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习俗
日本文化习俗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俗文化传承；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一、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
1.引导思想行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民俗源于俗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是俗民习得、传承和累积文化成果的重要方式，因而也是社会群体建构组织认同与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往往最先通过民俗的新旧流变呈现出来，民俗文化集中反映了俗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民俗一经形成、扩散和接受，便成为规范俗民思想行为的一种基本力量。一些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民俗文化将个体引导到合规范的德目和仪轨上来，一些陈规陋习因其传统的惰性而成为移风易俗、除旧革新的对象。2.规范个体行动。民俗形成于俗民的日常生活，在世代承继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化模式和许多程式化的规矩。这些规矩往往作为通行的规则支配着俗民的社会行为。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指出，道德法律、社会舆论、社会暗示、、个人理想、人生礼仪、文化艺术乃至社会评价等，都可以成为社会控制的方式和手段。日常生活中，习俗规则和习俗惯制以隐喻、规约、惩戒、诉讼的方式对俗民的思想行为实施防范、监督和评判。任何俗民越轨、违规、失范、破俗的行为都将受到群体的制裁和惩罚，付出相应的社会代价。3.塑造社会人格。民俗文化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文化风貌和思维方式，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从“习惯”到“风俗”、从“仪式”到“德范”的社会化过程。“采风俗，定制作。”社会生活中，民俗文化以其鲜明的服务性、规范性在人类的经验和信仰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经过社会风尚和组织习俗的感染、模仿和遵从，人们习以为常地遵从着习俗惯制，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良好的生活态度，塑造出健康、健全的社会人格。
二、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
1.建构意识形态。“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正如美国民俗学家萨姆纳认为，“民俗是社会意识诸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母体”，世界观、生活观、是非曲直、权利与道德起初都孕生在民俗之中。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正是民俗整合的结果。民俗文化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建构主流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凝聚社会共识密切相关。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民俗是权力结构和社会实践的产物。民俗表达了不同场域中社会行动者的处境和利益，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权力和意志。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正是社会整体发现、接受和传播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民俗生活的过程。[3]我国近现代以来民俗文化传承的历史也反复确证了民俗的社会价值。“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建立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发挥了民俗文化在思想启蒙与社会解放当中的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传统年画转换为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方式，满足了党的政治宣传和大众日常生活的双重需要。改革开放时期，党从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高度看待民族文化，发挥了一些重大的民间礼仪活动“传播主流价值观，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积极作用。2.优化社会环境。人的生活包括由习俗惯例、血缘关系、生存本能、天然情感等调节的日常生活，以及由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生产与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所构成的非日常生活。个人首先要按照一定社群的习惯系统所提供的节奏、秩序和规则融入日常生活，才能从事社会生产，融入社会生活。民俗活动通过娱乐、宣泄、补偿、熏陶等方式调剂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本能，以共同的习俗和文化心理为纽带发挥着内化社会规范、协调社会利益、发展社会关系的功能。优秀的民俗文化有利于创造社会风尚，减少社会摩擦，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优秀的民俗文化可以为一个地方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可以通过民俗旅游实现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4]优秀民俗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资本化运作，在优化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形成和创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载体和渠道。3.增进文化认同。