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用人之道范文第1篇

关键词：曹操；用人之道；策略；人才

中图分类号：F203.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相比，三国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间。然而，正是这不到百年的历史，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和回忆。“人才莫盛于三国”，人才辈出，智慧谋略层出不穷，是“三国热”高烧不退的主要原因。许多学者认为，三国之战，其实就是一场人才争夺战。在这场战争中，曹操是一个大赢家。曹操是三国时期真正的创业者，他从一个朝廷要犯，到“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其子建立曹魏，平蜀灭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主席曾称赞曹操为“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的成功，在于他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有成功的人才之道，在于他深知“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懂得“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深刻道理。但曹操重才轻德、多疑残暴、不守规矩，不仅导致了后期司马懿的叛乱，整个江山落入他手，而且落得“白脸奸臣”的千古骂名。两个极端的结果确实值得当今的管理者深思。

二、曹操用人的成功之道

（一）择人策略：唯才是举，兼收并蓄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当时论综合实力，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等人远在曹操至上，而最后的赢家却是曹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曹操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把人才问题看成是赢得最后战争胜利的根本问题。“吾认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道出了曹操成功的真谛。

曹操的择人之道还讲究兼收并蓄，“就才于敌”“、楚才晋用”。按照当时的情况，靠“百年树人”的思想来培养人才肯定是不行的。曹操很好的做到了人力资源的整合、优化，其身边的文成武将来源广泛，途径各异。“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曹操身边的人才，有主动投效之人，如郭嘉、贾诩、荀等名臣；有投降叛将，如张辽、徐晃、张邰等大将；也有各种途径推荐得来的人才，如荀攸、华歆、司马懿等；还有曹操的政敌，如陈琳、魏种等。甚至刘备、关羽等都曾在曹操帐下打过短工。人才来源的多样化，既壮大了自己，也削弱了竞争对手。

正因为曹操唯才是举，兼收并蓄，所以他的身边始终人才济济，最终形成“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壮观场面，奠定了曹操事业的重要基础。

（二）用人策略：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优秀的领导者必须要有识才之能，知才之智。只有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能最大的发挥人才的作用，而曹操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者。

首先，曹操善于考察人才。要做到知人善任，首先要知道谁是人才，有什么才能，应该放到什么位置。对于网罗到的各种人才，曹操并非一律给以高官厚禄，委以重任，而是先进行有效的了解和考察。比如文官通常先安排在自己的丞相府工作，经过了解后，再根据人才所长授予具体职务，派往基层锻炼，经过历练后再提拔；对于武将，一般也是先从基层将领做起，根据战功进行提升。这样既有利于形成公平的用人氛围，对人才也是一种保护和培养，还避免了像蜀汉后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

其次，曹操喜欢选将量敌，人尽其才。曹操曾说“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计於庙堂。”在符合组织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曹操使用人才时尽量的照顾下属的偏好，下属们喜欢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真正做到了“量才而用”。郭嘉就评价曹操的用人是“唯才所宜”。曹操懂得能岗匹配原则，很是注意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比如崔琰等人清正廉明、作风正派，曹操就让他们从事人才选拔和考核工作；司马芝等人铁面无私、为人耿直，曹操就叫他们担任行政执法工作；枣祗等人有老黄牛的精神，任劳任怨，曹操就让他们去从事“屯田”管理工作。因此，《三国志》称曹操“官方授材，各因其器”。

（三）激励策略：褒亡厚往，不以成败论英雄

曹操除了广泛选材，知人善任，其激励手段也十分高明。三国演义记载的望梅止渴、赤壁大败之后的曹操“三笑一哭”都充分体现了曹操高明的激励策略。而笔者认为，曹操最出色的激励策略是褒亡厚往，不以成败论英雄。

从管理学上来讲，激励是激发人的动机，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心理活动过程。曹操曾说“势有不得已也。陷之甚过，则从计也。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当士兵没有退路，陷于绝境时就会听从指挥，拼死战斗。而褒亡厚往是激励下属士气的关键因素。曹操说“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也就是说，奖励死者其实可以鼓励活着的人，厚赏前人可以激励后来的人。曹操用这种方法激励下属，使整个部队从上到下，在战争中能不怕牺牲，没有后顾之忧，奋勇杀敌。这也是曹操能屡败屡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之一。 曹操在员工激励中，还能做到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曹操集团在当时地盘最大，作战次数最多，如果以成败论英雄，估计很多将士都要斩杀于阵前。事实上，曹操一生，败仗甚多，但他并不过分计较，而是及时总结经验，以备再战。当打了胜仗时，曹操总会把功劳归于下属，进行奖励。更重要的是，当打了败仗时，曹操会首先做自我检讨，不会因此惩罚下属。比如大将曹洪、李典在驻守南郑、进军新野等地时被刘备集团打的一塌糊涂，损兵折将，但曹操并没有按军法处置他们，而是让他们戴罪立功，继续信任、使用他们。大将夏侯渊、徐晃 、张邰等人都曾吃过败仗，犯过类似的错误，但曹操对他们都是宽大处理。这也使得这些下属对曹操忠心耿耿，鞍前马后一生。

（四）管理策略：严于法令，赏罚分明

曹操虽然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却非常注重法令。“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曹操充分认识到，要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政稳国安，必须做到法令严明，赏罚分明。曹操认为“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任；若骄子之喜怒对目，还害而不可用也。”事实上，曹操很早就以严于执法而闻名。他在洛阳任北部尉时，就“造五色棒，县门左右个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形成“京师敛迹，莫敢犯者”的良好局面。曹操不仅不能容忍别人触犯法令，而且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有一次曹操的军队经过麦地的时候，其马受惊，驰入麦地，曹操要求主簿治自己的罪。主簿说“罚不加于尊 ”。曹操却说：“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于是曹操“割发代首”。这在发肤受自父母的年代是十分难得的。

曹操在人才管理中还非常注重赏罚分明。曹操认为，“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所以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虽然曹操希望赏罚分明，但总体来看还是慎于刑罚而重于奖赏，曹操说“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这种态度也有利于减轻下属的畏惧之心，敢于直言进谏。更难能可贵的是，曹操能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奖励的方式，以满足人性的需求。如在关羽斩了颜良和文丑后，曹操对其进行了物质奖励，上表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而此时的关羽没有任何名分，被授予皇家许可的汉寿亭侯多少能满足关羽内心深处对成就功名的需要。而对徐晃等人，曹操却经常使用精神激励，多次夸徐晃“有周亚夫之风矣”。此外，曹操在奖励的时候还注重等级，明码标价，如在与马超作战时，马超败退，曹操为了鼓励众将追赶马超，规定“得首级者，千金赏、万户侯；生擒者封大将军”。曹操在实行奖惩时还主张“赏不逾日，以达明赏罚，呈用众，若使一人。”

