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广告范文第1篇

魁梧粗犷且幽默风趣的金鹰泽导演打破了我们印象中韩国男人温文尔雅的形象，一身休闲装的他中国话说的不是很好，但初次见面的我们并没有感到丝毫距离感，我们的谈话也是在一种亲切、风趣的氛围中进行的。

金鹰泽导演是在一年前北京市政府开展“国际导演拍北京”活动时来到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当时和意大利著名导演吉赛贝・托纳多雷(电影《天堂电影院》和《海上钢琴师》的导演)合作拍摄一部北京奥运会形象宣传片。在此之前为了制作韩国企业的宣传片也来过几次。

他认为，中国的电影影像制作水准可以说是世界级的，但中国的影视广告制作水平相对于中国的电影制作水平却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也许不是中国广告导演的问题，而很大程度上是广告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广告制作的精良不仅取决于导演和摄影师以及灯光师的艺术水平，更取决于广告作品的表现主体和独创性。

在广告行业有这么一句话：“好的广告作品是由好的广告主来制作的”。的确，好的广告出自于导演和广告主以及目标消费者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制约和相互循环。

广告是商业还是艺术的争论由来已久，其实广告的目标归根结底还是销售产品，这是广告主花费巨资所希望达到的终极目标，广告导演就是运用自己独特的镜头语言和影像掌控能力来帮助广告主实现这一目标的人，一个有追求的广告导演，如果能制作出目标消费者和广告主都满意的作品，那么该导演也必能获得一份外人无法体会的成就感。

中国的广告只要总结导演和广告主以及目标消费者这三者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制约和相互循环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能制作出像中国的电影一样精良而有效的影视广告。

冠军或者亚军并不重要，同质化才是最可怕

金鹰泽感概地说，先进的摄影器材和后期制作设备并不能完全比较出导演之间的差别，我认为更多的是制作经费的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预算，那在拍摄器材、演员选择和场地以及后期的其他方面都能够大投入地去做，好的广告没有一定的投入是很难做出来的。因此广告主不能忽略广告制作中因投入经费问题而带来的各种好的效果或副作用。

另外广告导演要明白怎样才能更接近广告要达到的目标效果，以及影像表现手法上的差别。不过，经验丰富的人总比经验微少的人有利一点，这点是肯定的。

当然，一个好的影视广告导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和别人“不同”。冠军或者亚军并不重要，同质化才是最可怕的。在广告影像的表现中最重要的就是“不同”。在激烈的广告竞争当中用“不同”来吸引视线才是广告生命最好的IDEA。

“把自己的创意和想法用独特的影像技术表现出来而得到公众认同，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影视广告这个堪称伟大的事业当中。”金鹰泽觉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而投身艺术事业的人也是有魅力的。像日本的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乐队时，他灵动的四肢和随着指挥动作飞动的花白头发简直就是无限美妙的跳动音符，这一刻他和他的音乐有着征服每一个听众的无限魅力。“我想我和我全力投入制作的影视广告作品也是同样有魅力的（我还帅吧？哈哈！），我也会用我的作品征服我所服务的广告主以及他们的目标受众。”

坚持自己的风格，做不是广告人的艺术家

广告人与广告主之间存在想法上的差异这种事情在韩国也是经常有的事情。“但是我想每个广告主提出的要求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毕竟，最了解他们产品和目标消费者的人还是他们自己，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不违背视听语言和基本方向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愿望，最大限度的向着广告目标靠近。”在金鹰泽看来，工作时抱着不仅是在给广告主做广告，也是在给自己做作品的心态去做，就会倾尽全力投入到拍摄制作中去。

来到中国后，生活中的金鹰泽在语言沟通上会有些障碍，他在拍摄时需要专业的影视翻译来和他一起工作。金鹰泽笑着说：“和客户沟通上的语言问题这点倒没遇见过，影视广告都是在已定好创意文案和脚本的情况下拍摄的，后期我会拿回韩国制作，在此之前我都会和客户提前沟通好，才开始工作的。”

金鹰泽说：“另外，我也在学习汉语啊，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工作我会努力学好汉语的。”这时的他像个小孩子。

金鹰泽认为，想成为哪里都能容得下的水一样的导演，就要在敏感的时代和流行潮流当中坚持自己的风格，这样的导演才能成为不是广告人的纯艺术家。

“我的影视广告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真实。以真爱的目光看世界，才能看出世界更多的爱。以那种爱的视觉、真实的视觉看待产品和直接使用产品的消费者。不管任何产品，只要消费者使用该产品时，是否能得到帮助和幸福。欺骗是打动不了消费者的，只有能感到真实的广告，才是生命力极强和让人难忘的广告。”金鹰泽认真地说道。

融入中国的广告界

金鹰泽在采访中一直都很谦虚，记者问他有没有最满意的作品时，他的回答是，没有最满意的，因为广告也有着流行的特质，过了流行的潮流只能让人觉得落伍。

金鹰泽认为，就像回忆流行歌曲一样，回忆自己制作的广告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快乐，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悲伤，但自己觉得从事影视广告行业二十多年来，已经先后拍摄制作了五百多条影视广告，能让自己可回忆感觉骄傲的作品还是很多的。

记得在韩国时担任导演拍摄最大的儿童乐园广告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家庭和睦版的创意。但后来觉得这个是每个导演都能想到的创意而放弃了这个创意。

