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原野范文第1篇

目的：分析术中不同淋巴结清扫方式对胸中上段食管癌患者预后情况的影响。方法：选取106例胸中上段食管癌患者，根据淋巴结清扫方式不同分为接受三野淋巴结清扫的三野组（56例）、接受二野淋巴结清扫的二野组（50例），对比两组患者的血清乳酸脱氢酶（LDH）、一氧化氮（NO）、一氧化氮合成酶（NOS）、癌胚抗原（CEA）及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IL－2R）、角化素蛋白片段19（Cyfra21－1）、鳞状细胞癌相关性抗原（SCC）水平，术后进行随访记录无病生存率及总生存率。结果：三野组患者中，胸上段食管癌及胸中段食管癌患者的术后平均血清LDH水平值均低于二野组对应患者的LDH值（均P＜0．05）；三野组患者的术后血清NO值高于二野组患者，NOS、CEA、SIL－2R值低于二野组患者（均P＜0．05）；三野组患者的术后血清Cyfra21－1、SCC水平值均低于二野组患者（均P＜0．05）；三野组患者的术后随访期内的无病生存率均高于二野组患者，相应时间点的总生存率也高于二野组患者（P＜0．05）。结论：胸中上段食管癌患者接受三野法淋巴结清扫后，血清预后不良指标及肿瘤学指标水平均优化，远期无病生存率及总生存率提高。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胸中上段食管癌；淋巴结清扫；预后

食管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在行外科手术切除肿瘤的同时进行积极的淋巴结清扫是减少术后复发的重要途径。目前临床中对于食管癌淋巴结的清扫范围存在较大争议，扩大淋巴结清扫范围可以降低术后转移，但是会增加手术创伤及风险，其最终表现出的对患者生存率的影响不得而知［1，2］。胸腹部淋巴结清扫是临床常用的二野法淋巴结清扫方式，在胸中上段食管癌患者中存在较高的颈部淋巴结复发率，故增加颈部淋巴结清扫的三野清扫法受到许多学者推崇。有研究显示对于胸下段食管癌患者，增加颈部淋巴结清扫不会增加其生存时间及生存率，故三野法淋巴结清扫主要应用于胸中上段食管癌患者中［3］。本次研究选择2010～2014年在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食管癌患者106例作为研究对象，对比接受不同的淋巴结清扫方式后给患者带来的临床获益上的差别，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及分组106例胸中上段食管癌患者均经病理确诊，经CT检查排除颈部淋巴结肿大，根据接受的淋巴结清扫方式不同分为三野组（接受三野淋巴结清扫）56例、二野组（接受二野淋巴结清扫）50例。三野组患者中男性26例，女性30例，年龄45～70岁，平均（61．27±6．34）岁，其中胸上段18例，胸中段38例；二野组患者中男性26例，女性24例，年龄46～71岁，平均（60．84±6．15）岁，其中胸上段19例，胸中段31例。患者在了解手术及研究过程后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手术方法三野淋巴结清扫法：患者取健侧卧位，经患侧胸后外侧第5肋间切口探查肿瘤大小、位置、与周围组织粘连关系等，常规行食管肿瘤的游离及切除，随后进行全纵膈淋巴结清扫，重点在于清扫隆突下淋巴结、喉返神经旁淋巴结，关胸后转平卧位。将剩余淋巴结分为颈部及腹部组，经颈部衣领状切口清扫气管食管旁、双侧锁骨上、颈内静脉旁淋巴结；经上腹部正中切口游离胃并离断贲门，使用一次性切割缝合器制成管状胃，清扫贲门旁、胃小弯、胃大弯、胃左动脉旁、腹腔动脉旁、肝总动脉旁淋巴结。经膈肌裂孔拉出管状胃，离断近端食管后完成食管、胃端端吻合，送入胃及十二指肠营养管。二野淋巴结清扫法：Ivor－Lewis术合并胸腹部淋巴结清扫。

1．3血清相关指标所有患者术前及术后3月抽取空腹肘静脉血5mL，经3500r／min离心10min，取上清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检测乳酸脱氢酶（LDH）水平。手术前及术后3月，抽取患者外周静脉血5mL，采用化学法测定一氧化氮（NO）、一氧化氮合成酶（NOS）水平；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癌胚抗原（CEA）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IL－2R）水平。术后3月取患者空腹外周血，制备血清后采用电发光免疫法（ECLIA）测定其中角化素蛋白片段19（Cyfra21－1）水平；采用微粒酶联免疫法（MEIA）测定鳞状细胞癌相关性抗原（SCC）水平。

1．4生存率手术治疗后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记录术后3月、6月、9月、12月、15月、18月、21月、24月患者无病生存率及总生存率情况。1．5统计学处理选用SPSS21．0软件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2结果

2．1血清LDH水平术前三野组患者的血清LDH水平与二野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经全自动生化仪检测后发现：三野组患者中，胸上段食管癌及胸中段食管癌患者的平均血清LDH水平值均低于二野组对应患者的LDH值（均P＜0．05），见表1。

2．2NO、NOS、CEA及SIL－2R术前两组患者的血清NO、NOS、CEA及SIL－2R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化学法、放射免疫分析法、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后发现：三野组患者的术后血清NO值高于二野组患者，NOS、CEA、SIL－2R值低于二野组患者（均P＜0．05），见表2。.

2．3Cyfra21－1及SCC术前两组胸中上段食管癌患者的血清Cyfra21－1及SCC水平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清扫淋巴结后经电发光免疫法及微粒酶联免疫法分别检测后发现：三野组患者的血清Cyfra21－1、SCC水平值均低于二野组患者（P＜0．05），见表3。

2．4生存率两组食管癌患者经不同淋巴结清扫术后均进行2年随访，结果显示：三野组患者的淋巴结清扫后3月、6月、9月、12月、15月、18月、21月、24月的无病生存率均高于二野组患者，相应时间点的总生存率也高于二野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1。

3讨论

乳酸脱氢酶（LDH）属于糖代谢的主要酶类，在肾脏、心脏及肝脏中的分布较多，是糖酵解过程的关键酶，同时也是细胞代谢过程中的敏感指标。LDH在人体血清中的水平变化可以及时反映机体的缺氧、活性状态及恶性转化等情况［4］。在肿瘤组织中无氧酵解占优势，在肿瘤组织中可以检测到高表达的LDH，其深入血液中可以导致血清LDH水平也随之大幅上升。Dubecz［5］在检测肺癌患者的血清LDH水平后发现，随着肿瘤分期增加其血清中的LDH水平也随之递增，提示LDH水平可以随着肿瘤的进展而增高，也说明其可以敏感反映肿瘤所处状态。本次研究中在胸中上段食管癌患者手术前后均测定血清LDH水平，结果显示胸上段食管癌及胸中段食管癌患者在接受三野淋巴清扫后，血清中LDH水平均较低，提示加入颈部淋巴结清扫可以有效清除其中可能存在的肿瘤细胞，降低术后肿瘤的恶性程度及复发可能性，是患者远期预后较好的一个良好指标［6］。

