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曹操诗歌;“气”

abstract:in cao cao poem “courage”, “courage” and “dismal gas”, both displays the broad mind which not only cao cao has includes wells up, and has shows solicitude for the people’s hardship the side hidden heart; simultaneously also displays the cao cao poem from the different side the style.

key words:cao cao poetry; “the gas”

关于曹操诗歌中的“气”,历代不少评论家都有论及,但多数不够深入系统,这里笔者拟作一尝试。

要谈曹操诗歌中的气,首先必须弄明白“气”是什么。《庄子•齐物论》中有云:“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广雅•释言》进一步说:“风,气也。”很显然,“气”与“风”指的是一种东西,这里指的是自然现象。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提出了“养气”说,这里的“气”指人的气质或个性。至曹丕的《典论•论文》则更进一步把“气”运用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评价上。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提出了“文气”说。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对“文气”说又从作家到作品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即只有志气昂扬爽朗,才能产生清峻的文风。也就是说,“气”指的是人的气质或个性,而“风”是反映在作品中的“气”。所以黄叔琳评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说:“气是风骨之本。”气在于作家谓之气,形之于文即谓之风骨。

因此,我认为:“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本身的“气”;一是文学作品中的“气”。 作家本身的“气”指作家的气魄、气质或个性。文学作品中的“气”指作品表现出来的气势、风力或“精神”;作家本身的“气”,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反映,就成了作品的“气”,前者决定后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魄、气质或个性,那么不同人的作品,就会有不同的气势、风力或“精神”,即不同的作品的“气”,所以曹丕说:“不可力强而致。”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曹操诗歌中的“气”。

谭元春曾经评曹操的诗歌说:“此老诗歌中有霸气,而不必其王;有菩萨气,而不必其佛。”(《古诗归》卷七)我认为谭元春抓住了曹操诗歌气势的根本特点。曹操的诗歌有一种气韵天成的自然美,谭元春所谓的“霸气”,并非霸道之气,“菩萨气”,也并非佛教徒之气度,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雄气、勇气和悲凉之气。这“三气”可以用来概括曹操诗歌的风格特点。下边分别加以阐述。

首先谈曹操诗歌中的“雄气”。曹操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的气魄宏大,气势磅礴。不论是抒发豪迈的情怀、表现雄心壮志,还是思贤才之热情、超人世之神游,都有一股摇撼灵魂的力量。他的诗能使消沉者突起,萎靡者振作,勇者有跃跃欲试之概。如《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这首诗是曹操北征乌桓,凯旋归来时写的。诗人登上碣石山,远眺茫茫无涯的大海,心胸无比开阔。海水?旋动荡,拍击着水中央那岑参的孤岛,发出隆隆的响声。俯视碣石山上下,一片郁郁葱葱。瑟瑟的秋风,吹得大海涌起千层巨浪,日月星辰,都好像出自大海的怀抱,运行于它的胸中。多么一幅雄浑壮美的海景图!气势雄壮,意境深远,抒发了诗人的豪迈情怀。读此诗令人浮想联翩,油然而生向往之情,可谓“登山而情满于山,观海而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篇》)所以钟惺说:“《观沧海》直写胸中眼中,一段笼盖吞吐气象。”(《古诗归》卷七)沈德潜也说:“《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古诗源》卷五)“气象”即气势。“沧海”、“洪波”,“日月”、“星辰”,诗人处处从大处落笔,既写眼前之景,又有丰富的想象,所以气势宏大,吞吐宇宙。再看《龟虽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历来为人传诵,“老骥”——“千里”,“烈士”——“壮心”,表现了诗人老当益壮、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他誓欲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真乃“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陶孙诗评》)极为本色,古直质朴。读此诗如见其人,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巍然眼前,《普书•王敦传》有这样的记载:王敦“每酒后,辄泳魏武乐府歌曰:‘老骥伏枥……’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王敦是东普有名的大将,他之所以特别喜爱这四句诗,显然是因为这四句诗有气势,有雄力,诵着它,能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

《短歌行》是曹操最著名的作品,历来评论家评论最多、称道最多的都是它。在诗的开始,诗人慨叹了人生的短促,接着用大量的篇幅抒发了诗人的苦闷和忧虑心情,最后以周公自比,表现了他招揽天下贤才的博大情怀。但历来不少评者认为,曹操慨叹人生短促,有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其实不然,我们应当看到诗人慨叹人生短促,是因为功业未建,理想和抱负难以实现,而又时不我待,不觉老之将至;诗人的忧虑和苦闷心情,是因为帮助他统一天下的人才难得,即“明明如月”,却不知“何时可掇”,所以“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并没有消极颓废的意思。正因为如此,最后诗人的感情?旋直上:“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为完成统一的大业,广揽天下贤才,虚怀若谷的宽阔胸襟,抒发了震撼人心的炽然的激情,有着巨大的感召力量。再如曹操的晚年之作《气出唱》,仍然气势十足: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