三、曹操用人的失败之道

（一）重才轻“德”，后患无穷

曹操在招贤纳士之时，提出“不忠不孝之士，只要有才，一样不可错过”，这在三国乱世的特殊时期，因曹操势力的弱小，迫切需要人才强盛起来的前提下，对曹操的政权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然而却也给曹魏政权埋下了隐患。曹操掌权因其特殊的执政才能，残酷高压的手段，手下的将领都不敢妄自行动，然而，在曹魏第三代政权时期，曹爽执政，曾被曹操重用的司马懿叛乱，终结了曹魏政权。这正是曹操过度重才轻“德”的结果。

（二）性情多疑，用而不信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一代枭雄，性情多变，待人多疑。赤壁之战，曹操的战败皆因周瑜把握住了曹操致命的性格缺陷，使用了离间计。曹军南下，军队不谙水性，在面对孙权以水为护的领土时，十分为难。蔡瑁、张允本是刘表的部下，刘表战败后，投靠曹操，因其卓越的水师才能，被曹操委以重任，然而，曹操并不全信他们，因故，在赤壁战前，斩杀二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接导致了赤壁之战，曹军大败，丧失了一统中国的机会。

（三）唯从是用，残害人才

曹操曾说“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清晰地展现出曹操自私自利的枭雄形象。在人才的选拔方面，曹操一方面提出“唯才是举”，另一方面，对于不能够为我所用的人才，实行高压、残害，令后期曹魏集团，军中人人自危。比如曾为曹操立下显著功劳的荀，后来因发现曹操没有匡扶汉室之心，只是一心想建立自己的政权，而与曹操意见不和，曹操南下征讨孙权时，下令其自杀。

四、曹操用人之道对当今管理者的借鉴意义

（一）树立全面的人才观

曹操用人提倡“不拘小节”，认为对于人才的录用应该要善于利用人才的长处，避免人才的短处，知人善任，从观念上颠覆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人才观，树立了新的人才概念，也因此吸引了大批人才的集聚，为曹操集团的胜利积累了雄厚的基础。但也正是这种人才观导致魏国的江山易主。因此，在当代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要把人力资源视为最宝贵的资源， 提高人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形成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培养人的良好氛围，既要注重人的能力，又要关心人的道德。如蒙牛的用人理念：有才有德，提拔重用；有才无德，谨慎使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无才无德，坚决不用。

（二）建立全面的激励机制

曹操用人十分注重人才的激励，既提倡实行严格的法治，又提倡大兴奖励，赏罚分明。曹操“二哭典韦三哭郭嘉”是其激励才能的代表事件。当前，我国许多企业的激励机制比较单一，主要是靠薪酬激励。当代西方的人性假设研究表明，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诉求，所以企业要尊重员工的需求，采用多元化的激励方式，甚至可以让员工自主的选择激励方式，做到真正的个性化的奖励，从而激起员工的认同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曹操用人之道范文第2篇

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1] (p.2264)

可知,孔融在早年就对曹操有“终图汉室”之议论。但曹操在许昌建立政权后:

及献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绵隶名而已。[1] (p.2264)

孔融愿意效力于汉廷,却不愿意与曹操合作——孔融对于曹操的出身与行事作风,颇有微词,也数次讥讽曹操行事之风:(1)曹丕私纳袁熙妻甄氏,孔融上以“武王娶妲己”之讽;(2)征讨乌桓,孔融将之比作草芥小患,不值征讨;(3)曹操表制酒禁,孔融揭曹操粮草不足之短。孔融的讥讽毫不留情,且言语之巧妙颇为世人所欣赏。因此也引致了世人对“曹操杀孔融”一事的争论。一种很有影响的看法是:孔融有才华,而且蜚声海内,又讽刺了曹操;这些使得曹操在心理上难容孔融,最终杀了孔融。然而,曹操果真是因情绪而动杀心么?孔融不是一般文人,是天下名士,“杀孔融”一事对曹操政权的人心向背影响至重。以曹操之人生格局,果真能以此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曹操在决策上是理智的。孔融对于曹操的嘲讽,远始于未入许昌汉廷之前。曹操不顾此等小节而坚持纳孔融于许昌,并不深究孔融事实上是效命于汉廷还是“曹营”。曹操深知,以孔融之声望,得此一人则得天下之心,反之则在许昌之外树立了一座反对他的阵地。这一点,前大将军何进深有体会:

(孔融)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同,托病归家。[1] (pp.2262~2263)

孔融在当时得罪位极人臣的大将军何进,何进担心“造怨”“天下”,不仅不敢杀孔融,反而还要“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

曹操在理智上可以明确地认识到,纳孔融入许昌,讽刺之辞在所难免,他并不指望孔融效命于曹氏。但是曹操对于孔融的到来,却可以持积极态度,而不论其在实际上是否有积极作用。在《三国志·魏志·方技传》中,曹操同样纳入了为数不少的方术之士:“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这些方士在政事上并没有对许昌政权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曹操纳入方士,并不图于己有利,只求他们不要在许昌之外“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同理,曹操纳入孔融,也不求有功,只求不要在许昌之外“幻惑众心”。曹操后来称孔融为“浮华交会之徒”。“浮华”一词在汉末魏初时,正是“幻惑众心”之意,这一用词同样用在了形容“魏讽谋反”与何晏等人的“太和浮华案”中。

曹操在很长时间内也能够容忍孔融对自己的嘲讽。这一点,可以对比《三国志》中曹操与曹丕对臣子的态度:曹操实际上要宽容得多。但是,或许是曹操对孔融相对宽容的态度,使得孔融在许昌的反对声音逐渐高涨,这引起了曹操的深重顾虑。一件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事件是:孔融奏请朝廷不要封建诸侯:

(孔融)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1] (p.2272)

曹操知道,孔融所论奏是针对他而言,“不以封建诸侯”暗示曹操不宜被封为诸侯,这显然影响了曹操对于权力和秩序的掌控。更重要的是,曹操敏锐地感到,孔融从此开始将逐渐扩大对他(曹操)政治上的批评(“操疑其所论建渐广”)。在曹操看来,当初对他个人的攻击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对其宏观政治蓝图的攻击,曹操的积虑是深重的。从此段话“然”字来判断,“然”之前省略了“曹操欲杀孔融”之文。因为孔融是天下名士,曹操只能“外相容忍”“潜怨正议”“虑鲠大业”。

此时,“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曹操致书孔融:

……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以为小介,当收旧好;而怨毒渐积,志相危害,闻之怃然,中夜而起。昔国家东迁,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出于郑玄,又明《司马法》,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孤与文举既非旧好,又于鸿豫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是以区区思协欢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1] (p.2273)

值得注意的是“又知二君群小所构”与“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这两句用词。“二君群小所构”说明郗虑与孔融的身边都拥有大量文士群体。“浮华交会之徒”也是相同的意思,意指“群小所构”。按照曹操在书中的意思,二人关系网甚广,如果两相攻击,则对于朝廷秩序影响太大,所以曹操要警告孔融。“浮华交会”,反应于孔融与郗虑身上,也正是私下结党,相互攻击的意思。

岁余后,孔融被“复拜太中大夫”。此为闲职,但孔融的势力非但没有被削减,反而“宾客日盈其门”,“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因此,曹操顾虑更重,而郗虑复构成其罪,二者均欲置孔融于死地。郗虑置孔融的罪状中“招合徒众”;跌荡放言”等字眼正中曹操心结(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之针对“浮华”)——此时的孔融,即使没有实质性的官职,即便是纳入了许昌,对曹操政治秩序的威胁仍然是与日俱增。孔融死于自己的“浮华交会”与“群小所构”,因为这些都违反了曹操对政权内部的秩序要求

杨修之死,同样为世人所惋惜。由于杨修小聪明至多,一种同样有影响的看法认为:杨修时常猜中曹操的心事,由此招致了曹操对杨修的杀心。曹操果真能够因为“鸡肋”小事而置杨修于死地?

