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简介范文第1篇

宫崎滔天本名寅藏(或虎藏)，号白浪庵滔天，1871年生于一个乡绅家庭，有七个哥哥、三个姐姐，滔天最小，不幸其中五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早逝。

滔天的父母对穷人非常和善，思想开明。滔天的长兄八郎才华横溢，是远近闻名的民权论者，后在反藩阀政府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二兄民藏提出的“恢复地权论”――即通过平均地权来实现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不仅影响了日本人，也得到许多中国革命者的赞同。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无疑受到这个理论的影响。滔天的三兄弥藏英年早逝，但他的“革命行动论”成为滔天一生的指南针与人生目标。

初会中山先生

1897年9月15日，在横滨，宫崎滔天在陈少白家中邂逅了孙中山。

关于滔天与孙中山初次见面的情景，滔天的孙女宫崎女士介绍说：“我的祖父宫崎滔天于1897年9月在日本横滨认识了孙文先生。当时滔天不会中文，孙文先生不会日文。他们只能用英文交谈，遇到特别复杂的话就用笔谈。那时在一幢旧宅里，两人并排而坐，一会儿用毛笔，一会儿用铅笔。谈话继续了数天时间，内容涉及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战略战术，以及如何抗御欧洲列强等问题。”通过笔谈，孙中山更加敬重滔天的为人，立即手书“推心置腹”四字横幅，以赠滔天。滔天的妻子槌子说：“这次笔谈留下的纸片和秘密文书都非常有意思。其中的许多东西，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和史料价值。由于警察干涉并搜查住处，笔谈的记录几乎全被烧掉或扔掉。现在留下的这部分是滔天送回故乡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幸存的笔谈资料和孙中山手书的横幅现保存在宫崎家。这些是研究中日交流史非常宝贵的资料。对滔天来说，与孙中山初次见面时记录笔谈的纸片是他人生中永不褪色的东西。此后，滔天又采用同样的方式与其他许多中国革命者进行交流。这些笔谈记录也都保存在宫崎家。

从滔天的回忆记录中可以看到，初次会见孙中山时，滔天有点失望，甚至有点惊讶。身高1米8的滔天看到矮小、瘦弱的孙中山时，觉得他没有任何伟大之处，并且还“有点轻率，不够稳重”。见面时，孙中山刚刚起床，没漱口，也没洗脸。滔天有些迷茫，心想：“这个人能够肩负起四百余州(指中国－引者注)的命运吗?他能够身居四万万群众上掌握政权吗?帮助这个人能否完成我一生的志愿呢?”

谈话开始后不久，滔天对孙中山的看法就渐渐发生了变化。“他的谈话言简而意赅，并且句句贯义理。他的口才虽然不是很出色，但是决不矫揉造作，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感动、首肯。”滔天为自己见面之初的想法感到羞愧。

初次见面，滔天便非常直率地问到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和方法手段。孙中山真诚而热情地作答。滔天第一次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就深表理解并赞成。他写道：“孙逸仙实在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在我国人之中，像他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人?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从此时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了。”15年后，在重新回忆起这一幕时，滔天说：“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页。”

孙中山在谈话中提出了“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最高原则”，“避免灾祸的方法，只有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为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人，更为了世界人类”。通过长谈，滔天感到，孙中山的主张与他和弥藏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当时知道孙中山的中国人很少，日本人更是对其一无所知，滔天仍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孙中山。他更加坚定了为社会革命的理想奋斗终生的信念，决定全力支持孙中山，并确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

支持中国革命

宫崎滔天是一介平民，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多少财产。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不仅在情报、财物、武器等方面支援中国革命者，还在其他方面为中国革命尽其所有。

担当中国革命者的联络人

与孙中山见面后不久，滔天就把他介绍给关注中国革命的日本政治家犬养毅。犬养毅又把孙中山介绍给外相大隈重信和尾崎行雄等。当时，日本政府不允许外国流亡者住在东京。经犬养毅和大隈重信的多方活动，日本政府默许孙中山作为平山周的语言教师住在东京。孙中山的生活费则由企业家兼政治家的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捐赠。在他们的帮助下，孙中山才得以把日本作为基地，推动中国的革命活动。

1900年，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失败后，滔天悲愤难耐，也变得穷困潦倒。为了调节情绪，挣些生活费，滔天做了浪曲师(即吟游诗人)，但仍热心中国革命。他出版了《三十三年之梦》一书，详细记述他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当时，许多中国革命党人纷纷流亡日本，在东京各自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湖南长沙起义失败后，宋教仁和黄兴流亡日本，创办了宣传革命思想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并考虑建立革命团体。黄兴在日本生活很拮据。他想起了过去看过的《三十三年之梦》的作者宫崎滔天，便去寻找。滔天初次见到黄兴时，与初见孙中山的感觉一样，很快就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横滨。不久，他和黄兴在滔天的牵线下相识，就团结各个革命派别及成立中国同盟会等问题进行协商。

