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心语
世说心语范文第1篇
[关健词]大话 顺应性 社交世界 心理世界
说大话（口语中常常叫吹牛）属于“说假”或非真实话语的一种。大话或吹嘘是在我们日常谈话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常常把它作为交际策略，在交际时总是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吹嘘起来。大话的表现特征就是夸大事实，也就是小的说成大的，把想的说成做的，把别人的说成自己的，把虚无的说成客观存在的。近几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说假（deception）的各种话语类型进行了研究。心理学家关注与“说假”相关的东西，试图揭露非真实性话语中言语及非言语的线索，他们试图找出影响加强或抑制人们识别谎言能力的因素。社会学家认为“说假”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学会恰当地撒谎是人类社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何自然，2004）社会学研究表明，说假与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文化的多样性、说谎人与被骗人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极为相关。而语用学的学者们常常把GRICE的合作原则中质准则来衡量话语的真实性。总结起来前人主要从心理学，社会学和语用学等几个角度研究。本文试图用Verschueren的顺应性理论对大话进行分析。
一、顺应性理论
Verschueren在1999年出版的《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一书中提出了顺应性理论，这是一套完整的语用学研究理论。维索尔伦认为语言的使用是语言使用者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上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其中包括语言形式和策略的选择；人类之所以可以进行语言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三个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这些是语言的基本属性，它们使得人类动态地使用语言成为可能。变异性指的是人类语言可供选择的种种可能，而这些选项并非一成不变。商讨性讲的是语言选择不是机械的，也不按照严格的形式和功能关系，而是依据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语言的变异性蕴涵语言使用的不确定性，那么不确定性会不会影响交际的成功呢？我们认为不影响，因为语言还具有第三个属性―顺应性。顺应性指的是人能够从所有可能的选项中做出商讨性的语言选择，从而使交际接近或达到成功。从宏观上讲，顺应的语境因素涉及与说话人相关的社交、物理、心理三个世界（于国栋，2003）。语言的选择必须顺应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这样才能实现交际的目的。本文将从社交、心理这两方面来分析作为交际策略的大话在交际中的顺应性。
二、大话对社交世界的顺应
语言运用的目的除了传达各种信息以外，说话人还需要通过使用语言来维持或改变一定的社交关系、权利关系。因此，说话人会通过不同的语言选择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说大话就是为实现这种交际目的而进行的策略选择，是对社会规约的一种顺应。
社会规约主要指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社会原则和准则，如权利、地位和社交角色等在交际中的规约性。例如：
里根政府在1981年宣传其经济恢复提案时声称：“该提案将降低税收30%，同时在增加国防预算的同时在三年内达到预算平衡”。当时负责预算的官员David Stockman在1981年11月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得不承认：“我们所有人都不清楚到底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这些附加的数字不过是一些特洛伊木马。”（见雅虎资讯《美国历史上最能撒谎的总统》）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陷入“滞胀”状态，在美国也是如此。失业率上升，私人资本投资的比率不断下降，通货膨胀加剧，这使纳税人的纳税等级上升，税负的增长高于真实所得的增长，人们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身为总统的里根为了扭转这一状态，收揽民心，他在对外宣传时采用了吹嘘的策略。事实上，税收不可能降低30%，当时经济不景气的美国也不可能把财政赤字在三年内达到预算平衡。但是为了维持他的地位，赢得民心，他利用了语言策略来实现他的动机。里根总统这样吹嘘是顺应了社会规约。
三、大话对心理世界的顺应
从表面上看，吹嘘者是为了炫耀自己，证明自己的不平凡，了不起。究其深层原因这与人的需求层次有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当基本的生理需求已经满足后，人们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试想如果一个人如果没有取得成就，或者说一事无成，他又想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和赞许，说大话可以使他得到暂时的心理满足。大话正是说话人追求尊敬的需求的表现。尊敬的需要是指自我尊重、被他人和社会尊重。吹牛者的心理动机是要得到听话者的赞许，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易锦海，1999）
言语交际无疑是心理间的交流，语言的选择受到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心理世界（包括他们的个性、情感、信念、愿望、动机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话语的需要和说话人的心理世界是要相互顺应的；同样，说话人做出的语言选择还要顺应他在心理世界中对听话人的评价。这种评价应包括听话人的个性特征、感情投入、信念系统、愿望，说话人还要对听话人存在的动机和意图等因素做出判断（Verschueren,1999）。例如：
面试者：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
求职者：我十分看好贵公司所在的行业，我认为贵公司很有发展潜力，又十分重视人才，而且这项工作很适合我，相信自己一定有能力把它做好。
面试官试图从这个问题中了解求职者的动机、愿望以及对此项工作的态度。求职者在这里的回答也算是“投其所想”。求职者首先把公司的前景吹嘘一番，他对公司的吹嘘正是顺应了面试官的心理世界（你能在这么有发展潜力的公司工作，说明你很有能力也很有发展前途）。然后求职者又把自己吹捧一番，说明他很有能力，能胜任这项职务。这样说话人（这里是求职者）既顺应了听话人的心理世界，又顺应了自己的心理世界。
说话人选择语言的过程正是顺应自己和听话人的心理世界的一个动态过程，它不是按照机械的规则进行，而是一个以高度灵活性的策略和准则为基础的过程。因此，它的选择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说话人的选择是自由的，而听话人的选择也是自由的，一旦这种动态顺应未能把握好，就会产生误解，导致交际失败。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表明，大话常常被人们用作一种交际策略。说话人选择说假是为了要顺应说话人或听话人的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语言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不同的场合如果恰当地使用大话，能促使交际成功；反之，则导致交际失败。因此，说话者在说大话时应顺应自己的和听话人的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
参考文献：
［1］Verschueren,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Edward Amold Publishers Limited, 1999.
［2］何自然，张淑玲.非真实性话语作为语用策略的顺应性研究.外国语，2004，（6）.
［3］于国栋，吴亚欣.话语标记语的顺应性.解释.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1）.
［4］周四瑗.话题转换的顺应性研究.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2）.
