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作文范文第1篇

曹操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作为东汉丞相、三国曹魏政治集团的奠基人，曹操经常出现在当今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当中。对曹操形象的塑造虽说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多没有脱离小说《三国演义》、史书《三国志》的窠臼，以政治奸雄、军事帅才为主。的确，曹操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他在黄河流域大兴水利、广屯良田，促进了北方封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曹操精于兵法，并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结束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纷争局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又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1］ 曹操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其文学创作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曹操的散文创作 目前现存于世的曹操散文有150余篇，其中大部分散文的篇长只有200字左右，少数散文甚至不足100字。曹操的散文尽管短小，但很精悍，内容也非常丰富，集中反映了曹操面对东汉末年诸侯割据混战局面力促统一伟业的理想和战略。从内容上看，曹操散文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2］ 第一，革故鼎新的改革思想。曹操所处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较为有名的乱世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黄巾起义的兴起与失败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覆灭，同时也使百姓生活更加困苦，粮食匮乏，流民四起。为恢复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充实军粮，稳定军心民心，大权在握的曹操决定实行秦皇汉武时代的屯田政策，并大兴水利。在散文式的政令《置屯田令》中，曹操明确提出国之根本在于粮食充足、兵强马壮，屯田的初衷即是要增加粮食产量和存量，以养护一支强大的军队，用来消灭群雄、结束割据、实现天下一统。《置屯田令》颁布后不到5年，曹操治下的地域仓廪皆满。不仅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也有效解决了困扰军队已久的军粮问题，为曹操后来率兵四方征讨、统一黄河流域奠定了充实的物质基础。除了农业生产之外，曹操稳固社会秩序的很多思想也可以从他的散文中觅得踪迹。公元204年，曹操将袁绍的势力赶出冀州，遂《抑兼并令》，该敕令首先言辞激烈地批判了袁绍家族纵容豪强强占土地、欺压百姓的罪恶行径，然后规定将过分集中的土地还给百姓耕作，并就租金数量做出了严格的限制。面对官场腐败之风屡禁不止的情况，曹操撰写了《整齐风俗令》，文中引用大量腐败导致亡国的案例，提出腐败乃先圣所不容的观点，阐明了革除腐败弊病、整肃官场风气的必要性和决心。曹操反对统治阶层的奢侈浪费之举，他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他的《内诫令》中有一段提到，他自己的衣被全都用过10年以上，如有破损均缝补后再用，极少换新。在曹操的影响下，曹魏从上至下都形成了勤俭之风。由此可见，曹操大量政论、政令形式的散文突出表现了他安邦治国之术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军事才能。 第二，任人唯贤的用人理念。曹操出自宦官家族，从政伊始即被同僚上级所不齿，这也铸就了他弃儒道尊实力的从政风格。曹操非常清楚，要称雄天下，除了扫清那些所谓承儒家正统的世家官宦豪族阻碍之外，更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为此，他撰写和了《求贤令》，文中首先以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例阐发他求贤若渴的诉求，然后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用人准则。后来，他又撰写了《举贤勿拘品行令》阐发了用人如何权衡才能与德行的关系。文中用陈平定汉业等典故来支撑他所认同的一个观点，即很多时候才能与德行不能兼具，大多数整天将儒家道德挂于嘴边、出身门第高贵之人事实上缺乏经世致用之才;只要有真才实学，德行的有无都不影响任用和提拔。［3］ 曹操不仅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写进其人才战略的文章中，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实践他的这种主张。在多年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曹操凭借他的声望与地位，吸引和笼络了大批能人志士投入其麾下。围聚在曹操身边数以百计的天下文武才能之士，如建安七子、陈琳、蔡琰等，都深受曹操举荐任用之恩。在他们眼里，曹操知人善用、善待人才的眼光和气度，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司马光曾评价曹操时说道，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限制了腐败无能的世族官吏把持政令的权限，是曹操建立魏国基业并日渐辉煌的重要因素。曹操散文式表书中，也有一些举荐贤能的文章，如《表论田畴功》《请封荀攸表》《请增封荀表》《请追增郭嘉封邑表》等。这些文章内容文字没有对他所举荐之人的浮夸虚辞，而是以事实为基础，陈述他们的优缺点及其对汉室国家的可用之处。曹操给汉献帝上表荐贤的散文表现了他赏罚分明、不贪恋他人功劳的坦荡胸襟，因而深得人心。 