在滔天的介绍下，孙中山认识了黄兴、宋教仁、张继等革命党人。中国革命者实现了大团结，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这一过程中，宫崎滔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向日本人宣传中国革命

在支持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滔天发表文章和著书立说，积极向日本人宣传中国革命。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遭清政府的官吏诱捕，被关押在清朝驻英使馆。后来，靠友人康德黎的帮助重获自由。孙中山用英文写成《伦敦被难记》一书。1897年，孙中山结识滔天。次年，滔天成为福冈《九州日报》的记者。在滔天的建议下，《九州日报》以《清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幽囚录》为题，连载了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滔天还为该文撰写了编者按：“中国革命者孙逸仙以及其运动，在英美各国报纸上已经大大报道过。因此，几乎每一个国家都知道孙逸仙，但同文同种的日本却知之甚少。这不可避免地对邻国的状况有些过于冷淡。于是我在报纸上翻译介绍他的《伦敦被难记》，以及介绍中国的实情。”

这一宣传使孙中山被更多的日本人所

了解。该文连载后，孙中山结识了头山满、内田良平、平冈浩太郎和山田良政(后在惠州起义中战死)等九州籍民闻人士，还结识了后来为中国革命提供巨额经费的中野德次郎、岛田经一、安川敬一郎等九州大企业家。

《伦敦被难记》1911年才在中国出版，与日本相比晚了13年。所以，滔天在《九州日报》上连载《伦敦被难记》，不仅是向日本人介绍孙中山，同时也使旅日中国人更早地了解了孙中山。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发行了机关报《民报》。《民报》使用中文，宗旨是启蒙在日本的中国人的革命思想。滔天创办了报纸《革命评论》，与《民报》相呼应，向日本人介绍中国的革命情况。他在《革命评论》的创刊词中满怀热情地欢呼：“我们热望完全的和平，故欢迎其之根底的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够破坏社会腐败，更新开拓清新的新天地……”

《革命评论》第四号的头版刊登了孙中山的大幅照片，并配发滔天的《志士的风骨》一文，介绍孙中山的简历与人格。第七号以《支那革命殉难者小传》为题，刊登了史坚如、邹容、陈天华、吴樾等革命烈士的照片，并指出：“要求实现共和民权的支那革命者与专制的清王朝不共戴天，所以才会有志士的流血牺牲。”

1907年3月25日，《革命评论》停刊。虽然它只发行了半年，但在帮助日本人了解中国革命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革命评论》引起众多革命者的关注，频繁拜访《革命评论》编辑部的，除黄兴等同盟会会员外，还有刚从仙台医专学校(现东北大学医学部)退学来到东京打算弃医从文的鲁迅等人。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也曾写信对《革命评论》给予鼓励。

为中国革命者提供栖身之处

在支持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滔天的家成了革命者的避难所。由于自始至终坚持帮助中国革命，滔天经常处于赤贫状态。再加上原来住在熊本荒尾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搬到东京同住，生活变得更为清苦。滔天忙于革命活动，根本无暇顾及家计。妻子槌子既要筹划生计、教育孩子，还要照顾滔天带回家中的中国革命家。

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偿还高利贷的黄兴、孙中山等人，常常去滔天家暂避，然后重新投入革命。不论是中国的或是其他国家的革命者，滔天和家人总是热情招待。

1906年11月，宋教仁在滔天家养病。《宋教仁日记》中写道：“滔天的夫人前田氏，和蔼可亲，其家庭之乐甚足羡。”宋教仁在滔天家休养了近三个月。

黄兴的儿子一欧也在滔天家住过一段时间，被滔天一家人称为“欧坊”(“坊”在日语中是对小孩的昵称)。那时，黄一欧和龙介等人一起上学。一天，一欧在学校被同学取笑为“支那坊”(清国少爷)，一欧非常生气，与同学扭打后回家，向滔天夫妇哭诉说：“我不是‘支那坊’，因为我没有辫子，我没有过错。你们说是不是?”滔天和夫人一边安慰一边鼓励，以后按照黄兴的教子之法培养一欧，希望他也能够成为革命者。

对华友谊世代传承

1922年12月6日，滔天因肾病、心脏病、肝病并发逝世于东京，结束了他全力援助中国革命的动荡人生，时年51岁。12月8日，孙中山从上海给滔天的家人发来一份唁电。文字虽然简单，只有“痛失滔天盟兄”六个字，但充分表达了孙中山无以言表的巨大悲痛。

在宫崎家族中，滔天的哥哥民藏和弥藏，也同样对中国非常友好，积极支持中国革命。宫崎滔天的儿子龙介，侄子世民、世龙，孙女菇等都继承了滔天的事业，继续与中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积极促进中日友好。龙介一生都深爱着中国，临终时曾咏歌一首：“陈旧的瓶子，插着梅花一枝，放在鲁迅送来的挂轴边。”世民担任日中友协的理事长长达17年之久，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促进日中两国民间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世龙在朝日新闻社负责中国方面的报道三十年有余，退休后继续关注中国社会，留下一批高水准的论文。