最后我决定采用的是面向太阳的逆光拍摄手法，把游乐场内所有的游乐器材以高速移动的方法拍摄成运动的黑色影子的新型手法来表现。但记得只能每天早上才能拍摄太阳日出时的逆光效果和游乐器材的影子，所以两天能拍完的片子，我却拍了一周。

那一年，那个片子拿到了韩国广告大奖。让我也很欣慰。

心愿：将留在中国发展

我有个朋友在中国香港，跟他是用英文沟通……有一天突然想到，香港到北京是4个小时30分钟，韩国到北京只需要2个小时。为什么他能经常来北京，可我却不能？因为在潜意识里还是把这里当成国外，所以没常来的想法后来让我觉得特可笑……觉得在信息时代我的目光没有我朋友那样高远。

好的广告范文第2篇

在互联网、新媒体趋势下，广告已经不能像以前，可以用几幅图片、几句话就打动消费者。短小精悍、一语中的、视觉冲击……消费者的要求越来越高，商家们也各显其能。2014年9月30日，瑞士著名的户外品牌MAMMUT（猛犸象）就拍摄了一组广告图片。

登山团队队员们在瑞士著名的阿尔卑斯山脉上，摆出各种令人叹服的造型，对普通人来说，要登上那些高山已经是个巨大的挑战，但登山队员们却可以在上面摆出各种造型，让人不得不点赞。

这样的广告虽然没有文字，但通过图片中展示的极限环境以及工具的使用程度，无一不在告诉消费者产品质量的可靠，又不会显得做作，还会抓住消费者的心。现在，很多好的广告已经不再是喊口号，而是越来越“走心”，一下戳中你的泪点、笑点。广告不止是门技术，更是门艺术。

① 登山队员们正在阿尔卑斯山脉中组成箭头前行，代表着MAMMUT将一路向前。

② 登山队员们在山脉中“绘制”了世界地图。

③ 依靠工具悬在空中的登山队员，以此展示产品的品质。

④ MAMMUT（猛犸象）的登山队员们带着装备登上阿尔卑斯山脉山峰，点亮山脊，勾勒出攀登的路线。

① 2014年10月11日，正义公司总经理何育仁（左起）、顶新集团前董事长魏应充与顶新制油董事长陈茂嘉出席记者会，向社会大众鞠躬道歉，并说明正义食品油掺假事件。

② 2014年10月11日，味全食品在证交所举行重大讯息说明会，由总经理张教华（中）率领公司主管出席，对于近日油品事件造成的消费者不安，二度鞠躬致歉。针对消费者发起抵制味全产品的行为，味全将进行全面品质再造，盼能赢回消费者的信任。

③ 2014年10月11日，顶新集团前董事长魏应充在记者会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宣布关闭顶新制油、正义油厂，直到改善食品安全为止。

④ 2014年9月11日，生产馊水油的高雄强冠公司董事长叶文祥，召开记者会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哭诉“生不如死”，还在记者会现场下跪，向所有厂商及消费者道歉。

好的广告范文第3篇

除广告外，收视变化趋势同样不乐观：自2001年到2009年，中国男性观众平均每日收看电视的时间由182分钟减少到172分钟，女性观众平均每日收看电视的时长由183分钟减少到180分钟，该变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了电视业的焦虑。危机当前，中国电视业必须更细腻地体察观众的喜好。

总体而言，由于电视节目免费提供给观众，电视台与观众并无直接的价格链接，因此，把消费者的喜好与供应商挂钩的一般做法就失灵了。②换言之，相对于有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电视广告市场而言，缺乏价格机制调节的电视观众市场中消费者的喜好更少受到关注。

如果将电视观众的喜好再进一步细分为对电视节目的喜好与对电视广告的喜好的话，我们会发现，相比而言，电视台更少关注观众收看电视广告的喜好。目前，大多数电视台经常采用的广告操作方式是：广告经营部门在节目制作部门的容忍限度内，尽可能多地开发广告资源，满足广告主的需求，观众对电视广告的喜好或不被考虑，或完全靠从业者的经验加以掌控。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观众对电视广告的喜好。调查对象以在校本科生与研究生为主体，男性45名，女性44名。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9份，回收问卷89份。所有被调查者均在实验室内上网，利用“问卷星”平成问卷的填答与提交。本次调查发现如下。

对电视广告总体态度：喜好度“一般”；“无所谓”显示出对电视及电视广告的“漠视”；理性上认为“可以接受”，感情上仍觉得“有点烦”

如图1所示，约62.93%的被调查者对电视广告的喜好度为“一般”，“很喜欢”与“比较喜欢”电视广告的比重分别为2.25%和11.24%，“特别讨厌”与“讨厌”电视广告的比重分别为2.25%与1.12%。另有20.22%的被调查者选择“无所谓”。考虑到该被调查者中53.93%的人一周内基本未接触电视，所以，这里的“无所谓”与其说体现出被调查者对电视广告的容忍，倒不如说体现出观众抛弃电视后对电视广告的“漠视”。相对于明确的好恶，“抛弃”与“漠视”对电视来讲是更可怕的信号

在选择喜好度“一般”的被调查者中，人们的普遍心态是：理性上“可以接受”电视广告，感情上仍觉得电视广告虽不至于令人生厌，但“有点烦”。电视台以免费提供节目的形式换取观众对强行插入到节目中的广告的容忍。只要观众不肯放弃“免费收视”的习惯，其从理性上讲会倾向于认同电视广告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强加给电视观众的广告毕竟会影响观众收看节目的体验，因此，“有点烦”亦是情理之中的观众反应。

