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发言稿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耶稣会士 手稿 成语 官话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入华，为布道而编纂一些工具书，是为汉外双语或多语词典之滥觞。（董海樱 2003）第一部中外合璧的字典为1575年到达福建沿海的西班牙奥斯定会会士拉达（M.de Rada）根据闽南话用西班牙文编著的《华语韵编》。（吴梦雪 2000：6）从1575年至1800年的二百余年间，西人编写的外汉/汉外字典达65种之多。这些字典大部分为未付梓的手稿，经辗转誊抄，有50多种抄写本一直保存至今。（王立达 1959：127）西人（主要为在华耶稣会士）早期编写的语文手稿从现代辞书编纂的角度看，多编写粗疏，不成系统，仅仅称得上是一些词汇集；此时期的汉语语法书的编纂也大率如此（张西平 2003）。早期西人编写的词典手稿传世无多，对于这些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尤显重要。[1]笔者发掘出的《四字文笺注》（以下简称《四字文》）一书为清前期西人语文手稿，已具汉外词典雏形，后经整理作为汉语教科书于英国出版。本文首先着力考证《四字文》原手稿年份，之后拟从手稿中的四字成语条目、汉字西文注音以及大量非词汇性四字短语条目等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其于汉语语言研究的价值。[2]

一、书稿考辨

（一）版本样式及主要内容

《四字文》1854年版正本现藏澳门民政总署大楼图书馆，全一册。采用石版印刷术将手稿印于蓝色纸上，字迹清晰。[3]黄色织锦封面，上绣英文主题：CHINESE MANUAL（按：汉译为“汉语教科书”）。首页总题CHINESE MANUAL之下为墨笔“四字文笺注”，左右侧分别为其罗马字注音SSE TSE OUEN TSIEN TCHOU及书名英译FOUR WORDS LITERATURE （with） COMMENTARY （or）EXPLICATION。下半部印有法语书名。底部为出版事项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54。首页后依次为致辞页、前言、法国东方语言学院1847―1848年度课程介绍、正文等。

正文共75页，收四字语1463条。每页左侧一栏为四字词语条目，每一个汉字下方设西文罗马字注音，右侧一栏为法语、英语译文。全书排版整齐，但汉字书写稍嫌稚拙，显见誊写者为并不谙习汉字的西人。[4]该书除以英译代替原稿中的拉丁文译文，编写者在誊写过程中力求保持手稿原貌，即使遇到明显的错谬之处，编者也未做改动。比如条目“既这是等”，编者没有直接改为“既是这等”，只是在原条目上方用数字标出正确的字序为“1324”。是以原稿的真实面貌在出版时得以完整再现。原稿作者没有按照汉字部首或音韵排序，但对条目的编排还是颇为用心的，规律之一便是将用法或意思相关的条目编排在一起，无形中为很多近义词语做了归类。如（下划线者）：十分闷倦、十分倦怠、力倦神疲；十分宠爱、这等错爱、如此宠眷、可谓溺爱；日有烦恼、心下气闷、所以焦虑、纵有恼恶等等。

（二）书稿溯源

《四字文》前言所能提供的有关原稿作者的线索十分有限，如：1）前言作者（署名Henry Edward John Stanley， 1827―1903）提及：“相信这部短语集的原作者是某位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经年累月搜集到大量汉语短语并终将其整理成一部集子，且用西文字母为每一个汉字注音，标注的读音为北京话发音，这种发音为当时中国的官员、学者等各阶层人士所共通”[5]； 2） 原始手稿中的每条中文短语均配有拉丁语和法语译文，1854年出版时编辑将拉丁语译文改为英语译文； 3） 原稿作者为统一与方便计，以四字为限搜集短语，导致很多条目辞不达意，如“被叫不过”“交太广了”等。但前言作者仍十分肯定这本书的出版价值，认为它不仅是19世纪赴华外国官员、商人不可或缺的词典，亦是英国本土汉学发轫期急需的一本汉语教材。[6]

以上线索指该书为法国耶稣会士所著，注音为北京话发音。的确，书中多个条目涉及北京，如“在京选官”“征召入京”“进京赴命”“出京回家”等，“京”字均译为Peking；多个儿化词语如“七八碟儿”“揭开匣儿”“哈巴狗儿”“没此事儿”“这个话儿”“绣花针儿”“颇有此儿”（“儿”字均独立注音为eulh^），说明作者与北京关系非同一般，对北京话甚是稔熟。循着“对北京话极为熟悉的法国耶稣会士”这一线索追溯耶稣会入华传教史，据费赖之（Louis Pfister） 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和荣振华（Joseph Dehergne）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两书的记载，在1688年白晋等大批法国耶稣会士抵达北京之前，正式列入“法国耶稣会士”名单且在北京停留过的法国耶稣会士仅有金弥格、方德望、汪儒望、聂仲迁、穆迪我和穆格我六人。这六人中除穆格我曾在北京待过六年，其他几人或“在京投于狱”，或“居京不久即行”，或“居数月”，皆未能在京久留。这也即说明穆格我应是第一位在北京居住过多年的法国耶稣会士，有学习和掌握北京话的可能。进一步说，从穆格我开始，之后的任何一位法国耶稣会士都有可能是我们所论书稿的作者，但穆格我从年份上算是最早的。据此，以穆格我入华时间1657年为起点，可推断手稿至早不会完成于17世纪中期之前。