孙权简介范文第2篇

孙叔敖为楚令尹①，一国②吏民皆来贺。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后来吊③。孙叔敖正衣冠而见之，谓老人曰：“楚王不知臣之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④，人尽来贺，子独后吊，岂有说乎?”父日：“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⑤。”孙叔敖再拜曰：“敬受命，愿闻余教。”父曰：“位已高意益下⑥，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孙叔敖对曰：“甚善，谨记之。”

选自《说苑·敬慎》)

【注释】

①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宰相。

②国：指都城。

③吊：吊唁。

④受吏民之垢：意即担任宰相一事，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

⑤患处之：灾祸就隐伏在那里。

⑥意益下：越发将自己看低。

【试题】

1．解释下列语句中加点的词语。

(1)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 )(2)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

2．阅读全文，简要概括孙叔敖采纳了老父哪三条谏言。

3．请仿照示例，补充一则与“纳言”相关的事例。(除甲、乙两文之外)(

示例：唐太宗善纳魏征良言，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参考答案】

1．(1)离开(背弃)；(2)厌恶(嫌弃)。

2．(1)位高意下；(2)官大心小；(3)禄厚不取。

3．(1)鲁庄公采纳曹刿的建议，取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2)楚王听取墨子的谏言，停止攻打宋国。(符合要求即可)

二：

30．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

① 冠白冠 ② 人尽来贺

③ 敬受命 ④ 心益小

31．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两个句子。

① 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

译文

② 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译文

32．文中那位“老父”对孙叔敖提出治楚“三策”的内容是什么?（用文中语句回答）

33．楚国令尹孙叔敖位高权重，可面对一普通“老父”却是先“正衣冠”后“再拜”，由此可见他是怎样一个人?请用自己的话简要概括。

参考答案

30．① 戴着；② 都；③ 指教，教诲；④ 看低自己。

31．① 因身份地位显赫而在人前非常傲气的人，百姓会离他而去。② 你小心保持这三点，足够用来治理楚国了。

32. 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

33.孙叔敖是个善于听从别人意见，并能虚心接受的好官员。答尊重老人不给分。

【孙叔敖简介】

孙叔敖（约前630－前593），蒍氏，名敖，字孙叔，春秋时期楚国期思（今河南固始）人，楚国名臣。在海子湖边被楚庄王举用，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国令尹（楚相），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持兴修了芍陂（今安丰塘），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

【译文】

孙叔敖作楚国的令尹，一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来祝贺。有一个老人，穿着麻布制的丧衣，戴着白色的丧帽，最后来吊丧。孙叔敖整理好衣帽出来接见了他，对老人说：“楚王不了解我没有才能，让我担任令尹这样的高官，人们都来祝贺，只有您来吊丧，莫不是有什么话要指教吧？”老人说：“是有话说。当了大官，对人骄傲，百姓就要离开他；职位高，又大权独揽，国君就会厌恶他；俸禄优厚，却不满足，祸患就可能加到他身上。”孙叔敖向老人拜了两拜，说：“我诚恳地接受您的指教，还想听听您其余的意见。”老人说：“地位越高，态度越谦虚；官职越大，处事越小心谨慎；俸禄已很丰厚，就不应索取分外财物。您严格地遵守这三条，就能够把楚国治理好。”

【简评】

孙权简介范文第3篇

关键词:孙科;第三条路;党统;特别委员会

1927年7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亦开始分共，此无疑是将以前国共合作时之种种推翻， 武汉政权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孙科作为武汉派中坚人物，为武汉政权摇旗呐喊，并为谋取国民党之 联合，积极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笔者即试图透过孙科之政治言论与活动，来体察彼时之政局与各方权 势之互动关系.

一、第三条路 经过多方布工和策划后，武汉国民党人觉得全面分共时机已经成熟，于7月15日下午召开国民党中 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讨论“分共”问题。汪精卫在会上作了以“分共”为主旨的报告。孙科极 力赞成此报告，并攻击中共和共产国际，“如果接收他们的训令，简直就是降俄!那么，三大政策变成了两 大政策?降俄!降共!”指出，“现在国民革命已经走到三叉点的歧路:一条路是向右转的，·····一条路是 向左转的，……向右转我们不愿，向左转此路不通，……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帜翔 7月17日，武汉国民党政委会军委会主席团召集第四集团军(唐生智部属)、第二方面军(程潜部属) 军事将领至中央党部训话。汪精卫、孙科、唐生智作了关于军事的重要报告，略谓要想实现孙中山之三民 主义，固须讨蒋，但不先分共，必难成功，并述所谓孙中山当初容共，及共现在反不容国之经过与喧宾夺主 之证据。孙科并谓如向左转，将陷共产危险(指受第三国际支配)，或向右转，将蹈蒋氏祖辙(指与帝国主 义者及军阀妥协)，故惟有继续的努力“向前进”。川 19日，孙科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国民革命唯一之路》一文，对其所言之“三条穿详加阐释，以为蒋 介石之右转，共产党之左转，皆是绝路，惟有武汉政府所坚持遵循的三民主义之路，乃国民革命成功之唯一大道.