电视广告内容与电视广告编排均存在令观众生厌的问题

相对于广告编排，广告内容更易遭观众诟病。从广告内容上看，观众想看“纪实艺术片”，而多数广告主提供的则是 “简单宣传片”或“直白叫卖片”。电视台在响应电视观众喜好、改善广告内容方面腾挪空间不大，在改善电视广告编排方面，倒有较大腾挪空间。

有67.42%的被调查者认为“广告内容”最影响观看广告的感受，17.98%的被调查者认为“广告形式”最影响观看广告的感受，认为“广告类别”、“广告时长”最影响广告观感的被调查者分别有11.24%和2.25%。这说明，相对于形式，观众更在乎“广告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台有必要对广告主所提供广告作品的质量进行控制。

目前来看，电视广告内容与电视广告编排均存在令人不满意的地方。24.72%的被调查者最讨厌电视广告“夸大虚假”；21.35%的被调查者最讨厌电视广告“庸俗无新意”；还有6.74%的被调查者最讨厌电视广告“过分吵闹”。选择以上三个方面的被调查者合计占到52.81%，而这三个方面皆与电视内容有关。另有46.07%的被调查者最讨厌的方面与电视广告播出编排有关，如“重复次数太多”（17.98%）、“不间断重播”（12.36%）、“插播太多”（11.24%）、“数量太多”（4.49%）等。

对广告内容的反感，实际上反映出观众对广告品位的要求与广告主提供广告功利目的间的冲突。在观众看来，“我”虽为免费收看电视节目而接受电视节目中插播广告，但强制呈现在电视屏幕上的广告亦应是那些有着动人故事情节、精彩广告语、优美画面与背景音乐、知名代言人的广告“纪实艺术片”。可在广告主眼中，广告是笔投资，在直白的商品“售卖式广告”+“重复强化”可以有力扩大知名度、乃至促进售卖的情况下，将更多钱花在广告制作上似乎并非明智之选。在广告主眼中，媒介购买投入似乎比广告制作投入更能保证产出良好的广告效果。此外，处于电视观众与广告主之间的电视台虽然从理论上讲对将播出的电视广告作品负有审查之责，但由于审查方与播出方同为一体，这种审查很多时候流于形式，更何况，“庸俗无新意”本来就不是电视台拒绝播出一条广告的理由。

电视广告内容的改善在相当程度上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商业主体的成熟。在尊重电视观众对广告内容的喜好、改善电视广告内容方面，电视台的腾挪空间并不大。相反，在电视广告编排方面，电视台倒有更多可以自主掌控的空间。接下来我们就重点了解一下观众对电视广告编排的喜好。

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电视广告编排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主要表现在：“单个时间段内广告密度太大”（38.20%），“广告产品同质性过高”（20.22%），“单个广告时段内重复度太高”（15.73%）、“广告种类单一”（10.11%），“单个广告时段过长”（6.74%），“广告内容与前后节目内容不匹配”（5.62%）（见图2）。针对以上问题，观众心目中合意的广告编排应是什么样子的呢？

观众对电视广告播出编排的喜好

1.电视广告播出总时长：“太长了，应缩减”。从电视广告播出总时长上看，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太长了”。在所有被访中，没有人认为应“增加”广告时长，另有4.49%的人认为应“禁止”电视台广告。约62.92%的被调查者认为电视台应该“缩减”广告播出时间，还有32.50%的被调查者持“无所谓”态度。这部分持“无所谓”态度的被调查者很可能是最早抛弃电视的群体。

电视广告播出总时长“太长”亦是广告市场中价格杠杆作用的结果。广告市场有完整的价格机制，广告主需求可以通过价格杠杆传递给电视台，进而影响电视台广告资源供给的量。具体而言，处于优势地位的电视台，其广告资源供不应求，电视台在价格作用下有扩大供给量的动力。一般电视台的广告资源虽不至于供不应求，但由于广告资源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因此其亦有通过降低价格、扩大供给、增大总收益的动力。最终表现为电视广告时间越来越长，甚至长到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管控政策的程度。

即使是对广告总量控制相对严格的央视一套，仍有44.94%的被调查者认为其广告时间“太长了，可以精减”。

2.广告重复播出：特别讨厌短时间内重复播出一条广告。一条广告在早中晚各播出一次是“可接受”的，在同一广告时段内一条广告至多可重播一次。

调查结果显示，60.67%的被调查者“特别讨厌”短时间内重复播出一条广告，32.58%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太好”。那么，若要重复播出的话，如何做观众会觉得可以接受呢？21.35%的被调查者认为电视台“不应”重复播出广告，21.35%的被调查者认为“可以一天重复一次”、49.44%的被调查者认为“可以早中晚各重复一次”，7.87%的被调查者认为“可以在一个广告时段内重复一次”，没有人认为一个广告时段内可以重复播出2次及以上。

3.公益广告：扩大播出时长。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搭配，可延展观众对电视广告的容忍度。公益广告具有正外部性，这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内容仅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提供社会所需的量，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已借助政策手段，促使电视台保证公益广告播出量达到某一既定值。尽管如此，从观众角度看，仍有48.31%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公益广告的数量远远不够。