世说心语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世说新语》 典故 李白 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是一个有酒有故事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期的名人隐士，逸闻帙事，文学思想都激发后世如李白、杜甫等文学创造的艺术甄陶。因此，本文以世说新语为例，论举李白诗中所用典故，一一爬梳李诗[1]创作时《世说新语》[2]对其的影响。
1.仕途失意化归后的通脱；《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开头句显用《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命室酌酒，四望皎然…….”中王子猷夜访戴安道之典故，以及“中途不遇人，直到尔门前，”（《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虽然剡溪兴，不异山阴时”（《秋山寄淮雪赠傅\》）等9首，写出名士率情任性的气度与通达豁朗的人生态度，或多或少倾诉其虽飘忽峥嵘的现实遇境亦超脱荣辱，乐观的生命气力与通脱。
2.山河梦碎，物是人非的喟叹。《世说新语・夙惠》中“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晋代原都长安，永嘉之乱南渡，此时晋元帝改都为金陵，才有了“不见长安”之叹，而唐因安史之乱与此情况相似。因此，李白引用此典，触景伤情而喟叹佞臣挡道，报国无门之殇。
3.壮志一身消解后的逃避心态。《世说新语・识鉴》“谢公在东山蓄妓……”此句被李白化用最多，包括“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忆东山二首之二》），“谢公自有东山枝，金屏笑坐如花人”（《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等余9首。皆借用谢安东山养歌妓，聊娱作乐的同时也能入世做官为民解忧，其以谢自比，虽遭奸佞馋毁，离开长安，但仍怀济苍生的凌云心志。如“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之二》）。然而总体来看，李白自比谢安，他因此也选择了一条逃避之路。
4.《世说新语・任诞》“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一时醉，径造高阳池。……”李白诗中“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襄阳歌》）“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江夏赠韦南陵冰》）“醉上山公马，寒歌宁戚牛”（《秋浦歌十七首》）等等。魏晋时期是一个风度与酒秉存的时期，于此，李白诗是一个不尚离酒的特性，诗人用直率的笔调，勾勒出天真浪漫的醉汉形象，达到绘声绘影的程度，反映出盛唐社会生活生动活泼的一面。[3]
5.《世说新语・言语》中“澄以石虎为海鸥鸟”该句化用《列子・黄帝》中“鸥鹭忘机”的典故，比喻淡泊隐居，不以世事为怀。而李诗“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江上吟》）借物言志。
6.《世说新语・言语》“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李诗“今日逢支遁，高谈出有无。”（《赠宣州灵源寺》）“谑浪肯居支遁下，风流还与远公齐”（《别山僧》）用典此句。
7.《世说新语・雅量》“谢太傅盘恒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写到谢安与孙兴一行人到海上游玩，适遇风起浪涌，孙等人十分惶恐，但谢安兴致正高，神色悠然。时人敬佩其气量，认为他能够镇抚，安定国家。李诗“安石泛溟拢独啸长风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则用此典。李白常以谢安自比，希望像其一样，能够有气魄济世安邦。同时，李白对谢澹然隐居也予以赞赏，表征在其诗“云游三十年，好闲复爱仙”（《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则借用《世说新语・巧艺》“谢安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但恐不免耳”，谢安有隐居之志，无出仕之心。
8.《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大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表现谢灵运隐居诚心诚意，不慕世俗之心。同时，李白有大量刻画谢灵运的诗句，虽不能直接指出其引用此典故，但是，从其诗的内容与表现来看，或多或少与此有联系，诚如：“谢公宿处今尚在，h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种性格的形似，对谢的吟诵，更多的是对时代的不满和悲凉。
9.醉汉的眼光，自身的向往。《世说新语・容止》“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江崩”为山涛评论嵇康人格高俊之句。李诗“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则用典此句。李以醉汉眼光看世界，沉浸在潇洒与惬意之中。
10.壮志未酬，壮心不敌暮年。《世说新语・豪爽》“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李诗“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用典世说新语，表现李白渴望建功立业，然壮志未酬，似有美人迟暮之感。
11.时光流逝之悲凉。《世说新语・雅量》“恒公伏甲设馔……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表现谢安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气度和品质，李诗“彼亦一时，此亦一时，浩浩洪流之咏何必奇”（《东山吟》）以谢安自况。全诗贯穿其对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感慨。
12.嗟予落魄江淮久，内心的解脱。《世说新语・容止》“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孙兴公评支道林威严的眼神里透露出直爽。“意清净，貌棱棱。亦不减，亦不增。”（《僧伽歌》）用典此句，表现僧伽心意清净则外貌凌徇，为其“嗟予落魄江淮久”达到内心的通解和解脱。
13.为友人送行时的嘱托。《世说新语・容止》“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句，李诗“黄金狮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谈重玄”用典此句是给故人的嘱咐，为临行的好友指点当时王孙公子的喜好与唐王朝崇道的思想风气。
14.临别赠诗。《世说新语・容止》“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被“朝见裴叔则，朗如行玉山”（《赠裴十四》）以晋之名士裴叔则喻裴十四，称赞裴十四容仪之俊美，颂美友人，引为知音。照见自我。
15.共同的志趣。《世说新语》“何平叔注《老子》……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李诗“著论穷天人”（《赠叁寥子》）表达共同的志趣。
16.《世说新语・简傲》“嵇康与吕安善，没一相，千里命驾”嵇康和吕安是好朋友，每当想念对方的时候，那怕是远隔千里，也要乘车前来相会，李诗“不取回舟兴，而来命驾寻。”（《赠崔侍郎》）表达此理
17.处境的不顺。《世说新语・忿狷》“桓宣武与袁彦道樗蒲。袁彦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意思是桓温和袁彦道，袁彦道掷五木的采数不合心意，就把五木扔掉。李诗“五木思一掷，如绳系穷猿”（《赠别从甥高五》）暗指自己穷途末路，真想像一样奋力一掷五木。
18.《世说新语・赞誉》“孙兴公，许玄度公在白楼亭”李诗“手秉玉麈尾，如登白楼亭”（《赠僧崖公》）描写僧崖公手持玉拂尘，修道高深。
19.《世说新语・赞誉》“谢太傅未冠，始出西，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后，苟子问曰：‘向客何如尊？’长史曰：‘向客，为来逼人。’李诗“微言注百川，信可听”（《赠僧崖公》），僧崖公精深微妙的言辞如水流注入百川，娓娓动听。是对其的赞誉。
20.《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猿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因为恒公被母猴爱子心切所打动，悲悯母猴失子之痛，厌恶捕猿者的冷漠无情，所以下令罢免了那人。李诗“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赠武十七谔并序》）为“酒酣感激援笔而赠”。
21.人生不畅，宵小作对。《世说新语・容止》“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指两个品貌极不相称的人在一起。李诗“登龙有直道，倚玉阻芳筵”（《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用典指总有宵小做对。
22.烦闷诵书吟诗予以排遣。《轻诋》“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据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而这里李诗“闷为洛生咏”（《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指自己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
23.人生苦短的感叹。《世说新语・简傲》“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李“闲倾鲁壶酒，笑对刘公荣。”（《留别西河刘少府》）表达自己虽像流水萍踪，随波逐流，但仍享受享受美好清明的生活。
24.留别感慨。《世说新语・简傲》“谢中朗尝著白纶巾，肩舆径至扬州”李诗“时乘平肩舆，出入畏人知。”（《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引典此句，是其留别感慨。
25.留别之慨叹。《世说新语・简傲》“王子猷自会稽经吴门，闻顾辟强有名园”李诗“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园”（《留别龚处士》）表达龚处士的栖闲隐居地，没有人世间的喧哗，竹径幽幽。
26.把酒食蟹赏景话乐事。《任诞》“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李诗“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螯”（《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及“蟹螯即金液”（《月下独酌其四》）一方面，李白和朋友们一面饮美酒，一面食蟹螯，话离别。另一方面，除了知己之事，还有国家的事，这一切好不惬意。
27.山川的壮阔美。《言语第二》“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曰：千岩竞秀，万合争流。”李诗“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送友人寻曰中山水》）可以看出李白对自然深深的挚爱，其笔下的山川也具有动感与质感。
28.对族弟的美好祝愿。《世说新语・假谲》“因下玉台镜一枚……”李诗“玉台挂宝镜，持此意何如”（《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表达李白对族弟的美好祝愿。
29.对北征的人赞美和祝愿。《雅量》“郗生可谓入幕宾也”李诗“入幕推英选”（《送梁昌公》）化用此典，表达对梁公的赞美，希望其能快捷频传。
30.对赴西京的二从弟的赞誉。《赞誉》“平舆之渊，有二龙焉”李诗“复羡二龙去”（《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表达对两位从弟的赞誉。
31.与友人的愉悦之境。《容止》“庾太尉在武昌，秋夜起佳景清”李诗“风流在武昌，庾公爱秋月”（《陪宋中丞》）表达此时的愉悦。
32.悼念亡友。《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奏《广陵散》”李诗则在“琴存人已没，谁传《广陵散》”中引用，借此来悼念亡友。
