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现代化范文第1篇

这次全会作出的《决定》，立意高远，思路清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振奋人心。《决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结合浙江实际，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的分阶段目标和“八个方面”推进现代化的工作任务。这是我们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朝着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化浙江建设前进的再宣誓、再动员！

历时4个月时间，《决定》数易其稿。《决定》稿起草工作在省委常委会的领导下开展，由省委政研室牵头负责具体执笔工作。赵洪祝同志对《决定》稿的起草工作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夏宝龙同志对《决定》稿的主题、目标、重点、主要提法等方面提出了明确指导意见。从今年7月开始，起草组以同志“7·23”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着手起草《决定》稿，至提交省委全会，《决定》稿经过了反复的酝酿和修改。11月13日，省委办公厅发出通知，就《决定》（征求意见稿）征求省委委员、候补委员，正省级老同志，各市委书记、市长，省直各部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建议。11月30日，省委常委会听取了《决定》稿起草情况的汇报，并提出修改意见。可以说，《决定》稿的起草过程，是一个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扬民主、凝聚集体智慧的过程。

我们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决定》精神，扎实推进“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要善于在方向上、步骤上、布局上和关键上加以把握。

一、把握方向：“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要以党的十精神为行动指南

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总的说就是党的十精神。党的十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大会，对动员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为此，《决定》指出，全省上下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的高潮，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努力开创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新局面。“学习贯彻十、扎实推进现代化”，要着力把握“五个新”：

要始终高举伟大旗帜，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就是方向，道路决定命运，发展才能自强。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新实践，深化经济转型升级和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生态浙江、文化强省建设各项工作，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发挥应有作用。

要深入推进科学发展，不断开创浙江科学发展新局面。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十一届省委紧密结合浙江实际，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作出实施“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提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经济发展上强调坚持“好”的基础上推动“快”发展，坚持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坚持以“腾笼换鸟”的思路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民营经济新飞跃，推进新型城市化，着力解决浙江发展中遇到的“成长的烦恼”，同时又相继作出建设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和推进生态省建设的决策部署，初步构建了“五位一体”的工作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步入科学发展轨道。党的十七大以来，十二届省委深入实施“八八战略”，作出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任务，进一步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部署，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浙江“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特别是近年来，在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实践中，省委、省政府坚持“标本兼治、保稳促调”，进一步明确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谋划推进“四大国家战略举措”和“四大建设”，加快实施富民惠民十大工程，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普惠性和抗风险能力。党的十把科学发展观确定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符合全党意志、顺应人民愿望。我们要乘势而上推进科学发展，使科学发展观在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显现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要围绕党的奋斗目标，满怀信心地推动浙江未来新发展。党的十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具体目标，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强调要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我们要紧紧围绕党的十确定的奋斗目标，埋头苦干、开拓进取，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进一步提升浙江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加快推进“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为实现中国梦、迈向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要按照发展总体布局，努力创造浙江各项事业发展新业绩。党的十全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围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分别就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作出新的部署。我们要把这些决策部署落实到“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实践中去，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科教人才强省和法治浙江、平安浙江、生态浙江，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要落实党建总体部署，着力推动浙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党的十清醒分析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强调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完善党建工作机制和制度，不断提高浙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二、把握步骤：“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要分“两个阶段”来稳步实施

实现全省人民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立足长远，抓好当前，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为此，《决定》指出，要根据党的十精神，从我省实际出发，分两个阶段推进“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

第一阶段是到2020年，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和十提出的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从浙江实际出发，实现“四个翻一番”，即全省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2010年翻一番，分别达到55500亿元、104000元、55000元、24000元以上，全省各地要围绕这一目标加倍努力，力争提前实现。在这一阶段，基数比较小的地方，应该争取多翻一点、翻快一点；基数比较大的地方，也要继续走在前列、当好示范。

第二阶段是在实现2020年“四个翻一番”目标基础上，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实现第一阶段到2020年“四个翻一番”的目标，对建成“两富”现代化浙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实现这个目标，也要分步走。具体说，就是抓好“一三五”，不断上台阶：

所谓“一”就是全力以赴做好2013年这一年的工作。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提出的目标任务的开局之年，做好明年工作意义十分重大。要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今年经济工作，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我们要全面落实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各项决策部署，认真分析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科学谋划明年工作的思路、目标和举措，紧紧抓住当前全国各地贯彻落实十精神，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有利时机，打好明年这一仗，全力以赴往前赶，在稳中求进中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所谓“三”就是在今后三年要不折不扣地完成省“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省“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年均增长8.5%和9%。目前“十二五”规划已经实施了两年。从前两年的情况看，开局良好。2011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9%，今年预计增长8%以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2011年分别实际增长7.5%和9.5%，今年预计分别增长9%和8.5%。如果国际形势继续延续今年的走势，要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后三年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坚定信心，扎实工作，力求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争取到2015年，按2010年可比价计算的全省生产总值达到40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720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7400元。

所谓“五”就是要全面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的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着眼于浙江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围绕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综合实力持续增强、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持续提高的“五个持续”工作目标。我们要进一步创新发展思路和政策举措，努力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力争到2017年，按2012年可比价计算的全省生产总值达到5万亿元以上，人均生产总值达到9万元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50000元和22000元左右，为到2020年实现“四个翻一番”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保证“两个阶段”的顺利实施，《决定》强调，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坚持“四个不动摇”的指导原则。一要坚持富民强省不动摇。富民强省是浙江长期以来坚定不移的目标追求，也是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的基本取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和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不移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走共同富裕道路。二要坚持转型升级不动摇。转型升级是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三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改革开放是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的强大动力。必须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着力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再创浙江体制机制新优势。四要坚持干在实处不动摇。干在实处是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的作风保证。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密切联系群众，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推进浙江发展继续走在前列。