公益广告的播出虽然不能给电视台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却可以缓解观众对商业广告的厌烦心理，延展观众对电视广告的容忍度。正是基于此认识，近些年，不少电视台开始重视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的合理搭配问题。

50.56%的被调查者认为电视台在搭配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时，公益广告应该多于商业广告。24.72%的被调查者认为商业广告应该较公益广告多些。13.48%的被调查者认为二者可一样多，另有11.24%的被调查者对此无所谓。从目前电视台的性质定位来看，很难保证公益广告播出量多于商业广告。不过，电视台可以在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的编排上，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调查结果显示，电视观众比较青睐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间隔出现的编排形式。

同公益广告一样，节目导视亦可拓展观众对电视广告的容忍度。66.29%的被调查者认为，电视广告时段内应加入节目导视。不过，对于节目导视到底应置于广告时段的什么位置，观众没有显著的偏好。

4.每个广告时段时长：三四分钟以内为宜，超过4分钟的广告时段将导致观众回避。晚上4小时黄金时段内，时长10分钟的广告时段插播1～2次“可以接受”。

28.09%的被调查者认为每个插播的广告时段应该控制在1分钟以内，15.73%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控制在1～2分钟内，21.35%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控制在2～3分钟内，21.35%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控制在4分钟内，由此可见，两个节目间插播4分钟广告是观众能够接受的理想上限。电视台将两节目间插播广告时长控制在3～4分钟以内的做法较合理。时长超过4分钟的广告时段很可能会引起观众的身体回避（如起身离开电视机）、机械回避（如换台）与认知回避（如视而不见），正如红灯亮的时长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区间会导致过马路者对其视而不见一样。

目前，电视黄金时段的广告时段多长达10多分钟，在晚上四小时时间内，半数以上观众认为，如此长的广告时段插播1～2次是“可以接受”，另外33.71%的被调查者认为，插播3～4次是可以接受的（见图3）。

5.矛盾的选择：每条广告时长——10～14秒；每3分钟广告时段容纳的广告条数——4～7个。

43.82%的被调查者认为一条广告时长应该控制在10～14秒内。目前电视台播出较多15秒广告的做法与观众的这种喜好基本相符。

不过，观众对每条广告的时长要求与对每3分钟广告时段内所应容纳的广告条数之间存在矛盾。根据43.82%的被调查者选择“10～14秒广告是合意的”可以推断，应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同意在3分钟广告时段内可以播出12～18条广告，可是，没有被调查者认为在3分钟广告时段内播出16条以上广告是“可接受”的，仅有7.87%的被调查者认为播出12～15条广告是可接受的。认为3分钟内可容纳4～7条广告的被调查者合计达到51.69%。这反映的仍是观众希望广告“短些、短些、再短些；少些，少些，再少些”的普遍心态：一条广告播出时，“快点结束吧”，一个固定的广告段内，“条数尽量少些吧”。

小 结

潜在危机横亘于前，电视台有必要更细腻地体察观众喜好，尤其是体察一直被忽略的观众对电视台所播出广告的喜好。

无论是电视广告内容还是电视广告播出编排，均存在诸多为观众所诟病的问题。对于前者，电视台没有太多腾挪空间。对于后者，电视台则可以主动予以回应，提高电视广告编排合乎观众喜好的程度。

总的来看，合乎观众喜好的广告编排应是：缩减广告播出总时长；每则广告控制在10～14秒内；每个广告时段控制在三四分钟以内；每个广告时段内同一广告至多重复一次；每条广告可早中晚各播出一次；公益广告再多些、利用公益广告与节目导视提高观众对电视广告的容忍度；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交替出现。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被调查者以学生为主，与目前电视台收视人群分布不相符。第二，问卷填答与提交借助“问卷星”平台，在查看结果时，只能看到百分比这种简单的数据处理结果，限制了数据挖掘的深度。

【本文为中央电视台委托项目《电视广告编排合理性与科学性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艾瑞咨询：2011年中国网络广告年度数据 》，http：//.cn/tech/2012/01/18142512085975.shtml，2012年11月20日查看

好的广告范文第4篇

“选好米，有稻理”的广告继央视的大手笔后，选择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高空轰炸，这是金龙鱼品牌宣传的一贯手段。只是善长玩广告数字游戏的金龙鱼这次玩得有点太认真，反而与我们广大受众是格格不入。还记得“1∶1∶1”金龙鱼调和油的广告，虽然此广告存在涉假的争议，但并不防碍此广告立竿见影的效果，数字的巧妙应用让金龙鱼调和油“一招鲜，吃遍天”，对奠定其食用油品牌老大地位立下汗马功劳。但此次的故伎重演，却有失偏颇，让人一头雾水。