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

……

这里诗人描绘了一个幻想的雄伟境界,既有“朝发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屈原《离骚》)之神?,又有背负青天,俯

瞰九州之势。正如陈祚明评曹操的诗所说:“曹孟德诗如摩云之?,振翮捷起,排焱烟,指霄汉,其回翔扶摇,意取直上,不肯乍下,复高作起落之势。”(《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指出了曹操诗歌的古朴沉雄,虽然“鹰隼乏采”,然而“气号凌云”。这是对曹操诗歌气势最精当的评价。

以上所举曹操的诗,都表现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钟惺和沈德潜都说有“吞吐气象”,钟惺又说曹操的诗有“气骨”,敖陶孙说他的诗“气韵沉雄”,陈祚明评其诗如“摩云之?”。他们都抓住了曹操诗歌的“气势”进行评价,皆着眼于一个“气”字。读其诗,大气磅礴,风力健朗,因此我们说,曹操诗歌中有“雄气”。

其次,再谈曹操诗歌中的“勇气”。曹操的诗,虽然用的都是乐府旧题,但他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开创了新的天地,形成了自己卓然不群的独特风格,“在乐府中,犹然气骨”(钟惺《古诗归》)。徐世薄曾指出:“子健诗虽独步七子,东坡文虽雄视百代,然终不似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榆溪诗话》)在当时,大凡作四言诗的,在文法、句法上,莫不受《三百篇》的约束,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曹操一人不受其制约,正像范文澜说的那样:“(曹操)四言乐府诗,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中国通史•文学》)在诗歌的内容方面,他直抒胸中之情,直描眼中之景——不管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是太平的盛世,还是惨淡的人生,都敢于写进诗里。如他看到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悲惨凄凉的景象,则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曹操以相王之尊,是一个封建统治者,对当时豪强兼并给人民带来的悲惨遭遇,能真实地反映于诗歌中,也是需要勇气的,一般人不能够做到。特别是他的《董逃歌》:

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

郑康成(郑玄)是汉末的一代大儒,曹操把他行酒伏地气绝的事写进诗里,来说明人的生死寿夭与德行的好坏无关。鲁迅先生指出:“曹操做诗,竟说‘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距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的”。(《而己集•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又说:“在曹操本身这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同前)“想写的便写出来”,说着轻松,而实际上若不是“他的胆子很大”,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再如《薤露行》的开头两句:“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把抨击的矛头直指灵帝,这实在是需要胆量的。的确,读着曹操的诗,会不时有一股“雄气”、“勇气”冲出来,使人不能自已。

第三,谈谈曹操诗歌中的“悲凉之气”。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曹操诗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继承了《诗经》、《离骚》,特别是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主义传统,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基础,反映出建安时代大动荡、大转折的社会状况。他的诗没有无病的缠绵小调,也没有万事不如意的满腹牢骚,更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雕章琢句之笔。因为他有着自己的宏伟理想和抱负,干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就使他的诗有着充实的思想内容。如他的《蒿里行》: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在董卓大乱之后,诸豪强虽然名义上会盟讨贼,而实际上并无讨贼之意,他们徘徊观望,积极积蓄各自的力量,乃至自相残杀。结果惨遭屠戮的军民数以万计,野外一片白骨,千里没有人烟,极写丧乱之惨,悲凉之气袭人。再如痛斥董卓滔天罪行的《薤露行》: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诗人对董卓杀死幼主、焚烧洛阳,掳掠百姓的罪恶行为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对人民的遭遇和洛阳的惨象表示了极大的悲痛。诗中悲凉的气氛催人泪下。

还有反映军旅生活的《苦寒行》,表现了将士们倍受征战之苦和思乡至切的凄楚心情,其气氛也是极其悲壮凄凉的。

方东树指出:“《蒿里》……古直悲凉……悲痛哀远。”又说:“魏武《薤露》……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昭昧詹言》卷二)《蒿里行》、《薤露行》在乐府中本来就多作哀挽之调,曹操用来叙述汉末丧乱的时事,所以其悲凉气氛更加感人。

通过以上分析,曹操诗歌中的雄气、勇气和悲凉之气,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三气”是怎样形成的呢?还有必要作一番探讨。