三、把握布局：“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要从“八个方面”去大力推进

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必须切实遵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牢牢把握“两富”深刻内涵，紧紧围绕“三个强省、三个浙江”建设，扎实推进各领域、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为此，《决定》作出了从“八个方面”推进现代化的部署。

关于现代创新体系的构建。《决定》指出，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人才事业，积极构建现代区域创新体系。一要加强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重点是建设创新集聚区和创新平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创新主体，加快形成科技产业联动、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三要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抓好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

关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决定》指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以大产业大平台大企业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建设以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和海洋经济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一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面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提高农业生产综合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二要大力发展现代工业，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择优发展重化工业，积极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省级产业集聚区、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强县建设，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工业强省。三要大力发展服务业，重点抓好金融、物流、旅游、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提高服务业比重和发展水平。四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积极发展港航物流、远洋运输、远洋捕捞、海洋旅游和海洋新兴产业，整合提升造船业，加快构筑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五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继续加强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

关于现代城乡体系的建设。《决定》指出，要坚持以新型城市化引领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一要积极推进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等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建设，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加快形成现代化都市区。二要支持省域中心城市加快发展，推进与相邻都市区融合互动，提高杭州湾城市群、温台城市群、浙中城市群发展水平。三要加强县城和中心镇规划建设。四要以“美丽乡村”为载体，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五要深化山海协作工程，促进山区、海岛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跨越。六要加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实施“三改一拆”三年行动计划，促进城乡形象改善、布局合理、功能提升、一体化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决定》指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按照先行先试要求，大力实施“四大国家战略举措”，促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发展和民营经济创新发展。二是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建立现代金融机制，推进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和统筹城乡配套改革。三是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扩大吸收全球高端生产要素，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加快走出去步伐，大力培育跨国公司，积极建立境外生产研发基地、全球营销网络和战略资源渠道。四是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主动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积极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加强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互动发展，切实做好援疆、、援青和其他地区对口帮扶工作。扩大与港澳台合作交流。深入实施“浙商回归”工程，促进“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融合发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决定》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改革行政体制，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支持和加强国防、军队和后备力量建设，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充分发挥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用，加强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关于现代文化体系的建设。《决定》指出，要深入推进“三大体系”、“八项工程”和“十大计划”，加快建设文化强省。一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积极践行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坚持正确导向，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巩固和发展全省人民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的共同思想基础。二要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三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培育一批大型文化企业和特色文化产业园区，推进一批重大文化产业和重大文化工程，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提升文化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关于现代社会体系的建设。《决定》指出，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努力实现“两同步、两提高”。二要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保障水平。三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率先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四要切实维护妇女儿童、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统筹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五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完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鼓励支持人民群众、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利益机制，加强和改进工作；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促进政府、企业和个人诚信；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强化安全生产责任，严格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关于现代生态体系的建设。《决定》指出，要坚持走生态立省之路，深化生态省建设，加快建设“美丽浙江”。一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二是全面推进节能减排，严格实行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环境准入制度，严控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排放标准。三是深入实施“811”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行动，大力实施清洁水源、清洁土壤、清洁空气、清洁海洋行动和高速公路边、铁路边、山边、水边的洁化、绿化、美化专项行动。四是积极推进环境修复，广泛开展植树造林，切实保护森林、湿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五是加快浙西绿色屏障和浙东蓝色屏障建设，建立健全生态补偿与奖惩机制。六是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弘扬生态文化，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这“八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是实现“四个翻一番”、推进“两富”现代化的动力条件、支撑条件和约束条件。为此，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协调抓好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各项工作。

四、把握关键：“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要在党的建设上凝聚力量

实现“四个翻一番”，推进“两富”现代化，关键在党，要切实以党的建设凝聚发展力量。必须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最高标准，扎实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此，《决定》就党的建设着重强调了理想信念、群众路线、党内民主、队伍建设、基层党建、反腐倡廉、精神状态等七个问题。这七个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四个力”：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增强向心力。《决定》强调，要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切实增强广大党员干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加强党性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要加强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二是加强各级组织建设，提高战斗力。《决定》强调，要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全面深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进创先争优常态化长效化。要积极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实现区域内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党员共管、活动共办、事务共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选优训强用好农村带头人队伍。加强大学生村官队伍建设，完善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加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巩固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健全城乡统筹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完善资源有效整合、经费稳定投入的基层组织建设保障机制。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优化党员队伍结构。要选好配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增强领导班子整体功能和合力。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政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大竞争性选拔力度。注重从基层一线培育选拔干部，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力度，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党外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

三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升免疫力。《决定》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进一步完善具有浙江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落实党内监督条例，严格执行廉政准则。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深入实施“阳光工程”，着力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深入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坚决惩治腐败。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加强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督查，保证政令畅通。

四是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强化执行力。《决定》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坚决反对、脱离群众、形式主义、等问题。认真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动“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专项行动和“进村入企”大走访活动常态化长效化。要在农村和企业全面推行办事全程制。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作风状况评价机制，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优良的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守土有效，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四个现代化范文第2篇

更好地发挥教育在“两个率先”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提出的总目标。努力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好的教育，让人民群众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江苏素有崇教尚文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历届省委、省政府都把教育改革发展作为强省之基、发展之本，以教育优势构筑人才优势、发展优势。江苏教育的快速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全民素质，有力地推动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为推进江苏“两个率先”发挥了积极作用。去年在江苏视察时特别指出，教育是民生之基，一个人不吃饭则饥，不读书则愚。一个人只要受到良好教育，一辈子生计不成问题。自古江南出才子，正是得益于良好教育。总书记要求江苏发扬好传统，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要求江苏发挥科教优势，为创新驱动做出贡献。

