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七世纪范文第1篇

摘 要：日本古代的天皇世系话语出现于公元8世纪初期，此后经过多次变迁，到平安时代末期形成了“天神五代—地神七代—人王百代”话语。该话语的整体结构是受到中国三才思想影响，在“天神地祗”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天照大神的地神化的现实动因在于朝廷强调天照大神与天皇制的关系，凸显天皇制的神圣起源和连续性。关于“人王百代”，古代日本人曾经有过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解，一是认为“百代”意味着无限多代天皇，另一种则是“百王断绝说”。该说法一度给古代朝廷造成很大威胁。中世的世系话语演变为以天皇制为中心，囊括中国、印度历史的世界观，其中蕴涵了维护天皇制和宣扬民族优越感等两种意识。

关键词：天皇世系；天神五代；地神七代；百王断绝说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48-08

天皇制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天皇制“万世一系”也是从事日本研究的人耳熟能详的惯用语，其意义是指天皇的世系自起源到未来永远维系、永不断绝。日本传统上认为天皇制的永远延续，是由神的意志决定的，即有一则广为流传的神话，太阳神天照大神发出“神敕”说：“苇原中国当由吾子孙为王”，“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矣”，派遣其孙子琼琼杵尊从天上降临地面世界，建立了国家。天皇制包括很多侧面，本文是从天皇世系话语的形成与变迁的角度，来思考日本的天皇制。需要注意的是笔者使用“世系话语”一词，因为二战前的日本政权一直宣扬天皇的祖先是神，天皇世系中包括很多神，由此可见，世系本身不可能是史实，而且随着时展经历了很多修改，因此笔者称之为“话语”。如后文所示，天皇世系包括神代和人代两大部分，日本的史学界、神道学界对于天皇世系的研究也相应地各自围绕神代或人代独立展开。神代部分最新的研究动向是从“神统谱”的角度来把握，如井上宽司和上岛享的研究①。对于与人代部分有关的“百王断绝说”，日本学界虽然追寻了它产生的脉络，并且多数学者认为佛教的末法思想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它和神统谱一样都是天皇世系话语的一部分，如西田长男、大森志郎的论著②。有鉴于此，拙文拟从天皇世系话语这个大的框架来重新审视“神统谱”和百王断绝说，探讨天皇世系话语在古代到中世之间经历的变迁和发挥的功能。期望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一、天皇世系话语的演变

公元8世纪初期日本正处于效仿唐朝、建设古代天皇制国家的阶段，朝廷编纂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以下简称“记纪”）。这两部文献叙述的中心问题就是天皇家族的历史，其总体结构包括“神代”和“人代”两大部分。神代一共有十二代，指的是从天地开辟后产生的第一个神“国常立尊”（ 此外还有“高皇产灵尊”、“高木神”等称呼）到 “彦波潋武鸬鹚草葺不合尊”（简称“彦潋尊”）之间的神。其中从国常立尊到伊弉诺尊、伊弉冉尊（或者叫“伊弉册尊”）之间的七代神又有一个专门的统称，叫做“神世七代”。他们分为纯男三代和对偶神四代，纯男三代是指国常立尊、国狭椎尊和丰斟渟尊，对偶神四代的次序如下：

（1）泥土煮尊、沙土煮尊；（2）大户之道尊、大苫边尊；（3）面足尊、惶根尊；（4）伊弉诺尊、伊弉冉尊（简称诺、冉）。

在以上七代神灵中，伊弉诺尊、伊弉冉尊是最初的具有人的形体的神，二神结为夫妇，生下了地上的日本国土和包括天照大神在内的众神。天照大神以后的天皇祖先神有五代，分别是：（1）天照大神 ；（2）正哉吾胜胜速日天忍穗耳尊（简称“天忍穗耳尊”）；（3）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简称“琼琼杵尊”）；（4）彦火火出见尊 ；（5）彦潋尊。

彦潋尊以后就是人代部分，他的儿子就是被称为“人王第一代”的神武天皇。从记纪的记载来看，初期的世系话语有两个特点。第一，天照大神与天皇制政权的关系并不突出，其表现在于“天孙降临”的情节，目前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天照大神发出命令让琼琼杵尊降临地面，但记纪的相关记述却不尽一致。在《日本书纪》的正文中发出神敕的是高皇产灵尊，另外正文后面附有八条“一书”，只有在第一条“一书”中提到是天照大神，《古事记》则记载为天照大神与高皇产灵尊共同筹划了天孙降临事件。这表明在古代国家的初期阶段，人们还没有完全确立“天照大神是政权的唯一建立者”的观念。

初期世系话语的特点之二在于其表述形式方面，虽然从原初神到诺、冉之间的神有“神世七代”的统称，但此后的五代神，虽然都是天皇的直系祖先，却没有专门的名称，反衬得“神世七代”的提法意义不明，很突兀。这表明世系话语尚处于初步形成阶段，不太完整，为以后的演变留出了空间。 世系话语大的框架既已形成，以后就是反复强调或者变化的问题了。事实上在奈良到平安时代世系话语出现了多种变化，当时的文献中几种说法并存，显得比较混乱。因篇幅所限不再详述。到平安时代后期，众说纷纭的世系话语逐渐稳定下来，神代世系被重新命名。 诺、冉以前的七代神改称为“天神七代”，从天照大神到神武天皇之前的五代神也被赋予专门的统称，叫做“地神五代”，人代部分则出现“百代”或者“百王”的说法，这样就形成了“天神七代——地神五代——人王百代”的话语形态。

日本学者的研究发现，目前已知较早的明确记载这一世系观的史料是藤原亲重（胜命）的《古今和歌集序注》，该文献撰写于1167—1168年（仁安二年至三年）前后，其中列举了从天镜尊到诺、冉等七代神，然后写道：“已上、谓之神世七代（天神七代也），此外地神五代也。”[注：参见《古今和歌集》，载《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5卷，小学馆1989年版，第381页。《古今和歌集序注》中天皇世系神代部分的特殊之处在于把天镜尊作为始源神，反映了世系话语的多元性，但是，大的结构与《帘中抄》相同。]另外藤原资隆于1169—1171年（嘉应元年至承安元年）之间编纂的《帘中抄》，其“帝王御次第”条目里，列出“神世十二代”和“人王百代”两大部分，其中“神世十二代”又分为“天神七代”和“地神五代”，依次列出了前述历代神灵[注：参见[日]井上宽司《日本的神社与“神道”》，校仓书房2006年版，第77-86页。]。关于“人代”，作者的表述是“应有百王”[注：参见[日]藤原资隆《帘中抄》，载《冷泉家时雨亭丛书》第48卷，朝日新闻社2000年版，第25-30页。]，然后按时间顺序列出神武以后的历代天皇。

