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翻译
世说新语翻译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20世纪初至今是我国翻译的现当代期。我国现代翻译从孕育新思想和新知识开始，不仅为国人排除语言文字障碍，推动了我国的文学建设，更是促进了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经典著作的译介更是引发了一场文化裂变和思想革命。中国现当代翻译在译介外来文化的同时，也逐步完善了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体系。而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现当代翻译在介绍外来文化的同时，要大力弘扬中国文化。
发韧于“五四”运动，延绵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现代翻译以及始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中国当代翻译，历经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和文化向当代转型，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中国现当代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国人排除语言文字障碍，促进了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沟通和交流。随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批经典著作的译入，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近一个世纪的令人嘱目的变化。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翻译更是有着重要作用。
一、翻译促使了文化的裂变和发展
我国现、当代翻译通过译介国外优秀文化，对本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革命性的影响，并且发展了现代汉语语言，从而创造出了更优秀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1.翻译孕育了新思想，介绍了新知识
中国“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对推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主义的运动，推动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在“五四”时期萌发的以引进新思想、新语言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1918年6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罗家伦合译的《娜拉》、胡适先生的 《易卜生主义》等作品，一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对“五四”时期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文学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易卜生作品中强烈的批判意识、象征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创作手法以及宣传妇女解放的政治诉求、提倡写实主义的艺术主张，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闯将们的心声，一时掀起一股“娜拉热”。娜拉演变为追求自由、追求自主、追求妇女解放的标志。该剧的译介在我国开创了女权主义思想的先河。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翻译在思想观念上猛烈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中腐朽的保守势力，冲破了传统文化的壁垒。
1918年，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引起国人尤其是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极大反响。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被相继译介到国内，一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革命的理论的传播，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做好了准备。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创造性地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并加以运用，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
我国一大批译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的译介一直持续至今，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相继推出了《马克思全集》《恩格斯全集》以及《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并在实践中不断引用、论证，逐渐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架构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话语，造就了国人的观念和信仰，塑造了他们心灵，甚至改变了他们人生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时候，我国的学者译介了众多的苏联文学作品，如影响了我们整整几代人人生道路的《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等“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不仅有助于塑造国人高尚的品格，还为当时的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们的文学作品更加富于人民性。
中国现当代翻译在译介外来思想、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我们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国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很多新学科基本是由我国留学生创立的，例如著名思想家严复从英国留学归国后，先后译介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学等一大批学科的著作，为“五四”运动之后我国现代相应学科体系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2.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完善和发展
在“五四”之前，翻译多注重于宗教文化，例如大量经书的翻译，还没有真正影响到汉语言的改变。但在“五四”时期，对外国著作的翻译，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催生了白话文运动，积极推进了汉语言的发展，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的文学语言。中国传统小说虽然也是白话，但他属于“书本白话”，基本还是文言文与白话相间。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大量出版，才真正给中国现代文学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白话文。1935年，鲁迅先生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时，中国现代白话文正处于萌芽的创建阶段。鲁迅、瞿秋白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大力提倡吸收国外的新句法、新词语、新的表现手法来丰富现代汉语，瞿秋白先生提倡翻译“应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让普通民众能看得懂所译作品;鲁迅先生主张翻译应该“洋气”，主张从语言上反映出作品的时代风格。由于“五四”时期的翻译开始注重直译，汉语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止于词汇层面，而是波及到句法层面。王力先生就认为，当时受外语和翻译的影响，汉语白话文发生了“欧化现象”，主要表现为: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②复音词的创造;③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④句子的延长;⑤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⑥联结成分的欧化。
