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用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曹操 用人之道 崇尚德行 注重绩效 为我所用

一、曹操的人才战略眼光及其用人之道的历史评价

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很早就意识到人才与国家兴衰的关系。《资治通鉴》中有明确的记载：

袁绍与操共起兵，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1]（《资治通鉴治国思想研究》）

这段话鲜明对比了袁绍和曹操不同的战略眼光。袁绍只注重地理形势，而曹操将人才置于首位，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 [1]（《资治通鉴治国思想研究》）的道理，并在日后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使自己身边“谋臣如云、猛士如雨”。

曹操的用人之道可以用很多词语来形容，如知人善用、不拘一格、宽容纳才等等。在曹操与袁绍决战前，谋士荀和郭嘉对比曹袁二人，得出“十败十胜”，其中关于用人、选人的就占三项：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则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绍高议辑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也。[1]（《资治通鉴治国思想研究》）

由上可知，曹操的用人之道在历史上是比较著名的。

但遭到争议和批判的是，自从在建安十五年（210 年）一颁《求贤令》，建安十九年（214年）二颁《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以及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三颁《举贤勿拘品行》的用人指令后，大家对其唯才是举、重才轻德，连“不仁不孝”之士也要为己所用的思想批判不已。似乎“唯才是举”成了曹操用人之道的代名词。无论曹操三次求贤是否真的出于不拘微贱网罗人才的目的，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用“唯才是举”作为曹操用人之道的代名词是不够恰当的。

二、尊崇德行，注重绩效，为我所用

从人力资源角度分析，曹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用人选人是从“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2]（《魏书・武帝纪》）的客观绩效角度出发的，同时非常尊崇德行高尚之士，能为我所用之人才尽量做到为我所用。以下仅举几个典型案例加以说明。

1.德才兼备者曹操如何用

荀，出身高贵，才智超群，在颖川时，提前感知汉室岌岌可危，天下即将大乱。于是和弟弟迁往冀州，怀着匡扶汉室的远大抱复投入袁绍幕下，不料预见袁绍“终不能成大事”，于初平二年（191年）归转曹操。曹操喜出望外，与之谈论天下形势和对董卓的看法，称他是自己的张良，并立即授职司马。

兴平元年（194年），曹操率主力南下征讨徐州牧陶谦。结果祸起萧墙，后方兖州三面受敌。荀临危不惧，冷静观察，出谋用计，从容保住了曹操的后方基地。

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返回洛阳，极度危困。曹操幕僚中不少人不同意逢迎天子，但荀力排众议，点醒了曹操。其后，曹操将献帝迎至许都。荀这一远大的政治眼光促成了迎献帝入许昌这一决定曹操一生政治命运的重大举措。此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后来统一北方奠定了政治基础。

建安四年（200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决战。但在关键时刻，曹军军粮供应不足。荀眼光过人，以刘邦、项羽举例，力劝曹操咬牙坚持。果然不出所料，官渡之战曹操胜利。后来军粮更加稀缺，荀劝曹操一鼓作气，彻底消灭袁绍残余势力。曹操继续采纳其计谋，于建安九年（204年）大败袁绍。

荀不仅多次为曹操周密谋划，献计献策，而且举荐了荀攸、郭嘉、锺繇、陈群等一大批杰出人才。这些人对曹操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荀功不可没。

荀的高尚德行和人格魅力群臣有目共睹，赞不绝口，是典型的德才兼备之士，对曹操建立基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曹操对他非常信任，并多次提升他的官职，使其进一步发挥更大的才能为组织服务。建安八年（203年），曹操上表，封荀为万岁亭侯。207年授予其三公之位，荀都谢绝了。荀死后，曹操下令祭奠，并亲自为他吊孝，可见曹操对于德才兼备、绩效甚优之士是非常尊崇的。曹操重用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荀能够为曹操所用，意思是二人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组织需要的是能帮助组织提高绩效的人，这样的人除了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外，其认知方式与行为价值取向还要符合组织的价值观，这样才能产生正向高绩效。而荀恰恰满足了这两点，是曹操幕下最著名的几个谋士之一。

曹操用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曹操；用人之道；策略；人才

中图分类号：F203.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相比，三国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间。然而，正是这不到百年的历史，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和回忆。“人才莫盛于三国”，人才辈出，智慧谋略层出不穷，是“三国热”高烧不退的主要原因。许多学者认为，三国之战，其实就是一场人才争夺战。在这场战争中，曹操是一个大赢家。曹操是三国时期真正的创业者，他从一个朝廷要犯，到“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其子建立曹魏，平蜀灭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主席曾称赞曹操为“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的成功，在于他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有成功的人才之道，在于他深知“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懂得“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深刻道理。但曹操重才轻德、多疑残暴、不守规矩，不仅导致了后期司马懿的叛乱，整个江山落入他手，而且落得“白脸奸臣”的千古骂名。两个极端的结果确实值得当今的管理者深思。

二、曹操用人的成功之道

（一）择人策略：唯才是举，兼收并蓄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当时论综合实力，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等人远在曹操至上，而最后的赢家却是曹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曹操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把人才问题看成是赢得最后战争胜利的根本问题。“吾认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道出了曹操成功的真谛。

曹操的择人之道还讲究兼收并蓄，“就才于敌”“、楚才晋用”。按照当时的情况，靠“百年树人”的思想来培养人才肯定是不行的。曹操很好的做到了人力资源的整合、优化，其身边的文成武将来源广泛，途径各异。“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曹操身边的人才，有主动投效之人，如郭嘉、贾诩、荀等名臣；有投降叛将，如张辽、徐晃、张邰等大将；也有各种途径推荐得来的人才，如荀攸、华歆、司马懿等；还有曹操的政敌，如陈琳、魏种等。甚至刘备、关羽等都曾在曹操帐下打过短工。人才来源的多样化，既壮大了自己，也削弱了竞争对手。