孙科所谓的第一条路，即是蒋介石已经走向的“向右急转直到法西士蒂的路”。孙科斥责蒋介石同帝 国主义、买办军阀妥协。“如果任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的基础永久存在，同时又压抑农工使不能抬 起头来，则将来中国的政权，必然的落在一般【班]洋奴资产阶级的手上。那末，不独是国家民族独立自由 之期望不能达到，各阶级共治的民主政治不能实现，而一般穷苦农工的生计，也因为还受到列强政治经济 势力的压迫，仍不能得相当的改进。这是和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的，我们决不肯走向这一条路”.

第二条路是共产党主张的“向左急转直到波尔斯维克的路”，孙科认为，“最近第三国际训令中国共产 党，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又有所谓农工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理论。但是我们已经晓得这些都不 过是共产党的一种暂时的策略，不过是想借此联络民众，来夺取政权，以实施他们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建 立一个波尔斯维克制国家的企图”。“其结果必激起全国的大反动大屠杀，旧的经济基础既摧毁无余，新 的经济基础一时又不能建立，这时全国大乱，更易为帝国主义的武力所压伏，而陷国民革命于失败之路.

所以共产党这一条路，不独是违反三民主义，而且简直是一条绝路”.

第三条路即孙中山所指引的，用国民党做唯一革命领导的“三民主义这条大路”，共分军政、训政、宪 政三个阶段。孙科着重强调，中国革命的最迫切问题只有在第二期，即肃清帝国主义、军阀势力以及中国 统一之后才能解决。“在经济方面，则要用国家的力量，发达国家资本，建设国家经济的基础，使中国走上 新工业的道路，而新工业之利益则归之全国民众。一面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办法，防止大资本家大 地主之发生。关于土地问题，则由政府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地价税法，把土地不必经过 农民的暴动，而用政治的法律的方法，把土地作公平的分配，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样便于工作可以 得着民生问题的全盘的解决”。唯有实现前两个阶段的的各项宗旨，方能进人第三期宪政时期.

由孙科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认为第一条路是法西斯之路，会压伏中国国民革命;第二条路是破坏而 不能建设的社会主义之路，有大乱的危险;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唯有等到第三条路的第二阶段即国民党 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统一之日去解决。而此时政局的具体情况是，北伐军已经收兵，孙传芳和张作霖却猖狂 进攻，实现全国统一，在时人看来是遥遥无期的事。质言之，孙科所提出的‘第三条穿主张只能是一种空洞 无力的妄谈，实是慑于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地位之稳固及蒋介石武力之强横，欲极力维护广大民众对于政 府的信赖，便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这面大旗，以为进阶之路，标榜武汉所奉行的“真正三民主义之路”是唯一 正途，为其分共讨蒋作解释，希望藉此先则清除共产党，安抚摇动之军心，进而东征讨蒋，收束南京政府.

武汉政府应对时局之策正是循此路而行，为限制工农运动，由孙科向政治委员会提议，决议如下:“民 众劳动运动，其它之机关，在改革未竣事以前，停止一切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各机关，湖北省党部改组 委员会之各机关，为指导民众，而加以周到之注意。”切声称各省县农工运动违反中央训令，发生错误，通令 各省县工农及各民众团体应归各省县党部指挥监管，而同时又告诫各界人等不得妨害农工团体之运动.

实欲一面挽回民众同情，一面与南京政府反抗，至少亦可以汉宁合并改组为调停基础.

台湾学者蒋永敬认为“第三条路”是鲍罗廷及中共方面拉拢汪精卫、唐生智所要用来达成东征讨蒋的 途径，至于“分共”的声明不过是一种掩护，藉以平息内外部反共的压力。l’J刚这主要是针对武汉政府在分 共前期对共产党实施“优容”政策，并未“武力清党”。此应是成见之说，因共产党之“七一三宣言”和武汉 国民党之“七一五政变”，使得两党势同水火，已无合作的可能。即使共产国际方面的宣传，也称武汉政府 为反革命，而令共产党脱离之.

武汉政府于7月26日正式决定自各机关中排除共产党人。29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张发奎、黄 琪翔、朱培德等出席庐山会议，计议分共办法。孙科坚决主张以武力裁制共产党，但张发奎反对此议，因 其部属贺龙之第二十军及第十一军之叶挺二十四师整个是在共产党手中，且贺、叶之军队已离开南昌，不 受指挥，如以武力驱共，张必损失颇重。孙科的提议最终没有通过。国”翎孙科并提出若干主张，如查封九 江市党部、九江国民新闻报、九江书店、通缉九江总工会负资人及军队清党办法等，均一一通过。可见孙科 此时已成为武汉反共之中心人物。咖以·旧8月1日，贺龙、叶挺率部在南昌起义。孙科反共的意志，遂愈趋 坚决，他与汪精卫、朱培德集议，决定全面清党分共。3日，孙科对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共产党已实 行破坏国民革命，实行反革命的勾当，中央从此不但要严厉的限制他们，并且已同他们进入战斗时期”。”扔19.，助 二、党统之争 7月14日，冯玉祥与徐谦、孔祥熙等通电宁汉，提议召开开封会议，以讨论合作之事。是日，冯复通 电，曰:“现双方俱觉本党须由本党同志主持，所有以前藉本党之名而并灭本