书稿至迟完成于何时？所幸，美国国会图书馆亦藏有《四字文》一书，其索引附识提供了一条线索：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y Cordier，1849―1925）在其所编著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eca Sinica，1878―1895）中对该书做了著录。考狄指此书为中文成语汇编，原手抄稿属法国外方传教会教士Artus de Lionne，Rosalie主教所有，其后为18世纪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guignes， 1721―1800）的儿子小德经（C.L.J. Deguignes， 1759―1845）的私人珍藏。仔细查对《西人论中国书目》原文，这两条线索并非出自考狄本人，而是考狄参考了法国汉学家颇节G. Pauthier（1801―1873）的著作Vindiciae Sinicae（按：Paris， 1842年版）。[7]Artus de Lionne，Rosalie主教中文名为梁弘仁（1655―1713），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689年到达中国，1702年返回巴黎。1696年教皇英诺森任命梁弘仁为Rosalie主教，两天后又任命其为四川宗座代牧。（许明龙 2004：8）书稿曾属梁弘仁所有，意味着书稿在梁氏逝前已存世，据此可推算手稿完成不应晚于18世纪初，即1713年之前。综上所述，该书手稿应完成于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初之间。

二、研究价值

（一）四字成语

该书的汉语书名为“四字文笺注”。一般来讲，书面用语谓“文”，“四字文”带有明显的书面语辞色彩；“笺注”一词则来自汉语传统训诂学。单从题目看，著者要搜集的是汉语书面语中（或口语中排除土语要素而加进文言韵味的高级交际用语）以四字为单位且凝结程度较高的文辞，再用西文疏通词义。其编写目的应是用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远未达到汉语研究的程度）。这与耶稣会士自入华以来便形成的重视汉语书面语读写、官话（而非方言）的学习传统是一脉相承的。[8]但由于作者对汉语的认识不够精深，所搜集的条目并非都来自书面语，有很多条目即为日常口语。但这些日常口语，倒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不啻为意外收获。

1463个条目（重复、个别字迹漫漶不辨者除外）可分两大类，前者为凝结程度较高的四字语，多为书面语并带有文言色彩（以下简称“四字语” 类）；后者为自由词组，有些甚至就是完整的短句，具白话或口语色彩（以下简称“四字句” 类），书中大部分条目属于此类。

“四字语”类中多为凝固性较强的四字书面语，文言色彩明显，如：

谨当如教、孰此请行、烦为指教、谨领台命、谨遵教命、指教一二、向日有劳、多多拜上、适蒙见教

感蒙厚情、万望方便、望为助力、已蒙征召、正来告禀、送座献茶、感激不尽、小弟量窄、整衣端肃

整衣束带、整冠束带、年迈身衰、磨墨舒纸、刀枪剑戟、剜心剖腹、弓弩叉戟、孟秋朔日、君正臣贤

顶盔贯甲、弃道从释、舍家弃子、一模一样、避富如仇、感蒙至爱、援笔立就、人逢喜事、明明白白

端端正正、恼恼闷闷、斯斯文文、隐隐暗暗、谦谦逊逊、耽耽阁阁、热气腾腾、怪哉怪哉、甚好甚好

此类“四字语”虽具词汇凝结性，但还不具熟语的性质，未见得有太高的研究价值，而“四字语”中带有熟语性质的四字成语类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成语的早期样貌，值得深入探讨。我们将该书条目与《汉语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比对，其中与《汉语成语大辞典》中的成语[9]条目完全一致的有如下42条：

大惊小怪、宽宏大量、爱财如命、错落有致、一举两得、进退两难、贪赃坏法、垂头丧气、如花似玉

沉鱼落雁、花容月貌、虎入羊群、鸟尽弓藏、年深日久、吉日良辰、探囊取物、以管窥天、人喊马嘶

一窍不通、肝胆相向、东躲、水秀山青、安营下寨、旁若无人、改邪归正、一望而知、不假思索

席地而坐、油嘴油舌、坐井观天、肺腑之言、尽心竭力、罪恶滔天、出类拔萃、络绎不绝、素不相识

妄自尊大、将计就计、手舞足蹈、恼羞变怒、与众不同、水泄不通

与《汉语成语大辞典》中的成语条目意义相同或接近，但用字稍有差异的有如下26条（括号里为《汉语成语大辞典》中所收正条目或副条目）：

听天所命（听天任命/听天委命/听天由命/听天安命）、无束无拘（无拘无束）

不顾好歹/不管好歹（不知好歹）、济困扶危（扶危济困）、比众不同（与众不同）

借势陷人（仗势欺人）、才美兼全（才貌双全）、月貌花容（花容月貌）

牙齿伶俐（伶牙俐齿）、潜踪隐迹（潜德隐行）、藏头遮眼（藏头亢脑）

如行平地（如履平地）、眼空四海（目空一切）、日暖风和（风和日暖）

改换姓名（改名换姓）、嬉笑谩骂（嬉笑怒骂）、百口无辞（百口莫辩/百口难分）

思前虑后（思前想后/思前算后）、尸横满地（尸横遍野）、顿然醒悟（翻然悔悟）

上天下地（上天入地）、不能自止（不能自已）、不分皂白（不察皂白）

惊喜欲狂（惊喜交集/惊喜交加）、半步难行（寸步难行）

对汉语成语做语源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宋无名氏的《释常谈》。（张铁文 1999）最早专设“成语”类并指明出处的词典为清钱大昕（1728―1804）所撰《恒言录》。同时期翟灏（1736―1788）的《通俗编》亦对当时口头或书面常用的成语（如“画蛇添足”“打草惊蛇”）有所收辑（刘叶秋 1983：157―163）。《恒言录》《通俗编》为中国本土学者所撰，大致成书于乾隆年间，至其时，传教士词典的编纂历史已逾两个世纪。朱凤（2005）指出，马礼逊六卷本《华英字典》（1815―1823）中收集了53个成语，比1908年《辞源》对成语的辑录早了一百多年。而本文考释的《四字文》共收成语68个，较国人《恒言录》《通俗编》完成的时间为早，数量比马礼逊《华英字典》多且时间还要早一百多年。这样算来，《四字文》乃西人早期语文手稿中最早关注汉语成语的词汇集，于汉外词典编纂史中开辑录成语并西译之先河，在汉语成语的研究史中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

