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诗集精选范文第1篇

[关键词]陆游；日本诗话；艺术探讨；作品阐释

[中图分类号]I31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57-05

日本诗话是受中国诗话影响而产生的，并伴随着日本汉诗千余年的发展。日本诗话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汉诗创作的诗格、诗法；评论中国的诗人及其诗歌，日本的汉诗及作者；兼谈中日汉诗之间的源流关系等。日本诗话是研究日本汉诗，也是研究中日比较诗学的重要文本材料，其作为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陆游是我国南宋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作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仅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影响深远，在日本诗坛同样具有相当的地位。

一、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

（一）陆游其人及其文学史定位

日本诗话多承继中国诗论对陆游的评价，将陆游认定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如，津阪东阳（1757―1825年）在《夜航诗话》中所言：

可以死矣，捐生取义 ，杀身成仁是也。可以无死矣，苟不足为国家者，岂如匹夫匹妇之为谅哉？或F名激祸，徒侠者之狂也。放翁为韩平原作《南园记》，势不得已也。初诚斋固辞，而翁又峻拒之，必激其怒，徒速祸耳。记中，唯勉以忠献之事业，实无谀词，其亦何尤也？《宋史本传》：“因朱子言，横致砦议，何其固也。”《文海披沙》历举古今文人无行者，不详其事实，漫吠声诬之，不尤冤乎？[1]（487）

陆游因替韩腚凶鳌赌显凹恰肥蛊浔ナ芎笕粟覆　T诖嗽蚴话中，津阪东阳试图说明陆游创作此文时的迫切形势，点明其主旨不过是“唯勉以忠献之事业”，且“实无谀词”，从而指出了“朱子之言”以及《文海披沙》对事实叙述得不够详尽是陆游饱受冤屈的原因之一，并以此来为陆游创作《南园记》进行辩解。再如，菊池桐孙的《五山堂诗话》云：

子厚之于晌模意在攀附以行己也，所谓枉尺而直寻者也。放翁之于腚校身被牵挽以徇人也，所谓同流而合污者也。二公诗文，与日月争光，尚自贻兹累，名之不可全者如此。今日文士，有气者，趁热求用；无气者，苟且雷同。无二公之业，而有二公之累，瓦而不全，吾未见其可也。[1]（533）

菊池桐孙（1769―1849年）将柳、陆进行类比，认为柳宗元依附于王珊屯跏逦模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陆游身被牵挽，不得不曲从韩腚校正可谓“名之不可全者如此”，柳、陆均为特殊的政治关系拖累，然其诗文成就却非常突出，可“与日月争光”。同时，菊池桐孙借此感慨今日文士多“瓦而不全”，即没有达到柳、陆二人诗文上的成就，却同样受到气节方面的影响，难得“瓦全”，何况“玉碎”？由此可见，日本诗话对于陆游基本上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除此之外，《五山堂诗话》又云：

杜韩苏诗之如来也，范杨陆诗之菩萨也，李近天仙，白近地仙，黄则稍落魔道矣。[1]（1）

此则诗话将唐宋主要名家的诗歌分为三个等级。在第一级中，借用佛教如来、菩萨的分级方式将杜诗、韩诗、苏诗作为第一层次，范诗、杨诗、陆诗属于第二层次；第二级则采用道教的分级方式来区分李白与白居易的诗歌；而黄庭坚的诗歌则受到贬低，评为第三级，说其“稍落魔道”。可见，陆游在日本文士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二）对陆游诗歌艺术的探讨

其一，陆游诗歌艺术的整体风格。如，长野丰山（1783―1837年）《松阴快谈》云：

范石湖之诗少瑕K，陆放翁之诗多瑕K。然至其气力变化，石湖迥出放翁之下。放翁之诗，有豪放之气焉，南宋诗人盖无出其右者。近日诗流，学放翁者不少，然有豪放之庹呶椅粗闻也。[1]（397）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与陆游交游甚广，然而，此二人之诗却有较大的差别。长野认为范成大的诗相比于陆游缺点较少，但在气力变化上不及陆游。陆游的豪放之气在南宋诗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当时很多人学习陆游，也是远远不及。通过与范成大的比较，日本诗话得出了陆游诗歌艺术的整体风格为“有豪放之气”，然“多瑕K”。

其二，陆游诗歌之源流。自钟嵘《诗品》始，诗话类著作多追溯诗歌的源流关系，并对后世文学研究造成了重大影响。日本诗话多认为陆游诗歌源于杜甫，表现为陆诗在艺术手法上对杜诗的继承和发展。如，释慈周推崇陆放翁，其《葛原诗话》前有橘州x元祯之序，此序称慈周论诗主宋，有“（苏轼、陆游）二子之诗，其源出于少陵而拔其萃者也”及“苏陆之诗实为少陵之阶梯也”之语。且其反对“萱园诗派比唐拟明，因仍相袭”之风。[2]（466）由此可见，作为“宗宋派”代表人物的释慈周，认为苏轼与陆游是杜甫诗歌的继承和发展者，并将其称之为“少陵之阶梯”，在宋代诗人中出类拔萃。

其三，陆游作诗之法。如，广濑建（1782―1856年）《淡窗诗话》云：

古人曰：“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观杜少陵、陆放翁等之集，觉始定鹏而作之诗，十之一也，其九乃诗成后置题。”今人之诗反是。今人之诗，专探题咏物之类，皆因题生诗也，次韵者，因韵生诗也，是其落于人工无天然之趣，所以不及古人。若于此处用意，不难至古人妙处。[3]（809）

广濑建认为作诗应学习杜甫和陆游，即作诗当“诗成后置题”，不可因题、因韵，陷于人工，以致无天然之趣。广濑建还主张作诗应随心而发，少受题材、格律的限制，以表现出“天籁”之韵，只有运用这样的创作方法才能够“不难至古人妙处”。

对于陆游诗歌的章法，日本文人分析得清晰透彻。如，贝原笃信（1630―1714年）《初学诗法》引《渭南文集》卷一五《杨梦锡集句杜诗序》云：

要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远，非用力精到，则不能造也。前辈于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久之乃能超然自得。今后生用力有限，掩卷而起。已十亡三四，而望有得于古人，亦难矣。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第一相诗诀）。[1]（卷3，245）

陆游主张作诗需要“用力精到”，即强调学习应下苦功，并对经典作品非常熟悉，达到“与对卷无异”的境界，正如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言。同时，他强调作诗的篇法由起、束、放、敛、唤、应，这六大部分组成，需要做到开阖、扬抑、象意具备而无偏用，这为日本后学进行诗歌创作提供了学习的方法与途径。

（三）对陆游作品的解释与运用

第一，对诗语的考证。在《柳桥诗话》、《夜航诗话》、《作诗质的》等诗话中出现了大量对于陆游诗歌、诗语的解释与考察，其具体可以分为对日常事物的解释以及对陆诗中词汇的解释分析这两大类。

第一类为对日常事物的解释。如，藤良白（？―1862年）《柳桥诗话》云：“尾崎正风云：‘判香家，乃制羊角方寸许，点香其上，火势不猛，渐渐而k，名曰银叶。’陆放翁云‘银叶无烟静炷香’即是也。《苕溪渔隐》亦云：‘小院春深闭寂寥，杏花枝上雨潇潇。午窗归梦无人叫，银叶龙涎香渐销。’”[1]（306）以及“梨花、蕉叶小盏也，而蕉叶独为小户之通称。东坡饮酒，但三蕉叶。陈后山云：‘易醉易醒蕉叶量。’陆放翁云：‘酒才三蕉叶，此类可见矣。’”[1]（397）

银叶、蕉叶均为中国古代文人生活中的常见事物。由于中日之间文化交流频繁，诗文传播较为快速，生活物品的传播却由于日本人迥异的生活方式而进展缓慢。因此，多数日本文人对诗中描绘之物并不熟悉。相比之下，宋诗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向平凡的日常生活题材倾斜，唐诗中不太关涉的琐事细物都成为了宋人笔下的诗料。由于日本的文士大多没有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对这些新奇的事物难以理解，故诗论家在诗话之中往往会引用诗语来进行解说。

第二类是对陆诗中词汇的解释分析。如，藤良白《柳桥诗话》云：

凡精神注处，都谓之眼明，陆放翁喜用此字。《苦笋》云：“藜藿盘中忽眼明”，又云：“眼明对此幽栖图，始觉吾庐分外奢。”《桃源》云：“十年俗客明双眼。”又云：“解鞅名园眼倍明”之类，不可枚举。少陵云：“鸬鹚莫漫喜，吾与汝辈眼明。”盖放翁之所本也。（心开目明，见《后汉书・王常传》，山谷云：“模写一读心眼开。”白香山《琵琶行》云：“如听仙乐耳暂明。”）[1]（398）

对诗歌中词汇的解释，是进行诗歌分析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词汇的分析能够探寻其诗歌的风格特点，发现诗歌之间的源流关系。藤良白发现陆游诗歌惯用“眼明”二字，并将其解为“精神注处”，还将其源追溯于杜甫《春生二绝》中“鸬鹚莫漫喜，吾与汝辈眼明。”从这个角度来看，表现出了陆游对杜甫歌的继承关系。又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云：