二、翻译推动和繁荣了我国的文学创作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最能体现语言的精华。20世纪初我国翻译文学作品的高潮迭起，一个原因是得益于梁启超的舆论宣传和林纤的文学翻译实践，二个更直接、更本质的原因是“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启蒙运动和一场新文化运动。而为了启蒙新思想、新文化，就迫切需要引入大量的外来思想、外来文化、外来文学形式以及外来语言，而文学翻译在其中正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论述了佛经的翻译，一扫两晋南北朝时期虚浮娇柔的文风，“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不到40年间正式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就多达4千余种，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摧残的译者渴望重新投入翻译事业，以探究1950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禁区的西方现代派的真实面貌。一时间，10多本专门的翻译文学杂志相继创刊，一批丛书和文集雨后春笋般的问世，其中包括11卷的《莎士比亚全集》，28卷的《狄更斯全集》，4卷8册的《外国现代派作品全集》等等。正如美国著名诗人庞德曾说的:“文学从翻译获得自己的生命力。·····一切新的强劲、一切复兴都从翻译开始;……人们所谓的诗歌的伟大时代，首先是翻译的伟大时代”。
1.翻译推出了新的文学题材
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中国的一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拓展了文学题材，如当时许多作家受译介作品的影响，模仿外国文学中爱情故事、侦探推理、妇女解放等内容，作为他们的创作题材，创作出与译作有某些相似的作品，就像《水浒》《红楼梦》的结体运笔受到《华严》的影响一样，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受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玩偶之家》被译介到我国后，胡适先生摩仿写出了爱情小说《终身大事》，塑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娜拉。”
2.翻译开创了新的文学形式
中国现代文学新的样式的诞生和发展，如新诗、白话小说、话剧等，都和翻译活动息息相关。1899年林纤先生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彻底摆脱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的束缚，并且保留了其中部分日记体。新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体和传统小说也不一样，前者“没有译者的方言乡音影响，语法结构和辞气有一些外国语现象”，而后者“实质上还是一种书本白话。1918年4月，胡适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用口语白话翻译的苏格兰女诗人林塞的《老洛伯》，开创了现代新诗之先河。话剧的产生更是直接脱颖于翻译文学。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一开始上演的剧目就是根据翻译小说改编的剧本《茶花女》和《黑人吁天奴》。这些都印证了陈平原断言的“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
3.翻译产生新的创作手法
“五四”时期，梁启超等人对西方小说的译介促进了我国小说的现代化转型，小说的表现手法极大地丰富起来，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我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就一改传统的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叙事法，之后多人群起效仿。直译方法的使用，不仅引进了新词，并且引进了欧化语法(如倒装句)，极大地丰富了白话文的词汇。这期间叙事方法的变革，例如倒叙的引进，吴跃人的《九命奇案》就是模仿法国小说家鲍福的作品《毒蛇圈》采用倒叙手法创作而成。
三、译者对文化、文学发展的影响
翻译是社会活动的产物，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译者的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而译者的活动又具有社会性，译者的文化倾向、文化态度、文化能力、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制约翻译活动，译者的选材、兴趣、爱好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并“籍着各种操纵手段，利用译作表达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
1.译者的翻译选材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性，那么翻译也有其目的性，译者最为关注的是能否达到目的。任何翻译包括“意译”“编译”“节译”等都是出于某种文化目的，中国现当代译者总是按自己所意识到的中国文化需求来确定自己翻译题材的。
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看着是对译入语文化的认同，译者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如我国20世纪50年代对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也是对现存文化的否定，译者通过翻译来颠覆现行的文化、文学模式而达到变革的目的，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就是为了达到变革的目的。
鲁迅选择革命的文学作品翻译，正如他自己所说“那好比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是直接为革命服务的”，从而进一步将翻译喻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鲁迅在30年代初翻译的《毁灭》等苏联革命作品乃是为了介绍“铁的任务和血的战斗”，以鼓励中国人民的斗争，同时为中国革命作家作为创作上的参考。“五四”时期，译者多怀着一种介绍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对抗当时的中国封建文化的 目的，怀着一种引进外来文学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目的，精心选材，热情认真地进行译介。著名剧作家田汉于1936年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并将之改编成剧本，针对当时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特定背景，加入了十几首渲染和营造舞台气氛的插曲，有意突出原作中并不起眼的几个波兰革命者的形象，旨在激励爱国志士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回祖国大好河山。
20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李泽厚、金观涛、甘阳分别主编了《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3套大型译文丛书。在这之前，我国社会科学翻译界存在着过份浓厚的“革命”意识形态倾向，他们提出了非常鲜明的翻译动机。例如李泽厚先生明确宣称:“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著作翻译过来，我认为这对于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状况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价值的翻译工作比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用处大得多。”李泽厚先生在这里虽然说的是美学研究的“状况”，但是实际上是对整个文化状况的关怀。因为8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已从对“文革”悲惨岁月的一般层面上的历史反思上升到了哲学层面的反思。金观涛先生更是明确表示:“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觉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的又一次真正的复兴。”对此，王晓明先生诊释道:“这里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他们不仅是把编辑这套丛书看作是从事一项学术工作，而且还将它看作是对整个社会变革的一次推动，是解放社会的一道闪电。”甘阳先生也颇有感慨地说:“梁启超曾言: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