33.排忧解难之地。《任诞》“便令种竹，……王啸良久”李诗“爱竹啸名园”（《题金陵王》）表达此地能够消除郁闷和排解忧愁。
综上所述，李白是一个用典的大家，其实不仅旁征博引《史记》《太平广记》《诗经》，而且其天才型的文学才华将其变成了诗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玄言清谈，任情通脱，对李白诗及个人浪漫的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诗对《世说新语》用典也是一次对文化的再创造和继承，使得《世说新语》不仅仅局限在魏晋的特定时期，更对唐代，乃至今天的文化塑造有不断的生成力，因此，李白不仅是用典的高手，更是文化继承与创造的能手。
注释：
[1]本文引用李白诗歌时均引用[清]王琦注，刘建新校勘：《李白诗歌全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2]本文在引述《世说新语》时，如无特别注明，均引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世说心语范文第3篇
关键词:顺应论;外交话语;语用模糊
外交辞令指的是在外交活动中谈论较尖锐或较敏感的问题时所使用的经过慎重考虑的措词。一般来讲,外交辞令是一种正式、保守、准确的说服性语言,但出于说话者的立场和语言表达的策略需要,说话人常常故意使用一些含糊其辞的言语,保证发言稳妥、严谨、灵活、礼貌和高效,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使外交活动顺利进行。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周恩来总理,在外交场合中恰当地运用语用模糊,使其话语得体、适当,具有超凡的言语魅力。本文从顺应论的视角对周恩来总理的外交话语中的语用模糊进行分析。
一、语用模糊与外交语言
语用模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指说话人在特定语境或上下文中使用不确定的、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听话人表达数种言外行为或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的现象[1] 。它是说话人在很强的交际意图的驱使下所作的语言选择,使用该策略可以使语言表达更委婉、含蓄、礼貌。
语用模糊是从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的角度谈语言的不确定性,常常表现为间接指示语、模糊限制语、低调陈述和间接言语行为等手段的运用。语用模糊的现象包括约略(approximation),模糊(fuzziness),笼统(generality),两可(ambiguity),含混(ambivalence) 等,以及寓意表达,如比喻(metaphor),弱陈(meiosis),反讽(irony)和夸张(hyperbole)[2]。
外交语言是一种正式、保守、准确的说服性语言,其最普遍的含义是那种能够使外交官(家)措辞犀利而又不失谨慎和文雅的“谨慎性保留陈述”(Guarded understatement)[3]。外交语言非常讲究措辞和言语技巧,为了完成交流,外交家必须既要有所言又要有所不言,因此“建设性模糊”可保证发言稳妥、严谨、礼貌、灵活和高效,以解决外交难题,达到最佳交际效果,正如何自然教授所讲,“该精确的时候要精确,该模糊的时候要模糊;精确之中有模糊,模糊之中有精确——这是问题的起点也是问题的最终结果。”[4]正是由于语用模糊策略的大量运用才使得外交语言更具有得体性、简约性、幽默性、形象性以及灵活性的特点。
二、语言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由Verschueren提出,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是语言使用者不断做出语言选择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是出于语言内部还是出于语言外部的原因都是这样。从语言本身的特点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 variability)、商讨性( 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 adaptability) [5]。语言的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是指所有的选择都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是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变异性为顺应提供了可能,商讨性是顺应的手段,顺应性体现在变异性和商讨性之中,是语言使用的过程的核心。
根据语言顺应理论,语言的选择过程是语言结构与语境之间的动态顺应过程,不同语言结构的选择是语言使用者顺应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因素的结果。在选择语言之前,交际者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语境和交际目的,从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及物理世界等多方面进行考虑,并对话语做出相应的调整, 最后做出顺应交际的选择[5]。为达到顺利的交际,语言使用者在做出选择时需顺应说话人和受话人的心理世界。首先, 说话人自己的个性、情感、愿望和欲望等心理因素影响着语言的选择。同时,说话人的话语选择总是试探性地或成功地顺应自己对受话人的心理世界的评价。社交世界指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物理世界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系,时间指示关系包括事件时间、说话时空和指称时间。
三、外交语言的语用模糊分析
作为外交辞令的一种策略手段和言语技巧,语用模糊的特征具体表现在表层模糊,深层明确,从外交场合这个特定的语境来看,语用模糊是利用语言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交际策略达到明确其交际意图的目的[6]。根据语言顺应理论,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在一种高度的意识程度下,为达到交际的目的,对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进行选择顺应的结果。本文以周恩来外交语言为例,探讨其语言模糊所表达出的外交语言的得体性、简约性和幽默性。
(一)对心理世界的顺应
根据Verschueren的观点,心理世界主要涉及交际者的性格、情感、信念、意图等心理因素,语言的选择受到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心理世界(包括他们的个性、情感、信念、愿望、动机等心理因素)的影响[5]。语言的选择受到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的影响,说话人选择语言的过程正是顺应自己和听话人的心理世界的动态过程。 1971年,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该团有一名叫格伦?科恩的19岁的运动员进行提问:“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笑了笑说:“看来你也是个嬉皮士喽。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寻求真理的时候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想试试各种各样的办法。因此,我们是理解青年的想法的。”周总理还说:“如果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这是我们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合众国际社北京1971年4月14日电)。
周总理恰当地运用了模糊语言,漂亮且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委婉地指出我们的态度是“可以容许”,对它们的存在是“理解”的,以建议方式含蓄委婉地表达了我们的意见:“如果发现这样做不正确,就应该改变。”既顺应了听话者的心理,也维护了说话人的面子。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评价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与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对这些美国青年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
(二) 对社交世界的顺应
社交世界包括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这里的交际者不是抽象化和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他们的言语行为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5]。语言使用者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出于交际的需要,必须动态地顺应或遵守社会规约,受到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制约。因此说话人往往会通过语用模糊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顺应社会规范。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当尼克松走完梯阶,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便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总理的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总理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辽阔的海洋”不仅代表了中美之间的地理上的距离,更说明两国间相去甚远的政治观点和对峙25年这一漫长的岁月。随着两位领导人的亲切握手,这一切似乎都发生了改变。周总理的一个恰到好处的比拟,顺应了当时的社交场合,并充分体现中方改善中美关系的良好愿望和对美方友好姿态的欣赏。
(三)对物理世界的顺应
物理世界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系。就时间而言,它包括事件时间、说话时间和指称时间。空间指示即地点指示关系,它包括绝对空间关系和参照指称对象的相对空间关系[5]。采用模糊语言这种策略顺应物理世界就是避免第三者的干涉和参与。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对方说:“时间太短了。”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在周恩来总理的反驳中,在语言策略上对物理世界做出选择顺应,用了两个时间的对比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坚定立场都包容在寥寥数语的含蓄表达之中,充分显示了模糊语言妙不可言的表现力。
四、结语
语用模糊是指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为达到某种特殊的交际目的,把原本可以清楚表达的意思故意使用不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交际策略。在外交场合中,出于说话者的立场和语言表达的策略需要,说话人常常使用语言模糊策略。正是此语用策略的大量运用才使得说话者的语言更具有得体性、简约性、幽默性、形象性以及灵活性的特点。本文基于语言顺应理论,从心理顺应、社会顺应和物理顺应三个方面对周恩来总理的外交语言进行分析和探讨。分析结果表明,在外交辞令中切当地运用语用模糊可以保证发言稳妥、严谨、灵活、礼貌和高效,达到最佳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俞东明.语用学定义与研究范畴新探[J].浙江大学学报,1993(4).