当前，江苏教育现代化建设正处于重要时期和关键阶段。新常态下，教育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赋予了更重职责。全省教育系统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教育工作放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中来定位，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要求，咬定“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不放松，加快教育自身转型升级。一要进一步加快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积极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推动普通高色发展，着力打造公益普惠、公平优质、充满活力、群众满意的基础教育。二要创新发展职业教育，积极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三要充分发挥高校创新源头作用，引导高校主动对接地方需求，深化政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建设新江苏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四要加快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从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接受良好教育提高自身素质、促进全面发展、过上美好生活的需要。

更加深入地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教育要发展，改革是动力。近年来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实施以来，江苏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教育现代化建设试验区、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示范区、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为契机，着力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深入贯彻落实“四个全面”关于推进改革的战略思想，关键是要全面把握其内涵实质，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明确攻坚方向，把准重点举措，更加注重教育综合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改革促进公平、以改革提高质量、以改革增强活力。

一要牢固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理念，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根据时代要求和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探索切实可行的立德树人模式。二要始终把促进公平作为基本教育政策，树立底线思维，使每个孩子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接受更好更公平的教育。三要强化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内涵建设和水平提升，努力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四要努力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大力推进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学校放权、学校向院系和教师放权，建立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五要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政策措施，支持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国内教育资源，深化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更大力度地提升依法治教水平

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可靠保障。

提升依法治教水平，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法律制度体系。近年来，江苏省人大已先后颁布实施《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等地方教育法规。今后，教育部门将继续积极提出教育立法、修法建议，推动教育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并加强与法律法规相衔接的教育制度设计和政策配套，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步入法治轨道。

二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明确教育部门职能、权限、程序、责任，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进一步健全教育重大事项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全面落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的程序要求，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三要深入推进依法治校。把依法治校的能力和水平，作为政府、社会评价学校的重要内容和指标。大力加强各级各类学校法治教育，丰富宪法法律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在加强法治知识课程建设的同时，积极整合、利用各种资源，推动建立一批集实践性、参与性、趣味性于一体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

更加有力地贯彻从严治党要求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了新的高度，以新的思维、新的方略、新的要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党风廉政建设进入了新常态。教育系统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加强和改进教育系统党的建设责任重大。

教育系统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一要坚定不移抓好教育系统党建工作，紧抓意识形态工作不放松，紧抓基层党建工作不放松，紧抓舆论宣传引导不放松，切实增强全省教育系统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的形象。二要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党内监督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和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大力加强教育行风建设，努力营造教育系统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保障。三要按照中央和省委有关要求，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要求，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引导全省教育系统各级领导干部继续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以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维护教育系统良好形象。

四个现代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现代四川作家；创化传统；对外开放；文化融合；融入主流；走向世界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58-6

引言

在谈到现代四川的社会和文化生态的时候，四川学者李怡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洄水沱。他说，“‘洄水沱’系四川语汇，指江河中水流回旋形成的区域。在洄水沱，水流既平静徐缓，近于停滞，又深不可测，暗藏杀机，同时整条河道中的泥沙、污物又都汇积于此，‘内涵’丰厚。这样的停滞、阴暗和污浊似乎正是四川盆地落后、沉寂的象征，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便成了现代巴蜀生态的第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意象一’”[1]在那个时代，鸦片、茶馆和川味是四川的主要标志。在西方文明迅猛发展的对比之下，近于原始的农村自然经济状况、混乱的政治格局以及落后的教育和鄙陋的社会风俗文化，使得现代的四川显得那么可怜、猥琐和难看。然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不以这样的生存环境为苦，反倒有一种“巴蜀式的自得与满足”，甚至还“顾盼自雄，目空一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盆地意识”[2]。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现代四川就一无是处，四川古代的辉煌、现代对抗日战争的贡献都有目共睹。不论古代或现代，四川天然的自然和地理优势，无比丰富的自然物产，让川人只需很小的代价，就能过上安逸的生活。然而，沉溺于“天府”之乡，享受着口福之乐，这种建立在自然物质基础之上的消耗性享受，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消耗”，导致“自我”的“酸化”。李恰认为，这种“酸化就是变异，就是丧失进取的能力”[3]。从文化上来看，当代四川存不存在现代四川那样的“盆地意识”和“酸化现象”呢？我看是存在的。我们津津乐道于“天府”之美，似乎是“上有天堂，下有天府”，对“天府意识”的倾心远远大于对“盆地意识”的警醒。当代四川人对享受的追求其实一点也不逊色于现代四川人。现代四川人享乐的标志是鸦片、茶馆和川味，当代四川人享乐的标志是麻将、茶馆和川味。就拿麻将来说，有一个当代笑话是这样讲的：一架客机飞往四川省府所在地成都，但到了四川却因为大雾（四川经常大雾，所谓“天上晴天少，地上茶馆多”的“天上晴天少”即指四川的自然状况）不知何处降落，机长正不知所措的时候，忽一人建议曰，哪儿麻将声音最大你就在哪儿降落保证没错。于是，机长按照所嘱降落，居然安全着陆在成都双流机场。其实，当代四川人不是单纯地喜欢麻将本身，而是喜欢消耗性的物质享受，这同样可以导致个人意志的“酸化”。

那么，当代四川人如何突破“盆地意识”，如何避免个人意志的“酸化”，并进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当代四川文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观念层面来说可以认为是一个核心问题。

