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排行榜范文第1篇

〔唐〕岑参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b。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注释：

a入京使：回长安的使者。 b龙钟：形容流泪的样子，这里是沾湿的意思。

上榜理由：

《逢入京使》是唐代诗人岑参创作的诗歌名篇。此诗用简单的诗句描写了诗人远在边塞，路逢回京使者，托带平安口信，以安慰悬望的家人的典型场面，具有浓烈的人情味。此诗的最大特色是语言朴实，情感深远，思乡之情与渴望功名之情融合在一起，分外令人感动，相较前两首诗，胜在感情的真挚淳朴上。诗歌主要写诗人在出行途中，遇到前往长安的东行使者，从来引起诗人的思乡之情，在思乡之情之外，更寄托有一份深切的家国之思。诗作通过一个简单的片段，马上求寄书信的方式来书写诗人的思乡之情的肝肠寸断。第一句写的是眼前之景，诗人远离故土，前往边境，在路途之中，难免会对远在东边的家乡怀有相思之情，难以释怀。“双袖龙钟泪不干”，意为作者的思乡之泪如何也擦不干，无法抑制，这种生动的情景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表现思念亲人之情，也为下了铺垫：“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两句写诗人想要给家里报平安，但是苦于没有纸笔，马上又写出了相遇的匆匆之感。这最后一句诗，处理得很简单，收束得很干净利落，但简净之中寄予着诗人的一片深情，颇有韵味。一方面，诗人抱有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但是他又对家乡对帝京怀有深深的相思。这首诗歌既有生活情趣，又有人情味，清新明快，余味深长，不加雕琢，信口而成。最感人的地方是它的感情的真挚，用生活中一个简单的典型化片段，将之化为一种经典的感情。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这样评述过曾岑的诗作：“叙事真切，自是客中绝唱。”所以，当岑参的应制律诗和边塞歌行在诗歌史的评价上，随着朝代的更迭忽起忽落时，《逢入京使》这首小诗却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视线，至今仍在选本和文学史上保留着一定的地位，是人们经常吟诵的诗篇。

唐诗排行榜范文第2篇

宴游的由来及名目

据《礼记·射义》所载，周代宴饮款待老者、贤者是朝廷奖掖士子、进德修业的必备礼节。唐代“沿隋法汉”，虽以科举考试取代了两汉的察举和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但其分科举人的方式与古代乡举里选的制度实乃一脉相承，因此对那些自愿投入彀中的“天下英雄”，朝廷自然当予以礼待。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即载：“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解送之日，行乡饮礼，牲用少牢，以官物充。”《新唐书·选举志上》亦云：

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选举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少长焉。

政府对选人长安参加礼部省试的乡贡们尚且设宴送行，那么在礼部放榜之后，让那些身登龙门的“新进士”们自行举办庆贺宴会，或是在吏部关试之后，为已释褐而即将踏入仕途的“准官员”们举办宴饮游乐等庆贺活动，也尽在情理之中了。

唐代科举及第后的有关宴饮游乐名目颇多。据《唐摭言》卷三“宴名”所载，有闻喜宴、樱桃宴、牡丹宴、月灯打球宴、关宴等近十种。其中有的已难详其情，有的可略考源流。例如闻喜宴，从名称看应是新进士初发榜时举行的宴饮活动。康学伟等著《中国历代状元录》说：“唐制，进士放榜后，集钱大宴于曲江亭子，称曲江宴，亦称闻喜宴。”但据《唐摭言》卷三可知，曲江宴又称曲江大会，在吏部关试之后才举行，因此也称为“关宴”。此时新进士们已经没有了初闻礼部放榜时的喜悦激动之情，且《唐摭言》及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敕书都明确将闻喜宴与关宴并列，可见二者有别。不过唐代闻喜宴的地点的确设在曲江，《登科记考》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唐时礼部发榜之后，醵饮于曲江，号日闻喜宴。”天成二年敕日：“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关宴，今后逐年赐钱四十万。”此时的新进士们已经不用自掏腰包了。

关宴则是唐代进士宴游活动的最后高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唐摭言》卷一云：“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之关宴。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为离宴。”对于关宴的沿革及备办情况，《唐摭言》卷三转引了《唐国史补》的记载：