（二）清前期北京官话音

官话为明清时期汉民族共同语。汉语中的“官”乃“官府、官员”之义，“官话”本指官府中各级官吏使用的语言。“官话”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代文献，常与地方方言对举。（张玉来 2010）明末来华传教士对官话早有认识，《利玛窦中国札记》有言：“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行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u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10]据上文考辨，《四字文》书稿大致完成于清康熙年间，且前文所示《四字文》前言作者曾指出书中每一个汉字“标注的读音为北京话发音，这种发音为当时中国的官员、学者等各阶层人士所共通”，说明该书记录的词语应来自清代官话，其注音所依据的应是清前期北京地区的官话音。

近二十多年来，明清音特别是明清官话音的研究成为音韵学的热点之一。明清音韵学代表性资料《洪武正韵》《韵略易通》《西儒耳目资》《五方元音》等专书的研究都更明确地围绕一个中心，即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鲁国尧 2011）至于研究清代前期官话音可依据的中土音韵材料有《五方元音》《音韵阐微》《诗词通韵》等（叶宝奎 2001：182），但直接用西文记录的材料似不多见。而《四字文》至少能够提供千字以上的汉字西文注音资料，诚可谓足以为据的新史料。笔者还未能对《四字文》一书的声韵调系统做一全面梳理，暂付阙如。以下论述《四字文》在语音方面可深入探讨的价值，希望引起前辈时贤的注意。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是最早尝试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的词典，其后至18世纪前以罗马字母拼读汉字的文献依次为张西平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份拉丁字母和汉字（300多个汉字）对照的手稿（张西平 2003：81―84），国家图书馆鉴定其为利玛窦于1588年所作[以下简称“利玛窦手稿（1588）”]，[11]1605年利玛窦著《西字奇迹》及1625年金尼阁撰《西儒耳目资》（徐文堪 1998）。从《葡汉辞典》到《西儒耳目资》，入华耶稣会士完成了拉丁字母拼读方案的制定，罗常培（1930：267―388）称之为“利―金方案”。这三部文献之后至18世纪之前，继有西方传教士的论著涉及汉语音韵及注音方案，如迪亚士、曾德昭、卫匡国、卜弥格、何大化、安文思、万济国、叶孝尊、李明等人，他们著述中的注音系统均传承自利玛窦注音系统或金尼阁注音系统，凡有不同之处则为作者根据本族语正字法做的相应调整。（董海樱 2011：88―111）据我们上文推算《四字文》原始手稿完成于1657―1713年间，距1625年《西儒耳目资》成书时间不算久远，《四字文》的作者为耶稣会士，是否仍秉承“利―金方案”对汉字进行注音？下表列出从《葡汉辞典》至《四字文》五份西文注音材料中所见“天”等九个汉字的注音形式[12]，以管窥《四字文》的注音系统。

由表1 可见，《四字文》仍采用1598年利玛窦等拟定的五个符号表示汉字的五种声调，即 ˉ（清音，即阴平）、 ^（浊音，即阳平）、A（上声）、@（去声）、 ˇ（入声）（徐文堪 1998；利玛窦，金尼阁 1983：336）。我们对全书的观察亦如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四字文》仍有为数不少标注为入声的汉字，如：束shoǔ、答tǎ、誉yǔ、德tě、绝tsuě、别piě、若yǒ、立lyˇ、玉yǒ、的tě、一yˇ、六lǒ、七tsě、日jě、说shuě、肉jě等等。

同样是耶稣会士的汉字注音文献，从《葡汉辞典》到《西儒耳目资》，是研究明末南京官话的重要材料（鲁国尧 1985；金薰镐 2001），上文提及17世纪迪亚士、曾德昭等传教士的著述，其汉字注音的方言依据暂未有定论。《四字文》的汉字注音则是根据北京官话的读音，比前不同。英国驻京使馆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1867年编写出版的一部供西方人学习汉语官话（北京官话口语）的教材《语言自迩集》，被视为第一部关于北京话口语的汉语课本。书中对19世纪中叶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法做了记录和分析，第一次用西文字母给北京话口语标记声韵调。（张卫东 2002）有学者认为，明清官话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系统，主要以南京音为基础的南方官话，迄清末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北方官话”始见抬头，但完全取代南京话是民国以后。（陈辉 2010）《四字文》成稿早《语言自迩集》一百多年，它的所谓北京官话注音与《语言自迩集》反映的北京官话口语音系是何种关系，又与从《葡汉辞典》到《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南京官话音系有何不同，探究这些问题对于廓清明清时期官话音的样貌非常重要。

（三）清代北京官话口语

在早期西人语文手稿中涉及汉语口语学习的小册子最早应是起初作为1584―1588年间耶稣会士利玛窦与罗明坚合著《葡汉辞典》（Dizionario portoghesecinese，1934年于罗马耶稣会档案室发现其古抄本）的正文内容，后被确认为有关语言学的笔记（此小册子标题为“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13]如小册子第5页中有客问“师傅来（此肇庆）几时”，传教士答“仅两年”的对话。其后至18世纪前涉及汉语口语会话的西人语文手稿十分鲜见，《四字文》大部分条目为“四字句”类非词汇性短语，整编起来便是内容丰富的汉西文对照会话手册，不但为辑录清康熙（1662―1723）年间北京官话口语的珍贵材料，且为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据太田辰夫（1991：212―220），北京话语法特征可以概括为七点（这些特点不都始于清代）：1）第一人称代名词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用“咱们”“我们”区别，不用“俺”“咱”等；2）有介词“给”；3）用助词“来着”；4）不用助词“哩”而用“呢”；5）有禁止副词“别”；6）程度副词“很”用于状语；7）“～多了”置于形容词之后，表示“……得多”“……得远”的意思。