现代四川作家在古代巴蜀文化的基础上创化出了现代四川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当代四川文化建设（当代四川作家是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也应该和可能在现代四川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塑造我们当代四川的文化传统。正如T-S·艾略特所说，“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的或胆怯的墨守前一代成功的地方，‘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4]当然，文学变革对文化建设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作家个体的创造来完成的。首先是作家个体的精神突围冲击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文化形态，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通过文学局部的变革进而裂变区域文化的稳定结构，导致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个体的作用是枢纽的作用，是起爆式的突破文化瓶颈的作用。因此，现代四川作家的精神突围对于当代四川文化建设就具有诸多借鉴的价值，能够给当代四川人丰富的启示。从整体上来看，现代四川作家在创化传统、对外开放和文化融合上做得很好，对后来者具有示范和标杆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文学和文化如何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现代四川作家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甚至是正反面都有的经验和教训。

现代四川作家对文化传统的创化

对文化传统的创化首先就有一个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问题。要创化文化传统就不能对文化传统顶礼膜拜、唯马首是瞻。不管是大的民族文化传统或是区域文化传统，都不可能是一个固定不变、白璧无瑕的东西，传统也是今人眼中的传统，对于历史的过去，“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在性”[5]。这倒不是不尊重文化传统，文化传统要得以延续，也应该创新和拓展，这样传统才能够因当代的使用而被激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固守文化传统、改进文化传统恰恰是对传统的最大尊重。现代四川作家的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接受的都是传统文化教育，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郭沫若从小熟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喜欢李白、王维、孟浩然，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停滞于此，当他遇到斯宾诺莎、泰戈尔、惠特曼时，产生强烈的冲动和激情；当他后来遇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又转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巴金出生于官宦大家庭，从小也接受的是“四书五经”，是在“红楼梦”的氛围中长大的。当他留学法国时，却变得钟情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喜欢卢梭式的自由和浪漫。何其芳是一个躲在“碉堡楼”里读古书的人，但他却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幻想着“画梦录”里的童话故事，而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现代四川作家大多是入于文化传统而最终又走出了文化传统。他们对文化传统，包括四川的巴蜀文化传统的态度是鲜明的：学习之而不泥守之，保有之而又超越之。

从文学角度讲，对传统文化的创化，最终是依靠作家个体经验的转化来完成的，而作家个体经验的转化高度依赖于作家的个人秉性。现代四川作家在个人秉性上当然是千差万别的，但他们却有一个共性，即都具有反叛性。不用说既是作家又是思想家的邹容、吴虞是“大逆不道”的，那一大批现代四川作家又有谁是安于现状的？大、多数现代四川作家都卷入过学生运动。郭沫若、李劫人、阳翰笙、罗淑是学界联席会议的代表，郭沫若、李劫人、阳翰笙又是其中的重要领袖人物。郭沫若、何其芳、林如稷都因学运而被当局开除过，阳翰笙甚至被通缉；吴芳吉、李劫人都是愤而退学。巴金参加了无政府组织“适社”。16岁的罗淑女扮男装入读私塾。温柔如斯的何其芳也会离家出走，只身前往重庆考学。康白情、沙汀从小混迹于袍哥之中，沙汀很小就帮袍哥运枪，康白情甚至还当了“吉”字义安公社社长。他们从小就调皮逃学。艾芜本可以过安定的生活，但他却本能地渴望行走与流浪。在这些人中，最具反叛精神的恐怕要数郭沫若了。郭沫若在家读私塾的时候就十分调皮，经常被老师“打屁股”。在读中学的时候，他也是以不服管教、惹是生非闻名。在《中国左拉之待望》一文中，郭沫若明确肯定李劫人笔下那个“调皮捣蛋”的“姓邬的学生”就是他自己。在《我的童年》一文中，郭沫若也说他自己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人”[6]。

其实，对文化传统的创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情，涉及的因素可谓方方面面。从文学视野来看，作家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以及时代的机遇十分重要。一个作家如何能够创化文学或文化的传统，有两个要素至为关键：一个是深刻地理解传统，另一个是给传统注入新的时代因素。值得肯定的是，现代四川作家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很是出色。现代四川作家都是旧学根底深厚的人，他们大都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巴蜀文化中浸泡过，可以说是汲取过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但仅仅是学习过传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融会贯通传统文化并深刻地审视和扬弃传统文化。所谓深刻地“理解传统”，就是审视、批判和扬弃的意思。创化文化传统，“深刻理解”传统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提升境界的一步就是给传统注入新的时代基因，这种“注入”，可以是参照西方文化，可以是借鉴东方经验，也可以是通过作家的自我探索加以独创，然而更多的可能是综合以上因素融合创造。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有猛烈的批判，他用自己的情绪融合西方的狂飙突进精神形成了五四时代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情感。在文学史上创造了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传统。《凤凰涅槃》那对黑暗的猛烈诅咒、对新生的极度渴望、对暴力的热烈崇拜，都带有现代中国文化的气质。李劫人把法国的巴尔扎克式历史风俗画卷般“大河小说”搬到了中国，搬到了成都，被我国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杨义称为“成都平原的‘大河小说’”[7]。巴金把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带到了中国，结合中国儒家人性善的理论，创化出了中国现代的民主主义人道思想，所以，巴金自己非常喜欢《憩园》这篇小说，我个人认为，这篇小说很能够反映出巴金式的人道主义精神。艾芜的流浪小说带着中国边地烟熏火燎的色彩，和西方都市流浪汉小说大异其趣，他用自己精神和肉体的体验创化出了中国自己的流浪文学。

现代四川作家的对外开放

四川有句古话叫做“蜀中才子蜀外扬”，意思是四川的才子只有走出夔门（四川四周多山，这是蜀道东出的唯一通道）才能真正成名。这里实际上包含两种涵义，一是四川作家不仅走出了夔门，而且走出了国门；一种是四川作家走出了夔门后，又游走于国内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各大城市。