一氧化氮（NO）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主要生理作用包括松弛血管平滑肌、抑制血小板聚集、抑制内皮细胞增殖等，其在一氧化氮合成酶（NOS）作用下由L－精氨酶转化而来［7－8］。一氧化氮合成酶（NOS）是生成NO的关键酶，一方面参与调节生理性血管张力过程，另一方面在其他因子刺激下激活诱生酶介导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产生大量NO并参与病理反应。本次研究中三野组患者经淋巴结清扫后血清NO水平上升，NOS水平下降，可能与彻底的淋巴结清扫后患者缺血缺氧状态改善，酶活性提升、合成的NO增加，而合成NO中消耗了NOS故导致其水平降低，这与文献［9］报道结果基本一致，也说明彻底清除颈部淋巴结可以优化患者的整体状态。癌胚抗原（CEA）在临床中主要用于直肠癌与结肠癌的诊断及预后观察，目前发现其在肝癌、肺癌等多种肿瘤组织中均存在一定阳性检测率，是一种广泛应用的肿瘤标志物。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IL－2R）由白介素－2（IL－2）诱导产生，通过活化T细胞周围IL－2、抑制已经活化的T细胞克隆性扩增，发挥免疫反应抑制作用，其水平可以间接反映机体细胞免疫状态［10－11］。上述研究结果显示三野组患者的术后血清CEA及SIL－2R水平均较低，提示扩大淋巴结清扫范围可以降低肿瘤活性、恢复患者的细胞免疫调节功能平衡，有助于远期对肿瘤细胞的自身抑制，是患者预后良好的信号之一。有研究［12］显示角化素蛋白片段19（Cyfra21－1）与鳞状细胞癌相关性抗原（SCC）水平与食管癌病理分期呈正相关，目前国内关于食管癌恶性程度与Cyfra21－1、SCC的相关性研究仍较少。

SCC是肿瘤相关抗原TA－4的亚型，存在于多种组织鳞状上皮细胞癌的细胞浆中，在非角化癌中的含量尤其丰富，30％的Ⅰ期食管癌及89％的Ⅲ期食管癌患者中SCC含量可大幅上升，是监测肿瘤治疗效果、复发转移及预后评价的可靠指标［13］。角化素蛋白片段19（Cyfra21－1）是食管癌的特异性肿瘤标志物之一，判断食管癌术后有无转移复发的敏感性达44％左右，单独应用时敏感性不高，但是与其他肿瘤标志物联用可以大幅增加其临床价值。本次研究中检测了食管癌患者的术后血清SCC及Cyfra21－1水平，两者联合检测以增加敏感性及特异性，结果显示三野组患者的术后血清SCC及Cyfra21－1水平值较低，提示三野淋巴结清扫后3月患者的肿瘤恶性程度显著降低，远期复发概率也相应较低［14］。在对术后3月的血清学相关指标进行检测后，所有入组患者均接受长期随访研究，术后两年内的无病生存率及总生存率值显示：三野组患者的术后2年内各个时间点的总无病生存率及总生存率均高于二野组患者，提示三野淋巴结清扫对于胸中上段食管癌患者更有益，可以整体上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减少转移复发［15］。

三月的原野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迪庆州香格里拉；野生荠菜；发展前景

1 迪庆州香格里拉县自然、气候条件

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核心地带，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腹地，境内雪山林立、河谷深邃，群山蕴宝，草原遍布、湖泊众多。位于云南省西北部、东经99°20''～100°19''、北纬26°52''～28°52''之间。东与四川省的稻城县、木里县相连，东南和南部与丽江市的玉龙县隔江相望，西与维西县、德钦县以金沙江为界，北与四川省的得荣县、乡城县接壤。香格里拉县东、南、西三面被金沙江环绕，是两省七县的接合部。县境南北两头窄，中间宽，南北长218km，东西宽88km。全县总面积1141739hm2。

香格里拉县属山地寒温带季风气候。具有干湿季分明，四季不明显，夏秋多雨，冬春干旱的气候特征。高原坝区日照时数在1894.8～2418.8小时之间，日照百分率达50％。多年平均气温5.5℃，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2～-6℃，极端最低气温-27.4℃，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12～14℃，极端最高气温25.6℃。平均降雨量618.4mm，最少年468.4mm，最多年达798.3mm。香格里拉高原坝区一般情况下10月份下初雪，次年4月底终雪，降雪期6个月。历年平均降雪日35.7天，年降雪日最多88天，最少15天。历年平均有积雪26.5天，年积雪日最多49天，最少12天。积雪深度一般为0～20cm，最大深度达42 cm。

2 野生荠菜的形态特征、营养价值

2.1 形态特征

荠菜为十字花科荠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生于旷野路边、草地、沟边、田埂或耕地上，高10～30cm。根须状。茎直立，单一或分枝，绿色；根生叶丛生，放射状铺于地面，羽状分裂；上部叶互生，披针形，长2.5～4.5cm，宽0.4～0.9cm，边缘有极浅疏齿。总状花序，顶生或腋生，花小，白色。短角果，三角状倒心形，种子细。

2.2 营养价值

野生荠菜，俗称地米菜、鸡脚菜、净肠菜、护生菜等野生于旷野路边、草地、房前屋后。“三月三，荠菜胜灵丹”这句话足以表明荠菜的营养价值作用，荠菜质地鲜嫩，营养价值丰富。因其不但味美，而且具有一定的医疗功效，备受人们喜爱。荠菜对目赤肿痛、咳血、小儿肝热、高血压、痢疾、血热崩漏、血尿、泌尿道结石、肾结核、乳糜尿等具有一定的疗效。

荠菜每100g鲜嫩茎叶含脂肪0.4g，蛋白质5.2g，碳水化合物6g，钙420mg，磷73mg，维生素C 55mg,胡萝卜素3.2mg，还含有维生素B1、维生素B2及各种有机酸、乙酰胆碱、皂 、黄酮类等物质。种子里含有挥发油、苦杏仁酸等。

