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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故事

世说新语故事

世说新语故事范文第1篇

关于《世说新语》读后感通用范文   《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它主要记叙了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世说新语》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对我而言,其中最富有哲理的、让我领悟最深的是“德行”类。如“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这则小故事把管宁与华歆对比,赞扬管宁淡泊名利。也教导我们不要被权势所诱惑。所以由此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高超的德行,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德行是日积月累所培养出来的。关于德行的故事还有许多,如情绪这方面,德行较为不好的人常会以它个人的情绪为中心,心情好时大家没事,心情不好时大家得遭殃,古时就有一位不管快乐或失意,都不会表现于自己的情绪上,那个人就是稽康,王戎说我和稽康在一起相处二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高兴或者生气的表情。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世说新语》涉及人物有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的主要人物,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的人物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王戎有好李,卖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了十多个字,就写出了王戎贪婪吝啬的本性。

  《世说新语》故事短小,尽管每个故事都只有寥寥数语,但它总能述说出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它用风趣的语言述说着一个个简单却又不平凡的故事。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世说新语》总能让我们在其中找到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

关于《世说新语》读后感通用范文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义庆编写的志人小说,分为36门,如《德行》《言语》《政事》等。我觉得最富有哲理的是《言语》,寥寥数语的小故事却诉说着发人深思的大道理。

  名与利往往是人的动心之处,因此名利面前很容易看出一个人的品性。举例来说,管宁与华歆是好朋友,有一天他们共同在菜园里种菜,劳作中他们翻出了一块金子。管宁没有捡起金块,而是把金子视作土块,继续干活。华韵却把金子拿在手里,反复地看不忍丢弃,导致管宁对他心存芥蒂。还有一次,两人一起读书,一位做官的人乘车路过,引起大家围观。华韵丢下书本也去凑热闹,管宁心里十分不满。于是,他拿刀割断草席,和华韵分席而坐,说:我们不是朋友!因为管宁发现他们两人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华韵太看重金钱和名利。而华韵因此失去了一位人生路上的真正益友。这就是著名的管宁割席的故事。

  这个故事虽简单但道理很深刻。我绝不会学华韵,不是自己的东西,我绝不存占有之心,我绝不为名利失去自己的良知!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我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真正的人生价值。

  因为《世说新语》里面这些短小精悍的小故事,我的整个暑假才变得意义非凡!

  关于《世说新语》读后感通用范文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读书笔记: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殷羡做到了前两句,忽视了后一句。不过道家向来都是视名利如浮云,视仁义如粪土也。“沉者自沉,浮者自浮,”唯性之所在!

世说新语故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故事;国际表述

一 引言

十报告中提到:“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建设美丽中国,“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早在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并将到2020年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如今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全国党代会报告第一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彰显了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

作为一个全局性的表述,党的报告自然会站在一个高度来抽象地概括,而在落实这些抽象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认为必须是既要理解其中的精神内涵,也要把这些内涵具体化并付诸实践。这其中,如何对中华文明、中国民族文化进行国际表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对中国美丽山川加以表面化的表述。因此,国际表述对于落实十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似乎没有做好准备,比如说我们应该如何开展国际表述、国际表述的内涵是什么等问题,在国内学术界似乎也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

二 关于国际表述问题的探讨

1.为什么中国需要国际表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世界各国纷纷把中国作为一个故事来研究,从而形成了多种解读,其中也包括许多的误读。其误读的原因不外乎有两种:一是对中国故事,即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与思想、风俗与人情都缺乏了解;二是西方的固有思维,即目前业已形成的以西方主义为中心的“流行话语体系”始终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述中国故事。对我们自己而言,中国崛起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但我们还没有讲好。如何针对国际上很多对中国不公正的指摘,我们除了需要有理论上、事实上的陈述之外,还要以“一种比较简易的、别人能听懂的表述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简而言之,“中国故事,国际表述”就是用国际流行的语言、话语、逻辑和表达方式来陈述、展示自己的外在形象、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正如赵启正先生说过的那样:我们中国的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创造者和作者想的对象就是中国人,因此他对外国读者、对外国受众不一定适合,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在设计电影或者是动画的时候,是考虑了世界市场的,所以他们的产品容易适应世界市场。新华社近些年在对外报道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无论是日常报道,还是近几年的许多重大报道,都尽量突出人、突出故事性,注意以国际通行的语言和海外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