历数现代四川作家，走出国门的大有人在，但以留日和留法的居多。留日的有吴虞、郭沫若、沈起予、李初梨、罗淑、李华飞，留法的有巴金、李劫人、周太玄、林如稷、王光祈，留学德国的有刘盛亚，先留学美国后再留学德国的是陈铨。在日本的现代四川作家，以西方文化的中转站日本为跳板，大量地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同时，也敞开胸怀接纳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思想与新文化。郭沫若不仅接受了斯宾诺莎，而且接受了列宁；在《匪徒颂》一诗里，他几乎是把克伦威尔、华盛顿、罗素、释迦牟尼、马丁·路德、哥白尼、达尔文、尼采、罗丹、惠特曼、托尔斯泰、卢梭、泰戈尔等一网打尽。李劫人对法国的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情有独钟。巴金对卢梭，尤其是对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非常崇拜，“巴金”这个笔名就是取这两个人的前一个字而组成的。陈铨则热衷于尼采的学说。现代四川作家都在向外延伸自己的触角，但探到的是什么，往往则根据自己的个性、爱好和机遇而决定。

还有一批现代四川作家，他们虽然没有走出国门，但他们来到了当时中国教育和经济都相对发达的都市求学。这些城市有的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有的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有的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求知若渴，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了自己的开放意识。这些作家有何其芳、方敬、阳翰笙、陈敬容、陈翔鹤、陈炜谟、曹葆华、王余杞等。他们通过系统的学习，对西方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等都有详细的了解，甚至是深刻的理解。

另外还有一批四川作家，他们可能有很好的旧学根底，或许还上过很好的中学，可他们没有上面那些四川作家幸运，能够出国学习或能够到著名学府系统深造。但这批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生活积累特别丰厚，意志特别坚韧，他们出川来到中国新文化气氛浓郁的都市寻找自己的梦想并开始写作，最后产生了巨大影响，获得了，人生的成功。这批作家有沙汀、艾芜、周文、邵子南、邓均吾、任白戈等。在这批作家中，艾芜是相当典型的，他到处流浪，最后落脚到上海，巧遇沙汀，求教于鲁迅，最后终于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文学之路。

其实，现代四川作家的开放意识，还体现在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对其他作家进行帮助。据统计，抗战期间，全国共有作家377人（不包括香港和南洋的作家），四川收容接纳的作家就达140人之多。[8]在这些人中，包括矛盾、张天翼、李健吾、路翎等等作家，都受到过四川作家的帮助。

现代四川作家的文化融合

巴蜀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矛盾性。我们说“蜀中才子蜀外扬”，但又说“自古才子皆人蜀”；我们说四川是“西僻之乡”，不服王化，但它又有浓厚的文化传统，尤其是理学传统；我们说四川四周多高山，形成了自然地理的封闭和思想意识的“盆地”，但四川又有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物产甚丰，从而形成了容纳八方、生机勃勃的开放心态。因此，有人说，“四川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全国任何地方的人到了这里都会自然融合”，“可以融会一切部族的区域的限界，使整个中华民族融合无间，而社会经济文化获得综合向上的发展。”[9]四川这种高强度的“融合”功能，可能得益于该区域历史上的多次移民。据历史记载，从秦灭巴蜀举秦民万家人川，历经东汉、西晋、南宋，到明代“湖广填四川”，再到清顺治末年的“招民插占”，整个四川人口的移民和移民后裔至少占了85%。[10]事实上，现代四川作家中的许多人都是移民。郭沫若祖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巴金祖籍是浙江嘉兴县；沙汀祖籍是湖北黄冈县；李劫人祖籍是湖北黄陂县；何其芳、艾芜祖籍同是湖北麻城孝感乡等等。

现代四川作家由于具有这样的“自身素质”，所以，他们在文化融合上缺少障碍，容易沟通并进而能够加以发挥和应用。现代四川作家的文化融合大致可以分为中外文化融合、中国国内的区域文化融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文化融合等形式，在许多作家身上可能几种形式的融合都能得到体现。先看中外文化融合。五四时期的郭沫若，老子、庄子往往和释迦牟尼、列宁混搭在一起；把克伦威尔、华盛顿这些政治人物和尼采、罗素这些哲学家组合在一块；将达尔文、哥白尼这些科学家和罗丹、惠特曼、托尔斯泰、卢梭、泰戈尔这些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放在一堆。因此，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显得有些“美丽的混乱”。相对而言，巴金则要“单纯”得多：他爱卢梭，或许是因为卢梭的真诚、卢梭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他爱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或许是对一种理想政治的期盼，对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人生形式的眺望，然而，谁知道巴金的这种人生愿望原来是建立在对旧中国“红楼梦”式的家族文化制度的强烈不满之上的。李劫人虽然也是接受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但他喜欢的是世俗的精致的民间风味的生活情趣，于是，他在法国左拉的小酒馆里，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世俗场景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兴趣。

四川虽然相对封闭，但自古通过蜀道与外界的交流却非常丰富。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谭继和认为，蜀道一方面“促进了巴蜀区域与关中区域的交流，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会；促进了巴蜀与中原的交流，既促使巴蜀较快融入中原为主体的全国商业城镇网络体系，又促使天府更加富庶，‘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11]。另一方面，“蜀道促进了江源文明与汉水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成为汉代文化奠基的源泉。”区域文化的融合，通过蜀道架起了桥梁。现代四川作家，一方面从扬雄、司马相如、李白、“三苏”等蜀中才子那里获得丰富的营养，另—方面也从老庄、杜甫、王维、朱熹、王阳明等人那里获得文化的滋养。因此，在现代四川作家的创作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北方文化的霸气和豪气、沉重与滞涩、智慧与胆略、粗犷与豪放，又可以看到南方文化的细腻与清新、柔婉与凄凉、野蛮与豪强、边鄙与荒凉。前者有郭沫若、巴金、李劫人等，后者有何其芳、沙汀、艾芜、罗淑等。在中外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上，艾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他一路流浪，历经四川、贵州、云南，再到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又到香港，最后回到上海。云贵川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缅泰是典型的东南亚风情国家。这些民族的特色、异域的风情，都成了艾芜笔下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化融合”。