《帘中抄》不是阳春白雪的抽象的理论专著，而是记载社会常识的辞典，其中对于事物的认识，反映的应该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观念。这表明在12世纪60-70年代，把天皇世系中的神代部分划分为“天神七代、地神五代”已经成为普遍的知识。

七天七世纪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二七”大罢工；“二七”纪念；符号；社会动员；国共合作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史视域中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项目编号：2014BLS003）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97-09

符号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人类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之中，并在符号世界中谋生存、求发展，把符号看成生存和发展的有力工具和武器。”① 因此，符号是人类的一种“自由创造”，能够被人们赋予意义，并经过社会认同和约定俗成，进入信息传播系统。创造与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是各种政治力量经常运用的政治权力技术，它能帮助政治符号运用者更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从而获取民意，并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依据。“二七”符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符号之一，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很缺乏。“二七”惨案后，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对“二七”事件进行了全面塑造，逐步将其建构、塑造为政治象征符号。本文拟对20世纪20年代“二七”符号的建构和传播作一探讨。

一、“二七”符号的初步建构

一个行之有效的符号体系基本都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并以特定的方式积累、修改和定型的。“二七”符号的塑造和形成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1. 符形建构

在古今中外史上，重大事件常以事件的发生地或发生时间来命名。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以事件发生时间来命名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由于中国古代采用的是天干地支纪年法，因之在1912年1月1日前，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多以年份的干支来命名。如“辛酉”、“”、“辛丑条约”、“辛亥革命”等。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开始采用公元纪年法。自此，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惨案”、“运动”、“起义”等之类的大事件常以发生时间来命名。如“五四”运动、“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七・一五”、“七七”事变等。

1923年2月7日，北洋军阀武力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称“二七惨案”。惨案发生后，京汉铁路总工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驻沪办事处发表了宣言，该宣言即用“二七事件”来代指“二七”惨案。因当时“二七”这一提法尚未普及，所以该宣言还特意注明“二七”事件“即吴萧屠杀京汉工人事件”。② 其后，一些文章、书籍等也以“二七”来命名此次罢工事件。如2月27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共的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二七大屠杀的经过》一文③；当时，国共两党还组织编写了《二七工仇》、《二七惨剧》等读物，使“二七”这一名称得以广泛传播。此外，各地举行的“二七”追悼会也扩大了“二七”事件的社会影响，促进了“二七”符号的广泛传播。例如，1923年3月22日，北京各团体与学生联合会举行了“二七”烈士追悼会，来自社会各界的1000余人参加了此次追悼会，发放了3000份“二七”纪念册，并将追悼会现场的祭文、挽联、诗词等编成《“二七”悲愤录》④。在国共两党的组织动员下，上海、广州等地也相继举行了“二七”追悼会。自此，各大媒体及社会各界人士皆用“二七”来指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二七”遂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符号形体。

2. 意义建构

意义问题是政治符号的核心问题。“给予某种事物以某种意义，从某种事物中领会出某种意义”⑤，从而产生出某种政治符号。“二七”之所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人人皆知的政治符号，一方面是因为京汉铁路工人在“二七”大罢工中确实具有不怕牺牲、英勇反抗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对“二七”大罢工的意义有意识地进行了塑造。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罢工，罢工期间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和缺陷，但与工界其他罢工事件相比，“二七”事件更为惨烈，影响更为深远，其革命特质和自由民主精神也更为突出。这些特性为塑造“二七”政治符号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条件。

实际上，早在大罢工期间，中共就已开始塑造京汉铁路工人的革命形象。如2月6日，中共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名义向全国各铁路工人发出通电，声称：“我们这回总斗争，可以说是为争自由作战，为我们全国无产阶级作战。我们宁愿全体死于锋刃之下，不愿退让的血钟响了，战鼓鸣了”，“我们已经要用头颅塞满了前线，要用赤血染红了旗帜呵！”⑥ 这种宣传很快获得了各地工人的赞同和支持。中共对京汉工人革命精神的宣传既是出于动员社会各界起而援助京汉工人的需要，也有鼓舞士气、促进工人内部团结的考量。大罢工失败后，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对“二七”意义的塑造，并与“打倒军阀”联结起来。如1923年的“五一”劳动节，中共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次发表宣言道：“‘二七’是我们中国工人第一次奋斗的牺牲第一次的流血”，“只有大家联合起来，不断的牺牲，不断的流血，打倒万恶的军阀，打倒帝国资本主义，实行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⑦。上述可见，中共着重从全国革命的角度赋予了“二七”事件“不怕牺牲”、“争自由”及“反对军阀”的意义。通过赋予这次事件以意义，形成符合自身政治需要的革命话语体系，为中共革命事业的合法性创造历史依据，是中共塑造“二七”意义的主要目的。

当时的各家媒体亦纷纷发表评论，高度赞扬此次工人大罢工的意义。如《时事新报》评论道：“政治性|的罢工在道德上要高出于经济性质的罢工好几倍”，“觉得他们的精神实在是高尚纯洁到万分，他们情愿受饿、情愿死，但他们必定要与军阀官僚同死，这是何等壮烈啊！”⑧ 《京报》也充分肯定了此次大罢工的价值：“今次罢工之原因，为争约法所赋予之集会自由。简言之，即争法律上之自由，比诸薪资、时间等问题实有尤为重要之价值。”⑨ 总之，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二七”事件给予了较多的肯定和赞扬，并赋予其“争自由”、“反军阀”的意义。

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高度赋予了此次大罢工所具有的国际意义。“二七”惨案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铁路工人发表宣言道：“共产国际执委了解到你们反对英、日、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军阀的英勇斗争，谨向你们致敬”，“铁路工人同志们，你们在最近一次罢工中的奋斗和牺牲，已经把你们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世界各国剥削者的斗争汇合在一起了。”⑩ 可见，共产国际把中国革命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赋予了此次事件“反帝”的意义。

在二七K案后的短时间内，经过不断的阐释和叠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意义从争取铁路工人的集会结社权，到成为全国工人争自由的先锋队，再到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二七”事件不断地被赋予新的蕴意。“二七”事件的意义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得到升华，成为“争自由”、“不怕牺牲”、“打倒军阀”及“打倒帝国主义”的精神象征，初步奠定了“二七”意义的基本内涵。