党者，已经解除职务，则意见 实已一致，请即恢复原日局面，统一中央;或按原议，政府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等省党务政 治。川淞，4” 冯玉祥此时以“中流砒柱”自居，热衷于做宁汉间之调人，意在增高其地位与声望。他派其外交处长 简又文赴汉劝说，但武汉方面反映冷淡。据汪精卫24日回复冯玉祥之电文，言称“于蒋只有公愤，别无私 仇。前电拳拳，惟在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不可失坠，此必以死争”。例按汪氏此态度，武汉为真中央，南 京为伪政府，政策尽可变更，惟法统不可让却，必须倒蒋，并倒宁政府.

代表武汉态度者，汪精卫而外，当推孙科，而孙反对与蒋言和最力，称蒋氏本人决为一独裁之专政者，惟 “蒋中正之必须打倒，革命才能统一，党权才能提高巩固，三民主义的国家才有实现的希望与可能”。’川孙科 与唐生智21日会晤访谈者时郑重声称，蒋介石为反革命者，反对与之和解，如欲整肃党权，非排除蒋不可.

孙科又谓绝无与任何军阀领袖其不承认武汉国民政府权威者有言和之动机，是其视冯玉祥已等同宁蒋。‘川 武汉分共，已懈下游军心之反对，而同时亦减上游军队之敌汽。孙科之言，支配时局之效力岂能长久? 南京方面，亦因冯玉祥坐视第一集团军班师时为孙传芳所乘造成的严重危机而不救，对冯深感失望， 故对冯氏召开开封会议之议，也不接受，仍攻击武汉汪精卫、孙科、徐谦等，谓其反共系依苏俄策略，改换 面目，以退为进，而倒蒋纯为个人私怨。南京政府治下各级党部亦纷纷电请讨伐武汉，痛骂汪、孙“受卢布 之豢养，作帝国之走狗”，要求立即将二人开除党籍，下令通缉，藉维党纪。‘lZJ 汪精卫、孙科等既与宁方不能相容，便和蛰居上海的许崇智密商汉沪两派合作的办法，希望通过许氏 的关系，而与西山会议派切取联系，以期将来在国民党内占有领导地位.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虽导源于联俄容共，而领袖间权位的争夺，亦为重要的原因。因此，尽管武汉方 面实行分共，与南京取得一致，冯玉祥也起来提议宁汉合作，但是宁汉之争却未就此平息。汪精卫、孙科 电劝李济深，与武汉政府联合倒蒋。【131第四军、第十一军亦陆续开到九江，向南京通迫。另一方面，南京政 府以招商局船名义物送约三千兵士于芜湖，后续部队亦在输送中。’141宁汉冲突的可能性，反渐趋紧张.

动荡时局往往瞬息万变，适北伐军津浦线败挫，陇海线势军通迫冯军，加之前有南昌事件，使宁汉妥 协声浪陡然增高.

冯玉祥与武汉派间的联络渐趋密切，汉方8月3日电洛，主张开诚相商，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及监察 委员大会，傅进行讨共及对北战事。洛方4日将此电转宁。宁方以武汉方面开始分共，尊重国民党党纲 为由，与汉方设法接近，8日由李宗仁等11人致电汉方，蒋介石亦列名，却位于李宗仁、白崇禧之后，可以 想见南京内部已发生某种变化—权力的此消彼长。电文称“共党全退出党部，则党之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开一中央全会，以促大会之进行，早望彻底整理，自亦宜之”。【l淞旧10日，汉方汪精卫、谭延 阎、孙科等复电南京李宗仁等，称“现在武汉之中央党部及政府实为党国之最高机关，万不能以不谦于供 职之个人之故，遂并机关而否认之。……诚使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能开，则不但个人负贵问题，即机关改 组问题，亦可于此解决”。’16lrel林旧南方各派，至是大有回复当初目的之观，而谋一致团结再行促进北伐之 势。惟汉方为法统之争，对蒋仍不能相容。在庐山会议上，汉方已主张蒋介石如不犯按，则武汉不再进军.

武汉之意，在驱蒋而与宁方妥协，拟乘最近南京将领对蒋颇多不满之时，由内部拆其台，使蒋势力自成瓦 解。而外界亦风传，汉方对蒋或另有办法，于其现在地位，将有变更，然后再合各方，以团结内部。‘切几日 后，即有桂系通迫蒋氏下野的事实发生.

