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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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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旅行范文第1篇

一、包价旅游合同

在立法例上,包价旅游合同的名称很多。如: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日本称为“旅行契约”、“旅游契约”或直接命名为“旅游”,不在名称之上附加更多的限制;欧盟指令称之为“一揽子包价旅游合同”,英美国家多称之为“一揽子旅行、一揽子度假、揽子旅游”等,以突出旅游由多项给付结合的特征;《关于包价旅游合同的布鲁塞尔公约》则称之为组织包价旅游合同,以突出旅游经营者组织旅游活动的行为特征;我国旅游实务界将包价旅游合同称为“包价旅游合同”,以侧重强调旅游报酬的总价支付特征。虽然,组织包价旅游合同的名称更能揭示旅游经营者招徕组织旅游者(成团)和交通、住宿、餐饮、游览等两项以上的旅游相关服务这一特征,使得该合同区别于其他合同类型,但是考虑到旅游业界对“包价旅游合同”的名称更为熟悉,《旅游法》采纳了这一名称。关于包价旅游合同,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

首先,安排行程是包价旅游合同的必备要素。行程安排是包价旅游合同区别于委托、居间等合同的根本点,特别是旅行社开展的一些新的经营形式,如“机票加酒店”预定、旅游咨询等,这些不安排行程的旅行社服务,因为法律关系清晰,可以直接适用《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承揽合同的规定,而无需纳入包价旅游合同的调整范围。

其次,包价旅游合同并不要求预先组合旅游服务。

再次,包价旅游合同没有关于旅游时间的限制。

最后,包价旅游合同中的旅游服务既可以是由旅行社自己提供的,也可以通过履行辅助人来提供。

二、包价旅游合同的内容

《旅游法》第58条对包价旅游合同的内容做了详细列举,规定包价旅游合同应当包括旅行社,旅游者的基本信息;旅游行程安排;旅游团成团的最低人数;交通、住宿、餐饮等旅游服务安排和标准;游览、娱乐等项目的具体内容和时间;自由活动时间安排;旅游费用及其交纳的期限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纠纷的方式;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和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因此,有必要对包价旅游合同的具体内容予以规定,《旅行社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无法发挥民事法律规范的功能,且只有明确规定包价旅游合同的具体内容,才能在此基础上要求旅行社承担对合同具体内容的说明义务,原则性规定也不利于《旅游法》的贯彻实施。对包价旅游合同的具体内容做了详细列举,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旅行社条例》第28条的规定相比较,《旅游法》第58条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第一,删除了《旅行社条例》第28条第(九)项、第(十)项关于“旅行社安排的购物次数、停留时间及购物场所的名称”和“需要旅游者另行付费的游览项目及价格”的规定,以与《旅游法》第35条关于“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规定相协调。第二,删除了第(十一)项关于“解除或者变更合同的条件和提前通知的期限”的规定,将包价旅游合同的解除、变更等明确规定在《旅游法》第65条、第66条、第67条等,使《旅行社条例》中的约定解除权转变为法定解除权,这更有利于旅游纠纷的解决。第三,增加了关于旅游团成团的最低人数的内容要求,以与《旅游法》第63条的规定相衔接。《旅游法》第58条关于包价旅游合同内容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而非推荐性规定,旅行社与旅游者签订包价旅游合同就必须包括《旅游法》第58条所规定的相应内容,否则即应根据《旅行社条例》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果造成旅游者损失的,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包价旅游合同的形式

合同的形式,是当事人合意的外在表现,是合同内容的载体。合同的形式包括口头形式、书面形式和推定形式三种。根据《旅游法》第58条的规定,订立包价旅游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相应地,未与旅游者签订包价旅游合同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旅行社条例》第55条)。

关于《旅游法》第58条规定的包价旅游合同的:书面形式要求,应当做正确理解。首先《旅游法》第58条对包价旅游合同的书面形式要求,并不意味着包价旅游合同为要式合同。所谓要式合同是指,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或当事人要求的形式而成立的合同。通常认为,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合同须采用书面形式的,未采用书面形式时,合同不成立。但是,从立法目的来看,要求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包价旅游合同主要是使旅行社承担提供书面形式的义务,且其主要在于明确包价旅游合同具有《旅游法》第58条所要求的相应内容,以使旅游者了解旅游相关内容。从参考立法例来讲,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条之2的规定与《旅游法》第58条规定相同,其立法理由和理论界一致肯定,旅游契约(相当于本法规定的包价旅游合同)并非要式合同。从而,包价旅游合同的成立,还是应该以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原则。

另外,根据《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根据该条规定,旅行社等旅游经营者未与旅游者签订书面包价旅游合同,却向旅游者提供了旅游服务的,包价旅游合同成立,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包价旅游合同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确定;同时由于旅行社等旅游经营者因违反《旅行社条例》的规定,则应依《旅行社条例》第55条对之予以行政处罚。

法律对书面形式的要求,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保留证据、降低纠纷解决难度以及提醒当事人慎重对待等。旅游者在参加旅游这一休闲活动中,往往过分乐观而不谨慎,而发生不清楚、太仓促两个私法自治的典型缺陷。事后发生纠纷时,证据保留不充分,导致合法权益无法获得保护。为此,《旅游法》规定包价旅游合同采取书面形式,塑造旅游者理性旅游的消费心理。

面包旅行范文第2篇

Irena等通过对在印度的以色列背包旅游者的不同年龄层的研究指出,不同次文化下的旅游者对旅游的目的性和态度都迥然不同。放眼国内,我国的背包旅行虽然起步较晚,但在数以百计的户外社区的推动下,背包旅游及其延伸的自助游、自驾游等新兴旅游形式,已经成为普通家庭和各个社会层所热衷的新的出行选择。在主流媒体对部分户外行者的大批次的特别报道中也可以看出,社会主流文化对这一新兴旅游形式的肯定和推崇。在中文搜索引擎中,“背包”的关键词搜索结果(超过1亿)已经占“旅游”关键词搜索结果的10%,在最大的中文微博中检索,讨论背包的短文(近4千万)占“旅游”文章的12%,这其中还不包括“驴友”、“户外”等其它关键词的检索结果,而最大的中文网络商品销售平台上,“背包”商品数量(17万)与“门票”商品数量(18万)几乎相当,这些都可以反映出新兴旅游文化在中文社区和国内社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市场洪流,其和主流文化的快速融入以及相关经济领域的迅猛发展,都折射出它正在成为新兴旅游市场增长中最活跃、最旺盛的一极。