二、时间维度中的“二七”纪念

政治符号是特定历史时刻的产物，它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诞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时间性特征。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经过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建构， “二七”纪念日成为建构和传播“二七”符号最为重要的载体和方式。“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的形成，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自发的周年纪念到形成固定的纪念日制度时间，国共两党是主要推动力量。

1.“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的建构

自1924年起，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开始建构“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1924年2月7日，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在各地举行了“二七”一周年纪念活动。因是首次举行“二七”周年纪念活动，各地纪念活动举行时间、形式不一，带有较多的自发性质。有些地方甚至与“黄庞纪念”{11}、“列宁纪念”及“五一”劳动节等纪念活动一并进行。如在广州，当各界正在筹备“二七”一周年纪念活动之际，传来了列宁逝世的消息，在国共两党的组织下，广州各界遂发起悼念列宁活动，并与“二七”纪念一并举行{12}。直到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 “二七”周年纪念活动才逐渐独立举行，但尚未成为全国性的法定纪念日。早在1925年1月28日，上海工团联合会就提出将“二七”规定为“中华劳动纪念节”的议决案{13}；2月7日，上海各工团召开了“二七”二周年纪念会，大会再次提出：“京汉路二七惨剧为中国劳动运动奋斗最烈、牺牲最大之事实，劳动界人应奉为永远之纪念”{14}。同时，长辛店“二七”二周年纪念大会议决规定“二七”为平汉路永久纪念日及例假日{15}。在这两年中，尽管“二七”纪念日并未正式成为全国法定纪念日，但“二七”符号已广为传播。一名华工在“二七”二周年时发表感言说：“‘二七’这个名词出世不久，可是他的大名早传遍了全地球，凡是有工人阶级的地方，差不多是很耳熟的。”{16}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共遂独立举行“二七”纪念日或纪念周活动。如1928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将2月1日至7日定为“中国职工运动死难烈士追悼周”，规定“在这一周中，对于为职工运动死难诸先烈，无论党外党内的，通通要追悼，作一广大的宣传。”{17} 在以后的每年“二七”前后，中共方面皆举行盛大纪念活动。

由于政治符号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量，部分人也积极建构“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1928年1月31日，由人组织的“二七”五周年纪念大会筹备会在上海召开，大会议决推派代表赴南京向中央党部总司令部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把“二七”规定为中国劳工纪念节，并请政府通令全国各级党部、各级工会共同哀悼{18}。2月6日，赴南京请愿代表呈请中央党部总司令，提议以京汉路“二七”纪念为全国劳动纪念节，以志不忘{19}。2月7日，上海各界召开了“二七”五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五项提案，其中包括将“二月七日明令颁布为劳动纪念节”{20}。上述可见，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两党皆积极建构“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两党对“二七”这一政治资源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党对“二七”符号的争夺。

北伐结束后，各地军阀被打倒，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在各界的积极奔走下，国民政府将“二七”纪念日规定为国家法定革命纪念日，并开始进行一定的制约和防范。1929年1月30日，上海特别市党委指导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二七”纪念宣传办法，认为“现在军阀业已打倒，我们更应举行盛大的纪念”，对于外界的“二七”纪念筹备会，人除积极参加外，“并应严防一般反动份子之活动”{21}。1929年2月7日，上海各界代表在“二七”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再次提出议案，“呈请市指委会转呈中央规定‘二七’为中国劳动节，并通令全国工厂商号于是日停止办公，下旗致哀。”{22} 在上海各界的奔走呼吁下，1929年2月中旬，国民政府中央训练部将每年的2月7日正式规定为“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纪念日”，与总理逝世纪念、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等共同规定为各省党务训练所革命纪念节日，并规定纪念日当天“各省党务训练所，亟应举行庄严之仪式，于锻炼青年革命意志与激发青年革命情绪”。{23} 尽管“二七”纪念日仍然没有成为全民纪念日，但首次被国民政府明文规定为全国法定革命纪念日。可以说，“二七”纪念日已被正式固定化、程序化为制度时间，“二七”符号成为国民政府的法定政治资源。纪念日制度时间的确立，扩大了“二七”符号的政治影响，使之得以广泛传播。

综上可见，国共两党是“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得以确立的主要推动力量，反映了两党对“二七”这一政治符号的主动建构与积极利用。纪念日既是一种制度时间，也是一种政治仪式。纪念日的运作能调动政府机关、工界、学界及各社会团体参与其中，能对民众产生教化和动员作用。因此，“二七”纪念日成为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政治符号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运用政治符号能发挥社会动员和社会认同的作用。因此，政治符号往往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利用的对象。

2.“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的运作

“二七”纪念日是“二七”纪念所有时间符号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能否成功运作这一制度时间不仅是对“二七”符号的社会动员功能及政治认同功能的一种检验，而且也是“二七”符号生命力的一种体现。“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的运行过程，也是“二七”符号向全国传播及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记忆的过程。

“二七”纪念日是国共两党及各社会团体运作权力、树立权威、重要决策、政治动员及传播“二七”符号的最为重要的时间场域和权力场域。“二七”纪念日制度时间的运作有效与否主要依赖于国共两党、各级党政机关、工界、学界及各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的具体执行情况。自1924年起，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即开始举行“二七”周年纪念仪式。为充分发挥“二七”纪念日的政治功效，促进“二七”符号的广泛传播，国共两党及其影响下的各社会团体在组织开展“二七”周年纪念的过程中，均进行了细致的筹备和宣传发动工作。从成立筹备会、广征纪念诗文、发出开会通告、到邀请各团体参与等环节，皆精心安排。

“二七”纪念日活动大多是在社会各界的推动及国共两党的组织发动下进行的。以1926年的“二七”纪念日为例，1月31日，广州学生联合会各团体致函中央党部，认为“二七”在民族运动史上，意义重大，“兹值第三周年纪念日将届，敝会等为鼓励全民族为自由而战，促进全国革命运动起见，拟于是日举行盛大之纪念会，素念贵党领导国民革命，为民族解放前驱，敢请领衔与敝会等共同发起，号召本市各团体筹备纪念”{24}。广州政府接函后，对此极为重视，2月5日，中国中央党部特发出通告，令市内党员一律参加“二七”纪念大会{25}。在中央党部的组织发动下，广东各界民众积极参与“二七”纪念日大会。当天，“省港罢工各工会、广州各工会、各学校农会、商会、各社团先后整队而来，人数不下十万，团体五百余”{26}，声势极为浩大。对“二七”纪念日的宣传组织，旨在树立的政治权威及政权的合法性，并利用“二七”符号进行社会政治动员。