正因为曹操唯才是举，兼收并蓄，所以他的身边始终人才济济，最终形成“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壮观场面，奠定了曹操事业的重要基础。

（二）用人策略：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优秀的领导者必须要有识才之能，知才之智。只有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能最大的发挥人才的作用，而曹操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者。

首先，曹操善于考察人才。要做到知人善任，首先要知道谁是人才，有什么才能，应该放到什么位置。对于网罗到的各种人才，曹操并非一律给以高官厚禄，委以重任，而是先进行有效的了解和考察。比如文官通常先安排在自己的丞相府工作，经过了解后，再根据人才所长授予具体职务，派往基层锻炼，经过历练后再提拔；对于武将，一般也是先从基层将领做起，根据战功进行提升。这样既有利于形成公平的用人氛围，对人才也是一种保护和培养，还避免了像蜀汉后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

其次，曹操喜欢选将量敌，人尽其才。曹操曾说“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计於庙堂。”在符合组织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曹操使用人才时尽量的照顾下属的偏好，下属们喜欢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真正做到了“量才而用”。郭嘉就评价曹操的用人是“唯才所宜”。曹操懂得能岗匹配原则，很是注意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比如崔琰等人清正廉明、作风正派，曹操就让他们从事人才选拔和考核工作；司马芝等人铁面无私、为人耿直，曹操就叫他们担任行政执法工作；枣祗等人有老黄牛的精神，任劳任怨，曹操就让他们去从事“屯田”管理工作。因此，《三国志》称曹操“官方授材，各因其器”。

（三）激励策略：褒亡厚往，不以成败论英雄

曹操除了广泛选材，知人善任，其激励手段也十分高明。三国演义记载的望梅止渴、赤壁大败之后的曹操“三笑一哭”都充分体现了曹操高明的激励策略。而笔者认为，曹操最出色的激励策略是褒亡厚往，不以成败论英雄。

从管理学上来讲，激励是激发人的动机，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心理活动过程。曹操曾说“势有不得已也。陷之甚过，则从计也。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当士兵没有退路，陷于绝境时就会听从指挥，拼死战斗。而褒亡厚往是激励下属士气的关键因素。曹操说“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也就是说，奖励死者其实可以鼓励活着的人，厚赏前人可以激励后来的人。曹操用这种方法激励下属，使整个部队从上到下，在战争中能不怕牺牲，没有后顾之忧，奋勇杀敌。这也是曹操能屡败屡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之一。 曹操在员工激励中，还能做到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曹操集团在当时地盘最大，作战次数最多，如果以成败论英雄，估计很多将士都要斩杀于阵前。事实上，曹操一生，败仗甚多，但他并不过分计较，而是及时总结经验，以备再战。当打了胜仗时，曹操总会把功劳归于下属，进行奖励。更重要的是，当打了败仗时，曹操会首先做自我检讨，不会因此惩罚下属。比如大将曹洪、李典在驻守南郑、进军新野等地时被刘备集团打的一塌糊涂，损兵折将，但曹操并没有按军法处置他们，而是让他们戴罪立功，继续信任、使用他们。大将夏侯渊、徐晃 、张邰等人都曾吃过败仗，犯过类似的错误，但曹操对他们都是宽大处理。这也使得这些下属对曹操忠心耿耿，鞍前马后一生。

（四）管理策略：严于法令，赏罚分明

曹操虽然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却非常注重法令。“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曹操充分认识到，要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政稳国安，必须做到法令严明，赏罚分明。曹操认为“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任；若骄子之喜怒对目，还害而不可用也。”事实上，曹操很早就以严于执法而闻名。他在洛阳任北部尉时，就“造五色棒，县门左右个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形成“京师敛迹，莫敢犯者”的良好局面。曹操不仅不能容忍别人触犯法令，而且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有一次曹操的军队经过麦地的时候，其马受惊，驰入麦地，曹操要求主簿治自己的罪。主簿说“罚不加于尊 ”。曹操却说：“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于是曹操“割发代首”。这在发肤受自父母的年代是十分难得的。

曹操在人才管理中还非常注重赏罚分明。曹操认为，“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所以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虽然曹操希望赏罚分明，但总体来看还是慎于刑罚而重于奖赏，曹操说“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这种态度也有利于减轻下属的畏惧之心，敢于直言进谏。更难能可贵的是，曹操能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奖励的方式，以满足人性的需求。如在关羽斩了颜良和文丑后，曹操对其进行了物质奖励，上表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而此时的关羽没有任何名分，被授予皇家许可的汉寿亭侯多少能满足关羽内心深处对成就功名的需要。而对徐晃等人，曹操却经常使用精神激励，多次夸徐晃“有周亚夫之风矣”。此外，曹操在奖励的时候还注重等级，明码标价，如在与马超作战时，马超败退，曹操为了鼓励众将追赶马超，规定“得首级者，千金赏、万户侯；生擒者封大将军”。曹操在实行奖惩时还主张“赏不逾日，以达明赏罚，呈用众，若使一人。”

三、曹操用人的失败之道

（一）重才轻“德”，后患无穷

曹操在招贤纳士之时，提出“不忠不孝之士，只要有才，一样不可错过”，这在三国乱世的特殊时期，因曹操势力的弱小，迫切需要人才强盛起来的前提下，对曹操的政权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然而却也给曹魏政权埋下了隐患。曹操掌权因其特殊的执政才能，残酷高压的手段，手下的将领都不敢妄自行动，然而，在曹魏第三代政权时期，曹爽执政，曾被曹操重用的司马懿叛乱，终结了曹魏政权。这正是曹操过度重才轻“德”的结果。

（二）性情多疑，用而不信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一代枭雄，性情多变，待人多疑。赤壁之战，曹操的战败皆因周瑜把握住了曹操致命的性格缺陷，使用了离间计。曹军南下，军队不谙水性，在面对孙权以水为护的领土时，十分为难。蔡瑁、张允本是刘表的部下，刘表战败后，投靠曹操，因其卓越的水师才能，被曹操委以重任，然而，曹操并不全信他们，因故，在赤壁战前，斩杀二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接导致了赤壁之战，曹军大败，丧失了一统中国的机会。