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不复预矣。所以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大中、成通已来，人数颇众。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首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由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

所谓进士团也称“团司”，是专门负责筹办新进士宴游活动的民间商业机构，何士参是其总管。《南部新书》卷乙还说：“一春宴会，有何士参者都主其事，多有欠其宴罚钱者，须待纳足，始肯置宴。盖未过此宴，不得出京，人戏谓‘何士参索债宴’。”据上可知，新进士的一系列宴游都是由这个进士团来代办的，何士参常为进士预垫费用，但到举行关宴时要把所有的欠账结清。估计当时主办这样的大型宴会获利不菲，何士参死后其子还继承了父业。

关宴的准备从新进士拜见主司后就开始了，先由团司在主司宅旁租一处大的宅院，待新进士们会集之后，推选出录事一人，一般多由状元担任。此外还要推举出主宴、主酒、主乐、主茶及探花等。这里的“探花”与后世的含义有别。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进士及第后，例期集二月，其醵罚钱，奏宴局什物皆请同年分掌，又选最少年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自唐以来榜榜有之。”唐代关宴的“醵罚钱”，即每位进士所出的份子钱是自行商定的，但为数都不少，因此那些寒门出身的进士往往要为之举债。而且与宴者还要自备袋囊，用以盛装衣物书册酒器等。关宴的地点设在杏园，因此也称“杏园宴”。

曲江宴游的盛况

曲江池又名芙蓉池，位于唐长安城的东南角，本来主要是为解决长安部分居民的用水而修凿。后来唐玄宗开凿黄渠，引水注入曲江，遂把曲江池开辟成了长安近郊最大的风景游乐区。《唐摭言》卷三说：“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又引《实录》说，天宝元年降敕命太子太师萧嵩从曲江畔迁移家庙，因为“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可见曲江宴游之风是从玄宗开元之时形成的。我们还可以从杜甫早年所写的曲江诗中窥知当时的情形，《曲江二首》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哀江头》则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这虽已是安史之乱中，但依旧可以感受到此前的繁盛景象。

曲江宴游的习俗虽兴自开元末年，但与科举相关的宴游活动，则主要呈现于中晚唐时期。曲江宴游活动极为丰富繁盛，场面盛大可观。《唐摭言》卷三“散序”条载：

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

开宴之日，皇室贵戚倾城出观，车马华丽，临时性的商铺在江畔一字排开。宴中有乐舞助兴，宴后则泛舟遨游。公卿豪贵之家还趁机挑选东床快婿，好一派狂欢景象。

作为宴游的主角，新进士们更是意气风发，兴致盎然。孟郊及第后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正反映了新进士的普遍情绪。《唐摭言》卷三说：“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张籍有诗纪其实曰：‘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其进士科不仅要考诗赋，而且举子考前借以获得声誉的行卷也以诗歌冠首，那么在及第后的庆贺宴会上自然也少不了赋诗助兴。刘沧有《及第后宴曲江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唐摭言》还记载了唐敬宗宝历年间新昌里第举行的一次宴会，有新进士和朝臣共同参加，元稹、白居易皆即席赋诗，但刑部侍郎杨汝士所赋令元、白为之失色，杨大醉日：“我今日压倒元、白！”宴饮气氛之热烈可以想见。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黄滔在《成名后呈同年诗》中云：“一字连镳巡甲族，千般唱罚赏皇都。名推颜柳题金塔，饮自燕秦索玉姝。”诗中提及的走马赏花、歌舞宴饮、雁塔题名、秦楼狎妓等，也都是新进士曲江宴游活动的组成部分。