2.国际表述的范畴。

国际表述的内容包含以下几个范畴:物质产品范畴、文字信息范畴和形象表达范畴。其中物质产品范畴指的是物质产品中文化内涵的含金量,即文化内涵的附着量(cultural-loaded-ness),包括所在文化国或者文化对象民族的自然风光、日常生活物品、其所生产的产品等;文字信息范畴则指的是通过文字信息所承载的文化内容量,如文字符号所传递的含义与信息等,包括书籍杂志报刊等;而形象表达范畴则指的是表达文化内涵的电影电视节目、视频音频、服装服饰、音乐舞蹈、美术作品以及符号设计等。这些范畴对于文化输出来说都指向一民族文化的表述,即哲学思想、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赵启正先生说,面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语言障碍、文化产品设计的非国际化等困境,我们要想成为世界文化大国,首先要系统地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挖掘出来,第二要认真考虑如何对外传播,第三要努力加强对外文化表达和传播的能力。

3.国际表述的意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形象通常比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还有用。一个糟糕的形象会导致很大损失,而这一损失,是任何常规的实力都无法弥补的。可见,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国家的国家形象,进而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目前世界上的“汉语热”的背后是中国热,全世界都渴望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正是为了回应世界关切。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风光秀丽的大好河山……都需要通过国际表述才能传达到全世界。“中国故事”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场面宏大、情节复杂。这些都是吸引无数外国人关注中国、热爱中国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国故事”需要去开展“广而告之”的国际表述活动。作为世界上文化产品出口最多的国家,美国有一整套文化发展战略,渗透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贸易政策、事物以及宣传等各种活动之中。肯尼迪政府就曾送给好莱坞一份备忘录,明确要求美国电影进一步配合政府的“全球战略”。美国导演柴纳尔曾说过: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再如,国务院正式启动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在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李未柠等专家看来,标志着中国开始更加自信、主动地展示自己的“软实力”,争夺国际话语权,中国国家公关时代已经来临。当然文化走出去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文化的国际表述也只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和热爱中国,实现文明间和谐共融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正如赵启正所说的那样:对于文化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许多文化能够共融,才是一种理想的更高级的文明。

4.国际表述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故事”的表述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使我们不能很有效、准确地表述自己,同时国际社会在很多程度上也不会认同我们的表述。

首先是“中国故事”没有很好地借助流行话语体系来阐述自己,没有利用国际通行的语言逻辑、思维方式、话语体系等来说明自己的文化思想、历史传统和政治立场或者展示自己的民俗风情、秀丽河山;而是常常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反而让人感觉神秘不透明,招致许多误解。

第二、“中国故事”的讲述过于抽象、说教味道浓厚,不注重故事的情节和细节;不重视突出人的存在和人文情怀的表达;不讲究表述过程中的艺术,或者不注意采用国际流行的艺术表现方式去讲述自己。国务委员唐家璇认为:(中国故事)“要表述得人家感到有可看性、可读性、可听性,感兴趣,最后发展到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样才算成功。特别重要的是,怎样做到能够把中国文化的内涵、底蕴非常精彩生动地传达出去。若干年前,一部《卧虎藏龙》就很成功,它用的手法既浪漫又现实,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学素质,也符合外国人的品位,受到一致好评。这就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述”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三、表达“中国故事”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没有采用多元多样的手法;在现代传播技术发达、现代媒体手段多样的今天,“中国故事”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手段来来进行立体化地讲述。

第四、广义和宏观翻译手段不够先进,即没有很好地研究受众的文化传统、接受方式、环境和心态就粗暴和粗糙地开展对“中国故事”的翻译活动,不仅没有很好地讲述故事本身,反而还使“中国故事”被认同为与“中国制造”一样的地摊货,使中国形象进一步受损。“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如果让他们明白我们所想、我们所做、我们的价值观,这要有一番工夫,不仅仅是语言要翻译,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翻译。也就是说,中国故事,国际化表达,这是我们的任务。”(赵启正语)