（三）唯从是用，残害人才

曹操曾说“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清晰地展现出曹操自私自利的枭雄形象。在人才的选拔方面，曹操一方面提出“唯才是举”，另一方面，对于不能够为我所用的人才，实行高压、残害，令后期曹魏集团，军中人人自危。比如曾为曹操立下显著功劳的荀，后来因发现曹操没有匡扶汉室之心，只是一心想建立自己的政权，而与曹操意见不和，曹操南下征讨孙权时，下令其自杀。

四、曹操用人之道对当今管理者的借鉴意义

（一）树立全面的人才观

曹操用人提倡“不拘小节”，认为对于人才的录用应该要善于利用人才的长处，避免人才的短处，知人善任，从观念上颠覆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人才观，树立了新的人才概念，也因此吸引了大批人才的集聚，为曹操集团的胜利积累了雄厚的基础。但也正是这种人才观导致魏国的江山易主。因此，在当代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要把人力资源视为最宝贵的资源， 提高人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形成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培养人的良好氛围，既要注重人的能力，又要关心人的道德。如蒙牛的用人理念：有才有德，提拔重用；有才无德，谨慎使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无才无德，坚决不用。

（二）建立全面的激励机制

曹操用人十分注重人才的激励，既提倡实行严格的法治，又提倡大兴奖励，赏罚分明。曹操“二哭典韦三哭郭嘉”是其激励才能的代表事件。当前，我国许多企业的激励机制比较单一，主要是靠薪酬激励。当代西方的人性假设研究表明，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心理诉求，所以企业要尊重员工的需求，采用多元化的激励方式，甚至可以让员工自主的选择激励方式，做到真正的个性化的奖励，从而激起员工的认同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曹操用人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三国演义》 《三国志》 曹操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两部作品对曹操的描写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定性为“乱世之奸雄”，是一个奸诈无信、自私残酷的反面形象。《三国志》又将曹操视为当世之英雄，有悬壶济世之才。其实无论是文学描写还是史实记录，曹操都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加上唯才是用的一系列政策，统一了北方。对于曹操的形象分析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仍然有很广阔的研究空间。

一、曹操形象的对比分析

（一）史料对于曹操的记载

历史上的曹操是怎样一个人呢？首先，《三国志》中的曹操，机智聪明，有孝行，是个旷世奇人，有济世之才。曹操机警，有胆识。《三国志?武帝纪》中描写到：“太祖（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顒（yu）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这里的描写，给予曹操极高的评价，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肯定了曹操的军事才能：“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仿佛孙吴”。他还说：“先帝每称操为能”，说明了刘备对曹操的才能也是给予充分的肯定的。随后在《三国志?武帝纪》中，陈寿大力宣扬了曹操的文治和武德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原文这样写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 一直到西晋末年，人们对曹操的评价都是肯定性的，这即和当时作者和史学家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和魏晋时期人们的英雄观念有密切联系。

（二）两部作品中曹操的对比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所体现出的曹操，在后世是颇具争议的一个人，《三国演义》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奸诈无信，自私残酷的性格特征的人。《三国志》不是这么描写，也不可能这样描写，前面说过陈寿是西晋的大臣，而西晋承袭曹魏，《三国志》就属于当代史，对曹操的描写则可能较为隐晦。我们暂且不论孰是孰非，且看两部作品的对比描写。

1、曹操的政治才能

首先，《三国志》中的曹操，机警聪明，有孝行，是一个旷世奇才。他的机警和魄力表现在他的执政能力和统筹全局的能力等方面，如兴平三年，曹操同刘表张绣战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曹操）军前后受敌。公乃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之，大破之” 。建安十六年，曹操同马超，韩遂战于潼关。曹操“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击破之”。 又用贾诩计谋，离间马超，韩遂，最终大破之。曹操对于全局的统筹能力不仅是在对战争的掌控上，也体现在曹操治理属地的方面。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政治上的一个很成功的策略和手段。

其次,《三国志》中的曹操还有着高超的政治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政治上的一个很成功的策略和手段。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自到洛阳晋见汉献帝，随后就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至此，曹操开始了他诛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诸葛亮对刘备评价曹操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这段话可以看出，诸葛亮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是给予了肯定的。

2、曹操的军事才能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始终是“奸雄”的代表，作者对于这些经典的战争，更多的是在表现曹操的残暴，虚伪的一面。刘备为吕布所追，曹操的谋士荀彧曾劝他杀掉刘备以绝后患，他却待刘备如兄弟，且出兵助刘备攻吕布。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听听他内心的独白：“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心。” 而且当时在攻打徐州，刘备受万民拥戴，曹操自然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果不其然，徐州最后落入曹操手中。《三国演义》突出的不是曹操的军事才能，而是阴险狡诈的心机和谋略。我们对比《三国志?武帝记》来看，文中描写曹操具有孝行，“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曹操举孝廉为郎后，曾任一些地方官，为官期间，多有作为，政绩显著，“百姓喜悦”。

二、曹操形象被歪曲的原因

汉末，社会动荡，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达到一个顶点，人民生活疾苦，天灾，人祸，各种矛盾一触即发。在这历史关头，曹操以一己之力，运用高深的谋略，成就了一代霸业，化解了社会危机和矛盾。于是社会就把“英雄”的桂冠给了曹操。

到了唐朝和北宋以前，曹操在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声誉都很好，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明确的称曹操为英雄：“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北宋时真宗命重修曹操庙宇，左丞相穆修在《毫州魏武帝帐庙记》中颂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先显盛大之业于来世”。