蒋氏之倒，数年来受蒋压制的粤籍各派人物亦出力甚多。孙科在汉，许崇智在沪，成勾陈之势，暗谋 倒蒋。早先蒋介石为独揽军权而倒许，故许深恨蒋，而蒋于南京开府起胡而不起许，其原因亦多为此。许 祟智一面与孙科通消息，一面与李济深通信使(许资格甚老，李济深曾为所部师长)，并谋汉粤两方联合， 而蒋之基础，遂以动摇。‘l8] 汉宁合作之事已提上日程，国民党统一似指日可待。然双方为在联合政府中占据有利地位，仍是丝 毫不敢松懈，孙科除以北伐、反帝之号召争取民众支持外，更用“是已非人”之政治人物惯用手段，指斥南 京政府官僚腐化、党权沦落，为汉方之党统合法性添增政治筹码。‘191 三、特别委员会 武汉政府于8月19日第25次中央扩大常务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赞国民党总部克日迁都南京，政治诸 间题留待9月15日到南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议决，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将国民党分 裂责任全归之于“蒋中正等在南京自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陷本党于分裂”。浏 22日，宁汉双方在九江商谈迁都及军政事宜，决定孙科、谭延阎作为汉方代表先偕同李宗仁赴宁恰谈 合作事宜。因孙科彼时被认作是武汉政府内反共最坚决者，谭延阎在国民党内资历甚老，较有威望，此二 人为宁沪两方最易接受的人选。孙、谭由得而宁而沪，为汉宁沪合作，积极斡旋.

在孙科、谭延阎随同李宗仁由九江乘决川舰赴宁后之8月25日，有孙传芳部偷渡龙潭图袭南京之变 发生。宁方至危机时，几不能堪，急电唐生智速派部来援。唐置电不覆。李宗仁托孙、谭电请，又不覆.

唐并以东征名义速兵东下，自称克复皖局，逐省政府，而代以何键等。唐生智部节节东下，有袭宁模样，一 时颇引起桂军之疑虑，幸孙、谭左右其中，劝李暂为含忍，始得相安。。1]此次战役，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 钦率部合力奋击之下，于30日尽歼孙部主力，造成“龙潭之捷”，使南京转危为安，且对当时进行中的宁沪 汉三方合作谈判，亦具重大影响，迫各方速合，共同迎敌.

经此事件，孙科益觉唐之权利地盘观念，尤重于蒋，且近来唐渐形跋也，若羽翼一成，更难对付，因之 急望对宁调和。孙、谭与宁方何、李诸要人谈话，对津浦路反攻认为必要之举，决将上游军队调遣六万加 人皖北作战，对清党运动双方尤为一致，决仍继续进行。孙、谭认为武汉政府所发皓(19日)电，字句颇欠 斟酌，对何、李、白表示歉意，并转致沪宁诸人万勿怀疑，圈以妥协态度对宁方极力拉拢。30日，孙科、谭延 阁致电汪精卫，“弟意宜与(李何白)以好感，一切皆易解决”。“湘19锄而孙科对于冯玉祥游走两端，故作姿 态，颇娜夷之，是以对宁趋重于撇开洛冯之调停，而收自然的妥协态度. 李宗仁以为欲在南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及组织政府，必须邀请宁方已离职赴沪的委员吴稚晖、胡汉 民、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回参加，方足以符宁汉合作之旨。孙、谭完全同意，声称此来目的即是请胡、 吴等五委员参加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并与其他要人，如张继等交换关于党的意见。孙科并谓，党的问题， 当由党本身解决，对胡汉民、李石曾、蔡元培等，决不愿其乘时退休，胡等亦不宜对党放弃责任。训 孙科、谭延阎9月3日抵沪，次日约集此间各方面之重要人物，劝告从速举行会议，解决党内重要事 件。5日，孙科、谭延阎会胡汉民邀其回南京，并称愿对蒋消除意见，望其重出，反遭胡斥责:“四次全体会 议万不能开，汉方亦无主持会议可能，因其多卖党罪人应受党员公开裁判，安有资格列席!”彼此不欢而 散。同日，孙、谭在伍朝枢宅会晤蔡元培、李石曾，商谈执监大会事。后又与邹鲁、许崇智等益次谈话，主 张集合三方人员彻底研究大团结办法。网 宁汉沪三方的正式谈话会，于n日在上海伍朝枢寓所举行，除胡汉民、蒋介石未参加外，所有在国民党 资历较深、名望较著者，均聚首一堂。在第一次谈话会中，孙科按汉方本意，提出统一党务办法案，主张

组织 “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关于特委会的产生，则由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之。此前汪精卫即坚持 认为:‘诚使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能开，则不但个人负责问题，即机关改组问题，亦可于此解决。此方为正当 解决根本解决也。由此会议可以产生真能统一全国之政府，则一切分崩离析之现象，完全消灭。” 一若照此方案，则沪方诸人均非武汉方面所承认之中央执监委员，势将被摒弃于会外，无由参与权力分配.

各方对汪精卫之意图自有清楚认识，西山会议派即批驳汪精卫“高唱所谓第四次中央全体执行委员 会，何尝真为党为法统之争，实则别有用心。”~言称国民党自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分立而后，早已无法统可言，只能就事实以谋党之统一.