第三，结束战乱、实现统一的忧国忧民之心。 在《对酒》一文中，曹操的政治理想主义色彩尽显，他理想中的太平世界是:官吏因社会秩序井然而无案可断;农民耕作三年即可收获九年可用之粮;王室贵族爱戴百姓;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整个社会都是一副其乐融融的安定景象。尽管理想远大，曹操也深知现实的残酷。公元202年，曹操在河南一带驻军时撰写和了《军谯令》，文中哀叹常年战乱给百姓造成难以平复的伤害和灾难。后来他又了《存恤吏士家室令》，规定因战乱而失去家人的老幼孤独者，地方政府要予以抚恤安顿。这些散文式政令体现了曹操的忧民爱民之心。 总之，曹操的散文内容与他卓有建树的文治武功是非常契合的。在著文形式上，曹操摆脱了汉代辞赋骈偶化影响的束缚，不拘泥于固定格式，用朴素、简洁、有力的文笔自由抒写心中情志和思想见解，颇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言辞无忌之风。因此，曹操的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一改汉代散文铺叙繁缛的乏味之调，而极具清峻、通脱的特色，文章短小但文意清晰，遣词朴实但富有情理，充分展现了曹操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才华。被鲁迅先生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二、曹操的诗歌创作 #p#分页标题#e# 曹操的文学造诣还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才华上。 他是公认的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流传于世的20多首诗歌继承了以写实为主的汉乐府民歌的基调，大多用四言诗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极具苍劲雄浑、慷慨悲凉的特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4］ 曹操的诗歌虽以汉乐府民歌为基调，但并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发扬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髓，用创新式的文字内容表现现实情景、反映作者思绪。 例如挽歌《薤露行》的起始句“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开宗明义地指出汉室衰落的根源在于用人不察、奸人当道。后叙“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直指国贼董卓犯上作乱，理应檄文征讨。再有“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一句真实描绘了国乱民哀的残酷景象。全诗收尾时的“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一句表现了作者曹操忧国之动荡、忧民之境遇的感伤情怀。该诗情景交融，以写实寄托哀伤，从描绘残酷现实升华至抒发救国救民的壮阔胸襟。 另一首挽歌《蒿里行》是曹操在旧题的基础上所作的一首新诗。《蒿里行》用一句“关东有义士，兴兵伐群凶”概述了汉献帝时期关东州郡兴兵讨伐国贼董卓的历史背景。后叙“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表述了群雄各自为战、未形成合力，从而多次贻误战机的实情。再有“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等句揭示袁绍、袁术等各路军阀不仅没有精诚团结，反而为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祸害百姓的灾难景象。最后一句“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充分流露了作者曹操悲悯百姓之情。《薤露行》和《蒿里行》都是曹操借乐府民歌里的旧事重新谱写新的诗歌内容、并在诗尾抒发悲叹之感的经典佳作。除了诗歌的文学意义之外，《薤露行》和《蒿里行》中所反映的史实也是后世研究东汉的重要史料。［5］ 曹操的乐府诗歌大多以史实开头，用抒情结尾，而且重在抒情，有些抒情内容甚至占据了整个诗歌篇幅。很明显，这些诗歌的立意是为表现作者曹操顽强进取、一统天下之心，其慷慨悲亢的厚重情怀跃然于诗文之中。例如四言诗《短歌行》开篇的“对酒当歌……唯有杜康”表达了曹操建功立业、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和深感时光流逝过于匆匆的慨叹。再叙“青青子衿……鼓瑟吹笙”借古喻今，表达曹操求贤如渴的心境。最后结尾处用一句“月明星稀……天下归心”点明了全诗的主旨，即广聚天下英才，共事统一大业。《短歌行》几乎全篇都渲染着沉闷的忧郁色彩，但到了最后却用战鼓激昂般的语气宣泄出一种慷慨情绪。前后诗文意境的巨大跨度与自然转变，将曹操的诗歌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部淋漓尽致展现曹操诗歌才华的作品是《观沧海》，全诗低沉、抑郁、苍凉、悲怆，但又直抒了作者广博雄伟的胸襟与真情，与《短歌行》有异曲同工之妙。“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这六句诗用质朴的言词，白描出登山顶后所见之平常实景。再叙“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将笔锋转至瑟瑟秋风吹拂过的汹涌波涛的壮阔海面。接着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四句描绘出日月星辰与浩淼大海交相辉映的气势磅礴的景象。最后用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为全诗注尾，表达出曹操对山河壮阔景象的神往以及海纳百川的胸襟。 总而言之，尽管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素有“能臣”“奸雄”的争议，但他的散文、诗歌与他的名字一样流传千古。曹操以其横溢的文学创作才华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领域极富研究价值。