1以自由之名———背包旅游者的行为动因

1.1旅行者的自身建设

背包旅游者的前驱:漂泊者们,诚如Cohen描述的一样,试图通过征服或适应不确定的旅途,面对和解决各种未知的变化,以磨炼自身心智,以期在今后生活中获得更大成功。在国内经典的“墨脱”穿越线路中,行者们需要面对“一山显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复杂气候变化、在人迹罕至的高海拔地区经历从雨林到冰雪地带的巨大温差、还要面对山蚂蟥、孟加拉虎等未知威胁,当然还有体力、高原反应和食物紧缺等的种种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感受和适应,旅行者能建立起比常规生活更强大的心智,以及更出众的适应力和判断力,从而帮助自己在今后生活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1.2低成本行为经济学

一方面,有别于迫于生计的生存选择,部分背包旅游者将“低成本”视为通过理性规划和科学选择得到的一种更成功、更精细化的生活方式,并被实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成就感所吸引。“我们坐深夜的廉价航空,有公车的时候绝不打车”,很多背包旅行者往往有资格选择更奢侈、更轻松的旅行方式,但他们也有理由选择更廉价的行为来获得成就和愉悦,这一方面源于对背包旅游者长期传统的延续和传承,旅行者不希望自己成为群体中的异类。另一方面,这也源于对背包文化的认同和理解,“背包”二字本身就意味着以自给自足的、低成本的方式挑战和面对旅行中的各种困难和不确定性,而低成本的交通、食宿、线路选择、旅行方式选择都更好地展现和映衬着这一文化。此外,背包旅行主力:青年人团体,尤其是学生,也会因为经济收入的相对单一和不稳定性,而更倾向于选择成本低廉的旅行方式。

然后,需要指出的是,低成本旅游和背包旅游的经济价值并不矛盾,首先,为了获得更低的饮食和住宿成本,背包旅行者往往会投入更多资金到附加值更高、可持续使用的户外用品市场,以我国户外用品市场为例:2011年中国户外用品市场较2010年增长51%,而到2012年较2011年同比增长35%,高增长的户外产品销售还促使越来越多的传统服装行业,如李宁等,开始踏入户外用品领域。其次,低成本的旅行方式可以带动当地更多的经济型运输、经济型餐饮和住宿方面更多的就业,而这在传统观光旅游中往往以垄断形式被旅行中介商人抽取了大量的盈利。最后,背包旅游相对更长的时间和灵活的行程安排,可以使得旅游消费比传统游客更为广泛和深远,还可以使得一些无法提供常规旅游服务的旅行地以更灵活、更简单的方式从背包旅行中获益。

1.3文化的感召

“山在那里”是英国登山家马洛里被问道为什么登山时最经典的回答,也是登山界最著名的名言。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商界精英还是社会草根,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远离舒适的生活,以反常规的、反经典的、危险的、特殊的、挑战自身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或者感悟新的世界观、人生观。行为学将人拆解为躯体和灵魂,先天本能与后天认知,人类行为在某些方面可能违反认知、但却响应本能,可能损伤躯体,却感召灵魂。撇开用社会普遍价值去衡量和把握背包旅行的文化动因,在研究和比较背包客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高度社会化的同时人们正在朝着个性化、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发展,并且主流文化的包容性也在不断被扩大。墨脱虽然是公认的国内最艰难的徒步穿越线路,充斥蛇鼠毒虫的线路却同时被描述为“纯洁的圣地”;在“知天命”之年14年,64岁的张广柱完成了环球背包旅行后,说出了“使我对世界有了全新的看法”的结论;这些都表明了文化的感召力可以超越肉体和年龄的传统认知,使得背包行者在种种不确定、不安全、不舒适面前,表现得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实际上,背包旅游者带有反叛精神的文化特征和传统的文化并不违驳,一方面是因为背包旅游强调的文化需求其实是建立在一定的传统常规文化知识背景的基础上,背包旅行者大都不是社会的反叛者,他们更多来自社会的主流阶层、对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张捍卫态度。另一方面,背包旅游倡导的履践自我价值、挑战自我等人文精神和千百年来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是趋同的,这也是为什么背包文化可以和主流文化快速融合,并相辅相成、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另一个层面,由于经济价值的驱动,户外用品企业利用大众传媒对户外文化的宣传,也帮助户外文化得以最快的速度融入了整个社会,“不走寻常路”、“JustDoIt”、“没有不可能”等富有感染力的口号,以及随着越来越多世界级户外用品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从主流到小众各类传媒地毯式的宣传,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和认同背包旅游文化和户外旅游形式。

2旅游品质的更高期待

在国内市场,还有一个推动背包旅游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堪忧的旅行团和常规旅游目的地的服务品质。旅游本身就源于个人以改善生活品质为导向的精神层次的需求,而国内多年的粗放式旅游开发与发展,以及面向成本的经营模式,滋生了大量的服务问题:负团费、购物团、强制消费、过于紧凑的行程、服务人员素质、景区接待能力饱和以及由此延伸的各种严重影响服务体验的问题。即使旅游基础设施和法制相对健全的香港,也频频出现因为强制消费、安排失当、导游素质造成的恶性纠纷,甚至出现人身伤害案件。随着国内游客自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旅游服务的层次和品质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虽然传统旅游行业也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新服务或新模式,如自由行,但因为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矛盾并未得到根本化解,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目光投入到了更自由、更轻松、更符合旅游原始目的的新兴旅游形式。而背包旅游及其延伸的户外旅游市场,成为分流传统旅游市场的最大市场,尤其是以周末游、自发组团游为代表的短途或短期旅游。

面包旅行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背包旅游 问题探讨 发展对策

现代旅游者追求个性化的体验,背包旅游作为一种时尚的自助旅游形式,为具有相当独立旅行能力的旅游者所钟爱。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女性在世界旅游市场上逐渐形成较大的消费规模,女性背包旅游也成为国内女性追随的潮流,本文主要是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背包旅游的发展进行初步的探析。

一、生态女性主义与背包旅游

(一)起源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和当代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源于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首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生态女性主义将生态学与女性主义结合在一起,试图寻求一种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并且认为一个生态学家必定会成为女性主义者,同时它也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视角,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共性:即反传统性,反对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凌驾于社会与自然之上,可以治理一切祸患与灾难。