为扩大“二七”符号的社会影响，国共两党还积极利用“二七”纪念日这一制度时间，通过大众传媒向民众宣扬各自的政治主张及对民众进行教化。除每年纪念日发行的纪念册及传单以外，国共两党还发表了诸多纪念性文章、诗歌、社论、“二七”纪念宣传大纲、通告等。主要通过《民国日报》、《申报》、《中央日报》等媒体，中共则主要通过《向导》、《晨报》、《中国青年》、《劳动》、《新中华报》等刊物。有些刊物甚至在“二七”纪念日前后设立了纪念专刊，专门登载有关“二七”的纪念性文章。如1924年二七前后，影响下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出了“施洋纪念号”，刊登了恽代英等撰写的纪念施洋的文章。1927年，《青年之路》第2期出版了《二七纪念特刊》{27}。中共在“二七”纪念日前后发表了《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28}、《为“二七”纪念告国人》{29}、《二七之意义》{30}、《纪念“二七”要争取抗战胜利》{31} 等一系列关于纪念“二七”的文章，向民众阐释“二七”纪念日的意义，发表政治主张，动员民众。也积极利用媒体宣扬“二七”精神，政治宣言。如《中央工人运动宣传委员会为二七纪念告全国工人》{32}、《二七纪念与我们的认识》{33}、《“二七”纪念之重要宣言》{34} 等文章，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也写诗纪念“二七”烈士：“阶级奋斗，谁为先锋，京汉工友，‘二七’惩戎，力战军阀，不畏奸凶，为自由死，撞赤血钟！勇哉工友，义烈堪铭，开新纪元，为阶级争。”{35} “二七”纪念日前后，国共两党通过大众传媒向民众反复传播有关“二七”纪念的内容，扩大了“二七”纪念的社会影响，使“二七”成为众所皆知的政治符号。

国共两党正是通过对“二七”纪念日这一制度时间进行运作，继续建构和强化“二七”政治符号，进一步对民众进行社会动员，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的。

三、仪式维度中的“二七”符号

仪式与象征，是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表述与符号表述。两者同作为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既有整合、强化功能，又有瓦解、分化的作用。仪式与象征既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它们与权力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在现代政治体制中，仪式操演、象征符号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常密不可分。在国家层面，一般通过仪式与象征符号的运作，动员、教化民众，把国家权力与政治力量深刻而透彻地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达到国家认同的目的。“二七”符号的象征意义最初主要是通过追悼会、“五一”劳动节等仪式操演得以展示的。

1. 仪式布置

仪式布置是营造仪式氛围、体现仪式主题的重要方式，并决定着仪式的基本格调。“二七”纪念日源于纪念“二七”惨案中的遇难工人，因此纪念仪式布置以简洁、庄重、肃穆为基调。仪式主题表达注重突出“争取自由”、“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二七”精神背后的政治动员功能。

自1924年起，各地_始举行“二七”周年纪念活动，其仪式布置大同小异，大致为：置“二七”烈士遗像、悬挂标语、饰以鲜花、挽联等。总体而言，仪式布置带有强烈的现代色彩，并遗留有传统祭礼的习俗。如1925年，全国铁路总工会举行了隆重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广场中央置高台一座，上供诸烈士题名，鲜花一巨束，设备甚为简朴”{36}。随着政治形式的变化，“二七”纪念日的场景布置和挽联内容也在不断地附加新的内容和形式。孙中山逝世后，被塑造为“国父”，孙中山成为国家精神领袖的象征。因此，1926年以后的“二七”纪念日又附加了“中山符号”。在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及马克思、列宁的遗像开始出现在“二七”纪念仪式主席台上。如1926年广东汕头总工会举行的“二七”三周年纪念日大会会场，主席台中央悬挂着孙中山、马克思、列宁3人的遗像，横幅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37}。再如，1927年的“二七”，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的“二七”四周年纪念大会的仪式布置，也把孙中山遗像置于主席台中央，把列宁、马克思及“二七”死难烈士遗像分置两旁{38}。这种场景布置反映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政治基础的国共合作背景，凸显了仪式主题。国旗、党旗是最为典型的国家象征符号，有些地方的仪式布置还附加了悬挂国旗、党旗等。如1926年，在广东各界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布置中，“会场布置极其悲壮，中间建搭军政台一座，西边搭建学商台一座，东边建搭农工台一座，三台相对成品形，台上悬着‘二七’死难烈士遗像，伴以国旗党旗”{39}。湖北汉川、岳口等地的“二七”四周年纪念日也悬挂有国旗、党旗{40}。1928年，在上海各界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布置中，除悬挂有总理遗像、遗嘱、党旗、国旗外，还加挂有“二七”惨案发生地点及惨剧情况图{41}。这种仪式场景布置对于营造仪式氛围，凸显仪式主题具有重要的渲染作用。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挽联是集体或个人哀悼逝者，治丧和祭祀时专用的对联。挽联既带有社会性，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在治丧祭祀仪式布置中，挽联和标语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它能直接彰显仪式主题，使仪式参与者对仪式表达的内容一目了然。在各地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布置中，普遍沿袭了这一传统，且挽联数量可观，成为仪式场景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幕。如1926年，在长辛店工会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布置中，挽联和标语“贴满壁间，触目皆是”，诸如“全中国的工人团结起来”、“革命先驱”、“打倒一切反动的军阀官僚”、“反对日俄侵略东三省打倒日俄走狗”等字样满目皆是{42}。再如1927年，在武汉各界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布置中，挽联甚多。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所送挽联内容是：“为解放民族而奋斗，是无产阶级之先锋”，其余如“烈士血花，是革命的种子，是主义的结晶”，“二七运动，为奋斗的先锋，为光明的道路快追寻遗迹，准备着继续牺牲”等字样触目可见。{43}这些挽联和标语的内容大多是表达继承“二七”烈士遗志，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精神，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于仪式参与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全场满贴革命标语，令人见之气振百倍”{44}。

通过仪式布置能够营造出庄严、肃穆、神圣的氛围，有些地方还营造出喜庆、热闹的节日情境。这种氛围对于仪式参与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充分凸显了“二七”纪念日所蕴含的政治意味。同时，也凸显了孙中山的“国父”地位及在仪式操演中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2. 仪节

仪节是仪式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仪式主题得以呈现的重要载体。民国时期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早期仪节大致如下：报告开会宗旨、向烈士遗像行鞠躬礼、报告“二七”略史、来宾演说、摄影等。