曹操作文范文第2篇

首先，曹操有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骂名，因此，我想先正其名。观当时之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先者董卓尽起西凉之兵，得诏入京，平定十常侍之乱，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优势。彼时之董卓，权倾朝野，意气风发，然终死于三姓家奴之手。本以吕布之勇，兵戈之利，是可以一统天下的。却终中王允之美女连环计，然为一貂禅而身首两异，为天下笑！再看曹公，下邳城下擒吕布，白门楼吕布殒命。而当时献计杀吕布者，刘备也。诚然，吕布贪财好色，毫无信义可言，但辕门射戟解其兵血之灾亦有恩于其。而刘备反制其于死地，可能与吕布夺徐州有密切关系，可见此人心胸之狭窄，趁他人之威。据本人推断，当时曹操很想留吕布之性命，正如后来留关云长，由此观之，曹操很惜才。正如当时曹操不杀张辽，接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谏相吻合。曹操为何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骂名，实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不谋而合的。无论是中国的古代还是现代，在中国的民众心灵的深处总是存有正统的观念。汉高祖斩蛇起义，灭秦而立西汉，不也是”造反“吗？对于愚昧的平民百姓是不会去想的。社会要发展，都是有道灭无道，这是颠仆不破的历史规律。当然，我现在的观点是现代人的观点，古人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罗贯中当然也摆脱不了，我们是不能强求他们，但是，生于现代的人们就不能人云亦云了。因此，每当我听到现在的人们在谈论曹操时总是将罗贯中的观点直接搬用过来，真是可悲。人之为人，主要的原因是人有自己健全的大脑，能够有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准则，能够明辨是非，否则和牲畜无异！

其次，曹操移驾幸许都之时，虽位居诸侯之列，但并没有取得霸主之地位，当时的局势，西凉仍有董卓的余党郭汜，河北有袁氏兄弟，江东有孙策，荆州有刘表，西蜀有刘漳，汉中有张鲁。充其量曹操只是一个小小的军阀。但是他能先灭吕布，再灭袁氏兄弟，平刘表，定辽东，一举平定北方，建立一统天下的基础。此为曹操能扑捉机会，相时而动也。深明乱世造英雄之理也。再看刘备，虽被汉献帝尊称为皇叔，实为贩履织席之村夫，虽有刘氏之血统却无韬略，东投西靠，是为暗中取利也；曹有上将千员，其虽有关张赵马诸猛将，然较之于曹公实在太少，究其原因个人之魅力所致也。刘备虽有三顾茅庐之故事，曹公却有跣足迎许攸之美谈。“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只有胸怀坦荡，立志高远之人方能明白其中之道理。曹操能以七万之兵破袁绍之七十万之众，足以显示其军事才能，同时也强烈的对比了袁绍和曹操的人格魅力。袁绍，优柔寡断，刚愎自用，不能接受许攸等人的建议，终致身首两异；曹操，既有自己的主见，劫乌巢坚决而果断，善与把握时机，也广开言路，有当世之名士郭嘉等鼎力相助。官渡之战，虽为军阀之间的混战，但曹公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实为有运筹帷幄之能也。本初虽世列三公，然兄弟不和，谋略不足，魅力有限而灭族。因此，曹操可以称为三国时与诸葛亮并驾齐驱的战略家和军事家。

再说赤壁之战，曹操虽然80万大军葬身鱼腹，然此为当时错综复杂的行使所逼也。吴蜀兼有天时，地利，人和。既有隆冬之际之东南风，又有长江之天险，更有周瑜打黄盖。人无完人，曹操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于胜也，然很多民众认为当时之东南风为诸葛亮所借。其实不然，只是碰巧罢了。一个罗贯中，歪曲事实，使《三国演义》蒙上神话色彩，尽管它不是历史书，但很多民众《三国志》，《三国演义》不分。以至将诸葛亮神化，对起盲目崇拜，导致蜀国后期的将领总是活在诸葛亮的阴影之下，而坐失诸多良机。当然，我并不否认诸葛亮之能，隆中定三分，隆中定三分，做为一个战略家是很优秀的，但作为一个军事家就不怎么样了。虽有七擒孟获之美名，然孟获终究为蛮荒之人，怎明《孙子兵法》？此为胜之不武也。诸葛亮六出祁山，无功而返。魏延之抄小路直取长安实为妙计也，然诸葛亮弃之不用，此为其墨守成规之故也。由此观之，刘备所识之千里马实为驽马也。刘备亦非伯乐也，三顾茅庐的意义犹在乎？！再看刘备作为军中主帅指挥的一场重大战役，此为蜀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鲁肃奇袭荆州，关云长败走麦城，刘备急报关张之仇，一意孤行，不谙行军布阵之道，陆逊火烧七百里连营，终致身死白帝城，为天下笑！由此可见此人，行军打仗一窍不通。较之曹公，实不可相提并论。