陆放翁诗：“好事湖边卖酒家，杖头钱尽惯曾赊。”言酒家识客，不必索现金也……“赊”，又训“遥”，然非但远之谓……陆游：“过望犹赊死，扶老又入冬。”又“年逾八十犹赊死”，宽赊之义，犹云延引也。是其义随用随转，读者详之可也。”[1]（437）

津阪东阳通过对陆游不同诗歌之中“赊”的对比，来说明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诗歌之中的含义是随着使用而不断转变的，这正是陆游诗歌创作的一个特点。我们通过对陆诗诗语细致入微的考察，可窥见陆游诗歌在日本文人中的巨大影响力。陆诗为日本文士所熟悉、学习，其普及率较高，以至于出现了一大批陆游研究者，他们自觉地对其诗语进行解释与考证。

第二，以陆游游记、笔记类作品为考证依据。值得注意的一点，日本诗话中出现了大量涉及陆游游记《入蜀记》、笔记类作品《老学庵笔记》的内容，并利用其来进行解释与考证。如，东梦亭（1796―1849年）《锄雨亭随笔》云：

陆放翁《入蜀记》：“太白《登黄鹤楼送孟浩然》诗云：‘孤帆远映碧山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映远山，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按李于鳞《唐诗选》，‘映’作‘影’，‘山’作‘空’，非矣。既曰‘碧空’，又曰‘天际’，语且重复，意亦索然。是类甚多，不可枚举。南郭附言，两可难裁，从其多且正者，是亦妄耳。”[1]（369）

东梦亭引陆放翁《入蜀记》中太白诗“孤帆远映碧山尽”来说明李于鳞《唐诗选》中“孤帆远影碧空尽”之误，同时批评了“两可难裁，从其多且正者”的错误做法。

此外，长野丰山《松溪快谈》云：

市中卖手简纸，高五六寸，阔尺余。糊而连接之为卷，横展书之，长短剪之，以相往来，不知P于何时也。一日读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曰：“予淳熙未还朝，则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市肆作手简纸卖之，甚售。因知手简纸P于宋末也，我邦用之盖未及百年矣。”[1]（430）

长野丰山通过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来说明手简纸出现的源流以及时间。可见，除诗歌作品外，陆游的其他作品，如游记、笔记类作品等同样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与日本文士的生活联系起来。甚至日本文士将其作为研究考证的依据，足见日本文士对陆游作品的推崇。

综观日本诗话对陆游作品解释与运用的记载，可以发现日本诗话对于诗歌中所用的语词更为重视。或许是出于国别的因素，古代日语虽然多沿用汉语，但毕竟文化习俗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人对汉语特有的用例、名人轶事、文化习俗、特殊事物等难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对陆游诗文的详尽阐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四）对陆游诗歌的异见

日本诗话中的文学思想多与中国文论趋同，但对于陆游诗都存在异见，如，菊池桐孙《五山堂诗话》云：

剑南诗，动说穷簿，多伤心语，然其中有二可笑者：“处处乞浆得酒，杖头何恨一钱无？”大似乞儿诗。[1]（544）

菊池桐孙认为此诗大似乞儿诗，与对此诗的传统看法之间存在差异。此诗为《春晚村居杂赋绝句六首其二》：“鹅儿草绿侵行路，帔子花明照屋除。处处乞浆俱得酒，杖头何恨一钱无。”陆游于绍熙三年春作于山阴，此时南宋统治集团中因赵Y、赵父子不睦，引起朝廷内部骚动，臣僚等封章迭上，栖栖惶惶，不可终日。陆游对统治集团中趋附奔竞之风，表示不满。曾V《类说》卷三五引《意林》云：“袁惟《正书》云：‘岁在申酉，乞浆得酒。’”按：意在岁丰。 《世说新语・任诞》：“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4]（466）联系此诗的背景与典故可知，此诗虽似乞儿诗，然实则不是，其直指统治阶级的混乱。说明当时虽为岁丰，而百姓依旧生活困苦，所以当是叹俗、愤慨之作。

二、日本诗话中陆游论的形成

日本诗话中陆游论的形成，源于陆游对日本汉诗的巨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中国诗话与诗论的传播、爱国情怀的心理认同、日本汉诗人的模仿与推崇以及日本的唐宋诗之争这四个方面。

（一）中国诗话与诗论的传播

日本诗话的兴起与中国诗话的大量传入密切相关，如，魏庆之《诗人玉屑》、周弼《三体唐诗》在日本得到广泛的流布和认同。《日本诗话丛书》共收载日本诗话59种。其中20家日本诗话引中国诗学著作就已达到了115种之多。[5]（207）日本诗话将中国诗话奉为圭臬，无论是日本诗话的创作旨趣还是文笔体例，都明显留下了中国诗话的痕迹。由于思想性的传承，日本诗话中常常出现与中国诗话相一致的结论，大量日本诗话深受中国诗话影响，采用的就是中国诗话的体制，评论杜甫、李白、苏轼、杨万里、黄庭坚等人的诗歌。而陆游正是其关注的焦点，但津阪东阳除了认同中国诗论中的陆游论之外，也有自己的见解。

（二）爱国情怀的心理认同

爱国情怀是日本接受陆诗的心理基石。日本之所以对陆游评价如此之高，与陆游的爱国精神是分不开的。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

翁《示儿》诗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平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此其绝笔，亦有三呼渡河之态。翁之心事，于易篑时，犹CC如是，其志节可见已。[1]（487）

津阪东阳将《示儿》诗与抗金名将宗泽三呼渡河之态相比，以表现陆游“志节可见”。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符合日本国民接受陆诗的心理，这是陆游受到推崇，陆诗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日本汉诗人的模仿与推崇

陆游对日本汉诗影响巨大，成为很多日本汉诗人模仿及推崇的对象。如，广濑建《淡窗诗话》：

我邦之人读书不多，故无见识，专以摹拟别人为意，名之曰“矮人观场”……近又有学宋者，皆师陆放翁，有学清者，皆师袁子才。如此一代之中，限一人学之，甚愚之事也。[3]（809）

广濑建此言虽是对日本文士学诗的批判，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之人学宋诗风气之盛。“如此一代之中，限一人学之”，放翁成为了宋代诗人的代表，为日本诗人所学习与模仿，足见放翁对于日本诗人的独特影响力。同时，大量的诗论家也都提倡学习陆游。如，长野确《松阴快谈》：

余于律诗，首学放翁，后进而学少陵。又退学坡翁。尝有间适一律曰：“清新未作一家风，人道诗词似放翁。暂置文章论道德，谁抛富贵付苓通。棋逢强敌无奇胜，药待良医有异功。悟得前贤各成我，精神全在不同中。”为关论，故录。[1]（416）

长野确将放翁诗作为其学诗之首选，尚在杜诗与苏诗之上，可见其对放翁推崇备至。

其他著名诗人如谷麓谷（1729―1809年）、江兼通（1671―1729年）、屈南湖（1684―1753年）等也对陆游极为推崇，甚而有意模仿陆游。如，谷麓谷为日本著名诗人，被誉为“当今小放翁”。[1]（544）再如，江兼通《杜甫醉归图》、《秋思》、《长信秋词》皆为肖放翁之作，[6]（册4，89）而屈南湖诗近万首被称为“陆放翁之流亚”。[6]（册4，107）不难看出，陆游对日本汉诗的影响是巨大的，有着众多的学习者及推崇者。

（四）唐宋诗之争的影响

自北宋魏泰、叶梦得到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唐宋诗的比较问题渐渐引起关注。中国唐宋诗之争约起源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并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国诗史上的唐宋诗之争也波及到了日本汉诗坛，其影响之大，贯穿于江户、明治时期。孙立先生在其著作《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指出，“古文辞派以来，江户乃至明治时期的文学思潮基本上是围绕着宗唐还是宗宋展开的，这是儒者诗派之后江户、明治文学思潮变迁的显著特征。”[5]（87）

如，芥焕彦章（1710―1785年）的《丹丘诗话》就极为推崇唐诗而贬低宋诗，

而久保善教在《木石园诗话》中却大力推崇宋诗。“宋兴乃有‘四大家’范、陆、苏、黄之徒，皆以豪迈之气，卓识之见，脱李唐五代旧习，别开一家机轴，大唱清新之诗风。宋诗殆欲驾唐而上之。”[1]（517）久保善教将范仲淹、陆游、苏轼、黄庭坚称之为宋代“四大家”，推崇宋代清新诗风，甚至认为“宋诗殆欲驾唐而上之”。陆游作为宋诗代表，备受日本“宗宋派”诗人的推崇。如，江户后期著名汉学家市河宽斋（1749―1820年），其作为江湖诗社创始人之一，力主宋诗，曾著《陆游考实》、《陆游意注》、《三家妙绝》（三家为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大D诗佛（1767―1820年）、柏木如亭（1763―1819年）等均系其门徒，得其师传，并都为陆游诗歌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陆诗作为宋诗的典型代表，唐宋诗之争客观上提高了日本文士对陆诗的关注度，促进了日本诗话中陆诗论的形成。