比照以上七个特征，《四字文》呈现如下特点：1）人称代词有“我们”“你”和“他”，未见“咱们”“俺”和“咱”；2）未出现介词“给”； 3）未见助词“来着”，有多例用助词“着”，如“打着火把”“拄着拐杖”等；4）未见助词“呢”，也未见助词“哩”；5）未见禁止副词“别”，但有“不要”的用法，如“不要说嘴”； 6）未见副词“很”；7）未见“～多了”的用法。凡此种种，可见《四字文》似并未呈现出明晰的北京话口语语法特征，但我们从其他条目又找到诸多北京话的影子。太田辰夫（1991：217）认为《红楼梦》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写出来的文学杰作，其叙述部分多为古白话，对话部分接近北京话，如“便”=“就”， “将”=“把”，“与”=“和”，“为”=“被”等。《四字文》也分明可见此类古白话和北京话口语共现的样貌，如“一说便成”“便是万幸”和“就要起身”“就辞去了”，“将我捉住”和“把我截住”，“与他相交”和“先和我说”，“为人所愚”和“被人骗了”等。

《四字文》所收大部分条目为“四字句”，纷繁芜杂，不易归类。可归纳出的问句，如：多大年纪、怎生开口、是卖的么、谁敢不来、甚么官职；数量词组，如：一株老杏、两把青菜、一座大楼、一个酒店；介词词组，如：贴在墙上、用手扯住、和你进去、与你商量；“了”字用法，如：十几岁了、我晓得了、进京去了、打了十棍、枉赖了我；“被”字用法，如：被他、被他谎了、被他看轻、被人笑死。另有“把”字用法、使令句等丰富句式。以下列举出的部分“四字句”条目五花八门，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动有趣：

这等苦气、这个罪名、起课先生、借个使使、吃不多酒、太容易了、十分有趣、真个没有、委的没有

总记不得、有此手段、这般情由、女红针指、止痛的药、小可的事、浑金匣子、十龄、死也不服

少人使唤、落人圈套、事已八九、禀他一声、进去小酌、早知如此、不瞒你说、白眼看人、又来胡说

说话太狂、直说罢了、不能近身、住得安稳、天气蒸热、相公住手、看热茶来、被人笑死、越想越恼

借我用用、说来说去、骂个不住、吞下肚去、将油烧滚、打着火把、点上灯火、取戳子来、买件棉衣

从整体来看，《四字文》原本要收录的是较为雅致的文辞，但却收了一些口语性质的短语，但仍具明显的文语（或古白话）色彩，并非那些俚俗的北京话方言土语词汇。这一特点对我们了解当时北京“官话”的使用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就反映北京方言口语词汇方面则远不及清末威妥玛所编写的北京官话口语教材《语言自迩集》。[14]

附 注

[1]近年有学者在海外发掘出早期西人编纂的汉外双语或多语字典手稿，为早期西洋汉语研究史不断提供新的材料。如姚小平（2007）、董海樱（2011）。

[2]针对《四字文》一书前言、馆藏著录等正文以外的材料的研究，参见拙文《〈四字文笺注〉所见欧洲早期汉学线索》。

[3]1796年，奥地利人亚罗斯・逊纳费尔特发明石版印刷术，1850年，欧洲出现了石版印刷机（来新夏 2000：9）。可见，此书的出版正是在石版印刷机在欧洲出现并推广之后。

[4]《四字文》前言中说明：书稿的誊写工作由大英博物馆的誊写员Hornblow完成，另两位人员完成校对工作（笔者译）。

[5]此段英文原文为：“This Collection of Phrases is believed to be a fragment of a very extensive work by some one of the French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at of Peking， the Language of all scholars and official persons， which in China means all persons of rank.”

[6]对于19世纪初的英国来说，中国十分遥远而陌生，英国公众对中国的知识十分贫乏，也缺乏了解的兴趣，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在英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很少的。（黄长著 2005：256）

[7]考狄《中国书目》法语原文：“Cet ouvrage est de labbé de Lionne， évêque de Rosalie， de la Congrégation des mission étrangères. Ce ms. provient de la bibliothèque de Deguignes fils （no. 497 du cat. de sa bibliothèque） et cest lui qui ajouté le titre franais.（Pauthier， Vindiciae Sinicae，p.14，Note.）”

[8]从罗明坚、利玛窦开始，《四书》等中国古代典籍一直是耶稣会士学习中文的教材。（张国刚 2001：251）

[9]《汉语成语大辞典》出版说明中指出：“《汉语成语大辞典》是在《汉语大词典》基础上，对其中成语词条进行甄别、正误、删繁、改写而成的，同时还增补了一些常见而漏收的成语，词典共收古今成语近2.5万条，所收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成语，其他一些非成语性的固定短语如谚语、俗语、惯用语等，原则上不予收录。”

[10]有关来华西人对汉语“官话”的认识，还可参阅江莉（2011）。

[11]张西平（2005）经考证认为此“利玛窦手稿”并非利玛窦所作，但完成年份定为1588年则无误。

[12]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魏若望编《葡汉辞典》，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等出版，2001年；利玛窦手稿（1988）依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书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西字奇迹》依据明末程大约《墨苑》影印，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译著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年；《西儒耳目资》依据明天启六年王征张问达刻本影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3]陈辉（2007：158―162）认为在诸多《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的汉语对应名称中，古屋昭弘之“宾主问答私拟”最为妥帖。