关于雁塔题名习俗的来历，《唐摭言》卷三认为兴自中宗李显时期，“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而《南部新书》卷乙说：“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韦肇是宪宗朝宰相韦贯之之父，代宗大历九年（774年）吏部侍郎，他中进士大约在玄宗、肃宗之际，雁塔题名的习俗应肇始于此时。《刘宾客嘉话录》则说雁塔题名始于张莒，但据《登科记考》，张莒是代宗大历九年进士，时间显然比韦肇要迟，当从《南部新书》之说。我们所见到的有关题名的记载也都发生在中唐以后。《玉泉子》说：“又慈恩寺连接曲江，京辇胜景。每岁新得第者，毕列姓名于此。（裴）勋尝与亲属游，见其父及第榜率多物故，谓人曰‘此皆鬼录也’。”《唐国史补》卷下云：“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既已称为“题名会”，可见这已不是少数举子的一时兴致，而是形成了一种例行风尚。如白居易当年中第后，就曾在雁塔题名并纪以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张籍《哭孟寂》亦云：“曲江院里题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女诗人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诗说：“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据宋敏求《长安志》载，崇真观在长安朱雀街东之新昌坊内，开元初建。《唐摭言》还记宣宗大中六年进士苗台符和同年张读题名于西明寺之东庑，又可知唐进士题名不仅雁塔一处也。

记载唐代举子和新进士征歌狎妓风气的史料较为零散，最为集中的是晚唐孙綮所著的《北里志》。北里即平康坊，位于长安城坊市的北部，毗邻东市，是当时歌妓集中的地方。

唐人对宴游之风的态度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和繁盛期，其经济文化经过初唐近百年的发展积累，至玄宗朝而达到鼎盛。整个皇室贵戚集团都追逐奢华，宴游无度，流风所及，普通官僚士子乃至民间也都崇尚宴游娱乐，《开元天宝遗事》中就多处记载了当时长安城的春游盛况。玄宗时还颁布诏书，公开鼓励宴游活动：“自今后，非惟旬休及节假，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后，任追宴游乐。”长安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商旅云集，万国来朝，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朝廷听任官员们宴游消费也属自然。当时就连杜甫与郑虔这样的穷儒卑官，也时常出入于各类宴游场所。然至玄宗天宝后期，贵戚豪门挥霍无度，致使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玄宗皇帝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断奢侈敕》，企图改变浮靡的世风：

雕文刻偻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红，粟帛之本或亏，饥寒之患斯及。朕故编诸格令，且列刑章，冀以还淳，庶皆知禁。如闻三公以下，爰及百姓等，罕闻节俭，尚纵骄奢。器玩犹擅珍华，车服未捐朱翠，此非法之不著，皆由吏之不举也。宜令所司，申明格令禁断。（《全唐文》卷三十五）。

但没过多久，安史乱起，长安城任凭胡骑蹂躏，曲江池畔的繁华暂时消歇。其后降及中唐，随着唐朝国力的逐步恢复，长安城再度成为天下举子的云集之地，官员、进士的宴游风气很快复炽。但此时大乱甫定，藩镇林立，江淮漕运不畅，唐中央的财力、物力已远不能与开元以前相比，过度的奢华已经让长安城感到难以支撑了。

对于愈演愈烈的宴游奢靡之风，当时便有不少人深表忧虑。德宗朝的礼部员外郎沈既济就直接将京邑虚耗的原因归结为举子、选人久居长安而导致游食过度所致。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还上奏要求禁止门生拜见座主，只允许新进士小范围的宴乐，不许聚集同年广为宴会，并停止题名活动。唐武宗批准了他的奏章，“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短时间内起到了扼制颓风的作用。但随着李德裕的被贬，一切又都恢复故态。至唐僖宗年间，朝廷不得不再次颁布《戒约新及第进士宴游敕》（《全唐文》卷八十八），对新进士宴饮的资费限额、参加人数以及时间范围都作了明确规定，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宴游的昂贵开销，不仅使寒门出身的新进士不堪重负，一些官宦之家也十分反感。王定保是昭宗光化三年（900年）的进士，他对当时的宴游奢靡之风深有感触，亦持批评态度。《唐摭言》卷三结尾说：“矧诸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鲜华，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始胶漆于群强，终短长于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可见宴游至晚唐已变成颓风陋习，完全背离了朝廷优礼进士的初衷了。

唐诗排行榜范文第3篇

以上可以算是当代的“高考饮食”了，那么，古代的“高考”饮食又如何呢？莘莘士子是怎么“吃”的呢？

对于我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科举可谓一大盛事，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高考”。多年苦读，考生当然希望能在科举中大显身手。而考试前后的饮食调理，自然就颇为重要。并且，如果能金榜题名，就又有了享用“科举大宴”的机会了。

