗的驾驭能力，较之前首，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虚字减少，五

言音步在多数句子中得到实现。因此，我们可以把曹操的这首诗作为标志，标志建安五言诗写作，开始了它的第一阶段。

再看曹操的第三首五言诗作《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位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

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渐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此诗的特点是：1、诗中所记载

的史实是建安十一年征讨高干时所作，写作于前两首诗作之后，而其五言诗的熟练程度，也明显发生了飞跃。2、显而易见，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此首五言诗已经由前文的客观记录历史转向了主体抒情的

新的视角，其中景色的摹写，如“艰哉何巍巍”“雪落何霏霏”等，都有着明显的由主体感受触发来摹写客观景物的色彩，而且这种句式在以后的写作中也常常被其他作家模仿。其中“我心何怫郁，思

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更是能体现出是从作者自身的感受出发来描写的。3、开始有意在描写景物，奠基五言诗的“穷情写物”的特点，如“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担囊行取

薪，斧冰持作糜”等，对比前文所举第一首的空洞议论，可以看到五言诗写作技巧在曹操手中逐渐成熟的痕迹。曹操的诗作已由明显凑字五言诗到抒情五言诗再到成熟的五言诗。

之所以说曹操在五言诗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引用木斋先生《论古诗十九首产生在建安曹魏时代》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主要有：1、实现了由散文体的五字诗向五言音步的五言

诗的转型；2、实现了由言志诗向抒情诗的转型；3、其特质是“指事造行，穷情写物”；4、五言诗作者的群体写作和相当数量的成熟五言作品。”②

总体上来说曹操的五言诗数量并不多，但作用却极为重要，那是因为：1、曹操是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作者，他的诗作显示了诗歌由四言向五言的过度。中国诗歌自《诗经》以来四言为代表的偶言

历程至此刚刚作结.而以五言诗为起点的奇言历程刚刚开始，虽然这之前也出现过五言诗，但也仅仅是漫长历程中的一个局部的突破，曹操五言诗标志了五言诗走向成熟的历程。2、曹操五言诗显示了诗

歌由言志向抒情转型的痕迹，并成为后来山水诗意象写法的先驱。3、曹操五言诗的表达方式、句式方式，都对建安诗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曹操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在他逐渐探索并发展五言诗体后，魏晋的一些作家也开始了五言写作历程，五言诗就这样在魏晋时期达到了鼎盛。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建安时期24位诗人

较为完整的诗歌（存诗四句以上的）298首，其中五言诗占200首，占总篇数的67%。③这一项史实也足以说明在魏晋时期五言诗的发展达到了鼎盛。而在曹操之后，曹植的五言诗题材中又出现了不少写女

性的作品，这些新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曹操对五言诗的探索基础上的。

注解

①钺 《曹植与五言诗体》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