世说心语范文第4篇
提 要：语境是言语交际中生成，实现并制约言语行为的相关因素的总和。不同语境对语言的使用产生不同的制约作用，并且决定语言形式的选择。本文采用例证法探讨语境与交际、语境与教学的关系，揭示语境对生活世界的实际意义。作为语用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语境研究会对生活世界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语境；生活世界；交际；教学
context and the living world: a further study on pragmatics
han bing lou qi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mudanjiang 157012, china)
context is the total sum of the related factors which are formed, realized and restrict the speech acts in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different contexts exert restriction on the use of language and decide the form of language in use. this paper adopts exemplific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xt and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the one between context and teaching to demonstrate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context upon our living world. as a new and further study of pragmatics, the study of context will exert further influence upon the living world.
key words：context; living world; communication; teaching
1 引言
语境（context）是语言运用的环境。任何语言的使用都在语境中进行（高小丽 2009：20）。从19世纪语境概念的出现到现在，它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语境作为语言学概念，是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1885年提出的，然而他的语境思想在语言学界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索绪尔在现代语言学中提及语境时，一般只用来指称单个语言项目前后毗邻的语音、词或短语，最多指在句子层次上对语词和句子意义有制约作用的所谓上下文，与语言外部环境基本无涉（thibault 1997：113-130）。这种语境构建是完全“内向”的，涉及范围狭窄。1923年，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首创“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 概念，超越了语言内部语境的界限，使“语境”包含与语言相关的外部世界的特征（malinowski 1923）。胡壮麟将语境分为“上下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胡壮麟 2004) 弗斯（j. r. firth）将语境分为语内语境和语外语境，指出人们的话语不能脱离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社会复合体，现代口语的每一段话都应该有其发生的背景，都应该与某种一般化的情境上下文中的典型参与者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在弗斯看来，语境分层次，最高层次的语境是文化语境（the context of culture），置身其中的语言本身也分为不同层次，每个层次构成其下一层次的语境（firth 1951：5）。韩礼德（halliday）将语境定义为“文本在其中展开的整个环境”，把语境归为场景、交际者和方式3个部分。他摒弃那种把语境仅仅视为起辅助作用的背景的传统观念，将其置于和语言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语境与语言互为前提、相互影响。他们认为，通过情景语境可以推测语言的功能，进而推测语言使用的语义结构。反过来，也可以从语义结构推测可能语境（halliday 1978：5）。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比较强调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他认为，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语境的构建也呈动态的发展和变化趋势，语言使用者不是完全被动地受控于给定的语境，而是能够借助包括语言在内的种种手段生成、改变或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语境。维索尔伦的交际语境包括4个方面：语言使用者、心智世界、物理世界和社交界。在维索尔伦看来，语境的根本特征是动态生成性。语言使用者能够在交际过程中迅速转换不同语境框架，这使得语境更加复杂，语言使用者可能常常置身于多重语境中，语境随着语言事件的推进而改变（verschueren 1999）。
2011年韩 冰 娄 奇 语境与生活世界：语用学发展新探第1期
可见，语境的理解经历了从相对封闭、静态、外在、与语言相分离和对立转向开放、动态、交互、与语言互嵌和交错的不断发展过程。语境的研究方法从传统转向认知。即便如此，学界对语境的认识还是取得了一些一致看法：语境制约着语言单位的选择、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本文以维索尔伦的交际语境理论和刘宓庆的语境意义研究为基础，使用实例，从语境与交际和语境与教学两个角度出发，探讨语用学发展的一个新领域——语境在生活世界中的作用及对生活世界的影响（于林龙 吴宪忠 2009：21-24，徐海铭 2009：1-8）。
2 语境和交际
维索尔伦认为语境在语言使用中生成，并在许多方面受到制约。换句话说，除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外，语境是在听话人和说话人即存现实关系的互动中产生的。语境并非在交际发生之前给定，而是在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动态生成，语境会随交际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更。交际者在这种语言环境中获得对交际言语的理解，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语境感受不同（verschueren 2000：109）。
语言的使用相对于语境而存在。失去语境，语言就失去依托，交际双方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语言使用必须适应语境。说话人选择适当语言的过程是动态的，他须要尽量使自己选择的语言顺应自己和听话人的心理世界（皮德敏 2008：22-25）。
网
语境还有情景意义。情景意义的范围很广，几乎涉及言语交际行为的各个方面，包括以下功能因素作用于语言结构各层次而产生的意义：（1）言语的交际目的，涉及意义产生的语用机制；（2）言语交际的对象，即所谓接受者因素；（3）言语的交际场合，即所谓交际的时空因素，也涉及形式意义和文化意义。
说话人在交际中尽量使自己不被误解，避免错误表达。“不论我的言辞在逻辑上多么正确无误……如果它使我的听话者人困惑或者误导听话人，那么我的话语将无法达到它应有的效果：我将无法交流我心中所想。”（jacob l. mey 2001：69）只有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交际双方才能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如果光凭说话人自己的主观想象，不考虑自己的言语是否从实际出发，忽视对方的想法以及对方是否期待自己的言语，那么交际注定会失败。
维索尔伦的交际语境包括语言使用者、心理世界、物理世界和社交世界。本文用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作为实例，分别从这4个方面阐述说话人如何通过适应语境，发挥言语交际的作用，研究说话人的得体言语使用。
2.1 语言使用者
语言使用者是言语交际的焦点，在交际语境中处于中心地位，是交际语境成分中须要首要考虑的因素，因为心理、社交和物理中的语境成分都要靠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激活，发挥语言交际功能。在言语交际中，听话人的类型和数量从某种程度上决定说话人的言语使用。说话人可能需要随着听话人类型或数量的变化改变说话方式、口吻等。