精确的数字在广告中的应用是屡见不鲜，广告人也是乐此不彼，数字的应用无外乎体现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企业的责任心，在某些时候确实容易打动消费者，但应用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分析我们的受众的人性特点的。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善长应用数字，诸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三不四”、“四面八方”、“九牛二虎之力”、“十全十美”、“万紫千红”等等，举不胜举。但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中国人运用数字的智慧并非确指，而只是会意。“内方外圆”的中国人只会探究数字背后的深意。金龙鱼大米广告煞有介事的声称：“5400多个部级审定的稻米品种中选择4个珍贵原种”、“从全国43000多万亩水稻中，挑选了5个优质产区”、“国家标准不完善颗粒每万颗不超过300颗，金龙鱼大米每万颗不超过6粒”。听完这些有关质量标准数字，受众估计一肚子的疑问：“这些数字的概念怎么这么陌生？”“数字的可信度有多少？”“数字能说明什么问题？”……中国人历来只相信自己的数字，对别人提出来的数字通常都会打个大问号。怀疑成了中国人的惯性思维，这不单单是针对金龙鱼的这则广告，对很多官方的数据也是同样的心理。这种心理会让金龙鱼大米广告所列举的数字苍白无力，说了等于没说。而相比之下“1∶1∶1”广告之所以取得成效，就是因为这种数字只是说明了营养搭配的平衡，与上面所举的一些数字成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之中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国外的广告宣传也经常会有些精确的数字，例如麦当劳、肯德基的质量标准明确规定了一包薯条的具体根数，还有汉堡的厚度。更传得神乎其神的说，在中国的这些门店所销售的汉堡是依具中国人嘴巴大小容量而精心设计。这些数字着实把我们中国人感动得一塌糊涂，花钱消费也是心安理得。这其中又是什么缘由呢？笔者认为，这不是崇洋媚外的心理在作祟，而是中外不同的人性特点所导致。国外的汽车七次的喷漆工艺可以一到中国人手里就变成了两次，这就不难理解金龙鱼大米广告数字所来来的质疑。数字在广告中应用的时候，我们研究广告受众的性格心理的同时，也在看广告主角色定位。

好的广告范文第5篇

王建岗，王定标，杨炯纬。这是当年好耶创始团队中最核心的三位元老级人物，他们曾把好耶一手打造成了两个“中国最大”：中国最大的专业网络广告公司和中国最大的效果营销服务提供商。但在好耶被分众收购前后，他们先后选择了离开。

好耶创始人王定标

2009年，好耶创始人之一王定标听说好耶前董事长王建岗和总裁杨炯纬都去创业了。“王建岗是先休息了一段时间，杨炯纬则是离开直接创业。”王定标说，他们走的还是互联网广告的技术路线，他们的新公司被个别人称为“小好耶”，他们的模式依旧与互联网广告系统技术以及广告相关。两人对此一点都不意外，我和建岗、炯纬都是技术背景出身。我很看好他们。

创业过程总有分分合合，而创业者的基因中似乎也带着比别人更强的顽固。他们把青春献给自己创办的公司，但因为顽固所以不知疲倦，敢于另起炉灶在行业中做些新东西，甚至敢于去和自己花了近十年培育的巨人抗衡。思考、放弃，自立门户，重整旗鼓。或者这就是不破不立？

聚首

杨炯纬近来把不少时间花在招聘和挖人上。虽然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系，但自己是从销售做起的。不过他很清楚，在技术主导的公司，需要有个领军人物。在他所创办的聚胜万合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胜万合”，最初这个角色由曾在微软待了10年，好耶工作半年的魏小勇充当，后来便决定挖来王定标的师妹、清华大学毕业的胡宁。与两位从好耶带走的部下轮番游说多次，终于打动了这位前谷歌技术总监。

紧接着他又开始了风风火火的校园招聘，与胡宁一起到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著名高校宣讲，寻觅计算机系、数学系毕业的技术人才，顺便物色些做销售、文案创意的毕业生。“没见过CEO和CTO亲自带队做校园招聘的吧！技术人员今年40人，明年要尽量达到60人。”他津津乐道的另一个话题是他的100台服务器。在互联网广告技术的提升中，一方面算法要更加精炼和准确，另一方面数据要掌握足够多。他干脆将总共120台服务器中拨了100台全部用于跟踪用户的浏览，这道理就像在上海所有高架桥上安装24小时工作的探头一样，跟踪到越多数据越好。“我敢做这些，首先是，你要相信这个事情――用技术提升互联网广告价值，是能做出来的。有些人是不相信的。”

王建岗的公司上海传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漾”）同样在攻克用户跟踪方面的难题，他并不愿被比较，“好耶和聚胜万合模式像，但我们不一样，不做广告和交易，只追求用技术提升毛利。”这位原好耶董事长行事低调随意，叫他“建岗”都毫不介意，买了辆奥迪在家“镇宅”用，平时坐地铁二号线上班，有时甚至还换乘公交，和媒体朋友聊天不敢去公司，怕拼命工作的同事们看到自己在那谈天说地，心里不平衡。“我不愿意出头，低调点如果失败，还可以偷偷摸摸自己再创业。”

王建岗不喜欢飞来飞去，更愿意躲在幕后编程序。有一次投资公司派了一位很懂软件的老先生来“鉴定”，对方发现他们没有用任何开源软件，代码全部是王建岗一个人手写，十分惊讶。现在他名片上的title是“首席策略官”，但是依然忍不住写程序，“我唯一自信的一点就是写代码。除此之外我特别不自信，我们公司现在的文化都是‘不自信文化’。别以为自己一定成功，一定成功还创什么业，不如回家钓鱼去。”