2.3 迪庆州香格里拉野生荠菜生长环境及分布

在香格里拉高原坝区，无论山野路边、草地、沟边都有荠菜生长，适宜性强，生长势旺，较耐低温。每年3月中下旬到10月上中旬都可采摘到野生荠菜。随着当今人们生活水平的日新月异，大鱼大肉不再是人们的最爱，而向往的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 的天然无公害有机食品。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加之无工矿废气的污染，野生荠菜生长的环境水质清洁、空气新鲜，不受农药和化肥的污染，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当今人们餐桌上的理想菜肴。

2.4 迪庆州香格里拉野生荠菜开发和利用现状

过去，由于受风俗习惯的制约，藏牧民一般都没有食用荠菜的习惯，而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藏牧民对荠菜逐步有了新的认识。大理、丽江等地的菜农在香格里拉坝区进行人工栽培种植野生荠菜，然后到香格里拉农贸市场上卖，销路很好，供不应求。虽然这样规模很小，但足以表明合理开发利用香格里拉野生荠菜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2.5 迪庆州香格里拉野生荠菜发展前景

香格里拉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加之无工矿废气的污染，野生荠菜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小，被有害物质污染的机会少，即使生长在田间地角或马铃薯等农作物地里的荠菜也如此（由于受传统的耕作方式影响，农作物一般都不施用化学农药和化肥，甚至有的连农家肥也不施用）。因此，香格里拉的野生荠菜是天然无公害的。

由于野生荠菜具有独特的风味、鲜美的味道、丰富的营养及强身健体之功能，倍受消费者喜爱。在许多地方，野生荠菜早已上市出售，并进行人工大规模栽培种植。在一些宾馆、饭店、酒楼、餐馆中，荠菜作为特种风味上了餐桌，成了人类返璞归真、追求自然的写照之一。

香格里拉野生荠菜在无公害蔬菜生产中有其独特的优势，是生产无公害食品较理想的种类，可以进行人工驯化栽培，可大力发展生产以自给自足和供应周边县市，以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香格里拉野生荠菜虽然开发利用起步晚，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自然气候条件，加之人们对天然绿色食品的追求不断提高，因此，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希望有关部门对野生荠菜的开发和利用上给予重视和支持。

2.6 迪庆州香格里拉野生荠菜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对策

2.6.1 合理开发、永续利用。为使香格里拉野生荠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保持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野生荠菜的采收要实行有计划的采收。不能过度盲目的采收。

2.6.2加强野生荠菜的人工栽培。菜耐低温，适宜性强，人工栽培方法简单。

荠菜生长期短，多用种子繁殖，可撒播；如用塑料大棚种植，在香格里拉坝区在2月下旬～11月上旬都可种植。

播种前要整地施肥，每667m2施腐熟的农家肥2500～3000kg，翻耕整平，做成1.2m宽的平畦。播前要对荠菜种子进行处理：选择通过休眠期的新种子，未通过休眠的种子在3～5℃的温度下，放置7～8天，即可完成休眠期。通常每667m2需用荠菜种子1kg左右，因种子细小，播种时要掺入2～3倍的细沙。播前将平畦浇透水，水下渗后撒一层细土，然后撒播种子。播后盖上0.5～0.8cm厚的细土，随后盖地膜保温、保湿。在气温10～18℃的条件下经3～4天便可出苗。 出苗后揭开地膜，至2叶期间苗、除草，间苗的株距为5cm，4叶期定苗，其株、行距为10cm。在定苗的同时进行除草、浇水、追肥。

荠菜出苗后1个月左右，植株长出12～16片叶时，即可采收上市。

三月的原野范文第3篇

《野玫瑰》从轰轰烈烈上演到被演员突如其来的罢演，《新华日报》从热烈地推出到严厉地批评都发生在一个月内，其轰动效应可谓史无前例。这就是1942年发生的一场独特的政治斗争。

主演秦怡罢演

延安对演员罢演有过报道，《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称：获得教育部奖励的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之《野玫瑰》一剧，渝剧同人曾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向教育部提出抗议，撤销原案；同时，其他学术界人士……亦表示不满，纷纷为文……加以剖斥。并悉原来担任该剧之演员亦拒不出演。

罢演确有其事，而且是饰演夏艳华的著名演员秦怡亲口宣布的。且看《秦怡：一个电影明星的凄美人生》中一段描与：

一部使自己走红的戏，要自己亲口宣判它的“死刑”，这确有点残酷，但秦怡毫无怨言。她追求的不是虚名，是抗日救亡的理想

当夜，戏像往日一样开演场内座无虚座，没人发觉什么异样最后一场闭幕，全场掌声雷动。几分钟后，大幕又徐徐拉开秦怡和舞台监督苏丹站在台上。观众以为是谢幕，准备再次鼓掌。，可仔细一看不像，两人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全场寂静无声，秦怡上前一步开口讲话，顿时舒缓的语调变得激越高昂：“观众朋友们，我们演了一个坏戏，美化了特务汉奸，我们决定罢演《野玫瑰》……”

场内一阵骚动。慢慢有了惊叹声和叫好声，也有了鼓掌声，而且越来越响。

笔者确信这段描写的大部分是真实的，其材料来自唐明生先生的《秦怡传》，第一手素材必然是访问所得。但罢演的动因、时间等则众说纷纭，有几种版本。秦怡在回忆录《跑龙套》(1997年出版)一书中说：

《野》剧演至大约第八场，各种议论很多……慧深(赵慧深，中共控制的中华剧艺社宣传科长)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听说这个戏的政治内容不好，有替假抗日、真涂脂抹粉的内容。听说《新华日报》有社论，编剧还得了奖……我相信慧深说的一定是事实我也相信《新华日报》的评论一定是正确的。过去陈白尘(陈白尘时任中华剧艺社秘书长兼编剧)经常为《新华日报》写文章……我凭这些就已确信这是个坏戏了，于是我们这个剧组也开始不安……经美工师张尧(后来知道是地下党员)提议，他们在星期天日场演完后集体商量决定，在下一场演出闭幕后舞台监督苏丹(原系中共党员)与秦怡一起向观众宣布自明日起罢演，从而结束了这场演出。

另一版本是1999年秦怡接受陈铨女儿陈光琴采访所述：

……我不认识作者。该剧虽然有7个角色，但有戏，演出效果非常好，人山人海，、邓颖超也去看了。……一般误以为该剧背后有该剧后来得了的奖，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也有人说施超把汉奸演得叫人同情了等等，它遭到“左”派的反对后，我们罢演了。……解放后遇到张治中。他仍盛赞该剧。1961年在中南海紫光阁，一见到我就说：“你《野玫瑰》演得不错嘛!”我说不是对它有说法吗?总理说，不管怎么说，你演技不错嘛。