宁沪两方多数均反对由第四次全体大会决议产生特委会，认为有承认武汉法统之嫌。因意见相左， 汪精卫、蔡元培、许崇智均曾一度激昂，几使会议中断。经孙科提议，最后折衷方案系将第四次全体会议 改为临时执监委员会议，由宁汉沪三方中央分别开会，推举要员，组成一特别委员会。这在党章上说得过， 而无承认汉方法统形迹。至所谓特别委员会，系由特别委员30人组织之，另有候补委员9人。其中委员 名义上由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各推代表六人，计18人，再合军事巨头及党内元老凑足人数。圈后特委会 又加白崇禧、何应钦，增至32人.

对于由临时执监委员会产生的特委会，汪精卫“表示消极”。囚仍”但因此方案既得大部分代表的同意， 且提出者孙科为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卫无退路，只得表面上勉强同意.

特委会的组织，表面上是清党后的国民党各派大团结，西山会议派以其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在此新 的大团结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原为西山会议派的死敌。且宁方实力派(桂系、何应钦)欲 主掌军事，汪则毫无凭恃，无法统驭全局，自不能坐视不理。13日，汪精卫在宋子文寓所召集武汉派开秘 密会议。会上，孙科、谭延阎力陈舍组织特委会外，别无他途可循;陈公博、顾孟余则以为特委会乃桂系与 西山派为打破武汉合法法统，以偷梁换柱手法，窃取党政军大权的阴谋，且于法无据，万不可参与其间.

孙科之特委会提议已使汪精卫主张深受打击，而西山会议派又高谈汪必须下野的论调，汪氏进退失据，孤 掌难鸣，遂发表引退通电，“陈防共过迟，请处分”。侧 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19日特委会第三次大会议决，“以前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 (指宁汉沪三中央党部及宁汉两政府)应即合并本会所组织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其所属各机关应即移 交，由本会分会。””胭山吧O日，宁汉沪三方合流之国民政府成立，武汉国民政府正式结束。孙科被特委会 任命为财政部长.

汪精卫认为孙科、谭延I’N背叛了他，他说:“见了孙科同志提出特别委员会的主张，我气极了，我便退 席，我便离开上海。”孙科却谓汪早就同愈许崇智所提组织特委会的主张。孙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 自本年(1927年)八月初，许汝为(崇智)同志以宁汉两方均已一致清党，故曾致函汪精卫先生，主张本 党同志应一致团结，以完成国民革命。其书中曾提出三种解决方式:一为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产生之 执监会议;二为召集粤沪两方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之新旧执监委员会议;三为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汪 先生对此项意见，以为援引廖仲恺案，广东曾有特委会之组织，故于第三条确予赞同。”2，~ 汪精卫对于特委会的反复，是因为特委会产生办法由四中全会改为临时执监会议，而引致大批西山 会议派成员加人，使汪的权力大受限制。原本希望在蒋介石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精卫，在特委会成 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如西山会议派等，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 望，便率先发出反对特委会的呼声.

特别委员会是以桂系、西山会议派和武汉方面的谭延阁、孙科为中心，在排斥了蒋介石，剥夺了汪精 卫“合法”领袖地位结成的一个不稳固的联合，藉以消除各方的歧见，使能在安定的状态下过渡到国民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作为特委会之倡议者，孙科的用意固非不善，因特委会 的成立与国民政府的改组，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自1925年底以来之分裂状态。但由于特委会本身存在 着无法克服的困难，无法达成国民党党务统一与团结的任务。第一，特委会的成立，在国民党党章中没有 法理的依据;第二，未能获得宁方实力委员与元老委员的谅解与支持;第三，汪精卫、蒋介石两系人物的反 对。在此种情势之下，特别委员会无法发挥其领导效能，致使国民党内部纠纷益繁，冲突益深，国民党又 面临着一新的危机.

四、结语 “七一五政变”后，孙科抛弃左派立场，与共产党划清界限，成为武汉政权反共之中心人物，并以‘第三 条路”理论为自己和武汉政权开脱。孙科主张分共的根本原因在于与共产党的理念不合及革命主导权的 争夺。而为促成国民党各派力t的统一和争取在重新组合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获得一有利地位，孙科驰 驱奔走于技宁沪间，促使各方捐弃成见，团结合作，可谓功不可没。但因其提出特别委员会之妥协办法， 而被汪精卫视为叛徒，唐生智派亦低孙科赴沪后私心自用，以做官为合作，与汉方本意违背。“”这自是站 在个人立场各说各话.