有人曾将王建岗、杨炯纬和同样从好耶离开、后来创办了北京博圣云峰广告有限公司的马向群称为“三个小好耶”。有一点不容置疑，加上早几年离开的王定标，这几人对好耶的发展方向都有些许不满意。杨炯纬另起炉灶时从好耶带了不少兄弟走，王建岗总是会以“是别人的公司”来概括对其的看法，王定标则早已将兴趣点转换了多次，但好耶的岁月在他们心中是个情结。所以在离开后，杨炯纬的服务器、王建岗的手写程序，目的都是弥补好耶没有前进的技术部分。

“没有技术，商业模式无从谈起”

1999年的王建岗是个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子，由于看到网络广告很难管理，便拉着三个同学一起开发了一套软件，专门去进行这些广告的投放管理。后来他发现，美国有家上市公司“DoubleClick”在做类似的事情，市场已经有了依赖性，没这套东西就无法把广告的投放情况量化出来，继而拉不来广告。

王建岗觉得中国的网络广告总会爆发，正式创办了“好耶”。来自“太平洋技术创业基金”（IDG资本前身）的章苏阳找他谈投资。

“我们的东西他看得懂，只觉得我们4个小孩不懂商务，就提了条件：找个职业经理人来帮我。”几天后，他介绍了甲骨文华东区的销售总监，对方第一次见面就把王建岗批了一顿，且不说对他们商业思维的不满意，就看我们那间11平方米的办公室，相当简陋，想去厕所？对不起，在一公里之外，要不就跟我们4个男生一样，在办公室洗手台解决。后来他再也没来过。

章苏阳推荐的第二位"面试者"王定标是戴尔华东区的区域经理。这次会面可以用皆大欢喜来形容，5个人一见如故，王定标很快就决定加盟。紧接着，自己还没入职的王定标迫不及待地招兵买马，约见了章苏阳介绍的人才杨炯纬。

“我一下就看中炯纬，他这么好背景愿意加盟我们，还挑什么，加上他长得又帅。”王定标说。在一家高档西餐馆中，连珠炮似的提问后，杨炯纬被王的创业激情所感染，直到签署Offer后才想起，自己还不知道公司地址在哪。3月的阳光下，他骑着自行车冲向距离复旦不远的柏树大厦报到，找了半天才看到一扇小门上贴着的A4纸“好耶计算机公司”几个字。“过年聚会时听说，老同学加盟了一家年底融资、明年上市、福利特好的互联网公司，我就暗想也要进互联网公司。好耶的确是做互联网，但还是创业阶段公司，桌子是从同事家里搬来的，台式机盖子是掀开的，地上扔着饭盒，我们坐着最便宜的折叠椅就开始干活了。”

如今回想，吸引王定标和“001号员工”杨炯纬的一大原因是，好耶标准的“互联网”公司身份：几位开发者年轻而技术不俗且精力旺盛，产品的切入点也选得不错，且谁都没想过未来能做多大。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互联网”的背后是技术驱动，有自己的一门绝活是在这个行业中创业的充分必要条件。

“如果没有技术，严格意义上不能说是玩儿互联网，要真正形成商业模式，就要从技术上面突破。”王定标这样认为。而杨炯纬总自称上学时技术、英语学的都不好，出来直接做了销售，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笃信”技术能带来真正的变革。直到现在他都更相信数字是自己计算出来的东西。

这几人凑成了好耶最早的创始团队。“称我们任何一位为创始人都不算错。”王建岗说。

焦虑

来自“太平洋技术创业基金”的投资到位后，投资方的期待并不高，王建岗比喻为“投资一只老母鸡，能赚出来三只鸡就行了，赚不出来就走人”。此后服务器买了，员工也招到70余人，互联网泡沫却也来了。

好耶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效仿同样遭遇危机的“DoubleClick”，只留10个员工安心做技术，等互联网回潮；另一个，提供广告管理系统给对方，同时免费获取对方一定比例的广告资源，说白了就是用管理系统的服务换广告位，转型做广告。

这支团队正值精力充沛，没有选择轻装上阵专攻技术，而是痛痛快快地选择了后者。2000年8月，好耶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一次大转变，形成了中国早期最成规模的互联网广告销售团队，连坐镇后台的王建岗也被鼓励去谈销售、见客户。

“网络广告谁也卖不出去，你好耶怎么卖出去呢？”由于一直往技术公司发展，整个团队一个广告人都没有，王定标有点发愁，“这样不行，就算是平时聊天也要知道点广告的规则。”他引入了曾在达美高等4A公司就职的朱海龙。

这种新商业模式的根本在于，可以仰仗手里的技术产品换广告位，比单纯“搬箱子”更容易也更有趣。“杨炯纬管华东，马向群管华北，朱海龙管华南，第一单卖了5000块钱，全公司开香槟，到2001年8月，一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王定标说。在好耶转向之后的多年中，他们的模式依旧在被纷纷效仿，而当时不少广告公司将互联网广告的部分交付给他们完成，这其中就有江南春执掌的永怡广告公司。

王定标是个一想起新点子就会兴奋的人，他心中最好的创业状态是一边创新一边挣点儿钱。好耶的系统雏形并非完美，但这是冒险的开始，每一次变化都是探索。“跟定标同志一起工作特别快乐，即使加班到凌晨四五点钟。”王建岗说，“他从不会说，某某同志你要这么做，而是说，如果我们做不出来会面临什么问题，很严重。如果你有责任感，你就会感到压力。”在好耶，王定标喜欢和王建岗交流技术，并称后者为“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王定标把市场角度需要的应用反馈、自己的突发奇想告诉他，然后看着他飞快地将程序写好。武器研发完毕，他们再拿去前线冲锋，有种战无不胜感。而王建岗则自诩为在管理上极其会“妥协”和“示弱”的人，公司战略别人决定，自己只管执行，有时候会特意告诉对方，自己某方面搞不定，用此"伎俩"来团结在其他方面才能出众者：杨炯纬聪明、勤奋、有冲劲，朱海龙重视细节、对财务敏感。