从史实文字来看,“杨修之死”与曹丕的“夺嫡之争”关联颇密。《三国志》裴注引《典略》道,杨修“军国多事,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2] (p.558)。后来曹植因为杨修的聪明而与他交好。裴注又引《世语》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并且“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2] (p.560)。但是,对于杨修之死,两个文献的记载却不一。《典略》称:“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2] (p.560)《世语》称:“修遂以交构赐死。”[2] (p.561)根据这两分材料,我们无法分辨杨修之死,但两份材料都带有“交”,暗含杨修为人交往不当所致其罪。而前面《典略》所举的几则材料,表明杨修在许昌政权中也的确在积极从事于士人交往。“交好”“交关”“交构”这几个与交往有关的用词来形容杨修,在各种文献中是反复出现的。这不禁令我们再行品读孔融之死中的“浮华交会”“群小所构”等用语。“交会”“交好”“交关”“交构”这几个用词,是引起曹操杀心的关键词。

杨修在人事交往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能引起曹操杀心呢?在裴注中引用了多则材料来说明杨修是帮助曹植参与了“夺嫡之争”。“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曹丕也是与杨修交好的。从《三国志·陈思王曹植传》裴注引《典略》中对杨修的记叙来看,杨修正是因与曹丕及曹植的交相结好而死:

(1)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2)又是时临兰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曹植与杨修间的书信往来,兼有文学与军国之事)其相往来,如此甚数。(3)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4)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5)修死后百馀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剑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阳,从容出宫,追思修之过薄也,抚其剑,驻车顾左右曰:“此杨德祖昔所说王髦剑也。髦今焉在?”[2] (pp .558~559)

在文段中,笔者以(1)到(5)对文段按文义进行了划分,以对文义进行梳理。(1)说明,杨修颇具才能,而且内外事宜都处理得极称人意。因此从“魏太子”曹丕到其他臣子,都“并争与(杨修)交好。”而曹丕是先于曹植与杨修交好。(2)说明,曹植感到自己受曹操宠幸日盛之后,开始注意结交杨修。(3)说明,曹植后来因自身“骄纵”而触犯了曹操的政令,被曹操所疏远。但是曹植与杨修仍未断绝往来。从“修亦不敢自绝”来看,杨修本有与曹植“自绝”之意。(4)说明,曹操以杨修“交关诸侯”的名义将其收杀。杨修自知自己的死因是曹植(“其意以为坐曹植也”);而且杨修还知道,以自己之行事,“我固自以死之晚也”。杨修为什么因为曹植而死?文段中(5)的记叙其实别具意涵。(5)记叙到,曹丕继位魏王后,对杨修赠送的宝剑时常佩戴在身边,并且还“追思修之过薄(薄命)也”。曹丕对杨修时常怀有思念之意。综合这段引文之意,杨修是因为与曹丕、曹植两兄弟之间交相结好的关系而被曹操所忌惮终招杀身之祸。

曹操最为看重政治秩序(曹操语“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中所反映的“有政”作为政治治理的最高理念,并且高于“为政”之政治举措),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他的继承人因私交朋党而起乱。曹操以“交构”对杨修赐死(上引裴注《世语》),其意也正是警告。本文第三部分还将对“夺嫡之争”过程中曹操所表现的政治秩序观进行论述。对于曹操而言,继承人对于政权秩序的掌控,以及宫廷内的人事关系,是不能被破坏的。崔琰的死因与杨修类似,作为曹植的近亲,崔琰却公开支持曹丕,崔琰在死前被曹操“贬为中尉”,不久即辞世了。

杨修投机取巧,爱好冒险之性格,展现在了裴注所引的每一则材料中。好结交,好投机,好冒险的行为,加上扰乱曹丕与曹植关系的问题,最终成为曹操之患。

曹丕与曹植之间的“夺嫡之争”是曹操政治生命后期最值得顾虑之事。曹操对于自己掌控许昌政治秩序的能力是有信心的;但是这在他的继承人那里,是否能够得到“继承”,曹操仍然深有顾虑。继承人的选择是困难的,尽管事实上的选择是在曹丕与曹植之间,曹操对于二人均不放心,甚至希望年幼的曹冲来继承已业,因为曹冲在年少时即能表现出“仁爱”之心,也善于处理政治事务。在曹冲早逝后,曹操对宽慰他的曹丕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而且“言则流涕”。

尽管曹丕较曹植为年长,但才高八斗(谢灵运颂曹植)的曹植,很得曹操的喜欢,几乎就要立植为继承人了。然而,喜欢是感情上的事情;选择政治上的继承人,理智上的权衡要占有更为重要的分量。在几经权衡后,曹操还是选择了曹丕。

曹植为什么失败了呢?《三国志·曹植传》中先记载了曹操看重他的原因:(1)“善属文”;(2)“舆马服饰,不尚华丽”[2] (p.557),这符合曹操执政中的节俭政策;(3)“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2] (p.557),反应机敏,深得曹操欢心。曹植最终失败的原因在于:(1)“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2] (p.557)曹植因为“积攒羽翼”,为曹操所不满。(2)“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2] (p.557),犯了曹操酒禁。(3)私自“开司马门”犯了曹操门禁。(4)曹操欲派曹植带兵去救曹仁,而“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犯了曹操军禁。这几条行为分别触动了曹操的政治政策(“积攒羽翼”)、经济政策(“酒禁”)、安全政策(“开司马门”)与军事政策(军禁),从各个方面突破了曹操维持秩序的“防火墙”。而最为重要的,将曹植从铁定的太子人选上拉下马的,还是第一条,与“丁仪、丁■、杨修等为之羽翼”。曹操认为,拉拢小群体的政治作为,将扰乱许昌的政治秩序,正如曹操对于孔融和郗虑“二君群小所构”的评论那样。