2.译者翻译策略服务于翻译目的
翻译是一定社会文化框架内的决策过程，译者的翻译观具有时代性，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掺入其中—其世界观、价值趋向、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等决定其对原文中文化信息的“不见”和“洞见”，并决定其如何认知和解释原文文化意蕴。比如二十世纪初叶，许多译者都译了拜伦的《希腊岛》(the isles of greece)，由于各自的翻译动机和目的各异，便有了不同的译文。以该诗第一段中的第一句为例。原诗为: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梁启超先生译为:
(沉醉东方)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
马君武先生译为: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浮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类、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
苏曼殊先生译为:
巍巍希腊邦，生长奢浮好。情文何斐斐，茶辐思灵保。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
胡适先生译为:
世说新语翻译范文第2篇
关键词：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影响 思考
一、引言
翻译，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语种转换把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当中。自古以来，翻译就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交际的需要。同样。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也有沟通的需要，因为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前进的动力。各种类型的翻译作品通过语言文字来展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翻译也一直扮演着文化传播者和文化沟通载体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翻译，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才得以实现。翻译不仅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更丰富了世界文明。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以这样说，翻译不仅是信息在文本之间的过渡，更是在文化之间的过渡，它的实质是一项以交流信息为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
二、文化转向的起源及意义
很长时间以来，翻译只是单纯地被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研究，它被认为是纯粹的文字之间的过渡。翻译研究沉溺于对字面形式的转换的研究，译文被视为与原文一一对应的复制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否被过分强调。这样从语言途径研究翻译无疑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对翻译的目的、作用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没有认识到语言承载的是信息，更是文化。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次上的问题。是为了文化交流。于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霍尔姆斯、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把翻译的重点由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
1 文化转向的起源
追根溯源，当代国际译学界的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并非偶然，而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粗略而言，这种渊源也许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德国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特对翻译语言本质的论述。早在十九世纪初，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其于柏林皇家科学院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就已经注意到说话人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双重关系。作为古典解释学先驱者的施莱尔马赫。他对翻译语言的见解明显地透露出他的解释学立场，同时也跳出了单纯从语言转换层面看翻译问题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译者进行翻译时与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当然，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理论的全面确立和发展主要地还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因为，前半叶，西方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主要体现在翻译活动和翻译产品的数量上。从五十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尤金，奈达、劳伦斯，韦努蒂、卡特福特、彼得・纽马克等人。正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即他们代表的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理论层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翻译研究派”兴起，该学派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在荷兰霍尔姆斯与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勒弗维尔原为比利时学者，后移民美国，任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德语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尽管翻译研究派起源于欧洲，但是由于勒弗维尔的影响，这一学派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得到了发展。1990年巴斯纳特(Su－san Bassnett)与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tl-ture turn)问题，许多学者表示认同，并积极投入该领域的研究，使译学理论又一次获得突破性进展，最终形成了西方译学的文化学派。由他主编的翻译论集《翻译、历史与文化：原始资料集》及他的专著《翻译、改写及文学名声的摆布》并同《翻译、历史与文化》三部著作、论集和论文集，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中反映了翻译研究派，尤其是勒弗维尔关于文化翻译的理论。具有历史的深度、现实的广度和文学批评的深刻见解。
2 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第一，从语言转换到翻译行为本身。语言转换只是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探讨，而翻译行为本身则是对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的研究。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旨在对翻译进行的微观分析，使人们有可能更加清楚地接近翻译的过程和目标。例如：卡特福特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根据翻译的范围、层次、等级，把翻译区分为“全文翻译对部分翻译”、“完全翻译对有限翻译”等类型，然后又进一步分析其中的文本材料的翻译情况，大大地推进了前此研究的层次与深度。