总而言之，梳理这些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可以发现日本诗话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诗论中的陆游论，并兼有异见，反映了陆游在东亚汉文化圈所具有的独特影响力。陆游是日本诗话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诗人，其诗成为日本诗人学诗之摹本。然而，日本文人对于陆游并非一味地盲目推崇，而是考察之后再加上自己的评论。由于日本诗坛的时代环境，唐宋诗之争的影响，对于陆游的评论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深入研究日本诗话的陆游论，对于进一步理解陆游文学思想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日]池田四郎次郎：《日本诗话丛书》，东京： 东京文会堂书店，1919年。

[2]谭雯：《日本诗话的中国情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蔡镇楚：《域外诗话珍本丛书》，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4]钱忠联校注：《陆游全集校注3・剑南诗稿校注三》，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

陆游诗集精选范文第2篇

陆游爱国主义诗歌主题陆游是我国南宋时期继杜甫、屈原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我国文坛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作家。他的诗词感情真挚、内容丰富、气势磅礴，处处洋溢着浓烈的爱国情感。他一生忧国忧民，写了大量的有关于爱国主义的诗歌，用笔揭露南宋统治的黑暗与腐朽，并激励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国家、为民族努力奋斗。

爱国主义情感在陆游诗中的渗透是一种心灵之间的呼唤，是心与心的连锁感应，是心与心的强烈触碰。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诗歌创作中，陆游是最多产的作家，他是一位创作力和想象力非常旺盛且丰富的作家，他一生都在辛勤的写作，甚至达到“无诗三日却堪忧”的境地。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他的作品极其丰富，“六十年间万首诗”，而现今存在的有九千四百多首，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笔丰厚的遗产。

一、陆游诗歌的爱国主题体现在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上

陆游诗歌的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的的各个层面，其中爱国主题是其最大的特点与成就。陆游诗歌的气势磅礴体现在他将爱国情怀表现在“金戈铁马”“气吞残虏”的英雄气魄上。

1.借助幻想梦境寄托报国理想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孕育了千万优秀的子孙。华夏儿女热爱和平、注重礼仪、追求真理、崇尚自由、自强不息。每个儿女都有一颗爱国的心和报国的梦。陆游的一生虽然命运坎坷，却常常在梦境中幻想自己热血报国，起笔写下现实的冷酷，陆游热爱人民生活，常常亲自深入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中，体验人民生活的疾苦，满怀同情。他的《楼上醉书》中“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就是将报国理想寄托于梦境中，他往往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联想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感。

2.探寻自我理想的存在方式

陆游诗歌中深刻的爱国情感也源自于他家庭生活的熏陶以及他所处时代的影响，诗歌中体现了护国杀敌的英雄气概和宁死报国的献身精神，无情地讽刺了南宋朝廷的屈服、妥协的投降态度。所以其诗歌中爱国主题体现在探寻自我理想的从存在方式上。陆游的诗歌《秋思》中有一句“壮心自笑何时豁，梦绕梁州古战场”，恰恰解释了他将爱国情怀寄托梦境的原因以及宣泄情感的内容。在这类型的诗歌中，陆游将自己时而想象为一员大将，一跃而起，过关斩将；时而想象自己成为一名军师，披荆斩棘，随帝亲征。当他做一幅草书时，就好像对敌激烈的作战，故诗中有闻：“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当他一听见鸿雁的啼鸣，便会勾起无限的遐想与感慨：“夜闻雁声起太息，来时应过桑乾责”（《冬夜闻雁》）。陆游这种借梦境幻想抒发的深刻爱国情怀，在诗歌中也是一种独到的体现，他的独特情感注入方式实现了人生的超越。

二、陆游诗歌的爱国主题体现在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关注上

1.陆游与劳动人民共同生活数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陆游于农村的生活长达三十多年的时光，中国古代没有一位诗人能与之相比。他的目光几乎都投在了老百姓的身上，不仅与人民朝夕生活在一起，而且还深刻了解、忧虑人民的劳苦辛酸。他将自己与人民进行对照，深深查验自我，对老百姓倾注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看到人民群众的疾苦，他不顾一切地想办法帮助那些贫困的人民摆脱穷困潦倒的生活，亲自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迈向光明的大道上。在这一点上充分表现了陆游悲天悯人的伟大爱国主义情怀。在诗歌《农家叹》中表现了广大农民辛勤劳作、善良性格以及残酷的剥削阶级对他们的无情掠夺，表达出作者对农民大众深受劳苦的莫大关心。陆游还曾为融入到人民生活中而作诗表达情怀，“身杂老农间，何能避风霜。夜半起饭牛，北斗垂大荒。”他经历着农民的生活，亲自扮演纯粹农民的形象，体验真正农民的生活，用远离尘世、淡泊名利的方式来贴近人民大众的内心。只有像陆游这样切身的去体会广大农民的艰难困苦，才能发自内心的对农民的生活报以强烈的同情，才能有感而发写出感人心扉的诗句。在对广大农民的疾苦的同情与关怀方面，深深体现了其诗歌中的人文关怀。

2.陆游与人民感情深厚，同甘共苦

陆游的诗歌中不乏多篇与人民共命运、同生活的内容，他为平民百姓送医问药、赠送礼品，忧人民之忧，喜人民之喜。以“雨”字为例，他就写了许多关于人民生活的记载，有久旱逢甘雨的快乐，有大雨滂沱的忧虑，还有雨夜不能寐的慨叹。陆游融入人民生活而且还十分虔诚地为自己身为一名农夫而感到自豪，为自己能够远离喧嚣的士大夫阶层而感到光荣。他的诗中无比热情的歌颂着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流露着真实淳朴的感情。其诗作主题涉及到的范围也是十分广泛，草木虫鱼无孔不入，纷纷被纳入诗中，正所谓“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

三、陆游诗歌的爱国主题体现在他忧国忧民、心系国家上

陆游所生活的年代是饱经风霜、内忧外患的年代，由于宋朝统治者的重文轻武，导致外族的不断侵略，陆游因此自小从少年时代就饱受流离失所、兵荒马乱的疾苦。但是成年后的陆游也没能摆脱坎坷的命运，虽然走向仕途，可也无比艰辛。不过陆游并不委身屈服，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励志要成为一名反对投降、决不妥协、坚持抗战的爱国将士。所以他以笔墨代利剑、立场坚定地站在民族大义上，挺身而出，不仅不屈不挠地痛斥入侵者的行为，而且还极力揭穿卖国者的丑恶面目。他坚持身为一名爱国志士该有的雄心壮志和远大抱负，坚持“雪耻御侮，收复失地”。其爱国之雄心并不局限于纸上，他不满足于以口击贼，而是要亲临战场杀敌，将爱国情怀化为热血，为国效力。陆游的诗歌直抒胸臆，如“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就是《书愤》中情感的直译。但是他如此报国的丹心并没能得到重视，没有为国效力的机会，只能借助诗赋抒发自己的压抑和愤慨，用慷慨激昂的词句吟唱思国的悲怆。

陆游的壮志雄心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但并不影响他对国家的热爱，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由衷感慨。在他的心中，爱国家、爱人民、爱山河这三者是一样的，并且他描绘祖国的山河壮丽的情感与他的爱国情怀密不可分，如《思故乡》中“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诗人无比畅怀的感情抒发。还有《柳桥晚眺》中“小浦闻鱼跃，横林待鹤归。闲云不成雨，故傍碧山飞”，陆游借助描写纯美的自然风光来感叹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再如《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将黄河、五岳群山这样气象雄壮、意境宽阔的祖国山河十分形象生动的展现出来，饱含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由衷的赞美以及对沦陷区人民由于国家沦陷而艰难生活的真切怀念。

四、结束语

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他的充满着爱国思想感情的庞大诗篇给宋代的诗坛特别是给那些迂腐顽化、萎靡不振的南宋封建王朝带来了激情澎湃的战斗气息。但是，诗人出身在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避免不了存在着许多时代性的、阶级性的局限。诗人虽然与人民共同生活数年，接近人民，并且体会到了他们的痛苦和希望，但他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还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他的爱国情怀与抱负只是寄托希望在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想法和决策上面，还要依靠统治者的重用才能建立自己为国奉献的伟大事业。他还把对抗外敌、舍命救国的志愿常与个人的功名成就紧紧纠缠在一起。于是，当他一旦遭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厌弃和打击时，便会顿感失去力量与支持，而产生一种孤独、空虚、悲观的思想感情。遂他时而面对现实的残酷采取逃避的态度，时而以“狂放”“旷达”“不羁”的性格从精神上将自己麻醉。所以在他的诸多诗篇中有不少消沉、感伤的情绪融入其中，有时甚至在他写得那些慷慨淋漓的诗中也避免不了夹杂一些消极的情绪。难能可贵的是，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直至终寝时候，还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可见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情怀是多么的深厚和挚烈。

陆游的诗歌以南宋现实残酷的环境为背景，广泛真切地反映了南宋前期的社会黑暗，跳动着这一封建时代的脉搏。他的诗歌内容显得颇为丰富、有力，所涵盖的层面涉及了当时社会的各个生活方面。陆游诗歌中所洋溢的炽热的爱国情怀，风格多种多样、气壮语豪，感情真挚、激昂、慷慨，从诗歌的本质特征来说，是无比自然地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它就像一泓清灵却看不见底的深泉，一旦激发，却具有震人心弦、贯穿人心的巨大艺术力量。后人对其诗歌中爱国情怀的深入研究和宣传，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是极其必要而有深远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古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严修.陆游诗集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2009.