“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民俗文化是大众的、民间的、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非主流文化，反映了俗民的社会认知，提供了理解国家与民众的需要及其权利的重要方式，构成了主流文化、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交互发展的基础。民俗事项、民俗物象、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风俗习惯、歌谣史诗等民俗文化资源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俗文化传承增强了俗民的文化感受能力和群体凝聚力。这种以习俗为纽带而形成的文化认同力量，创设了“融洽与契合、团结和秩序”的文化氛围，加大了社会群体组合的强度和广度。随着民俗文化的传承，人们拥有了文化自觉，在民俗文化传承中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现代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认同。
三、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
1.深刻领会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实践意蕴。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关涉的现实生活作为教育介体，通过诠释人们的生活世界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趋势和要求。精神现象学的创始人，德国思想家胡塞尔指出，人类的精神现象包括高度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直观的生活。任何理论和科学都是从人的日常活动中产生的，一味地将科学世界凌驾于生活世界之上，将使人遗忘或质疑生活的意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创始人，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是“欲望与需要、严肃与轻浮、自然与文化、公共与私人的接合点和冲突点”。引导日常生活的主体同自身的类本质建立起自觉的关系，是日常生活人道化的核心。[5（]P183）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人的政治社会化的特殊教育实践活动，是引导受教育者实现“类的发展自觉”的“一种特殊的生活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只有从日常生活中捕捉教育契机，建构教育内容，凝练教育智慧，才能描绘出日常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引导受教育者“从最高水平上掌握生活的展示方式”。2.准确把握民俗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内在关联。民俗是生活的海洋，“社会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是民俗文化形成的基础。民俗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特定社会群体的心理需要，本质上是俗民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中达成的某种文化共识。民俗文化凝结着俗民的社会态度、社会情感和社会价值观，反映出俗民的道德认知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构成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公共场域。民俗中的俗民并不专指底层民众，而是指共享着某一文化传统，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认同的任何群体。民俗文化的传承流变、民俗主体的分化发展不同程度地反映出社会群体的认知冲突与社会结构的内在紧张。民俗事项、民俗符号和民俗象征物的产生促进了民俗主体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形成了民俗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民俗文化传承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内在关联，就是要通过开发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引导受教育者在“辩风正俗”的过程中提高自身观察、体验与创造社会生活的思想行为能力。3.充分认识民俗文化“日用而不知”的资源特性。民俗文化包括口头民俗、社会组织民俗、游艺民俗、人生礼仪、民间科学技术、岁时节日民俗、信仰民俗、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等丰富的形态和内容。然而，正如美国的民俗学家邓迪斯认为，民俗书写着人类的象征性自传，展现为一种“自内而外的社会观”。民俗学研究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寻找“意义的程式”，将民俗生活的无意识表征转化为民众有意识的理解。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在生活里的，不坐正堂的文化”，却又有着“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特性。英国早期的民俗学家博尔尼女士指出：“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开发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就是要洞悉民俗文化传承所具有的政治寓意和思想内涵，在民俗教育、民俗体验、民俗传承、民俗采风、民俗调查等活动过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4.不断增进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民俗文化自觉。把握民俗文化传承“日用而不知”的鲜明特性，开发和实现我国优秀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必须了解和掌握民俗学的原理与方法，不断增进思想政治教育者传承优秀民俗文化的自觉意识。正如邓迪斯指出的，民俗学对于“促进种族自豪，发现世界观和价值的本土认知种类和模式，是一个先于其时代的学科”，只有不断增进优秀民俗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形成对我国民俗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才能够自觉地走进社会日常生活的深处去发现、体验和传播民俗，运用田野调查、民俗志等民俗学的原理与方法创造性地转换并实现民俗文化传承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作者:孙朝晖 单位:宿迁学院