融入主流与走向世界

当我们考察了现代四川作家在创化传统、对外开放、文化融合上的精神突围之后，我们忽然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即这些现代作家仅凭个体的力量如何能够做到从“盆地”中进行“精神突围”，并进而影响中国社会、影响世界其他地区？还是让我们在现代四川作家的成长历史中来寻找答案吧。

毫无疑问，现代四川作家的个体精神具有超越四川区域文化的特质，因此，他们才能突破四川、引领四川，正因为他们身上具有文化的先进性，他们才能冲出“盆地”。然而，这还是现代四川作家个人成长的“基本素质”，还远远不够成就他们的影响力。我认为，现代四川作家影响力的提升，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基本素质”基础之上的“融入主流”和“走向世界”。

融入主流，可以是融入主流文化阵营，融入政治文化或经济中心，融入时代的潮流。郭沫若就是这样。他不仅融入到了主流的文化阵营，而且还融入到了主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他成了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巴金虽然没有融入到政党文化的主流，但他融入到了民主大文化的主流，再加上他融入到了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中心，所以他也能够被广泛接受。沙汀、艾芜、何其芳，不仅融入到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的中心，而且与政党的文化联系很紧密，所以，他们也能产生很大影响。也就是说，一个作家个体的力量只有和其他力量结合，顺应了时代、顺应了文化发展的趋势，才能被广泛接受、产生覆盖面较大的影响力。同样的道理，李劫人曾经留学法国，算是走向了世界，后又回到成都并长期定居在这里。他没有融入政党，没有融入到当时中国主流的文化，没有融入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从这个角度说，他是一个“边缘人”。因此，李劫人被广大读者的接受度和他的文化影响力，至今还是一个让人多少有些遗憾的问题。

走向世界，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是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学或文化对异域的吸引和冲击，是一种中外文化的碰撞。郭沫若作为大家，他的文化因素是多元的，加上他特殊的政治身份，因此，他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单从文化上来说，在一定时期内，郭沫若也是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如果说李劫人是从法国文学中获得了营养，那么后来的李劫人不仅让法国人而且让日本人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滋养。巴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证。在他身上有一种“巴蜀文化”难以框定的东西，他好像天生就是“世界的”，然而，他的青春与热情，他的冲动与反叛，分明又是巴蜀文化特殊的烙印。何其芳成名之前没有出过国，但他的作品却在美国、法国、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说明，“走向世界”不管是与外国文化直接交流或是间接与外国文化相互联系，它都是文化独特性的结果，是开放意识的结果，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当然也是创化传统的结果。

结语

现代四川作家在中国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在“洄水沱”式的被“酸化”了的20世纪上半叶的四川，他们用他们勇敢的个体生命的冲击，突破了“盆地”，这种精神的“突围”，对当代四川的文化建设来说意义重大。他们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引领了四川现代文化的高度，突破了四川现代文化发展的瓶颈，而且为中国甚至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成果，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四川的知名度、美喻度。现代四川作家对四川文化建设的贡献可以说居功至伟。在当代四川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当代四川作家应该继承和发扬现代四川作家的精神，理所应当成为推动当代四川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事实上，从古至今，在巴蜀大地上就始终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往往以个体之力走出盆地，进而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譬如汉代的杨雄、司马相如、王褒，唐代的李白、陈子昂，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杨升庵、张家胤，清代的李调元、张问陶等等莫不如此。

【参考文献】

[1][2][3]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36，53，114.

[4][5]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A]，朱立元、李均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C]，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59，260.

[6]郭沫若我的童年[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1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08.

[7]杨义，李劫人：成都平原的“大河小说”作家[M]，巴蜀书社，2008，476.

[8]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M]，昭明出版社，1978，6-7.

[9]文史杂志[J]，1944年3月第三卷五六期合刊“社论”.

四个现代化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从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从进入小康社会的总体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小康，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深入研究这个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理论。认真研究、切实运用这个理论，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百余年的血与火的抗争，都是为着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随着新中国的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任务更加突出，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帷幕在艰难曲折中徐徐拉开。早在过渡时期，党制订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随着过渡时期的终结，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为了规划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我们党和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和政策主张，归结起来，就是分“两步走”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1954年9月召开的全面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与此同时，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使我国摆脱落后和贫困，必须“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党和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问题。至于如何付诸实施，当时正处在初步探索的起点上。时隔十年之后，在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一步提出了分两步走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把原来提法中的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时把农业现代化放在首位，即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1975年1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了这一目标。

上述目标，虽然反映了党和人民急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是要用半个世纪走完发达国家几个世纪走过的道路，其艰巨性是难以想象的。况且旧中国是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四个现代化无法在上个世纪实现也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必须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开始重新思考和规划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概念，后又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定位在“小康水平”、“小康之家”、“小康社会”上。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旧这篇谈话在收录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题目就叫《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在这里，既确立了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又同时把它量化了。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固关于20年翻两番能否实现，国内外有一些担心和疑虑。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作了明确回答。指出“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旧在上述论述中，邓小平虽然仍使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但其含义已发生重大变化，不再从完成的意义而是从阶段的意义上来使用，即20世纪末实现的小康目标只是现代化的初步目标，是“最低的目标”，因而也称之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前夕的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