5.国际表述的理念。

那么,开展国际表述需要如何进行呢?我们认为至少需要掌握以下几个理念:

一是“讲故事”而不是“讲道理”。著名的翻译家傅雷曾谈到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认为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这番话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据了解,以电影《郭明义》为基础改编制作的多媒体汉语视听教材《中国好人》将进入海外孔子学院课堂。影片《郭明义》上映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海外孔子学院及相关机构纷纷建议孔子学院总部将弘扬新时代道德风尚的影片改编为看电影学汉语的影视听教材,让汉语学习者在看电影过程中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有的专家就指出,郭明义几十年如一日助人为乐、甘于清贫、平凡中透出伟大的道德风范,这种有情节、有故事的生动教材容易让外国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优秀品质。可见,“讲故事”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对外传播介绍中国的实践中,很多新闻报道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忽视对外传播的特殊规律,“宣传味儿”较重,难以为海外受众所接受,报道效果不理想。如果改进方法和手段,多通过以事实说话、以小见大等跨文化传播的技巧,去感染、影响海外受众,就能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二是“大故事”更需要“小视角”。随着媒介大众化、市场化浪潮的勃兴,特别是媒介市场与信息消费观念的兴起,我国传媒业在新闻理念、大众传播理念以及文化理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很多媒体越来越重视新闻的“可读性”,重视新闻的人性化,注意以人见事,以小见大,以细节打动人心。站在受众的立场、以平民的视角去看问题、去展示中国故事的内涵以及中国文化的博大有时候比起那些“宏大叙事”更能触及人的心灵,更能置入人的灵魂,从而达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

“三是中国元素、国际制作”。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国际化,向世界提供具有吸引力、感召力的“中国创造”文化产品。具体来讲: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文化创新能力,破除旧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适应国外的文化需求,对文化内容和形式大胆创新,注入新的基因,增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将高科技手段与文化创意有机结合,用有亲和力的、能为他人所理解的方式讲好“文化故事”和“中国故事”。实际上,许多国外文化产品进入中国时,都有意识地加入中国元素,以适应中国市场需要。中国文化产品要让更多的国外观众理解并接受,必须以国际化的形式把中国故事讲给他们听。为此,必须做好跨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应该努力转化为世界共享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满足当代人需要,具有世界影响力,成为国外消费者也能接受的文化。实践证明,民族文化只有在作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才具有文化的魅力。

6.国际表述的目标。

中国文化国际表述的目标应该短期与长期之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短期目标应该一是提高我国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并占有更多市场份额;二是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三是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要通过自己原创的研究,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就长期目标而言,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述不能仅仅是为了提高中国的竞争力、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力,而是为了增强世界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增进世界人民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从而实现和谐共融,达到全世界的和平与团结。

实现自身话语体系的战略目标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模仿阶段、中期的共存阶段和后期的自身体系建立。初期的模仿阶段就是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述应该遵循国际流行的话语体系来表述自己的故事,以达到世界人民对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的理解。此阶段中自身话语体系处于相对弱势,因此必须按照世界现行的话语模式,否则很难达到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第二阶段中,世界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的基础之上,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可以与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进行抗衡,也就达到了东方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共存阶段。在最后的阶段中,世界对中国文化研究非常了解,同时中国文化也具备了一定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中国的话语体系也摆脱了西方话语的控制,此时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完全建立。

三 结语

综上所述,美丽中国的概念与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美丽中国这个概念不通过国际表述来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不仅会极大地损害中国的软实力,也会在世界人民的误解中逐渐丧失自身的话语权,美丽中国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中国故事是美丽中国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如何对这个故事进行与世界现状相适应的的表述是摆在我们目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国故事国际表述的研究并提高对这种表述的理论和实践认识,才能较好地把握中国文化的传播,最终求得提升中国软实力和自身话语体系建立的目标,这样才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美丽中国的内容和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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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孟凡波.翻译应成为促进文化'走出去'的积极因素[N],参考消息,201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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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施拉姆,W·波特,传播学概论[M],(陈亮,周立方译),新华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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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郝亚琳.讲好“中国故事” [J],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3年12月07日