剧团内全是进步青年

两个版本谈演员罢演《野玫瑰》的动因上有相似处，即受到了来自左翼批评者的巨大压力，所言“这个剧组也开始不安”，这是大实话；但“听说《新华日报》有社论”之说有误。《新华日报》在停止宣传广告后的第三天，即1942年3月25日率先发表了批评文章，这是事实，但不是社论；以后4月份连续的批评文章也不是以《新华日报》名义发表的。

秦怡原系中国电影制片厂青年演员，1941年10月由中共策划筹组的中华剧艺社成立后，应聘为“随请随到兼职演员”。那时她年轻单纯，对“听说”深信不疑。因为陈白尘、赵慧深、社长应云卫等所在的中华剧艺社以及金山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已经向戏剧界发出呼吁：演员不演《野玫瑰》，导演不导《野玫瑰》，舞台工作者不为《野玫瑰》工作。

再看《野玫瑰》剧组成员情况：导演苏怡是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美工师张尧是中共党员，饰王立民的施超、饰曼丽的路曦、舞台监督苏丹等都是倾向中共的进步人士。而秦怡是把应云卫当老师看待的，自然听他的话。这样一个剧组，面对猛烈的批判《野玫瑰》浪潮，面对左翼打招呼的“呼吁”，由“不安”到中共地下党员美工师张尧提议“罢演”，就是情理中事了。

问题是罢演时间。按秦怡回忆所说，罢演是在《野玫瑰》获奖以后，那就是在1942年4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奖以后，而不是在3月20日公演结束前。

重演《野玫瑰》

另一罢演说法是何蜀先生在《野玫瑰与大批判》一文中所述：

1945年11月中旬，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第二次公演该剧，演出第三天后，因奉命为中央训练团毕业典礼演出时，一要员擅进后台找女主角秦怡遭到拒绝而引起冲突，内政部长指挥特务打手冲砸后台，剧组成员全被殴伤，愤而罢演。

此述与秦恰回忆大相径庭。首先，“何”文将罢演的时间推迟了至少一年半。实际上，秦怡等于1942年罢演后，宣传部门继续组织演出。1943年起张道藩担任宣传部部长，重新组建中国电影制片厂，委任胡宗南部政治部主任吴树勋担任厂长，聘陈铨担任编剧。吴树勋任厂长后，为表现自己，立即秉承旨意，组织“中制”属下的中国万岁剧团排练演出，并亲任导演，使《野玫瑰》继续在重庆和四川各地演出，聘刘琦演夏艳华，聘汪雨演王立民。

其次，罢演动因与秦怡回忆有本质的区别。秦怡等罢演是“确信这是个坏戏”，剧组感到“不安”，“集体商量决定”而后断然拒演，并向观众致意。“何”文是说秦怡拒绝要员相邀致使“剧组成员全被殴伤，愤而罢演”。罢演性质，有如天壤。《跑龙套》、《秦怡传》都没见有这样的记载。

再就具体的罢演时间而言，秦怡回忆是听到《野玫瑰》获奖后，那就是1942年4月14号以后，与公演最后一场相去甚远。《秦怡传》中又写秦怡罢演后还在左翼戏剧界两百余人联合抗议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那抗议信是在《野玫瑰》获奖后的4月下旬写的。

这样推算，罢演时间应在1942年5月上旬；也就是第一次公演后，还在另外的剧场演到5月上旬。此时，郭沫若的《屈原》已经上演，演出异常火爆；而《野玫瑰》也还在上演，观众也不少。且看台湾一个老戏剧家，时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委的王绍清(陈铨同事)对抗战时期“雾季公演”的描写：“首届雾季公演演出了大型话剧29部，其中包括堪称国共两党‘对手戏’的《野玫瑰》和《屈原》。一个是颂扬国军特工锄奸抗日，弘扬民族意识；一个是写忠贞爱国的屈原主战意愿受压抑，转嫁为对现实不满，含沙射影骂老蒋打新四军。期望毁灭，狂呼‘爆炸’新生。在山城不同剧院同时上演，都有它的观众层，上座率都很高，因为两戏受到来自不同政党的支持，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有趣的是，《屈原》好像是冲着《野玫瑰》来的。(《野》剧先演，很火爆。)在对着演出一段时间后(屈剧也很受欢迎)，《屈原》被禁演，便转到北碚演出去了。”

三月的原野范文第4篇

淮海战役是由粟裕建议而发起的，这早已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在战役发展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在南线战略决战的紧要关头，粟裕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对中央军委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粟裕给中央送重礼

事情还得从1947年说起。

1947年3月13日，军胡宗南部开始进攻中共首府延安。在蒋军对延安狂轰滥炸整整六天之后，和、任弼时率领中央首脑机关和人民总部从王家坪桃园出发，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并在转战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和中央机关与敌军在山沟里周旋了8个月，于11月底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一个叫“扶风寨”的庄园住了下来。自此，和中央机关获得了一段相对安静的日子。

刚刚安顿好，便跟、任弼时商量：“这里环境好，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拿出一个纲领性文件。”、任弼时表示同意。这个由提议召开的会议，就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著名的“十二月会议。”这次会议极为重要，除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负责同志参加。

中共中央委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于1947年11月8日，离开华野指挥机关去邯郸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讨华野外线兵团后勤供应问题，后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汇报工作。他是在西柏坡接到中央电报要他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央会议并汇报华东战场情况的。华野副司令员粟裕闻知要去中央开会，特地派了一辆十轮大卡车，装了十八桶汽油，日夜兼程赶到河北平山县，让带到陕北，作为华野全体官兵送给党中央的礼物。

后来对粟裕说，当时也有一些地方领导给中央带去礼物，但有的被退回，有的还挨了批评。唯独华野送去的汽油甚得欢心，受到中央的赞扬。说，粟裕送的不是汽油，而是“及时雨”。则感慨万千地说，这个粟裕真是心细如发啊！

“子养电”――斗胆直陈，集中兵力中原歼敌

1948年1月，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集结于河南省的许昌、临颍、漯河地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47年12月会议精神，进行新式整军，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作准备。

此时，中原战场的胜负已成为国共交战双方统帅关注的焦点。为改变他在战略上的被动地位，维持其在全国的反动统治，采取了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调集重兵于中原战场，一再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为实现用五年左右时间打败的战略目标，指挥刘邓（、邓小平）、陈粟（、粟裕）、陈谢（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经略中原，并强调指出：“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今天中原逐鹿，就看鹿死谁手了。”

