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三百首
唐诗宋词三百首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教版初中《语文》；古代诗歌；缺失；改进；分配方案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0－092－04
作者：周萍，长沙外国语学校教师；湖南，长沙，410007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教是历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第十六》)自汉武帝时将《诗经》列为“五经”之首后，各种教育读物无不将诗歌作为重中之重。旧时许多文人无不接受过“柔日读诗”的严格训练，传统蒙学中就有《声律启蒙》、《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
现代教育的初中阶段(约12～15岁)，是人生接受能力最强、记忆力最好的阶段。作为现行重要的初中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同样继承了我国诗歌教育的优良传统。在全部一百六十九篇课文中，有中国古代诗歌(包含诗、词、曲)三十首(以下简称“正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还选取了六十首古代诗歌作为课外背诵(以下简称“附选”)。毫无疑问，无论正选还是附选，这总共九十首中国古代诗歌对初中生的语文学习是大有教益的(附带说明，课文中还有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歌，但非本文论及对象)。所选诗歌无疑都是历来公认思想意义较深、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就其可接受性而言，无疑都是历来流传较广的优秀篇什。
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本人以为，人教版初中《语文》的古代诗歌选目仍不无缺失，其主要表现为：时期分布失衡，体裁分布不均，作者分布面偏窄。本文旨在对此三大缺失作出详细分析后，提出改进选目之我见。
一、时期分布失衡
从三十首正选的时期分布看，春秋前(含春秋)二首，三国一首，晋二首，北朝一首，唐十二首，宋九首，元二首，清一首。显而易见，过于偏重唐宋，唐占40％，宋占30％，二者合计共占70％。
至于附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全部六十首中，汉一首，三国二首，南朝一首，唐三十七首，宋十六首，明二首，清一首。唐占61％强，宋占27％弱，两者合计占88％。
唐诗宋词作为一代之文学，双峰并峙，其高度空前绝后，选目有所侧重，谁都无可厚非。问题是现在的比例似乎严重失衡。尤其使人不能接受的是，作为与《诗经》并列的我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勰《辨骚》)的以屈原《离骚》为代表《楚辞》，竟然一首(或一章)未录。此外，两汉四百余年，无论乐府民歌、文人诗歌，不乏名家名作，正选一首未录，附选仅录无名氏《汉乐府・长歌行》一首；灿若星河，为唐诗的兴盛准备了条件的南朝宋齐梁陈诗歌，正选一首未录，附选仅录梁吴均《山中杂诗》一首；北朝除正选录北方民歌《木兰诗》外，文人诗一首未录；隋因历史太短，一首未录，情有可原；“开创了词的初盛局面，而且历来还被奉为词的不祧之祖”(吴和熊语，见其《唐五代词三百首》前言)的唐五代词，仅录温庭筠《望江南》(梳洗罢)一首，“不乏别有情趣的奇花异草和清溪幽涧”(黄天骥语，见罗斯宁选注《辽金元诗三百首》前言)的辽金元诗一首未录；辽金元词一首未录；即便是与唐诗宋词鼎足而三的元曲，仅正选二首，附选一首未录；有“陵宋跞元驾清”(羊春秋语，见其《明诗三百首》前言)之誉的明诗正选一首未录，仅附选一首；至若明代词曲，仅附选中录散曲一首，词则一首未录；有“承宋继唐”(钱仲联语，见其《=}青诗三百首》前言)之誉的清诗正附选各只录一首；有“承宋之绪而后来居上”(钱仲联语，见其《清词三百首》前言)之誉的清词竟一首未录；“也有一批杰出的散曲家”(羊春秋语，见其《散曲通论・作家论(清)》)的清代散曲，一首未录。
时期分布的严重失衡，必然无法贯通整个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的发展脉络，无法让学子们领略诗歌长河的继承与创新，尤其是让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淹没不彰。
二、体裁分布不均
(一)诗词曲三者分布不均。在三十首正选中，诗二十一首，占70％；词七首，占23.3％；曲二首，仅占6.6％。附选六十首，失衡的情形进一步加剧，诗四十七首，占78％；词十一首，占18.3％；曲二首，占3.3％。
(二)各体内部之小体分布不均。
1、诗中各小体分布不均。正选中，骚体诗一首未录，六言诗一首未录，五绝一首未录。即便是《诗经》中之二首，全为风体，没有考虑雅体或颂体。附选中情形大致差不多。
2、词中各小体分布不均。正选七首中，表面看，小令一首，中长调各三首，似乎说得过去，但若仔细分析，所选小令和长调，均接近于中调，而与中调字数差距较大的小令和长调全无，尤其是长调中之三阕以上者一首未录，也未尝不是一个缺陷。且所录各词均为正体，“减字”、“偷声”、“摊破”、“摘遍”、“犯”、“慢”、“引”之类的变体一首未录。
附选情形更是糟糕，十一首词中，除晏殊《破阵子》略略超过小令五十八字上线为中调外，其余十首，俱为小令。且《浣溪沙》词牌即有三首(苏轼独占其二)，《卜算子》二首。
3、曲中小体分布不均。曲选本来太少，不具有多少代表性，与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极不相称。正附选各二首，纯为小令，套曲、带过曲、集曲、自度曲等皆一首未录，当然也无法录，也无法“均”。
(三)、文人体与民间体分布不均
正附选总共九十首作品中，姑且把《诗经》之《关雎》、《蒹葭》算作民歌，其民歌数量也不过四首，这与我国古代诗歌的实际状况不符。在古代的任何时期，都有大量民歌，尤其是在诗歌的非自觉时期。即便是后来的词、曲，也往往经历了从民间至文人的过程。单说《敦煌曲子词》，即是一个最有名的民间作品集，对此，选编者似乎全无意识。
体裁分布不均，甚至某些体裁一首未录，致使学生无法领略体裁的多样性、作者的创造性，无法体味形式与内容的某些关系。尤其是《楚辞》骚体的缺失，将会使学生对中国诗歌史的认识出现断层。民间体的缺失，不但无法让读者看到文人诗歌以外的另一片广阔天地，亦无法让读者看到诗歌从民间到文人的发展过程，更无法领略民歌与文人诗歌的风格差异。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由于诗的比例太重，导致词、曲(尤以曲为最)内部之小体无法均衡分布。