参考文献：
[1]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王杰文“.阿尔及利亚影像”中的民俗与政治——布迪厄民俗知识体系资本化与其学术创业的内在关联[J].民俗研究，2014，（5）.
日本文化习俗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节日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习尚和风俗。在节日期间，广告主往往巧妙利用消费者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设计广告诉求的内容。本文针对节日期间广告传播习俗现象展开了具体的文化分析，并从中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三是节日广告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特定意象的借鉴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是族群集体智慧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们在历代为人们传承使用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还与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具有了另一重的文化内涵，如月亮、倒“福”字、龙的形象、中国结等。从古到今月亮负载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也具有着深刻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品味的具体表现，所以每当中秋节到来时的月饼广告中，就自然少不了一轮明月。有些广告业主更是独出心裁，将月亮团圆的意象运用在广告中:圆圆的月饼象征中国，而从月饼上切下的一角则代表台湾岛，一块月饼一轮圆月，将祖国统一的情思表现无遗。
日本文化习俗范文第3篇
“五月初五粽飘香，君子正身锦囊香，五谷丰登幸福香，击鼓赛舟满江香……”，6月5日，记者收到一条端午节祝福短信，短短几句点出了端午节的几大主体元素：吃粽子、佩香囊、赛龙舟、祈福。端午节在我国又称“龙舟节”、“诗人节”、“粽子节”。
端午节承载着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端午节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端午和清明、中秋一起被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地处“吴根越角”的嘉兴，对这个节日倾注了深厚的感情，自2009年开始举办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至今连续举办三年。今年6月3日至7日，2011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以“嘉兴端午、中国味道”为主题，进一步巩固嘉兴端午民俗文化在中国端午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今年活动包括五大主体活动和八项群众性活动，由文化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文化厅、嘉兴市委、市政府承办。
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这些年通过对端午民俗的挖掘和弘扬，端午的嘉兴味越来越浓。今年突出民众性和参与性，子胥庙会、南湖竞渡、踏白船表演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丰富了端午习俗的文化内涵，从而提升“我们传统的、本土的、主体的精神情感和光荣感”(冯骥才)。“嘉兴端午、中国味道”，既体现了嘉兴的文化自信，也传递了嘉兴自觉担当传承中国习俗重任的历史使命。今年初，嘉兴被国务院正式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名片，也是对嘉兴着力打造全国传统文化习俗传承基地和全国地方节庆文化知名品牌的肯定。
传承创新，提升品牌内涵
端午节在其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形成了独具地域色彩的节俗，从而呈现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节俗与观念的个性特征。作为全国首个“中国端午文化研究基地”、浙江省首批“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基地”，嘉兴端午习俗具有“吴越文化”、“稻作文化”和“水乡泽国”的深厚背景，凸现了江南水乡独特的传统文化，历经千百年的传承演绎，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
嘉兴端午节俗在演化过程中，积极吸取异地的价值观念，来丰富本地节俗文化的内涵。例如，对苏州端午“伍相”纪念的吸纳，就显示了它的包容性。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嘉兴是吴越交战之地，伍子胥曾在这里屯军练兵，留下了许多美丽哀婉的动人传说。嘉兴端午习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纪念吴国名相伍子胥，有别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纪念屈原。
在6月3日举行的2011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开节仪式上，嘉兴市委书记李卫宁在致辞中说，端午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长期以来都寄托了人们驱邪辟疫、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饱含着忠孝爱国、团结拼搏的精神气质，既是华夏文明“文化的结晶”，也是古往今来“百姓的节日”。