首先是“雄气”和“勇气”的形成原因。钟惺在论述曹操的诗时曾说:“志至,而气从之,气至,而笔与舌从之。”(《古诗归》卷七)说明了志、气、文三者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更具体地指出:“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体清;长卿傲诞,故里侈而辞溢;……嗣宗?m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彩烈;……”这里说明了作家的气质、个性对文章风格的决定作用。李白诗之所以豪迈奔放,是由于他的狂放不羁和傲岸一世的个性;苏轼文之所以“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苏轼自评语)是因为他有着旷达豪放的性格。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揽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一节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文章与作家气质、个性的关系;一是文章与作者经历的关系。孟子因为善养“浩然之气”,所以他的文章与其浩然之气相称,“不为山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司马迁因“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交?豪俊,所以其文章“疏荡”、“颇有奇气”。苏辙又说:“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曹操诗歌中之所以有一股“雄气”和“勇气”,也并非其有意为之,而是由他的独特个性和不平凡的经历决定的,然而他的个性和经历又与时代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建安时代,天下动荡不安,四方豪杰并起,有志之士,莫不欲建功立业,当时的大多数文人,也都胸怀雄心壮志,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居于领袖地位的曹操是反传统的,他一扫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并重儒、道、名、法,使当时文人的思想解除了长期的桎梏而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因此,使建安文人的作品大都形成了一种“清峻”、“通脱”的风格。所以曹丕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谓“时有齐气”;论刘桢,则称“有逸气”。可见建安诗歌大都含一“气”字。至于曹操本人,这方面表现得就尤其突出了。他雄心勃勃,虎视四方,戎马倥偬三十余年,往往横槊赋诗,鞍马间为文,气盖群雄,笼罩一世,这就不能不使他的作品中充满着“雄气”和“勇气”。

在军阀混战的建安时代,曹操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他又自恃有经天纬地之才,非常的自信;袁绍虽出身于四世三公,门多故吏,虎踞冀州,曹操笑之为“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名称八俊,威镇九江的刘景升,曹操认为徒具虚名,其实难副;淮南袁术,曹操蔑之为“冢中枯骨”,早晚必擒;至于刘璋、张鲁、韩遂等,曹操更视为碌碌小辈,不在话下。照他自己的话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生传》)《魏德论》说:“武帝之兴也,以道凌残,意气风发。神戈退指,则妖气顺制,灵旗一举,则朝阳播越。”曹操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讨,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氏兄弟、韩遂、刘表等割据势力,平定了北方,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他不愧是拨乱世之英雄。所曹操这种英雄气概反映到作品中来,就必然成为一种雄壮豪放之气,刚健劲拔之风。

曹操有着刚强豪爽的性格,年轻时就很有胆略。他二十岁任洛阳北部尉时,已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造五色棒,悬于府门左右,有违禁者,一律受罚。灵帝最宠爱的小黄门的蹇硕叔父犯了禁,照样棒杀之。一时“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倘若没有足够的胆略和勇气,岂敢如此。此外,他的庶族阶级地位,也使他有一种斗争勇气,在用人上,曹操一反过去的取仕办法,不管哪一阶层的人——即使是“盗嫂受金”者,或负侮辱之名——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予以重用。这与其说是对豪强的一种反抗,勿宁说是对豪强的一种打击。前面已经说过,他的胆子很大,又无所顾忌,所以反映到他的诗歌中,也就必然有一种“勇气”。

曹操的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曹操 诗歌 政治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能集政治、军事、文学于一身者，曹操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一生戎马倥偬却不忘吟咏，其诗歌处处展现了一个政治家兼诗人的独特风貌。曹操首先是以统帅社稷的身份和情感，去经受时风事雨并吟咏成章。他的诗歌，描绘了战乱的惨烈，人民流离失所的苦痛。倾吐了自己求贤若渴，想要建功立业的壮志。他诗中高扬的政治思想震撼心灵。

一、 曹操的政治经历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东汉末年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生于烽火连天，动荡不安的汉末。乱世造就了这样一位一代枭雄。

曹操一生政治生涯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于汉末黄巾之乱时崭露头角。汉末大乱，黄巾军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的黄巾军，结果打破黄巾军。董卓死后，曹操纵横乱世，南征北战：第二个阶段是从败吕布，三战徐州，官渡之战以少胜多败袁绍，远征乌桓统一中国北方一直到建安13年，经历赤壁之战，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便采取措施稳定内部，准备南伐实现统一中国；第三个阶段是魏国建立至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病逝在洛阳。建安十九年，汉天子册封曹操为魏公，定国都于邺城。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取得汉中。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还军洛阳，病逝在此。

曹操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就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曹操诗歌抒情言志，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抒发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他的诗歌是对其政治生涯的反映。

二、曹操诗歌反映的政治思想

（一）反映社会现实的“汉末实录”思想

作为汉末战乱的亲历者和削平战乱的领导者，曹操目睹了这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旷日持久的灾难。群雄争夺，战争不断，生灵涂炭。面对这样惨烈的景象，他将其歌吟成诗。为中国文明史留下了一幅幅惨烈的图景和一声声苍凉的喟叹。曹操的诗文遂有“汉末实录，真史诗也”的特质。［1］ （P18）