在这一关键时刻，身处战争第一线并且时刻关注战争全局的粟裕，时刻在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及其发展趋势，认为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发展战略进攻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我军在兵力对比和技术装备上走向优势，战争形势即可急转直下，也可推动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才能迅速到来。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电告中央军委和、邓小平。这就是华野战史上著名的“子养电。”（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子养”即1月22日，故称“子养电”）

令粟裕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子养电”所提的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歼灭战的战略构想竟与分兵渡江南进的战略意图相悖。当“子养电”传到中央军委的时候，与正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激烈地讨论打倒、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并拟令粟裕率部渡江南进。

中央军委电令粟裕渡江南进，粟裕再陈：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

1948年1月27日，也就是粟裕给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五天之后，中央军委正式给粟裕下达电报命令，命令的主要内容是：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现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这三个纵队随即组成第一兵团），由粟裕率领渡江南进，在江南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或从洪湖、沔阳地区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要粟裕“熟筹见复”。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粟裕一方面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立即着手进行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另一方面则反复掂量中央军委的电令。经过三天的缜密思考，写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于1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在这份电报里，粟裕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接到粟裕的电报，特意把原定2月1日动身去前线的留下来一起研究。研究的结果仍然坚持由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认为从调动中原的敌军主力去江南的意图考虑，向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最有效的。2月1日午夜，起草给粟裕的复电，指令粟部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后来因情况发生变化，渡江时间由3月下旬推迟到5月15日以后。

第三次直陈：建议第一兵团暂不过江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3个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第一兵团于2月下旬集结濮阳地区休整，同时派侦察科长率领一个加强营，运用各种手段侦察敌军动态，派原皖江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带百余名干部到皖江地区加强工作，派原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孙仲德带领一批干部到长江北岸积极开展渡江的准备工作。

在准备期间，粟裕并未停止思考和研究，他常常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阅读、沉思，在地图前观察、测算，反复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寻求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案。从当时情况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日趋成熟。在中原战场上，我军有10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和地方武装，只要统一指挥集中兵力，是有力量打大歼灭战的。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利于我军机动作战。我中原新解放区已有初步基础，又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持，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相反，偏师南下，三个纵队，10万大军，渡江以后完全没有了后方，在敌占区转战几个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补给困难。部队在一无后方二无外援的情况下，也无法打大仗，无法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尽管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可以调动江北部分蒋军回防江南，但是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这四个军（整编师）战斗力较强，是中原蒋军骨干。其中第五军、第十八军是的嫡系主力，到江南作战难以发挥其机械化装备的优势，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而第七军和第四军是桂系部队，从政治上考虑，也不会“纵虎归山”，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则势必分散我军兵力，我军在中原战场势难打大的歼灭战。如果三个纵队留在中原，则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善于野战的长处，用减员五六万人的同样代价，则可歼敌三至五个军（整编师）。两者对比，三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粟裕思来想去，觉得渡江南进不如留在中原。向不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粟裕这个时候是心存顾虑的。在战争年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下级对上级所下达的命令，同样的内容只能允许提三次异议。粟裕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是仅从中原战场一地出发，是“一孔之见”，有局限性，没有中央统筹全局、运筹帷幄的远见卓识，因而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给中央造成不应有的麻烦，况且部队厉兵秣马，已到“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程度。

经过两个月从全局的权衡利弊，反复认真地深思熟虑，粟裕肯定地认为，南进方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目的。可是，当他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和建议向刚从华北返回华野驻地濮阳的司令员作详细汇报后，使得本来对“稳渡长江遣粟郎”充满信心的大感意外。迟疑地说了一句：“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这就更让粟裕感到压力沉重。但是同意粟裕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中央。

于是粟裕以个人的名义，于4月18日，将他本人的意见正式电告中央军委，第三次斗胆直陈：建议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之主力，力争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和中央机关于3月下旬离开陕甘宁边区，经长途跋涉，于4月11日傍晚抵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接到粟裕的电报后，和中央军委对善于思考又善于统兵的粟裕的意见还是极为重视的，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的电报，请他们到中央开会，“商量行动问题”。、粟裕于4月25日黄昏从濮阳出发，昼夜兼程，赶到西柏坡已是4月29日，第二天就同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去住地。

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闻报粟裕到来，亲自出门迎接。只见魁伟的放下手中的笔，走出房门，然后大步地穿过庭院，伸出大手紧紧握住身材瘦小的湖南小同乡的手，用浑厚的湖南乡音亲切而热烈地说道：“啊，十七年了！粟裕同志，你还记得吗？我们分别已经整整十七年了！”粟裕说：“是的，十七年不见了，主席。主席好吧？”

17年前，粟裕只有二十出头，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在、指挥下，参加三次反“围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17年后，这位当年的“青年战术家”已成为为担负战略区指挥重任的战略家，在解放战争中打了许多著名的大歼灭战。抚今忆昔，领袖和麾将都很感动。

微笑着点点头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你们打了那么多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地听你的意见哩！”的话，令粟裕很不安，眼睛有些湿润，忙恳切地说：“主席千万别这么说，打胜仗，上靠主席和中央英明决策，下靠指战员们英勇奋战，我们只不过是把从主席、总司令那里学来的本领，用在实践中去，出了一分力罢了。”这时走到身边，说：“请主席带领大家到屋里来谈吧。”于是跟几位领导人一同走进一间宽敞的会议室。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于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城南庄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时称“五大书记”的、刘少奇、、、任弼时以外，还有、粟裕、彭真、薄一波、聂荣臻、李先念等人。这是“五大书记”会合后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部署夺取全国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4月30日会议这一天，“五大书记”一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地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

和中央其他几位书记都认真地听取粟裕的汇报，有的还在小本子上记点什么，不时地插话询问一些细节。有的领导同志发问，中原黄淮地区地形开阔，交通比较发达，你包围敌人一个军，敌人会利用公路、铁路、水路，甚至飞机，迅速调动5个军、6个军进行反包围，所以，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粟裕笑道：“我说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不是指一次歼敌一个军或两个军，而是以华北、西北两大解放区为依靠，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一次歼敌10万、20万，甚至更多。这样，敌人欲进行反包围，就必须要在短期内迅速调集50万、60万甚至更多的军队。如果把五六十万精锐部队集中在中原黄淮地区，那么我们不但可以把敌人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而且还可以把敌人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歼灭在长江以北。”