还需附带说一下的是，除诗词曲之外，对联似乎也可作为诗歌之一体予以考虑。对联，尽管它全盛于明清(有人称之为有清一代之文学)，但无论如何，它实际上是伴随着诗歌(包括骈赋)的产生而产生，且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以为在我们的课文中选取少许，让学生稍具对联知识，是完全有必要的。
三、作者分布偏窄
正选三十首中，共有作者二十二人(包括无名氏二人)，其中杜甫四首，无名氏(《诗经》)、陶渊明、李白、苏轼(全为词)、辛弃疾(全为词)各二首，无名氏(《木兰诗》)、曹操、王湾、王维、岑参、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范仲淹、李清照、陆游、文天祥、马致远、张养浩、龚自珍各一首。
由于前述时期分布失衡的原因，作者的分布，自然在时期上注定了不均。二十二人中，先秦一人(《诗经》)，三国一人，晋一人，南北朝一人，唐九人，宋六人，元二人，清一人。很显然，唐占41％，宋占27.7％，其他朝代，要么完全缺失，要么作者太少。即便是在有限的时期或朝代中，其分布状况仍值得商榷，如唐代九位诗人中，主要分布于盛、中唐，初唐全无。在这九人中，杜甫虽是“诗圣”，实在也没有必要选取四首。再，苏轼、辛弃疾不必纯粹以词人身份出现。尤其是苏轼，若诗词各选一首，或许更能使其具有宋代诗词大家的代表性。曲家仅选马致远、张养浩，实在人数太少，且都为元代，明、清散曲则无法入选。
附选作品数量翻了一番，本来应该相对有利于作者的均衡分布，然而，失衡的状况却进一步加剧。在总共六十首作品中，共有作者四十一人，其中唐二十一人，约占51％，宋十一人，约占26.8％，唐宋共占约78％。其他三国二人，汉一人，南朝一人，五代一人，元一人，明二人，清一人，几乎不成比例。四十一人中，李白六首，杜甫、孟浩然各三首，王维、岑参、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晏殊、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各二首，无名氏(《汉乐府・长歌行》)、曹操、刘桢、吴均、王绩、王勃、杨炯、陈子昂、崔颢、常建、刘方平、刘长卿、韦应物、李贺、刘禹锡、杜牧、温庭筠、李煜、王安石、梅尧臣、王观、杨万里、朱熹、赵师秀、张养浩、王磐、夏完淳、赵翼各一首。
正附选都出现的作者共有十四人，他们在正附选中选取的作品数量合计情况依多少排列如下：李白八首，杜甫七首，苏轼四首(俱为词)，辛弃疾四首(俱为词)，王维三首，岑参三首，白居易三首，李清照三首，陆游三首，曹操二首，刘禹锡二首，杜牧二首，温庭筠二首，张养浩二首。
只在正选出现的共有八人，他们是无名氏(《诗经》)、陶渊明、无名氏(《木兰诗》)、王湾、范仲淹、文天祥、马致远、龚自珍。
只在附选中出现的共有二十五人，他们是：无名氏(《汉乐府・长歌行》)、刘桢、吴均、王绩、王勃、杨炯、陈子昂、刘方平、刘长卿、韦应物、孟浩然、崔颢、李贺、韩愈、李煜、晏殊、梅尧臣、王安石、王观、杨万里、朱熹、赵师秀、王磐、夏完淳、赵翼。
正附选九十首作品共有作者四十七人，如果我们对其作进一步分析，便可发现：
(一)朝代分布面偏窄。
四十七人中，春秋前一人，三国二人，晋一人，南北朝二人，唐二十一人，五代一人，宋十三人，元二人，明二人，清二人。完全缺失的朝代有战国、秦、隋、辽、金。秦、隋历史太短，且无著名诗人，可不选。辽无著名诗人，亦可不选。战国有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作者，不选不应该。金有赵秉文、元好问等大家，至少不应无一人入选。其他晋、南北朝时期似乎入选面还可扩大。
(二)相关朝代的体裁空缺或分布面偏窄。
这主要体现在：
1、楚辞作者全无。
2、元代除散曲作家还应增加外，诗人、词人均不应无一人入选。明代词人不应无一人入选。清代词、曲都不应无一人入选。
(三)风格流派偏窄。
就风格流派而言，诗类完全空缺的有楚辞系、江西诗派、公安竟陵派、江左三大家和神韵派，数量偏少的有六朝山水诗派、建安邺下文人集团等。就词而言，清空典雅派、金元疏快派、晚明蕴藉派、清初阳羡派、清初浙西派、清代常州派等或空缺，或数量太少。就曲而言，无论本色豁达派，还是文采清丽派，均因入选作者太少而无法彰显。
其他如竹林七贤、太康诗风、竟陵八友、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苏门四学士、元诗四大家、元曲四大家、茶陵诗派、清初三遗老、晚清四大家等都应尽可能有所体现。
作者分布面偏窄，使学生无法看到各时期各种风格流派的代表作家作品，自然也就无法整体感受古代诗歌的多样性。
四、改进选目之我见
我国现时为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意味着许多人初中毕业以后，不再有系统接受古代诗歌教育的机会，如果我们的初中《语文》古代诗歌选目缺失过多，意味着大多数的公民受到的古代诗歌教育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针对上述三大缺失，本人以为，初中《语文》古代诗歌选目之改进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作出考虑。
(一)、宏观考虑。
1、合理划分正附选功能。
(1)正选尽可能照顾到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体裁、各种风格流派有影响的著名作家、诗人团体。①从历史时期而言，春秋前(《诗经》)、战国、汉、魏、晋、南北朝(应兼顾到宋齐梁陈)、隋、唐(应兼顾到初盛中晚)、五代、宋、辽、金、元、明、清都应尽可能有作家作品入选。②从体裁而言，A.诗词曲比例应适当；B.诗中之古风、近体及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律体、绝体、民歌都要有恰当表现：C.词中之小令、中调、长调都应有所体现；D.曲中之小令、套曲、带过曲等都应有所体现。③从作者而言，尽可能把中国诗歌史上各种风格流派的大家名家选进来。
(2)、附选尽可能补正选之不能或不足。①补足未入正选的某些朝代或时期。②补足大家名家不同风格题材作品。③补足未入正选的某些风格流派、诗人团体。
2、合理分配诗词曲各体的数量及各时期的数量。
(1)首先给诗、词、曲各体分配一个大致比例。考虑到诗的历史最长，作者面最广，词、曲历史相对较短，作者面相对窄一些的状况，本人以为，诗、词、曲的比例正选可定在5:3:2，附选可定在6:2.5:1.5。
(2)合理分配各体在各时期的数量。①凡有重要作者的时期应尽可能有作家作品入选。②凡有重要风格流派的时期应尽可能有作家作品入选。③凡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作家应尽可能有作品入选。④著名的民歌作品应尽可能入选。⑤各体裁的早期作品应尽可能有入选。
(二)、中观考虑。
1、适当减少唐宋分量，尽可能使各时期的作家各品有所体现。
2、适当减少个别大家名家的分量，尽可能增列其他名家名作。
3、尽可能照顾到体裁、题材及风格的多样性。
(三)微观考虑。
所谓微观考虑，即考虑到具体作家作品。基于以上宏观、中观考虑，本人试拟出以下作家作品分配方案。
1、正选三十首分配方案。