[7] 张维为.话语束缚弱化“中国故事” [J],人民论坛 ,2012年第1期

[8] 刘小燕.从文化外交看国家对外传播[J],新闻大学,2011(1)

第一作者简介: 李桂丽(1977-),女,河南南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世说新语故事范文第3篇

《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一部笔记体小说集。《世说新语》由南朝宋时的刘义庆和他的门下文人编撰而成。刘义庆袭封临川王,为人简约恬淡,爱好文学,所以他有能力编撰此书。

作品简介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卷帙门类亦有不同。因为汉代刘向曾经著《世说》(原书亡佚),后人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别,取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世说新语》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先分上,中,下三卷),每类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有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是都符合史实。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于前人的记载。

(来源:文章屋网 )

世说新语故事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世说新语》 曹丕 贬曹分析

《世说新语》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无疑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然今人多以此书反映了魏晋时代的真实风貌,不能不说陷入了误区。南齐人敬胤最早为此书作注,此时距《世说新语》成书不过五十年时间,他批评“《世说》苟欲爱奇而不详事理”。传世的刘孝标注距离《世说新语》成书也不过百年,刘孝标在注中多次说“《世说》虚也”,“疑《世说》穿凿也。”自《隋书・经籍志》起,历来官修、私修书目都把《世说新语》置之子部小说家类。《隋书・经籍志》中还有解释:“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可见前人早已对《世说新语》的性质有了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世说新语》是一部刘义庆及其文人集团辑录的小说集,它体现了辑录者的喜好和情感倾向,甚至会和事实不同。

《世说新语》中,共有十则故事涉及到曹丕。细而论之,《惑溺》第1则,《尤悔》第1则,《巧艺》第1则,曹丕为故事刻画的主要人物,他的表现是该门标题的注脚:《文学》第66则,《伤逝》第1则,《贤媛》第4则,曹丕为故事的次要人物,即曹丕虽非主要描写人物,但可以体现其性格的侧面:《方正》第2则,《方正》第3则,《言语》第10、11则,虽然故事中出现曹丕,但曹丕只能算一个道具,无任何形象。

从上述诸则故事,我们可大致将曹丕形象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荒淫。《惑溺》第1则:“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联想到后人解《洛神赋》,谓曹植以洛神喻指甄后,甄后绝色,迷倒父子三人,真乃亘古奇观。而曹操、曹丕攻城为甄后,可谓为“冲冠一怒为红颜”典型。曹丕还不仅在这件事上占得曹操的先机,《贤媛》第4则:“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存者。太后曰:‘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崩,亦竟不临。”曹操甫去世,众法师为其招魂,曹丕就迫不及待地将曹操的侍妾据为已有。后曹丕病重,其母卞太后去探望时发现这个秘密,不禁破口大骂。显然卞太后也认为,曹丕的行为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如此这般,曹丕不仅荒淫,且已到的地步。

(二)歹毒卑鄙。《文学》第66则:“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这则故事是“七步诗”的由来,为我们描写曹植捷悟聪颖的同时,也刻画了曹丕残害手足的歹毒性格。《尤悔》第1则:“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圈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日:‘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这么卑鄙的杀人手段,实在少见,让我们在见识曹丕歹毒的同时,也为曹丕的卑鄙所不齿。

(三)滑稽可笑。《伤逝》第1则:“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哀,顾语同游日‘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后人多以为此则赞美了曹丕的任诞。其实并非如此,该门第3则,孙子荆悼王武子,同样为作驴鸣,惹得肃穆的灵堂上“宾客皆笑”孙、王二人生活在狂放不羁的西晋,尚且如此,何况建安时期。可见曹丕的行为一定为众人内心所讥笑,只是碍于他的权势,只好照做。《巧艺》第1则:“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戏。文帝于此特妙,用于巾角拂之,无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着葛巾角,低头拂棋,妙逾于帝。”“于此特妙”,可见曹丕的弹棋技艺可称一流。表面看起来,似为正面评价,其实不然。弹棋仅为宫内消遣时光的小游戏。游戏之流,古人常以之为雕虫小技,不值一晒,难登大雅之堂,更不会沉湎于此。身为王胄的曹丕却精通弹棋,实为可笑。