发榜前，考生要吃“大锅饭”

在古人的笔记中，常有这样一幕温馨场景的出现：士子们秉烛夜读，更深人静之际，慈母或娇妻端来一碗莲子银耳羹，让士子们饮下。这并非毫无根据，莲子银耳羹有凝神定气的作用，在紧张的考前准备阶段，多数家庭都会让考生们多吃点莲子银耳羹。这么一来，心里安定了，考试时才不至于因过度紧张而发挥失常。

另一种颇受古代考生们青睐的食物，就是核桃。《本草纲目》中记载：“补肾通脑，有益智慧。”核桃不仅可健脑，还能治疗神经衰弱，且生食营养损失较少。科举期间，考生们必须在考舍里呆上好几天，须自带干粮。而不管在考前还是考试期间，颇具健脑功效的核桃，都是考生们的必备之物。

除了生吃，古代的考生们还发明了另一种核桃的吃法。将核桃打碎、去壳、取仁，与冰糖混在一起捣碎成泥，之后密闭贮藏在瓷缸中，每次取两匙，用开水饮服。每次用开水冲后，会浮上来一层白色液体，就是补脑作用最强的核桃奶。

而在明代，选拔举人的“乡试”，是管伙食的。每次乡试，政府都会拨出一定的经费。而在经费中，伙食费又占了大部分。光是北京一地的乡试，每次的伙食费就将近四千两银子，相当于如今的两百万人民币！考虑到这只是其中的一处考场，且当时的经济规模较小，这个数字已经十分惊人了！

伙食费的大部分，是花在宴请考场各级官员的各类宴席上。不过，考生们的“大锅饭”，开销也不小。据时人记载，一场乡试下来，就得消耗近两百石的米、五千多斤的面以及五万多个烧饼，这是“大锅饭”的主食。副食则有各种肉类和果蔬，数量也颇为惊人。一场考试下来，吃喝的费用就要占掉总经费的三分之二。

若想取得好成绩，把身体和心理都调整到最佳状态，是必要的。看来呀，对于“高考”饮食的重视，古今皆然。

中榜后，“科举大宴”等着你

绵延1300余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在我国起源于隋文帝杨坚时期，历经唐、宋、元、明、清（1905年）。从初创开始，我国各个朝代的食文化也融进了科举，历史上较为出名的有科举七宴――曲江宴、探花宴、琼林宴、鹿鸣宴、鹰扬宴、会武宴、烧尾宴。

唐代最著名的四大科举宴是由官方、朝廷主办的，是为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子们举办的盛大庆祝宴会。自唐代以来，分设文武两科，“鹿鸣宴”“琼林宴”为文科宴，“鹰扬宴”“会武宴”为武科宴。其他的宴会虽然也有官办和皇帝亲临，但涵盖有节庆、升职等别的缘由。最为有名的士子登科（或官位升迁）的庆典要数唐代的“烧尾宴”，不过，这种邀请皇帝参加的豪宴却要士子（或官员）自掏腰包。

著名的“曲江宴”因在长安曲江亭举行而得名，唐代考中进士的放榜恰好在上巳节（俗称三月三）之前，是与作为三大节日之一的上巳节一同庆祝的。这种游宴，皇帝亲自参加，与新进士和被邀请的外国使节等重要宾客同乐。该宴之隆重、规模之大，在我国宴制史上影响深远。“探花宴”是科举时代称进士及第后的杏园初宴。金代诗人元好问《探花词》中称：“六十人中数少年，风流谁占探花筵（宴）。”

“琼林宴”始于宋代，是为殿试后新科进士在著名的都城汴京（今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琼林苑举行的宴会。宋太祖规定，在殿试后由皇帝宣布登科进士的名次，并赐宴庆贺。南宋诗人文天祥有一首《御赐琼林宴恭和诗》，专门描写琼林宴盛况：“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可见其规模宏大。“鹿鸣宴”兴起于唐，是为新科中举的“举子”而设的宴席。在省城举办的乡试以后，由州、县长主持宴请中举的士子，因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而得名。韩愈在《送杨少尹序》中写道：“杨君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另据记载，明朝的“鹿鸣宴”是以“鹿”为主脯的宫廷御膳，用来表示皇恩浩荡和对人才的器重。