东晋末年至刘宋时期，封建正统思想得到确认，这个时期曹操的形象开始走向反面，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对曹操的形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其中以《曹瞒传》和《异同杂语》为代表，二者的倾向十分明显，对曹操丑陋的一面加以扩大化，从此曹操“奸雄”“汉贼”的形象开始慢慢形成，这也成为《三国演义》中塑造曹操形象的基本依据之一，罗贯中为宣传封建统治者的正统历史观，就肆意歪曲历史，贬斥曹操。这是不公平的。

明代思想家郑思肖认为：“正统者，配天地，立人极，所以教天下以至正之道。彼不正，欲天下正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不得谓之正统 。”“正统”观点是史学家评价历史是非的重要根据，三国历史本身就有着“正统”和“非正统”之分。虽然历史上关于曹操和刘备谁为“正统”谁为“非正统”，从西晋开始，不同时期的的史学家就有着不同的观点，到了罗贯中这里，《三国演义》指出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具有皇族的合法性，名正言顺，于是刘备就是汉室的继承人，而曹操就是乱臣贼子的形象。

近代的研究者在研究三国历史的时候，对曹操的评价才较为客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到《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 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翦伯赞更是从历史的高度给予了曹操英雄的评价，1959年，翦伯赞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文章，他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时期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也是杰出的政治人物。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要把艺术形象和历史人物真实分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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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用人范文第4篇

    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1] (p.2264)

    可知,孔融在早年就对曹操有“终图汉室”之议论。但曹操在许昌建立政权后:

    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绵隶名而已。[1] (p.2264)

    孔融愿意效力于汉廷,却不愿意与曹操合作——孔融对于曹操的出身与行事作风,颇有微词,也数次讥讽曹操行事之风:(1)曹丕私纳袁熙妻甄氏,孔融上以“武王娶妲己”之讽;(2)征讨乌桓,孔融将之比作草芥小患,不值征讨;(3)曹操表制酒禁,孔融揭曹操粮草不足之短。孔融的讥讽毫不留情,且言语之巧妙颇为世人所欣赏。因此也引致了世人对“曹操杀孔融”一事的争论。一种很有影响的看法是:孔融有才华,而且蜚声海内,又讽刺了曹操;这些使得曹操在心理上难容孔融,最终杀了孔融。然而,曹操果真是因情绪而动杀心么?孔融不是一般文人,是天下名士,“杀孔融”一事对曹操政权的人心向背影响至重。以曹操之人生格局,果真能以此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曹操在决策上是理智的。孔融对于曹操的嘲讽,远始于未入许昌汉廷之前。曹操不顾此等小节而坚持纳孔融于许昌,并不深究孔融事实上是效命于汉廷还是“曹营”。曹操深知,以孔融之声望,得此一人则得天下之心,反之则在许昌之外树立了一座反对他的阵地。这一点,前大将军何进深有体会:

    (孔融)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同,托病归家。[1] (pp.2262~2263)

    孔融在当时得罪位极人臣的大将军何进,何进担心“造怨”“天下”,不仅不敢杀孔融,反而还要“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

    曹操在理智上可以明确地认识到,纳孔融入许昌,讽刺之辞在所难免,他并不指望孔融效命于曹氏。但是曹操对于孔融的到来,却可以持积极态度,而不论其在实际上是否有积极作用。在《三国志·魏志·方技传》中,曹操同样纳入了为数不少的方术之士:“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这些方士在政事上并没有对许昌政权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曹操纳入方士,并不图于己有利,只求他们不要在许昌之外“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同理,曹操纳入孔融,也不求有功,只求不要在许昌之外“幻惑众心”。曹操后来称孔融为“浮华交会之徒”。“浮华”一词在汉末魏初时,正是“幻惑众心”之意,这一用词同样用在了形容“魏讽谋反”与何晏等人的“太和浮华案”中。

    曹操在很长时间内也能够容忍孔融对自己的嘲讽。这一点,可以对比《三国志》中曹操与曹丕对臣子的态度:曹操实际上要宽容得多。但是,或许是曹操对孔融相对宽容的态度,使得孔融在许昌的反对声音逐渐高涨,这引起了曹操的深重顾虑。一件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事件是:孔融奏请朝廷不要封建诸侯:

    (孔融)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1] (p.2272)

    曹操知道,孔融所论奏是针对他而言,“不以封建诸侯”暗示曹操不宜被封为诸侯,这显然影响了曹操对于权力和秩序的掌控。更重要的是,曹操敏锐地感到,孔融从此开始将逐渐扩大对他(曹操)政治上的批评(“操疑其所论建渐广”)。在曹操看来,当初对他个人的攻击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对其宏观政治蓝图的攻击,曹操的积虑是深重的。从此段话“然”字来判断,“然”之前省略了“曹操欲杀孔融”之文。因为孔融是天下名士,曹操只能“外相容忍”“潜怨正议”“虑鲠大业”。

    此时,“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曹操致书孔融:

    ……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以为小介,当收旧好;而怨毒渐积,志相危害,闻之怃然,中夜而起。昔国家东迁,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出于郑玄,又明《司马法》,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孤与文举既非旧好,又于鸿豫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是以区区思协欢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1] (p.2273)

    值得注意的是“又知二君群小所构”与“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这两句用词。“二君群小所构”说明郗虑与孔融的身边都拥有大量文士群体。“浮华交会之徒”也是相同的意思,意指“群小所构”。按照曹操在书中的意思,二人关系网甚广,如果两相攻击,则对于朝廷秩序影响太大,所以曹操要警告孔融。“浮华交会”,反应于孔融与郗虑身上,也正是私下结党,相互攻击的意思。

    岁余后,孔融被“复拜太中大夫”。此为闲职,但孔融的势力非但没有被削减,反而“宾客日盈其门”,“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因此,曹操顾虑更重,而郗虑复构成其罪,二者均欲置孔融于死地。郗虑置孔融的罪状中“招合徒众”;跌荡放言”等字眼正中曹操心结(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之针对“浮华”)——此时的孔融,即使没有实质性的官职,即便是纳入了许昌,对曹操政治秩序的威胁仍然是与日俱增。孔融死于自己的“浮华交会”与“群小所构”,因为这些都违反了曹操对政权内部的秩序要求

    杨修之死,同样为世人所惋惜。由于杨修小聪明至多,一种同样有影响的看法认为:杨修时常猜中曹操的心事,由此招致了曹操对杨修的杀心。曹操果真能够因为“鸡肋”小事而置杨修于死地?