背包旅行方式是在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出现的,代表了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共性,这与生态女性主义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反叛思想不谋而合。20世纪60年代,国外的早期背包旅行者一直以“漂流者”的身份自居,其旅行形式被形容为半政治化宣言,借助旅行抗议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统治与霸权,是当地主流文化的叛逆者。国内背包旅游流行于中国的大中城市,是经济生活和教育环境良好的青年人所热衷的一种旅行观念与行为倾向。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思想

1.女性与自然的认同

生态女性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和自然的认同。主要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性别歧视和自然歧视之间以及女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之间有着社会逻辑的、历史的联结和不可分割性,生态危机的解决和女性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和自然都是生命的缔造者,也是抚养生命的载体,她们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女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孕育生命,抚养子女;自然则不断地新陈代谢、往复循环地生储存能量,并用自身养育了一个奇妙且复杂的生物圈。

2.整体自然观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应从异化的、等级制的二元论转向多元共存的整体自然观。在整体自然观中,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之间存在相互依存性,任何依存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的,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关系。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先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荒缪的偏见,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借口,正如科布所强调的“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倡导一种新的生态文化模式,强调万物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提倡整体自然观,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

3.关怀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问题放在整个人类“性别化存在”的历史范畴中考察,批判男权文化,将张扬与建构女性文化当作解决生态危机和性别冲突的根本途径。生态女性主义提倡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怀,深切而典型的关怀本质上应该把对自然特定部分的特殊联系、关心和移情作为一种体会和经验,而不是把自然作为一般抽象物对待。关怀要求平等关系,无论关怀方还是被关怀方地位都是平等的,同时也要求关怀方和被关怀方的角色互换。人类应当意识到在向自然获取关怀的同时,也应当关怀自然。

二、背包旅游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关系

(一)背包旅游发展需求与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相似性

从商业角度出发,要促进旅游目的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基于用户需求的概念上针对性地规划,而背包旅游发展中的“用户”则是背包旅游者。背包旅游者喜爱生态环境良好的原生态目的地,为了追求旅游效果的真实性,他们愿意牺牲更多的舒适性去看更美的景致,在没有原住民居住的地区,背包旅游者乐于采用安营扎寨的露营方式,以期完全融入自然,故背包旅游发展中注重生态环境是首当其冲。而生态女性主义直面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以女性的视角来考察生态危机,提倡在生态觉悟的基础上和谐发展,可以看出,背包旅游发展与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层次上有着隐性的关联。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生态环境优越地也是背包旅游发展的基础。

(二)背包旅游者与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相似性

大部分背包旅游者与生态女性主义者都站在自然的角度,反对人类对大自然过分的开发。尽管背包旅游者也有放松型的游憩需求,但他们更多强调感受,希望在旅行中最大程度地体验当地真实生活和人文风情,对商业化或舞台化的表演文化有抗拒的态度,这与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对大自然的开发,回归原生态有异曲同工之处。从近年来背包旅游者的性别发展趋势来看,女性群体数量和质量上升,且多是生态环保者,女性背包旅游者能更好地从女性角度维护大自然母亲的原真性。

(三)背包旅游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共同困境

背包旅游发展过程中,背包旅游者前往的旅游目的地一般都是原生态保存较好的地区,但随着背包旅游者的移动与口碑交流,他们去过的旅游目的地被开发者看中,成为旅游规划开发的对象,虽然开发地即旅游目的地经济有所上升,但开发后反而成为背包旅游者的噩梦之地。具有女性生态主义的背包旅游者们想从根本上维护大自然最原始的状态,但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洪流,却无能为力。

三、以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背包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新旅游目的地的商业化开发

背包旅游者所到之处大多是风景独特之地,易被投资者或者政府看中进行开发,不可否认,背包旅游是一种从下而上的旅游形式,是ST-EP(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的极佳实践模式,可被推广为条件差、风景资源级别高的贫困地区发展旅游的形式。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现存的背包旅游盛行地都在面临着商业化开发的不良影响,一方面,开发的不合理性,国内发展旅游的思维仍处在“要旅游,先修路”层面,开发者多以男性征服大自然思维主宰,驾驭大自然、服务人类为主,例如泰山修建旅游车导致水淹三孔,开发的不合理性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开发速度过快,“老少边山穷”地区适合发展背包旅游,但为了经济发展的快速推进,例如虎跳峡沿线景区客栈兴建现代化设施的速度与当地民众思想的进步步伐不协调,同时也不符合背包旅游者节俭环保的住宿要求,旅游服务的庸俗商业化,导致背包旅游者的重游率降低。

(二)已开发旅游目的地的困境

针对背包旅游者已开发的旅游目的地,首先,从生态女性主义追求原生态的角度出发,已开发旅游目的地生态已不是最初的生态状况,面临着下一步发展的困境,是继续定位于发展背包旅游市场还是转型成为大众游客服务的旅游景区。其次,已开发旅游目的地外来人群与本地居民关系的处理问题。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由于生产不足,导致旅游地变成“旅游飞地”或带有“飞地”性质,即指城里人或者外来投资商占据了旅游业中的经营者地位,并且占有绝对或者绝大部分的受益权,使得旅游目的地成了城里人的飞地,这种状况不利于扶贫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再次,生态女性主义倡导伦理关怀,背包者追求个性化的探索,例如沙发客的流行、野外徒步探险等,就此情况,对于所在旅游目的地值得思考的是,旅游风险如何进行管理,如何强化背包旅游者的风险意识,给予背包者足够的人性关怀。

(三)背包旅游者自身的异化

背包旅游者自身异化的方向,分析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由于国内社会及个人家庭对背包旅游价值理念的不认同,很多背包旅游者在迫于压力下转化为安全系数较高的大众旅游者。

第二种是背包客中有经济基础较好的族群,仍然喜爱独立自由的探索,会背着包到处闯荡,但他们改变了人们传统印象的苦行僧的背包客形象,携带较多的电子产品,对设施和服务要求比较高,人称“富驴”。

第三种是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背包旅游者,他们是所有旅游者中最多人性化和最少商业化的群体,生态与环保意识强,道德素质高,此类具有生态意识的背包者异化成为生态旅游者、野生动物保护者、文化古迹的维护者等。