“鹰扬宴”是武科乡试放榜后，考官和考中武举者共同参加的宴会。所谓“鹰扬”是取威武如鹰高高飞扬之意。“会武宴”起始唐朝，延至于清，是武科殿试放榜后，在兵部举行之宴飨。该宴排场宏大，雄伟壮观，群英聚会，盛况空前，故名“会武宴”。蒙古人灭宋后一度不举办科举，科举宴制戛然而止。到明代，科举制度恢复后，其宴制又逐步进入鼎盛时期。

无论是科举七宴还是文武四宴，史籍均无详实的肴馔资料，大多是文人墨客留下的诗歌和溢美之词，唯独“烧尾宴”留下了其中58道“奇异”肴馔。五代时，陶谷在《清异录》中记载了韦巨源设“烧尾宴”的部分食单，称只记载了其中的“奇异”部分，尽管如此，这已使后人得以窥见和想象这次盛宴的概貌了。听听几道菜的菜名吧：通花软牛肠、光明虾炙、白龙曜、金银夹花平截、葱醋鸡、冷蟾儿羹、丁子香淋脍、单笼金乳酥、婆罗门轻高面……所谓“奇异”是指：新奇器具、秘笈药膳、创新烹饪、新食材使用、流行食点、宗教文化、歌舞音乐、养身时尚等。“烧尾宴”的58道“奇异”食点，肴馔丰美，世所罕见。今天，我们解读唐代“烧尾宴”58道“奇异”肴馔，可以发现那个时代鲜明的文化特征和食文化的演变和发展。现如今，人们揣摩和仿制唐宋时期的宴制和御膳，大多以南宋司膳内人的《玉食批》为蓝本，并结合其它的史籍资料参考汇集而成。

那么，为什么叫“烧尾宴”呢？有三种说法：一说是人之地位骤变，如同猛虎变人一般，尾巴尚在，故需将其烧掉；二是新羊初入羊群，会因受羊群干犯而不得安宁，只有火烧新羊之尾，它才会安定下来，人从平民进到士大夫阶层即是如此；三说是鲤鱼跃龙门，必有天火把尾巴烧掉才能变成龙。总之，此三说都有登第或荣升之意。

唐诗排行榜范文第4篇

二一三年春天，也就是距离一七六三年正好二百五十年之际，我获得李元洛之《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由岳麓书社出版，以下简称为《元洛新编》）。春夏秋冬于我都是读书天，当然也是读诗天；一读而喜，再读而更喜。

《元洛新编》所选三百多首诗，与蘅塘退士的选本完全不重复。李氏所选，作品分为四大类，即“自然篇”、“社会篇”、“人生篇”、“艺术篇”。元洛数十年来唯精唯一专注于诗，《诗美学》、《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等书，其以唐诗为题材的大文化散文，一版再版，久驰大誉；如今以其独到的眼光选出三百佳篇，把蘅塘的遗珠以玉盘捧出，自然令人美不暇赏。“新编”全新，至于其“今读”，则他联系社会现实，兼及现代各地汉语新诗，写来个性活现，文采斐然，若非底蕴如此、才情如此，怎能臻此高境？

台湾版《元洛新编》赫然有余光中的序。八十六岁的诗翁，欣然命笔，力荐此书。下笔前且细细比较过蘅塘旧选和《元洛新编》的一些诗人篇目多寡，大文豪一时成为小文员，余光中一时成为余光中的秘书（余氏有妙文题为《我是余光中的秘书》），可见对此书极为看重。余翁认为此书的最大优点，是李氏在解析个别诗篇之余，还“抛珠引玉，时常买一送一，甚至买一送三”，多引古今篇句以印证、以贯通。《元洛新编》把蘅塘旧选的遗珠如张若虚、罗隐捞起，诗翁因此说“若虚不虚、罗隐不隐”了。元洛自然也补了蘅塘旧选所遗的李贺，因此我可补充说，一般读者因为《元洛新编》补入了李长吉（李贺），李诗有更多人诵读，这就“长吉大吉”、“长吉长久”了。