    从史实文字来看,“杨修之死”与曹丕的“夺嫡之争”关联颇密。《三国志》裴注引《典略》道,杨修“军国多事,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2] (p.558)。后来曹植因为杨修的聪明而与他交好。裴注又引《世语》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并且“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2] (p.560)。但是,对于杨修之死,两个文献的记载却不一。《典略》称:“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2] (p.560)《世语》称:“修遂以交构赐死。”[2] (p.561)根据这两分材料,我们无法分辨杨修之死,但两份材料都带有“交”,暗含杨修为人交往不当所致其罪。而前面《典略》所举的几则材料,表明杨修在许昌政权中也的确在积极从事于士人交往。“交好”“交关”“交构”这几个与交往有关的用词来形容杨修,在各种文献中是反复出现的。这不禁令我们再行品读孔融之死中的“浮华交会”“群小所构”等用语。“交会”“交好”“交关”“交构”这几个用词,是引起曹操杀心的关键词。

    杨修在人事交往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能引起曹操杀心呢?在裴注中引用了多则材料来说明杨修是帮助曹植参与了“夺嫡之争”。“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曹丕也是与杨修交好的。从《三国志·陈思王曹植传》裴注引《典略》中对杨修的记叙来看,杨修正是因与曹丕及曹植的交相结好而死:

    (1)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2)又是时临兰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曹植与杨修间的书信往来,兼有文学与军国之事)其相往来,如此甚数。(3)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4)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5)修死后百馀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剑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阳,从容出宫,追思修之过薄也,抚其剑,驻车顾左右曰:“此杨德祖昔所说王髦剑也。髦今焉在?”[2] (pp.558~559)

    在文段中,笔者以(1)到(5)对文段按文义进行了划分,以对文义进行梳理。(1)说明,杨修颇具才能,而且内外事宜都处理得极称人意。因此从“魏太子”曹丕到其他臣子,都“并争与(杨修)交好。”而曹丕是先于曹植与杨修交好。(2)说明,曹植感到自己受曹操宠幸日盛之后,开始注意结交杨修。(3)说明,曹植后来因自身“骄纵”而触犯了曹操的政令,被曹操所疏远。但是曹植与杨修仍未断绝往来。从“修亦不敢自绝”来看,杨修本有与曹植“自绝”之意。(4)说明,曹操以杨修“交关诸侯”的名义将其收杀。杨修自知自己的死因是曹植(“其意以为坐曹植也”);而且杨修还知道,以自己之行事,“我固自以死之晚也”。杨修为什么因为曹植而死?文段中(5)的记叙其实别具意涵。(5)记叙到,曹丕继位魏王后,对杨修赠送的宝剑时常佩戴在身边,并且还“追思修之过薄(薄命)也”。曹丕对杨修时常怀有思念之意。综合这段引文之意,杨修是因为与曹丕、曹植两兄弟之间交相结好的关系而被曹操所忌惮终招杀身之祸。

    曹操最为看重政治秩序(曹操语“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中所反映的“有政”作为政治治理的最高理念,并且高于“为政”之政治举措),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他的继承人因私交朋党而起乱。曹操以“交构”对杨修赐死(上引裴注《世语》),其意也正是警告。本文第三部分还将对“夺嫡之争”过程中曹操所表现的政治秩序观进行论述。对于曹操而言,继承人对于政权秩序的掌控,以及宫廷内的人事关系,是不能被破坏的。崔琰的死因与杨修类似,作为曹植的近亲,崔琰却公开支持曹丕,崔琰在死前被曹操“贬为中尉”,不久即辞世了。

    杨修投机取巧,爱好冒险之性格,展现在了裴注所引的每一则材料中。好结交,好投机,好冒险的行为,加上扰乱曹丕与曹植关系的问题,最终成为曹操之患。

曹操用人范文第5篇

关键词：曹操；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5-0110-04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曹操虽不是教育家，但作为政治家，他要教化民众，培养人才，实现政治理想，因此，在学校教育以及人才的选拔和管理等方面都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思想和主张。此外，他注重家庭教育，也有一些较成功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下文就对此作一论述。

一、重视兴学，意在教化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的破坏，学校教育严重衰败。汉代学校教育曾经相当发达，建立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完备的学校系统。中央有太学、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在校太学生的人数西汉成帝时达“三千人”[1]儒林传，3596，东汉质帝时竟达“三万余”[2]儒林列传，2547。地方上，郡国官学称为“学”，县邑官学称为“校”，县邑以下的乡和聚则分别设有庠和序，这种地方官学的设置到东汉时已经较为普遍，甚至偏处西北的武威、东北的辽东、西南的九真等地都有了郡国学[3]94。然而，到了汉献帝继位后，却因“兵戎未戢，人并在公”，读书的人太少，太学博士竟然“无所教授”[4]卷五九.选举略第二.学校，722，太学在事实上关门。地方上,在“天下郡县皆残破”[5]杜畿传，496的情况下，各地的学校教育自然也难以开展。

作为一位极富远见的政治家，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就开始着手对学校教育的恢复。汉献帝建安七年（202），曹操驻军谯县（今安徽亳州），对于战乱以来故乡人民的死伤殆尽深感伤怀：“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因而要求对谯地“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并要求对这些将士亲戚在由官方授给“土田”、“耕牛”之外，还要“置学士以教之”[5]武帝纪，22-23。在这项政令里，曹操将学校教育视为使民有恒产之后的头等大事，应该说是深得孔子“富而教之”思想之精要，体现出其对学校教育是非常重视的。