奥巴马的就职演说总体上是成功的，得到了美国民众的认可。奥巴马切境的言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作为就职演说，听话人是美国全国民众。出席奥巴马就职典礼的观礼民众达数百万，现场民众人山人海，绕水池挤满两三公里长的国家广场，部分观众甚至爬到树上。远离舞台的观众只能通过散落在广场上的大屏幕观看。说话人面对的听众数量极其庞大，是一次公民而非粉丝的盛大集会，场合极其庄重，说话要用很庄重、正式的口吻。而且交际对象涵盖美国社会各个年龄层次、社会层次、知识层次和价值层次。奥巴马在进行语言选择时，要顺应所有这些因素，故意避免花里胡哨，用词很坚定、很简单，句子很短，符合当时的庄重语境。其次，奥巴马使用最佳状态的腔调、气度及抑扬顿挫，以便激励全美国人民。最后，他以朴实、动人的语气为主，话语准确流畅，文体为典型的演说文体，是规范的书面语。
2.2 心理世界
语言互动是心智与心智之间的交流，心理世界成为交际语境的第二个组成部分。进入交际语境的心理因素主要指交际者的性格、情感、信念、意图等认知、情感因素。在成功的言语交际中，语言使用要与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心智世界相适应。“心理世界语境是最深层次的语境，它对交际言语是否得体起着关键作用。”（verschuren 2000：123）言语必须符合说话人自身的愿望、动机或意图，同时要符合听话人的个性特征、情感投入和信念。适应听话人的心理能够帮助说话人拉近与听话人的距离，从而排除交际障碍，顺利达到交际目的。只有巧妙地抓住听众的心理，才能适应听话人的心理世界。
在奥巴马的演说中，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沙文主义，也没有做作的感情。奥巴马善于激励，尽管他总是对智者最有吸引力。他紧紧抓住了庞大的人群的注意力。面对金融危机，和前任闯下的大祸，奥巴马需要在亮相的时候展示自己的观点。在奥巴马历时17分钟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中，似乎找不到一句能够定义时局的经典语句，频频出现的是“国家”、“美国”、“新”、“人民”、“每个人”、“繁荣”以及“世界”这样的词汇。其演讲显然将自己的理想、面对的挑战及公众的希望融为一体。总统面对听话人处于经济危机和中东危局的不安情绪，抓住听话人的心理，朴实、低调，适应听话人的心理世界，用诚心打动听众，基本获得演说的预期效果，在言语交际的语境适应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2.3 社交世界
社交世界指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包括社会和文化规范。交际者为实现交际意图作出的语言选择必须符合社会交际规范和文化，顺应不同的交际场合、社会环境、交际原则和准则。和语言选择构成相互适应的社会因素的范围很广，语境适应的主要方面指说话人的言语要遵循特定场景，特定公共制度或特定社区特有的交际规范，符合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身份及其社会关系。公共制度为说话人界定的权位，使其能够指示、命令、允许等得到公认的高度认可，使说话人能够提供建议和咨询。反之，听话人若有了公共制度规定的权位，则使说话人语带请求或乞求，使说话人能够提供建议和咨询。
奥巴马就职演说时顺应其正式的社交场合，选择的文体和语体都很正式。讲话人面对的听话人是所有的美国民众，听话人能够允许、建议、咨询说话人。社会场景和公共制度决定的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关系，使得说话人语带谦虚。对听话人表示感谢，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等都体现说话人对社会世界语境的努力适应。这样的言语使用恰当得体，从而有效传达说话人的意图。奥巴马用“卑微”表达他面临重大任务的心情，突出其演说“责任”的特点，言语适境。接下来，奥巴马感谢选民对他的信任,感谢先辈们为了这个国家所作的牺牲，同时感谢布什总统为国家做出贡献和他在两届政府过渡期间给与的慷慨协作，表明自己治理国家的态度和决心。
2.4 物理世界
物理世界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上的指示关系和适应因素。另外，交际者的身体姿势、手势、外表形象、生理特征等也属于物理世界的组成部分。时间指示和空间指示是语言选择瞄定于物理世界的两种重要方式。（verschuren 2000）在时间因素的适应上，正确区分事发时间、发话时间和参照时间，恰当利用时间指示的不确定性，能使交际话语准确达意，而不致引起误解，造成交际困难。
奥巴马就职演说是在2009年1月20日，但是他的演说中没有特别指出具体日期，而是使用“今天”（today, on this day）等字眼，带有不确定性，能够营造美国总统宣誓就职典礼一贯壮丽喧嚣的氛围，鼓舞和激励听话人，同时给予他们一些想象空间，恰好传达就职演说这一主题的背景依托。时间指称的准确妙用正是说话人适应语境，促成交际效果的一种体现。
交际双方在物理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对于决定某些语言选择及其意义也有重要作用。在空间因素适应上，说话人自身在空间上的定位决定着说话的方式、响亮度。奥巴马站在林肯雕像前进行就职演说，林肯纪念堂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有一潭长618米的长方形水池。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1963年在纪念堂前发表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而19日恰逢美国纪念马丁·路德·金的节日。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的共同作用为奥巴马的演讲建构语境，他用坚定和崇拜的语气说道，“在我们正前方，一池水仍折射出（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折射出为让子孙能以人品获评判而浴血前行的民族荣光。“在我身后，坐着一位曾尽全力让这一天成为可能的伟人，正看着自己挽救过的联盟。”
说话人的手势、目光、打扮与其言语行为存在密切的联系。奥巴马就职演说时目光坚定但不乏亲和力，加强了言语行为的效果，达到预期的交际愿望。
3 语境和翻译教学
语境即“语言环境”，包括语场、语旨和语式3个重要因素(halliday 1978)。它们相互关联：语场体现语言的概括功能，语旨体现语言的人际功能，而语式则是语篇功能的具体体现。可见，语境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的思维背景，离开这种背景，其语言就无意义。在外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语言知识，还应重视语境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所起的作用。教师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还应重视语境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所起的作用，要给学生传授一定的语篇语境知识，以培养学生的“意义潜势”，从而完成逐渐从孤立、单纯的语言教学向语言教学与内容教学相结合的转变，使学生能够正确、恰当地应用语言，达到语言教学的目的。
语言情景是人物、事件、场景、时间、地点、上下文和社会文化等内外部条件的总和。情景教学就是这样一个基于丰富的语言场景而设计的动态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与环境互动，在丰富生动情景中完成复杂交际任务，从而丰富语言感受，提高语言迁移能力。
情景教学法集直观性、形象性、情感性于一身，将学生置于情景之中，通过某种气氛感染，让学生自觉看、听、说、感受,达到提高英语教学质量的目的。
展示情景最常见的是在每一堂课开始时采用对话形式，变化话题、情景和参与者。使用不同形式的情景材料为学习者提供便于理解的语言输入，然后提供新的举例和各种针对性的练习。情景内容往往接受行为主义方法，与视听材料结合，以培养正确的行为，也以语言习得理论为基础，采用认知和实验教学方法。准备充分的情景告示学习者了解操本族语者如何说话以及言说内容。
3.1 语境教学的文化因素
刘宓庆指出，翻译涉及从形式到内容、从语音到语义、从达意到传情、从语言到文化多层次、多方位语际转换。翻译首先是一门科学，有其本身的内部规律、行为模式、作用机制、工作规范和实施程序。从事翻译的人必须运用自己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同时，翻译又是一种艺术，有其本身的艺术法则、美学特征、审美意识系统和体验过程。从事翻译的人还必须运用自己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赋予自己的成果以美学价值。(刘宓庆1999 )刘宓庆的语境意义具有两个含义：一是词语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的意义。特定的语言环境给词的概念意义以某种调节，赋予它以某种联立含义或关联含义。二是语言还具有特定的社会环境。因此，语境意义还包括由交际目的、交际场合和接受者因素决定的以上4个层次的语义信息所具有的感情色彩、情态、暗含义等，统称为“情景意义”或“功能意义”。词的语法意义和搭配意义都属于词语的联立含义。
英国小说《抽签》中的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小说中的妇女抽到意味着死亡的签时，想要把签偷偷放回原处，被一中年男子看到，他说：
①be a good sport.