(四)国内背包旅游市场的挑战

背包旅游市场被定位为我国先导类的客源市场,从国外背包旅游发展的经验来看,背包旅游者在目的地的逗留时间长,人均消费高,市场规模大,热衷探险旅游产品,同时对旅游设施的要求低,是最使基层农村社区得益的旅游群体,对旅游安全敏感性低,游览反季节、反热点,能够起到平衡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格局的作用。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看,背包旅游的同质化发展与人类支配自然的偏见有着联系,国内背包旅游目的地差异化的消失,会导致国内众多背包旅游者开始倾向于去国外发掘,从而失去国内背包旅游者这一庞大的市场人群。由于对背包旅游的不重视以及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目前国内背包旅游发展的状况不乐观,国内旅游者如何接纳这种背包旅游的形式,扭转国内旅游者对此类旅游的意识形态;如何正确认识、引导与规范市场,提高背包旅游者的重游率与推荐率是一大关键点。

四、生态女性主义对背包旅游发展的启示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应该摧毁人类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的等级制度,重新承认自然的主动性及意向性。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背包旅游的发展,除了从背包旅游者角度考虑发展需求外,还需要从大自然的角度重新审视发展过程。

(一)保持旅游目的地的原真性

旅游目的地的开发过程,应该以保持目的地的原真性为首要前提。生态女性主义强调自然的整体性。首先,开发主体自身要有较强的生态意识,在客观分析了背包旅游市场之后,基于背包旅游者的需求,适当合理地进行规划设计;其次,要从原居民角度出发,以确保旅游目的地开发的原真性。这样,不仅能有效地保护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避免由于旅游目的地同类化而导致的恶性竞争,用逼真的旅游环境与良好的生态提高背包旅游者的重游率。

(二)提倡政府介入的引导性开发

背包旅游的发展涉及众多的行业利益相关者,需要住宿、交通、旅游景区、旅行社、网络等行业相关者的支撑,结合中国当地的实情,政府在背包旅游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关怀伦理和具有包容性的商谈,要求女性和其他被排除的群体积极参与民主实践。同时,商谈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能够容纳各种差异的观点。政府在进行背包旅游发展的规划中,要展开多种座谈会积极包容各个行业的观点,结合当地特色进行研究,让本地居民多参与开发过程,尽量多地保持当地的思想,采取引导性的措施,以延缓旅游目的地发展过快导致的毁灭性。

(三)赋予女性参与背包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

在规划过程中要邀请当地原居民参与,要充分征求当地原居民的意见,尤其是当地的女性居民。这是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生态问题,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女性原则的式微,拯救生态危机在于提倡“女性原则”,而父权制是建立在掠夺与破坏自然界及地方文化、剥削和排斥妇女的基础之上的,不仅造成了自然生物圈的破坏,也危害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利益,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因此,女性生态主义认为,性别差异因素会造成在规划决策中的巨大差异,弱化男性主宰大自然的思维模式,落实女性的参与是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最后,要增加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女性参与的力度,要有明确的规定和措施,确保落到实处。

(四)普及背包旅游发展的生态思维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生命的维护者。政府在引导开发过程中,考虑背包旅游者的特性和生态女性主义对自然的维护,可以完全打破“要旅游,先修路”的发展思维束缚,旅游景区内无须修路,天然的探险环境反而更吸引背包旅游者。其次,在住宿设施方面,背包旅游者的住宿最多采用各种廉价方式的组合,包括农家旅馆、青年旅社等,无须兴建大型宾馆等配套设施,同时,生态环保也是背包者关心的,应宣传设施利用中的环境亲善行为去吸引绿色背包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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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旅行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旅游业;包容性增长;公平;聚类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5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87-07

中国旅游业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跃居亚洲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并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旅游业增长过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从由外事接待服务转向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由单纯式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生态维护与提升的增长以及21世纪开始关注旅游业在惠及民生、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等方面综合功能。而与此同时,旅游业增长中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旅游业增长依赖资本和劳动,技术进步贡献率低,还属于粗放型增长[1,2];旅游业增长的收益分配不合理,社区居民旅游收入比例较低[3],分配不公平现象突显[4];旅游权利意识淡薄[5,6],旅游公共服务覆盖面有限,旅游机会不均等[7]等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背离的现象[8],与真正意义上“人人可游,人人能游”的大众旅游目标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如何使得旅游业发挥持续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功能,成为我国旅游业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要求。因此,探讨旅游业的包容性增长理论是行业发展的新命题,也是国家宏观发展理念客观要求。文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梳理包容性增长理论及旅游业增长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研究视角,提出包容性视域下旅游业增长的研究问题;第二部分依据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内涵框架,以增长前提、增长过程和增长结果为出发点,构建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分析框架和评价体系;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采用聚类分析法,对除以外的30省市的2010年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给出了对策建议。

一、理论回顾与文献启示

(一)包容性增长理论回顾

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从“先增长后再分配”的单纯强调增长,到“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growth)”、“益贫式增长(pro-poor-growth)”以及“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演进脉络[9]。其提出是基于全球经济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不平等状况却在持续恶化的这一现实。从亚行的解释来看,“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倡导的是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10]。它倡导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的增长,又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亚行首席经济学家Ifzal Ali和Hyun Son(2007)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结果是可持续的和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能以及安全[11]。郭晗,任保平(2011)归纳比较了包容性增长与排斥性增长的区别,从增长目标、方式、过程以及成果等方面回答了包容性增长的特征要求(如表1)。