第二，从单向走向多维。当代翻译研究把翻译视为宏大的文化语境中的组成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性质，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人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人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人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三，从自身到全局。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译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无疑是翻译研究的一大进步。
三、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
1 中国翻译研究的回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翻译研究的学术著作被引人中国，例如：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纽马克的《翻译教程》等，其中以奈达的著作为最多、最系统，影响也最大。这些翻译理论的引入极大地震撼了国内学界，形成了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翻译研究的热潮。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西方的翻译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发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的呼声。一些学者分别发表文章论述自己的看法，如：杨自俭的《关于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张柏然、张思洁的《翻译学的建设：传统的定位与选择》，许渊冲的《译学要敢为天下先》，谭载喜《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王东风的《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等。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后，翻译理论研究工作一度沉寂。对于这段沉寂期，许多翻译理论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林克难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杨晓荣认为国内有些人做研究空泛玄虚，求大求全，建议进一步深入研究已经引进的西方译论，并反思我们的工作，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正如他在《翻译理论研究的调整期》一文所说，在介绍和评论国外译论时，初期的热闹过去之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似显不够。这样终于谈腻了奈达、巴尔胡达罗夫、彼得，纽马克以后，就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目标，对国外译论的介绍好像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搜索。
在此之后。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介绍呈现了多元化特征。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被大量的介绍到国内来。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也走向解构主义，取代了奈达翻译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使西方翻译学开始讨论意识形态、权利、政治斗争和翻译的关系。后殖民翻译观探讨了意识形态、权利等因素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劳伦斯・韦努蒂持有文化霸权和译者应当采取抵抗式翻译的观点。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必须通过译文才能延续其生命，获得再生。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翻译观拓宽了翻译的研究领域，为翻译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视角。安德烈・勒菲弗尔的三因素说，图瑞的多元体系也提供了从另外角度来看问题的新视角。
以上这些各派的观点，在世纪之交都被介绍到中国来，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迎来了中国翻译理论建设的新高潮。译学理论著作的出版无论质量和数量上来说。都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例如：仅仅2000年一年时间里，国内三家出版社推出了各自的翻译理论丛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对当代英、法、美、德、苏等国的翻译理论予以系统介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有自己的翻译研究论丛。到2007年底。引进、出版国外翻译理论著作达到了空前的数量。这一时期，人们的视野逐渐开阔，对翻译的各相关学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翻译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
2 翻译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影响与思考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译学研究受西方译学研究中语言学派的影响较深，而对同时期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关注不多。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国译学界才开始有一些学者介绍、研究霍姆斯、勒菲弗尔、苏珊・巴斯等人的译学观点，人们注意到解释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当代文化理论给当代西方译学研究，尤其是翻译观带来的巨大变化。但是。国内的翻译研究可以说尚处于开始阶段，大多数翻译研究者仍然很难摆脱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的讨论之浅层次。研究往往从微观方面入手，拘泥于具体而微小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障碍方面的问题等。并未将翻译研究纳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因而至今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讨论对话的扎实研究专著仍不多见，只有一些零散的论文散见于国内各种期刊和论文集。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前基本还处于一种拿来主义的状态，或者试图将西方的新的翻译理论用于中国翻译的实践，缺乏的是自己的理论创新。近年来。我国译界一些学术素养深厚的学者在继承传统译论和吸收外来翻译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到翻译的原理、单位、层次、语篇、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诸多方面，并将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文体学、符号学、对比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篇章分析学、文章学、修辞学和文化学等众多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翻译新论涌出，如：刘宓庆的翻译与语言哲学理论、周方珠的翻译多元理论、李运兴的语篇翻译理论、包惠南的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理论和金惠康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