在当天晚上举行的2011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开节晚会上，配乐音画诗《端阳，缅怀子胥贤相》、昆曲《游园惊梦》以及舞蹈《胥相练兵》、《出水莲》、《西施浣沙》等节目展示了绚丽灿烂的吴越文化。《天路》、《青藏高原》、《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以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让观众们如痴如醉，在著名歌唱家韩延文《相约在端午时节》歌声中，这台古朴庄重、喜庆欢腾的晚会落下帷幕。这台视觉盛宴演绎了浓郁的“中国味道”。重量级的民俗文化研论一直是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的重头戏。2009年以“民俗文化传承”为主题；2010年走向国际化，举行端午习俗国际研讨会高层论坛。今年邀请海内外专家，以端午节俗为中心来探讨传统节日的流变和形态，更好地挖掘内涵，构建民俗文化研究和传承的高端平台。
重量级的今年端午习俗国际学术研讨会(嘉兴)于6月5日至6日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及北京、上海、江苏、福建等17个省(市、区)的5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出席了会议。嘉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武亮靓在致辞中说，嘉兴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虚心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努力遵循保护传承理念，彰显嘉兴端午文化独特魅力，进一步把嘉兴打造成为全国端午习俗的重要传承基地，把嘉兴端午打造成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作为一次面向国际的民俗文化理论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90篇，美国、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寄来7篇论文。90篇论文中有35％以上出自青年学者之手。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海内外专家围绕“国际视野下的端午文化研究”、“端午节的传承与发展”、“地域文化与非遗视野下的节日研究”等四个主题进行探讨。本次研讨会还特别开设了青年学生专场研讨会，众多民俗研究的新生力量也首次参与交流。来自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的大学生认为，以往人们认为端午的来历，总以为只是纪念屈原的节日，这几年嘉兴发掘端午文化底蕴，举办内容丰富的民俗活动，使人们对端午习俗的地域性和多样性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国际视野下，端午这个东方传统节日在不同的国家有怎样不同的习俗?日本学者前村佳幸介绍，对现代的日本人来说，端午节是被人们当做儿童节一样的国民节日，大家准备了鲤鱼旗等玩具，鼓励男孩子开展游戏。马来西亚欧亚大学副校长王琛发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端午节来源于中国，当地1879年出版的英国殖民地官员撰写的书中记载，“农历五月初五是祭祀一个成神的官员的日子。在过去，槟城经常是以船只来庆祝的。”可见，数百年前，马来西亚华人极力将祖先文化在新开拓土地上落地生根，已有“赛龙舟”等端午习俗。越南学者阮玉诗说，在面积大、人口多且民族丰富的中国，端午节的理论化和正统化，有助于提高全民认同意识和团结精神。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顾希佳已连续三年来到嘉兴参加端午研讨会，他希望嘉兴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不断推进传统节日向健康、理想、完美的方向发展。专家学者们认为，深入挖掘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有利于旅游资源开发，满足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特别是有利于激活短途旅游人流。
三年来，嘉兴通过举办端午民俗文化节，更好地传承吴越文化背景下的传统端午节俗，扩大吴越端午的影响力。嘉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许晴介绍，嘉兴不断提升办节理念，在继承、延续、发展、升华传统习俗的过程中，让外界了解吴越端午习俗，扩大嘉兴端午的知名度。
2009年，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以“过端午，到嘉兴”为主题，试图引起人们关注有着浓郁端午习俗的嘉兴；2010年，以“欢乐端午，健康嘉兴”为主题，欢迎游客来嘉兴过端午，同时倡导市民欢欢喜喜过端午，挖掘了包括健身、养身以及健康生
活的习俗元素，强调健康的导向，把一座快乐健康的城市呈现给大家。今年，嘉兴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提出“嘉兴端午、中国味道”的主题，更多地体现嘉兴市对于传统习俗的一种责任和承担，以及对自身发展民俗文化活动，在中国范围内影响的一种考虑。这也是基于嘉兴多年举办各类节庆活动的经验积累和思考探索。
从2001年起，嘉兴开始举办南湖船文化节、江南文化节活动，都把龙舟赛和群众性的裹粽大赛作为必不可少的经典项目。2009年以来，连续三年举办“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将城市节日与国家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延续民俗文化，融入新元素，构建幸福和谐城市。
嘉兴办节理念步步升华，并且始终坚持“政府引导，百姓过节”的办节方式。在政府的倡导下，让老百姓在时代的变迁中重新发现习俗元素，过好自己的生活。五月初五，古称“毒日”，嘉兴通过有序安排端午民俗文化节的各项活动，让老百姓追寻过去生活的回忆，让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中。同时，嘉兴在办节中张扬特色，其地处吴越交界的地域特色，以龙为图腾，以伍子胥为吴越精神代表的端午精神之魂，有别于楚地纪念屈原，彰显吴越端午的嘉兴特色。
相对于国内许多城市的“造节运动”，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以古老的传统节日为载体，彰显民族文化大传统的文化基质，即勤劳勇敢、爱国爱乡、温良恭俭、崇文尚智等核心价值标准，并以广泛的参与性，来营造节日狂欢的氛围，满足人们的期待。端午习俗已延续千年，这也说明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的持续举办将有着蓬勃持久的生命力。
品味民俗，亲手参与体验
民俗文化，是过去和现在热爱生活的人们所留下的足迹，也是人生代代相传的记忆。2011中国・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参与性强，6月4日至6日举行的2011中国嘉兴子胥庙会，通过举办端午祭、诗词吟诵会、戏曲票友会、晒宝鉴宝会、童玩会、美食会等民间庙会活动，让端午民俗回归传统、回归百姓生活。