简之,《世说新语》中关涉曹丕的故事无一正面评价,诸故事用鲜明的事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荒淫、凶狠残暴的滑稽之徒,是一个十足的负面形象。

然而,《世说新语》是一部早期小说性质的故事集,部分内容带有演绎、虚构的成分。这一点,在曹丕的故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先看《惑溺》第1则,曹操竟声称,攻打邺城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袁熙的妻子甄氏,这恐怕难为历史学家所认同。而父子三人同为甄氏所惑,也令明代的杨慎很不解:“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争之?”(杨慎《升庵集》)曹操破邺为建安九年,此时正是曹丕、曹植争夺魏王太子最激烈的时候,直到建安十六年,曹丕才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为丞相副,基本奠定了自己在太子争夺中的领先地位。这几年中,为了获得了曹操的青睐,曹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直为太子之位而韬光养晦。曹操最后选定曹丕,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曹丕比曹植更谨慎。如果曹操攻邺真为甄氏,曹丕断不会横刀夺父之爱。其实,刘孝标在他的注中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故事的真相,《魏略》、《魏晋世语》、《魏志春秋》三部史书的说法基本相同:曹军破邺,曹丕为先锋,于袁府内室中见甄氏貌美,有意于她,后曹操闻,为纳之。

《贤媛》第1则的荒谬就更明显了,“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丧服小记》注:“后招魂以复魄也,始死以衣招魂日复。”即人刚死时,持死者衣裙登高,呼魂魄归来。曹操逝世,曹丕没有去想如何顺利登上魏王宝座,而是先想到父亲的那些貌美的侍妾,这实在难以让人相信。《资治通鉴・魏纪一》:“(曹操在洛阳去世),是时太子(曹丕)在邺,(洛阳)军中骚动。群僚欲秘不发丧,谏议大夫贾逵以为事不可秘,乃发丧。…鄢陵侯彰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凶问至邺,太子号哭不已。…时群臣初闻王薨,相聚哭,无复行列。…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从史实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曹操在洛阳逝世,此时曹丕在邺。噩耗传至邺城,曹丕知道,曹操的突然死亡给自己平稳登上权力巅峰增添了很多变数,兄弟之中,曹植、曹彰都对自己构成一定的威胁。此时此刻,如何收拢人心,顺利即位才是最关键的,至于接收曹操的侍妾,纵然有,也是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

《尤悔》第1则里写曹丕在母子三人团聚的时候用毒枣毒杀了曹彰,也有明显的虚 构成分。曹彰在曹操去世时显露异志,为曹丕所忌恨是肯定的。再加上正史“(曹彰)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的说法语焉不详,就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猜测。我们无法考证曹彰究竟是病死还是为曹丕所杀,但至少不是《世说》所描写的这样。叶嘉莹先生指出,黄初四年,诸王来朝的时间为农历五月,此时枣子还未熟,用枣子毒杀曹彰是不可能的,文帝约束诸王的办法还不至于要采用这种方式,曹彰是得了暴疾而死。余嘉锡先生认为:“盖彰之暴卒,固为丕所杀,…世俗遂因其事而增饰之耳。”刘孝标引用了吴人孙盛所作的《魏晋世语》给另外一个解释:“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得见,有此忿惧而暴薨。”

其余数则中,《文学》第66则的“七步诗”,其真伪历来就争论不休。《伤逝》第1则,刘辰翁、凌鞒醵源颂岢鲆晌剩认为其中杂有小说家之虚构想象。

曹丕之形象,固然可以见仁见智,但纵观《世说新语》全书,无一正面评价,尤其是多处不实描写,更是给人留下曹丕过于荒淫歹毒的印象,不能不说是辑录者有意为之。

曹丕个人形象,历史上褒贬不一,总体来说负面评价居多。除却个人性格和历史功绩,曹丕无疑还背负着两个历史包袱:一为民间长期的“褒刘贬曹”倾向,曹丕作为曹操的继承人和曹氏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理所当然也会受到一些贬低:一为首开假禅让真篡位之先河,后代诸多权臣依仗曹丕之发明登上大位,但他们绝不会去抬高曹氏的历史地位,反而会丑化篡位者形象,严防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这样,从统治阶级到下层百姓,都乐于看到曹丕卑劣行径的故事。