＼[3＼]游国恩，李易选.陆游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陆游诗集精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陆游；书法；美学思想

Abstract：As a well-known poet and patriot，LU You ranks high in the field of calligraphy. In this article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U You’s calligraphy is analyzed with the supplement of preface，reader’s remarks on his poetry and handwriting；meanwhile，comments is maded on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LU You’s calligraphy.

Key words：LU You；calligraphy；aesthetic principle

“放翁不以书名，而草书实横绝一时。……是放翁于草书工力，几于出神入化。惜今不传，且无有能知其善书者，盖为诗名所掩也。”这段话引自乾隆三大家之一赵翼所著的《瓯北诗话》卷六。这段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赵翼对陆放翁的书法(草书)评价颇高，认为“实横绝一时”，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其二，指出放翁书名少为人知；其三，推测其“不以书名”的原因是“为诗名所掩”。

陆游的书艺特征如何，呈现出怎样的风格面貌，是否达到“出神入化”，最直接的证物即其墨迹。然可惜真迹多亡佚，流传至今的极少，仅能从有限的几幅行书尺牍简札如《与仲躬侍郎书》、《拜违帖》、《与原佰知府书》、《焦山题名》等中略窥其书艺风采。

与陆游同时代的人及后人对其书法也极少提及。唯有朱熹、陈鹄、李日华、陶宗仪等人对其书法表示过关注和欣赏。但也只是片言只语，点到即止，可见，其“书名少为人知”确是一事实，赵翼之语不假。

陆游书法少为人知，赵翼以为是为诗名所掩，这一推测恐难以使人信服。历代名人中以兼善诗、文、书、画而留名于世者不乏其人，苏东坡即是一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陆游书法作进一步地了解，但正如前文所述，基于墨迹的稀少和旁人对其品评的不足这两个不利因素，我们把视线转入陆游自己的诗稿文集。纵览《剑南诗稿》，有关书法艺术创作、艺术特点的咏书诗(包括夹有咏书诗句的诗)，据笔者统计，共有八十余首，另外，《渭南文集》及佚著辑存中所收的书帖题跋有四十余篇，其中的内容是颇为丰富的。

本文试以陆游咏书诗作为论述的出发点和主要依据，辅以题跋、旁人的品评、墨迹作补充，来探寻其书法美学思想、书艺特征，并对其书法艺术的地位、价值作一评价。

一、 以瘦为贵

陆游咏书以瘦为贵，反对因肥而失真。

“墨翻初若鬼神怒，字瘦忽作蛟螭僵。”

“纵酒长鲸渴吞海，草书瘦蔓饱经霜。”

“黑蚁常翻鲁壁简，瘦蛟时落越溪藤。”

“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拿虚空。”

(陆游《陆放翁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1986年版，第33、179、56、120页)

陆游强调字应偏倚于瘦，避免肥。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书法史)上，“瘦”与“骨”这一概念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所谓“膏腴害骨”[1]，是指肥腴多肉，往往会损害“骨”所具备的坚强、清劲、瘦硬这些审美特点，使字迥弱无力。古代书论中也多有论述，卫夫人《笔阵图》云：“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2]22，张怀瑾《书断》引韦诞云：“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笔画微瘦”[2]154。可见，骨的外在形相偏瘦，而不是偏肥。陆游评唐古石兰亭刻本胜过中山旧本，认为“可作兰亭祖”，正是因为“此本得具瘦”。

然而，陆游并不过分强调“瘦”，亦反对骨架毕露。其《学书》诗曰“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拿虚空”，放翁以“松”来形象比拟书之“骨”，“老蔓”和“霜雪”则可分别与“筋”、“血”相对应。“骨”和“筋”作为人体的不同组成部分，各具功能、特性，当它们衍化为美学范畴时，其引申含义也不同。刘熙载对这两者作了确切的区分：“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果敢，指其坚硬性、果断性，偏倚于一种刚性之美。含忍，指其坚韧性、忍耐性，偏倚于一种刚柔相济的弹性之美。”[2]681松的坚挺、锋芒毕露正体现了骨力之果敢，而老蔓的遒劲婉曲则体现了筋力之含忍、这两者虽特性不同，却彼此有联系，放翁以一“缠”字点出了蔓依附于松即筋依附于骨的特点，他对书法“筋骨”的关系的理解以“老蔓缠松”这一对自然物作了恰当的形象的表述。至于以“霜雪”喻“血”，即指字不宜过分枯涩，须水墨相润。

“筋骨”与“力”又是密不可分的，“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2]681，“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因此，放翁对“瘦”的追求，即是对“筋骨”、对“力”的追求，他推崇的是瘦硬、劲健的风格。

陆游尚瘦的美学思想和追求是有其渊源的。瘦硬、劲健是中国历代书论中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是历代书艺作品体现出的一种重要的审美特征。从商周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宋，瘦劲一派书艺一直延续、发展，形成一系统脉络。尤其是唐代，不仅在实践上欧、虞、褚、薛等初唐诸家“皆尚爽健”，更在理论上对瘦劲美予以充分重视。杜甫在其《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明确提出“书贵瘦硬方通神”一说，把“瘦硬”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陆游受传统书学影响颇深，就其咏书诗来看，他所睹所见亦多为瘦劲之作。如在《剑南诗稿》中他写到：“‘奇文粲可辨，高古篆籀杂。’(《黄牛峡庙》)‘峰山访秦碑，断裂无完笔。’(《古筑城曲》)‘午窗弄笔临唐帖。’(《冬日》)‘得意唐诗晋帖间。’(《出游归鞍正中占》)”

骨具有刚劲、端直、强健的审美特点，在中国书法批评史上，艺术鉴赏和人物品藻往往相互影响，紧密联系。宋代提出的“书如其人”说，如果不对它作狭隘的理解，不要求书品消极地依附人品，直接以人定书，那么它是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书法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现出艺术家的人格、品行、性情、修养，同样，艺术家的人格也会在书法中有所反映。南宋是面临内忧外患、找不到出路的时代，朝廷上下主张向金称臣的媚软卑弱之士与主战派形成尖锐对立。陆游正是以其铮铮铁骨，以其刚正端直的人格精神力量反抗世俗媚态，他的这一美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社会性、现实性。

二、 以阵喻书

陆游咏书诗中有不少诗篇充满英雄气概和战斗激情。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书学思想中，作为武艺的战阵和作为文艺的笔阵——书艺之间是相附相生，相契相通的。其咏书诗具有一个鲜明特点：以阵喻书。

“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酒为旗鼓笔刀塑，势从天落银沙倾。端溪石池浓作墨，烛光相射飞纵横。须臾收卷复把酒，召见万里烟尘清”。

“还家痛饮洗尘土，醉帖淋漓寄豪举。石池墨渖如海宽，玄云下垂黑蛟舞。太阴鬼神挟风雨，夜半马陵飞万弩。堂堂笔阵从天下，气压唐人折钗股。丈夫本意陋千古，残虏何足膏砧斧。驿书驰报儿单于，直用毛锥惊杀汝。”

(陆游《剑南诗稿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81页。)

陆游在用笔之道和作战之理中找到契合点，并非他的首创。早在唐代，于马上得天下的太宗李世民著有书论《论书》，其中有一段话：“执金鼓必有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2]120李世民联系自己临阵指挥作战的体会，强调笔阵之说，其所悟之理可归纳如下：(1)“求其骨力”，军队具有强劲的战斗力即战阵的骨力所在，是关键。对于书法来说，骨力具有重要意义。(2)“执金鼓必有指挥”，一军之中将帅的统领举足轻重，书法创作亦有一指挥，此即“心”。

陆游对李世民“以阵喻书”之观加以吸收和继承，从本文前部分所述可知，陆游作书也重骨力，可见，其以阵喻书不仅和太宗的以阵喻书类同，而且和他自己的“以瘦为贵”在“重骨力”这一点上是相契相合的。同时，陆游对李世民的作书要“以心为指挥”这一点也有所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蕴含的美学思想作了丰富和发展。

李世民的“以阵喻书”与“以心为主”是交相为用的。“夫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及其悟也，心动而手均……思与神会，同宇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2]121李认为作书时要妙用笔墨，随手挥运，心须要心有所动，以心驱物，即有诸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这强调了书法美是人心的自然流露。

无论是李世民的以阵喻书，还是陆游的以阵喻书，归根到底，他们都是强调了书艺创作中“心”的作用。但若我们继续挖掘下去，发现他们的区别在于：李世民从“以心为本”出发，强调的是“虚静”之心，而陆游则强调“亢奋激动”之心。

“夫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攲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2]117从上面的文字可知，李世民认为欲书之时的最佳心态是绝虑凝神后的高度宁静平和、摒弃了私心杂念的心态。然而我们从陆游的很大一部分咏书诗中看到的是与之截然不同的创作心态，他一反“虚静契妙”，把“书法以抒情表意为王”这一特征加以更大程度上的发挥，强调书法创作(尤其是草书)是情感的向外喷涌，显现为亢奋激迫的外化行为。其咏书诗多次描述自己在酒醉颠狂的状态下挥毫，所写之字攲侧诙诡。如：