曹操对继承人的要求,不仅仅是“才(文才或武才)”,也在于“德(政治道德与能力)”,他需要一位“德才兼备”的继承人。曹操的长子曹昂是“德才兼备”者,惜乎早逝,曹冲也是如此。曹彰只有“武才”,不具备政治才能。于是继承将在曹丕与曹植之间产生。那么曹丕与曹植谁更“德才兼备”呢?在此需要说明,曹操对于“德”与“才”的考虑,当然是从继承人作为最高权力者的政治德行与政治才能上来考虑的,因此这也有别于对于个人道德与个人才能的考虑。曹植虽然很有“才”,但更多是文才与个人聪颖,“政治德行”并不广阔,他建设政治小群体的作为尤令曹操反感。而无论曹丕在内心深处,是否真的能够接纳所有的、具有不同出身的士人,至少从场面上来看,在成功作为继承人以前,曹丕的政治人缘还是相对广泛的。为了决定究竟该选择曹丕还是曹植作为继承人,曹操还专门咨询了朝中大臣,如太中大夫贾诩、尚书崔琰、东曹掾邢颙、侍中桓阶、中尉杨俊。此外,尚书仆射毛■、曹掾丁仪、黄门侍郎丁讷也接受了咨询,尽管分量上不及以上五位。其中,贾诩聪明无双,并且在许昌低调隐世堪称“鬼才”,其与曹丕交好,他对曹操的回复颇有味道: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兰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2] (p.331)

这段记载可反映曹操对于继承人的要求——在掌控全局秩序上的要求。如果如袁绍、刘表父子一般对于继承人的处理态度上,抛弃祖宗规矩,立幼子为继,就有可能导致政治全局的混乱。曹丕在政治上的相对成熟,在秩序的遵守上更为严格,这些都是曹操所看重的。

曹植是崔琰哥哥的女婿,但是崔琰在“夺嫡之争”中却公开支持曹丕为太子。“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2] (p.369)

从场面上来看,这是大公无私的表现,但是曹操却有自己的看法,“太祖贵其公亮,喟然叹息,迁中尉”[2] (p.369)。曹操看重他的公正亮直,但“喟然叹息”是相当有深意的。从曹操的眼里,曹植家人却公开支持曹丕,这正是严重扰乱了宫廷秩序。因此崔琰随后被贬为中尉。最后崔琰冤死。《三国志》说“崔琰高格最优,鲍勋秉正无亏,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贵‘既明且哲’,《虞书》尚‘直而能温’,自非兼才,畴克备诸!”[2] (p.390)崔琰不能同时兼顾“直”(方正)和“温”(圆融),不能圆融,导致身死。须知,曹操以建立秩序为要,过于刚正而不能圆融地处理人事,扰乱人事安排,这样的人难为曹操所容。

曹操将秩序作为为政之重心,并且这一观念贯穿了曹操的人生。审视曹操的人生轨迹,这一观念的显现将变得更加清晰。

曹操二十岁时,“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甚至敢于杀“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为了维持洛阳治安秩序,敢于得罪任何权势。“迁为济南相”后,“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在东汉末年那个“长吏多阿附贵戚”的时代,曹操将维持秩序即“郡界肃然”作为自己为政的第一要义[2] (pp.2~3)。

曹操在与袁绍展开决战之前,认为:“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以曹操之判断,袁绍:(1)在震慑群臣上缺少威望。(2)用兵无序。曹操认为袁绍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无序,正是自己在这两方面的优势。正因为有此优势,许昌在土地和粮食上的弱势将变得不重要(“适足以为吾奉也”)。

程昱说曹操趁吕布进攻刘备时乘机消灭刘备,曹操仍然认为:“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2] (p.14)而似乎矛盾的是,曹操在面临袁绍大军进攻之际,竟然冒险去乘机打刘备,“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2] (p.14)曹操认为,军事与政治策略中应当以“天下之心”为上,他的真正的对手一定是能争取“天下之心”的人,他攻刘备与不攻刘备,都是出于“天下之心”的考虑。曹操对现实情况的认识,应当是:长远之计应当是获得天下社会士人的支持,社会背景的政治斗争在长远上要高于一阵一地的得失。这说明,曹操将对于“天下之心”的掌控作为现实政治秩序的最高要义。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中陈述:“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 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认为,自己身为宰相,超出了自身的期望;但最为重要的意义是在于消除了天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乱象,即他担任宰相的客观效果是维持了天下秩序。

无论其他诸侯如何考虑,曹操并不急于称帝;他知道,乱世中的冒进,将会让自己步入乱局。“夏侯■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曹操有充分耐心,在统一天下的基础上,再考虑权力与称号上的问题。

对于曹操,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评曰: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2] (p.55)

这段评价之中,陈寿集中评价了曹操在谋略上的才智和维持天下秩序上的贡献。陈寿首先引“汉末,天下大乱”来引起后文,以衬托曹操在实现天下秩序上的功劳。后文中,曹操在谋略上表现为:(1)“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通过军事谋略统一了北方中华。(2)“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无论是内政上的“法术”还是军事上的“奇策”,曹操算无遗策。(3)“惟其明略最优也”这句话总结性地称赞曹操是在高明(“明”)的策略与计谋(“略”)上的举世无双。但是,在“惟其明略最优也”之前的诸句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1)“官方授材,各因其器”曹操在人才的选拔与授命上能够因人授任,保持合理的人事秩序;(2)“矫情任算,不念旧恶”表明,曹操并非心胸狭隘之人,可以为了大业而潜藏私怨;(3)“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中的“御”“皇机”与“成”“洪业”均表明了曹操在乱世中统摄天下秩序上的功劳。而这些天下秩序上的功劳,是因为“惟其明略最优也”。也就是说,在陈寿的评语中,曹操在维持天下秩序上的功劳是终极性的成就;而在谋略上的高明,则是间接“工具性”的才能而非“目的性”的最终追求。陈寿的评语虽然着力评价了曹操在能力与贡献上的两方面,但是他认为:曹操谋略上的能力是为最终的维持天下秩序的功劳而服务的。

尽管在刚发迹之时,曹操是以挑战秩序者的身份出现的;一旦他成为秩序的掌控者,他就再也不愿意让秩序旁落了。傅玄上疏道:“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2] (p.1317)“好法术”的曹操将“秩序”作为了自己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以至于甚至高于他的权力欲望。这样曹操在政权建设上的主方针也就更为明确:“‘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乎。”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相比于“为政”即政治作为,曹操更为重视的是“有政”即政治秩序。“施于有政”与“天命”表明了他的政治秩序观:如果构成他称帝的秩序条件没有达到,那么他也甘当“周文王”而不是像袁术那样急于称帝。

曹操“好法术”以及“运筹演谋”,“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表明了曹操在法术计谋上的绝佳才能。然而,曹操有自己的人生志向,《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载:

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2] (p.32)

曹操在《十二月己亥令》中言明了自己的志向:(1)年少时希望做一个“郡守”。(2)“迁典军校尉”后“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意封侯作征西将军。(3)建安十五年天子赐封曹操封地,但是曹操辞而不受,因为他认为“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结合(1)(2)两点,曹操自述,年少时只有“郡守”的志向,而他担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时的表现,以及“迁典军校尉”后为国立功的心态,也正说明,他有志于树立一郡之良好秩序。他对于自己的野心是节制而循序渐进的。