而最见“实录”和“史诗”品质的是《薤露行》和《蒿里行》。《薤露行》真实的记述了“董卓之乱”的历史。此诗叙述了汉末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诗开头“惟汉廿二世，所任成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白虹为贯日，以亦先手殃”。［2］ （P21）生动准确地描述了汉室传到十二世汉灵帝因误用不良之辈而致使国家混乱，人民惨遭蹂躏的实情，将矛头直指东汉统治集团，惋叹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用“贼臣持国柄，杀之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2］（P21）描写董卓焚烧洛阳城，胁迫献帝西迁的惨状。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重大的历史事实。诗歌将董卓强胁幼主，暴杀黎民，侮辱妇女，从而造成骨肉分离，死伤遍地的惨景描绘出来。深切表达出了作者对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

《蒿里行》一诗的写作的时代背景是：东汉末年，董卓把持朝政，群雄联盟兴兵讨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曹操感怀时局，于是在出征路上写下了这首诗。本诗以董卓之乱为背景，着重叙述了各怀野心的军阀之间的斗争。关东诸侯会盟讨伐董卓不成，终至酿成群雄混战局面。而如此群雄争战，说到底受苦的是老百姓。尤其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2］ （P23）十字高度写实，字字充满忧愤。描述出了一派荒凉、凄惨的景象，展示了战乱造成人民生灵涂炭、田园荒凉的悲惨景象。既是对现实的揭露，又是对人民的同情。表达出了诗人无限的沉痛和对战乱制造者的强烈谴责。体现了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概和忧患意识。

（二）统一天下的建功思想

群雄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让曹操明白想要拯救百姓于危难中，只有统一安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实现。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激发了诗人英雄的慷慨之气。曹操决心把消灭割据势力、恢复全国统一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从《步出厦门行》中的《观沧海》和《龟虽寿》能很好地感受到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胸襟和抱负。

“英雄帝王，未必尽不读书，而其作诗之故，不尽在此。志大而气从之，气至而笔与舌从之，难与后世文士道。”［3］ （P127）曹操身上正显现出来这种“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4］ （P78）的威力。他将这种昂扬奋发的心情融汇到他的诗文《观沧海》中。《观沧海》为建安十二年作者在北征乌桓的途中登上碣石山而作。当时身为主帅的曹操登上古代秦皇汉武也曾登临过的碣石山，秋风萧瑟、洪波涌起之际更激发了作者想要吞吐宇宙的博襟。“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5］ （P82）寥寥几笔，显示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气势雄浑的风格特征。天水相接的浩荡和壮阔感染作者，让作者觉得自己仿佛如大海一般拥有包罗万象的磅礴气势。曹操当时已经过苦心经营，统一了北方，并且北征乌桓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马上就要挥师南下，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此情此情，曹操深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豪情壮志。

《龟虽寿》同样表达了曹操志在统一中国的抱负。诗开头采用形象生动的比喻，表明神龟虽寿，但终归有命尽之时，腾蛇虽能飞升，也难免于死。而千里马虽年老力衰，伏在马厩里，但却志不可夺，所以作者以老骥自比，表现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6］ （P99）的雄心壮志。曹操认为只要有凌云壮志，奋发向上的激情，纵然年老深陷囹圄，也能实现自己心中目标。其中“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6］ （P99）四句，更蕴涵着强烈的自信和乐观的情绪。

（三）求贤若渴的人才思想

曹操认为：“天地间，人为贵”，他知道必须借助大批贤才的力量来扶持自己的霸业。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抱负，他在诗中也充分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如《短歌行》正是通过宴宾的歌辞，反映了曹操为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思想而广泛招揽人才的急切心情。

根据史事和诗意看，此诗当作于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以后。诗人在赤壁之战中虽遭失败，但不灰心，仍要招贤纳士，壮大力量，再度进取。 “明月如月”至“心念旧恩”［6］ （P102）四句写月光的不可捉取，比喻对贤才的忧思难以消解，希望贤才们屈尊远道而来。诗的最后四句直抒胸臆，希望贤才们都来归附。并以“乌鸦绕树，何枝可依”的情景来让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而要善于择枝而粞。“山不厌高，海不厌深”［6］ （P102）二句更是通过比喻来表明人才越多越好。最后，引用“周公吐哺”的典故来表明自己也会像周公一样对待贤才。这就更加表现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境，苍凉悲壮的呼喊震慑人心，此诗被后人奉为“独步千古”之作。

纵观曹操诗歌中所体现的思想情节可知，高扬的政治思想是曹操诗歌中最鲜明的特色。他的诗歌中真实描绘了汉末现实图景，勾勒出震撼人心的战争惨烈景象和人民流离失所的凄凉惨景。表现了他渴望实现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的一生于戎马倥偬间留下了许多壮美的诗篇。（作者单位：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钟嵘.《诗品》［M］南京：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出版，2010,18