“朱楼矫首隘八荒，绿酒一举累百觞。洗我堆阜峥嵘之胸次，写为淋漓放纵之词章。墨翻初若鬼神怒，字瘦忽作蛟螭僵。宝刀出匣挥雪刃，大舸破浪驰风樯。纸穷掷笔霹雳响，妇女惊走儿童藏。往时草檄喻西域，飒飒声动中书堂。……”

“朝作一池墨，弄笔招羁魂。初若奔騄骥，忽如掣蛟鲸。鬼神森出没，雷雨更晦明。飞扬兴已极，投笔径就床。”

(陆游《剑南诗稿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3、174页。)

当然，在陆游咏书诗中，“虚静契妙”亦有所反映：“芭蕉绿润偏宜墨，戏就明窗学草书。”(《雨后散步后园》其二)[3]375“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临安春雨初霁》)[3]437“藤纸静临新获贴，铜瓶寒浸欲开花。”(《南省宿直》)[3]524作者在静谧的环境、闲适的心境中忘却忧愁，信手弄笔，墨润笔畅，所书之作亦该是不激不厉、平和冲淡。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黄子久以狄阿理素斯(Dionysius)的热情深入宇宙的动象，米友仁却以阿波罗(Apollo)式的宁静涵映世界的广大精微，代表着艺术生活上两种最高精神形式”[4]，“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5]。陆游以其草书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创作心态。“虚静”在书法创作中绝不是唯一的或正宗的，艺术抒情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在陆游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的恰恰是喷涌式的创作心态。从其两类不同内容的咏书诗中就可看出，就数量来看，反映情感喷涌而作书的比反映“虚静契妙”的诗多；就质量即诗的内容含量、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来说，前一类诗也要强于后一类。陆游咏书诗中体现出的书法创作理论与李世民的理论相比较，显然更为全面。

三、 法与无法

陆游咏书诗句“挥洒淋漓”、“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于高堂三大壁”的外在行为描写，并非指草书可以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信手涂鸦，“最伟大的艺术力量要得到恰如其分的显示，就需要有与艺术力量相当的第一流的技巧。”[6]陆游就很重视“师法于古”，重视通过“临池工夫”悟得古人的书艺技法。例如：“窗底自用十年功”、“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学书当学颜”等，晋书唐帖都是他倾心追慕之作。他认为“书家以钟王为宗”[7]73，尤其是对于二王书迹喜爱至极。仅关于《兰亭帖》的题跋就有12篇之多，其中对不同的兰亭传刻本的优劣评判，显示出陆游在书法品鉴方面颇有见地。陆游认为，不可以“流”、“湍”、“带”、“右”、“天”五字是否残阙定刻本之真赝、优劣，而应以骨气、风采为品评标准。如：“观此本《兰亭》如见大勋业巨公于来央庭中……风采凛凛”[7]75，“此唐人响拓，乃独纵横放肆，不为法度拘窘，犹可想见茧纸故书之超轶绝尘也”[8]325，“右定武旧本兰亭，骨气卓然可见”[8]341。因此，他对于中山古本不以为然，而以冯达道定武旧本为佳，陆游此类见解须是以对古帖古法的深入研习为基础的。

然而陆游师古却不泥古，这从他对兰序诸本的评判中就可略窥一斑，他更注重自我意识情感的自由流露和个性精神的展现，弱化了法度、技巧的重要性。“一杯弄笔元无法，自爱龙蛇入卷声”。 “虽无古人法，简拙自一家”。 “聊复取一快，讵必师钟张”。 “心空万象提寸毫，睥睨醉僧窥长史”。

陆游在这类咏书诗中表示出不必独尊前人，甚至在钟繇、张旭、怀素等书法大家面前也表现出自信和狂傲的姿态。当然所谓的无法并非真正地完全脱离书法艺术创作规律，违背艺术特性，而是变法出新意，提倡有别于他人的个性、风格和艺术上的创新。

通过前面的论述、分析，可知，陆游咏书诗中所反映出的书法美学思想是颇具内涵与深度的。然而陆游在宋代书坛和整个书法史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这除了“书名为诗名所掩”、南宋战乱频繁、诗篇手迹大量亡佚等原因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即是：陆游的书法理论及创作还未达到“成一人之奇、开独造之域”的境界。

书法发展到宋代，不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已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对于书法艺术的创作过程、书法家的创作心态等问题的理论探讨在整体上已具备了较高的水准，并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它表现为：轻形式、卑法度、提倡即兴挥写，要求点画线条体现出更多的主观意味和情感价值。陆游关于抒情表意与点线技巧、守法与无法等关系的认识与宋代许多书法家一致。再如，虽然宋代各大书家表现出的风格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各不相同，苏书飘逸、黄书奇宕、米书恣肆，他们强调个性、自我，这正是崇尚晋人风韵——“自由精神”的表现。所以他们要求创新，要求毫不做作地表现个性真情。在这一点上，陆游显然又是与之相契合的。因此，在宋代整个水准都较高的基础上，陆游书学思想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在他之前，欧、苏、黄、米等已从多角度提出了书法创作主张，陆游更多的是吸收和继承了前人的理论。

至少陆游的实际创作，朱熹赞曰：“笔札精妙，意改高远”[9]27，陈鹄曰：“笔势飘逸”[9]98，明代的李日华称：“行草烂漫，如黄如米”[9]63，陶宗仪云：“书迹飘逸”[9]132，所谓精妙、飘逸、烂漫，皆是自然挥洒、以手相应、意态无穷之意，都认为陆游在书法创作上颇有造诣。陆游在咏书诗中称自己的书法受晋、唐、宋诸人影响，如二王、钟繇、张旭、杨风子、怀素、颜鲁公等，而实际上，就其留存的行书简札来看，苏轼、黄庭坚、米芾对他的影响更为明显。如其《与原知府书》，沈培方先生评：“其中端正的行楷，宛然黄庭坚嫡乳而萧散有余纵逸的行草，则磊磊落落，直可也苏轼《黄川寒食诗》媲美。”[10]陆游之书不乏个性色彩，然而终究有受传统帖学影响过深的遗憾，以及苏、黄、米对其影响过于明显造成的不足。

毕竟，“成一人之奇、开独造之域”是极高的要求，也并非具备了个人素质和修养就能达到这一高度，还有时代、社会、历史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应该说，陆游作为一名人人皆知的爱国主义诗人，即使出现在宋代书坛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关于书法艺术的见解以及他的书法美学思想对于后学者仍有指导作用和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他在创作过程中展示出的勃勃生命力和精神追求足以使后学者获得启示。

[参考文献]

[1] 刘 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0：67.

[2] 黄 简.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3] 陆 游.剑南诗稿：卷十五，卷十七，卷十九[M].长沙：岳麓书社，1998.

[4]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 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6] 科林伍德.艺术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7] 陆 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卷三十一[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

[8] 陆 游.跋兰亭帖：其一，其五//《附录》佚著辑存[M].中华书局，1976.

陆游诗集精选范文第4篇

关键词：陆游；钗头凤；爱情观；情比金坚；至死不渝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34-063-02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文化是何其的灿烂，古人留给我们的文章又是何其的丰富。在这浩瀚的古典文学宝库中，我们诵读着，感受着。除去了这精美的文词和超凡的意境外，折射在我们面前的便是古代文人们的人格魅力了。伟大诗人陆游历来被公认为是位爱国诗人，其爱国情怀和高尚人格自是不必言说，近日，在研读了陆游的一些诗作和查找了相关的资料后发现，陆游在伟大的人格背后也有着常人的儿女情怀，而这儿女情怀似乎又异于常人。

青年陆游曾经遭遇过婚姻的不幸。当时或稍后的人们在笔记和野史中记录了这一悲剧的零星材料，后世流传颇广。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本子和传记，无不述及这一令人憾怜的生离活别。而且，凡是收有陆游诗词的选本，几乎无不收入象征陆游及婚姻悲剧的《钗头凤》。因此，《钗头凤》一词，不仅不能与陆游分解开来，而且还直弄成痴男怨女们的知音。然而，对于这一悲剧主人情比金坚的爱情观却少有人提及。

据宋周密《齐东野语》和清丁传靖所辑《宋人轶事汇编》载记，陆游初娶女名婉，乃其舅父之女。时陆游刚好二十岁。陆游自己说，他在这年“尝作《菊沈诗》，颇传于人”，遗憾的是此诗不载于陆集，我们无法看到它的内容。不过，蛛丝马迹尚可觅得一二。以陆游六十多岁时重又采菊缝沈囊而感慨系之的情形（后将述及之）推测，所作《菊沈诗》，必定是于新婚有关联的。其内容很可能是陆游采菊拟作新婚枕囊时愉悦心理的抒发。想必这个风华少年的内心正充满着对未婚妻的恋慕之情和对燕尔新婚情节的憧憬。如果不是情也真，意也切，则其诗不会“颇传于人”的。虽然婚前两人的相知程度有多大，是否青梅竹马？没有材料能提供些许消息。可这并不决定他们爱恋的深浅。男女之爱这种微妙的情感，是无法用数学公式去计算的。况且，中国古代的舅姑婚姻，多数具有自幼频繁往来的机会，肯于形成两小无猜的情缘。陆唐的关系不排除具有这种可能性。