如何适境地翻译这个句子并非容易。大多数学生都翻译成“愿赌服输”、“要遵守游戏规则”等。这些翻译从内容上讲没有大出入，但是从翻译角度来说，并不确切。译者没有考虑到情景意义，忽略语言的思维背景和文化背景。而小说译文考虑语境因素，译成“别耍赖”。
3.2语境教学的语体因素
语言转换过程并不是对单独词或句子的翻译，而是在语篇语境制约下抓住原文内涵。每种语言都有不同语体，而不同语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每种语言的大部分词语用于各种语体，但也有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语体。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而有些词语只用于书面语。同时，交际者的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及交际心理不同，谴词造句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了解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很重要。翻译的基本准则是忠实，既要忠实原文内容主旨，又要忠实原文风格特点。概括讲，译文不仅要合意，而且要合宜。合宜，就要考虑语境。否则，译文就会违背原文的意思。翻译时，语体要和原文相呼应，以便更好把握原文内涵。例如：
②carlistle street runs westward, across a great black bridge, down a hill and up again, by little shops and meat markets, past single-storied homes, until suddenly it stops against a wide green lawn.(张培基 1980)// 译文1：卡莱尔大街往西伸展，越过一座黑色大桥，爬下山冈又爬上去，经过许多小铺和肉市，又经过一些平房，然后大街的尽头出现了一大片绿色的草地。译文2：卡莱尔大街往西伸展，越过一座黑色大桥，爬下山冈又爬上去，经过许多小铺和肉市，又经过一些平房，然后突然朝着一大片绿色的草地终止了。
我们在课堂上讨论两种译文。译文2是书中作者的译文，译文1是学生自己的观点，持有该观点的学生认为译文2的不足之处在于“终止”用来形容大街太突兀，所以改成“然后大街的尽头出现了一大片绿色的草地”。反复斟酌后，大部分学生依旧采用张培基的译文。原文强调大街的动态延展，其线性递进体现大街蜿蜒前行的动感。所以，译文2更符合原文的风格和意图，即合意和合宜。译文1最后一句的主语如果改为“大街的尽头”，就违背原文风格，失去连续性，合意不合宜。
3.3 语境教学的联想因素
廖传风明确提出在英语教学中运用语境教学法的措施。他概括语境教学法的特点：一是3重语境：话语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二是3重教学目的：培养学生的语言知识能力，培养听、说、读、写技能和交际能力；三是3重性：语境教学法具有生动性、联想性和制约性。可以结合现实生活和利用教材蕴涵的语境进行词汇教学，根据篇内语境预测和猜测篇章意义，利用篇际语境培养交际能力等。翻译需要想象力，学习翻译要具有联想和预测能力。(廖传风 2000：34)生动性指课堂社会化和交际真实化。联想性指语境教学法能使学生产生记忆联想。制约性指语境对语言活动的内容以及词汇、句子结构等的选择一般具有制约作用。语言情景是人物、事件、场景、时间、地点、上下文和社会文化等内外部条件的总和。情景教学就是一个基于丰富的语言场景而设计的动态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与环境互动，在丰富生动的情景中完成复杂交际任务，从而丰富语感，提高语言迁移能力。情景教学法集直观性、形象性、情感性于一身，将学生置于情景中，通过气氛感染让学生自觉看、听、说、感受,达到提高英语教学质量的目的。
③in the doorway lay at least twelve umbrellas of all sizes and colors.
翻译教学使用③的目的是为了解释英汉语结构上的差异：英语像葡萄，汉语像竹竿。这个英语句子虽然不长，但是如何把葡萄状的英语句子拆分成汉语竹竿句子，达到既忠实原文又通顺的目的，并非易举。在不加引导的情况下，学生会把它翻译成“门口放着至少12把各种颜色和大小的雨伞”。这种译文会让目的语读者读起来不舒服、不顺畅。于是，引导学生想象门口放着伞的情形，让学生想象进入真实目的语的语境，使交际真实化，然后再按照汉语思维方式和逻辑顺序翻译：“门口放着一堆伞，少说也有12把，颜色各异，大小不一”。可见，语境教学法的优势在于它的生动性、联想性和制约性。所以，在教学中应当讲述有关语境理论的知识，要求学生在实践中恰当运用这一理论，培养其语篇意识，提高其表情达意的能力。
4 结束语
语境无论在日常交际还是在外语教学中，都十分重要。作为语用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语境理论不仅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生活和工作（生活世界）中同样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理解语境知识，可以使语言使用者更清楚地理解语言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促进语用文化发展。
参考文献
高小丽. 罗素摹状语理论的考察与反思——以语境为维度［j］.外语学刊, 2009(6).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世说心语范文第5篇
在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作家中，江苏作家黄孝阳算得上是一个有抱负、有才情、“喜新厌旧”的作家，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能带出一种新的小说形制或文学形态，从《遗失在光阴之外》到《阿槑历险记》，从《人间世》到《旅人书》再到眼下这部《乱世》，作品风格的迥异，作品系谱线条的起伏，即使熟悉他的人都会备感讶异，同时更佩服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这股持续的探索和热情的“折腾”。作家不满足传统和前辈，甚至不愿重复自我，从而不断颠覆既往写作路数和向度，诉诸更新的写作方式和目标，这种“折腾”无疑具有可喜的探索精神，是作家对自我风格化的警惕。《乱世》无疑是孝阳“文学折腾史”中相当重要的一部作品。
《乱世》最初名为《一个人的战争》，后改名《民国》，出版时改成《乱世》，小说几易其名，三易其稿。它讲述的是民国故事，以国军营长、抗日功臣刘无果1946年回乡追查大哥刘无因的死因作为中心线索，以此勾勒出民国社会的政治图景：多种政治力量、帮派之间扎根南坪县，各色人物和势力竞相渗透，彼此之间钩心斗角，相互攻讦。从而以刘无因一案作为主轴再现了复杂交错的案中案、谜中谜，以及纷乱、血腥的民国乱世。这是一部很好看、很耐看的小说。熟悉《旅人书》的人都知道，《旅人书》是一部充满理趣和思想，交织着文化隐喻和现实症候的巨型文本。相对于《旅人书》的“加法”叙述，《乱世》则是做的“减法”，这种“减法”意味着作者有意识的“后撤”。尽管《乱世》仍然葆有孝阳对权力、生死、宗教等范畴的热情的言说，以及语言上的精致和结构上的俄罗斯套娃式的繁复，但《乱世》回归了有趣跌宕的故事，形象鲜明的人物，错综复杂但盎然有趣的情节线索。如果从写作目的来看，《乱世》究竟意在何为？作家本人给出的解释是：“我再回想撰写《乱世》的动机，视角会更加多元。比如，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我想证明这一点。所以它显得很奇怪；比如我渴望得到智性与德性双方面的奖励。智性方面，我试图邀请读者与我对弈，我在文本中留下了足够多的草蛇灰线；而在德性这块，我通过某几个人的价值判断，给出了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在复制成灾、文学面孔趋同的当下，孝阳拒绝加入众声“合唱”的写作，选择了一种有难度充满智慧的小说叙事。《乱世》是一次艰苦而复杂的写作，显示了孝阳对现代性叙事的苦心经营，显示了他开放式的文学理想以及小说的智性。