35岁的苗族女子杨秀芳来自贵州黔东南布衣族自治州，她在两年前来到嘉兴，在南湖会景园开了一个特色小卖部，不仅出售嘉兴特产，还提供苗族服饰摄影服务。她高兴地告诉记者，节假日来拍照的人很多，经常遇到贵州老乡，老乡们喜欢穿上鲜艳的苗族服饰在南湖的背景中留影，别有一番风味。对杨秀芳而言，嘉兴也是一个民族风味浓郁的城市，这里的包粽子、赛龙舟也令她倍感新鲜。
漫步月河街区，街道古色古香，香囊特有的药香在空中弥漫。有一家药店的工作人员穿上古朴的中式服装，招徕游客。游人熙熙攘攘，不仅有全国各地的游客，嘉兴本地市民也不愿错过与家人朋友品味民俗的好时光。
来自上海的4岁女孩沈嘉颖看到粽子博物馆的陶坛陶罐很好奇；她母亲告诉她这是远古时代的东西，用来装粮食。她惊奇地问：“我爷爷老家会不会有这样的坛坛?”这些陈列用品，唤起了孩子们的遐想。虽然农耕时代许多生活方式已经远去，我们依稀从中看到历史的背影。
“过端午，到嘉兴。”去年开业的嘉禾端午民俗体验馆，让游客品味嘉兴独特的端午文化。一进门，一艘金光闪闪的木雕龙舟映入眼帘，游客可坐船中“划桨”，感受一下龙舟竞渡。“踩瘟神”游戏别具特色，踩上发亮的瘟神或青蛇、蜈蚣、蝎子、壁虎、蟾蜍等“五毒”画板，就可得分，这让许多孩子大声欢呼。
南湖观竞渡，自古就是嘉兴端午节最具特色的信仰习俗和民间赛事活动之一。《秀水县志》、《烟雨楼史话》、《古禾杂识》中记载了当时南湖龙舟竞渡的盛况。1765年，乾隆弘历第四次南巡，重游南湖烟雨楼，龙舟竞渡赛事在民间掀起高潮。
祭龙是赛龙舟前的一项神圣仪式。6月4日一大早，南湖之畔祭龙坛举行神龙祭。幡旗招展、鼓乐齐鸣，点燃香炉，男、女两支舞龙队呈八字形排列……每年神龙祭与伍相祭是端午民俗文化节两大重要祭祀活动，神圣而庄严。
6月4日上午，江南烟雨中的南湖别有韵味，南湖“烟雨楼”与这样的天气真是相得益彰。2011中国嘉兴南湖竞渡――“五芳斋杯”浙江省首届体育社团运动会龙舟赛、嘉兴市第七届运动会龙舟赛开幕式在南湖会景园热闹举行。26支来自温州、台州等地的代表队与嘉兴本市的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瑞安市健身跑协会动感龙舟队发挥出色，喜摘公开组标准龙舟400米直道竞速赛和公开组标准龙舟7000米环河拉力赛桂冠，并获得团体总分第一。
嘉兴端午子胥庙会于6月4日上午拉开帷幕，虽然大雨如注，但雨中来品尝新鲜小吃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直喊“早餐吃得太饱了，应该到这里来吃早餐啊。”台湾铜锣烧、泰国榴莲酥、重庆酸辣粉、温州小馄饨、武汉三鲜脆皮、苏州苏阿姨点心以及嘉兴的海宁宴球王、四角粽等天南海北的名吃在这里汇聚。
海宁宴球王总经理居民热情地请记者品尝，他介绍，海宁长安宴球王有着“飞鸟闻香化凤，游鱼得味成龙”之美称，拥有二百多年历史，已列入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去年还亮相世博会民企馆。为了让这道家乡名菜走向全国，居民先生毅然放弃了经营的广告公司，全身心投入到做大“宴球王”的事业中，如今这一名菜已进入大润发、欧尚、华联、沃尔玛等知名超市。
扔沙包、踢毽子、跳房子、抽陀螺、游戏棒、滚铁环……这些民俗童玩，勾起人们儿时记忆。在皮影戏剧园里，海宁江南皮影艺术团正在表演《闹龙宫》，观众兴致盎然，剧园虽是临时搭起的大篷，大雨哗哗浇在篷顶上，却有恍如在龙宫的效果。在剪纸区，6岁女孩陈钰玲正在剪着一只开屏孔雀，她从小就喜欢画画剪剪。当记者问她话时，她仍然专心致志，旁若无人，只得由爸爸替她回答。工作人员说，她剪的作品难度很高，是十二、三岁的难度，她在勇敢地接受挑战呢。
在嘉兴，端午节又被称为“粽子节”。千百年来，勤劳聪慧的嘉兴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粽子，有白米粽、红枣粽、赤豆粽、碱水粽等等。到了晋代，粽子被正式规定为端午节的食品。如今响誉全国的嘉兴粽子是当之无愧的“江南粽子大王”。
每年“五芳斋杯”裹粽大赛是端午民俗文化节的重头戏。6月6日，在子胥庙会现场，“五芳斋”杯市民裹粽大赛决赛和海峡两岸同胞裹粽决赛掀起了庆祝端午佳节的高潮。今年“五芳斋”杯市民裹粽比赛分别在南湖区、秀洲区、经济开发区的10个乡镇(街道)和学校，分三个板块进行预算，即10场市民裹粽预赛、4场少儿裹粽比赛、2场台胞裹粽友谊赛，角逐非常激烈。6月6日的决赛可谓高手如云。今年裹粽比赛规则也提高了，在短短5分钟内，既要比数量，又要比美观度和均匀度；合格的粽子每个要在100克以上，必须扎七道线。一位名叫苏金秀的选手以5分钟29个的好成绩，成为裹粽决赛第一名。
日本文化习俗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中西婚俗 异同 六礼
当今世界正在向全球化的趋势发展，各国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如何在全球多元文化环境中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以中西婚俗异同之比较作为切入口，探寻中西婚俗的文化意蕴，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而指出在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的过程中，保持本民族传统婚俗的必要性。
自古以来，婚姻是人伦之首，透过纷繁绚丽的婚俗，可以认识人类社会历史，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每一种社会文化中，都有举办婚礼的独特习俗。婚礼习俗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西方文化的具体体现。在对比研究中西方婚礼习俗的过程中，我们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中西方文化历史背景知识，培养人文精神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更重要的是，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原则下，我们可以吸收西方国家文化的优长，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在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我们在借鉴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也要深入认识本民族文化特征，重视并保护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婚俗讲究“六礼”。所谓的六礼，指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用现代汉语来解释，纳彩即择配，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说媒”。问名，即所谓的“讨八字”。