(二)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研究回顾

旅游业有关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李炳义(2011)从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出发,侧重探讨了旅游业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18]。王京传(2011)从旅游业的功能出发,指出旅游业有条件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先行者,并分析了目前阻碍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因素以及应对的具体战略[8]。另一方面,旅游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公平、旅游可持续发展、和谐旅游以及旅游权利、旅游公平等研究与包容性增长理论紧密关联。首先,旅游业增长质量方面,从经济增长角度构建评价体系;如陈秀琼和黄福才(2006)从产品质量、环境质量、要素质量、业增长方式和业运行质量等五个方面对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进行综合定量评价,并且认为1994年以来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该研究针对旅游业运行特点,突破了以往对旅游业的定性评价模式,对旅游业质量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王细芳和陶婷芳(2011)从旅游外贸实得指数出发,通过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横向比较,得出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旅游业的外贸竞争力呈下降趋势,旅游业发展质量不容乐观的观点[20]。其次,可持续旅游测量和评价方面,“可持续旅游指数”和“生态足迹”的综合评价指标得到广泛使用。但前者的缺点是缺乏公众参与性,后者对贸易因素、污染影响等方面有所缺失[21-23]。比较来看,国外可持续旅游评价研究已从目标定位转化成旅游目的地系统质量持续改进的定位,而国内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加之实践发展速度迅猛,使得公众参与性以及对旅游发展利益分享的相对忽视,真正反映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23]。第三,旅游业公平研究方面,经历了库恩最早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公平到后来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环境公平,到旅游资源利用中人与自然、当代人之间以及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旅游环境的公平、可持续旅游发展观中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以及旅游利益分配公平、旅游价格公平等旅游产业运行中各要素公平,但一定程度忽视了增长效率的要求,使得其应用价值受到影响。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旅游业增长的有效性、稳定性、协调性以及创新性等更高层面的增长质量问题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对旅游业效益研究更多关注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而对增长过程中的公平性、共享性研究更多限于社会学视角,把其纳入区域旅游业增长效益或质量评价的研究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因此,基于包容性视域下构建旅游业增长的科学内涵和评价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理论分析框架

(一)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理论内涵

增长效率与增长公平孰先孰后,一直是理论争论的焦点,包容性增长理论重新描述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相互依据和良性互动的内在包容性。相比较传统的排斥性增长,包容性增长在增长目标、方式、过程等方面都更重视“以人为本”。本文采用任保平(2011)方法,从增长前提、增长过程和增长结果三个维度去解读包容性视角下的效率与公平,构成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理论基础。

1. 对旅游业增长前提条件的包容。包容性增长首先是增长前提条件上的包容,需要包容权利和人的发展[12]。旅游业具有显著的民生功能,现阶段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大众旅游,但离“人人可游,人人能游”诉求尚有巨大差距。旅游业增长应重视除了旅游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增长等之外的旅游权利增长要素,即旅游业增长如何完成对旅游权利与公平的包容增长。本文认为,旅游业要遵从的机会平等是必须赋予所有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旅游地社区居民主体权利,使所有旅游业利益主体在参与旅游开发经营和享有旅游权利都具有平等的介入机会,这是旅游业增长的前提条件。所以,对增长前提条件的包容程度,即公平性指数,构成了旅游包容性增长的第一维度的评价,即考察旅游业的增长是否在旅游资源利用、旅游公共服务、旅游出游机会等方面给予公平的机会,是否保证包含社区居民、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和政府都有参与旅游业发展的权利和平等机会。

2. 对旅游业增长过程要素的包容。旅游经济增长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旅游资源禀赋、技术进步速度、人力资本高低、价格水平以及地方环境质量都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24],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旅游业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通过追求技术进步来获得增长的[2],这不利于业增长效率的改善。因此,在增长过程中,要实现对业要素的包容,即旅游业走集约型可持续增长道路,改变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旅游业增长模式,重视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改进,增加旅游消费对旅游业增长的贡献,实现产出效率和环境质量等都提升的增长。具体包括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旅游创新包容,对旅游劳动要素的包容以及与其他业在要素、产品、服务、信息等方面与旅游业融合的包容增长。

3. 对旅游业增长结果的包容。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应关注经济增长成果分享中的利益共享问题。旅游业包容性增长包括对增长结果的包容,主要表现为增长对旅游民生的包容。旅游业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让民众实现基本生存保障到社会融入,再到生活质量提升的跨越[25]。而现实情况是旅游业虽实现了总量和一定效率的增长,但外来投资者和政府侵占社区居民利益的现象不断凸显,不同区域和旅游行业内部在收入和机会等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大[3][26]。因此,考察旅游业增长结果的包容程度主要是评估业增长是否提升当地社区的收入水平,改善了旅游地民众的生活质量。

(二)旅游业包容性测度及指标体系的建立

由于包容性增长概念较为广泛,反映的因素很多,所以需要通过细化其内涵,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并选择合适的数学模型来对中国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根据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内涵,从公平性、有效性和分享性三个维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1. 公平性指数:前提条件的包容度。(1)旅游资源享有公平性。国际旅游公约“马尼拉宣言”中明确了“人人有直接拥有发现和享受旅游资源的权利”。门票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全民享受历史遗产和大好河山的权利。各地景区数量众多,性质各异,价格也因季节有淡旺季之分,直接计算比较价格操作难度大,通过比较各地旅游景区人均门票支出较为客观反映区域门票价格的高低。同时,公共游憩区是居民近郊休闲旅游的主要场所,是国家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公民游憩权的主要途径之一[27]。因此,通过比较人均公共游憩面积反映了民众对区域旅游资源享有水平的差异。

(2)旅游公共服务均等化。旅游公共服务涉及旅游公共信息、旅游安全保障、旅游交通便捷、旅游便民惠民、旅游行政等内容[28]。旅游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旅游公共服务对所有民众的开发程度,即民众不因性别、肤色、身体的差别都能有机会获得旅游公共服务。本文主要通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服务覆盖面来体现服务的均等化。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水平评价,李爽、叶全良等有相关研究[29,30],但指标采样量大,可操作性弱。本文采用旅游公共服务投入占公共服务投入的比。旅游公共服务覆盖面通过人均旅游者占有便民服务设施网点的数量来反映,测算公式是便民服务设施数量与区域旅游人数之比。

(3)居民出游机会公平性。居民出游机会的公平是指每位居民都有旅游出行的权利,人人有机会参与旅游,它反映旅游业惠民性的重要指标。评价区域内居民出游机会的公平性可以通过居民出游率和旅游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居民出游率是指区域所有居民出游次数占其总人口数的比重。旅游消费价格指数反映区域居民相比上年度旅游消费价格的上涨速度,指数越高说明上涨速度越快,越不利于居民出游。

2. 有效性指数:增长过程的包容度。有效性是经济增长质量优劣的集中体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31]。任何业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人、财、物三方面,旅游业也不例外。鉴于旅游业投入要素“物”中核心的部分――旅游吸引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目前对其价值评估争议较大,无法进行准确定量。所以要素质量评价时仅对“人”、“财”(即劳动和资本)进行,同时由于旅游业的综合性决定评价有效性又不能简单套用一般评价国民经济增长的指标。对于旅游业增长的有效性主要通过产出效率、产出质量、产出消耗、运行质量和环境效应等五方面综合测评。