曹操出于政权秩序的考虑,既能够综合不同的政治派别与思想文化,也善于控制自身的性格与能力,曹操自身的能力与性格表现出字面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是出于秩序考虑,他却可以将这些矛盾的地方综合为用。“好法术”的曹操擅长军事,但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可以表现出军事上的节制,暂时消除与吴、蜀之间的军事对抗。

曹操出身道家或道教身世[3] (pp.4~24),因此曹操以少量兵力收编了具有巨大优势兵力的青州兵,以及天师道张鲁政权(张鲁“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曹操收纳了大量道教方士。但是,无论青州兵、张鲁兵,抑或道教方士,都不为曹操重用。曹操对于道家或道教身份与势力,保存而不施用。汉末魏初的道教势力所带来的“革命”浪潮,以及所可能给政权带来的不稳定性,曹操是深明的。

曹操对道家思想的运用是节制的,对于儒学士人也仅仅是施用其实际能力而非文化势力,以至于“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就可以为曹操所用。曹操收纳广泛的儒学士族,因为他深知汉末魏初的时代,是儒学士族掌控社会的时代,“天下之心”是曹操在政权秩序中所需要尽力获取的最为重要的政治秩序资源。

曹操对于政治秩序的极致追求,是曹操得以成功的最大法宝;也是曹操在政权建设过程中,以及继承人选择问题上的掣肘所在。在汉末魏初,曹操要掌控天下局势,需要面对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势力纷繁复杂。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势力,都需要曹操去小心应对。

曹操所需要面对的复杂问题在于,战场上他可以通过军事战略才华而以弱胜强,如官渡之战对袁绍的胜利。在政治上,他可以通过强人型权力运作占据制高点。然而在获取“天下之心”的功夫上,却远没有如此简单。这“天下之心”往往比战争与政治上一时胜败更为重要,甚至往往无可挽回。因此,曹操在许昌政权的建设上,是广纳天下士人,无论他们是否献计献策,无论是否真心拥戴;只要将天下士人纳入许昌的政治秩序范围内,就可以增加曹操在获得“天下之心”上的砝码。

从东汉始起,学术与豪族社会势力的结合,逐渐成为中古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势。通过文化洗染,豪族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社会上的广泛联系[4] (pp.4~24)。士人社会在东汉后期的势力之间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士人社会,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琅琊王氏等。曹操所面对的“天下之心”,不仅仅是政权内的势力,而且更需要面对这些“天下之心”的人心向背。

曹操能够充分洞悉他所面对的政治与社会形势,他曾道:“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2] (p.49)“不仁不孝”(可引申为“不忠”,但曹操不能直接如此表述)侧面表达了,曹操并不强求天下士人的绝对忠心。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当场烧毁许昌士人与袁绍的交往信函也是明证。裴注引“魏氏春秋曰: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曹操内心里明白,“人心相背”是相对的,而且难以掌控的,臣子均有其自身的家族势力和家族道德。

曹操用人之道范文第3篇

先来说说曹操这个人物带给我的启示。曹操一生都属于十分大胆型的人物，也是十分奸诈的。他误杀了吕伯奢一家人，最后明知错了，还要继续杀了吕伯奢，其无情无义至此，陈宫便离他而去，曹操后来说的那句话耐人寻味：“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但反过来想想，如果当时他不赶尽杀绝的话，吕伯奢若真带了些人过来追杀他，可能曹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奸诈带来的只会是一时的小利，一直是奸诈的话，自然会遭到报应。后来董承一伙人便刺杀曹操，可惜事败了。后来陆续都有一些人刺杀曹操，但都因一些意外而失败了，否则这位曹阿瞒也不会叱咤风云了。曹操给我的启示就是，做人不能太狡诈。

与曹操截然相反的一个人物就是刘备了，他以仁义当先，他热爱百姓。刘备一生的行为都与曹操相反，曹操奸诈，刘备仁义。刘备在落难时，还带着百姓逃命，他管理一个新野，或是徐州，都是布施仁政，得到百姓的爱戴。

但不论是曹操还是刘备，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注重人才，曹操失了一个吕韦，祭奠时他不哭自己曹家的人，独哭吕韦。他的谋臣郭嘉死后，他也十分痛心。刘备则更重视人才了，起初赵云并不是刘家的将军，但他十分器重赵云，几次留他，后来终于归到了刘门下，才使得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两次脱险。徐庶被曹操“拐骗”到那边，在送别时，刘备哭着送别，还要砍掉挡在前面的竹林，后来徐庶才又回来推荐了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更是成为聘用人才的典范。

所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招兵买马，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创建事业，这才是成功之道。与之相反的例子便是袁绍了，照说袁绍与曹操一战的时候，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袁绍为人不重视人才，有许多忠臣在身边也不知道。他如果听忠臣的话，那曹操怎么可能胜得了他呢？而他却听信一些小人的话，致使败给了兵力较少的曹操。

三国演义还让我学到：要善于听取好的意见，忠言逆耳。曹操赤壁之战为什么会败？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听信好的意见，面对新来的庞统这个外人，他却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的“连环计”，而面对另一个臣子对他的忠言，那位臣子大致说的是：“若敌人用火攻，如之耐何？”曹操答的大致意思是：“现在这个季节，不会刮东南风，如果用火攻，那便是烧他们自己的营了”。这也怪不了曹操，他又不像孔明这个气象专家能知风雨。但既然有人提了建议，曹操也应该有所警觉呀，不然也不会败了。另外一次就是刘备在一片靠近水的树林中安七百里连营，早有臣子向他提出建议，说敌人如果用火攻怎么办？但他没有接受，致使后来真的被陆逊七百里火烧连营。所以，能否正确听取他人的意见，往往决定着事情的最终成败。

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人物，也给我许多启示。那些贪财，贪色的人，最终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董卓与吕布之所以会兵刃，还不是让一个小女子貂婵在中间挑拨离间，所以董卓便是败在了自己的好色上。曹操也有点好色，张绣投降后，曹操在营中寻乐，便找了张绣老婆来玩弄，后来张绣当然恼火，便暗算曹操，曹操幸亏命大，否则也被张绣结果了。

曹操修了铜雀台后，还要把东吴的“二乔”放于台上，于是便让孔明用这点激了周瑜，让周瑜决心出兵打曹操，曹操才有赤壁一败。三国中还有一些卖主求荣的一些人，也得不到好结果。与之相反的则是关羽了，他不贪财也不好色，得到了曹操的敬佩，也得到了千千万万读者的敬佩。若不是因为他一点点的骄傲，以及刘封的见死不救，他也不会死得那么早了。所以，我又知道了，为人不能贪财色，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刚正不阿的人。