“王定标是个战略型的人，朱海龙是个战术型的，我们看到客户只知道要去死磕，不知道具体办法，他就告诉我们怎么去死磕，坐飞机时如何搭讪，怎样攻克下来。”这个"梦之队"极其和谐，彼此从未红过脸。

貌合神离

“我个人在好耶有三个阶段：没有客户，自己拼半天技术也没人来理你；客户多了，系统开天窗就要赔钱，硬着头皮到处补漏；2004年之后，技术和销售都上正轨了，开始游刃有余。”王建岗如此总结。但此时好耶的关键人物王定标走了，这让他怅然所失。

“原来的副手朱海龙成长起来了，更适合管理公司，而我喜欢的东西更多，想要做其他挑战的事。”王定标走后公司需要人接班，“我们选择了朱海龙，”王建岗说。

2004年的营业收入是2亿多元，利润则超过了2000万元，被称为运行最健康的一年，几乎占到了互联网广告的半边天。2005年开始，投资方开始催促上市，却因一些问题而受阻，“导致压力很大，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绷得住。我们明显感到，需要一个外力去推动，2007年要么上市，要么卖掉，两者必须成功一条。”时任好耶COO兼总裁的杨炯纬说，“我主张卖掉，这样还可以喘口气。每年都是高产出，根本不去施肥。现在该去静下心施肥了。我指的是安心做做技术。”

那段时间，王建岗带着技术团队提升产品版本，但实际上，大的框架在2001年的时候已经搭得差不多了，技术的路应该往上走，这是一直以来的愿望。

“严格意义上说，好耶是一家非常大的互联网媒介采购公司。为什么我们能买这么多媒介后做，核心在于有广告管理技术。”王定标表达了观点，“当初根本没有把好耶做成广告公司的意思。如果你创业，愿意创一个广告公司吗？还拿风险投资？肯定不会。去做百分之百与人力资源相关的生意干嘛？”

在焦虑的节骨眼上，江南春突然以7000万美元现金和1.55亿美元分众传媒普通股出手收购好耶。创办之初，江南春曾投入了20万元人民币给好耶，这次收购则为好耶内部解了燃眉之急，杨炯纬松了一口气，“当时我觉得江南春是个救星。”

但收购后，事情没有向他想象的方向发展。首先，只有完成1200万元的净利润，才能拿到第四笔收购款，公司管理层开始缩手缩脚。“收购改变了所有事，”王建岗说，“签了对赌，业绩要稳定，不能再冒险，新的技术和开发项目是要投钱的，这部分钱肯定是不能花了。归根到底，公司要保证股东利益，你看收购之后的公司往往都没有创新。”

随着股票的套现，高层流失，中层开始动摇。那段时间朱海龙负责和江南春沟通，杨炯纬依旧带队伍、见客户，他开始对公司的变化感到着急。“我写了个PPT给江南春，大意是未来怎么做技术，如何留人。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好耶往哪走，第二个是员工怎样能留下。结果讲到一半江南春就打断我，要我来谈谈销售和利润的情况。他的注意力并不在研发和结构调整上。这一点我理解，分众毕竟是家上市公司。”

好耶的重心的确更偏向销售了。以永怡广告总经理身份同好耶合作时，江南春就经常与大家探讨如何服务客户。而收购后，虽然他亲自到好耶的次数不多，但是每次高层会议他都把自己的战略重复一番。“分众原来是狼性销售文化，一个城市几队人马来赢下这个客户，江南春再自己带轻骑兵进去。大家都知道他是搞定客户的专家。他好几次问我们，有哪个客户搞不定？他要亲自帮忙。”

大家承认江南春算是个奇人，勤奋而没有架子，说不定哪天客户就会接到他的电话要求拜访。同时，这对好耶来说也不是坏事，广告曾经是大家的救命稻草，这个行业中讲求资源密集的马太效应，大客户如滚雪球式增长。

王定标也同意这点，“十八般武器，样样都能杀人，样样都能出来武林高手，不同的掌门人有不同的偏好，我掌门时偏好技术，别人就偏好商务。”但杨炯纬坚持，“我还记得好耶最初的初衷，互联网公司是产品、技术驱动的，而广告公司是人力、创意和服务驱动的。没错，我们是从销售过来的，中国大部分行业早期都是野蛮生长，野蛮一点儿就做成事。但是好耶应该有理想主义的地方。”

2008年，收购最终完成，杨炯纬明确提出增加技术投入，但由于好耶已经被定为分众旗下上市的种子选手，依旧无法实施。分众想要高歌猛进，好耶不得不保持步调一致，他感到很憋屈，“你可以要求我的销售额、毛利，但是你不要要求我的净利，因为这样肯定就不敢花钱的。而当时是三者全都有要求。”

研发上也出了个大问题。技术核心王建岗已经退出。“收购前我也有梦想，也有期待。但是现在来看，这家公司没有动力做新的东西，它也已经不是我的了。我选择离开。”