曹氏集团被后人诋毁,还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曹操奸诈,好用酷刑,曹丕气狭,外宽内忌,兄弟阅于墙内。这其中多少会有后人演绎的虚假成分,但他们的性格恰好与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背道而驰,所以就有了文人们将他们作为反面教材的机会。

曹氏集团的功过是非千百年来沉沉浮浮,每个朝代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取舍评价。西晋禅魏而来,奉魏为正统,以显示自己政权来源的合法性,故对曹氏父子评价较高,陈寿《三国志》、王沈《魏书》对曹氏父子颇多褒誉之词。从东晋开始,史家文人开始对曹氏之过加以非议,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就认为曹操父子以魏承汉是篡逆之行,晋宜越魏继汉。其原因是东晋偏居江南,仍然要自封正统,只好像蜀国那样,贬低曹魏的正统。刘义庆生活的南朝宋代,直接承东晋而来,版图亦与东晋相去不远,再加上刘义庆身为王室贵胄,贬低曹魏的正统可以想见。

世说新语故事范文第5篇

《诗经》中的语句被引用来表达己意者,先秦典籍中不难看到,《诗经》中的一些语句被反复引用,历代沿习,流传至今成为成语的约有150多条,如:“战战兢兢、小心翼翼、高高在上、求之不得、不可救药、有的放矢”等。再如狐假虎威的故事,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浓缩这一故事的四个字“狐假虎威”相沿习用,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一条成语。成语这一语言事实,先秦以来就有。而出现“成语”一词则在元朝。元朝以前,用什么来指称成语呢?人们把它同典故混为一谈。“典故”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指常例、典制和故实。大约汉魏以后,“典故”又用来指引用古书中的传说、故事或词语(包括俗语、谚语、格言等)。引用典故来表达己意,我们叫用典,古人叫用事。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沈侯(约)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意语也。”唐宋时,人们赋诗著文,讲究用典,大力宣传“取古之陈言用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宋・黄庭坚《答洪与驹书》)那时用典相当普遍。

典故的特点之一是语言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源于典故故事的事典即是如此。如“狐假虎威”作为典故,用例所涉语形有“狐假虎威、威假狐虎、虎威狐假、假虎之威、狐虎之威、狐假虎势、假虎张威、假虎树威、威假虎狐、虎威余、狐假、假威”等。源于诗文的语典其语言形式一般没有事典多。我们将此二者作为典故发展的一条路线,都是以“多形、引用”的方式表现的。在一个典故运用的过程中,往往有一条或两条被反复引用、相沿引用,形成习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锤炼,使其形式和意义固化,并为人们所熟知。“狐假虎威”即是。这就形成了典故发展的另一条“定型、习用”的路线。这一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为成语从典故中分离出来创造了条件,并成为成语的主要来源。由此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典故的分离,从秦汉时期就开始了。“创造新的语言(词汇)”是“经过语言的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的长期积累”来实现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成语的新质积累了一千多年,到宋元之际约一百二十年间是“成语”由来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拐点。

所谓宋元之际,指南宋、金、元交错共存的一个历史时段。这三个阶段正好有三位关注典故俗谚的学者:南宋的洪迈(1123-1203),金朝的王若虚(1174-1243),元朝的刘祁(1203-1250),从洪迈出生到刘祁去世,共约一百二十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成语”由来的发展过程中的拐点。先说洪迈,他对典故俗语之类很感兴趣。他的著述《容斋随笔》五集中,尤喜对宋朝人使用的俗语典故考本溯源。如《容斋五笔・狐假虎威》:“谚有狐假虎威语,稚子来扣其义,因示以《战国策》、《新序》所载。”下文叙其故事及含义后说“俗谚盖本此。”大约因为俗谚是通俗的习用的固定语句,为众所知。故洪迈用俗谚去指称“狐假虎威”。后来清人赵翼《余从谈・成语・序》说:“洪容斋(迈)渭世俗称引成语,往往习用为常,反不知其所出。”清人用“成语”去取代洪迈的“俗谚“,看来洪迈似有“成语”的概念,但还没出现“成语”一词。