三国演义中，还可以学到许许多多的东西，比如研究历史的规律，分析人物性格，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成败原因。毛泽东就曾经读了五次三国演义，原因大致也在这吧。名著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推敲的，好的名著伴人一生成长。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袁术之间的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曹操用人之道范文第4篇

【关键词】曹操之人才观 唯才是举 爱才 三国鼎立

【中图分类号】K236.1 【文献标识码】A

曹操在东汉末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爱才更是众所周知。他三次唯才是举的求贤令，不论人才的阅历和门第，不看人才的出身和品行，只要有才，他就招揽为己所用，并且爱才心切，求贤若渴。爱才是件好事，但是如果过度爱才，多重才行而少重品行，就会被人才迷失双眼、错失良机，从而好事会变成坏事，优点变成缺点。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曹操的过度爱才、唯才是举的人才观改变了历史，成就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曹操爱才奠定了曹魏政权

曹操爱才，使得曹魏政权聚拢了众多的文臣武将，成为三国鼎立中力量最为雄壮的一方。曹操深刻地认识到“争天下必先争人”，于是在建安十五年春第一次的《求贤令》中指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第三次《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是指出了“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说到做到，当他遇到人才时，的确是不惜一切代价争取人才为己所用。

曹操成就大业的三步中都没有离开人才。第一步，找到一块根据地，拥有自己的军队。第二步，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第三步，在官渡之战中战胜了袁绍，统一了北方。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路军阀群雄并起，争夺天下。而此时的曹操心怀大志，想统一天下，苦于自己没有固定的地盘，手里没有强大的军队。正当曹操一筹莫展之时，黄巾军攻陷兖州，杀掉了兖州太守，而济北国相鲍信等人力促曹操兖州牧。于是曹操听从了谋士们的建议，了兖州牧，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根据地。在进军黄巾军的战斗中，鲍信奋战而死，战后曹操厚葬鲍信，因为他心里清楚，如果没有鲍信的扶持，自己不可能有争夺天下的资本。

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曹操进入兖州以后，如何以正大光明的借口发展壮大力量，消灭其他群雄，实现统一天下的大志呢？谋士毛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三国志》中说曹操“敬纳其言”。曹操采纳了毛的建议，拥有了政治资本，这又是曹操称霸中的关键一步。

官渡之战。在官渡之战两军胶着时刻，本来是袁绍的手下谋士许攸，因政见不被袁绍采纳，还因家人受惠而受牵连，被袁绍惩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靠了曹操。曹操正在无计可施时，一听许攸来了忙得来不及穿鞋，光着脚就出去迎许攸，见了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并且纳拜于地。许攸被曹操的真诚相待所感动，把袁绍营中的情况和盘托出，并且为曹操献计火烧了袁军的军粮，助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一举以少胜多，战胜了袁绍，从而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

曹操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唯才是举。从这三步中我们不难看出，曹操成就大业依靠这些人才。如果没有这些高人的指点和扶持，曹操是很难发展壮大起来的。那么曹操是如何获得这些人才的扶持的呢？曹操具有什么样的魅力吸引了他们呢？那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郭嘉是曹操智囊团中的重要谋士。郭嘉起初是在袁绍手下，后来才投靠曹操。刚到曹营时，曹操的心腹，时任司空椽的陈群数次在朝廷议事时揭发郭嘉的不端行为。然而曹操见郭嘉对此神态自若、屡出奇谋，却更加器重郭嘉了。还对其他人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当郭嘉病重时，曹操多次亲临问候。当郭嘉去世后，曹操悲痛不已，对其他人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竞，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哀哉奉孝！痛哉奉孝！”实在是令人感动。后来当曹操在赤壁之战被火烧战船，大败而归时，不禁又怀念起郭嘉：“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曹操在郭嘉身上投入了深深的感情。情之深，爱之切。郭嘉也没有辜负曹操对他的爱护。郭嘉二十九岁投曹，三十八岁殁于军中，这十年中，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使名微众寡的曹操在角逐中步步取胜。

曹操手下有很多人才是从敌对阵营中投靠过来的，曹操都委以重用。如张辽原来是吕布的手下，张本来是袁绍的部将，徐晃也是杨奉的部下。陈琳本来是袁绍的谋士，曾经写檄文大骂过曹操，而曹操知其有才，所以在打败袁绍后，也没有杀他，而是收为己用。

还有一些是起初根本不愿投靠曹操，曹操不惜利用各种手段，也要争取过来。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阮，堪称曹操的“文胆”。阮起初不应征召，遁入山林，曹操令人放火烧山，阮才不得以出山。再如司马懿，曹操听说司马懿是个人才，三番五次请司马懿出山，均遭到司马懿拒绝，最后曹操不得以囚禁手段威吓司马懿，他才出来为曹操服务。

总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曹操爱惜人才，不计较人才身上的缺点，而是充分利用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而同时争夺天下的袁绍在用人上却与曹操相差太远了，据易中天《品三国》讲：袁绍刚愎自用，自命不凡，他认为别人都没有他聪明。袁绍用人的原则就是，谁拍他的马屁就用谁，谁给他提意见就打压谁。气量不大，心胸狭窄。哪里像曹操的性格，易中天先生也说曹操的性格是多面的：大度与狭隘，诚恳与狡诈，善良与凶残，单纯又多疑。简直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正因为曹操性格的多面性，以及他的多才多艺，既有文韬武略，又有政治眼光，加上文学素养等较全面的志趣，才能够吸引各种各样的人，也才能与各种各样的人打好交道。所谓海纳百川也许说的就是曹操这样内涵丰富的人吧！而与他性格差异较大的关羽，单纯忠贞、清高骄傲、目无杂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特点，是很难团结到这么多人的。

正是因为曹操这种人才观念，其帐下才会“谋臣如雨，猛将如云。”截至曹操去世前，他的谋士共102人。曹操的文臣武将的数量在三国中是最多的，因此曹魏政权的力量也是最强大的，能够占据着当时的大半个中国，在三国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方，这与曹操不拘一格招揽人才、爱惜人才密不可分。

曹操爱才成就了蜀汉政权

曹操悔放刘备。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曹操就已经意识到刘备是个英雄，当时，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但此时刘备寄人篱下，势单力薄，不堪一击。而曹操爱惜刘备是个英雄，厚待刘备，上表封刘备为左将军，以礼相待，并无杀害之心。当刘备向曹操提出去袭击袁术时，曹操应允，并分发兵马给刘备去截击袁术。这时刘备心中狂喜，慌忙离开曹营，关羽、张飞还在诧异为何神速离开，刘备说：“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刘备很清楚，曹操此时没有杀掉他，很快就会后悔的。果不其然，刘备刚带兵走，曹操的谋士荀、程昱、郭嘉入见曹操。一看曹操把刘备放走了，都劝曹操说：“早就该杀掉刘备，以绝后患。此次放走刘备，无异于放龙入海，纵虎归山。日后再攻打他，根本就不可能了。”此后的历史发展真被曹操的谋士们言中了。如果此时曹操狠下杀手，了结了刘备的性命，哪里还有后来与他鼎立的蜀汉政权呢！