(1)诗十六首：《诗经》一首(《风》体)，楚辞一首或节选一章(屈原作品)，汉一首(可考虑蔡琰)，三国一首(曹操)，晋一首(陶渊明)，南朝一首(可考虑谢灵运)，北朝一首(《木兰诗》)，唐五首(王勃、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各一首)，宋一首(黄庭坚)，元一首，明一首，清一首。
(2)词九首：唐一首(李白)，五代一首，宋四首(苏轼、辛弃疾、李清照、姜夔各一首)，元一首，明一首，清一首。
(3)曲五首：元三首(马致远、张养浩、关汉卿各一首)，明一首，清一首。
2、附选六十首分配方案。
(1)诗二十九首，《诗经》二首(可考虑《雅》、《颂》各一首)，楚辞一首(宋玉)，汉一首(可考虑从《古诗十九首》选一)，三国二首(可考虑刘桢、阮籍各一)，晋二首(可考虑左思一首、民歌一首)，南朝二首(谢胱必选，另一首可考虑鲍照)，北朝一首(可考虑庾信)，唐九首(王绩、李白、杜甫、韦应物、王维、岑参、孟浩然、韩愈、李商隐各一)，宋四首(苏轼、欧阳修、陆游、杨万里各一)，金一首，元一首，明一首，清二首。
(2)词十八首：唐一首，《敦煌曲子词》一首，五代二首，宋八首(苏轼、柳永、晏椎馈⑶毓邸⒑刂、周邦彦、姜夔、王沂孙各一)，金一首，元一首，明一首，清三首(王夫之、陈维崧、纳兰性德各一)。
(3)曲十二首：元八首(卢挚、白朴、马致远、张养浩、乔吉、张可久、徐再思、无名氏各一，其中应有套曲一首，带过曲一首)，明二首(王磐一首，无名氏民间作品一首)，清二首。
唐诗宋词三百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唐宋 制科人才 贡献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7-0-02
1 唐代制科人才贡献
唐宋时期古代文学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尤其以唐诗宋词享誉古今。诗歌在唐朝发展到了顶峰。唐朝著名诗人如王勃、杨炯、贺知章、王翰、王昌龄、高适、白居易、元稹、杜牧等先后考中制科,他们先后为唐代诗歌发展的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各个时期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另外,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是制科出身。他们的应制科目分别是:
王勃——幽素科
杨炯——应制及第
贺知章——超拔群类科
王昌龄——博学宏词科
王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手笔俊拔科
高适—— 有道科
白居易——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元稹——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杜牧——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柳宗元——博学宏词科
王勃、杨炯与卢照邻、骆宾王被誉为“初唐四杰”,虽然二者中制科后,被授予的官职很小,但文才很高,属于才高位卑的类型,王勃和杨炯擅长五言律,他俩的诗中拥有才子所具有的自负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的送别诗与边塞诗中。其次著名诗人贺知章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旧唐书》中记载:“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 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俭……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可见贺知章不但擅长诗歌创作,还擅长书法。他的诗文以绝句见长,著名的《回乡偶书》两首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今尚存录入《全唐诗》的诗共19首。他们三人都是唐初诗人的代表。
到了盛唐时期,王翰、高适登上了诗歌的舞台,二者同为制科出生,与王勃、杨炯相比,诗风有很大变化,属于个性鲜明的豪侠诗人。王翰及第较早,为人狂傲放纵,入仕后生活放荡,因纵酒蓄妓被贬。代表作如《凉州词二首》。同一时期,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在唐代极为流行,高适就是这一时期边塞诗的杰出代表。他于天宝八年,试举有道科中举,授封丘尉。他一直想通过立功边塞而封侯,但都未能如愿,正由于他对边塞的一腔热情,使他在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之后,创作出了著名的边塞诗《燕歌行》、《别董大》等。
中唐时期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元稹(779—831),子微之,洛阳人。贞元九年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两人又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等,授左拾遗,后成为监察御史。元稹性格刚烈,是一位才子型作家,我们所熟知的《莺莺传》传奇便是元稹创作的。元稹于53岁因疾病去世,留下《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三十多首。元稹与白居易友谊很深,常一起谈论诗作。白居易的仕途曲折,但在诗歌领域却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统治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其次他的的叙事诗都长盛不衰。著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又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
中唐诗歌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士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批怀古咏史诗,其中杜牧就是这一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考中进士第,又举贤良方正科。杜牧性格刚直,做事胆大心细。其诗情致豪迈,人称小杜,以区别杜甫。著有《樊川》诗四卷,《外集》诗一卷,《别集》诗一卷,今存诗四百余首,大多是抒写理想抱负关心国民生计,感叹壮志难酬。其中《赤壁》、《山行》、《江南春》都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后世称杜牧与李商隐为小李杜,足见杜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朝除了诗歌以外,还有不少的散文、论文、传记等名篇传世。被称为“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他提倡复兴儒学,成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写了很多文学体裁、风格迥异的文章,有哲学论文《天说》、传记文《捕蛇者说》等,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不仅在文学领域,还有众多的名臣贤相也是制科出身,据《