［2］ 刘跃进.王莉编著《三曹》［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21-23

［3］ 钟惺著《古诗归》［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127

［4］ 刘熙载·艺概·诗概·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8,78

曹操的诗范文第3篇

摘要：建安诗歌是我国文人诗歌创作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魏晋风度下的三曹父子即是此时期“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诗歌具有“古意悲凉”等共性，但由于个人特质和人生际遇的不同，三人在创作诗风上又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曹操诗的古朴雄浑，到曹丕的婉约便娟，直至曹植的词采华茂，从中亦可窥见建安诗人的艺术追求。本文旨在结合三曹诗歌创作的具体作品，来分析探讨其各自的诗风特点，并对“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进行阐释论述。

关键词：古直悲凉；婉约便娟；词采华茂；诗风差异

在中国历代文学史上，三个诗人或文学家并称，能够成为文学坐标峰峦的为数并不多见，论及各时期文人，亦是依稀可数。在建安诗坛上，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三曹”是建安乃至魏晋时期文学的重要代表，三峰并峙，璀璨诗坛。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一样，建安诗坛假若没有“三曹”将是无法想象的，势必是建安诗坛的一大笔缺失，亦可以说无法谈其为真正的建安诗坛了。

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繁荣发展的时期，也是五言诗迅速腾跃的时代，曹操、曹丕和曹植在五言诗创作上都具有很强的功力，尤其是曹植的五言诗，更堪称“建安之杰”。其中，曹操以其乐府诗为主，曹丕与曹植在五言诗创作上居多，曹丕在诗歌语言创作形式上另开辟了一些新的路径，如其六言、七言与杂言诗，但其三人的很多诗篇，大抵都收录在《古诗十九首》之中。虽然三人诗风由整体观之，创立于建安文学的大背景下，带有“古意悲凉”的共同特征，但其抒情诗就个性化表现层面而言，却同中有异，散发着不同的光芒。宋代以“诗评最为确论”著称的敖陶孙在其《敖器之诗话》中就有评论曹操与曹植之诗的述语，这样说道：“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足可见，曹操与曹植的迥异诗风，虽未提及曹丕，但把曹操的古直沉雄与曹植的纵逸词茂分析得恰如其分。故而，从整体建安诗坛发展流变来看，三曹的诗歌创作对文学艺术追求而言是一种进步，但由于诗人各自的气质禀赋与际遇经历的不同，其诗歌所呈现的气象与特色亦为迥然。以下将结合三曹各自具体的代表性名篇，试浅要谈及各自诗作的风格特点，并加以阐释论述。

一、曹操诗歌之古直悲凉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烈、战争频繁的动荡时代，但同时也是文学艺术自觉、诗歌蓬勃发展的时代，此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非凡的作品，亦造就了一批天赋极高的英灵俊才。“建安风骨”的开拓者曹操便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代表。曹操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各身份兼而合一的人物，他出身于宦官家庭，这就使他在年轻时就有步入仕途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又机敏善权术，好读书练武习文。曾在东汉灵帝时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在董卓之乱时，迁都许昌，招募卒士，讨伐董卓，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又经历多次战争，逐渐削平了北方的割据势力，统一中原地区，建立曹魏政权。

乱世不仅把曹操造就成了一位时代英雄，也造就他成为个性独特、风格迥异的文学家与诗人。曹操志向远大，青年时期就投身于激烈的政治斗争，对长期动乱的现实社会有着很深的体验。由于他目睹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亲身经历了多次战争，使其诗文逐渐染上了“慷慨悲凉”之气，因此其诗歌雄壮古直，不事雕琢。他崇尚质朴，反对浮华，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一改东汉注重骈俪词采的传统，行文语言自然朴实，其诗风与文笔清新华丽的曹丕和词采华茂的曹植大不相同。曹操作为一名政治军事家兼文学家，其诗歌作文很多是基于治国经略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因而，其笔下的诗歌多取材于割据纷争的战乱事件，其诗歌的画面盛大，境界开阔，充满着慷慨悲凉、古朴雄浑、气势刚健的笔调。难怪钟嵘评诗时论及曹操，认为其诗颇具古直之风，甚有悲凉之句。以下试结合曹操极具代表性的名篇诗歌来分析其慷慨沉雄、古直悲凉的诗

风特点。

如其脍炙人口的名篇《短歌行》，这个我们在中学时代即诵读成章。其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首诗写于曹军在赤壁之战严重受挫的背景下，曹操一面在训练水军、e蓄力量，一面欲招纳贤士、延揽人才，创作《短歌行》的主旨亦在于此。曹操深感于人生的短暂，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抱负远大的政治军事家，其对生命价值自身的体会自然也高于常人。人生之短，犹如朝露，对于曹操这样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很令人忧虑的。他虽已步入人生暮年，但仍志在千里，壮心未已，于是生发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延揽贤士，为天下不平而感叹深忧的心声。《短歌行》对仗工整、一唱三叹，涵盖了对生命更广阔更深入的理解，慷慨激昂，古直悲凉，字里行间吐露着曹操沉雄、饱满的笔力，具有强烈的感染和震憾力量。