曹操被自己的爱才之心耽搁了。刘备本是个人才，又具英雄气魄，更何况刘备手下还有两位武艺高强、万人难敌的兄弟，令刘备如虎添翼。之所以曹操此时没有杀掉刘备，是因为如易中天《品三国》所述：这时的曹操还需要做容人状，不肯没有正当理由就杀人。所以，此时的曹操为了树立爱才的良好形象，出于一念之差，放走了刘备。易中天先生都说，曹操放走刘备是最大的错误，曹操做了一笔大大的亏本生意。关键是：当时的曹操也没有想到，刘备后来真成了气候，得到了诸葛亮的辅佐，也成就了一番大业。

曹操与诸葛亮无缘。诸葛亮是三国中最杰出的人才。曹操又如此爱才，为何诸葛亮和曹操没有联起手来呢？首先，诸葛亮辅佐刘备，是刘备三顾茅庐请来的。而曹操手下的人才大多是自动投靠来的。刘备出身低微，能够放下身价，亲自去请诸葛亮出山，并且去请了多次，最终以真诚感动了诸葛亮。

其次，曹操出身官宦家庭，性格强势，难以放下架子像刘备那样屈身相求。即使曹操表现这样，手下还聚集了那么多的文臣武将呢。可能曹操私底下还会想：诸葛亮何许人也？多一个少一个又如何？我已经拥有了这么多的谋士，什么样高水平的谋士没有见过呀。诸葛亮也许看到了曹操的强势、自负、高高在上，不会再把他看在眼里，诸葛亮才不会屈尊去求曹操。两个自尊心极强的人都没有放下架子。

最后，诸葛亮知道曹操选拔人才是唯才是举、轻重才。曹操本身也有篡位的企图，更谈不上德行了。而诸葛亮选择刘备，就是向全天下的人宣告：自己是一个重德守礼、德才兼备的人，绝不会与篡权的人为伍。

所以说曹操为他的爱才标准―唯才是举，以及他本身的德行付出了代价。给那些自视坚守正统观念，维护传统思想的人以打击的借口。唯才是举团结了一些人才，但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些敌人。因此诸葛亮没有投靠曹操，而是辅佐了刘备，使本来无力与曹操和孙权相抗衡的刘备增加了大大的筹码，最终使三国力量相对均衡，形成鼎立局面。

曹操厚待关羽。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东征刘备时，关羽被擒。曹操知道关羽乃是万人难敌的将才，更赞赏关羽的为人，喜爱有加。囚禁期间，“礼之甚厚”、“重加赏赐”。别看曹操自己德行不怎么样，但他对德行高操的人是又敬又爱。明知关羽的心不在自己这里，依然对关羽一厢情愿地痴迷，也就是关羽，如果换了第二个人，非得被曹操感动得以身相许不可。曹操此时没有杀掉关羽，原因有：曹操确实太喜欢关羽了。总认为只要自己以诚相待关羽，总会感化他，最后归顺他。所以一直抱着希望不忍心杀掉关羽。

关羽当时身在曹营，一来要保护两位嫂嫂（刘备的两位妻子），二来要寻找刘备，因为这两个重任在身，不能就死，只能苟活，否则宁肯赴死也不会做曹操的阶下囚。关羽此时身担忠义名节，如果此时曹操杀了关羽，将会留下杀忠不义，众叛亲离的下场。后来当东吴吕蒙杀掉了关羽，孙权不知如何处置时，转送给了曹操，曹操却将关羽盛殓，亲自拜祭，并赠为荆王。盛隆之至啊！就是对待死去的关羽，曹操都毕恭毕敬，尊崇至极。曹操如此做法，无非是吸引更多的忠义之士投靠自己，为己利用。曹操喜爱关羽，当初留下关羽性命，更没有想到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当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在华容道上落荒而逃时，正被关羽等个正着，这次曹操是必死无疑了。多亏当初自己手下留情，厚待关羽，关羽这次为了报恩，不惜冒着顶撞军令状的杀头危险放走了曹操。曹操爱才这次又救了自己。

众所周知，关羽对刘备意味着什么，对蜀汉政权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关羽，蜀汉政权也无从谈起。关羽是蜀汉的五虎上将之首，是蜀汉的顶梁柱。在关羽能被杀的时候，错失良机，结果才成全了蜀汉政权。曹操因为爱惜刘备和关羽之才，保全了他们的性命，也成就了三国鼎立中的蜀汉一方。

曹操爱才最终促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赤壁之战是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关键一战。赤壁之战前曹操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占据着中国的北方，兵多将广，兵力是孙刘联军的好几倍，一旦双方交战，孙刘联军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如果历史可以重写，这一仗是孙刘联军败了，那么曹操将会统一全国，也就不会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但是这一场决定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关键一战，却是孙刘联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击败了曹操，最终结束了曹操统一全国的梦想，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曹操的人才观在这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曹操中了周瑜的计。赤壁之战前，蒋干要去江东劝说周瑜投降，曹操闻听大喜，并同意。曹操此时只看到了周瑜的才，而没真正了解周瑜的性格。难道曹操不稍微用脑子想一想，周瑜再有才，能来投降曹操吗？结果蒋干非但未能说服周瑜投降曹操，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使得曹操杀了自己的两员水军大将蔡瑁和张允，使得曹军的水军作战指挥力大大下降，曹操反上了周瑜的当。

曹操上了黄盖的当。上了这一次当，曹操也没有长记性，又上了一次黄盖的当。赤壁战前，两军对垒。孙吴的黄盖前来诈降，曹操大喜，他早知黄盖是孙吴的大将，如果黄盖投降了曹军，那将是天赐良机。曹操喜不自胜，毫无戒备，完全被爱才心切迷失了双眼。更加上周瑜和黄盖联手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更让曹操难以识别。于是，曹操任由黄盖率领的火药船直冲入曹营，火烧战船，曹操大败。这次周瑜、黄盖使用苦肉计，骗取曹操的信任，纯粹就是利用了曹操爱才心切的心理，才又一次让曹操上了当。

曹操误用庞统的连环计。当赤壁大战前，周瑜已决定用火攻曹营时，庞统向曹操提出了连环计，使得曹军的战船连在一起，便于周瑜用火攻。当庞统向曹操献连环计时，曹操没有好好地考察一下庞统的出身和来历，盲目加以信任，最终为其盲目爱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曹操杀了吕布。曹操爱才，确实是唯才是举，只要有才，不管是文才还是武才，不论人才的品德、出身等，都收之麾下。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对待吕布。当曹操俘获了吕布后，动了怜才恻隐之心，想保留下这一武艺超群，当属三国武艺高强的首位人才时，多亏了刘备在旁的提醒：“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刘备的警告提醒了曹操，曹操才结果了吕布的性命。否则，当时天下不一定三分。如果有吕布在，再有得力的谋士辅佐，天下可能会四分五裂。