咱们再看看曹操和刘备的性格。曹操性格开朗，作诗气冲云霄，慷慨激昂，令人激奋向前！其诗《观苍海》，《嵩里行》为千古之绝唱！今天我们读之犹能看到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读《三国演义》，感触最多的是，诸葛亮怎么那么多的锦囊妙计，刘备怎么有那么多的眼泪。我看刘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哭丧者。这时有人可能认为刘备生性善良，其实不然，此为起阴险狡诈之故也。他深明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哭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第一次哭泣是在桃园结义之时，由此他得了两员愿意替其出生入死的兄弟。第二次哭泣是在张飞失徐州之时，其道出了“兄弟是手足，妻子如衣服”的感慨。他哭泣原因有二：一为失去了徐州就失去了立足之地；二为他明白失了徐州现在已无法挽回，还不如趁机再拉近和关张之间的关系。第三次哭泣是在关云长斩颜良文丑袁绍欲迁怒于其，此为保住小命也。以后还有就是在汉中，夺人城池。最后就是在白帝城，其道出了当今最经典的遗嘱之一。当时情景如下孔明等泣拜于地曰：“愿陛下将息龙体！臣等尽效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渝！”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吾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节选〈三国演义〉）由该节可以看出，刘备此次哭泣，是为给诸葛亮加上金箍圈也，名为诸葛亮可以自立为主，实为令其不能簪越。原因何在呢？如果大家细心一定看到了这么一个细节，刘备向诸葛亮说起马谡不可以重用之时，令马谡且退。由此观之，刘备此时完全清醒，然而刘备对诸葛亮有心腹之盐述说之时，却没有挥退左右，明理人不难看出刘备的用意。当然，诸葛亮也不是傻瓜，因此，后来尽管刘禅很是无能，诸葛亮仍无二心。谈论完了刘备的哭泣技巧之后，我们就不难看出刘备的为人了。

总之，曹操是应该给其一个公正的地位的时候了，就象以后，咱们也给刘少奇等人一样，咱们应该要有自己的看法，用事实说话。不能人云亦云。这样，咱们的社会才会更有发展。最后，我得出结论，三国鼎立初期的英雄人物中，唯操尔.

曹操作文范文第3篇

曹操(155-220)，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新晨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曹操作文范文第4篇

曹操能够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取得了较大范围的胜利，完全得力于他具有正确的人才观。这些人才观念和思想不仅贯穿在他一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实践中，而且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许多文学著作中。根据分析，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一、成就大事要“以人为本”

曹操从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占据兖洲，分化、诱降青州部分黄巾军，成立“青州兵”起，直至他去世(公元二二年)，在长达近三十年的统一战争中。他始终执行贯穿了一条“以人为本”的用人路线，清醒地意识到人才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在《封功臣令》中写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在《论争天下答袁绍》中说：“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就是说：天下有才能的人，只要以正确的方法使用他们，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在《(孙子>序》中借用《易》之所说：“师贞丈人吉。”其意是。军队要搞好，就一定要有威信的人来统率。在诗作《短歌行》中对人才的渴望尤为急迫，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在《求贤令》中，开篇便指出了人才的作用，“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对人才的作用曹操不仅有过极为清醒的认识，同时他也把自己个人的才干和作用也能够进行客观的评价，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直言不讳地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并强调“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曹操非常清醒地看到，在当时时势纷乱的状态下，他自己个人的力量和影响，对于个人家庭及国家存亡的实际意义。史实也如此。大军阀袁术就是因为惧怕曹操而迟迟不敢称帝。在这里曹操既强调了世间人才在政治生活和军事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也非常准确客观地把自己放在“人才”的位置来阐明个人的存在价值。这些观点，只有曹操能够做到，可谓是千古第一人。而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曹操在进行统一国家的斗争中，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人才观点。

二、选拔人才要“不拘一格”