但必须指出的是，一开始我国译学界对国外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的迹象并不十分敏感(孙致礼。2005)。依然执着于“怎么译”的探讨，只看到理论的指导作用，却看不到理论的认识作用，缺乏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动力：另外，片面强调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自成体系”。忽视了中外翻译理论的共通性。对翻译界来说，也许从现在起应该跳出狭隘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上的研究，而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去研究翻译，这样会更有意义。
语言承载着思想，承载着文化，它是思维的外壳，也是文化的外壳，又具有审美内涵。在翻译文化转向理论研究的同时要警惕陷入另一个误区。即不能为了强调文化传真而不顾原文本的文字美学层面；对翻译文化转向不应是作孰是孰非的争论。而是用语言学理论做更多的实证研究：在对待文化转向的理论上，我们应更多地思考传承性与融合性，应有超越。思考如何结合中国传统译学思想。更多地挖掘、整理、消化，产生新的见解，形成中国文化翻译学说的体系。
总之，从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反思翻译学的问题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它一方面能填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可以以中国学者的研究实绩来和国际同行进行讨论，从而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高度。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翻译无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对翻译的研究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具有对其他学科的普遍方法论指导意义。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最本质的进展是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探讨翻译与译人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这是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也应该是中国翻译研究的方向和追求。
世说新语翻译范文第3篇
美国图书市场价值375亿美元，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市场，每年推出图书30多万种。然而，翻译图书的数量却很小，只占图书总量的3%。相比而言，法国翻译书占比最高，达17.3%;德国也不逊色，市场购买最多的小说是翻译小说，占比12%。
美国翻译书市场概览
3%的比例是鲍克公司（Bowker）统计出来的，依据源于罗切斯特大学2007年创建的百分之三网站（Three Percent），对翻译书和命名后被引用的统计。据鲍克公司2013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出版传统图书304912种，其中翻译作品占3%共9150种;而法国的翻译图书占17.3%，仅2012年，译书就有11313种。另外，美国3%的译书是包括了各种书籍，甚至包括以前翻译文学大师的新译本。非小说类（旅游指南，哲学，经济学，传记，等等）是最大的一类，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戏剧）在译书中的份额还不到三分之一。
一流译作者认为：翻译作品占比低，折射出多样性文化的缺失。“国际文学能通过新主题、新结构、新风格、新写作方式重振文坛，相反，美国作家只能彼此重复没有新意的未来。”这是百分之三网站创始人Chad W. Post在罗切斯特大学公开信中的表述。
美国笔会首创国际文学节――“世界笔者之声”， 2005年在纽约开幕，目的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学翻译”。在为期七天的笔会上，谈到翻译写作在美国惊人的缺乏，成员普遍感到失望，这种缺失某种程度也伴随着美国文化和政治的孤立。不过文学节一直强劲地持续到今天，2015年5月4日至10日，来自30个国家的100位作家聚集一堂，重点关注的是非洲文学文化。
反对译书论点
尽管独立出版商推出了不少优秀国际文学作品，业界反对者仍普遍认为，英语国家应该有更多翻译书。 2014年10月，英国Bloomsbury出版执行董事，直截了当地对非英国出版商说“不要奢望卖版权给英语出版商”。他还建议国际出版商自己制作英文版，而不是出资雇佣英语编辑。通常机构内部翻译对国际书商打入新市场是个机遇，而按需印刷和电子发行更能促进其进程，但没有当地的市场营销和发行体系支持，在美国大量销售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观点认为，美国市场是文学之声和民众之声的大熔炉，出版市场网站（Publishers Marketplace）的创建者Michael Cader认为，美国作家有各种不同的背景，足以代表不同的声音和文化，言下之意就是不需要外版图书。
原版图书产地分布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编写的译文图书累积索引显示：1979到2009年间，100个成员国销往全球的译书排名：英国排榜首（1264943种），法国第二（225745种），德国第三（208060种）。
美国三十年间翻译最多的五种语言分别为：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目前仍然继续这个态势。据百分之三网站透露，2014年，587种译书中排名首位的是法语（106种），其次为德语（85种），西班牙语（67种），意大利语（36种）和阿拉伯语（31种），俄语和中文同为（28种），还有瑞典语（26种），葡萄牙语（22种），日语（19种），挪威语（16种）。
“翻译索引”揭示了美国三十多年的译书状况，数据显示1982年各类型译书的数量是1174种，2006年为2289种。总体而言，译书最好的十年是上世纪90年代，每年约2000种。需要指出的是“百分之三”网站与UNESCO关注的类型不同，该网站是仅从文学作品（即小说和诗歌）来统计译书的数量，2008年（360种）到2011年（370种）基本变化不大， 2012年，数字跃升至453种（环比增22.5%），2013年升至541种（增19.2%）;2014年587种（增8.5%）。
美国书展国际事务主任Wischenbart认为，过去二百年，作者找编辑是一对一，而现在，电子通信方式改变了国际图书的提交和接收，网络让翻译视野放开且方便快捷。
国际图书出版困难
美国大多数编辑不读外语，依赖于第三方报告，获得一个信任的翻译。无法阅读其他语言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有译者认为翻译作品被写两次，先作者，后译者，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最认真的翻译也会偶尔犯错，所以编辑没有必要懂外语。但Europa Editions出版社的主编Michael Reynolds不以为然，他认为重要的是要读原著，这样你可以得到源头信息。不读原著的情况只发生在美国，在欧洲，大约60%的原著目录包括英文翻译。翻译永远不如原著，也许做些小改动更能迎合市场，但是，不意味着它会变得更好或更坏，只是表述不同。
2003年，吉尔（Jill Schoolman）教授创立了群岛出版社，该社不以营利为目的，出版经典与当代世界文学的优秀作品。吉尔觉得翻译在美国“几乎处于历史低点”，大商业出版机构在文献翻译的边界外，对其关注度很低（认为风险太大，翻译太贵，不愿销售），所以很明显，许多世界主要作者的精品在美国没有被翻译。
译书高成本及变通
在美国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作翻译比买原著更昂贵。所以编辑们不进国际市场，不关心发生什么，也不主动寻求书籍，只是等待，通过中介获知市场运作，所以耗费大量资金，无形中也推高了翻译成本。
当然也有些变通方法：先获得原版书的世界版权，然后向他国出售翻译权，这样似乎更赚钱;所以，有书商愿意购买英语世界版权，然后将原文译成英语，卖到世界其他英语地区（如英国和澳大利亚）。如果一个英语国家的出版商使用你的翻译，他们必须支付一半的费用。
还有，当某国难觅译者，最终可能使用英译为基础出版物，比如罗马尼亚，想出版一部日本小说，但缺人手翻译，也会付少量的钱选择英文翻译。
销售平台短缺
相比美国的本土作家，外国作家缺少博客，缺少社交媒体推荐自己的书，无平台的外版书在出版市场销售上就是软肋。
欧洲版本喜欢在封面创造品牌识别，如很多法语平装书，五颜六色是其一大特点。
各方筹措支持译书
出版行业支持
近些年，美国开始重视翻译图书了。2014年美国图书博览会（BEA）首次设翻译市场专区，现场展示翻译图书。该博览会传统的“全球市场论坛”计划，通常集中讨论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次是以美国为特色的一天会议，专门研究国际专业人士的专业翻译。接下来的一年，全球市场论坛要专注另一国家，即中国。