其应制科目分别是:
苏轼——才识兼茂
苏辙——才识兼茂
富弼——茂才异等
吴育——才识兼茂
张方平——茂才异等、贤良方正
三苏同属“唐宋八大家”,在他们的故乡四川眉山三苏祠中有一幅题词写到“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嵋共比高。”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颇喜言兵,著有《六国论》、《论衡》等。苏洵也曾参加过制科考试,但未得中。在父子三人中名气最大的就是苏轼,别号东坡居士,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苏轼从小好学,非常有才华,21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考入三等。他为人坦荡,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苏轼的仕途道路充满了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在他历任地方官以来,关心人民生计,很有政绩。其次,他在文、诗、词方面也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作品中辞赋有《赤壁赋》、《流侯论》等,以及诗词《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水调歌头》等为后人广为传唱。著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等文集,近存诗2700多首,是我国文学史上璀璨明珠。其弟苏辙与他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据《宋史·苏辙传》中记载:“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且史官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间严,未必劣于其兄。” 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仁宗时期的宰相富弼同样是制科出身。《宋史》上记载:“弼少年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大度,范仲淹见而称奇,誉为‘王佐之才’,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 他于仁宗时举茂才异等科,授将作监丞,至元和二年被任为宰相,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疾恶如仇,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
据《宋史》上记载:“自宋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吴育,字春卿,少奇颖博学,仁宗天圣五年进士,后举贤良方正,擢著作郎,进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吴育性格耿直,敢说敢为,刚正不阿,他多年任地方官,兢业守职,积劳成疾,任河南知府时,吴育已重病缠身,还视事如平日,终卒于任上。之后赠吏部尚书,谥号正肃,著有文集五十卷。
张方平是北宋中期的一位文化名臣,仕历三朝。“其少颖悟绝伦,一阅不忘。家贫无书,从人假三史,旬日即还,巳得其详。宋绶、蔡齐以为天下奇才。举茂材异等,为校书郎,知昆山县。又中贤良方正,选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神宗时,累官参知政事,御史中丞。方平慷慨有气节,虽王安石用事,嶷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时。卒,谥文定。” 张方平著有《乐全先生集》四十卷,流传于世。张方平不但有才学,而且为官清廉,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不愧为北宋有名的大臣。
综上所述,唐宋为制科在整理
参考文献
唐诗宋词三百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唐宋诗词 悲愤描写 主题思想
唐宋两个时代中，有着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物质丰足，结束长期的战乱奔突，百姓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有着封建社会的衰败时期：政治腐败、官场昏暗、战乱割剧，日益深刻的动荡，这就造成了对于人们的生活与命运的巨大压力。面对来自自身之外的巨大压力，当时的人们作出被动的反应和无为的叹息。不少爱国诗人、词人着重提取了种种情绪体验，把它们熔铸于自己的作品中，其间包含有年华消逝的感怆，理想幻灭的悲哀，国运沦替的忧愤，愤世嫉俗的痛苦，以及漫长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遗恨。这一切，一并交织成悲愤渗透在唐宋诗词中，使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的真实心理，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怀才不遇
在唐宋诗词中，作者塑造了一位位俯仰古今，环视宇宙，深感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自我形象。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几句，忧思悲愤，传达出封建社会中一切壮志难酬的人士的共同心声。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也有悲怆忧愤的诗句“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陇头吟》），通过关西老将的不平遭遇，写出朝廷不公。这位关西老将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到头来只能是“驻马听之双泪流”，而他的那些偏裨副将，却早已飞黄腾达，封侯拜将了。诗人的作品能激起人们的同情和不平。王维还有两句“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是他晚年消极思想的流露。只因李白素有匡时济世之志，却不能一伸其能，愁怨激愤郁结胸中，无处喧泄，于是采用浪漫主义手法，以夸张的比喻把深长的愁思表达出来，具有惊世骇俗的艺术力量。