金朝王若虚试图用“成言”去概括指称,他在《滹南遗老集》中有“‘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成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成言也。”“成言”是先秦就有的一个旧词, 王若虚试将其赋予新义。这个新义词“成言”未被人们接受。洪迈和王若虚同时在世有29年,可惜他们没有研讨过“成言”之类的问题。洪迈还使过金朝,但不去搞学术交流。

金朝的另一位太学生刘祁,和同朝王若虚同时在世40年。王若虚在金朝做官,1234年金亡,王若虚微服北归。1232年,元兵攻打金朝汴京,刘祁逃到乡间,在他的归潜类中写作《归潜志》。入元,刘祁生活在元朝了,与王若虚无缘相交,仍然写作他的《归潜志》。刘祁熟于典故俗谚,他思考对其中习用的固定语句如何指称,于是考虑用一个新词“成语”来概括。今天的《汉语大词典》“成语”条列有二义,其一义:“习用的古语。”首例引:“元・刘祁《归潜志》卷十二:‘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用生涩求异。’”目前所知,这是使用“成语”一词最早的用例。“成语”一词一出现便被人们接受了,这大约是因为“成言”一词所指是固定的现成话。王若虚所用的例子都是俗语谚语格言之类。“成语”在古代多指现成的诗文语句,也指有出处的习用的固定的词、词组、俗谚等。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谈》和钱大昕的《恒言录》中的“成语”篇所收成语即是。里面收有一般词汇,如“毛病、罪过、便宜、妖精、不中用”;有俗谚,如“快行无好步、急则抱佛脚、远水不救近火、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有诗文句,多是名句;也有今天我们确认的真成语,如“守株待兔、画蛇添足、矫枉过正、大器晚成、数米而炊、不学无术”等。“成语”一词在清朝已普遍使用。

洪迈、王若虚、刘祁等人都看到了这种习用的固定语句,都考虑用一个词儿去指称它。从运用旧词“俗谚”到新义词“成言”,再到新词“成语”;而“成语”这一新词的出现,是成语孕育发展的阶段性成果的一个标志。明人继承,使用开来。清人加以补说,并用实例给以定位,为后人研究成语做了基础性工作。

辛亥革命后,1915年出版的《辞源》和1936年出版的《辞海》,吸收了宋元以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相关研究成果,给“成语”下了定义,前者为:“成语”,“谓古语也,凡流行于社会,可以征引来以表己意者皆是。”后者为:“古语常为令人所引用者曰成语。或出自经传或来从谣谚,大抵为社会间口习耳闻,为众所熟知者。”定义着眼于古语、有出处、相沿习用。

1951年,吕叔湘、熙《语法修辞讲话》第二讲中提出“成语多数是四个字的……”这就从成语结构格式的特点上把大部分俗谚和习用的一般性词儿区分开来。1957年,王力《汉语史稿》下册“成语和典故”一节中说:运用“成语和典故,统称用典。”并提出“在中国,我们有必要把它们区别开来。”王力先生在对汉语发展史的研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把“成语”和“典故”从“用典”中分离开来。到六十年代,有学者研究成语和俗语、谚语的区别,成语和熟语的关系等问题。1978年正式出版了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已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作了进一步研究,给“成语”下了科学的定义:“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义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汉语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有些成语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如‘小题大做’、‘后来居上’等。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典故才能懂得意思,如‘朝三暮四’、‘杯弓蛇影’等。”对“成语”从语义、结构、来源、运用四个方面概述了它的定义,帮助我们从共时平面(如当代)认识成语。八十年代是我国成语研究的一个丰收时期。这十年,成语论文、专著、成语词典大量涌现。根据大家的研究成果,可以把成语的特点概括为三句话:一、结构的凝固性,二、意义的整体性,三、运用的沿习性。对这三点,学者们多有论析。1986年至1994年连续出版了十二卷《汉语大词典》,其中“成语”的第二义是:“长期习用,结构定型,意义完整的固定词组。多由四字组成。”《汉语大词典》把古代对成语的基本理解列为第一个义项,把上述今人的认识列为第二个义项,这便从历时平面(从古到今)帮助我们对成语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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