由于出身和家学的影响，陆游从小就非常刻苦，他自己说：“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抛去诗的夸张成份，至少自幼喜欢读书应是事实。他还说：“少小喜读书，终夜守短檠”。《宋史・陆游传》也说他：“年十二，能诗文。”然而这个少年学马，在十六岁和十九岁时两赴临安应试，却两次名落孙山（个中原因本文不作分析和探讨），于是到二十岁便完了婚事。虽然陆游自幼喜欢读书，但是人的向往本来就不是单一的，再加上社会的周围环境的和家庭的等多方面复杂因素，也就使这个少年更为复杂，爱好与理想更为多样化。“少年喜读书”，这是他的主要生活内容。“少年遇丧乱，妄意忧元元”，他又忧国忧民，因此，“少鄙章句学，所慕在经世”，已经看到了死读经典的本事，企图掌握经世济民的真才实干。“少年志欲扫胡尘”由元元之苦更激发了他立志恢复、报效国家的宏愿。

这个心理意识尚未定型的少年，受着现实多方面的牵引，同时又受着未来各种前途的召唤，加上两次不举的失败，内心矛盾是严重的，心理上是焦灼的。他的情结需要一种宣泄，他的意识需要一种缓和。就在这个时候，他和唐婉结婚了。应该说，这是一个未曾感受的全新世界。在他的生命中，有了日夜相伴的爱侣和新鲜异常的体验。初恋是纯真的。他完全处于了精神放松的境界，沉醉在了爱的帷幌之中。一般说来，作父母的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婚后是相亲相爱的。可是，与子辈相比，他们又受着正统思想的支配，必须要求子女们在新婚之后也要“正经”、“节制”，不能过于亲昵，以免伤精废事。因而，陆唐两人的恩爱之举，在陆游父母的眼中便成为了一种威胁，他们必须保证儿子成才。他们开始是提醒，继之是责骂，当他们认为还不见效时，便做了最后的决定。于是，活活地拆散这宗美满婚姻的事发生了。“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新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陆游深知爱妻是没有罪过的，他也不能没有唐婉，更不能伤害心爱的人的心灵。“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之别馆，时时往焉”。尽管陆游做了这种努力，或寄希望于缓后，然而还是徒劳无益的。如果说未出之时，已不能容于二老，那么“既出”却又“为之别馆”还“时时往焉”，便更不能允许了。事情败露之后，在二老的威迫之下，陆游忍痛放弃了最后的一线希望，“竟绝之”。陆游曾“为之别馆”，该说是尽了最大胆的努力了。也许粗看上去，他的行为还不如卓文君这个弱女子。但是在女子终归是人家的人的传统社会里，陆游为唐婉之“别馆”的行为，比卓文君为司马相如夜奔的行为是更难做到的，也是更大胆的。

陆游与唐婉绝后，续娶蜀郡人王氏。这位王氏没有遭到与她的前任同样的命运，想必该是二老理想中的媳妇了。然而二老理想，不一定陆游就理想。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去褒贬“唐”、“王”二位，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期间陆游多半过着一种放浪山水的生活。“我昔挥短楫终年钓吴松，亦尝携长，采药王霄峰”。陆游二十四岁时，父母去世。即便是在三年丁忧期间，他也不能守丧在家。二十五岁时，他又“浪迹天台”。如果说这种生活在他少年时代仅仅是一种萌发了的意识或者仅仅是生活中的部分内容的话，这个期间则几乎成了他的意识的自觉和他的生活的全部内容了。这种变化固然与其报国无门的政治压抑以及习武杀敌的政治抱负有关，但也不能排除由于与唐婉的绝别给了他心理上的遗怨。如前述，既然他们是那样的钟情，而别离的现实又已成了无法改变的定势，这对陆游的打击是太大了。他不能继续安心坐在他的书房里读书了，他不能老呆在这个曾经和心爱的人一起生活过的家里了。这种环境，时时处处会勾起他的隐痛，在有闲的平静的时间里，在不变化的生活内容中，是无法拂去的，更是难以忍耐的，甚至于会整个地把一个人从精神上彻底摧毁的。医治这种创伤在心理上来说，需要去寻求别的精神寄托，需要有新的生活环境，需要有大起大落的生活内容，需要既是自觉的又是自然的进行的意识转移与情绪缓解。陆游在这期间所走的生活路子，看上去是消极的逃避，是弱者的沉沦，但它的实质却是强者的自我矫正，是积极的进取。他正年轻，有许多事情要开始去做。事实正是这样，几年的浪迹生涯，不仅较多地使他摆脱了苦闷，阔大了胸怀，更主要的是深入民间，深入社会，置身山水的生活，更增添了他对祖国的爱，对社会的了解，亦就增长了他报效祖国的文才武略。

在这几年中，我们在诗稿中没有看到陆游写过涉及他与唐婉的婚姻的诗作，这段婚姻在他那里似乎是完全被忘掉了。但是人的心理恰恰是不能以表面的情形去量度的。往往有这么一种情况，当人们遭临了大悲大痛的触及心灵的事变之后，反而不愿再去提这件事了。《钗头凤》词的题壁，正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冷却、平复之后，才在特定时间的特定环境中，更强烈执着地爆发出来的爱情之火。

游春是中国人传统的风俗，陆游这天也去了。当他来到禹庙附近的沈家园时，却遇到了唐婉和后夫赴士程也同来游园。一朝相见，又是万物发醉的时节，曲桥流水的亭园，彼此那种惊喜，那种瞬息撵走了惊喜唯有痛苦和凄楚的那两双眼睛，任凭你怎么体测都不会是过分的。然而能说什么呢？能怎么样呢？也不能再怎么样了。唐婉当即派人送来一份酒肴给陆游，以表微情。陆游百感交集，不能自已，便把笔题《钗头凤》词于沈园壁上：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据宋人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所记，题词是在辛未三月，陆游时年二十七。倘无绝顶之爱，便无绝顶之情；倘无绝顶之恨，便无如此绝顶之怨。是故，毛晋评及此词便说：“有一种啼笑不敢之情于笔墨之外，另人不能读竟”。陆游非常清楚，当年与唐婉的绝别是人间的一大错事，然而首先作为儿子，却不能抗东风之既起。他只能向自己也向曾经的爱妻发出“算了吧”、“算了吧”的无可奈何的求乞。然而真能算了吗？

据说，唐婉看过陆游题词后，凄绝不能抑，也便和了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亦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进非昨，病魂长似秋千索。角音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唐婉大概是受的刺激太深了，因而一病未起。欧小牧考得唐婉之死当在绍兴三十年，是年陆游三十六岁。

这种感情的摧损是令人难能撑持得住的。沈园邂逅之后十几年，陆游的诗作再未敢触及这个题目。直到他六十三岁时，也就是人已进入老暮之年时，才在严州任上由偶然的事体又勾起了他的必然的潜在的意识。他说：“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沈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便作诗两首。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闷幽香。

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少日曾题菊枕诗，囊编残稿锁蛛丝。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日。

一个州官，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没多大的缘故，会去亲自采摘、缝那个枕囊吗？本自于心中的那个“情”字，权作寄托和回味，才怕是个中因由。这就自然地想到了四十三年前采菊缝枕的事情和当时所作的诗。不能忘怀的并非采菊事和《采菊诗》，而是共枕的人和别离的情。菊香原来为伊香，只因伊香比菊香。昔与今对，喜同悲比。“曲屏深幌”所闷之“幽香”到那去寻呢？联及几十年的仕宦生涯，更加不是滋味。严州任后，陆游调京官一年多又被劾罢免了。自此，陆游由京城返归山阴故里，过着田园生活。六十八岁那年重九过后，陆游又来到沈园。旧迹再现眼前，幽思顿起心头，便又作诗一首。序曰：“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曾题小阙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阙于石，读之怅然。”诗云：

枫叶如丹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嘴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首神龛一柱香。

真是个秋黄人老，却又要断肠回首。为自己还是为黄泉中人？春生怨，秋起愁。陆游为何要写这些东西呢？归根结底还是那个“情”字。孔子说五十知天命，无非就是一种认可。所以，陆游在“漠漠”、“茫茫”的心境中，只能尽量地消除妄念，双目呆呆地看那佛门的香烟。唐婉之死，陆游应该是知道的。然而为什么要在沈园醉笔四十年之后，在唐氏去世后三十年时，这位年近古稀的人才在这个特殊环境里表示对已故前室的哀念之情呢？如果说当年的绝别已经成了他永难平复的创痛的话，沈园醉题与唐婉之死，则更是痛再加痛了。他似乎更觉负疚，似乎觉得唐婉之死与沈园邂逅及醉笔题词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害怕，他尽量地回避，不敢再诉诸一字。如同前面所述绝别之后不能立即诉哀怨于诗中一样，亦如陆游所云：“被服积于中而无言”。同样，只有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平静、冷却，那些悲不胜悲的事件才能通过回忆和反省表现在言语和文字之中。稍后，他又作了《沈园》二首：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唐婉去世约略有四十年头了，夕阳哀画角，变异了当年景象，但还看得见，绿水春波里的那只惊鸿，只是伤心地很呐。梦和香都已不能再成真实了，老柳们也不再垂丝绵绵了，我也行将入土稽山了，而想到那以往的情景，又要泪涟涟了。这在七十五岁的老人来说，似乎有些过分，但是人之心，爱之情，是不能以年岁去界约的。死之将至，其言也善，老之将至，其情也恻。纷繁人间事，都会有这种情形，更何况是刻骨铭心的恋恋之爱！后来，到了八十几岁的高龄时，陆游又作了好几首与唐婉爱情有关的诗，而此时则是平静的回忆，悠悠的情思，慢慢道来的哀怨。

男女之爱人皆有之，陆游也概莫能外，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为爱敢爱敢恨的真实的平凡人陆游，但让我们吃惊的是如此铁骨铮铮的大丈夫在爱情上，其情又是如此之真、之切、之坚。

参考文献：

[1] 陆 游.剑南诗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 陆 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版.