在宋代有许多怀才不遇的文人抒发他们的悲愤。苏轼在《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中，在这样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诗人认为，桧树的根和它的树干一样，也是挺直的，但根在地下，无人知晓。苏轼借此赞美王复的才能和品德表里一致，劲节不屈，只是无人了解。辛弃疾在《丑奴儿》【少年不识】这首咏愁词中，更是生动真切：“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毕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有出将入相之才，南宋小朝庭却不予重用，反而罗织罪名，横加排斥，年仅四十二岁就被迫退职，闲居江西二十余年。词人为自己的遭遇悲愤不已，积郁难平。
从以上诗词中可看出唐宋文人对他们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对当时朝庭的软弱与黑暗日益看得明白，对于政治舞台的倾轧变幻，对于世态炎凉也体会得更深了，所以他们在诗词中表现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
二.壮志难酬
唐代描写壮志难酬的诗句较少些，但其中不乏名句。如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这两句写诸葛武侯北伐未竟，染疾而终，使得后世的英雄志士莫不为此惋惜垂涕，伤心不已。温庭筠的咏史诗《经五丈原》中有这二句“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也是写号称卧龙的一代名相诸葛亮的，诸葛亮虽然竭智尽忠，也无法使昏庸的后主刘禅醒悟，天下政权不由人愿地旁落在司马氏手中，供奉在祠庙中的诸葛亮已无计可施了。这首诗是温庭筠凭吊诸葛亮祠庙时写的，这和杜甫的《蜀相》有类似的地方，借古代名相来表达诗人自己壮志未酬的心情。
宋代描写壮志难酬的诗词很多。这里主要以陆游和辛弃疾的作品为例。爱国诗人陆游以抗金复国为己任，一直想驰骋疆场，“手枭逆贼”，收复旧京。但被投降派把持的南宋小朝庭却一直对他排斥打击，使他壮志难酬，抑郁终生。辛弃疾晚年的作品《鹧鸪天》【壮岁旌旗】也是一首壮志难酬的词，作者有卓越的文才武略，青年时代就拥军上万，驰骋敌后，以抗金爱国为己任；南归后虽做了二十多年地方官，却远离前线，而且受到朝廷猜忌，常被弹劾，后罢官落职，闲居江西二十来年。对此作者愤愤不平，常在词中吐露悲愤的心曲。这首词的下阕“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是作者与客人谈到功名时发出的慨叹，概括了一个落魂英雄的毕生遭遇，意境悲凉，感慨深沉。这末两句颇有诙谐戏谑的意味。
三.家国之痛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是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末，杜甫从京城长安回奉先县探视妻小，至家正赶上自己的小儿子饿死而作的。“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杜甫因小儿子饿死而深感惭愧，既表现出自己的悲痛，也曲折反映了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杜牧《泊秦淮》中最有名的两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表达了作者以国事为忧的爱国情怀。晚唐时期，唐朝江河日下，国势日趋危急，而当政的官僚贵族仍过着醉生梦死、声色歌舞的生活。作者一次夜泊秦淮河，听见歌女仍在为麻木不仁的听唱者演唱这亡国之音，使诗人产生了历史又将重演的隐忧，抚景感时，这两句将历史和现实融为一体，既引起人们对陈亡悲剧的追忆，又使人联想到国势危殆的晚唐现实。
有着深沉的家国之痛的词人是李清照。她的词《武陵春》【风住尘香】，是李清照五十三岁在浙江金华避难时所作。当时，宋王朝只剩下半壁江山，李清照的故乡沦陷在金人手中，丈夫也已亡故，她无儿无女，寡居异乡，尝尽了国破家亡的滋味。这两句抒写了她无可告语的沉重愁苦：“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前一句写愁苦的来由，带有极大的概括性。当时，抒情主人公在生活中经历了重大变故：统一的故国，幸福的生活，挚爱的伴侣，共同追求的事业，一切的一切都永远失去了，这种失落既是剧烈的、广泛的，又是无可挽回的，所以称为“事事休”。后一句写愁苦的神态，抒情主人公想找人诉说一下愁怀，但种种伤心事从何说起？还没开口，已经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了。从艺术效果看，确实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功效。“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在“风住尘香花已尽”的暮春季节，曾打算强打精神到双溪去泛舟解闷，但转念一想，那双溪的小小舴艋舟，怎能载得动自己心里的沉重愁苦呢？刹那间闪上心头的春游之念，倏然而逝。这里，作者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愁比作有分量的物体，它是如此沉重，以至舟载不动，水浮不起。而这沉重的愁苦却背在作者肩头，压在作者心头，无时无地不在折磨着女词人。
陆游也有家国之痛的诗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之二），这首诗写于公元一一九二年，离北宋灭亡已经有六十五个年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宋王朝苟且偷安，不图光复。遗民们的爱国之心却不能泯灭，他们在敌占区一年年、一代代地盼望着王师北伐，盼望着回到故国的怀抱，等待他们的却是失望接着失望。他们的眼泪都哭干了，却依然见不到“王师”的踪影。
四.愤世嫉俗