纳吉，指提亲，一般来说，男女双方的八字相合，得了吉兆之后，就认为婚姻可以成立。男方将这一事实告诉女家，谓之纳吉。纳征，即“送彩礼、送嫁妆”。请期，指择定娶亲的日期，就是俗话所说的“送日子”，娶亲日期要征得女方家同意，所以叫“请期”。亲迎，指娶亲，即正式举行结婚仪式。西方婚俗主要包含四个步骤，即建议、改姓、选期、举行婚礼。由于中西方在、文化根源、婚姻观念、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其婚礼习俗大异其趣。通过比较这些差异，我们可以发掘中西文化的深层意蕴。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等级宗法制度严明，人们社会等级观念浓厚。同时，中国深受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人们十分注重寻找个人的集体归属感。西方社会深受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推崇个人价值至上的价值观，强调个体之间的平等和自由，讲求“人身自由”和“民主平等”，个体意识强烈。
婚礼习俗的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婚礼服饰的差异尤其引人注目。中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俗，西方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在全球化冲击本土文化的历史潮流中，中西方交流的加强和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中西方风俗的差异日益缩减。历史上各民族服饰曾千差万别，特别是各国婚礼服饰特色鲜明，中国的婚礼服饰华丽、颜色鲜艳，同时又具有传统、朴素、保守、内向的特征。中国古代曾依“天玄”而采用黑色婚服，西方一以贯之的白色婚服有着浓重的宗教意味。这说明是中西婚礼习俗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宗教作为人类生活整个系统中的一种文化要素对婚姻事物和观念有着重大的影响，透过作为婚姻缔结形式的婚礼习俗，我们可以看出各大宗教或通过神圣的宗教婚礼或经由源远流长的教义对社会群体的婚姻观念和家庭生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虽然中西文化发展模式不同，内涵迥然相异，但是无论是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婚姻还是道德佛教理念渗透下的中国传统婚姻，都选择用宗教话语权彰显其神圣性和重要性。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婚嫁中的各项细节越来越重视，婚礼习俗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礼仪。中西方婚俗是在漫长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传统习俗，其区别最能反映各地区文化间的差异。有学者指出：“由于历史、宗教、地理、民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西方不同地区形成了具有各自地方特色的婚礼习俗，中国的传统婚礼是谨慎而严格的，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婚礼是随意而轻松的。”这一论断有待斟酌。笔者认为，西方基督教婚礼并不随意轻松，而中国现代婚礼则失之谨慎严格。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其形式各异的习俗。婚礼习俗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民俗之一，最能反映这种文化间的差异。近年来，中西方的文化在交流融合中不断发展，如今的中国，在婚礼上穿凤冠霞帔的人已经寥寥无几，绝大部分的年轻人追慕西式婚礼浪漫唯美的风格，将西方元素注入婚礼仪式。然而穿着白色婚纱步入的不是教堂而是酒店，没有在牧师面前对上帝宣誓而是跪拜高堂，令婚礼显得“不中不西”，既没有西方照耀下的庄严肃穆，又体现不了中国婚姻伦理崇尚的“孝敬长辈”、“相敬如宾”。面对多元文化带来婚礼习俗的嬗变，笔者认为，保持本民族风格、彰显传统文化是对待婚俗和其他文化习俗的应有态度。
参考文献：
[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J].社会科学研究，1992，05.
[2]欧阳若修，韦向学.外国婚俗[M].广西：漓江出版社，1986.
[3]郭金秀.从婚礼习俗看中西婚姻观中的宗教影响[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28（3）.
[4]范明生，陈超南.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日本文化习俗范文第5篇
2001年的第三天，多数日本人还在享受新年休假，日本多家报纸相继报道了一条海外消息：印尼政府保健省指责日本味素公司印尼分公司的产品违反伊斯兰教徒信条，命其三周内收回所有上市产品。随后，该公司日方社长及日方数名人员被逮捕，工厂暂时停工（注1）。
据报道，该公司1998年起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美国产的某种酶，而这种酶乃是从猪内脏提取的。人口近二亿的印尼国民的80%~90%是伊斯兰教徒，印尼市场出售的食品都要贴有伊斯兰教徒可以食用的标志。2000年9月，该公司再次申请可食用标志时，被指出使用不合法的酶，并受到当局劝告，要其自行回收上市的不合法产品。然而该家公司只更换了生产环节的酶，没有在流通环节上采取行动，以至于发展到被公开指责并被公开要求回收其产品的地步。数日后，印尼总统及当地大学的教授先后发表最终产品无问题的见解，社长等人被释放，工厂在更换酶之后重新开工，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已得到解决。
然而各种现象表明，此事引起的严重后果远未结束：味素产品在事件后迅速从各家超市、商店包括街头小卖铺里消失；有些市民在听到广播后，将已买的味素当作垃圾扔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些愤怒的人举行抗议游行并在寺院前当众焚烧味素包装袋（注2）。据报道，该公司四种产品年产约4万吨、其中90%在当地消费。这样，即使是短暂时期内的停止销售，也可推知其损失相当严重。此外，味素产品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销售亦受到影响，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日本味素总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在事件之后暴跌（注3）。