(1)产出效率。经济学涵义上的产出效率是指单位要素投入所获得的产出的多少,一般通过考察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劳动力技术装备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遵循一般标准并结合旅游业实际,选取旅游劳动生产率、旅游资本产出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等三个指标来衡量。旅游劳动生产率通过旅游总收入/旅游直接从业人员总数来衡量;旅游资本产出率通过旅游总收入/全社会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存量)衡量;

(2)产出质量。发展经济学认为“相同的产出数量情况下,产出质量越高,经济增长质量越高”。由于旅游产品的无形性,无法对其进行直观检验,但旅游者是旅游产品的消费主体,其评价旅游产品质量的方式可以通过购买的重复频率来间接反映。因此,本文通过采用入境旅游者(含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外国人)到区域旅游消费的次数来评价。旅游产品的不可储存性决定旅游产品质量的衡量还必须重视产品的利用率,衡量资源使用的效率。本文沿用陈秀琼(2006)方法,采用星级饭店平均客房出租率(HO)来测度旅游产品的利用率指数[19]。

(3)产出消耗。经济增长是否有效,不仅体现在产出效率,而且也体现为产出消耗。衡量指标主要通过投入弹性系数,是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反映出旅游业增长方式集约型还是粗放型增长。要素投入弹性系数越大,说明消耗越大,要素投入效率越低,旅游业发展质量越低。通过旅游劳动产出弹性系数(旅游直接从业人员总数增长率/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和旅游资本产出弹性系数来衡量(全社会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存量)增长率/旅游总收入增长率)。

(4)环境包容。旅游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远远超过其他行业,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由于环境包容评价具有时空上的模糊性和业之间的交叉性,无法从单一角度对其做出评价。本文沿用左冰(2011)的方法,采用环境保护投资指数测度[2],即环境保护投资指数=环境保护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

3.用率指数分享性指数:增长结果的包容度。旅游业增长结果体现为旅游收入的增长。因此,旅游经济增长结果包容程度表现为旅游活动对当地居民收入和就业增长的贡献程度。

(1)旅游收入。收入分配好比蛋糕,一是总量要大,二是如何切分。人均旅游收入反映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而旅游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结构,反映了“蛋糕切分比例”。居民旅游收入分配比例越高,说明旅游对民生改善的贡献越大。受数据采集限制,无法直接统计居民旅游收入,本文用居民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来衡量。即居民收入增长量与旅游收入增长量的比值,并分城镇和农村两部分核算。

(2)旅游就业。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居民就业有巨大吸纳作用。因此,旅游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的高低能够反映区域旅游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另外,行业就业水平通过就业乘数来衡量,旅游就业乘数表示某一特定数量的旅游消费所创造的就业人数。考虑到旅游间接就业数据无法获得,本文采用旅游直接就业乘数。

基于上述分析,汇总旅游业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的结构框图(如表2)。

三、实证分析

(一)评价方法的选择

由于研究的目标是分析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区域差异,进而对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因此需要独立地对各个省市进行包容性分析,但由于样本量数量以及区域差异的客观条件,如果对任意两个地区进行比较可能无法真正找出导致区域旅游业包容性增长差异的因素做出判断。另一方面,由于包容性评价涉及的因素较多,且各因素性质和作用不同,计算旅游业增长包容性就涉及对各指标的赋权问题。而目前的方法多数是从主观出发的赋权方式,这种权值选择的差异对结论产生不同影响,使得评价结果客观性不够。因此,本文选用聚类分析方法(cluster analysis)。它能将一批样本数据(或变量) 按照它们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自动进行分类。

(二)旅游业包容性增长测度过程及结果

1. 数据收集及处理。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国家旅游局所属网站的2010年的统计资料。考虑到数据缺失较多,文章主要考察30个省市自治区。同时,为了最终能够给出旅游业包容度衡量的数据结果,由于上述18个分类变量量纲不同,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以及指标性质之间的差异。处理方法为:

其中,max{xj}和min{xj}分别为x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E(xj)为xj的数学期望。显然,经过上述处理,,且三种标准化后的指标值与旅游业的包容性呈正相关关系。

2. 变量聚类结果及选择。表1中有18个变量对旅游包容性增长区域差异进行分类,是否有必要都纳入分类变量中。因此,先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中的系统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中的R型聚类对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度量标准选用Pearson系数,聚类方法选最远邻元素(Furthest neighbor)。如果有某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接近1或-1,说明两个变量可互相替代。从输出的近似矩阵(proximity matrix)旅游劳动产出弹性和旅游直接就业乘数相关系数为0.849,说明两个变量可相互替代,故采用旅游劳动产出弹性。另外,旅游业从业人数占比和旅游劳动生产率相关系数为0.762,剔除后者。其他各项相关系数都在0.6及以下。用“树状图(Dendrogram)”输出如下图1所示。至此,确定出用于聚类的变量为16个,即图1中左边不带星号的变量。

3. 样本聚类结果及检验。运用上述确立的指标和收集的相关数据,运用“Q型聚类”方法对中国除以外的30个省市样本进行聚类分析,经过反复对照分析,对于类型数量的确定根据区域包容性增长的相关研究经验确立为5类(如图2)。

类别确定后,还有需要确定上述16个分类变量对聚类结果是否都有作用进行检验,一般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判断。因子变量选择聚为5类的结果,而将16个聚类变量作为因变量处理。方差分析结果显示,16个聚类变量p值均小于均准值0.05,说明用于分类的16个变量对聚类结果有作用,作为聚类变量可以使用。

(三)对30省市聚类结果的分析

根据图2聚类分析的结果,中国各省市的旅游业包容性增长5类列表(如3)。

聚类结果显示:2010年旅游产业包容性较好的省区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区,所有西部省份以及靠近西部的中部省份包容性较差。进一步看,第三类和第四类之间距离最近,其次第二类和第三类,最后是京沪和其他省市距离最远。