再如与《薤露行》视为姐妹篇的《蒿里行》，其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首是以乐府为诗题的挽歌，主题背景是汉末董卓之乱，社会动荡不安，黎民深受苦难的场景。这首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曹操“古直悲凉”之诗风的乐府诗了。古直，即诗歌语言不事雕琢，具有古朴、率直和雄浑之感。此篇《蒿里行》整体读来浑然一体，从兴兵讨伐董卓，到袁氏兄弟的拙劣称帝，使得战争连绵不断，百姓尸骨遍布荒野，此诗一路酣畅淋漓，直叙不逶迤，颇具古朴率直之感。而此诗之悲凉，正是体现在战乱不断，百姓深受其苦，作者在经历作战时所亲眼目睹的荒野遍骨的惨景。于是生发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感叹，表面文字虽浅显质朴，但所表现的思想却是宏大而深邃的，曹操诗的古朴雄浑之风便一览晓之。

二、曹丕诗歌之便娟婉约

曹丕为曹操的次子，并被立为魏太子。自幼便受其父的熏染影响，机敏好学，广读诗论，多才多艺，具有很高的文学修识学养。曹丕描写战争背景的诗篇，其气势风格相比曹操，慷慨雄浑之气略逊，深沉古凉之意不足，这大抵和其本人的经历际遇和气质特性有很大关系。

曹丕笔下的征战诗歌，多以女子角度自称，描写思妇的闺音之叹和离愁别绪，工笔细致入微，刻画缠绵悱恻、含蓄秀美、婉约有致，笔调迟缓细腻，这是同时期其他建安诗人所不能企及的。《三国志选》里就曾评论曹丕道“天资文藻，才艺兼该”。曹丕诗歌的语言融古朴与秀丽于一身，工于抒情，为后代文人墨客所称颂，体现了此时期文人由乐府诗逐渐向文人诗过渡的特点。

而曹丕在诗歌创作形式上也有有益的新尝试，其乐府诗和非乐府诗并重，除了四言诗，他在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诗方面均有开拓，大大拓展了文人作诗的途径，并被后人视为“歌行之祖”。先秦时期虽是七言诗的起源，但文人所创数量极少，直至后来汉代也并不受重视。但到了曹丕这里，一改建安诗人传统的五言诗，在七言诗亦不乏大量佳篇之作，使其逐渐列入诗歌创作的体裁行列，对诗歌发展而言是一种不可小窥的进步。曹丕最具代表性的七言诗当属《燕歌行》，它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标志着七言诗的成熟。而其六言诗也有不少篇幅，诸如《寡妇诗》、《黎阳作・其四》之列。因此综而观之，曹丕诗歌既有对汉乐府诗歌发展改造的一面（五言诗与六七言、杂言诗并创）；又有诗风笔法转于辞采华茂、婉约便娟的一面，对整个文坛而言具有推动的价值意义。

继曹操《短歌行》之后，曹丕亦有同名四言诗篇，是为追思其父曹操。曹丕作此篇不同于其父，他是专门抒发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专章独奏，哀悼抒情意味强烈。父亲的离去令他悲恸不已，另一面，他作此篇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生前的遗令。如其开篇所言：“其物如故，其人不存。”把自己见物思人、物是人非的悲绝之情写得凄婉动人。此外，像“呦呦游鹿，草草鸣霓。翩翩飞B，挟子巢栖。”这样的句子与曹公篇的诗句相仿，善用比兴手法，以大鹿呼唤小鹿来比拟父子间的亲情。而且此篇抚琴曲声唯美，文字凄怆抒情，含蓄委婉，抒发了他对生命的感慨与思考，是其便娟婉约诗风的体现。

又如以文辞典雅居称的四言诗《善哉行》，后人流传最广、耳熟能详的诗句想必是首句：“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妍姿巧笑，和媚心肠。”开篇即以浅淡笔墨展现了一位顾盼生姿的美女容貌，娇美温润，妩媚生姿。“感心动耳，绮丽难忘。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尾篇以侧面的形式―即“我”的感受，来表现对这名美丽才女的倾慕与顾盼眷恋。这首《善哉行》便是曹丕诗风的代表性作品，从这首诗亦可看出，建安诗风的古朴悲凉之气不复察觉，逐渐转为便娟含蓄之风，建安诗风在悄然间游离变化。此诗以男女情爱为题材背景，格调舒缓，绮丽和媚，清新婉转，极具典型地代表了曹丕诗歌的创作诗风。