日本味素公司在全球拥有多家分公司，它1969年进入印尼市场、其产品在印尼调味料市场销售量占首位，在印尼生产的味素产品产量约占味素公司全球产量的十分之一。然而拥有长期在其他国度生产、销售、经营经验的公司，为什么还会产生此类问题？事件之后，各种推测假说纷纷出台，这里无意去一一辨别。作为非直接经营者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苦虑今后的具体经营方针或对策，而是应当从这件事的发生背景去重新认识开发异文化国度的经济市场和进行异文化交流时应注意的问题。
二 事件告诉我们什么
今日世界每天都发生着人员的互动、文化的互相接触。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交往，几乎象一日三餐一样平常和频繁。人们会把他国持有的信仰或各种习俗作为“奇风异俗”来介绍，但是有多少自诩为文明国、先进国的国民们平等地把这些习俗和信仰看作是同一地球成员所拥有的一种文化而加以真正的尊重呢？不会平等地看待其他国度的文化而企图去接近或进入这个文化，就会在这些异文化氛围里开展经济活动时碰到异文化交流潜在的巨大暗礁。
由于没有机会去当地做调查，无从得知今日印尼的市场和印尼国民们日常餐饮以及家庭餐桌上的状况，也无从得知味素产品几时东山再起重建国民对其产品的信赖、重振当年雄威。但是凭借文化研究者的知觉，有一点可以指出，那就是欲卷土重来，实是“任重道远”之事。因为该公司不只是简单地违反了该国家的生活习惯，它所犯的过错是触犯了其国民的信仰、伤害了持有异文化的消费者们对其产品以及对产品背后的文化的信赖，因而是致命的。
这件事表明日本企业对其进入的国外社会理解度尚不足，其原因之一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对该地区文化的认识能力。企业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认为已达到对异文化的理解。而该地区的文化亦用自己的文化尺度衡量，对日本企业认识异文化的评价是不合格，并且这种评价以文化冲突导致经济问题的最坏形式来表达。异文化理解度的差异将会导致经济交流的失败，这对欲在21世纪开发异文化经济市场或者准备进行异文化交流的企业或国家、民族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教训。
从欧美起步的现代文明，总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衡量其他的文化，从而持有优越感。然而其他文化的拥有者们也往往以自己的文化为基准，衡量他者的文化。即使是承认欧美文明的先进、主动引进其文化或者努力向其看齐的国家或民族，也未必就会完全丢弃自己的原有文化和民族自尊。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文化都欲在21世纪的地球上获得生存的空间，文化个性的强调与重视，将是21世纪文化的一个特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仅仅带着经济目标和经济头脑进入另一国家或民族的异文化区域，而不在事先尽可能地理解那里的文化，则不仅无法顺利开展经济活动、获得经济利益，还会碰到异文化的厚重墙壁上，卷入源于文化的误解或纠纷之漩涡，最终招致经济损失甚至引起两种文化间的重大社会问题。
对企业来说，海外经济市场是极富魅力的。但是，进出于海外各国的企业如果只有经济眼光，则会掉入看不见的异文化陷阱。国际经济市场的开发，应警惕伴随经济活动的异文化交往的暗礁。这是味素事件告诉我们的教训。
三 异文化理解的尺度：中日文化之例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对。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历史关联，无论文字、饮食还是居住、穿着诸习俗都可以找出千丝万缕的关系。出于这种文化背景，两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的、不成明文但已经渗入很深的意识：相互的文化理解度似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彼此间已不存在文化再认识问题。日本的文化皆从中国传入，两文化之间极为相似，持有这种错觉的人在日本和中国似乎都不是少数。对中日文化的叙述也多停留在描述眼前可见的相同相似的现象上。而实际上，中日之间因文化意识和习俗的不同而招致误解的各类“小事件”今日仍频频不绝。这类误解“事件”的频发和错误认识的积累，小则伤害个人间的交往，中则影响企业的经济运营，大则损害国民形象、甚至会造成民族间的隔阂。限于时间，本文不做理论分析，以下仅从生活习俗方面举若干事例。
颜色――日中两国对颜色的认识有着分歧。日本将红白双色用于喜庆场面、把黑色服装视为正式礼服，白色则代表神圣和洁净。因此，生日贺礼或病愈庆贺、贺升迁、升学以及婚礼贺喜时，都会有红白双色彩带装饰的礼物；婚礼时也会看到许多着黑西服戴白领带或黑色和服的人。
倘若着黑服出席中国人的婚礼，或以红白双色装饰贺礼，如果贺礼的受礼方或婚礼当事人对日本文化毫无了解，其心情可想而知。当然，若受礼方是重要的企业合作伙伴或重要的客户的话，其后的交易也许会令人担心。
数字――中国有“四平八稳”、“四六成双”之说，用具多以四个为一套。而日本忌其与“死”同音而极力避之。茶杯、水杯或饭碗都是五个为一套，块茎类青菜或水果遇到四至六的数时，也一般改为五个一盒或一袋。向日本友人赠送4件一套的礼品，也许他会稍感惊讶；如果面向日本市场销售产品，4个一套的国内程式也需要改变。
在日本，9也因其发音与“苦”相同而不大受欢迎。另外，婚礼时庆贺二人结为“一个”家庭，形成“一个”共同体，因此要极力避免2的出现，认为这意味着二人会分手。即使贺礼金额数字为二万日元时，也要备成面额一万和面额五千日元共三张纸钞。若按照中国习惯，送上“成双成对”的贺礼或意在贺新婚夫妇天长日久而特意将贺礼金额备为“99”、“499”、“999”时，就可能已经撞上异文化的暗礁了。当然，与4、9这些数字相连的庆贺类产品在日本文化氛围里的销售也需要动动脑筋。
其他――日本自明治五年起，将阴阳历合一，传统年节基本转为按阳历举行，（有一部份按阳历推迟一个月举行）。今日日本国内使用的挂历大部分只印有阳历。但是，中国至今仍然保持阴历和阳历双轴运转方式。不了解这一差异的日本大学生于阳历新年日本的“正月”期间专程前往中国欲看中国的正月情形却失望而归；阳历的7月7日特意向中国的留学生问候：“今天是七夕，……”不想得到的回答却是“今天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当然，预期的一场有关习俗的对话也就此打住了。当然，只印有阳历的日本产的挂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也会有限吧。
此外，结婚、乔迁贺喜、新居落成以及祝寿时，中国人避免“送钟”，赠送龟或猫头鹰也不宜于中国文化氛围。
日本国民相互赠送日常生活消耗品为的是不会使受礼方感到接受了弃之可惜之物，但是挂面或小咸菜类在中国未被列入礼品名单；极小的物品会使人感到是“小恩小惠”或“小气”；接受毛巾或洗衣粉类“礼物”的中国民众，会发问“是不是觉得我们脏？”
在日本，按照中国习惯去过于关心他人有时会被认为是干涉隐私；在中国，按照日本习俗出于尊重他人隐私而保持距离，有时会被认为是冷淡。……