2015年，翻译市场再次在图书博览会上出现，且首次设小说和诗歌最佳翻译图书奖（BTBA），5月27日宣布了获奖者名单，残雪的《最后的情人》，由安纳莉丝・芬尼根・瓦斯曼从中文译出，捧走小说奖; Rocío Cerón的《透视画》，由安娜・罗丝旺从西班牙文译出，获得诗歌奖。该奖2008年创立，是由百分之三网站颁奖，获奖作家和译者可获得5000美元现金，这是迄今美国翻译文学奖的最大奖项。
是版权目录管理国际平台，6年前由联合图书展（CBE）和《出版商周刊》合资创办。2014年5月，开始为151个国家的9000个用户提供网上直接购买和销售版权业务，今年2月的用户统计中，美国1462名会员出版商中，有493名有意购买国际版权。
2014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期间，pubmatch和英国知识产权授权单位合作，在《出版商周刊》上推出“全球版权报告”新闻稿，每隔一周发送国际畅销版权图书，预测国际版权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消息和对国际编辑的采访。2015年5月，《出版展望》（Publishing Perspectives）期刊也发起了类似的活动，增设“国际版权版”的月度报道专栏。
总部设在巴塞罗那的法国Kirchoff，专门做法国、德国、捷克共和国、西班牙、希腊、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魁北克）等国的儿童图书，Kirchoff已经看到市场的变化。她说法国是她最好的客户，其次是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但她一直在向美国销售更多的图书。她说，五年前在博洛尼亚年度儿童展会上根本看不到美国出版商，但现在，美国出版商都在寻找豪华类型的欧式礼品书，如美国插图画家克里斯迪贾科莫（Kris di Giacomo），将其公司总部设在巴黎，并在法国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
拨款与奖励
现在，许多国家和不少私人机构都在主动提供拨款奖励，支持收购版权发展翻译事业，同时对印刷成本给予支持，也有一些金融援助地点横跨美国各地场馆。美国还与法国合作推出法国之声奖，接受译者、文学人和出版商提交的作品。该计划的目标是创建一个美国出版的系列图书，并能代表法国当代各领域最好的作品。2013年，12种图书得到了法国之声奖，其中之一是《圣母尼罗河》，由Scholastique Mukasonga著，Malanie Mauthner翻译，2014年9月在群岛图书公司出版。
俄罗斯通常将年度获奖书译成英文，政府提供全部或部分购买版权的费用，翻译费全部或部分用于支持非小说类书的印刷。普罗霍罗夫（Prokhorov）是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在2013年，提供了98笔资助款给小说和非小说出版商，将世界各地外版书译成俄文，其中有12笔给了美国出版商。
每年11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召开的沙迦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仅翻译拨款就达30万美元，该经费大部分用作阿拉伯语翻译，余下5万用于其他语种翻译。
还有一些国家，主动拨款支持在美国出版外版书，这些国家有：巴西，加泰罗尼亚（区域内的西班牙），丹麦，芬兰，希腊，冰岛，韩国，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瑞典和土耳其。
美国机构同样也为个人翻译者提供拨款，主要针对那些事先没有出版翻译合同的人，旨在鼓励相关的国际作品问世，成立于2003年的笔/海姆翻译基金（PEN/Haim Translation Fund），可以提供2000-4000美元用来支持小说、诗歌或戏剧作品的翻译。2014年，来自世界各地的15名译者得到此项拨款。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是独立的联邦机构，支持国民参与艺术社区创新等各种活动，并专门拨付一笔奖金（1.25万美元或2.5万美元）资助散文、诗歌、戏剧作品的英文译本的译者。早在2006年NEA主席就强调，“翻译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在美国出版社出版的新翻译作品，被视为边缘活动的迹象尤其显著，支持翻译，只是艺术基金会为美国人探索世界各地的作家，扩大文化对话交流提供机会。”
虽然美国市场对投资翻译图书有些勉强，不过很多看法其实并不客观，翻译成本高的确是个问题，但是相比投资一名成功的美国作家，付费出版一本好的国际图书的成本会更低。所以规模较小的独立出版商，依靠低成本出版高质量的国际小说并不罕见。
如果语言是编辑的单一障碍，那么解决的办法，一是与译者密切合作，生产出迎合市场的书，二是降低风险，买已经完成和出版了的译本书比买未完成的手稿风险要低。
世说新语翻译范文第4篇
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equivalenc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等值”。于是就有人便在“等值”上做文章。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为此，在翻译中就存在“不可译”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等值”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翻译中是无“值”可“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偏低层次的翻译”和“偏高层次的翻译”，只不过是“直译”与“意译”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先进”，“落后”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翻译学进行探讨，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
世说新语翻译范文第5篇
关键词：选择性适应；适应性选择；翻译；鲁迅；翻译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H3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4-0105-05
一、引言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生态环境人手，将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译学研究，并以此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和哲学依据，选取“译者为中心”的基本视角，通过对翻译过程中“适应”、“选择”等现象的系统探讨”，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基本理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翻译适应选择论用“适应”、“选择”、“生存”、“淘汰”等基本原理和自然法则对翻译过程进行解释，证明了“适应/选择”学说可以用来诠释翻译活动的本质、过程、翻译的原则、方法和译评标准。
鲁迅一生从事翻译，坚持“科学救国”的译介路向，翻译的作品范围广，体裁多，数量多。本文拟从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角度出发，以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小说为个案研究对象，对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选择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进行诠释，并希望能为鲁迅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
二、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译者的选择
与适应研究概述
“适应”、“选择”、“译者”是翻译适应选择论的三个核心概念，“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译者的选择”。“适应”与“选择”是译者的本能，是翻译过程的实质，翻译是译者适应和选择交替循环的过程，如下图：
由上图可知，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适应”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去适应翻译生态环境(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选择”是译者选择对原文文本的理解及选择对译本的最终表达。由此可见，译者集适应与选择于一身，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正如尤金.奈达(Eugene Nida)在他的《翻译新视角》(A FreshLook at Translation)一文中所言，“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要做出成千上万次的涉及选择与处理的决定，以适应另一种文化，适应另一种语言，最后还要适应读者群”。从“原文一译者一译文”的“三元关系”流程来看，译者居中，地处“中央”，是“适应原文和选择译文的中枢”，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从而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