蘅塘旧选影响深远，今举一例或可以说明。王兆鹏《唐诗排行榜》一书，用古今多元因素的统计方式，排出一百首名诗，杜甫诗占十七首。第四名的《登岳阳楼》至第四十四名的《蜀相》，一共六首中，有五首为蘅塘旧选所收。《元洛新编》如果永垂不朽的话，当有左右以后唐诗排行的能量。它的“自然篇”有“环保”之目，选的诗包括白居易的《鸟》：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白居易论诗，认为要为时为事而作；李元洛选诗，也有时代的因素，环保诗即是。此诗见于一些儿童诗选，以后当更长传。唐宣宗的文化修养深厚，是白居易的粉丝；白氏逝世，“白粉”写诗哀悼：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这是极佳极难得的帝王诗。蘅塘选了唐玄宗的《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元洛则选这一首《吊白居易》。宣宗以帝王之尊，推崇诗人若是（这使人联想到19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职时恭请佛洛斯特诵诗的盛况），读此诗，当有助于当前“文化立市”、“文化立省”、“文化立国”美政的促进。元洛新选此首，这是上面所说“眼光独到”的一例，而此诗也因此应更具阅读永续性（sustainability）。

唐诗排行榜范文第5篇

②正因为这首写黄鹤楼的诗，实在太家喻户晓，太脍炙人口，结果，反宾为主，主次颠倒，倒不是这首诗，因楼而名，而成了这座楼，因诗而存。

③想到这里，也很为文人手中的那支笔，能起到这样大的作用而感到骄傲。说实在的，在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地位很不高，“九儒十丐”，与讨饭花子名列排行榜之尾，让人很不提气。可诗人崔颢的这首诗，却能够使黄鹤楼屹立于武汉三镇。虽然这其间，几度沧桑，多次废兴，还休要看不起文人，正是这诗，才使黄鹤楼千年不倒。要没有崔颢的诗，对不起，这座楼恐怕早就完了。

④诗只八句，其实好读好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清人沈德潜编的《唐诗别裁》，对这首诗评价极高：“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则誉之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千古传诵，深入人心，以至人们能够习惯鹤去楼空的怅惘，而绝不能承受诗存楼无的遗憾。

⑤这首诗，即使在唐代，崔颢刚一落笔，便不胫而走，很快就遐迩闻名，广为人知。据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写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大诗人李白，登黄鹤楼后，突然涌上来赋诗一首的欲望，但见了崔先生的这篇作品之后，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李大诗人虽是一个狂得连“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主，但他承认人家写得好，叹了口气，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出，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向后转，退出这场竞赛。

⑥崔颢的诗，让李白十分赞赏，同时启发了他的诗兴，当然也不排除有一点较劲的意思，这位唐代第一诗人，先后套崔先生的诗路，写过两首诗。第一首为约作于公元748年（天宝七载）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意犹未尽的李白，公元760年（上元元年），滞留江夏期间，又作了一首《鹦鹉洲》：“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方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⑦大家巨匠不害怕重复别人，即使仿作，摹描的痕迹仍在，但却因自己的才气，而能写出与崔作工力相敌、未易甲乙的佳构。尽管如此，李白的这两首力作，终究压不倒崔颢之绝唱。由此可见，崔颢的《黄鹤楼》，无论在当世，还是在后代，那在文学史上的不朽价值，是不由分说的，是毋庸置疑的，这才叫真正的传世。

⑧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修建武汉长江第一桥的时候，嫌武昌的原黄鹤楼碍事，拆了。在很长一段岁月中间，武汉有黄鹤楼之名，而无黄鹤楼之实。拆楼以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并没有动手重建，一直拖着，没有说修，但也从来没有人敢说一声从此不修黄鹤楼。最后，到底将楼修了起来，而且修得更堂皇。

⑨现在这座巍峨的仿古建筑，是上个世纪80年代重建起来的，成为武汉三镇一个亮丽的景点，一个标志性建筑物。在促成这座名楼再现武汉三镇的诸多因素当中，应该看到，崔颢的诗，是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诗在，则楼必存。文学，虽说是很小儿科的东西，但有时候，秤砣虽小，力拨千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