不过，“军谯令”还只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兴学政策。实际上，曹操关心的绝不仅仅是区区一部分阵亡将士后人的教育问题。在曹操看来，汉末之际，由于战乱的影响，社会风气极度败坏——“丧乱已来，风教凋薄”[6]为徐宣议陈矫下令，55。他对此甚为忧虑，希望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来移风易俗，实现对社会的教化。建安八年（203）的《兴学令》，就集中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5]武帝纪，24在这篇“兴学令”里，曹操把恢复地方学校教育看做是关系到国家治理的一件大事，希望通过此举使天下重现“仁义礼让”之风，从而使国家按照儒家所主张的“先王之道”得到治理。

从史料记载看，曹操的“兴学令”确实得到了其控制区域内一些地方官吏的积极响应，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教化效果。如，扬州刺史刘摘 要：曹操重视恢复因汉末战乱而遭到破坏的学校教育，希望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来移风易俗，实现对社会的教化。曹操认为人才对政治成败具有十分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因此不仅渴求人才，提倡唯才是举，而且对人才善加管理。曹操注重家庭教育，有一些较成功的思想和方法。

关键词：曹操；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5-0110-04馥“聚诸生，立学校”[5]463；河东太守杜畿“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5]496；弘农太守令狐邵“设文学”，弘农学业也因此而“转兴”[5]注引鱼豢《魏略》，514；南阳太守杨俊在任“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5]663，等等。

至于曹操自己，应该说在兴学方面也有一些实践。如，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告涿郡太守令》，说汉末大儒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派遣属员为卢植修坟墓，“并致薄，以彰厥德”[6]107。实际上，曹操此举是要为读书人（士人）树立了一个可供效仿而又较为熟悉的榜样。又如，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创立魏国学宫——“泮宫”[5]武帝纪，49。魏国是曹操的封国，由于当时东汉中央政权实际被曹操控制，而且东汉太学早已经名存实亡，所以魏国的“泮宫”实际上就是曹操控制区域内的最高学府。由于史料的缺乏，魏国“泮宫”的教学情况及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知道，按班固《白虎通德论》的说法，“泮宫”是周代诸侯王“行礼乐宣德化”[7]卷四，40的场所，因此，单纯从曹操将学校命名为“泮宫”的行为本身来看，其立“泮宫”的用意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即要通过“泮宫”之立而实行礼乐教化，进而达到《诗经·鲁颂·泮水》所谓“即作泮宫，淮夷攸服”的政治效果。

二、渴求人才，善加管理

在曹操看来，人才对于政治成败有十分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曹操与袁绍等起兵共讨董卓，袁与曹之间曾就“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的问题有过一番对话。袁绍认为自己以冀州为根据地，“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应该能够取得成功。而曹操却表示自己要争取并善加使用天下的人才，认为这样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5]武帝纪，26很明显，袁绍重视的是根据地，而曹操虽没有否定根据地的重要，却表现出对人才的极度重视。这段对话显示出曹操确实比袁绍要“智高一筹”[8]，并似乎已经预示了以后袁曹斗争中袁败曹胜的结局。

正是由于对人才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所以在曹操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中，始终求贤若渴。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收揽人才，他可以不论门第出身，如“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5]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54；可以不计前仇旧怨，如对曾杀害其子侄的张绣予以重用[5]张绣传，262，对曾辱骂自已甚至“及其父祖”的陈琳也是“爱其才而不咎”[5]王粲传，600；可以不惜纡尊降贵，如官渡战前袁绍谋士许攸来归，曹操“跣出迎之”[5]武帝纪注引《曹瞒传》，21；甚至可以放过政治敌手，如建安元年，刘备因被吕布赶出徐州而被迫投奔曹操，曹操谋士程昱认为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应乘机杀掉，曹操却表示“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5]武帝纪，14，因此放过了刘备（否则历史就要重写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后，面对事实上已形成的天下三分局面，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曹操对人才的渴望表现得更为迫切，因而了著名的“求才三令”，明确要求“唯才是举”。建安十五年（210），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求贤令》，认为“天下尚末定”，正是“求贤之急时”，希望各官员在推荐人才时“唯才是举”，要能注意到那些虽出身平民但却“怀玉”（即有真才实学）的人，也要能注意到那些品行虽不太好但其他才能却“可用”的人[5]武帝纪，32。此后，为了将《求贤令》的这种取人思想说明说透并贯彻下去，曹操又于建安十九年（214）与二十二年（217）相继了《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和《举贤勿拘品行令》。《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实际是主张取人不要只重德行，认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要求相关官吏“明思此义”，从而做到“士无遗滞，官无废业”[5]武帝纪，44；而《举贤勿拘品行令》则可以说是对《求贤令》思想的全面阐释，曹操以历史上起于贫贱或品行不好但却能建功立业的人物为例，指出当今应该也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要求相关官员“各举所知，勿有所遗”[5]武帝纪注引王沉《魏书》，49。很明显，曹操上述“求才三令”是针对汉代后期以来用人只注意权门世家及偏重道德品行的弊端而的，是对这种弊端的极大突破，其目的是要扩大取才的范围，以便最大限度地集聚各种人才为统一大业服务。我们认为，在汉末世家大族以道德品行相推许而把持、操纵选举的情况下，曹操作出这种突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但也恰恰说明其求才之心是何等急迫。