王建岗认为自己的想法有点个别，但非常理智。“让创始人离开一家公司不难，也没那么纠结。其实2006年我们差点被慧聪收购，虽然我觉得价格是可以的，但是所有人都签字了，我还是赌气坚持不卖。那件事让我知道，你一手创建的公司有时候主宰权并不在你。”

王建岗承认，作为前任董事长，他是这场收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收购价格他也满意，最后的日子，他就是被锁定在这里，每个月象征性来公司一两次，开会时打打游戏保持沉默。除他以外的另外三个股东是经理或普通的工作人员，套现后已离开并投入到手机游戏等领域。而他带起来的技术人员并没表现出对新技术的追逐，此时甚至只做一些给客户搭网站的工作。

“技术人员就是求稳定，不管这个多难或者多简单，我帮你做出来，拿到工资养家糊口。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不行我要跟你评理。这帮人不容易挖，给到8000块就不跳槽了，跳哪儿都一样。我创立好耶最开始自己也是这样想，工资比去500强多。”这些人的不闻不问使公司的广告势头更加旺盛，谈广告系统引不起互动，谈到收入、利润、奖金大家则两眼放光。其实王建岗并非不着急。“好耶的趋势是，几乎每个动作都是为了业绩。其实唯一提升毛利的方式就是技术，但是如果你是销售你愿意吗？做300万拿3万块钱佣金，你肯定就去干了，别跟我讲技术，客户也听不懂什么技术。”王建岗的离开让好耶不得不再寻找一个新的领军人物，杨炯纬以为这是个转折点，跑到硅谷物色了三个牛人，认为任选其一都足够带领团队继续研发广告系统。“原来技术研发的投入就是40个人工资，现在对方出价年薪200万元，当时我的月薪才7万元。结果当然没有通过。”

直到2008年下旬，分众股价严重下跌，加上经济危机，江南春开始考虑卖掉好耶。杨炯纬和一些高管抱有幻想，希望新的公司和好耶形成互补。与收购方洽谈的任务落在他头上，可能的买主有几家：拥有大量广告资源的百度、大量客户的阿里巴巴以及技术很强的谷歌与微软。从马云，到百度负责战略投资和并购的任旭阳，再到西雅图飞过来的微软总监、总裁，杨炯纬见了个遍。

百度的顾虑是，收购好耶之后华扬联众这样的广告公司是否会抵制自己，谷歌和微软则认为广告部分意义不大，但是一旦拆分开，剩下的技术部分又没那么值钱。“马云说觉得价钱贵，还不如自己做。我们开始想10亿元，后来降到8元亿，结果有人出到6亿元后还是没有卖掉。”

2008年年底的年终会上，公司再次提出“海量销售”的想法，杨炯纬彻底绝望，决定离开。而此时王建岗已经开始自己做些天使投资的项目。

各走各的

杨炯纬“郁闷的一塌糊涂”，最后决定创业。他曾找到一个做心理医生的朋友谈心。“这个槛我过不去。他问我放不下的是什么？我说，这家公司是在我手里做起来的，这帮兄弟是我带起来的，现在要跟他们打架了。然后他告诉我，你得相信你做的事对整个行业是好的，可能会对不起好耶，但是不见得对不起好耶这群人。”

那段时间好耶的员工在人力资源市场蹿红，2008年、2009年人事变动极大，“离开的人有10%到我这儿来，”带了原来的部下创业，杨炯纬解释道，“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方法不好，但大家都会这么做。首先刚刚创建的时候，在外面招不到人，第二是本身磨合的风险也很大。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就是，好耶的人我不招别人也会招，说老杨你不要再挖了，人家有可能也想要来。”

王建岗依旧淡定，套现后的他休息了一段时间，做了点天使投资，还是忍不住创办了传漾。“还是想做产品、做技术，走那条老路。我觉得应该把中国互联网广告推到更高的高度，你看美国同行业的分布图，前面的都是技术公司，但是现在国内发的都是游戏什么的。”

对于未来互联网广告技术的走向，王建岗很清楚。美国拥有的一个系统放在那，自己选择功能后直接广告的形式，中国总有一天会做到，但还差得很远。“广告不是人发上去的，是组装的，速度要很快，会根据你的兴趣去千变万化。这里面很复杂。”

而对于处于甲方位置的媒体来说，逐步也会选择功能更多的广告公司进行合作。如果按照好耶原来的思路，行业会停滞。“没有技术基因的公司，肯定会有问题，就像微博down掉，就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技术不会致死，但你会被对手超过。”

“从行业总体来说，任何两家公司都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但是你要知道市场那么大，没什么了不起的。”王定标说。“我们和传漾的区别可能会变小，后台都是要做精准广告，但是他做品牌广告主，我做电商；他做中型的网站，我做大型的网站；他卖CPM，我卖CPS；广告主、媒体构成、销售方式方式不一样。“杨炯纬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每年大概增长50亿元到80亿元，市场增量可以满足类似于聚胜万合的30家、40家，我只要其中的一、两亿元，要一小口就够了。”

对于“定标同志”在好耶之后不停创业，“见一个爱一个”的特点，王建岗认为，“他敢冒险。"杨炯纬说，"记得他从好耶出来做的是天天在线，然后即时通讯联盟，又做了ChinaYIMU、迪岸、大旗，反正有好多个。他脑子很活，每个星期都有新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