再者，以曹丕的七言诗代表―《燕歌行》为释例来探讨其诗风。《燕歌行・其二》：“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首句与李商隐之《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意趣相仿，缠绵忧思，情感细腻。其后：“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意象朦胧，交代人物思念之颜色憔悴，却没有明确交代思念者之身份，有待读者去想象发现，含蓄隽永，意味深长。最后：“仰看星月观云间，飞鸽晨鸣声可怜，留连顾怀不能存。”则拾取“星月云、飞鸽”等意象，互相交融，情景璧合，把此诗所描写的飘然不定的行迹与刻骨铭心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细腻刻画，工于笔调，踌躇叹惋，如泣如诉，不愧是曹丕笔下传颂的名篇！因此，曹丕虽无曹操诗风的雄浑大气，但其在诗文创作上亦卓有建树，低徊委婉、便娟秀丽、宛曲细腻之风使其诗文创作成就相当突出。

三、曹植诗歌之词采华茂

曹植为曹丕同母之弟，其才思敏捷、文笔立成，文学成就相比曹丕更胜一筹。但其四十一岁的短暂人生却波澜起伏，变化很大，可以分为人生的前后两个分期。前期为建安初期，此时期经常跟随曹操从军征战，具有相当丰富的经历。再加上其自幼文学天赋与修养出众，十几岁便可吟诗成章且文采斐然，因此深得其父曹操的宠幸。曹操曾让其子每人当场作赋，曹植援笔而成，曹操非常吃惊，对曹植之文思大为赏识，难怪刘勰也有对之“思捷而才俊”的高度评价。这是曹植前期生活的境况，从其诗风之词采华茂、纵逸飘然、骨气奇高亦可晓之一二。

然其后期，即黄初、太和时期，自曹操去世之后，其兄曹丕登上王位，曹植的轻逸宠幸生活也随之结束。这时期，曹丕为翦除羽翼，先后将曹植的文人亲友杀害，曹植也被贬数次，发落边地，曹植有感于此，其诗风创作开始感慨忧伤，其数副名篇中都透露出沉郁顿挫、淋漓悲壮的诗歌风格。因而，钟嵘曾在其《诗品》中高度评价曹植，言：“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架溢今古，卓而不群。”由此可见，曹植后期诗歌创作颇能体现其“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之诗风。三曹的诗歌创作，发展到曹植这里，充分继承了其父与兄的特色，既有悲凉慷慨之调，也极富润色饰采之美。

纵观曹植的整体诗歌创作，比起曹操与曹丕，其后世流传的作品数量要多得多，他的四言诗较有特色，但最为突出的当属五言诗，不愧奇冠三曹之首，素有“建安之杰”的称号。他的诗词采华美，骨气奇高，无不渗透着建功立业、高亢进取的精神，同时又抒发个人遭遇心忧，嗟叹生平际遇，具有浓郁的个性色彩。以下将结合曹植诗赋创作的名篇进行分析探讨其诗风特点。

如其《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首句便展现一幅辽远广阔的背景，读之豪气劲爽，以阳光下高大的白色骏马疾驰而去来拉开帷幕，笔法纵逸。“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将驰骋沙场之健儿的狡捷与勇剽描写的十分尽致，英姿栩栩如生，又寄托着作者自身渴望建功立业的骨气与抱负。最后以脍炙人口的诗句结尾：“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想必此句为后人所传诵成咏吧，这也是曹植意气昂扬的自我写照，把心中念念不忘的立功立德的豪迈气概溢于言表，此诗颇具“骨气奇高”之诗风。

再如其《美女篇》则是“词采华茂”的典范。整篇读来酣畅淋漓，纤柔华美，温润生姿。“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读之飘然纵逸，意境唯美。“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通过对美女服饰、体态、容貌和气色的细腻描写，铺叙女子的唯妙美貌，感之与汉乐府《陌上桑》笔下的罗敷极为相仿，在细节上刻画善于炼字，注重词采的华丽，声情并茂。所以，就此篇对美女的描摹，应当是曹植“词采华茂”的代表性作品，使其顾盼生姿的形象跃然纸上。但曹植作此篇又不单单是描摹其形象，重要的是笔下所寄遥深，以美女虽盛年貌美却独守空房来自喻自己壮年不被重用，表达壮志难酬的感慨叹惋。故而，一定程度上抒发了曹丕政权下自己生活艰深、不为所用的怨愤，词采华美，文质合一，雅怨之气涵盖其中，读来气势不凡。