然而，在曹操的人才思想中，最为值得注意的，却不是对人才的重视，也不是对人才的渴求和唯才是举的提倡，而是其人才管理思想。曹操对于争取来的人才，能够善加管理（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以道御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人得当。曹操用人能够“官方授材，各因其器”[5]武帝纪论，55，即能够根据人才的特长加以恰当地任用。关于这一点，曹操身边最重要的谋士荀在官渡战前就有评价：“明达不拘，唯才所宜”[5]荀传，313，另一重要谋士郭嘉的评价也大体相同——“唯才所宜，不间远近”[5]郭嘉传注引《傅子》，432。也正因此，曹操所任之人，“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9]卷十二《曹操用人》，156。如曹操知荀为张良一类的智谋之士，故将其作为最重要的谋士，对其几乎是言听计从，“常嘉纳之”[5]荀传注引《荀别传》，318；又如他原任荀攸为“尚书”，后“与语大悦”，知其是长于“计事”的“非常之人”，遂任其为“军师”，攸也确实做到“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5]荀攸传后论，332；又如，他在“方有袁绍之难”时，认为刘馥可“任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果真不负其望，为曹魏保有合肥一带立下了很大功绩[5]刘馥传，463；再如，枣祗有屯田新策（改按牛输谷为按田输谷），曹操就让他做屯田都尉以负责屯田，果然“岁则大收”、“丰足军用”[5]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490。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此不枚举。

第二，善于纳谏。首先，能够提倡谋士的进谏。建安十年（205），曹操破袁绍占有冀州后，对崔琰说冀州可得三十万甲兵，崔琰批评其不应以“校计甲兵”为先，而应首先“存问风俗，救其涂炭”，曹操听后“改容谢之”[5]崔琰传，368。建安十一年（206），曹操《求言令》，明确提倡谋士的批评和相反意见，指出：“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并说自己“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希望部下能够“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5]武帝纪注引王沉《魏书》，28。为了打开言路，对于敢于进谏之人，曹操甚至还加以奖赏。如，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不听诸将之劝而坚持征辽东并得胜而还，但他认为此次胜利是“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而诸将之谏却是“万安之计”，因此下令厚赏当初进谏者，并希望以后言路更加畅通，“后勿难言之”[5]武帝纪注引《曹瞒传》，30。又如，邴原之女“早亡”，曹操爱子曹冲“亦没”，曹操希望将二人“合葬”，邴原认为“合葬，非礼也”，曹操因此不但放弃了原来的想法，而且让邴原到自己身边任“丞相徵事”[5]邴原传，351。

其次，能够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而按照谋士的正确建议迅速行动。如，“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荀为其指出了取徐州的三项不利，建议先破吕布定山东，曹操于是放弃攻徐计划而按荀建议打败吕布，“兖州遂平”。又如，官渡之战，袁曹相持，曹操因“军粮方尽”而想撤军回许都，荀认为“先退者势屈”，并指出两军相持已半年之久，“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曹操遂放弃撤军计划，而“以奇兵袭绍别屯，斩其将淳于琼等”，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5]荀传，309～310，314。又如，建安三年（208），曹操在打败吕布并迫使其固守下邳后，因“攻之不拔，连战，士卒疲”想撤军，而荀攸和郭嘉都建议他应乘吕布“气之未复”、“谋之未定”时“进急攻之”，曹操听从了二人意见，取得了生擒吕布的战绩[5]荀攸传，323。

第三，注意赏功。在曹操看来，天下要与人才共定，功劳也应与人才共享，若“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5]武帝纪，28。因此，他非常注意对有功人才的封赏。以荀为例，据史籍记载，曹操曾几次下令对荀进行奖赏、提拔——建安八年（203），在《请爵荀表》中，曹操指出荀“发言授策，无施不效”，正是由于“之功业”，自己才取得成功，所以“天下之定，之功也”，认为“宜享高爵”，荀因此被封为“万岁亭侯”。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又在《请增封荀表》中详述了荀对官渡之战取胜及平定冀州的功劳，说荀“谋殊功异，臣所不及”，认为按照他的功劳，“足享高爵”，但实际上“所受不侔其功”，因此希望增封其户邑（据本传，确实“增邑千户”）。另，曹操还“欲表为三公”，因其“深让，至于十数”，曹操“乃止”[5]荀传注引《荀别传》，315，316～317。

对于其他功臣，曹操同样能做到论功行赏。如，平定冀州后，曹操上表称荀攸之功，说荀攸自从跟随自己就“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封其陵树亭侯，后又于建安十二年（207）增其邑四百户[5]荀攸传，324。又如，他认为田畴对“灭乌丸，荡平塞表”有大功，因而多次要“封畴亭侯，邑五百户。”后因畴多次以死相让只好作罢[5]田畴传，342-344。又如，建安十一年（206），曹操认为乐进、于禁、张辽按照功劳，“宜各显宠”，因此表封乐进为折冲将军、于禁为虎威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5]乐进传，521。

第四，重视罚罪。曹操虽然知道人才重要，并渴求人才，但在对人才赏功的同时，也能严格要求，重视罚罪。早在官渡战前，荀和郭嘉在为曹操分析形势时，就已经指出这一点。荀认为曹操与袁绍不同，袁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而曹操“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认为这是战胜袁绍的一个重要条件[5]荀传，313。郭嘉当时也有类似看法，他指出“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5]郭嘉传注引《傅子》，432。到了建安八年（203），曹操更是明确提出对于将领不能“但赏功而不罚罪”，下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5]武帝纪，23。此外，对于掾属，曹操的要求也很严格，往往因公事问题而对他们加以杖责[5]何夔传，379。