[14]《语言自迩集》收录清末北京话口语词的情况可参阅张美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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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发言稿范文第2篇

春节前夕，各地省级两会密集召开。不铺红毯、不封路、取消茶歇和彩旗、缩减开支等成为各地改进会风的普遍举措。亲民、朴素、节约的会风被舆论称道。而此间各级领导人的语言风格、伙食标准等规定亦特意凸显亲民之风。

各地的政风革新之举源自此前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八项规定”。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八项“严控”：严格控制新建和装修办公楼；严格控制各种会议；严格控制各种庆典活动；严禁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严格控制用公款安装住宅电话或购买移动电话；严格控制各种检查，禁止形式主义的评比和达标活动；严格按规定配备和更换小汽车；严格管理公费出国（境）。

会议明确：“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

《环球时报》评价“八项规定”时认为，“这次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央表率被认为是作风转变的“发令枪”。此后，各地陆续响应中央号召出台践行细则。

“素颜”会议

八项规定被提出后的第4天，2012年12月8日，考察深圳。考察行程途经深南、滨河、滨海等多条主干道，当地交警未封路。这是深圳首次对高级别交通勤务不封路。

观察国家部委、各省市等陆续制定践行八项规定的实施意见，具体措施数目略有不同，内容则趋于一致。

教育部从九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要求，国家海洋局党组从十方面提出23条具体措施，中国气象局从七方面提出21条具体措施，地方政府如广西制定了包括五个方面的30条具体要求等。

内容一致性较多，均是对精简会议文件、规范出访活动、厉行勤俭节约等方面进行细化并一定程度契合部门特点，如教育部在实施意见中规定，不出席地方、学校自行举办的表彰庆祝等活动，不以个人名义题词或发贺信、贺电；多接触教师学生，多进教室宿舍食堂等。

转变文风会风为中央一直强调，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曾明确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

在减少领导人报道、减少文山会海等方面，八项规定的提出首先是针对政治局委员，是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决心以身作则的态度公示。

十之后中央在转变风气上率先垂范，从开会不准念稿、发言不讲客套话到考察不封路、开会不定调等，引发了各地行动上的“蝴蝶效应”。

各地的“素颜”会议即是例证。2013年1月19日，政协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场设置精简化，小组讨论会议室不设布标；取消会场礼兵哨；大会所需的文件材料，如大会发言材料、新闻宣传材料等实现电子化，降低纸质材料的印发数量。

高层力推“脱稿”

“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要学会深刻思考。”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在主持中纪委组织的专家学者座谈会时说。

座谈会上，8位专家每位有10分钟的发言时间。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开头提到“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被打断，他请在场专家“不说套话、少念稿子、多提观点”。

脱稿受到外界一致赞誉，被认为是避免开会空谈和形式主义的重要手段之一。曾说“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朱镕基也曾谈及脱稿的意义，“看稿子不能吸引人，脱稿讲能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要脱稿，必须熟记讲稿，要下苦工夫记背，要把讲话提纲印在大脑里，把大量的数据输入脑海”。

十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屡次对会议讲话方式作出表态。2012年11月21日，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时，环环相扣连续发问，并要求官员不要念稿。5天后，与防治艾滋病的民间和国际组织座谈时，又打破事先安排，鼓励参会者自由发言。

除了脱稿，亲民的语言风格亦被认为是改善会风的一大表现。

2012年11月15日上午，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讲话的朴实语言风格瞬时被广为热议，评论称“通俗语言道出民生大事”，“没有空话套话，态度诚恳，温暖民心”。

而早在2010年，《学习时报》曾刊发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讲话中他明确反对“长、空、假”的文风，倡导“短、实、新”。

2013年1月7日晚，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出征集令：“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官话套话空洞无物，多年来相沿成习，会议中官话套话至今不绝于耳。现向网友征集你最反感的官话套话。”

1月9日，《人民日报》选登了一部分读者反感的官话套话，比如“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现场指挥”、“积极、及时、立即、确保”。官话套话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官场生态和官员作风。与民众隔离的话语体系和语言风格，被认为是一种“话语腐败”。

公务接待“减肥”

2012年12月30日21时50分，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贴出了29日考察河北保定市阜平县时的晚餐菜单。当日22时47分，“新华视点”微博又发了“记者补白”：这份菜单的饭菜是一桌十位客人共用的。

4个热菜：红烧鸡块、阜平炖菜、五花肉炒蒜薹、拍蒜茼蒿；一个猪肉丸子冬瓜汤；主食水饺、花卷、米饭和杂粮粥。特别交代不上酒水。

2012年12月8日和10日，在广州战区考察，与基层官兵共进午餐时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盛饭盛菜。

同样，一张吃泡面的照片亦引起注意。2012年最后一周，新华社连续三天“中共高层新阵容”系列人物特写稿，并配发大量旧照。在的系列旧照中，有一张是2008年1月31日，他在四川省川北山区宣汉县老君乡紫云村察看灾情、慰问群众后，和随行陪同人员边吃方便面边研究救灾工作的照片。

中央高层对公务接待的简朴化要求成为亲民风格中又一亮点，各地亦纷纷效仿。

炒白菜、肉片汤，不上烟、不敬酒，这是2013年1月18日河南许昌市襄城县颍桥回族镇招待上级的“午宴”。

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的《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的办法》中规定，省领导到基层考察调研一般到机关食堂、农家乐就餐，不安排宴请，有条件的地方可安排自助餐；中餐不饮酒，同城活动不安排用餐。