1924年、1925年这两年，各地的“二七”纪念日仪式大体遵循了上述仪节。孙中山逝世以后，为塑造孙中山的国父形象，加强党化教育，遂将孙中山崇拜融入到各种仪式中去。在“二七”纪念日仪节中主要体现为增加了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恭诵总理遗嘱，悬挂国旗、党旗等仪节，以彰显的统治权威。1926年以后，在各地的“二七”纪念日仪节中，“中山”色彩尤其浓厚，特别是组织发动下的“二七”纪念日仪式，这种规范性、统一性特征非常突出。如湖北汉川县、岳口县各界举行的“二七”四周年纪念日，仪节中就包括“向总理遗像‘二七’死难烈士位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完场循声训诵”。{45} 此外，有些“二七”纪念日仪节中还附加了静默3分钟、奏哀乐、唱革命歌、通过提案、誓师及游行、呼口号等内容，有些地方甚至规定静默时间为5分钟。而在全国铁路总工会举办的“二七”四周年纪念日仪式中，仪节多达16项，包括：报告开会宗旨、奏乐、唱国民革命歌、向国旗及革命领袖行鞠躬礼、静默、唱“二七”歌、呼口号等16项{46}。

有些地方的“二七”纪念日仪节中还保留有中国传统丧仪习俗，如向死者遗像献花、读祭文、放鞭炮等传统习俗。以1926年长辛店工会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为例，“由廖文英、谭慕愚二女士向先烈遗像献花致敬，工人吴春溪读祭文”{47}；湖北岳口各界的纪念会还增加了“升鞭震炮”环节{48}。此外，在中共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中，也有Q炮开会的习俗。{49} 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期，因此“二七”纪念日仪式中这些传统习俗的遗留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些传统丧礼习俗，是广大民众较为熟知的礼节，更容易被一部分守旧民众所接受。

总之，20世纪20年代的“二七”纪念日仪节融入了更多的政治元素和革命色彩，更加烘托了仪式的隆重性和强烈的感染力，把民众对“二七符号的理解和认同内化到心灵深处，形成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

3. 社会反响

仪式具有表演性与感染性。仪式组织者往往根据现实需要来进行仪式布置和仪节设计，通过仪式操演表达主题，感染仪式参与者。在“二七”纪念日仪式中，国共两党在仪式操演中皆融入了诸多政治因素的考量，在演讲、唱歌、阅兵、游行、呼喊口号及宣传纪念册等仪节方面融入了意识形态教育。通过操演纪念日仪式，国共两党组织动员了大量民众参与，不仅扩大了“二七”符号的社会影响，而且也树立了各自在民众中的权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演说是各种仪式中普遍使用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宣传方式。通过演讲者的讲述能够给仪式参与者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刺激，使民众感同身受，与讲演者形成情感上的共鸣。有时，仪式组织者为增加仪式的感染力，增强仪式参与者的集体情绪，往往把“二七”事件中的亲历者或“二七”烈士家属请到现场作报告。在1925年京汉铁路组织的“二七”纪念日仪式上，当某被捕出狱工人“报告所受之种种非刑及狱中生活，返家时老母哭述妻死子亡时至凄凉景象，言时声泪俱下，令人酸鼻，场中竟有大哭者，无不咬牙”{50}；当演说者讲述“二七”血史时，“各工人均为之泣下，同时全场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之声不绝，一时极为悲壮。”{51} 再如武汉各界举行的“二七”四周年纪念日，邀请了死难烈士家属先后演说，当林祥谦烈士夫人演说时，“吞声饮泪恻恻动人，全场群众皆为堕泪。”{52}为提高演讲在仪式中的烘托效果，有些地方还组织了专门的演讲队。如南京曾组织有30人的演讲队，分队到各区演讲{53}；郑州总工会也曾组织了宣传队，讲述“二七”惨案，“以表工人参加革命精神”。{54}可见，通过演讲者的宣讲，极大地调动了仪式参与者的集体情绪，有效地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广大民众受此感染，逐渐将“继承先烈遗志”、“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为国奋斗的民族主义情绪内化到心灵深处，强化了仪式效应。

唱歌也是“二七”纪念日仪式中常见的一种仪节，是烘托仪式氛围的一种重要元素。各地仪式中演唱的歌曲主要有：《革命歌》、《“二七”纪念歌》、《追悼“二七”死难同志歌》、《国际歌》、《奋斗歌》、《国民革命歌》等。这些革命歌曲，有些格调低沉悠扬，令人悲痛；有些则激昂高亢，富于鼓动性、战斗性，催人奋进。在悲壮的歌声中，仪式参与者接受了一次思想洗礼，激发了革命斗志。这些歌曲对于宣传革命主张，动员群众，鼓舞民众或战士们的革命斗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游行可以突破仪式会场容纳人数有限的局限性，拓展仪式的影响空间和受众人群。仪式中的游行环节对于升华仪式主题和传播“二七”符号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游行过程中往往和呼喊口号、发放传单相结合，以扩大社会影响，增强民众记忆。因此，许多地方在“二七”纪念日仪式最后，往往附加游行和呼喊口号这一环节。例如，1926年广东各界民众500余团体、10多万人举行了“二七”纪念大游行，“由总领队徐成章及唐树指挥各团体，次第鱼贯出门，先学界、次工界，又次为军政界，一路拥挤非常，各团体均派人沿途散发传单，并高呼口号”。{55} 一些县级城镇也在“二七”当天举行了规模较大的游行仪式。在县级城镇举行游行，是较为罕见的集会，能吸引众多民众观看。1927年，湖北通城各界5000余人举行了游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沿街商号放鞭致敬，炮声聒耳、炮烟蔽目”，“工友莅会非常踊跃，各团体均一致参加，足见国民热心革命之一斑矣。”{56} 汉川、岳口等地的游行也异常盛大，吸引了大批群众围观。如汉川游行伍“沿途并高呼口号和唱国民革命歌，声震云霄，诚汉川从来未有之盛会也”，“各团体散发‘二七’纪念传单十数种，群众唱歌、呼口号，精神奋发百倍，秩序井然，两旁观者人山人海，莫不惊为空前没有之大游行。”{57}上述资料可见，游行不仅使仪式参与者在游行过程中深受教育，大批围观的民众也被这种氛围深深感染和感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助于基层民众了解和认同“二七”纪念日的政治意义，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化，对“二七”符号形式了难以磨灭的社会记忆。