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的程度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它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某译品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就越高。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选择性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出“最佳翻译”。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小说的“最佳翻译”正是他不断选择、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与多维度(“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的结果。
三、译者选择性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译者要接受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但与此同时，翻译生态环境也在接受译者的选择，译者可以出于个人兴趣、翻译动机、交际目的等主观因素选择原文、作者、读者对象。其次，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所做出的选择可以选择全部适应、部分适应、或者放弃适应。所以，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是一种选择性适应。正是由于鲁迅选择、适应了处于主流地位的翻译生态环境――“科学救国”，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民众的需求，才出现了当时鲁迅选择译介域外科学小说的结果。
梁启超曾在《变法通义》中提及译书的三项举措，“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日，择当译之本；二日，定共译之例；三日，善能译之才”，梁氏的“择当译之本”指的是译者的选材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予以译介是“译事的头等要义”。译者在“择当译之本”之时，为了实现预期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的社会功用，要在多元的翻译生态环境中选择、适应特定的处于主流地位的翻译社会环境。
通过考究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小说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我们发现鲁迅译介科学小说的取材适应了当时“科学救国”的社会环境。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感到了奇耻大辱，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则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国人的面前，救中国之亡须学习西方，正如严复所言：“富强之基，本诸格致”，“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认识到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科学救国”的积极支持者梁启超提倡“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以成文”。正因为科学小说具有“诱智革俗”、“睿发民智”、“启迪愚蒙”的功能，国内的知识分子大举翻译西方的科学著作，以传介西方科学的方式“启迪民智”，继而翻译科学小说成为时代大潮的强音，尤其是译介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在当时“科学救国”热潮的社会环境下，鲁迅开始选择创作和译介有关科学方面的论著。最初鲁迅作《说》、《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篇章，向国民介绍科学知识和阐明科学的重要性，正如鲁迅所言：“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鲁迅在创作科学论著的同时，为了适应国内“科学救国”的热潮，开始选译国外的科学小说。1903年鲁迅从日语转译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从上述《(月界旅行)辨言》中的一段话不难看出：鲁迅那时明确认识到清末中国小说“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甚多，而独缺科学 小说，欲开启民智，必兴科学小说。可以说，鲁迅早期的翻译带有明确的翻译选材之目的，即“别求新声于异邦”，选择那些可以影响和改造中国、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科学作品，以适应当时国内科学救国“必自科学小说始”的翻译生态环境。不久，鲁迅又译著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地底旅行》，《地底旅行》描述了一位科学家从火山口到地底进行科学探索的故事，鲁迅择译该书的目的是为了以通俗的科学思想来唤起人们对学习科学的兴趣。1904年鲁迅翻译了《世界史》、《北极探险记》及《物理新诠》中的《世界进化论》和《元素周期则》两章，鲁迅欲借译这些西方科学小说，以“尚武之精神”和“希望之进化”启迪群智，鼓舞民众，培养国人的科学精神，促使国人的崛起，挽救濒危中国之目的。1905年，鲁迅翻译了美国作家路易斯・托伦的科学小说《造人术》，该著作的主题思想给唯心主义的“神创论”以强烈的冲击，旨在启发国人的科学思想、“破遗传之迷信”。此后鲁迅也一直向国人强调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性，鲁迅指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又在《读书杂谈》中说：“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鲁迅将科学视为“改良思想”、“救助国民”的良药，但同时对科学长期未能改造国家而忧心忡忡，晚年在《偶感》一文中追忆到，“‘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从这段话可透视出：一方面鲁迅对“科学救国”持肯定态度，指出“‘科学救国’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另一方面对科学未能救国救民感到失望，痛惜“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同时也表明鲁迅将以更为纯粹的文学作品之翻译来洗涤国人的精神，以更强的力度来促进人们“改良思想”。
反抗外来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始终是近代中国翻译文学的主旋律，这一时代主旋律对于翻译主体的文本选择无疑具有重大影响。鲁迅译介域外科学作品的取材适应了当时中国“科学救国”的翻译生态环境，他精心选择翻译西方科学作品，利用异域意识形态来颠覆当时晚清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旨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由此可见，译者的“择当译之本”是译者选择、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的过程。
四、译者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
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过程中，“语言维关注的是翻译的文本语言表达”；“文化维关注的是翻译的语境效果”；“交际维关注的是翻译的人际意图”。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多维度适应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考虑译文语言形式、交际意图和文化内涵，但语言形式转换、文化内涵传递、交际意图转达也会随翻译生态环境中“典型要件”的不同而动态变化的。