海南省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明确，今后海南省内公务接待要按标准定点接待，不喝酒，不赠送礼品或土特产，不上高档菜肴，严禁上野味。

事实上，相似举措早已散见于各地方性规定之中。2012年7月5日，温州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改革和加强公务接待管理的通知》，规定公务人员在市内从事公务活动，一律吃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过60元；不得食用高档菜肴、高档酒以及高档香烟，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茅台、五粮液等都在禁点之列。

法官发言稿范文第3篇

“用讲话争取老百姓支持”.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实习生 宋凌燕 夏以华发自：北京 2012-12-21 08:28:51 来源：南方周末

标签讲话稿领导官话改进作风

对于政府一把手来说，最重要的讲话稿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图为北京某区的一次人代会上，代表们在听区长做工作报告。 （东方IC/图）

平时，沈国庆靠阅读《人民日报》、《求是》和《新华文摘》熟悉上层精神，“要反复读，读多了机关的文风就来了”。

“一个好的讲话稿至少要有新内容，如果没新内容要有新提法，要是什么都没有至少你起的题目要有新意”。

做领导少不了要讲话，但怎么讲？

“在严肃的场合，比如做政府工作报告时，领导会照着稿子一字不差地读，半点发挥都没有。”华东一位地级市委书记的秘书对此颇有研究，“但如果是一个离职的告别会，领导很有可能会‘演讲’一下，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说出来。”

现实生活中，满嘴官话、套话的领导也有，不管开什么会，他们都“不加思考”地念稿子，既不用担责任，也不会出问题。

这一作风，正成为中央改进的目标。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专门提到“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

事实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率先垂范。11月15日，在媒体见面会上做了一番简练、亲民、务实的发言。此后，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打断官员发言，要求不要念稿，并频繁即兴提问。王岐山则在反腐座谈会上，要求少说客套话，少用讲话稿。

“讲话稿”很少由领导本人一字一句写成，往往领导提供理念、思路、要求，再由别人代劳。对于相当一部分领导来说，“讲话稿”在可有可无之间：不念讲话稿是对秘书班子的不尊重，而照念讲话稿又是对台下群众的不尊重。领导讲话的艺术，恰恰就体现在“讲话稿”的产生和运用过程里。

谁给领导写讲话稿？

依照一般人的想象，写讲话稿肯定是秘书干的活儿，但事实并非一定如此。

在国务院部委层面，领导的讲话稿主要由研究室承担。一位中央部委官员说，他所在部委办公厅的主要职责是“办文、办会、办事”，不负责起草讲话稿。

省市的情况则不同。“市级领导的讲话稿，都是办公室负责起草，专业性的会议如果要请领导讲话，都是底下的部门先写，我们负责把关和修改。”在山东省中部某市长办公室工作的陈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涉及综合性会议，比如经济工作会议、季度分析会等，则是各部门提供素材，办公室直接起草。”

从各地级市的机构设置看，市长往往单独配备一个写作班子，里面包括一位副秘书长（或者办公室副主任）、一个秘书，以及专门的“写稿团队”。副市长也有自己的写稿班子，“但人数要比市长少得多”。

陈新所在的市长班子，有五六个成员。市政府办公室下设服务不同领导的科室，从市长往下排号为一科、二科、三科等，“省里的配置类似，只是人数多一些，而县里人数则少一些”。 对于更基层的乡镇领导来说，讲话稿基本上要靠自己。不过，山西省中部某县的一个镇政府却是个特例。在县里写稿35年的老许已经七十多岁，因为镇上没人能写稿，特意返聘他过去帮忙。“镇长和书记的讲话稿都是我写的。”老许说，“至于村主任一级，他们基本上是口头汇报工作，如果需要上报材料，还是我写。”

高级领导有时也会自己写讲话稿。科技部一位刚刚卸任的司长，曾在上世纪90年代给前科技部副部长谢绍明当过秘书，“谢绍明可是在莫斯科大学留过学的，他自己写稿跟玩儿似的。”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位商务部人士介绍，商务部长陈德铭有时也自己动笔。比如据他所知，2012年3月18日，陈德铭出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时，没有用起草好的稿件，夜里根据自己的思考，写了几页纸，带到会上做演讲。“领导亲自动笔写稿的情况虽然不多，但一些重大场合或自己有明确想法需要表达时，可能就会自己动手。”这位商务部人士说。

“领导是在教你一个思想方法”

从讲话的场合、对象和用途来区分，领导的讲话稿主要分为会议类、宣传类以及礼仪类三种讲话稿。不同领导的行事风格不同，讲话稿的写法也千差万别。

对于政府一把手来说，最重要的讲话稿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在北京市某区政府工作的王晓宇介绍：政府会成立一个四五个人组成的写作班子，“由研究室副主任主笔”。

从今年“十一”后，该区就把写作班子设在宾馆里，用两周时间集中写出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然后开始征求各单位意见。该区有七十多个政府部门，每个部门交上来的报告都一二十页，“为了把整个报告控制在1万字左右，一个单位干一年的活儿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就那么几个字。”王晓宇说。

跟领导如何沟通政府工作报告，山东省中部某市的陈新前后已经历过四任市长。“第一任市长会亲自跟起草组一起研究初稿，然后给每个人分工，你写这段他写那一段。”第二任市长的风格就变了，“他在写稿前什么也不说，等写稿组运行后，他会要求写稿组写一个综合版，把所有部门的材料都弄在一起；再写一个精简版，让写稿组对材料做一个取舍。通过两个版本的比较，他提出修改意见”。

曾在无锡市委工作过的沈国庆，过去曾给几任无锡市领导写过讲话稿。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领导只告诉你要讲什么，至于怎么讲，都是你思考的过程。”