曹操虽是操纵皇权的大官僚，但他却是一个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典范。他对人才的重视和提拔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大胆地冲破了历代用人标准，敢作敢为，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于禁、乐进、张辽、徐晃等，他们有的曾经是一般的普通士兵，有的是曹操敌对军事集团中的将领，可曹操就能敢于提拔，大胆使用，他们一个个都在曹操的统一战争中成为冲锋陷阵、建功立业、镇守一方的三国名将。这种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思想在他的文学著作中体现得尤为充分。他在《求贤令》中说：“及其得贤者也，曾不出闻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取士母废偏短令》(即《求贤第二令》)中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而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他在这里明确地表示，对于像陈平、苏秦那样有真才实学的人，即使没有那些虚伪的封建道德标准，也应选用，不可遗漏。他还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索性直言道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列举了商汤大臣伊尹原为一个陪嫁的奴隶，春秋时帮助齐桓公进行政治改革，使齐国迅速强盛起来的管仲，原来是曾经射杀过齐桓公的敌人，汉初名相萧何，曹参初为县吏，韩信是胯下之夫，陈平负有盗嫂受金之辱，吴起是个母死不归、杀妻灭子的歹徒，然而他们具有“治国用兵”的雄才，能够成就大业，所以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即《求贤第三令》)中感叹地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正是曹操能够明确地提出不讲门第出、不问恩怨宿敌、不管声名好坏，只要是人才，就要大胆地提拔使用，所以在他的周围才陆续聚集了像文士荀彧、郭嘉、贾翊、苟攸、许攸、陈琳等，武将如典韦、张辽、徐晃、于禁、乐进、程昱、曹洪、夏侯兄弟等一大批愿为统一战争效力的能人志士。这些人以曹操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和军事集团，为中国北方大统一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

三、使用人才要“奖罚分明”

王沉(《魏书》评曹操)评价曹操的用人之术是“勋劳必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曹操正是坚持这个用人原则。所以才能充分而广泛地调动了有利于统一集权的积极因素，消除了不利于统一集权的消极因素。建安八年，他的《论吏士行能令》中就强调：“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性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阿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他在《

曹操作文范文第5篇

其实，我在潜意识里就一直认为;曹操是不可逾越的曹操，是我们中国人的辉煌，而且，我一直很痛恨罗贯中，曹操，明明是一个拿破仑似的一个人，不，是远超于拿破仑的人物，却被他们写成都了一个无耻的小人。

说曹操是奸雄，其实英雄才是更贴切一些，曹操的聪明才智却被说是奸诈狡猾，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情。

其时，曹操从小就很聪明，小时，曹操很顽皮，他父亲忙于事，没时间管他，但是，他叔叔经常告诉曹操父亲关于曹操的一些劣迹，曹操对他叔叔可谓是恨之入骨。但是碍于是长辈;没有发作，终于，他想到一个好办法有一天，曹操的叔叔看见曹操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忙向曹操的父亲说，曹操生了重病。待曹操的父亲回来时，曹操正在玩耍，其你道：“你不是生病了吗?”曹操笑道，“我没病啊，谁人咒我?”后其父不再相信曹操的叔叔。

曹操这不叫奸，这是智慧的体现。

从骁骑校尉到大汉丞相，这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他一人知道。

凭什么说曹操奸诈，智慧难道只是诸葛村夫所有的?难道属于一个败在曹丕手下的人所有?

曹操是用计，诸葛亮也是用计，虽说手段不同，但目的歼途同归，那样曹操亦可称为智绝，诸葛亮亦可称为奸绝。

如果说曹操杀死许多人，那诸葛亮和周瑜小儿叱?他们一把火烧死曹操八十三万大军，八十三万鲜活的生命，远远超过曹操休杀人之数的百倍千倍。

试问，在三国鼎立时期，有谁能超过曹操，论智慧，他不亚于诸葛亮，论武力，他与关柴夫，黑脸飞之比毫不逊色。

三国第一人，决定是曹操之所得。

五十四岁之时，亦恋大乔，小乔，何不为风流。

曹操，人类心中的骄傲!

【范例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东汉末年，战火纷纷，奸雄乱世。曹操，除黄巾，灭董卓，辖天子，令诸侯，一生南征北战，建立起魏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被称作“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曹操有着他宽容的一面。官渡之战后，曹操缴获了袁绍大量的图书、资料、文件、书信，就发现其中有自己的人写给袁绍的信，曹操可立即下令，全部烧毁，曹操做得很漂亮，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问曹操，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毁掉了，这个人情，曹操做得很好，曹操当着全部人的面把这些证明全部烧毁，让大家放心，跟着曹操，只要忠诚，以前的事我不知道。曹操很会装糊涂，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

曹操也有着他野心的一面。“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

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