曹操的个人作用。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陈寿的用意在于突出人物的作用，揭示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是人谋划而形成的历史。而在魏蜀吴三国中，《三国志》把魏书放在最前面，并且只有魏书中用了帝号，蜀书和吴书都只是用主的称号。可以看出，陈寿更注重曹魏的地位，曹魏的作用在三国中是最重要的。那么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曹操更是在三国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曹操的个性特点、价值取向、行事作风都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也引领时势。

曹操留下的历史教训。曹操虽然爱才，但不是所有的人才都爱他，很多时候，只是他一个人的一厢情愿而已。曹操爱才不仅造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而且还为自家准备了掘墓人―司马懿。曹操利用威吓手段逼迫司马懿出山为他效力，曹操的确没有看走眼，司马懿确实非等闲之辈。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相继去世后，司马懿已羽翼丰满，发展壮大司马氏力量，最终司马氏家族取代了曹魏政权，建立了西晋政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说的韩信，那曹操则是“成也爱才，败也爱才”。

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个乱世，群雄并起，各方都急需人才，拉拢人才。而乱世中人心不稳，这也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曹操择人时的人才观是唯才是举，有点饥不择食的感觉，只要有才，不论德行如何都据为己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真正成大业者，必须要德才兼备。

曹操用人之道范文第5篇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黄淮平原中部，秦汉时为沛国谯县（东汉建安末年设谯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这或许就是亳州城市名片“曹魏故里”的来由吧。我从亳州火车站乘汽车到老城中心，曹操的身影一路相随，魏武大道、魏武广场、观稼台、曹操公园以及随处可见的曹操雕像都为这座城市打上了标签。

魏武遗踪

在亳州城东的白果树街，有一处标注为“魏武故里”的遗迹，这就是曹操的故宅，其子曹丕也出生在这里。故宅的地面建筑早已不存在了，只有曹操种下的两棵白果树，历经千年屹立至今。这两棵白果树被民房包围在两个小空场内，其间相隔百米，可见当时宅邸的面积之大。树下立有石碑和香炉，树上挂满了当地居民祈福的红布条。树下开杂货店的大姐告诉我，这白果树沾了曹操的灵气，附近居民有什么为难之事，就到大树前拜一下，事后在树权上挂个红布条，即表示还了愿……

如今在亳州城的东西两侧，还存有两处观稼台的遗迹。观稼台是曹操讨伐董卓失败后，返乡整军备战，推行屯田制时所建遗迹。当年，每逢庄稼播种、生长、收割时节，曹操经常会登台望，关心农事。临近城区的东观稼台位于东台路，从前四周都是农田，站在台上，周边景物尽收眼底。而近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巍峨的高台逐渐被民居所占据。我在当地打听了半天，终于在居民的指引下来到一处坡地前，找到了刻着“东观稼台”的石碑。沿着土坡再往上走，台顶有三间破败的老房，为东台庙。东台庙始建于明成化元年（1465年），新中国成立后改做仓库。时移事往，虽然周边景物已沧海桑田，但东观稼台主体尚存，算是为访古者留下了一丝慰藉。

八角台则不像东观稼台一般难寻，其遗址位于亳州城南建安路西侧，如今台子边缘虽已模糊不清，但主体仍高于地面5米左右，距离很远就可望见。东汉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统一了北方。这一年他率众回到家乡，在城南筑起八角台，台上设大飨堂，犒赏随军将士及家乡父老。我沿着长满杂草的小路登上台顶，放眼四望，阡陌纵横。

地下兵道

除了募兵屯田、恢复经济之外，曹操还在亳州修筑了巧妙坚固的防御工事。适逢天下大乱，群雄割据，亳州作为曹操的第一个根据地而得到了悉心经营，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地下运兵道。《三国志》中曾多次记载曹操“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可见地道战是曹操最为驾轻就熟的战术之一。现存的亳州城地下运兵道总长度约1 2公里，以大隅首为中心，向四面延伸分别通达城外。曹操当年通过这些四通八达的暗道把数量不多的士兵精心调配，每每声东击西、出奇制胜。

运兵道大门位于大隅首南侧，一层是个不大的展览馆，入口就在这间房子的墙角处。沿台阶下行，迎面砖砌拱门上挂着写有“运兵道”三字的牌匾。再往里走，一股凉风扑面而来，有种小时候钻防空洞的感觉。昏黄的灯光下，青砖砌的两壁齐整光滑，载满了历史的痕迹。地道宽80厘米左右，仅容一人直行或两人侧向错身。从示意图上看，这段地道为并行双道，人员往来并行不悖，只不过当下只开辟出一条道路供人游览，故显得狭窄局促。地道并不笔直，而是如游龙一样蜿蜒曲折，视野伸展十几米就会被墙壁遮住，这无疑是为了战争而设计的。而地道中众多的机关――猫耳洞、绊腿板、障碍券、陷阱、传话孔、刺枪孔……也印证了这点。这些精妙的防御设计大部分都沿用至现代，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还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不得不令人感慨古人的杰出智慧。

同乡华佗

位于永安街北的华祖庵是亳州城里另一处古迹――名医华佗的故宅。华祖庵西临曹巷口和夏侯巷，这两条胡同曾有曹氏和夏侯氏后人的故宅，三个家族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可见一斑。曹操晚年患上了头风之疾，谋士华歆举荐曹操的同乡华佗为其医治。华佗借治病为由想谋得一官半职，多次暗示未果后便借口妻子有病辞曹而去。此时曹操狡黠多疑的性格终于爆发，当下将华佗逮捕，后以“欺君”和“不从征”两罪将华佗害死。华佗死后，曹操日重一日的头风再也无人可治，数年后，一代奸雄病故于洛阳。

华祖庵历代多有重修，来亳州旅行的游客大都来此拜谒以祈求身强体健。庵内的元华草堂即为华佗故宅遗址，后院药圃为华佗当日培育草药的地方。自东汉以降，亳州种药之风绵延不绝，仅在中国《药典》上冠以“毫”字的药材就有亳芍、亳菊、亳花粉、毫桑皮等。清人刘开曾题诗曰：“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描述了当地农人种药的盛况。如今亳州已成为世界著名的中药交易市场，年成交量达100多亿元，故有“药都”之称。

疑冢真相

关于曹操的身后之事，其实他在《遗令》中早已写明：“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但后人总也不相信狡黠一生的曹操能如此淡定地处理后事，于是著名的“七十二疑冢”传说开始哨然风行。然而传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在亳州南门外确实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处坟冢，当地人称之为“孤堆”。如今能叫上名字的尚有薛家孤堆、观音山孤堆、刘园孤堆、姜家孤堆、曹四孤堆、张园汉墓等多处。近年来经过考证，这些孤堆是曹氏家族墓群，埋葬着曹腾、曹褒、曹嵩、曹炽、曹胤等宗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