有一回，时任无锡市委书记要沈国庆写一个关于土地改革的稿子。“他说你看看美国怎么改革的，以色列又是怎么搞的。”沈国庆完全没概念，“从书记那出来后浑身都是汗，后背冰凉冰凉的”。他马上到图书馆借书看，文章全翻了一遍。后来他写成的讲话稿里没有一句提到美国。“其实领导就是在教你一个思想方法，让你打开视野，你就知道怎么写了。”他说。 “要比领导更了解领导，就像‘元芳’一样”

在领导身边“打工”，压力自然小不了。平时，沈国庆靠阅读《人民日报》、《求是》和《新华文摘》熟悉上层精神，“要反复读，读多了机关的文风就来了”。他还会仔细研究中央每次全会的讲话，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因为经常一人身兼多职，县级政府的秘书往往什么都要懂。河南一位县委秘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领导也在不断学习和成长，我身边的很多秘书都读了MBA以扩大知识面。”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在一个部门里，能写稿的人是稀缺人才。在一位中央部委官员眼里，“有思考，逻辑清晰，爱琢磨，是对写稿者的高要求。低要求是语句通顺，遣词造句没问题。” 为了达到领导的要求，写稿人必须要经常观察领导作风。曾在国资委写过两年稿的高辉说，“办公室主任要比领导更了解领导，就像‘元芳’一样。”

“必须达到一种‘有我无我’的境界”。依照沈国庆的理解，“有我”是说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心，想从哪里随便抄几句话那不行；“无我”是别把自己带进去，要假设自己是个领导，又要站在更高角度看问题。

写稿者贸然替领导“做主”是大忌。上述那位科技部司长在年轻的时候，刚开始给领导写东西，觉得自己还有点创新，写了不少想法，“领导上来就说了一通，哪是你写的，全给我拿掉。以后写东西必须有出处。”

必须学会时刻“对表”

事实上，许多重要会议的讲话稿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句句都有针对性。

比如十八大定下的基调“稳中求进”，沈国庆就觉得有深意。“稳”不代表不发展，它是一种方法，根本目的是“进”。在他看来，中国一百多年屈辱的历史给整个民族带来一种落后要追赶的急躁想法。他认为，“中央提出‘稳中求进’说明国家总的精神不会出现大变动，把这个读出来，你的政治水平就上去了。”

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话也并非空泛，“其实是高度提炼的话，可以展开很多。”北京市某区政府的王晓宇举例说，比如今年区里的工作报告要提出明年计划“大力提高师资力量”，“等到明年开政府工作会时，就要分解这8个字，怎么提高，什么时候开始，要明确下来。”

因为政府必须完成落在纸面上的任务。报告中要是写“明年实现GDP增长10%”，“如果他第二年没有完成，那么上级就可以质问政府领导”。王晓宇说，“要是不确定，话就不能说太满。可以改成力争增长10%，那样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

一位在中央部委担任部长秘书的官员认为，给领导写讲话稿必须学会时刻“对表”——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对国内经济情况的分析，不能脱离中央的基本立场。从实际情况来看，写稿的人“有跟不上趟的，但不会有反着来的”。

在起草讲话稿时，沈国庆特别注意用词的准确性，比如这件事做得很不错，就是“很不错”，比较好就是“比较好”，可以就是“可以”，“在某个场合必须出现这样的语言，你稿子里出现了就到位了”。

“一个好的讲话稿至少要有新内容，如果没新内容要有新提法，要是什么都没有至少你起的题目要有新意。”一位中央部委官员发现：“现在，各级政府和领导都特别注意在稿子里引用数据。”

“哪怕磕磕绊绊，但是说明你思考了”

领导到底怎么使用讲话稿，往往因场合不同而定。原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开会很少念稿子。“除非是一些党务系统的会，不能随便发挥，政治性要求比较高。”他曾经的一位秘书说，“给他写稿的人常有挫败感，基本上稿子只用最后四个字‘谢谢大家’。”

关于中央领导提倡讲话不念稿的原因，陈新认为，就是让你独立地思考、深刻地思考。“哪怕磕磕绊绊，但是说明你思考了，你在动脑子想。”

一位中央部委官员发现，许多领导的讲话内容是文件体，语句非常严谨，但大家不爱听；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毛选、邓选，因为他们是在“说话”。“讲话其实不怕重复，要生动形象，有包袱，充满幽默感。”

这位官员曾经整理过朱镕基的现场讲话，他发现“朱镕基说得妙趣横生，过后整理成文字时也一环扣一环，相当有逻辑性”。

网络上流传甚广的“点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也传递到官方的耳朵里。12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见到访的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就运用了网络词汇——中美双方要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积累正能量”。

法官发言稿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基本权利；出版自由；行政管理；行政权

作者简介：柳飒，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广东　广州　510320)

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到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都规定公民享有“出版(或刊行)之自由”，在基本法层面确认了出版自由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基于自由权的属性，国家对出版自由“负有不加侵犯与防止侵犯的义务”，可是，近代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却是施行“管制”＋“侵犯”的行政管理模式，致使公民的出版自由变迁为出版不自由。

一、行政法规对出版自由的削减

近代各基本法对于行政立法权予以了保留，规定总统在国家处于和平时可以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托而命令，在国家遇有自然灾害、疫病或国家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时可以紧急命令。于是，大量的行政法规合法出台，并藉借强势的行政权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规范。这些规范以统治为理念，以秩序为价值，往往无视甚至违背基本法对基本权利的确认，在政治需要的背景下，对公民的自由予以严苛的限制，在法制层面大大削减了自由的额度。