结合各变量的数据,上海和北京旅游产业包容性的条件、过程及结果的大部分指标都较高。而天津和重庆则在旅游资源享有、居民旅游出游率、旅游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公平性方面都较突出,位列第二类。以近年来饱受批评的旅游景区门票价格为例,从2010年人均单个景区门票支出来看,天津和重庆都相对较低,说明景区对所有参观者的包容性更好,而数据显示江苏和海南的在全国是最高,宁夏、青海、四川等地也较高,反映这些区域景区价格较高,对民众旅游资源享有权包容度低。(见图3)。同样,从居民旅游出游率这一指标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见图4)。前几位的都是京沪等直辖市和江浙区域。从政策分析来看,上海、北京、天津和重庆作为直辖市,享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而江苏、广东和浙江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在旅游资源利用、旅游收入以及居民出游能力等方面优于内陆省份。

旅游产业包容性一般的省份包括辽宁、海南、云南、福建、山东等12省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京沪江浙等地比较优势明显,不管是旅游收入,还是接待总量和服务水平都明显高于其他部分省市,但另一方面从旅游业增长的公平性和分享性看,部分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山东省,2010年旅游收入位列全国第四位,但旅游从业人数占比、入境游客重复旅游率等指标都处于中间水平,影响了整体评价。中西部省份由于区位环境和观念更新等因素影响,大部分指标都偏低。

(四)提升区域旅游业包容性增长的对策建议

中国旅游业单纯依赖“数量型”的增长道路所暴露出来的困境证明了旅游业走包容性增长道路的必要性。未来旅游业增长模式统筹考虑旅游经济增长、游客体验感受、资源集约利用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寻求共赢的最优状态,实现旅游产业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协调发展。在追求旅游经济“量增”的基础上,要同时追求旅游经济的“质增”,不仅仅是旅游总收入、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创汇的增长,而是要关注旅游业增长对国民福利的改善和提升作用[32-33]。

第一,更新发展观念,破除单纯追求旅游GDP增长;旅游业是幸福产业,旅游产业的增长不能走凌驾民众福利和幸福感之上的排斥式增长,要注重和拓展旅游业对当地就业和收入的促进作用,积极引导社区参与旅游业开发增长,避免单纯依赖外来大资本、大项目而引发漏损效应、负外部效应,走旅游业增长改善国民福利的模式,促进当地社区更多分享旅游业增长成果,实现可持续增长。

第二,完善公共服务,注重全过程与均等化的结合;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既要考虑服务覆盖旅游者活动的所有环节,包括旅游安全服务、旅游信息服务、旅游交通服务、旅游惠民便民服务等体系的完善,同时也要注意服务能够面向所有层次的旅游者,为“全民旅游”提供支持服务,而不是追求一味的“高端化、贵族化”,保障旅游者的旅游权利。

第三,重视机会平等,建立旅游公平的长效机制;在旅游投资主体参与、旅游者活动参与以及社区居民参与决策等各环节,减少行政限制与干预,保障各利益相关者表达自身诉求。如居民带薪假期的自主安排、准公共景区门票的免费享有、旅游资源开发的社区决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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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旅行范文第5篇

关键词:背包客;广东省;经济;营销策略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066-02

引言

背包旅游是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一种新兴且追求自由的旅游方式,背包客们喜欢到处旅行,喜欢自己制定旅游线路,喜欢结识朋友,喜欢与人交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背包客这个群体将会越来越壮大,覆盖的范围也愈加广泛。因此,对于旅游当地怎样去呈现其景点特色,怎样去打造符合背包客口味的旅游产品,如何使背包客与当地旅游经济更有效地联系起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背包客的现状

对于背包客在英国来讲,英国每十个国际旅游者就有一个背包旅游者,背包旅游者在英国一年的旅游消费总额达7 500万英镑,是重要的国际客源市场(Churchill,1994),并且政府支持,政策保障齐,背包旅游配套设施健全,背包旅游服务专业化,因此促进了许多背包客的产生。

广东旅游资源得天独厚,韶关丹霞山景区、清远连州地下河景区、佛山西樵山景区、惠州罗浮山风景区、乡村旅游等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以及良好的人居休闲环境,使广东旅游独具魅力,吸引着国内外广大游客的目光。2014年全年,广东省入境接待人数413.06万人次,1 045.52万人天,外国人入境62.08万人次,213.46万人天。人数每年增加,所以不可以忽视国外背包客这个市场。

二、存在的问题

旅游线路不合理,发展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旅游产业是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关联度大的“集成”产业,但我省文化旅游景区点多面广,旅游资源缺乏整合和包装。现有的旅游路线只是把各个景点串联起来,内容构成单一,未能形成系列的旅游产品,不能形成合力。广东位于南岭以南,南海之滨,与香港、澳门、广西、湖南、江西和福建接壤,与海南隔海相望,有着良好的区域合作平台,加之当前旅游产品难以满足海外游客需求的形势,区域旅游合作,实行捆绑式营销应是最佳的战略选择,但目前广东参与区域旅游合作较少,使背包客旅游市场不够壮大,旅游业国际市场营销仍是“单打独斗”,自身优势没能充分发挥。在国外,网络市场营销平台已成形,但是对于广东的网络市场营销平台还未成熟。在广东没有一家有专门的国际市场营销频道,没有一家多国语言版的营销网站,制约了国际背包客旅游业在广东发展的步伐。广交会,国际舞狮邀请赛,国际茶禅旅游文化节,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等活动的带动下,开始得到市场的追捧,背包客喜欢接触当地丰富多彩的文化,但是广东现在的文化主题太沉闷不生动,就像开平碉楼世界文化遗产,仅仅看碉楼没有多大的意义。广东的景区在产品的丰富度上还是不够,例如有个古村落,本身是有特色的,可是它的产品不够丰富,那么来这游览的人,只能简单地参观一下建筑,甚至有些建筑里面都是空房子,没有什么文化内涵。一方面是文化旅游开发不足。文化旅游“可以说出口”的有很多,但实际“可以观看的”少,有的只停留在“说”的阶段,不少处于自然状态,另一方面是产品打造手笔不大。文化旅游资源深度开发不足,难以形成核心吸引力。旅游营销资源整合不够,区域间整合营销不够。

人才培训力度不够大,经营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各地旅游地区还是缺少公益性旅游开发咨询服务,缺少能用各国地方语言介绍景点的人员,在景点区域,没有免费的景点旅游地图,普遍地方的旅游点提示语不清楚,收费项目不明确。