为吸引民众的广泛参与，增强仪式的感染力，“二七”纪念日仪式活动中常附加有文艺演出。如1925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二七”二周年纪念日大会仪式上，除演讲外，还备有音乐新剧{58}。除新剧外，有些地方的“二七”纪念日仪式上还增加了形式多样的传统民间文艺表演。如1927年，武昌党务干部学校在武昌首义公园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除新剧《二七血史》以外，还有国乐、双簧小调与麻雀跳舞、单弦拉戏、相声、莲花闹等游艺节目{59}；武昌劳动童子团也举行了多种游艺节目，如舞蹈、革命新剧及农家子、双簧等{60}。丰富多彩、通俗活泼的民间文艺表演增加了“二七”纪念日仪式的趣味性和节日氛围，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将“二七”符号所代表的政治意涵形象生动地传达给观众，使民众在愉悦的场景中易于接受“二七”符号所传达的政治教化，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社会动员效果。

“二七”纪念日仪式是国共两党建构和强化“二七”符号最为重要的实践活动。即使是在各界举行的“二七”纪念日仪式中，也常有国共两党的参与和组织。因此，“二七”纪念日仪式不仅呈现出民众广泛参与的特征，而且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国共两党通过掌控和操演纪念日仪式，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教育，起到宣传和社会动员的作用，从而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服务。

四、空间维度中的“二七”符号

20世纪20年代，为永久纪念“二七”烈士及其革命精神，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开始积极酝酿建立烈士墓、纪念碑及“二七”公园等纪念空间。“二七”惨案的主要发生地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及烈士埋葬地成为各界建议营造神圣空间的主要地点。除物化空间外，“二七”符号还开始在教育、艺术、娱乐等社会空间里传播。

1926年，中共领导下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为“二七”死难烈士制作一座石碑，会议建议纪念碑建立在长辛店的火神庙前{61}。1927年2月7日，武汉数十万民众在江岸举行了“二七”四周年纪念大会暨“二七”烈士纪念碑奠基仪式。国共两党与各界人士代表邓演达、蔡以忱、章伯钧等以及林祥谦烈士的妻子参加了此次大会，由李立三担任此次奠基仪式的总指挥{62}。当天，湖北各界在《民国日报》发出启事，声明要建“二七”纪念碑、烈士公墓及“二七”公园，征集烈士遗像、遗物及遗著，并呼吁社会捐款等{63}。2月9日，湖北各界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二七”纪念碑、“二七”公园及“二七”烈士公墓及经费等事宜{64}。2月16日，湖北各界“二七”纪念大会筹备处召开第八次职员会议，决议“二七”烈士纪念碑、公园、公墓及收捐等事。{65} 总之，湖北各界曾多次召开筹备会议，积极营造“二七”神圣空间。1929年2月7日，上海各界在“二七”纪念大会上也当场议决建立烈士纪念碑，并请艺术家万籁鸣设计“二七”纪念碑图案。据3月3日的《申报》报道：“是项工程，不日将登报招商承造。”{66} 从有关资料来看，20世纪20年代虽然各界要求营造“二七”神圣空间的呼声不断，但因经费、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上述提案大多并未得以实施。尽管如此，但为建国以后各地“二七”纪念碑、纪念堂、烈士公园等神圣空间的建造打下了舆论基础。

民国时期，在教育空间里出现了以“二七”命名的学校。1927年，随着北伐的不断胜利，国民革命军控制了京汉铁路，并对原北洋政府交通系设立的扶轮学校进行了改组，江岸扶轮学校改名为“二七学校”{67}。这种改组和改名意在表明对“二七”符号的拥有权和诠释权，宣示国民革命的胜利及政权的合法性。

在娱乐空间里，“二七”符号也广为传播。民国时期，随着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休闲娱乐成为人们的重要生活空间。歌曲、新剧表演、影视作品等新型娱乐方式进入到人们的娱乐休闲生活中。

在重大时刻或各种仪式中演唱革命歌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时，根据“二七”事件创作出的《二七纪念歌》和《奋斗歌》广为传唱。《二七纪念歌》歌词为：“二月七日，正是那年今日，怆神时，芦沟桥畔血，丹水池边雪，保定狱中链，辛店站前旗，万众同仇感，四海知！‘二七’烈士永垂革命史册”{68}。这首歌在铁路工人中及在各地的“二七”纪念日仪式中，甚至在北伐的宣传列车上均被广大群众和士兵所传唱{69}。《奋斗歌》则表现了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曲风铿锵有力，音调富有号召性，催人奋进，词曰：“军阀手中铁，工人颈上血，头可断，肢可裂，奋斗的精神不消灭。劳苦的群众们，快快起来起来团结”{70}。歌曲的传唱大大拓展了“二七”符号的社会传播空间。

文艺表演具有形象生动、引人入胜、观赏性强的特点，是民众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娱乐休闲方式。民国时期，各地以“二七”事件为素材，创作出了丰富的文艺作品，并在纪念日仪式中或其他活动中进行表演。如1926年的“二七”，在广东汕头，劳工剧社排演了白话剧《二七血痕》，该剧“将军阀压迫人民惨杀工人种种状况，表演得非常显明，全场莫不感动”{71}；在肇庆，当晚第34团官兵及宣传养成所学员，在团部剧场表演了新剧《“二七”惨案》，工农兵学各界观看了这两起演剧，“情状极为真切，观者无不动容云。”{72} 通过新剧表演再现了“二七”革命精神，进一步将“二七”符号所代表的政治意涵形象生动地传达给了观众。

在艺术空间里，时人还创作出了赞美“二七”革命精神的美术作品。如1929年，《画报汇刊》发表了一副歌颂“二七”工人的画作{73}。

经过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建构和推进，“二七”符号开始在神圣空间、教育、艺术及娱乐等物化空间和社会空间里广泛传播，进一步强化了“二七”符号的形成和传播。

五、结语

20世纪20年代，在“二七”惨案发生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运用政治技术，通过社会动员，从符形、象征意义、时间、仪式及空间等多个维度对“二七”事件进行了多元塑造，从多个向度将“二七”符号渗入到社会日常生活，不断建构和强化“二七”这一政治符号。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七”符号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国共两党是主要推动力量。虽然在此期间，两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分分合合，但在塑造“二七”意义，建构和传播“二七”符号这一问题上，两党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对民众认同“二七”革命精神，接受“二七”符号所蕴含的多重象征意义具有重大的影响，使“二七”事件在民众心中形成了深刻的社会记忆，为进一步发挥“二七”符号的社会动员功能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 黄华新、陈宗明：《符号学导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页。

② 《京汉路潮中之一片呼吁声》，《商报》1923年2月9日。

③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向导》1923年2月27日。

④ 《施林暨二七烈士追悼会预志》，《京报》1923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编：《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第1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⑤ [日]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张晓云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页。