从小说的叙事来看，《乱世》无疑有着现代性向度的诉求。阅读《乱世》，首先遭遇的是开篇长达四页纸的“楔子”。“楔子”是古已有之的一个叙事手法，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放在两折之间衔接剧情，在明清小说中，常常放在篇首交代剧情。那么，《乱世》中，在这个民国故事的整体叙事之前，小说设置了一个关于这个故事的前史和诞生由来，其作用有交代剧情之用，但似乎不仅仅是交代剧情，因为女作者之死，小说是残稿等这些内容与剧情并没有直接关联。那么，如何理解楔子，如何理解楔子中这个身份不明、死因不详的女作家，如何理解小说的结尾，成为我们首先应思考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个女作者很可能就是作家的一种自比和另一重人格。作为写作者，这个只在小说的楔子中飘忽而至，而又倏忽走向死亡的女作家，她的身世和背景我们知道不多，但她是一个敏感的人，是一个也许遭遇了挫折、经历了荣光的人，在创作了这部残本小说后，她选择了自杀。这种肉体清零和告别生命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并不惊心动魄，在世俗中并不会激起多少波澜，然而，对于敏感的写作者，一定是在内心经历了暗流涌动、波涛汹涌般的挣扎，对于女作者和孝阳，大概都会有这样的过程。对于像孝阳这样一位视写作如生命的作家，让一个《乱世》的文本层面的写作者，瞬间逝去，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随意的叙事行为。我认为，女作者是作家的一个影子，是作家隐喻化的自我。女作家遭遇的生的无力感和肉体清零的选择，是孝阳关于生死命题的一种文学延伸。熟悉孝阳的人知道，他是一个具有哲学家气质和关乎哲学命题的作家，他的文论，他的访谈，他的自述性文字，以及很多小说都在专注地思考着生死，思考着作家如何用文字安置生死，如何抚慰生的迷茫和死的痛楚。女作家没有完成自己的小说而卧轨自杀，这种决绝和大时代下人的无力渺小，是孝阳对作家个人甚至作家群体命运的一种悲观或夸张的叙事。简言之，女作家的命运有孝阳身为作家的夫子自道，女作家的残稿以及被编辑所忽视的现实，与当下社会中作家处于普遍的边缘化和有意识的遗忘的处境，具有一种隐秘的对应关系。
孝阳非常看重叙事维度的多样性和事态走向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创作的诉求甚至表现在他对小说的楔子、尾声、跋这些细小环节的经营上。他自己说：“序与跋无非是一个供众人辨认我脸庞的标签，除了满足一些廉价的好奇心，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又有什么意义呢？”《乱世》如果跳过几千字的楔子、跋，直接进入故事，这个民国司法黑幕的故事照样会熠熠生辉。但孝阳选择了复杂，写了一个不知身世的女作者的死，并且不厌其烦地在尾声和跋中告诉读者自己对这种现代性叙事向度的理解。小说是在第二十章，即七顶山土匪联合城中袍哥会攻打南坪县政府的纷乱战火中结束的，第二十一章是编辑朋友（当然是小说虚拟的另一个人物）自己续写的。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原有叙事结构上，呈现了某种断裂——这种断裂当然是孝阳自己的有意为之，这种断裂用孝阳的话说是为了让读者“从一个大家都听起茧的套路中跃出，跃至一个广阔丰饶处”，女作家的“残稿”中断了小说的自由逻辑，使小说叙事逻辑不再理所当然或理应如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编辑朋友”参与了第二十一章的书写，其实，每个读者何尝不可以继续书写二十二、二十三章，直至无穷呢？因而，序、结尾和跋对于《乱世》，对于孝阳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面，蕴含了孝阳对现代性叙事的一种渴望和实践，这种努力针对的恰恰是要反叛经典的现实主义叙事逻辑和传统的叙事结构。因而，打破传统的封闭式、起承转合、有始有终的叙事结构，呈现叙事的多种可能性，甚至吸引读 者参与残稿之中，对没有完成的叙事内容和人物命运结局进行个人化的阐释，这是这篇小说借助于楔子、结尾和跋所要达到的另一叙事诉求。
二
解读《乱世》，“故事”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在《旅人书》中孝阳对于故事已经开始启用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方式了，因而，《旅人书》中的故事要么是抽去了逻辑关系的事象呈现，要么是因果中断的断片，或者是高度哲理化、象征化的抒情议论的载体。而《乱世》中的故事则呈现出明朗、具体、生动的特点。故事在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中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区别在于呈现的方式不一样。“传统故事的元素，如事件、情节、人物、环境都很集中，有场景感，活动方式，有连续和冲突，有发展过程与结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简单说，故事有可讲述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中的小说不是没有故事而是故事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他们不再相信故事整体的力量，不再相信时间的连续和逻辑的力量，简单说，现代人不再相信一个由故事组成的封闭空间。”因而，可以说，在信息爆炸与图像化、视觉化的当下，读者并不排斥故事，相反一个好的故事往往是文学或影视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是按传统的因果、顺序等范畴讲述故事，还是用现代主义的反逻辑、碎片化的方式讲解？显然现代主义的讲述方式对读者更具吸引力。孝阳对一般读者的“故事”情结及其弊端有着相当深刻的体认，他说，“当下的文本读者需要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故事的完整性，这种‘有头有尾’在碎片化生存的今天弥足珍贵，它帮助读者想象自己的悲欢离合。但这种经验的传递与情感的分享，是在追求一个更大的公约数，不可避免沦为陈词滥调的命运，无法提供真正的原创性与现代性。”因而，在《乱世》中，故事不是以传统的方式和面貌出现的，而是高度现代性意义上的。
《乱世》的故事主干是国军军官刘无果回到四川偏远的南坪故乡探亲，获悉感情甚笃的大哥无因已离人世，于是他和助手蒋白开始追踪案件的由来。随着他们的走访和对案情信息的积累，无因的死不是变得明朗和豁然，而是更为迷蒙和复杂。无因之死如同一个罗生门一样的事件，不同人的叙述更形成了关于所谓真相的罗生门式的复调声音。回乡伊始，刘无因的死因是经由无果的发小狗子建构的，狗子代表的是一般民众对这件事的理解：无因刚娶之妻周氏加害于丈夫，后与袍哥会老大罗秦明勾搭成奸。证据是周氏在丈夫死后藏身于罗秦明家中，数日后又去法院自首。随后，警察的解释是无因病重吐血而死。接着，刘府的管家五叔成为怀疑的对象，因为五叔很可能因贪念刘府的家业而动杀机。接着，少年杨二作为另一个“见证者”道出了刘无因是南坪县种植大烟的始作俑者，同时强抢民女周氏做妻。但在说书人的口中，刘无因是一个体恤民情，奉公守纪的抗日英雄。这样，随着无果对案情的了解越多，疑窦也逐渐增多。案情趋向复杂化的同时，大哥刘无因这个南坪县家喻户晓的“英雄”，其身份也变得可疑。刘无因究竟是一个英雄、功臣，还是一个种植鸦片、强抢民女的恶人？当然，事实与真相远非这么简单。随着李鸿远、王培伟、周怜花的依次叙述，人物的真实身份，各种势力和帮派的真实动机，以及刘无因的死亡原因逐渐清晰。收缴南坪县的藏匿烟土、大量钱财，以及寻找汪伪潜伏名单，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和众多人物丧命的原因。《乱世》中布满了太多的迷局，太多的机关，太多的悬念，当读者跟随着小说步入民国那段波云诡谲的历史深处时，备感云山雾海、惊心动魄而又妙趣横生。结尾处，《乱世》的内部真相和关系谱系无疑超出了很多读者的预期：王培伟和罗秦明是同一人；五叔和王培伟是父子；周怜花由于军统身份不得不杀了丈夫刘无因；刘无因因为游说土匪被施腐刑……在对历史之谜抽丝剥茧的阐释中，读者也似乎完成了一次思维的体操和心智的锤炼。