二、从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

我们党提出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是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种提法一直沿用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同样的原因，与“小康水平”这个现代化的初步目标的确立相对应，“两步走”也相应地调整为“三步走”。

由“两步走”到“三步走”有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在党的十二大之前，邓小平对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规划主要着眼于20世纪末之前。他在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的同时，提出要用两个十年实现这一目标。他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作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来说，八十年代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哟根据上述考虑，党的十二大正式把这个具体目标确定下来，并分解为两步走。但是这个两步不同于以前的两步，是后来“三步走”中的两步。党的十二大之后，随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深化，邓小平就把眼光投向了下个世纪中叶，进一步思考在小康的基础上如何继续向前发展。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国客人时首次提出了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构想。1984年10月，邓小平对新设想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至七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旧1985年4月，邓小平在论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7年4月以后，邓小平完整地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并将发展程度由“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改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年的4月30日，邓小平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痢一番。以一九八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还说：“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至此，邓小平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最终形成。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肯定了这一思想，用规范的语言表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这里，国民生产总值替换了工农业总产值，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应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内在要求。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不仅把“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且提出了包括改革和发展在内的近期和长远的三个奋斗目标，从而使“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更加具体、更加明确。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站在跨世纪发展的高度，把“大三步”具体为“小三步”。报告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四个现代化范文第5篇

摘要：近年来，“四化”协调发展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以“四化”同步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新体系为基础，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大陆各省、市、自治区2009～2013年的“四化”同步水平进行动态评价，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四化”同步发展水平没有明显改善，高水平同步型省份还很少，大多数省份某一化或两化的发展明显滞后；“四化”同步发展水平总体上呈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部低的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3-0051-07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Evaluation of the

“Fourmodernizations”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Level

―Based on Allarou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UAN Jiaga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qiu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China）

Key words： “Fourmodernizations”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onalization；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llarou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egional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e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Fourmodernizations”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level and evaluated the dynamicity of the “Fourmodernizations” synchronization levels in 31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9 to 2013 by adopting allarou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obvious improvement on the “Fourmodernization”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level during the period concerned； there are few provinces which have high level synchronization； most of the provinces lag behind obviously in one or two modernizations； on the whole the “Fourmodernization”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level presents the pattern of high level in the west and low one in the east， and high in the northsouth and low in the middle.

一、引言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弄清目前“四化”同步发展的程度和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自2012年11月8日“四化”同步发展概念提出之后，国内学者对“四化”同步的系统研究迅速展开，其中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对“四化”协调度的测算。黄安胜等构建了每个子系统由4个指标构成的“新四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基于熵值法对2010年全国各省份“新四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1〕；张旺等计算了2005～2011年中国“新四化”的耦合协调性〔2〕；石涛对中原经济区5省2000～2011年间的“四化”发展协调度进行了测度〔3〕。郭俊华构建了每个子系统由5个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协调度模型对2013年各省份“四化”协调水平进行了分析〔4〕。袁晓玲等在对两化间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四化”互动关系理论模型，并运用熵值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我国“新四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测度〔5〕。徐维祥、李裕瑞分别对2010年地级行政单元的“四化”同步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揭示了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6～7〕。任治安、熊巍、朱琰洁等学者分别对皖北地区、湖北省、中部六省的“四化”同步水平进行了测度〔8～10〕。

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对于“四化”协调评价的研究，单个子系统的指标个数少（多为1～5个指标），不能客观地衡量各子系统的水平。同时，各子系统指标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反映的信息重叠，通过熵权、变异系数、复相关系数等方法直接对指标赋权会进一步降低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二是对于“四化”协调评价的研究多使用了截面数据，一年的数据会给评价结果带来极大的偶然性，研究结论对于地域经济发展指导意义较小。因此，本文从系统论角度，构建“四化”同步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对各省份2009～2013年的“四化”同步水平进行测度，寻求信息化背景下加速“四化”同步发展的新途径。

二、“四化”同步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3期阮家港“四化”同步发展水平动态评价研究――基于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结合已有的“四化”同步研究成果，依据指标选取的客观性、可比性、系统性等原则，考虑到面板数据的可获取性，主要从投入、产出、人民生活、可持续发展等不同角度选取指标来衡量各子系统发展水平，最终确立如表1所示的每个子系统由8个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四化”同步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X1人均GDP X11元/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X12%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13%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X1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X1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X16%每万人规模以上企业专利申请数X17件/万人单位GDP能耗X18吨标准

X2电话（包括移动电话）普及率X21部/百人互联网普及率X22%人均局用交换机容量X23门/人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X24个/人人均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X25户/百人人均长途光缆线路长度X26公里/人人均电信业务总量X27元/人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X28%

X3人口城镇化率X3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2元/人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X33元/人城镇就业人口比重X34%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失业率X35%每千人口卫生人员数X36人/千人每万人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数X37个/万人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X38标台/万人

水平X4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X41%第一产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X42%单位耕地农业总产值X43元/公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44元/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X45元/人单位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X46千瓦/公顷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X47吨/公顷单位耕地粮食产量X48吨/公顷从表1可见，每个子系统都选取了8个指标，一方面是这些指标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四化”每一方面的水平；另一方面，指标个数相同也是后续的全局主成分分析应用的前提，使各子系统综合得分间能相互比较，进而计算“四化”发展同步度。

三、“四化”同步发展评价模型（一）全局主成分分析

若使用相同的p个指标X1，X2，…，Xp来统计n个地区（样本点）的数据，在t年度就对应着一张数据表X=（xij）n×p，T年共有T张数据表，将T张数据表从上到下依次排列构成一个大表X=（xij）nT×p，此表即为时序立体数据表。若对每一张数据表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则不同的数据表有完全不同的简化空间，无法保证系统分析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可比性。因此，对这种数据表需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以得到一个统一的简化子空间〔11〕。若指标集隐含因子结构较短时间跨度内不会发生显著性变化，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可有效减小短期数据的波动对评价结果产生的影响，综合得分排名更具有稳健性和代表性。