不了解中日两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以及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的表现和两种文化交往时的注意事项，则会出现上类文化小冲突。以上事例仅仅是与生活意识、习俗相关的例子，属于文化冲突的浅表层次。倘若触及民族自尊、民族信仰、文化禁忌诸问题，导致的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满或不解，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都难免受影响。这也对中·日民俗研究者提出了课题：如何将研究成果还原于社会、为两国民间文化交往提供正确的知识。
列举上述事例的目的在于说明：相距遥远的两种文化的深入理解的确不是件易事，相近的文化之间亦存在着流于肤浅理解、真正深入理解难的问题。异文化理解度的自我判断与频频发生的误解，说明真正认识一种文化之难、轻信自我判断基准的危险性。
同时说明要深入理解一种文化，需要极大的时间和人力的投入，其中民俗学科大有发挥空间。
味素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文化与伊斯兰信仰间的冲突，不能用两种文化相差太大作为解脱之辞。人类集团的活动，无疑都带有其文化背景。对待事物的态度与解释则表现出信仰的不同。过于相信现代化科学技术和自己的经济能力，轻易地将对方的行为视为迷信、非文明等，这种带偏见的文化认识尺度是导致异文化经济交往失败的所在。对从事多种文化研究的人们来说，这个事件提出了如何确定“文化相互理解和认识的尺度”这一问题。这种尺度应当具有广泛的通用性，无论国家相距远近，文化上是否有关联，都可以依照同一种尺度相互衡量以及自我检验，以保证能用较客观的态度看人看己。这种尺度应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要素：不盲听妄信、不轻易对他文化下结论；抛弃文化优越感、克服文化偏见、尊重其他文化的意识；等等。
要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理解，不仅需要企业有意识地努力，还需要有相当量的对异文化的正确解释与分析，后者是需要文化研究者完成的重要使命。对开发国际经济市场的企业来说，何种程度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即客观的衡量尺度问题，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真正的理解即社会科学向经济界提供参考的学术可能性问题，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面临的课题。
四 国际经济市场开发与民俗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国际市场与民俗学，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相距甚远毫不相干的领域。但是，发生于21世纪初始的经济界的事件，为民俗学科指出了在21世纪的新的活动空间。
要使企业进入国际经济市场，首先需要掌握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信息。文化氛围的异同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民族文化的禁忌、民间信仰、生活习俗的异同等等，处理不好有时会成为毁坏相互信赖关系的导火索。
中国有句古话，要“入乡随俗”。而在今日社会，需要事先问其俗、知其俗，然后才能在“入乡”后顺利地“随俗”。企业是盈利单位，它以经济运营为主要目标。一般中小企业无力安置专人或设置专门研究异文化的部门。以研究各“乡”之“俗”、即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科，在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恰恰可以发挥作用。民俗学关于他国、他民族习俗、信仰、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企业开发新经济市场时的参谋，促进经济界对异文化的客观理解，帮助企业先知其俗再进入其乡以便顺利展开经营工作。
民俗学在追踪研究传统的遗留以及描述农村地区习俗变迁之外，全面深入地把握各民族文化特性，以其作为经济界理解异文化、开发异文化地区经济市场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是否可以作为民俗学在21世纪的一个紧迫任务呢？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果，只靠计算民俗用品商店或民俗旅游的营业额是无法化衡量出的。缺乏对异文化理解的国际经济市场开发，只能是构建在沙滩上的城堡。要开发国际经济市场并长久将其维持下去，则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力量打好理解当地文化这一经济发展的地基。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益，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的作用之一，可以体现在经济界文化顾问这一角色上。它并不意味着直接进入经济运营系统，然而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得多。
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向民俗学者们提供了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可以大展身手的学术空间。新的学术空间也向民俗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俗学研究要以文化上的“知己知彼”为努力的目标，为了解、把握自·他文化的异同而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同一国内的其他民族文化。在条件允许时积极研究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运用比较研究这面镜子，认识他国文化特征，再反照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对自己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认识。
在异文化地区发展经济，需要对其文化有深刻理解。帮助经济界理解异文化的社会学科之一，是民俗学。这是从一个跨国经济冲突中得到的启示。
注1：见《朝日新闻》2001年1月5日、1月9日、《读卖新闻》2001年1月5日、7日、8日、10日等的报道。由于没有前往当地实地调查的机会，只能借助报纸报道等文字资料，在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