在中国目前业内对其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没有相应政策制度和法律规章来引导和规范背包旅游市场,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和安全保障。探险事故逐年上升,旅行者权益保障乏力。72小时免签证,对于背包客这种需要长时间旅游的人群来说,时间实在微不足道。面对强大的、不断升级的国外背包客旅游需求,我省旅游业还缺乏一定的产业规模、产业链,没有形成特殊的景点产业群,吃住行游购娱的产业链还不够完善,旅游饭店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需进一步提高。

三、针对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1.三大旅游品牌构筑整体文化特色。独特的广东文化是吸引国外背包客来粤旅游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与游客的进一步交谈了解中发现,吸引各地背包客来广东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文化方面。广东文化丰富历史悠久,是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为主,这会吸引热衷领略当地文化的不同地方的背包客。第二,饮食方面。粤菜已走向世界,在各个地方大受欢迎,吸引全世界背包客到广东品尝地道美味。第三,自然景观方面。广东不仅有一定数量的5A景观,还有世界文化遗产。针对背包客的需求,可以整体推出广东的三大旅游品牌,即:文化,美食和自然景观,增强广东的吸引力。在宣传美食的同时,要加大力度宣传广东多彩的自然景观,如中国十大最美古村落百里瑶山等。

2.点点成线,线线成形,促进背包客空间扩散。广东的旅游资源丰厚,类型独特。但从背包客对广东旅游景点及线路选择的偏好来看,主要选择少数景点和线路旅游。很多符合背包客偏好的景点和线路没有进入背包客视野,所选景点和线路在空间上没有形成扩散之势。广东应充分利用交通方便快捷的优势,大力宣传文化独特又方便的景点,设计符合背包客偏好的旅游线路,促进背包客广东境内空间扩散,有效延长背包客停留时间,扩大市场规模。从“点”上设计,可以推出广东境内的旅游古镇。例如自力村碉堡楼,观澜版西村等,建筑特色显著,且价格低廉。从“线”上设计,可推出文化浓郁的十大探险旅游线路,如英西峰林探险、韶关丹霞山探险、清远峡谷探险等。每几个点间相连就形成一条线路,每几条线相交就形成一个圈,这些线路和圈都会对背包客有很大的吸引力,增加背包客在广东境内的停留时间。

3.整合资源,发挥旅游品牌优势。(1)特色景点与周边资源结合。广东有两个世界文化遗产景点,分别是开平碉堡与村落以及韶关的丹霞山景区。这两个景点,一个分散在中南部,另一个在北边,总体较分散。但只游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比较单一,因此可以以遗产为中心,将四周的景点连成线路,推出以下线路:丹霞山景区―广东第一峰―地下河旅游景区―千年瑶寨“山上风光地下奇观以及民族文化风情线”,对于其他特色景点,可推出下列路线:白云山―长隆旅游度假区“山上风光和休闲娱乐线”,观澜湖―深圳华侨城旅游度假区“休闲娱乐度假线”等。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可以以广州为首,重走丝绸之路。还可以推出名人线路,孙中山故居整合后旅游线路脉络清晰,文化特色鲜明,优势互补,既方便了背包客的比较与选择,同时也改变了目前各景点无序竞争的局面,能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的目的。(2)岛屿与海岸线组合。广东有一条很长的海岸线,周围有许多岛屿,为了丰富海岸两边旅游内容,根据外国背包客在选择广东旅游景点时的三大偏好,可将岛屿与周边景点整合,推出符合背包客偏好的旅游线路。可推出以下线路:灯楼角―观海长廊―中国第一滩―沙扒湾“南边海岸线路”;南澳岛―天后宫―祖师庙“岛屿和庙寺文化”;十里银滩―闸坡“海陵岛内线”等。这样就能很好地利用海岸线的优势,把景点串起来。(3)美食与休闲景点组合。广州有“食在广州”的美誉,并且广州自身景点就很多,粗略统计就有528个,因此以广州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可推出下列线路:沙面―西关古老大屋―广州塔―海心沙“古老与现代文化线”等。

4.注重对背包客旅游的网络营销与智能软件的研发。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的报告显示有44%的背包客是通过网络制订旅游计划,并且许多背包客会选择通过网络购买器材,预定机票、住宿等。目前,中国还很缺乏对外的旅游信息来源,这些信息对景点介绍不够完整详细,同时缺少图片来展示,这会影响背包客对景点的选择。因此应建立一个广东背包旅游的英文网站,详细介绍广东的景点、线路、美食、民俗和宗教等,以精美的图片来展示广东美景和旅游活动以及背包旅游指南类书籍。而对于一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背包客来说,只需拿起证件,手机,背包即可动身。因此,他们会选择手机上的一些APP软件,如HRS、AGODA、BOOKING等。使用手机会根据个人偏好查找、选择、比价、预订,就可以找到喜欢的酒店,以低廉价格享受舒适住宿。同样,一些景点门票打折团购销售、火车票和机票预订等手机应用也满足了背包客们自主、随时完成旅游信息查询、价格比较、预定购买支付等旅游需求。

5.与四周的背包旅游目的地联合营销。桂湘两省有令人震撼的原生态壮丽自然景观,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以及神秘的宗教文化,是许多背包客向往热衷的地方。根据调查,广东外国背包客离粤后的目的地主要是邻近的桂湘两省份。这就充分说明,广东是桂湘背包旅游市场的一部分。与桂湘背包旅游目的地联合营销,可发挥整体吸引优势,通过促进背包客向桂湘省份聚集,在扩大整个中国西南部分市场规模的同时,提高广东背包旅游市场份额。

6.对于景点来说,动态比静态更吸引人,所以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表演、活动,增加与游客的互动性,要强化当地居民参与,通过多种方式吸引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这不仅能更好发挥辐射作用,带动重点村农民就业致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而且符合背包客旅游喜欢与当地人交流的特点,那么就会吸引更多背包客二次参观。更深层次就是旅游开发,只有这样才不会客源流失,客源长久稳定。积极发展森林旅游、海洋旅游。继续支持邮轮游艇、索道缆车、游乐设施等旅游装备制造国产化,积极发展邮轮游艇旅游、低空飞行旅游。

7.未来可在省外的主要客源地建立广东旅游体验中心。在这些体验中心里,游客可以利用4D技术,模拟游览广东的旅游景区。能让旅客提前获得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此吸引他们前往。

四、结语

总之,背包旅游市场规模巨大,利润丰厚,当地旅游业应该充分利用景观来吸引背包客,增加其在旅游地区的停留天数,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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