1.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适应目的语世界的“语言维”，以实现“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为了适应当时汉语世界的“语言维”，即中国读者所习惯的传统文学的规范以及章回小说的结构和体例，鲁迅翻译科学小说时采用了“变译”的翻译策略，对原作的题名乃至框架结构加以中国化改造。“变译”策略分为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几种，“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变体是为了满足不同的翻译发起人和读者对信息内容和信息形式的不同需要”。从某种程度来说，“变译”之“变”不仅在内容上有取舍，更在形式上有较多的改变。“变”表面上是语言转换技巧问题，实质上是译者有意照顾目的语读者的“语言维”，以迎合目的语世界读者的内在需要。
鲁迅的译作《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形态。将原著的章节按照中国当时所流行的章回体小说模式重新压缩，如《月界旅行》原著为28章，鲁迅变译删减整合为14回；《地底旅行》原著有45章，经鲁迅变译处理得12回。此外，两部译作的每一章都有鲁迅自撰的对仗回目，如《月界旅行》第10回的标题“空山觅友游子断魂，森林无人两雄决斗”目录、《地底旅行》第5回的标题“假光明造物欺人，大徼幸灵泉医渴”目录。此外，鲁迅在翻译中常常对原作中人物的心理描写、科学知识的叙述等进行变译，采用“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的翻译策略，如在《地底旅行》原作中的梗斯是个没受过教育的猎人，鲁迅根据当时国人的语言习惯，让他的语言极富中国特色的汉语言，如：“上穷碧落下黄泉，吾独不怕！况区区火山乎？吾往矣！”由此可见，鲁迅根据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以及故事的可读性对原著的内容及其故事结构进行或删减或增加，变译为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模式，从而实现了汉语世界的“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2.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众所周知，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而任何交际活动都有一定的交际目的。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不但要转换语言信息和传介文化内涵，还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语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目标语中得以体现。因此，译者要充分考虑预期读者的语言接受能力，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在目标语中体现出交际意图。
就鲁迅译介域外科学小说的交际层面而言，其交际意图在于通过域外科学的介入使国人“获一斑之智识”、“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在译介《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过程中，鲁迅不仅用了浅显的文言文，而且还采用了意译的翻译策略，即文言文式的意译翻译路径。所谓“意译”，即“得意忘形”，译文并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要求译文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和意思。在翻译中当原文的思想内容与译人语的表达方式不协调时，译者经常采用意译来达到译文意思的顺利流畅的表达。
鲁迅后来回忆翻译《月界旅行》时指出，“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由此可见，鲁迅起初欲用“俗语”(即通俗的语言，也就是后来所指的“白话”)翻译，以减轻读者阅读的难度，使中国读者在阅读域外科学小说时“不劳思索”，但又觉得若全用“俗语”，会给人“冗繁”之感，很难达到“改良思想”的交际意图，故而选择了文言文式的意译，以适应在汉语世界传介域外科学思想的“交际维”，使国人“获一斑之智识”。例如在《月界旅行》中有这样一句译文“如君所知，光线 为气体所横截，则直的光线，必屈折而变方向。”此外，鲁迅的译著《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由此可见，为了适应汉语世界的“交际维”并实现“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鲁迅采取了“尽可能地不惊动读者，让作者去适应读者”的翻译路径，选择文言文式的意译翻译策略译介域外科学小说。
3.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过程，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对翻译而言，“掌握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还重要”，译者在进行原语语言转换的同时，还要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
在译介域外科学小说时，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输进新的思想观念，鲁迅提倡译文“异化”的翻译主张。在鲁迅看来，“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为比较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服，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挖掉他的眼睛”。这里的“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和“不削鼻挖眼”则要求译文保存原作的异国情调、洋腔洋调，其目的在于学习引进西方新的语言和新的思想内容，使国人了解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打开眼界，唤醒麻木的灵魂。原作《月界旅行》中出现大量的人名、地名等专名，鲁迅大多使用音译(transliteration)，如美洲译为“亚美利加”、俄罗斯的卢布译为“萝卜”。鲁迅采用音译法处理异域专有名词，说到底还是一种“异化”翻译策略，强调“在异文化中找出异质元素，表现文化多元性，突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并颠覆译入语语言中的价值观次序”，彰显作品本身的“异国情调”和“洋气”，以实现“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五、结语
译者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者，要想成功地实现翻译的社会功用，不但要选择、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而且要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多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涉及到文化维、交际维、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同时，还要注意三维转换的有机结合与平衡协调，因为成功的翻译能够体现“整体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D9 J鲁迅译介域外科学小说的目的是宣传科学知识、引介外国近现代的科学精神，视科学为提高国人科学知识水平、救助中国的一服良药和改造国人价值观的重要理性基础，希望通过科学的介入使中国人“获一斑之智识”、“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从而适应了当时“启蒙救亡”、“科学救国”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传达域外的科学精神，适应汉语世界的“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鲁迅译介科学小说时大都综合采用了变译、文言文式的意译、异化等翻译策略。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择当译之本”要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此外译者还要重点关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因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选材到文字都不脱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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