[3] 欧小牧.陆游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欧小牧.爱国诗人陆游.中华书局，1961.

陆游诗集精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洪昇 诗学渊源 诗学思想 诗歌内容 艺术特色

洪昇是清初诗坛上重要的诗人，其诗歌成就在当时是很大的。清代选家朱溶就说：“余行天下三十余年，所见诗不为不多，要其实，与洪昉思匹敌者盖少。”①同时代著名诗人朱彝尊说：“海内诗家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②查为仁《莲坡诗话》卷下：“洪昇以诗名长安，交游燕集，每白眼踞坐，括古摘今，无不心折。”③只是所创作的戏曲作品《长生殿》的光芒太盛，以至于后人只记得戏曲家洪昇，而几乎忽略诗人洪昇。所以王晫就指出：“洪子昉思，少工五七言诗，而以余波绮丽溢为填词，为杂剧院本，一时乐人争唱之，其客长安，日取《长恨歌传》，编为《长生殿》传奇。……自此剧风行，天下莫不知昉思为词客，而若忘其为诗人也者。”④可见在后人的心目中，洪昇的诗名已被其戏曲名所掩，所以当前对这一内容的补充尤为必要。

一、诗歌结集情况

关于洪昇诗歌结集情况，刘荫伯在《洪昇研究》中及刘辉在《洪昇集》笺校凡例中有过描述，考证出其现存诗集共三部：《啸月楼集》、《稗畦集》、《稗畦续集》，笔者认同这一说法。

针对这存世的三部诗集，笔者以刘辉笺校的《洪昇集》为底本，对它们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这三者之间关系复杂。从编辑情况来看，《啸月楼集》编成于康熙十四年（1675），黄机为之作序，惊叹他“少负英绝之才”。《稗畦集》编成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其友朱溶、戴普成为之编定，并作序给予了高度评价。《稗畦续集》编成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是在洪昇去世十二年后由其门人汪熷编成并为之作序称“尊前讽咏，信一字之难移”。编者及作序者分别给予洪昇诗集以高度的评价，都是对洪昇为人为诗的一种肯定，可见其诗歌成就在当时似乎并不亚于其戏曲成就。

从版本来看，现存除《稗畦续集》有刻本外，《啸月楼集》《稗畦集》皆系抄本，其中《啸月楼集》仅日本静嘉堂文库珍藏，国内迄今未见。《稗畦集》现存三个版本，一是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抄本，二是南京图书馆藏抄本，三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邓之诚先生抄本。《稗畦续集》现今仅有南京图书馆藏康熙五十四年汪熷序刻本。而恰恰是传世的这唯一刻本在乾隆年间还被列为禁书。这一方面是因为康熙年间的《长生殿》案让洪昇这个人不受清廷的待见，另一方面则可能是诗集中的某些内容触犯了当政者的利益，违背了他们的政教标准。

从收诗数量来看，据笔者统计《啸月楼集》共收诗250首，《稗畦集》共收诗340首，《稗畦续集》共收五言律诗160首。三部诗集所收诗歌中，《稗畦集》与《啸月楼集》中重复的一共有48首。《稗畦续集》中有部分内容选自《啸月楼集》，与其重复的一共有5首，且这相重的48首和5首均不相同，再加上刘辉先生在《洪昇集》中辑录的并未被收入三部诗集，但却散见于《盘山志》《钱塘县志》等志史中的诗篇共计46首，因此，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洪昇存世诗歌共有753首。其中南京图书馆藏的《稗畦集》本较上海历史图书馆藏的《稗畦集》本多出139首七言律诗，而缺五古及七古二体，对于多出的139首七律，笔者赞同刘辉先生在《洪昇集》的前言中所说：“这部分诗作时代亦稍晚，显系传钞时所补入。”“从现存的两部《稗畦集》中，就可以看出辗转相钞的痕迹。”

从诗歌内容来看，《稗畦集》现存诗集中有少数诗歌的写作年代明显晚于编成之年（1687），例如《赠颜学山太史，带父作》就作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因此这也证实了刘辉先生所说的“显系传钞时所补入”这一观点。但正因如此，后来的版本之间经常会出现部分字词讹误现象，如《蒙山道士》：“乱石绕东蒙，崎岖古道通。一身千里外，匹马万山中。芳树遥遮日，春沙细逐风。思家还有泪，不独为途穷。”四句中就有五处不同，在《啸月楼集》中的“上”、“芳”、“春沙”、“思家还有泪”、“不独”在上本和南本的《稗畦集》中均作“中”、“密”、“轻花”、“望云双泪落”、“非是”，其中最后一个“不独”在《两浙輶轩录》、《国朝浙人诗存》中均作“岂是”。这些字词讹误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洪昇诗集在流传过程中的不规范，另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洪昇的诗歌在当时也是受到世人喜爱和追捧的。

二、洪昇诗学渊源和诗学思想

（一）诗学渊源

洪昇在清代文学史上的成就是多样的，作为诗人，他的诗内容丰富，真挚感人，他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他的几位老师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那就是陆繁弨、“西泠十子”、王士禛、施闰章。

洪昇一生转益多师，十岁起开始跟随钱塘著名文人陆繁弨学习，陆繁弨是前明遗民，洪昇诗歌中那些具有家国兴亡之感的作品最初都是因为受了陆繁弨的影响而创作出来的，例如《钱塘秋感》（八首）、《京东杂感》（十首）等。在学术上，陆繁弨对音韵要求极高，洪昇在其严格训练下音韵学基础雄厚，为后来的诗歌创作做了充分的学养准备。可以说陆繁弨的声律才学和坚守节操的品行给了洪昇很大的影响，潜在地塑造了洪昇的人格理想。

十五岁时，洪昇拜“浙中三毛，东南文豪”之一的毛先舒为师，毛先舒入清不仕，以遗民自居，他的诗歌音节嘹亮、音律规整，颇有建安七子之余风，受其影响，洪昇的诗歌创作呈现出用字精炼、格律规整的特点。而且毛先舒对音韵、训诂学也有着较深的研究，洪昇在其影响和指导下写成了平生第一部音韵学著作《诗骚韵注》。然而毛先舒对洪昇更为重要的是把他引荐给了自己的密友“西泠十子”和其他饱学之士，前者包括柴绍炳、沈谦、丁澎、陆圻、陈子龙、张丹等人，后者包括徐继恩、张竟光等人。他们都是人格和学问俱佳之人，与他们的相处让洪昇浸染在酹酒临风、凭吊千古的文化氛围中，使其能够“取法其上”，迅速地成熟起来。

洪昇在三十岁第二次进京的时候以诗投当时的朝廷重臣李天馥，备受赏识，李天馥遂把洪昇引荐给当时的诗坛宗主王士禛，并从其受业。洪昇是王士禛最为器重的二子之一，每言及必曰：“洪昇，予门人，以诗有名京师。”而且王士禛对洪昇的诗歌创作也有很深的影响，洪昇“疏淡清新”诗风的形成即得益于王士禛的“神韵说”。

在王士禛的影响下，洪昇加入宣南士游，在那里，洪昇结识了著名诗人施闰章，并拜其为师，之后其诗歌创作也受到了施闰章“清正”诗风的影响。另外，施闰章平生最工五言，其中尤以律诗为擅长，受其影响，洪昇的诗歌写作也是尤擅五律，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极大的优势，成就显著。

（二）诗学思想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1.承渊西泠，取法盛唐。

洪昇少年时期与“西泠十子”的密切交往使其受到十子“推崇汉魏盛唐和明七子”主张的影响，因此他的诗歌创作有意识地学习唐人，尤其是盛唐诗人，例如李白、王维、杜甫、孟浩然、李商隐等诗家，洪昇对这些诗人赞誉有加，十分推崇。洪昇不仅本身创作学习唐人，而且他在诗评中经常会以这些诗家的风格作为标准来评价他人的作品。例如《啸竹堂诗集》评语：“俨然高、岑”、“清新婉秀，得王、孟之腴”、“神韵绝类右丞”、“沉雄处有少陵风味”等则分别把盛唐诗人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作为参照，由此可见洪昇对唐人之诗有着非同寻常的喜爱。因此有人曾评价洪昇：“昉思近体宗少陵，然求少陵一言半辞于其集中不得也；其古诗则高、岑，然求高、岑一言半辞不得也。尽精肆力，心得其意，而变化无方。”⑤“西河曾尝评昉思五字律，酷似唐人。”⑥对盛唐诗人及其作品的情有独钟促使洪昇最终形成了“承渊西泠、取法盛唐”的诗歌理论主张，并运用到了自己的实际创作之中。例如他做了不少仿照盛唐诗人的诗篇，如《芜湖旅次示钱石臣》、《燕姬》、《赠歌者李枝》等。在众多诗人中，洪昇尤爱学白，如《李白酒楼》：“一片寒云接素秋，几行疏树覆城头。海风吹上东山月，独倚天边太白楼。”一诗一改一贯的疏淡平雅，描写得颇有李白豪迈之风气，既表现了对李白的推崇敬爱，又表明了自己希望做李白式人物的内心渴望。