对于《乱世》来讲，呈现这样一个趣味、缠绕、智性的故事固然是一个方面，但通过这样一个其实是“不确定”的故事来表达一种多维度的叙事理想，是这部小说更为重要的一个诉求。《乱世》中的人的选择和结局，事情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是多样化而非单一的。比如，小说的第十章、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分别借助于梦境、幻觉、月光下的事实（全知视角呈现的一种现实可能）来叙述纷乱的案情和复杂的现实可能具有的发展向度，这种虚拟的现实一种构成了事物真相的一种可能。另一方面，小说让众多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各自独立又共同汇聚到刘无果这里。每个声音都从自己的角度参与解释谜底。因而，形成了对一个人、一件事的不同立场和见解。比如对于李鸿远的认识，周怜花认为李是一个对上舐痔捧臀之人，对下心狠如狼之辈。而五叔则认为他是勤勉用心的父母官。刘无果认为他是一个深谋远略、爱国恤民的人。再如，围绕刘无因的死形成了病死、精神错乱自杀、妇人所杀等多种见解。《乱世》在讲述故事时并非以某种先验的结局或真相作为故事的终点，《乱世》试图达到的实际上是提供一种开放的空间和叙事逻辑，让读者参与其中，完成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想象或填充。《乱世》的尾声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她好像是试图让文本从‘人之命运’的维度（而不是蒙太奇、拼贴、元叙事等现写作作技巧），摆脱单纯的线性，形成复杂的旋涡。而要理解这个旋涡的异乎寻常，就需要读者摆脱过去的阅读经验，不仅仅是去理解‘它说了什么’，还要能调动更多的智力与耐心，更深地进入到旋涡中，去重新连接，乃至于想象人物关系、因果变化，对现有这个叙事过程所拥有的种种维度，再做出只属于‘他自己’的呈现与阐释。”因而，从呈现故事的方式来看，《乱世》是用“反故事”的方式讲述故事。“反故事”质疑的是传统叙事逻辑，以及先验的因果预设和可预期的情节发展。“如果说经典叙事是核心的网络（或链条），它提供的选择途径中只有一种是可能的，那么反故事（antistory），就可以定义为是对这一惯例的攻击，它把所有的选择视为同等有效的。”“反故事”是典型的现代叙事策略，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小说打破了预设的 故事结局，使小说具有了多种可能性。这种手法，孝阳在《旅人书》中已经反复运用，其作用无疑是极大地解放了文学叙事，使小说文本空间大大拓展。
《乱世》的语言是充满生机和智性的现代汉语。有人曾问苏珊·桑塔格，什么是一个作家最应当做的。她回答说：“爱文字，为句子搜肠刮肚。还有注意这世界。”桑塔格所说的正是优秀作家对待文学语言必须具备的一种姿态和追求。当代汉语写作的危机其中之一是文学语言的危机。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开端，五四文化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出于政治改革和社会革命的需要，采取激进主义的立场，对古典文学和文言文采取的是整体否定的态度。这样中国新文学的语言实际上是从零度海拔起步，开始自己的语言现代化之路。“五四”的这场白话文运动对于后世文学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现代语言在俗与白的起点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充满动荡和意识形态的语境里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戴望舒、卞之琳、胡风以及后来的九月诗派对丰富现代汉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20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毛文体和苏联的政论式语言对建国后的文学语言形成巨大影响。五四时期语言的文白之争演变成语言的偏执化发展，到了“文革”，现代汉语已经发展成一种充满暴力和火药味的汉语系统。新时期之后，现代汉语迎来了解冻和变革。自艨胧诗人开始，中国的很多作家对现代汉语的解放和丰富做出了很多贡献。
当下文学中，语言的俗化、粗鄙化严重，很多作家放弃了语言的雅化、智性的追求。孝阳的《乱世》让我们读到了一种精致、雅化的智性语言，言白互渗而又清新脱俗。《乱世》的语言是非常考究的典雅语言，小说中的人物如县长李鸿远、法院推事王培伟、罗圈腿郎中，操持的都是具有文言气息的古典语言，即使是国军营长刘无果与其莽汉式随从蒋白，使用的也是极为典雅的半文半白的语言，除此，管家五叔，七顶山土匪刘富贵等人的语言，都是极有智慧的语言。比如描写幽静而又森严的李鸿远的处所，先写极其粗大的合抱之木给人以青黑之感和暑杀之意，然后细写人的触觉感知以及处所情形：
“人像是一下子浸入清水，连皮肤上的毛孔都立刻惬意地做起深呼吸。进侧门，眼前骤然一宽，飞檐翘脊，壁染朱红。大成殿丹墀左右，立有一对青石狮子。石狮头部略有破损，脊背处裂缝中野草生出，挑出几许荒凉之意。”
再如说理，极有理趣和对人生世态、宇宙万物的了然与参悟：
“世间事，大抵是笙歌鼎沸，然后曲终人散。”李鸿远一叹，“散是必然，聚是偶然。聚散之间便生出万千姻缘，托起红尘滚滚。彼地，你是叱咤风云的主角；此时，你或许就是一个死跑龙套的。又或者说，前一秒钟，你还被众生瞩目，后一秒钟已然横尸街头。”
描摹人与人之间的对峙和交锋，比如“五叔与狗子住了嘴，互相注视的目光里就有了十八般兵器。”三言两语将不学无术的狗子与管家五叔在对簿公堂时相互间的仇视勾勒出来，用语细腻而犀利，极具动作性。
《乱世》的语言有明清小说的谨严工整、精致典雅，尽管稍显繁复但充满了理趣和智性。用语谨严雅致的同时，小说时有幽默谐趣之语，比如：“已近正午，阳光跟牛皮拧成的鞭子一样，抽得人鬓角发汗，胸口处阵阵发烫。刘无果心中燥热，牙缝里溅出几字‘殿陛之间，禽兽食禄’。枣红马似觉得‘禽兽’两字是对自己的侮辱，咴溜溜一声长嘶提出抗议，扬鬃跃蹄，倒让守门团练士兵差点惊落了手中步枪。”
可以说，孝阳是用心经营《乱世》的语言表达的，他让这个民国故事拥有了民国文化语境和政治氛围，更让卷入了这场民国司法黑幕中的人都拥有了民国式语言。尽管我们已难以准确说出民国语言是怎样一种形态，但《乱世》中的人物语言以及叙述语言与小说构建的民国“知识地理”和文化历史版图已然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何谓民国知识地理和民国文化历史版图？阅读《乱世》，我时时诧异于小说对民国政治风云、文化历史、风俗传统的精细呈现，民国的历史旧闻、掌故轶事、风俗民情被作家信手拈来，分析民国基本时局、江湖帮派则鞭辟入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语录、以及蒋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四维”、章士钊为戴笠所题挽联等历史知识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民国风范和文化政治气息。尽管《乱世》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但小说建构的民国知识地理和民国历史坐标构成的民国历史语境是坚实而丰富的。阅读小说时我就不断在想，关于民国的这些细部知识的考古式征用一定耗费了孝阳不少精力，写这篇小说需要作家有相当的民国历史储备，一定需要阅读大量的民国史料，并收集相关素材，而这种钻故纸堆的事孝阳竟然做得那样认真，那样煞有介事——这是《乱世》非常扎实和迷人的方面，也是孝阳令当下很多以简单和浮泛态度从事写作的人感到羞愧的地方。
《乱世》是孝阳民国情结的一次演绎和释放，可以说，语言是他进入民国的一个重要方式，通过《乱世》孝阳试图在探索一种智性的现代汉语表达方式。这一点正如他自己所说：“语言不是纯粹的文笔，更不是所谓的堆积词藻。它是对世界的言说方式，就像白话文运动，所承载的是思想，是情怀，是另一种思维方式。要理解世界的意志及其表象，语言是渡江之筏。尤其是在当下，在这个语言被暴力与金钱渗透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探索一种白话的书面之美。”我想，在如今当代文学格局中，孝阳的这种语言自觉和《乱世》的智性而雅致的语言实践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当下很多小说语言乏味、无趣，有的是缺乏这方面的语言天赋和语言能力，有的是没有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而疏于对语言的经营和探索。优秀的作家应该保持对语言的敏感，同时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不断去丰富本民族的文学语言。为了版税和畅销书，为了迎合某种风潮而进行的某种语言实践和文学写作，无疑是值得警惕的写作立场。孝阳是一个用心写作的作家，在这样众声喧哗、作家居于时代边缘的时代，他弃易就繁，选择了一种有难度、有挑战的写作方式，努力让小说文本融合巨大的时代信息，尽量让文学语言具有诗意，让小说从简单、朴素回归到复 杂、典雅，孝阳的这种努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孝阳无疑是这个喧哗时代真正为纯文学守灵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