孙科深信中国的最佳政治格局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国民革命及建设必要贯彻文主武从之 政治，集大权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以对蒋介石恃武力压伏党权至表不满，视其为独裁专政者，国民革命 之最大障碍。在武汉分共后为争汉方之法统，更是必欲去蒋而后快。二人之间的矛盾，既有思想、政见上 的分歧，也有争权夺利的因素—孙科将个人反蒋目的转化成宁汉双方的革命合法性之争，以收获政治利益。然孙科毕竟只是一无武力凭藉的政客，在军事性格突出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故其一直寻求依附的军事力里，在宁汉对峙时颇借重于唐生智，待到发觉唐之权利地盘观念，尤重于蒋， 若羽冀一成，更难对付，因而对宁急望调和，转与桂系接洽。可见政坛角逐重在输燕次在是非，盟友与敌 人，立场关系只一转念间，主义、政见往往只是幌子，一切唯以实利为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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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简介范文第4篇

个性名片：饱学多识，八面玲珑，大直若曲，道固委蛇。

人物简介：西汉初期儒家学者，官至太子太傅，曾协助

汉高祖制订汉朝的宫廷礼仪。

儒家学者叔孙通浪迹于战乱纷纷的秦汉之交，在职场上不但做到了游刃有余、善始善终，“伴君如伴虎”的他一生竟服侍了秦二世、楚怀王、楚霸王、汉高祖等多位帝王并终成荣名，而且谈笑间把儒学思想光大，被司马迁誉其为“汉家儒宗”。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人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职场hold住哥，权通变达与耐得住寂寞就是他高超的处世艺术。

在职场混的人，大都不缺乏能力，缺乏的是背景机遇，草根出身的叔孙通同样如此。他早期侍秦，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咸阳后，秦二世征集所有儒生，商讨对策。除了叔孙通外，其他人均据实回报。秦二世把其他儒生处罚，而正式委任叔孙通为博士。叔孙通在回答秦二世的询问时阿意逢迎，引起了同僚的不满。叔孙通表示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随后，他逃亡回家乡投奔项梁，之后，跟随楚怀王、项羽。期间，他经历了项家军由小到大的辉煌时期。只是，耐人寻味的是叔孙通在楚国的这段经历好像没有多少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甚至让人很难了解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可以想见的是这时的叔孙通是孤独寂寞的，他也一定在认真思索当前的新上司是个什么样的人、项羽能有多大作为。或许在一般俗人看来，此时楚巨鹿之战进而荡平天下，项羽分封天下进而称霸诸侯，已是天下无敌了，可叔孙通却选择了将沉默进行到底，真是耐得住寂寞啊。

后期归汉，该是叔孙通最好的选择了。在职场上，很多人看似聪明，实质是很傻的，就如同大家争论叔孙通为什么要选择刘邦，没必要罗列太多理由。其实，有些事情看起来复杂实则是最简单的，譬如，我们平时开会，往往场合越正规参与人越多会议的内容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往往是在场合不正规参与人极少的情形下进行的，叔孙通投奔刘邦也如此。

孙权简介范文第5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国务院首席智库，拥有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高素质的专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开展了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和前瞻性的大量研究。对于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一直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在国内和国际上，也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近几年跟世界银行联合完成了几个关于中国的综合性的研究报告，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对全国的智库进行了排名，把智库的工作领域分成八个领域，根据他们的评选结果，在这八个领域当中有六个领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处于完全的、遥遥领先的地位。

李嘉诚先生是享誉全球最卓越的华人楷模，李先生出于对教育、医疗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用他的1/3的财产建立了李嘉诚基金会。我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他跟我充满感情地说：“我的资产分给了我的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还有基金会。”他长期坚守核心价值，奉献社会公益，赢得了社会的高度好评。这些年，李嘉诚基金会都致力于科技创新的推广，这更体现了李嘉诚先生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

我和李嘉诚基金会在它成立以来就有了很多的联系和接触以及合作。

孙冶方基金会也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跟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一共颁发了15届经济科学奖，许多获奖者已经成为当今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上面的领导者，比如当今的总理，当今的央行行长、当今的财政部长等等，也是多次获奖。有的已经成为各个教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带头人。

今年我们又开设了一个新的奖叫做孙冶方金融创新奖。主要的目的要推动当前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今天讲的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也经常结合在一起的，而金融创新是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也是我们这一次孙冶方基金会为什么两次都全力支持“科技夹子”这个活动的原因。

邓小平过去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李嘉诚先生也说，今天不少创新科技的起点往往源于一股渴求、开创、变革的冲动，我相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将会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开拓更加广泛的天地。

李嘉诚先生最欣赏《小王子》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一句话，说如果要建造一艘轮船，关键不是要发号施令、收集木头、分工细作，而是要启发大家对扬帆出海的无穷向往。

今天在这里将要介绍七个令人无比惊叹的科技创新的项目，但是更重要的不是介绍项目的本身，而是要激起人们对科技创新的无穷向往。

【孙冶方基金会简介】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简称孙冶方基金会，英文名称：SUN YEFANG FOUNDATION），是为了纪念我国卓越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鼓励和推出新人，繁荣我国经济科学事业，由薄一波、姚依林、谷牧、张劲夫、荣毅仁、薛暮桥、汪道涵、许涤新、于光远、李人俊、梅益、徐雪寒、孙晓、马洪、刘国光、孙尚清等55人发起，于1983年6月成立的。原名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1995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及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改称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