对于曹操来说，其事业上的成功，尤其是官渡之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上述对人才善加管理的思想和实践。而袁绍官渡的失败，恰恰也就在于不能对人才善加管理。首先，袁绍用人不当。如，让“刚而无谋”的审配留守后方，而审配不看形势，在大战之时以袁绍重要谋士许攸家不法为由收其妻子，致使许攸怒叛[5]荀传，314。又如，白马之役，任用大将颜良，沮授谏“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袁绍不听，结果是颜良被曹操“破斩”，首战失利[5]袁绍传，199。其次，不能听用以智计见长的沮授、田丰、许攸等的正确意见。如在袁绍准备发动战争时，沮授、田丰主张“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钞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这个主张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既可以为袁绍争取政治的主动，又能取得军事上的主动，但袁绍不但不听，反而听信郭图等的谗言解除了沮授监军的权力[5]袁绍传注引《献帝传》，196～197，又因田丰恳谏而“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5]袁绍传，200。又如，官渡之战曹袁两军相持，许攸建议袁绍乘机袭击许都，袁绍“不从”[5]武帝纪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20。又如，张是袁绍大将，向袁绍提出救乌巢的建议，而袁绍却不予采纳，反而听信郭图意见派张、高览去攻曹操坚固的本营，结果“不能下”。这自然会让张不满，加上乌巢破后又受郭图谗毁[5]传，525，遂与高览一起率所部降曹，由此造成“绍众大溃”，曹操取得官渡之战胜利[5]武帝纪，21。又次，平时对人才要求不严。袁绍对手下过于“宽缓”，“法令不立”，以致于许攸“贪而不治”[5]荀传，313～314，最终结果是当许攸贪财而“绍不能足”（即收治许之妻子）时，便怒奔曹操并献袭焚乌巢袁绍屯粮之计，曹操按计而行，取得乌巢大捷，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至此官渡之战实际上胜负已定[5]武帝纪，21。因此，袁绍官渡的战败，可以说是从反面证明了曹操对人才善加管理的思想和实践之于其事业成功的重要意义。

三、注重家教，有所成就

曹操注重家庭教育，有不少较成功的思想和方法。

第一，重视生存训练。曹丕五岁时，曹操认为“世方扰乱”，就让他学习射箭，因此6岁就能“知射”（熟练掌握射箭技术），又教他骑马，所以“八岁而知骑射矣”。此后，曹操又让他小小年纪经常随军出征。这种自小的培养和实践中的历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建安二年（197），曹操南征张绣，绣降而复反，曹操受伤，长子曹昂战死，年方十岁的曹丕却“乘马得脱”[5]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89。

第二，主张学乘年少。曹操常对曹丕说“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意思是人在年少时期求知欲强（好学）注意力集中（思专），学过东西的不易忘记，而长大了就不是这样了（善忘）。曹操的这个认识无疑是符合人的心理发展特点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提出这种说法的目的，显然是主张曹丕应乘年少努力学习。而曹丕也确实不负其所望：武的方面，为学剑，“阅师多矣”；文的方面，“少颂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5]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90。成长为一位“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5]文帝纪，89的帝王。曹操这种学乘年少的思想明显也影响到了他的另外一些儿子，如曹植“年十岁馀”，就已经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援笔立成”《铜雀台赋》（是传世的汉赋名篇）[5]曹植传，557。又如，曹冲年仅五六岁时，就“有若成人之智”，虽然有天资聪颖的缘故，但显然也与早学有不可分之关系[5]曹冲传，580。又如，曹衮“少好学，年十馀岁能属文”，性以读书为乐[5]曹衮传，583。

第三，强调全面发展。曹操对儿子的教育，能够在尊重个好的基础上，强调全面发展。如，他看到儿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的，就将制作好的几枚宝刀——“百辟刀”“以次与之”[6]百辟刀令，98，其用意显然是希望他们在爱好文学之余也能够习武。又如，他的一个儿子曹彰好武，且“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但曹操却告诫他“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意思就是仅仅爱好习武而不读书是不足取的，因此亲自教曹彰读诗、书[5]曹彰传，555。在曹操的教育引导下，曹丕文武双全，自不用说，就是以文学显名的曹植，也能够“击剑”[5]王粲传注引鱼豢《魏略》，603。而曹彰则成长为一名既能够身先士卒，又懂得“赏必行，罚必信”，并能够不居功自傲的大将[5]曹彰传，555-556。

第四，注意不徇私情。曹操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能够不徇私情，做到公私分明。如，曹操曾对曹植极其宠爱，视为“儿中最可定大事”者[5]曹植传注引《魏武故事》，558，甚至几次想立为太子。但曹植恃宠而骄，放纵不羁，“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犯了国家大禁（司马门是皇帝出行之门）。曹操知后大怒，下令斩守门官吏，曹植亦由此日渐失宠[5]曹植传，557～558。又如，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派曹彰带兵讨伐代郡乌桓的叛乱。临行前，他告诫曹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实际上是告诉曹彰要以王法约束自身行为，不要因为是自己儿子而骄惰放纵。曹彰也确实如曹操所要求的，打仗时“身自搏战”，“战过半日，彰铠中数箭，意气益厉”，最终取得“北方悉平”的功绩[5]曹彰传，555-556。

第五，提倡生活节俭。曹操不仅本人生活节俭——“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6] 《内诫令》，95而且明确提倡节俭。如，为了改变当时“嫁取之奢僭”风气，他的女儿嫁人，“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5]武帝纪注引《傅子》，54。又如，为了改变当时的厚葬风俗，他早在建安十年（205）领冀州牧时就明确下令“禁厚葬”，在自己去世前也遗言要求死后“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5]武帝纪，53。在他的影响和要求下，卞后“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5]卞后传注引王沉《魏书》，157。整个“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5]武帝纪注引王沉《魏书》，54。曹丕称帝后作“终制”，如曹操一样也禁止厚葬，要求“无藏金银铜铁……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5]文帝纪，81。曹植也是“舆马服饰，不尚华丽”[5]曹植传，557。曹衮则“尚约俭，教敕妃妾纺绩织，习为家人之事”[5]曹衮传，583。

当然，关于曹操的家庭教育思想和方法，以上所谈的五个方面，并不能涵盖其全部。但仅就这五个方面来看，却已经足以表明，曹操的家庭教育思想和方法不仅在汉末三国时期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在整个封建时代也是了不起的。就是今天看来，他的上述家庭教育思想和方法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人父母者应该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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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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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晋]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汉]曹操.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汉]班固.白虎通德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