粟裕气势磅礴，语出惊人，句句风雷，又奇峰突起，会议室内一片寂静。显然，与会者都沉浸在思索、咀嚼粟裕刚才讲的“一次歼敌10万、20万，甚至更多”那一番未来情景中去了。

点了一支烟，猛吸了几口，突然站起来，盯着粟裕问：“你是想把450万正规军全部歼灭在长江以北吗？是这样想的吗？”说这话的时候，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

“不！”粟裕坦率地回答，“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是想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歼敌，一次歼灭蒋军50至60万精锐之师，尽可能把敌人消灭在长江以北，这不仅更有利于实现‘打倒，解放全中国’这个战略目标，而且使我军今后渡江南进，在苏、浙、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遭受战争的更大破坏，在我军解放后容易得到恢复。”

发出一声爽朗的大笑，只见他绕桌子走了一圈，然后连续说了三声“好！好！好！”和中央书记处当即进行研究，最后一致赞同粟裕的意见，并作出决定：华野应继续依托中原、华东两解放区，会同中野作战；同意一兵团在整训结束以后，4至8个月内，暂不向江南作战略机动，加上其他3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当时，军一个旅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约8000人，十一二个旅就是近10万人，相当于粟裕当时所能直接指挥的部队总数。由此可见，中央军委给粟裕下达的作战任务是相当重的。就在同一日，党中央把这一重要决定电告刘、邓和华东局。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时，将粟裕留下，告诉他：中央已决定，和邓子恢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大战在即，这个消息让粟裕太感意外了，粟裕非常着急，恳切地向请求道：“陈司令员在华野的威望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他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沉思一下，然后说：“那好吧，同志仍兼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那边工作很重要，现在必须马上去！”“一定把仗打好，用战场上的胜利来回答中央、主席的信任和期望！”粟裕严肃地向敬礼，表示决心。从此以后，粟裕以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职务，担负起领导和指挥华东野战军的重任。

豫东、济南大捷后，粟裕适时地建议中央军委组织淮海战役

粟裕于5月8日离开城南庄，取道石家庄，于5月中旬回到华野驻地濮阳。一个月后，即于6月17日，发起豫东战役（豫东战役包括开封和睢杞两个战役，也分别称为“开封战役”和“睢杞战役”）。首战开封，只用五个昼夜，歼敌3万余人，并在阻援方向歼敌一万余人，共歼敌4万余人。这是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我军首次攻克并占领反动政权的省会城市。接着，又于7月6日取得了睢杞战役的胜利。

在睢杞战役中，为解区寿年兵团被我围歼的危机，竟先后调动了32个正规旅及1个快速纵队、1个交警总队，共出动兵力27万。为挽回不利战局，竟亲自赴前线指挥和督战，但最终也未能挽回败局。整个战役，我军既打援，又攻坚，灵活机动。经过6天激战，我华野歼灭区寿年兵团团部、整编七十五师师部和第六旅一个团，接着又给增援的黄伯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计歼敌5万余人，活捉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和整编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睢杞战役，是战略决战的转折。亲自挥毫为党中央起草了贺电：“这一辉煌的胜利给‘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在西柏坡接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陈锐霆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时，用手比划着兴奋地说：“现在解放战争已经过了山坳了。”此后不久，在论述中国军事形势重大变化时，又特别指出了睢杞战役和随后取胜的济南战役，以及东北战场上其他几个战役的历史作用。

豫东作战，打乱了敌人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防御体系，有效地调动了敌人。最直接的战果之一是粟裕指挥在津浦线上配合作战的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利用黄伯韬兵团回援豫东战场之机，举行了兖州战役，乘机歼灭了敌十二军等部2.7万人，一举解放了兖州，斩断了津浦路，使济南守敌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境地。

粟裕审进度势抢抓战机，率华野主力暂别中原，返回山东，执行和中央军委关于“八、九两月攻克济南”的指示，及时组织济南战役。9月16日晚，我华野对济南守敌发起攻击。经八昼夜连续攻击，于9月24日全部歼灭守敌十余万之（内有一个军起义），生俘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以下军将领23名，并且迫使临沂、烟台等地蒋军弃城而逃，山东全境除青岛等少数据点外都获得解放。

由粟裕所指挥的济南战役最重要的意义是不仅使华东、华北两大战略区联成一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并促使中共中央对原来的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调整，加快了整个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历史进程。

就在9月24日凌晨，当“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在前线视察战场的粟裕在指挥所里向中央军委提出他在济南战役前就考虑了的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建议即举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一个纵队）攻占两淮（淮安、淮阴），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华野）全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至扬州北援，则我军于两淮作战结束后，即举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入休整。”

粟裕建议的第二天，军委和便答复：“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同时指出：“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伯韬）兵团将回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伯韬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10月11日，亲自写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当时粟裕从华野角度提出的淮海战役的意图，其范围仅仅局限在两淮（淮安、淮阴）、海州、连云港一带，实际上还只限于华东战场。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所规划的淮海战役，其规模要比半月前粟裕的设想大一些，但它的范围仍然在鲁南、苏北之间，还不是从华东到中原的伟大决战。这就是为史家所称的“小淮海”。但作为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毕竟在隆隆炮声中诞生了，而且被、中央军委敏锐地捉住而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随着形势的发展，粟裕的思路越来越开阔。他想到，华野第一个作战围歼黄伯韬兵团于新安镇、运河一线，那么邱（清泉）、李（弥）兵团必定大举东援，若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集中兵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蒋军主力，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粟裕于10月31日报告、中央军委，建议由陈军长和邓政委统一指挥淮海战役。、中央军委完全同意粟裕这一建议，于次日（11月1日）即电告中野、华野“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并且强调，“中野在徐州以南的行动“由陈邓临时决定”。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开始。一天之后，即11月7日晚上，粟裕与华野副参谋长张震彻夜分析全国战略态势，估计敌人可能采取的方针，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他们认为，很有必要把他们的判断和建议立即报告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和华东局、中原局。于是，粟裕亲自执笔，起草电报，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完稿时已是旭日临窗。他和张震郑重签名，注明发报时间：齐辰（齐辰即8日7时到9时）。很快，中央军委复电：

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

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军委

佳亥（9月21～23时）

这份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已完全采纳粟裕和张震的建议，下定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歼灭长江以北的蒋军主力于徐州及其周围地区。