⑥ 《京汉铁路总工会致全国工友书》，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运史料》，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168页。

⑦ 《京汉路工劳动节宣言》，《民国日报》1923年5月3日。

⑧ 《政治性质的罢工》，《时事新报》1923年2月21日。

⑨ 素昧：《为法律上之自由》，《京报》1923年2月14日。

⑩ 《共产国际执委告中国铁路工人宣言》，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11} “黄庞”是指湖南劳工会领导黄爱、庞人铨，两人因领导工人罢工，于1922年1月17日在长沙被湖南军警杀害。

{12} 《团粤区委报告（第十二号）――关于工人游艺会和“二七”纪念会、追悼列宁等情形》（1924年2月17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2―1924（甲）》（内部资料），1982年刊行，第330页。

{13} 《上海工团联合会派代表赴长辛店》，《申报》1925年1月31日。

{14} 《京汉路二七纪念开会记》，《申报》1925年2月8日。

{15} 中国劳工运动史续编编纂委员会：《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三编），台北竹利印刷事业有限公司1966年版，第341页。

{16} 子贞：《“二七”纪念感言》，《二七二周纪念册》1925年2月。

{17} 《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二七”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233页。

{18} 《京汉路二七惨案筹备会》，《民国日报》1928年2月1日。

{19} 《二七惨案赴京代表请愿之沪闻》，《中央日报》1928年2月7日。

{20} 《上海京汉路二七纪念大会纪》，《申报》1928年2月8日。

{21} 《市宣传部紧急宣传委员会》，《申报》1929年1月31日。

{22} 《二七惨案六周纪念大会》，《民国日报》1929年2月8日。

{23} 《中央训部规定纪念节日》，《申报》1929年2月18日。

{24} 《筹备二七纪念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日。

{25} 《中央党部通告党员参加“二七”纪念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5日。

{26} 《粤各界举行二七纪念》，《民国日报》1926年2月18日。

{2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23卷第6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28}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新学生》1924年2月16日。

{29} 为人：《为“二七”纪念告国人》，《向导》1924年2月20日。

{30} 太雷：《二七之意义》，《人民周刊》1926年2月7日第1期。

{31} 《纪念“二七”要争取抗战胜利》，《新华日报》1938年第2期“社论”。

{32} 《中央工人运动宣传委员会为二七纪念告全国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7日。

{33} 《二七纪念与我们的认识》，《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

{34} 《“二七”纪念之重要宣言》，《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7日。

{35} 介石：《“二七”二周纪念祝词》，《二七二周纪念册》1925年2月。

{36} 《全国铁路总工会举行二七纪念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567页。

{37}{44}{51}{71} 《汕头之“二七”三周纪念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7日。

{38}{46} 《全国铁路工代表大会开幕记盛》，《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7日。

{39}{55} 《粤各界举行二七纪念》，《民国日报》1926年2月18日。

{40}{45}{48}{57} 《汉川县与岳口纪念“二七”情形》，《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41} 《上海纪念京汉路“二七”惨案大会》，《中央日报》1928年2月8日。

{42}{47} 《昨日长辛店之二七纪念会》，《晨报》1926年2月8日。

{43}{52} 周梦莲：《“二七”四周年武汉七十万民众之纪念盛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二七斗争》1927年刊印。

{49} 《各地“二七”纪念盛况》，《红色中华》1933年2月16日第53期。

{50} 《京汉铁路总工会已恢复》，《民国日报》1925年2月9日。

{53} 《首都纪闻》，《申报》1928年2月9日。

{54} 《豫陕噪声》，《申报》1929年2月13日。

{56} 《通城纪念“二七”》，《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3日。

{58} 《二七二周纪念大会》，《晨报》1925年2月7日。

{59} 《党务干部学校表演二七血史》，《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0日。

{60} 《武昌劳动童子团游艺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1日。

{61}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民主革命时期和平区地方党史资料汇编 （1919―1936）》（上册），油印本，时间不详，第37、38页。

{62} 叶鹏飞：《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林祥谦》，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63} 《湖北各界“二七”惨案纪念大会筹备会启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8日。

{64} 《“二七”惨案纪念大会昨开第七次职员会议》，《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0日。

{65} 《湖北各界“二七”纪念善后委员会启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7日。

{66} 《建筑二七烈士纪念碑之进行》，《申报》1929年3月3日。

{67} 《二七学校校务委员会成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68} 罗章龙：《忆二七大罢工》，《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23卷，第66―68），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69} 皮明庥：《武汉通史・中华民国》（下），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70} 徐士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56―157页。

{72} 《各界举行“二七”纪念会之热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20日。

七天七世纪范文第3篇

三七，又叫田七、参三七、金不换，为五加科植物三七的干燥根。三七主产于云南文山州的文山、砚山、富宁、广南、马关、西畴、丘北、麻粟坡等县，广西的靖西、德保、那坡、凌云等县。2008年1－2月，广西中药材市场上的三七价格仍处于低谷，每千克销价：40头65～67元，60头61～62元，80头56～58元，120头53～54元，无数头45～47元。到3－6月销势开始摆脱疲软市态，走动转快，价格反弹，其价分别升至78～80元、70～72元、65～67元、60～62元、53～55元，升幅分别为19.4%～20%、14.8%～16.1%、15.5%～16%、12.9%～14.8%、17%～19%；7－9月销势继续加快，分别升至90～91元、78～80元、75～76元、68～69元、60～61元，升幅分别为13.6%～15.4%、11.1%～11.4%、13.3%～16.9%、11.3%～13.3%、10.9%～13.2%。半年多时间内，缘何广西市场上的三七销势由疲软转向走快，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扬呢？据调查，是由以下多种因素促成的。

1 种植面积萎缩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省区的三七生产也逐渐由分散在各家户小面积(1～3亩)过渡到资金雄厚的大户种植，面积少则几十亩，多者100亩以上。到21世纪初，三七在产地已形成大户大面积种植的格局，这对三七生产发展和按市场需求种植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2005开始，三七在市场销势放缓走迟，价格不断下滑，2005年1月每千克销价：40头115～120元，60头110～112元，80头108～110元，120头105～108元，无数头100～106元；到2006年1月便分别跌至65～70元、60～65元、58～63元、55～58元、45～50元，跌幅分别为41.7%～43.5%、41.7%～45.2%、42.7%～46.3%、46.3%～47.6%、51.8%～55%。整个市场三七跌幅高达41.7%～55%。此后2年时间内，销势毫无起色，价格回天乏力。在这种市态下，三七生产者看到无利可图，2006年起纷纷压缩了种植面积。有关部门统计，2005年初两省区三七在地面积约为2 868 hm2左右，到2006年春已减少到2 335 hm2，2007年只有2 000 hm2左右，2008年春大约只有1 868 hm2。三七通常移栽2年后采收，2007年冬种下的到2008年冬已进入采收期，估计采挖面积只有1 000 hm2左右，加上2008年春季受到严重冰灾和生长过程病虫危害所造成的减产，估计这一产季两省区的总产量只有1 000 t左右，比正常年产量约减2～3成。