唐人王昌龄在《塞上曲》中写出了这种情况：“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诗句揭示了封建社会好人受屈，功臣遭黜的黑暗现实，抒发了作者心中的愤懑与不平。李白“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的诗句，既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更是对自己所处社会政治黑暗，贤才不得其用的激愤之情的抒发。“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这是白居易对封建社会贪官污吏的痛斥。这些“长吏”不顾颗粒无收的严重旱灾，对农民“急敛暴征”，逼得他们“典桑卖地纳官租”，沦于衣食无着的绝境。白居易借杜陵叟之口，痛斥他们“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简直是一群披着人皮的豺狼，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直面现实的精神，为人民鸣不平的勇气，值得钦佩。刘禹锡有首《与歌者米嘉荣》，米嘉荣是唐代著名歌唱家，“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作者借劝慰米嘉荣，抒发自己辛酸的愤世之情，表面上是诚恳地进行劝告，实含对世事犀利的嘲讽。诗句于正中见反，于平和中见激荡，能使人体会到诗人的委屈和苦闷，更能引起人们的关切和同情。
宋人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这首词作于苏轼出狱后谪贬黄州的第三年。苏轼秉性旷达，虽身处逆境，仍然放浪于诗酒之中，寄情于山水之间，不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这首词写他在一夜之间醉了又醒，醒了又醉，回家时已经三更。就在这万簌俱寂的深夜，他带着醉意独立江边，思考着人生的归宿。他对以往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忘却世事深以为恨，不知何时才得以解脱。下阕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下阕的前两句既是感慨，又是议论。它反映了作者宦海浮沉，九死一生的经历，反映了当时待罪黄州，身不由己的处境，反映了他追悔憾恨，愤懑不平的心情，也反映了他对人生的探索，对解脱的向往，内涵十分丰富。后两句写他向往驾起一叶扁舟远离仕途，远离尘世，自由自在地在江湖中度过这劫后余生。 “郡守徐郡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苏轼的字）鼻鼾如雷，犹未兴也。”（叶梦得《避暑录话》）。词人终于没有一走了之，因为在他的世界观里，儒家的入世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尽管没有走成，这两句词依然反映了他愤世嫉俗，希冀摆脱逆境，追求闲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辛弃疾素有抗金复国之志，出将入相之才，但是他曲折坎坷的遭遇使他痛心疾首，在《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中发出了愤世嫉俗的慨叹。“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作者在这里所要否定的并不是“古人书”，而是与这些书上所说的“圣贤之道”完全背道而驰的黑暗现实。辛弃疾“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唱彻阳关】）两句以江上的“风波恶”与人间的“行路难”相比，用“别有”相区别，表明了作者的认识，也突出了世路艰难的感慨。
以上都是唐宋诗人、词人心声的鸣奏：从李白和杜甫的诗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忧国忧民的可贵精神；从杜牧、李商隐的诗中，看到了他们对国势衰落的忧虑，对个人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愤慨；从苏轼的词中，看到爱国宏愿，体会到怀古伤今；从辛弃疾的词中，看到盼望收复国家山河的热切心肠，也体会到在国势颓败，复国无望情况下的痛苦心情；从李清照词中，听到国破家亡夫逝之后孤孀的哀鸣……
总之，透过唐宋诗词的悲愤描写，使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加明确。我们读懂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体会到了作者的悲愤之情。这些优秀诗词的字里行间，给我们流下了情感充沛、动人肺腑的良好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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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三百首范文第4篇
这是王安石《半山春晚即事》诗的第二联。金性尧先生解释说：“翳翳，阴晦貌”，“交交，本指鸟鸣，与‘园屋深’搭配，意即在清阴中啼叫”。“翳翳”，是指树荫浓密以致阴暗不明，此说可通。而认为“交交”与“园屋深”搭配，意思就是鸟在清阴中啼叫，就不能不加以辨明了。本诗为王安石罢相后所作，极写暮春时节其所居半山的幽静。首联云：“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联想奇特，把自然风物全然拟人化，说春风好像都把花给拿走了，留给自己的只是一片清阴，以此作为抵偿。紧接着的第二联便写一片清阴中的“陂路”和“园屋”。在这一联中作者用了两个叠词“翳翳”和“交交”，意思是紧承着上联的：春晚夏初，枝繁叶茂，绿树成阴，陂路静静地蜿蜒延伸，园屋则深藏不露。这里对两个叠词的理解很重要。先来看“翳翳”。它既可以理解为“晦暗不明貌”，如晋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宋苏轼《集归去来诗十首》之六：“翳翳景将入，涓涓泉欲流。”又可理解为“草木茂密而成阴貌”，这种用法在唐宋诗文中屡见不鲜，如：“翳翳桑柘墟，纷纷田里欢”（唐孟郊《新卜青罗幽居奉献陆大夫》）、“翳翳林上叶，不知秋暗生”（唐元稹《解秋十首》之一）、“漠漠花落尽，翳翳叶生初”（唐白居易《东坡种花二首》之二）、“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苍苍半绿苔”（唐许浑《四皓庙》）、“翳翳桑麻区，鸡犬音相望”（宋刘窸《送汾西+长官》）、“嘉木翳翳，碣其德音，以诏来世”（宋黄庭坚《陈君碣》）、“斜照,,射竹篱，桑阴翳翳麦蛾飞”（宋僧道潜《东园三首》之一）、“翳翳柔桑活，辉辉野水宽”（宋刘?《蒋沙庄居十首》之三）、“翳翳庭中草，琐细不可名”（宋谢逸《夏夜杂兴》之六）、“翳翳桑柘密，霭霭禾黍繁”（宋周紫芝《九日至苏家园》）、“绿阴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宋陆游《六峰项里看采杨梅连日留山中》）、“松翳翳以藏寺，柳--而带郭”（宋陆游《思故山赋》）、“桑阴翳翳响缫车，麦熟多时稻吐芽”（宋程公许《春.客中杂吟四绝句》之三）、“结庐何年，松阴翳翳”（宋林希逸《将仕林君父子墓志铭》）等等。其次看“交交”。这个叠词主要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鸟鸣声，例如《诗经•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清马瑞辰《通释》：“交交，通作咬咬，谓鸟声也。”