当华野将黄伯韬兵团铁桶似也包围在徐州以东、新安镇以西碾庄圩并对其痛歼时，于11日，信心百倍地向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提出“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的英明预见。当中原野战军于11月16日凌晨攻克宿县，全歼守敌，截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包围的捷报飞到西柏坡时，、中央军委立即发电指示：“此战（指淮海战役）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这样，淮海战役便由“小淮海”演变为“大淮海”了。它不仅在兵力、指挥关系上发展到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而且在地域范围方面，也已拓宽到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薛诚）、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毫无疑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淮海战役五人总前委，是在采纳粟裕半个月前的建议（由陈、邓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基础上形成的。

淮海一粟 奇功卓著

从中共中央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提出用4至8个月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师）到淮海战役结束，正好是8个月。粟裕所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消灭了正规军62个旅（师），是中央军委提出的最高指标（即12个旅）的五倍多，实现了粟裕当初关于把的主力部队尽可能多地消灭在长江以北的战略构想。

淮海战役共歼灭一个“剿总”司令部、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人，而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就歼敌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4个兵团、18个军共44.3万人，占淮海战役我军歼敌总数的80%。淮海战役于1949年1月10日结束，1月21日，即宣告“引退”，南京反动统治集团从此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淮海战役成了蒋家王朝最终灭亡的一道“催命符”。

三月的原野范文第5篇

时隔近两年，日本政坛再次出现自民党政权末期时的情形――实现了政权更迭的执政党也难逃“短命政权”的厄运，继鸠山由纪夫、菅直人之后，8月30日，第三位新首相诞生。

此前一天，54岁的财相野田佳彦在代表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反败为胜，击败经济产业相海江田万里、前外相前原诚司、农相鹿野道彦、前国土交通相马渊澄夫当选新一任党代表。

随后，新党代表野田佳彦30日下午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的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第95任、第62位首相，任期至2012年9月下一次代表选举（日本首相原则上由执政党党代表担任，党代表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编者注）。

日本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副教授上久保诚人对《财经》记者分析，野田上任后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有通过灾后重建的第三次补充预算案、重新修正纲领、推进税制与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改革，等等。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野田上任后的首要课题是弥合党内不和、实现党内和解。只有在保持党内团结的前提下，才能寻找与在野党建立合作关系的良策，争取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扭曲国会”对执政的制约。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小林庆一郎对《财经》记者表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深入，“日本也好、欧美也好，都不能维持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债务，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要实行削减社会保障和增税的改革，但推进这一改革必然会遭到国民的反对，这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则称，“3・11”地震后的日本进入了一个政治转型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治大众化的倾向更为明显，并向更高阶段发展。重要的是，日本需要一个既迎合时代潮流，又有政治主张、能制定出适应时代的政策的政党。“正是由于政党政治不清晰，导致了日本‘五年六相’的尴尬政局。”刘军红表示。

党内和解关

8月30日，日本菅直人内阁在内阁会议上集体辞职。

菅直人于去年6月8日正式就任首相，在任449天。在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三重灾难性危机面前，以菅直人为首的日本政府的表现颇遭诟病，多数舆论认为“政府应对危机不力、处置迟缓、国民早已对政府和政治失去了信任等等”。

今年6月，党内要求菅直人下台的呼声日渐高涨，菅内阁财相野田佳彦曾被视为接替时日无多的菅直人的热门人选。

然而，野田争得首相宝座实属“意外”。

此次参选代表有五名候选人，党内派系林立，各派推举各自的候选人。此次选举混战在“亲小泽”与“反小泽”间展开。

8月27日，日本共同社对地方支部的问卷调查显示，前外相前原诚司的支持率最高。代表任期为两年，由党内国会众参两院议员、籍各地议会议员、党员与党友（即注册支持者――编者注）定期通过投票产生。而此次代表选举是因菅直人中途辞职而提前举行，因此参与投票的只有国会议员。目前有398名国会议员有资格投票，获得过半数的200张选票者即可胜出。

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内最大派系“小泽派”支持和自己所属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阵营支持的“非主流派”候选人海江田万里领先，但未获过半数选票。在第二轮投票中，野田获215票，超过海江田的177票，当选为新代表。

就野田当选的“意外”，小林对记者表示，选前一周还是前原和海江田的呼声较高。野田当选的理由可以分析为，其政策设想比较稳定，而且坚持重建财政的路线。看上去海江田的政策有摇摆，而前原则输在外国人献金的丑闻上。“野田胜出对日本是一件好事”。

野田当选代表后，表示希望构筑全党团结的机制和推行“有执行力的政治”，他列举了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以及严峻的经济形势等课题，表示“将一个一个地解决这些可谓国难的课题”。

8月30日，野田着手安排党内领导层职务。

他一改菅直人时代“去小泽化”路线，决定起用参议院议员会长舆石东（75岁）出任干事长、前外相前原诚司（49岁）出任政调会长。前官房长官平野博文（62岁）出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前国会对策委员长樽床伸二（52岁）出任干事长。舆石与平野分别同前党代表与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关系密切，可见野田重视构筑全党团结的态势。

31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野田顾虑“小鸠”，并起用“小泽派”人物担任党内要职――干事长，会给今后政权埋下火种。在野党如何应对将增加不稳定成分，对政策、政权的运营也会带来不透明感。

对此疑虑，小林分析认为，对舆石东任有所起用的话，会起到党内稳定、政策遂行的作用。这就存在党与内阁的分工问题，政策的决定和执行归内阁统领，大选的选举对策由党领导层掌管。相反的，如果舆石东和小泽派要求做出政策调整，再回以前的“小泽路线”的话，就会产生野田与小泽派的对立和混乱。

日本《朝日新闻》编委星浩对记者指出，野田任命舆石东为干事长是“正确”的，这样舆石不可能只因小泽的意向而行事。

据报道，9月2日，野田将组阁。截至记者发稿，尚没有组阁的进一步信息。小林对记者分析，野田组阁后，应尽早执行重建财政的政策，这样会提高舆论的支持率，也可尽早形成野田内阁执行政策、党领导层应对选举的分工协作。

政权运营关

执政党在众议院占多数议席，而参议院被在野党控制的“扭曲国会”已成为五年来日本“短命政权”不可逾越的障碍。

是付出了以菅直人辞去首相职务的巨大代价，才得以在国会通过公债发行等三个法案。可见，在“扭曲国会”的状况下，如果在野党处处为难而不予合作，那么政府和执政党则很难在国会通过提交的法案，结果可能致使政权运行陷入困境。