2.文以载道，和平醇厚。

受陆繁弨、毛先舒、施闰章等人的影响，洪昇的文学思想，就其本质来说，主要还是以正统的封建诗教为核心内容的，即要求做到文以载道、和平醇厚。他在为乔莱所作的《使粤诗跋》和为褚人获作的《坚瓠补集·序》中明确指出这一文学创作主张，反映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上，就产生了“洪昇的诗在内容上多抒性、酬唱赠答，感情平和，少针砭现实之锋锐，多温文尔雅之蕴藉，冲淡闲远，流利畅达，完全符合诗教规格”⑦的现象。因此，戴普成言其诗“琢雕以为奇，而音节必和；洸洋以自适，而首尾必贯”⑧，沈德潜谓其诗“疏澹成家”。洪昇不但以此作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准则，而且将它作为衡量评价别人作品的一条重要标准，如他在评王锡的诗时就有“如此立言，深得温厚和平之旨”、“气韵温厚，不得以中晚目之”、“风致温厚”（《啸竹堂诗集》评语）等评语。评好友张竞光的诗“有规有勉，得风人之旨”、“委婉多风”、“雅逸有风味”、“风旨亦复不浅”（《宠寿堂诗集》评语）。洪昇的这一诗学思想贯穿于其整个诗歌创作的全过程，尤其是在前期，这一思想表现得很强烈，例如《钱塘秋感六首》、《为陆太母五旬作二首》、《王孙行》等诗都是这种传统诗学思想的体现。尽管是在后期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之后，更多的诗作开始侧重于表现内心的感悟，文以载道的意味少了点，但是和平醇厚的宗旨却一直伴随左右，始终没有改变。

3.反对模拟，崇尚真诗。

洪昇针对“西泠十子”的主张进行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改造，继承了十子尊唐的传统，摒弃了其重在模拟复古的弊端，认为“尝谓明代诗文，病在模拟剽窃，制艺擅场外，惟丛书为最……”⑨借褚人穫之口批评了明代诗文的模拟剽窃。同时洪昇还认为写作诗文要注重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除去雕饰，自然天成，例如他在《长生殿·自序》中认为“历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因此在创作中，洪昇挥洒真情，尽兴歌吟，在他的笔下，杨玉环是一个“情”的化身，李隆基也是饱含真情的帝王，整部作品充斥着作者的真情和爱意，真正做到了自己在《长生殿例言》中所说的“义取崇雅，情在写真”，所以才能让众人动容流传，《长生殿》也因此成为“近代曲家第一”。在他的实际诗歌创作中坚决贯彻了“反对模拟、崇尚真诗”这一主张，他的诗绝少模拟倾向，每一首都是源自真心的感慨之作，尤其是那些占全部诗作篇幅最大的泛游羁旅诗，或叙述旅途见闻，或表达思乡之意，或感慨人生遭遇等，都是出于作者的内心感受，绝少用到典故，也绝少引用他人，更别说是模拟抄袭了，可以说洪昇的每一首诗歌都是发自肺腑的原创之作。如在洪昇诗集中作为一个特别存在的七夕诗和除夕诗就是很好的例证，例《七夕·闺中作四首》、《癸丑除夕》、《秋晚饮陈白元斋中》等都直白易懂，毫无矫揉造作和供奉夸大之意，虽然语言并不强烈，但是却很真实地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真挚蕴藉，诗味盎然。

4.主张性情，注重神韵。

洪昇是一个至情之人，自小家庭环境的影响和后来的人生经历使洪昇对情的理解更为深刻，尤其是对女性心理的理解比其他人来得更为敏感，加之长期从事戏曲词曲方面的创作，对人物心理活动都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在诗歌创作的时候也灌注了这种发自人物内心的真情实意，尤其注重抒写真实的性情。这种性情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最鲜明的体现就是洪昇在面对自己人生中不断遭遇到的种种灾难时依旧保持“镇定”，他没有大声疾呼，也没有狂啸抱怨，他的诗作总体来说仍然是“温文尔雅”的，甚至追求至情的洪昇所作的诗歌是“疏澹成家”、“清整可喜，颇富韵味”的。他的诗从内容上来看大都是酬唱赠答和泛游羁旅方面的，后者是在旅途中亲感亲受，完全是有感而发，前者写给朋友的数量尤其多，或追忆，或祝福，或感伤，等等，不论何种，都是真挚诚意的，都是个人的性情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洪昇的诗歌也注重神韵，但与王士禛的神韵说不同的是洪昇只选取王士禛在意境方面的“洒脱自然，别有情致”和风格上的“清远冲淡，自然入妙”，而舍弃语言上“瑰丽华美”和内容上“朦胧含蓄，吞吐不尽，难以捉摸”的创作宗旨。因此，他的诗歌并没有玄虚缥缈之意，相反的却是语浅情挚、感慨遥深。例如随意的一首《采莲曲》：“乌榜夜相逐，朱荷秋未稀。低身花罥鬓，入手刺牵衣。月上新潮满，风凉宿鹭飞。吴娃但倚辑，不醉亦忘归。”诗人没有用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用繁复的技巧，只是轻描淡写，寥寥数语，却道出中国千百年流传的采莲意味，让人读后有种淡淡的喜悦之情浮上心头之感，可谓妙哉。

三、洪昇诗歌的题材内容与艺术特色

（一）诗歌的题材内容

洪昇存世诗歌共有七百余首，根据不同的题材，笔者认为洪昇诗歌在内容上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个人抒怀诗，包括抒发怀才不遇之悲的如《将游大梁》、《王孙行》等；表现家国兴亡之叹的如《钱塘秋感六首》、《魏州杂诗八首》等；体现思亲念家之作的如《燕京客舍生日怀母》、《送父》、《寄内三首》、《忆殷仲弟》、《寄妹》等。第二类是酬唱赠答诗，主要涉及洪昇和师长、朋友、官宦的交往，有表现对师长深切敬意的《奉呈毛稚黄夫子》、《赠沈先生》等；有体现与朋友深厚感情的《留别沈遹声》、《吴瑹符北征赋此赠别》等；也有为生活所迫的应景之作如《简高澹人少詹》、《上徐健庵先生》等。第三类是写景记游诗，这类诗所占的比例最大，约有三分之一，主要有表现泛游羁旅之思《夜泊》、《野望》、《客愁》等；描写山水风光之赞的《养素园十景》、《游泰山》（四首）等；透露山寺隐逸之念的《晓起看山作》、《清沟禅院》等。第四类是悼亡哀逝诗，如《哭张觉庵先生三首》、《哭陈其年检讨》、《为沈去矜先生悼亡四首》等。

（二）诗歌的艺术特色

洪昇诗以清新整饬见称于时，诸体兼备，七古才情缛丽，五古朴直沉郁，而近体律绝多清新飘逸，诸体中尤擅五律，胡会恩赞美他“五字清真谁敌手”⑩，朱廷鋐在《赠洪昉思》里也说他“一言每破时流病，五字能争造化权”。因此，时人多重洪昇的诗歌风貌，沈德潜谓其“疏淡成家”，陆次云赞其“绝非凡近响，宛有古人风”，汤西涯评其“称美中绝无标榜风气”。总体来说，洪昇诗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的，笔者将其概括为四点：“少用典故、格律规整”、“诸体兼备、尤擅五律”、“语浅情挚、感慨遥深”、“用字精炼、语句柔美”，前两点更多涉及格式方面的内容，后两者更多涉及思想语言方面的内容，但都体现了洪昇诗歌独有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观，洪昇是一位颇具诗名的文人，他的诗歌取径唐人，清新可喜，情真意挚，颇富韵味，受到诸多称赞，尤其是五言律诗更算是诗坛中的佼佼者。其诗作虽传世不多，又因《长生殿》盛名掩盖，后人对其知之甚少，但其诗歌创作有着自己的特点，也对当时及后世的一些诗人尤其是对于其晚年在家乡收受的弟子，如王锡、沈用济、伊洄、朱虞夏、蔡守愚、汪熷等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刘辉校笺.洪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388.

②［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二十古今诗《酬洪昇》.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202.

③［清］查为仁.莲坡诗话（卷下）.清乾隆刻庶塘外集本：25.

④［清］刘世珩.汇刻传剧.卷二十八所收.长生殿.王晫跋.民国八年本：110.

⑤刘辉校笺.洪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388.

⑥［清］金植.不下带编（卷七）.清稿本：83.

⑦孙京荣.洪昇文学思想初探.西北师大学报，1995，7，VOL32［4］.

⑧刘辉校笺.洪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