又如晋夏侯湛《春可乐》曰：“鹦交交以弄音，翠隨隨以轻翔。”二是纵横错杂貌。如《太平御览》卷五七四《乐部》十二《舞》引晋《徘徊歌》曰：“交交白绪，节节为双。”宋朱松《和几叟秋日南浦绝句简子庄寄几叟》诗之四：“风雨交交耿夜灯，天涯兄弟对床听。”明高启《方隐君山园》诗：“交交林路翳复开，活活野泉流不定。”又《晓睡》诗：“林声寂寂鸟鸣少，窗影交交树横密。”又《郊墅杂赋》诗之九：“乱渚交交白，平芜漫漫青。”王安石这两句诗中的“翳翳”与“交交”都是用来形容“清阴”的，“翳翳”是说叶密荫浓；“交交”则言树枝繁杂交错。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四引宋李壁《注》曰：“翳翳、交交，皆言清阴也。”应该是正确的。作者把“交交”和“园屋深”配合起来使用，意在表现枝叶交接覆盖之下园屋深藏不显。至于描绘鸟声的任务则由诗的最后两句来承担了，即“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云云。
宋人李璧《王荆公诗注》，今人蔡义江、李梦生《宋诗精华录译注》，上海辞书出版社版《宋诗鉴赏辞典》释“交交”之意，虽与笔者为近，然均显简略，又因金本《宋诗三百首》在通行宋诗诸选本中属于较有影响的一种，因此有必要详辨如上。下题仍就金本宋诗选本中的某些解释加以发覆。
二、“鹰隼奋飞凰羽短，骐埋没马群空。”
王安石有《思王逢原三首》，见《临川文集》卷二十、《王荆公诗注》卷三十。这三首诗是为悼念他的连襟及知交王令而写的，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整体，它们充满了哀怜和痛惜之情。“鹰隼奋飞”二句见于第三首，意思是说，王令本来可以像奋飞的鹰隼那样搏击长空，有所作为，可叹的是他贫寒窘困，有志难申；他怀才不遇，就好比骐被埋没，马群中也就没有了良马。此前二句也就是这首诗的首联说：“百年想望济时功，岁路何知向此穷。”意思也很明显，希望王令能完成百年大计那样的功业，谁知他的寿命却如此短暂。接着作者用“鹰隼”、“凤凰”、“骐”等意象，运用比兴手法，抒写自己对高才被埋没的叹惜之情。诗的后四句说：“中郎旧业无儿付，康子高才有妇同。想见江南原上墓，树枝零落纸钱风。”作者为王令的无子和贫寒而感到哀叹，也为其妻的贤惠而倍感欣慰，末了以写景之笔表痛悼之绪，哀婉感人。这首诗在解读上应该没什么太多问题。但是，对于“鹰隼奋飞凰羽短”一句，金性尧先生却认为“鹰隼，比喻奸邪。凰，比喻贤良”［1］98，这样的解释就不能说没有问题了。在金先生看来，“鹰隼”与“凰”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鹰隼”是奸邪小人，“凰”是贤良俊才，它们构成一种对立的关系，无非是说当时是个小人得势、俊良受黜的社会，因此作者似乎有婉讽意。笔者以为《宋诗三百首》的看法有欠妥之处，理由是：
第一，从诗歌的写作时间来看，王安石的这三首挽诗作于宋仁宗嘉?五年（1060年）秋。从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起，一直到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主持变法，这一段时间是王安石出仕为官、准备变法的时期，就在写这三首诗的前两年，即嘉?三年（1058年），他担任提点江东刑狱，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反对因循守旧，主张“改易更革”，要求变法图强。但仁宗、英宗两朝，志向远大的王安石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重用，只是出任淮南判官、鄞县（今浙江宁波市）知县、舒州（今安徽安庆市）通判等地方官而已。他哀挽的对象王令也是个很有抱负的士人，所谓“布衣阡陌动成群，卓荦高才独见君”（《思王逢原三首》之一）。但王令五岁时即失去父母，十六七岁时自谋衣食，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用王令自己诗中的话来说便是：“十日身无一日宁，病源知向百忧生”（《病中》）。二十八岁时因脚气病死于常州。联系王令的这种人生经历以及王安石自己的境遇，“鹰隼”很难说是用来比喻奸邪，而应该是形容王令怀有崇高的志愿，包括作者自己的“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这里的“鹰隼”，与唐代大诗人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一诗中所谓“鹰隼”的含义是一致的。杜诗云：“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清仇兆鳌《杜诗详注》说：“骅骝致远，鹰隼+骞，喻才人得位，可以大行其志。”不过遗憾的是像王令那样的才人（包括王安石自己）却未能得位，也未能大行其志，也就是所谓“凰羽短”。#p#分页标题#e#
第二，“凰羽短”典故的含义。“凰羽短”属用典，宋李壁《王荆公诗注》卷三十引《闽中名士传》曰：“薛令之，开元中为东宫侍讲。时官僚闲淡，以诗自悼，书于壁曰：‘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上因幸东宫，见焉。索笔续之曰：‘啄木觜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遂桑榆暖。’令之因此谢病东归。肃宗即位，诏征之，已卒”。这位薛令之侍讲东宫，想必是个才华出众的人物，可是他日子过得并不好，要不怎么会说“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呢？明胡震亨《唐音癸/》卷二十八《谈丛》四说薛令之“以苜蓿致嫌夺官”。不难看出，唐薛令之的穷愁与三百多年后的王令非常相似。因此，作者用此典就是为了凸显王令虽有才却很落拓失意的境遇。由此不难断定，“鹰隼奋飞凰羽短”概括的便是王令本可高飞如鹰隼、无奈不得逞其心志的景况，这与第二首中“妙质不为平世得”云云没什么本质区别，流露了作者对好友的无比同情之感。
第三，由三首挽诗的整体观之，作者对王令的赏赞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兹录前两诗如下：布衣阡陌动成群，卓荦才独见君。杞梓豫章蟠绝壑，骐跨浮云。行藏已许终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作者称王令是“卓荦高才”，许其为“世间妙质”，誉其为“骐跨云”。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用“骐”、“鹰隼”、“凤凰”等意象的意图显豁，就是赞美王令才智卓异，所以说“鹰隼”喻指奸小而成为“凰”的对立物，也许偏离了诗歌原本要表达的意绪。
三、“古屋萧萧卧不周，弊裘起坐兴绸缪。”