野田早在参选代表前就对与自民党、公明党组建大联合政权问题表明了积极态度。他直言，在“扭曲国会”的情况下，无论谁执掌政权，都必须考虑朝野政党合作问题。

然而，在野党自民党对组建联合政权持否定态度。

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说，自民党与的外交政策和政治手法不同，自民党可以在灾后重建方面与进行合作，但组建联合政权很困难。此外，内部反对意见强烈，大多数日本民众也表示反对。因此，组建大联合政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刘军红对《财经》记者表示，日本传统的议会已对政治造成牵制，也使政党的影响力被削弱。但扭曲国会并不是日本政治生态中最关键的问题，也好，自民党也好，都提不出未来的发展方向。“野田亟须在党建和执政体系的建设上下功夫”。

刘军红认为，日本政治存在其特殊性，其一，多党林立，两党制还在构建过程中；其二，两大政党体制不健全，政治方向迷失；其三，选举制度混乱。他说：“‘3・11’地震后，更加剧了日本模式的衰退，如今日本已步入战略转型的关键期。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实施战略转型，关系到的执政基础和野田政权的稳固程度。野田可为的事很多，但先要指出未来日本的、更符合时代特点的发展方向。”

2013年将举行众议院大选和参议院选举，是事关能否继续执政的两大选举。

小林认为，如果野田内阁执行政策有力的话，两年后，将继续执政。反之，则落马。星浩认为，明年的代表选举时，也有可能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

财赤、升值关

美国避免了债务违约后，8月5日，美国标准普尔下调美国国债评级，引发全球股市急剧下滑，世界经济濒临新的危机边缘。

同样，身负巨额财政赤字的日本也没“逃过此劫”。

8月24日，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把日本的债务评级从Aa2下调至Aa3，使日本的级别与中国相同。下调的主要理由是该国债务负担沉重以及首相更迭过于频繁。

这是穆迪自2002年5月以来首次给日债降级，也是日本“3・11”地震后，各权威评级公司首次给日债降级。尽管时任首相菅直人表示“遗憾”，但时任财相野田佳彦称“不会动摇日债信用”。不过，市场追逐日债的“热情”或趋冷静，由此或将改变世界资金流向，调节世界经济天气。

目前看，日本政府债务规模持续膨胀，GDP占比接近200%，在发达国家中最高。另一方面，日本泡沫崩溃后，经济低迷、通缩形势严峻，以实际价格计算、直接反映税收状况的名义GDP持续负增长，日本税收难增。同时，日本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开支每年以1万亿日元的速度递增，政府不得不发新债偿旧债。

2009年上台后，国债发行规模由小泉时代的30万亿日元以内，扩张到44万亿日元，超过年度税收总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均对日本提出了警告。

摆在“经济通”野田面前的不仅是严峻的财政赤字问题，还有经济增长和重建财政并举的双重难题。

从2009年9月组阁至今，野田始终从事财务相关工作。去年6月，菅直人出任首相，野田出任财相一职，这是他首次担任内阁成员。由没有出任大臣职务经验的议员担任财相如此重要职位，在日本政界尚属罕见。

在野田出任财相后的2010年8月，日元兑美元汇率触及15年的高点，逐渐损害到出口型企业的竞争力。对此，野田作出了强硬的表态：“必要时，政府将采取适当的财务措施。”同年9月15日上午，野田实现了日本六年来首次对汇市的单方干预，成功遏制了日元的升值趋势。

今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的第六天，日元汇率再度攀升至“战后”高点，野田在迅速获得七国集团赞同后进行了协调干预。

此外，作为增税积极派、财政重建派的野田在出任财相的第一天，就在记者会上明确指出，“为加强社会保障的稳定性，财政的明确支持不可迟疑。”他也赞成将消费税和法人税进行调整，推进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改革。

刘军红对野田任财相的政绩表示赞许，认为“财务省的政策好，与央行的合作好”。

小林也对野田当选首相表示“看好”，日本为确保社会保障和财政的持续性，“必须有一个强执行力的政治体制”。小林进一步阐述说，日本老龄化社会在加速，现在需要重建财政。如果增税，势必会减少个人支出，日本依赖内需的话很难使经济复苏。

“我想增税能够得到国民的理解。”小林分析说，小泉时代有人认为，减少公共投资而降低经济增长会遭到国民的反对。但当时减少公共投资后，日元贬值促进了出口反而带动了经济。“重建财政可以减小国民年老时的不安，使他们能够安心消费，这样会带来‘非凯恩斯效应’。打好财政金融组合拳的话，会带来日元贬值。”

日本政策观察家村田泰夫对《财经》记者预测，野田新政府实施的政策会是“正统派”（Orthodox）――利用增税来确保财源。“如果野田能在出台挖掘日本经济增长潜力政策的同时，为确保财源不顾国民反对而实施增税的话，野田会成为‘千载流芳’的宰相。”

日元升值对日本也带来了有利的一面，8月29日，菅直人政府提出了应对日元升值的基本思路，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鼓励企业赴海外投资。

小林表示，日元升值的话，日本政府可以更加推进购买外国国债的政策。同时，日本经济也应与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共同增长，与新兴经济体进行更深化的分工合作。

刘军红认为，虽然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还不够大，但中国应关注21世纪以来，日本产业的对外“控制”，特别是制度控制――即在产业扩张中推广日本的生产标准和质量标准以扩大影响力――的力度。

“最佳人选”？

内多数意见认为，从“反小泽”、党内和解、与在野党展开合作等方面来看，野田都是“最佳人选”。

野田的政治活动始于1986年10月，当时他手持麦克风和一面手写小旗，大清早在街头进行演说。他在车站前向上班的人们派送传单，这种埋头宣传政策的“清晨行动”坚持了足有24年，直至去年6月就任财相的前一天。

今年54岁的野田佳彦生于千叶县的日本自卫队家庭，不是世袭的政治家。妻子野田仁实生于东京，家中经营一家工厂，亦非豪门。1980年，野田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大学毕业后，野田成为松下政经塾的首批学员，并第一个成为日本首相。

自喻为泥鳅的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彦希望像泥鳅一样踏实勤恳地推进政治。小林对《财经》记者表示，野田由于诚实、稳重，能够得到更多人的信赖，这是他的优势所在。

然而，在外交方面，与多数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一样，野田被普遍视为强硬派人物。

一是在中国与日本存在争议的岛屿问题上，他一贯表现出强硬态势；二是他在提交给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质疑书里表示，被称为甲级战犯的人们不是战争罪人；三是他在自己的著作里主张日本可以行使“集团性自卫权”。

8月30日，即将出任日本新首相的代表野田佳彦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与亚洲建立双赢关系。”

小林则担心，野田属保守派人物，“是否能协调与中国、韩国的关系，任命谁担任外相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