全局主成分分析与经典主成分分析在分析方法上是一致的，都是用降维的思想把多个相关的原始指标转化为相互独立的几个综合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这些少量的综合指标能够反映原来多个指标所反映的绝大部分信息，一般保留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若干主成分。

（二）同步度模型

假定在某一时期，某复合系统运行到某一状态，其中两个子系统X，Y对应此状态的发展水平分别为PtX、PtY。则X，Y两个子系统在空间位置中的坐标可以表示为（PtX，PtY），评价这两个子系统的同步度DtXY可定义为〔12〕：

式中，PtXYMN=（PtX+PtY+PtM+PtN）/4，为四个子系统X、Y、M、N在t时期发展水平的均值。

采用廖重斌的同步度等级划分标准，将同步度划分为10个等级，即极度失调〔0～0.100〕、严重失调（0.100～0.200〕、中度失调（0.200～0300〕、轻度失调（0.300～0.400〕、濒临失调（0400～0.500〕、勉强协调（0.500～0.600〕、初级协调（0.600～0.700〕、中级协调（0.700～0.800〕、良好协调（0.800～0.900〕、优质协调（0.900～1000〕〔13〕。

四、“四化”协调发展实证及结果分析（一）实证分析

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等资料，将所得原始数据依据指标类型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可得相应的无量纲值。

本文对工业化子系统、信息化子系统、城镇化子系统和农业现现代化子系统分别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KMO值分别为0788、0821、0791和0719，球形度检验的Sig值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而运用SPSS 20.0软件对时序立体数据表（5×31×32）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得到全局特征值及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2）以及主成分负载系数矩阵（见表3）。以表2的工业化子系统为表2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

（二）结果分析

从各省“四化”发展的同步度均值来看，2009～2013年间重庆、吉林、浙江、广西、山西、四川、辽宁、海南8个省份的“四化”同步度较高。结合这几个省份的各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得分来看，重庆、浙江和辽宁各年对应的子系统得分相对较高，其“四化”同步应属于高水平良好协调。重庆、浙江和辽宁充分利用了良好的国家扶持政策，再加上自身先进的技术和较高的市场开放度，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和优秀企业，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加强，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城镇功能不断得到完善，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四化”同步发展程度全国领先。吉林、广西、山西、四川、海南5省份的“四化”同步水平虽高，但“四化”各子系统得分都较低，属于低水平良好协调。北京、河南、湖南、和江西的协调度均值得分较低，北京的“四化”同步等级为极度失调，原因为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结合子系统得分数据来看，北京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是领先的，而其信息化和城镇化水平更高，但用“四化”间的距离来衡量其“四化”同步度，同步水平较低。北京正处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随着企业外迁，加上未来不再批准工业用地，长期来看，北京工业的比重会有所下滑，而服务业的比重会上升，“四化”同步水平仍会进一步降低。河南省为农业大省，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中等，致使“四化”同步水平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信息化水平较低。河南省作为信息化欠发达省份，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信息技术推广与应用、信息共享程度和信息化人才队伍等许多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提升信息化水平是推进河南省“四化”同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他地区分析方法同上，不再一一赘述。

从各省“四化”同步发展的趋势来看，吉林、黑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7省的“四化”同步发展势头良好，同步水平逐年上升。北京、山西、内蒙古、上海、海南、、甘肃、青海、新疆9省的“四化”同步水平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余省份的同步水平则相对稳定。至此可将我国“四化”同步发展水平分为三类区域：一是“某一化”滞后型。此类省份因有一化或两化的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四化”同步的短板，如西部地区的内蒙古、贵州、甘肃、青海等省份都属于农业现代化滞后型；天津、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属与信息化滞后型；北京、属于工业化和信息化滞后型；福建则属于城镇化滞后型。二是发展水平低、同步度高的低水平同步型。主要有吉林、广西、山西、四川、海南等省份。三是发展水平高、同步度也高的高水平同步型。主要包括重庆、浙江和辽宁，我国属于这一类型的地区极少。

从区域分布来看，按照将我国分为东部地区11省、中部地区8省、西部地区12省的传统行政划分，分别计算三大地区2009～2013年的同步度均值，各年的协调度均值均满足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说明“四化”同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西部地区虽然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如中东部地区的高，但是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经济发达省份，农业产业化水平又较高，使得“四化”各子系统的得分基本一致，因此同步发展水而较高。我国的“四化”同步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部低的格局。

从考察期内各省四化得分来看，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计算各年各省份“四化”得分间的相关系数均值发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相关系数均值分别为0.825、0577、0.676，说明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及城镇化关系不够密切，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信息化在农业中的应用也亟需加强。

五、政策建议“四化”同步发展的概念提出时间较短，考察期内我国“四化”同步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改善，须实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发展策略，从区域整体协调好“四化”的同步发展。

（1）大力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工业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信息化则是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工业现代化的催化剂。推进工业化、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以新型工业化引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是推进“四化”高水平同步发展的关键。要积极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加速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努力增加产品的信息含量；加快信息化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融合，创新经营管理，加速企业管理与决策信息化。

（2）充分发挥信息化作用，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各级政府应加大三农资金投入力度，加强政策扶持，鼓励和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村建设；积极转变职能，利用高质量的信息资源指导农业生产和科学管理，帮助农民预测市场、收集和购销信息。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提升农民的信息利用能力和素养，以实现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

（3）发挥好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市现代生产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提高农民种地的回报率，提升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改善农业生产和经营条件，进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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