在出版自由上，1914年4月2日以大总统名义的教令第四十三号的《报纸条例》规定：“发行报纸，应由发行人开具下列各款呈请该管警察官署认可：一、名称；二、体例；三、发行期间；四、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之姓名、年龄、籍贯、履历、住址；五、发行所、印刷所之名称、地址。警察官署认可后，给予执照，并将发行人原呈及认可理由，呈报本管长官，汇呈内务部备案。”(第3条)还规定了：“发行人应于警察官署认可后，报纸发行二十日前，依下列各款规定，分别缴纳保押费：一、日刊者，三百五十元；二、不定期刊者，三百元；三、周刊者，二百五十元；四、旬刊者，二百元；五、月刊者，一百五十元；六、年刊者，一百元。在京师及其他都会商埠地方发行者，加倍缴纳保押费。专载学术、艺事、统计、官文书、物价、报告之报纸，得免缴保押费。保押费于禁止发行或自行停版后还付之。”(第6条)这说明北洋政府对出版实行的是特许制＋保证金制，如此严厉的预防制名为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然既采用此制，则谁又能够保障行政机关不滥用其干涉权，以束缚人民的言论?”事实恰恰是：没有保障也没有限制，行政机关以管理为由掌控着公民的出版自由。

南京国民政府对出版物实行全方位的“关怀”，出版不仅要经审核批准、领取许可证，还要经过内政部和中央党部宣传部的双核双准。如1931年10月7日内政部与中央党部制定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规定：“内政部对于依照出版法第七条规定之申请事项自行审核之；申请登记之新闻报纸或杂志并应依照同条第三项之规定，办理者应送中央党部宣传部并案审核之。”(第6条)“中央党部宣传部对于依照出版法第七条第三项规定之申请事项审核完后，除自行批复外，并将审核意见连同内政部所送并案审核者同项案件送还内政部办理之。”(第7条)“内政部对于依照出版法第七条规定之申请事项于核准后填发登记证；申请登记之新闻报纸或杂志并应依照出版法第七条第三项之规定办理，其登记证由中央党部宣传部及内政部分别填制，中央党部宣传部填制之登记证送由内政部合并发给之。”(第8条)

法官发言稿范文第5篇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六册中选有《屈原列传》一文，该文把“改革派”屈原与“保守派”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矛盾斗争作为记述重点。屈原与上官大夫的矛盾产生的原因，一是间接原因：上官大夫嫉贤妒能，与屈原争宠；二是直接原因：“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此段话可以称得上是“文眼”，它揭示了屈原与靳尚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对此段话中的“夺”“与”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

课本下是这样训释其中的“夺”与“与”：“强取”、“给予”。按此，这几句话意为“楚怀王让屈原制定法令，屈原的草稿还没定下来，上官大夫见到了就想抢过去看，屈原不给他，于是他就诋毁屈原……”基于此意，屈原与上官大夫的根本矛盾可以理解为源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

身为上官大夫靳尚公然要抢夺屈原所写的宪令草稿，“强取”不符合上官大夫的身份，屈原“不给予”，无士大夫的大气豁达。靳尚就因生活中的小口角就极力诋毁屈原，在情理上也不可能。因此“夺”“与”是否有别解值得推敲，《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93年出版）第74页“夺”作“强取”又作“强行改变”讲，第354页“与”又有“赞许”意。取此训释，这几句话意为“楚怀王让屈原制定法令，屈原的草稿还没定下来，上官大夫见到了就想强行改变，屈原不赞同，于是他就诋毁屈原……”这种解释显得贴切，合理一些：一方面，它反映了屈原所作“宪令”具有改革的进步意义，触犯了以上官大夫为代表的守旧官僚的利益，所以上官大夫要篡改，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针锋相对斗争的具体表现，屈原的不赞同正是改革派的寸步不让，按这种训释，屈原与上官大夫的根本、直接矛盾是政治矛盾；另一方面，它符合古代“夺”“与”的常用义之一。

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第一册中选有《郑伯克段于鄢》一文，此文有“庄公寤生，惊姜氏”一句，句中的“寤生”可以称得上是“文眼”，它揭示了庄公母子、兄弟矛盾产生的根源，因此对“寤生”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

荀生在《义府》中是这样训释“寤生”的：“通牾，逆也。生子，首出为顺，足出为逆。”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也有类似训释：“寤，假借为牾，寤生，足先见逆生也。”按这两种训释“寤生”应为逆生（难产的一种）。“庄公寤生，惊姜氏”可理解为“庄公是逆生的，使姜氏受到惊吓”。语文读本采用了此注释。

杜预在《左传注》中，把“寤生”训释为“寤寐而庄公生”。孔颖达的《左传疏》中又这样训释杜预的注：“寐时生庄公，始觉其寤生。故杜云寤寐庄公已生。”按孔颖达的训释，“庄公寤生，惊姜氏”可以理解为“姜氏睡觉醒来，才觉察到庄公已经出生了，所以受到惊吓”。

《风俗通》云：“儿生而能开目视者曰寤。”古郑地民间传说生下来就能睁开眼睛看人的孩子将来必克父母，现在新郑附近地区仍沿袭这种说法。按此训释，“庄公寤生，惊姜氏”可以理解为“庄公生下来就睁开眼睛看着姜氏，姜氏害怕他克死自己，受到惊吓”。

按照文章的背景及情节的整体发展来看，如果用姜氏难产或没有做好产前准备，庄公就降生了来说明姜氏憎恶庄公，一心废除庄公的原因，未免有点牵强。假如用姜氏害怕庄公克死自己去说明她偏爱公叔段、怂恿公叔段与庄公为敌的原因，就显得贴切，合理一些。因此，笔者认为“寤生”采用第三种注释较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