《赠白马王彪》堪称曹植最为寒怆凄切的典型代表作品了。此文写于曹彰被曹丕害死，英年暴死的悲惨背景之下，曹植感时泪伤，愤恨而作。“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两段皆以反问句式开头，难以掩饰内心的一腔郁愤，将对曹丕独揽政权、相加迫害兄足的行为娓娓道来，同时也对自身命运担心忧虑，抒发难以被皇帝任用的愤懑。“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面对曹彰的暴死，曹植在诗中表现愤怒，进行抗争，充分展现了其自身的傲岸夤恰4耸援笔立成，一气呵成，至情至性，将难以直言的伤慨溢于言表，以沉重舒缓的笔调，表达对生命短暂、不可揣度把握的悲怨之情。因而，此诗将曹植“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的心性与诗风诠释得张弛有度、一览无余。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三曹诗风进行一个纵向度的总结。由曹操诗风的古直雄浑，过渡到曹丕的便娟婉约，衍变为曹植的词采华茂、情兼雅怨，魏晋三曹诗风的主线是一路发展、不断进步的。魏武帝曹操是魏晋建安诗风的开拓者，显然，他的慷慨豪迈、雄浑苍茫，在至今文人中也是无人能及的。但是他的诗却难免有笔法偏粗的缺憾，没有细腻的文人笔调。魏文帝曹丕则一改其父苍凉雄浑之诗风，他工于笔调，善写游子思愁与离愁别绪，如泣如诉，其诗笔力迟弱、过于婉曲清秀。而陈思王曹植之诗既有词采华茂、才思敏捷的一面，又在诗中注入对个人生平际遇的慨叹和人民疾苦生活的反映，“情兼雅怨，体披文质”，兼具其父与其兄的诗风特色，难怪刘勰对之有“独冠群才”、“思捷而才俊”的高度评价，又有“建安之杰”的高冠，论文思论寄托，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曹植之诗风可堪称为建安文学流变的杰出艺术追求与进步意义的卓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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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诗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三曹”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与七子互相辉映。彪炳文坛。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父子三人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操反对虚而不实的“浮华”风气。在创作过程中尚通脱、尚实、务尽。

一、背景出身及当时社会创作风气

曹操(155-220 )，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 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 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 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 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 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曹操的诗范文第5篇

作为这波澜壮阔景象的第一峰，曹操无疑是这个诗歌时代的开启者。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曹操对当时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鉴于曹操在当时作家群中地位的代表性和特殊性，本文笔者将从以下几点浅谈曹操诗歌与建安风骨的形成。

一、曹操与建安文坛

唐初诗人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间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里所说的风骨，即所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建安风骨。

谈起建安文学，尤其是建安诗歌的艺术特色，人们往往以“风骨”来概括。可以说，“风骨”是建安文学最具时代特色和概括力的词汇。然而，人们对于“风骨”一语的理解却见仁见智。“风骨”一词，既反映文学的内容，与情、气相联系，又代表着言辞的外在形式风格。

建安风骨作为一种时代性的文学气象，形成于汉末乱世。当时政治上的主宰曹操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篇》）。因为曹氏父子对于文学的爱好，在其周围迅速集结了一大批著名文人，“一时彬彬之盛”（《中国古代文学史》），成为建安诗人的主体，构成了汉末动荡的社会中非常奇特的壮阔文学景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文学风格，“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 。

曹操是这个时期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建安文学，可视为两汉文学的结束，魏晋文学之发轫。它是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流派，而无疑的，此期是以曹魏为中心。多数作家都归附了曹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曹操就没有邺下文人集团，就没有建安文学的全面繁荣。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曹操及邺下集团文人活动，建安文学很可能是几个各不相干的个别作家的存在。

除组织文学活动外，曹操对建安文风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

二、曹操诗歌的内容与思想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一生投身于政治军事斗争中。这种现实的经历使他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乱世的痛苦，并将此在其作品中明确地表露出来。

深刻的社会现实给曹操诗歌深刻的影响是忧郁低沉，悲凉哀伤的气氛。观建安文人诗歌尤其是曹诗，“悲”字出现的格外频繁。如“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念之断人肠”等文中都有出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曹操诗歌的特点，“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锺嵘《诗品下》，《魏晋六朝文学参考资料》）悲凉、激忧的情绪是大部分曹诗气氛的基点。

时光流逝，世事艰辛，社会现实中各种灾难使诗人悲痛不已；生命短促，盛年不再使诗人忧郁哀思，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颓废，相反的，在其悲歌中常常融合着积极向上的壮怀激情，从而使诗歌在悲凉的氛围中得以继续发展，在内涵上上升到另一种更高的层次。正如《短歌行》中最后一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暗用“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解》）之意，自喻心胸广阔如高山大海，能如周公“一饭三吐哺”般礼贤下士，并期待着人才的投奔。诗的末尾，笔意一转从矛盾，悲苦中解脱出来，在困难挫折前用顽强的意志来追求建功立业的盛名。他超越了根植于现实的内心苦闷之情，转而代之以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从悲凉中升腾出一股积极向上的激情，使整首诗更具浪漫主义的气质。因此，在曹操诗歌中，对乱世的不满，对生命苦短的感怀，往往转化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湖行》）进而成为对其所憧憬的“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的太平治世的政治理想的追求。

这些特征使曹诗无论在外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意象，氛围上，都极大地有别于前代诗歌，曹操以其独有的风格成为建安文学的旗帜，并对此后建安诗歌风格——“建安风骨”的形成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1]李景华.建安文学评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林庚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

[3]张可礼.建安文学史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4]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