这是王安国《游庐山宿栖贤寺》诗的开头两句。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他的七言律诗写得相当不错，苏轼甚至认为超过王安石（见宋赵令?《侯鲭录》卷七引苏轼《书荆公暮年诗》）。这首《游庐山宿栖贤寺》是他的感怀之作，宋末元初方回的《瀛奎律髓》卷一选入“登览类”。关于第二句，张鸣先生是如此解释的：“兴：作。绸缪：语出《诗经•豳风•鸱?》：‘绸缪牖户。’意思是紧密缠缚，修理门窗。此句是说披衣起来动手把漏风的门窗关紧。披：一作‘弊’”［2］179。又刘乃昌先生亦认为：“因寝卧不宁，故而‘弊裘起坐’，由‘古屋萧萧’，而生‘绸缪牖户’之想。‘绸缪牖户’出自《诗经•豳风•鸱枭》，意思是缠绕束薪，修补户牖。”［3］265张、刘二先生都以为“绸缪”用的是《诗经》中的本意，即修补户牖，从而对本篇开头两句作出了略显拘泥的解读，不无刻板坐实、缺乏新意之嫌。这里笔者提出几点浅见：
第一，首联是全篇的发端、冒头，记述、写景、抒情三者兼而有之。“古屋萧萧”是说栖贤寺内一片萧条阒寥的景象，诗人的内心为之触动，而终有一丝轻愁，“卧不周”正是这种心绪的外化，于是诗人不禁“披裘起坐”，意兴绵绵了。这些地方对叠词“萧萧”的理解也很紧要，因为它既可用来形容各种声响，如马嘶声、风雨声、流水声、草木摇落声等，是个象声词；又可当形容词来使用，有萧条、寂静、凄清、寒冷等意思。张先生把它当作象声词来看待，说首句意谓旧屋蔽风不严密，因而睡卧不宁，因着这种思路，“绸缪”也就变成诗人起来关紧门窗的行为了。可是这种说解一来与整首诗的情境不合，二来与“绸缪”一词的词性相悖。
第二，这首诗的情境主要体现在中间四句。颔联说：“千山月午乾坤昼，一壑泉鸣风雨秋。”方回认为这两句写来“壮浪而清丽”（《瀛奎律髓》卷一）。不仅如此，这两句还以动静结合、声色兼写的手法，营造了山间寂静的意境。“一壑泉鸣风雨秋”，紧承上句，说泉鸣山涧，有如秋风秋雨，它反而能衬托出山中的空旷和幽寂。正因为山间幽静，所以才使诗人产生“迹入尘中渐有景，心期物外欲何求”的遐思妙想。如果把“萧萧”理解为形容风声，山中风声噪耳，那么“一壑泉鸣风雨秋”所描写的泉鸣山涧的意趣将大大为之减色。再说要是诗人忙不迭地披衣起床、关门紧窗，试想他又何暇用心去体察千山月白、“一壑泉鸣”这样的神奇造化呢？
第三，“绸缪”是个叠韵联绵词，形容情意缠绵，跟它配合的“兴”是个名词，是情意、意兴、兴致之类的意思。概言之，这个“兴”犹大发诗兴之“兴”。“绸缪”一词的语源确实是《诗经•豳风•鸱?》：“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唐孔颖达《疏》曰：“郑以为鸱?及天之未阴雨之时，剥彼桑根以缠绵其牖户，乃得成此室巢。”也是成语“未雨绸缪”的来历。还有像《诗经•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毛《传》曰：“绸缪，犹缠绵也。”唐孔颖达《疏》曰：“毛以为绸缪犹缠绵束薪之貌，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缠绵束之，乃得成为家用。”“绸缪”强调的是行为动作的结果，而不是行为动作的过程，“绸缪牖户”意即把窗户变得紧密起来；“绸缪束薪”意即把柴捆紧成束。因此，从词性上来说，它还是个形容词。孔《疏》所谓“绸缪犹缠绵束薪之貌”说的也就是事物的状貌。“绸缪”包括“缠绵”后来都用作叠韵联绵词。用“绸缪”来形容情思之缠绵，在唐宋时期的诗文中已是如此：“两欢日牢落，孤悲坐绸缪”（唐韩愈《远游联句》）、“见君绸缪思，慰我寂寞情”（唐王建《酬张十八病中寄诗》）、“悬旌心宛转，束楚意绸缪”（唐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相逢皆偶然，情义乃绸缪”（宋王安石《寄丁中允》）、“独思山林人，兹意可绸缪”（宋王令《旅次寄宝觉讷师》）、“人岂二者然，恩义宜绸缪”（又《饿虎不食子》）、“今我来自东，邂逅欣绸缪”（宋僧道潜《酬王衮臣朝奉见寄》）、“累幅绸缪之意盈前”（宋华镇《回梅子肃奉议启》）、“死别离未如生别苦，绸缪恩意无穷处”（宋吕南公《别离》之二）、“惊情眷之绸缪，荜户生辉”（宋王安中《回谢越王启》）、“天上欢娱才瞬息，人间恩爱漫绸缪”（宋李光《次韵七夕》）、“婚姻好合亦已累年，情义绸缪殆如一日”（宋孙觌《答张氏问亲》）、“感君绸缪意，赠我双纹鸳”（宋周紫芝《古离别二首》之一）等等，不胜枚举。#p#分页标题#e#
唐诗宋词三百首范文第5篇
走进刘泉根的家，一股浓郁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客厅、书房、卧室的墙上挂的都是书法作品，楷书、隶书、草书等各体兼备，有主人自己的作品，也有名家的作品。在古朴典雅的书房里，刘泉根讲述了他的创作历程。
刘泉根自幼酷爱书法，在职期间经常忙里偷闲，临池不辍。退休后更是舍弃其他爱好，专心研习书艺。刘泉根退休后在北京生活了几年，他遍访名师，虚心求教，书艺大有长进。刘泉根现为中华诗书画印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中国楹联协会、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最近又获“中国优秀书法家”称号。
在北京生活期间，刘泉根每天被热烈的奥运氛围感染着，他心里也萌发出要为北京奥运做点什么的念头。唐诗宋词和书法都是最具代表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瑰宝，如果让二者亮相奥运，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于是，一个为“2008北京奥运”创作2008米《唐宋诗词六百首小草长卷》的宏伟计划在刘泉根心中诞生了。2006年6月18日，刘泉根开始悄悄实施自己的秘密计划。之所以保密，是因为怕自己水平有限完不成。创作初期，刘泉根感觉难度很大，但是他越写信心越足。他每天创作时间达8小时以上，最后冲刺阶段每天要写12个小时以上。六百首唐宋诗词总共五万多字，刘泉根总共写了六稿，合计三十多万字。前四稿是在北京完成的，后两稿写成于南昌。刘泉根介绍，前五稿是练笔的过程，只有第六稿才算正式作品。刘泉根是在没有任何蓝本的情况下创作长卷的，为此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唐宋诗词六百首共五万余字，字字要“草化”;长卷限长2008米，需要进行巧妙的布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每天要坚持写十来个小时――他终于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一关关闯了过来。2008年3月23日，刘泉根终于完成了最后一稿，圆了老人的奥运梦。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李世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孟云飞、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原常务书记雷正民等书画名家被刘泉根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纷纷为长卷题写了卷名、序和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