2 医药工业对三七需求增加

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三七为原料开发出的中成药和保健品产品已近100个，举世闻名的“云南白药”就是以三七为主要原料之一生产的，许多跌打消肿止痛、蛇药等中成药生产原料也离不开三七。药理研究表明，三七还有溶栓、造血、抗冠心病、扩张血管、抗心律不齐、抗动脉硬化、降血脂、降压、抗衰老、抗炎、提高免役力、保肝护胆等多种作用，为三七的开发利用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三七为原料开发出的新药和保健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尤其是心脑血管药不但在国内占有相当的份额，一些品种还销往世界各国，因而三七市场销量明显增加。据商家反映，近年三七的年销量从20世纪末的800 t增加到目前的1 200 t以上，增幅达5成。而用于中成药、保健品、化妆品、日用品生产原料占80%左右，配方用药只有20%左右。这也是促使2008年以来及以后三七销量增加和销快价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出口量恢复

在20世纪60－80年代，三七曾是我国中药材出口产品之一，但进入90年代后，随着生产面积扩大，三七种植大量使用化肥和剧毒农药防治病虫害，使产品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含量超标，而进口国提高进口质量标准，加强了对进口三七的质量检查，因此，三七的质量问题成为三七出口的主要瓶颈。近年来，三七生产实施了GAP，规范了生产过程，确保三七质量符合规定，使三七出口量逐年增加。

4 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价上涨

近年来，三七生产中搭遮荫棚所需材料、肥料、农药及生产大户雇用农工的价格大幅度上扬，如化肥比前几年上涨少则50%～60%，多则70%～80%，雇用农工费用从每日20元涨到40元以上，这些无疑加大了三七的生产成本。因此，生产者不得不提高产品售价，这也是2008年以来三七价格上扬因素之一。

5 商家囤积惜售

七天七世纪范文第4篇

敬爱的党组织：

7月7日，一个国人不当忘记的日子。

就在77年前的这一天，已然霸占东北数年之久的日本军队，在乾隆皇帝曾经手书卢沟晓月的浪漫之地，炮轰宛平城，悍然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危急时刻，抹平隔阂、联合抗日的呼声似乎一夜之间唤起了古老民族的惊醒，从此，中华民族迅即进入了全面抗战的历史。俗称的八年抗争，从这一刻开始了。

之后的八年时间里，中华民族饱受忧愁、耻辱，亲人离散、故土难归。以致今天，也许我们何等努力地想用文字来还原那段历史，都是徒劳的，因为在真实的历史面前，文字单薄无力。也正因为此，更多的是通过文字来熟悉历史、处于现代性进程中的今人，要温习历史、纪念七七，惟有咀嚼史料，用心体会否则将被庸常的表象所遮蔽而无法洞见本民族的真实性格，无法明了信仰中庸、出世的国人何以一夜之间爆发出那么大的愤怒，更无法想象存有异见的党派何以走到了一起并最终取得了民族的胜利。

纪念七七，纪念国人的不妥协。事实上，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早已占领了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大片领土。此后，日军侵华的脚步从未停息。与之对应的是，当局不断退让，心存幻想。直到七七事变的枪声想起，日本妄图彻底占领中国的企图终于暴露无遗。身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立即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也正是从七七事变开始，中华民族终于意识到，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必须抗战，因为世上没有无来由的和平。此不妥协一口气打了八年，直至胜利。

纪念七七，纪念国人在那一天终于恢复了对痛苦和耻辱的感知力，寻找到了勃发的动力和知觉。

林语堂先生曾这样描述古老的中国：她已达到了期颐之龄，不论如何遭遇，她的平静的生命，永远无扰而长流，不辞痛苦与忧愁，亦不震撼于虚荣与屈辱。 然而，七七事变之后，面对空前的威胁，全民族觉醒了!她重又找回感觉痛苦的能力：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吾辈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这是7月7日以后，面对日军炮火，29军全体官兵唱的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著名的歌曲诞生于卢沟桥事变三天后。这觉醒，昭示人们：一个年长的民族，不仅修炼了忍耐，更蕴藏了能量。

纪念七七，纪念因之而再度牵手的跨越党派、阶层、性别、年龄的全民族合作，成就了抗战的胜利。

就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即发出通电，主张武装保卫华北，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抵抗日军进攻。后来，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发表《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将红军进行改编;提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口号，进行总动员，统一划分战区部署正面战场的军队。这样，持续八年的全民族抗战就此开始，并最终赢得了胜利。历史告诉国人，合作成就和平。

明史以贯今。今天，国际态势风云变幻，国力大增的中国行进于全球化进程之中。纪念七七，于公民，当自醒、自立;于民族，当寻求合作、构建和谐;于世界，当存异求同、信仰和平。

此致

敬礼

汇报人:

年月日

敬爱的党组织:

经过近一段时间的自己学习和老师的培训，本人在思想上积极要求上进，在工作中向党员看齐，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现忠诚地将本人的近期思想汇报如下：

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规定的共产党员义务的第一条。共产党员必须懂得：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清醒是理论上台的坚定，所以我们要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有些同志在重大问题上政治不敏锐，甚至失去判别能力，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理论上贫乏，政治上就不清醒。只有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原则，学习科学理论必须坚持学以致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改造主观世界，端正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中把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作为共产党员的一项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要把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知识本领，提高到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增强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的自觉性和紧迫感。不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加充实自己的业务理论知识，使自己不会在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落后，能够在工作中发挥自己更大的潜能，我们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更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要以实际行动来加入党组织。必须始终保持饱满的学习热情，认真学习各种科学知识，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在校期间掌握素质提高。时刻从严字要求，了解社会发展，对学校组织的活动积极参加，根据要求锻炼身体，心理，遵守纪律和规章制度，尊重领导，维护集体荣誉。

明白了这些道理，我在学习生活中有了明确的方向，有了动力。懂得干好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要加倍认真负责，努力向党员同志看齐，缩小同党员同志的距离，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此致

敬礼

七天七世纪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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