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范文第1篇

张永军：兰州，踞中华版图之中心，枕悠悠黄河之臂膀，文脉根深，自古名胜。而最可贵的一张名片就是黄河之都。为什么要把兰州叫做黄河之都？请您谈谈黄河与兰州的关系？

范鹏：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兰州是唯一黄河穿越市区中心而过的省会城市。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说，黄河在甘肃流经900多公里，她补充了黄河上游40%多的水量。因此，我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黄河发源于青海，成河于甘肃。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说，黄河在甘肃这一段正好是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地方，黄河两岸支流密布，在这种支流与干流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所以我们把黄河称为母亲河。黄河作为母亲河，最重要的一段应该是西北地区这一段，这一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文明的源头。所以黄河文明、黄河文化实际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源头。甘肃人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就是，华夏文明最辉煌的东西在中原大地，但是她的源头奠基性、精神基因性的东西主要是在甘肃形成。所以，我们把兰州叫做黄河之都。

张永军：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源头。黄河之都，彰显的是母亲的情怀。那么，如何理解黄河之都兰州的地位？

范鹏：兰州的“三个定位”可以彰显其核心地位。

我对甘肃特别是兰州的内涵有三个方面的定位。

首先，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而兰州正是处在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兰州的第一个形象应该是黄河母亲。

为什么把黄河叫做母亲河？很多人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整个华夏文明的孕育及思想元素的形成、精神命脉的延续、文化特质的凝炼，都和黄河有关。从器物层面来看，黄河两岸产生了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这些作为华夏文明早期的辉煌成果，而中华文明的这些文化基因都可以在黄河两岸的文物遗址和文化遗存中去探寻到她的秘密。这是母亲河一个表层的东西。

母亲河深层、具有内涵的内容，就是中华文化中所形成的那些精神。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这样一些精神性的东西。它形成文字表达下来，是在儒家文化里面，但是儒家文化的根是周文化，而周文化的根是伏羲文化。所以，中华民族的整体思想是大一统的思想。

从这个角度来说，伏x文化实际上是夏商周文化的源头。而黄河是孕育和衍生这些文化的源头，是一个精神基因形成的过程，所以，我们称黄河为母亲河，这也是兰州文化基因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追寻历史，甘肃、兰州在历朝历代中位置重要，贡献巨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奋斗史上，甘肃的功绩不可磨灭，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

所以，对于甘肃、兰州而言，一个是黄河母亲，一个是“共和国的长子”，这种称谓对甘肃和兰州来说，不言而喻。

那么，甘肃、兰州的第二个定位就是“共和国的长子”。

从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来讲，建立一个国民经济的体系，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一五”期间，我们国家部署了156项前苏联援建项目，都是国家的支柱性大产业，在全国布局，而甘肃就占了16项，兰州就占了12项。

在此之前，中国的石油工业，最主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玉门。玉门油田是国共合作成功的范例，是国共合作最好的一件事情。抗战期间，甘肃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之所以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大通道、大仓库，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甘肃有玉门油田。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兰州布局了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白银公司、长风厂、长新厂等等，兰州成为我国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国防工业、纺织等工业基地。而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又是整个工业的骨骼。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如果没有石油、化工、钢铁、有色冶金，是撑不起来的。这些骨骼性的东西、支撑性的东西，十分之一是放在甘肃，放在兰州，足以体现甘肃的地位。我们非常自豪地说，甘肃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轻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工业体系，对于我国国民经济骨架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把甘肃、兰州叫做“共和国的长子”。

第三个定位，甘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网络时代的一个“少帅”。

兰州虽然是一个后发的工业城市，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移动多媒体、“互联网+”的时代里面，加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全球的中部崛起”和“亚洲的西部大开发”大战略的实施，兰州定会再现辉煌。

甘肃省的定位是要努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在历史上，甘肃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段，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还只是甘肃人民的一个梦想，如果我们梦想成真，甘肃是什么呢？甘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时期的一个“少帅”。“母亲”、“长子”、“少帅”，从第三代讲“少帅”，就是说它可以引领向西开放的潮流和趋势，可以在向西开放中发挥别人不能、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IT产业里面我们经常讲“孩子是父母的老师，孙子是爷爷的智囊”，未来的趋势也是这样的，这就是现代信息社会网络时代的特点。农业社会是爷爷说了算；工业社会是注重现在的，它属于“中年人”的时代；信息时代是“青年人”的时代，青年人掌控话语权。所以，谁是一个国家的“青年”，谁就是这个国家的顶梁柱。广义的说，西北就是我们共和国未来的“青年”，而在西北里面，陕西比甘肃大、新疆比甘肃壮，甘肃可以说是年龄最小的，具备“少帅”的特点，有前途、有后发优势。

所以，甘肃的发展是以兰州的振兴为代表。我们曾经是“母亲”、我们曾经是“长子”，我们立志要做“少帅”。我们不回避我们落后，我们不回避我们幼稚、年轻，但我们充满希望。

张永军：“母亲”、“共和国的长子”、“少帅”，一代一代，代代相传，继承更要有发扬。那么，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甘肃文化，整体上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兰州居于什么地位？

范鹏：总的一句话是：“三头文化”输送不竭动力。

甘肃的文化其实就是“三头文化”，即龙头、源头、重头。龙头是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文化，源头是以天水为代表的伏羲文化，重头是以兰州为代表的黄河文化。

先看“龙头”。有这样一种叫法：世界的敦煌、中国的酒泉、甘肃的兰州。知名度最高的是敦煌。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甘肃把敦煌作为龙头。现在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从文化的角度讲，甘肃规划了“13685”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方案，其中的“3”指的是三大战略平台，即兰州新区、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中国丝绸之路博览会。这三大战略平台里面，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和中国丝绸之路博览会是文化平台，实际上依托的都是敦煌文化，所以敦煌文化是整个甘肃文化的龙头。敦煌文化实际上是华夏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阿拉伯文明四大文明融汇贯通、创新的形态。季w林先生在1983年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讲到人类历史上独特的、传承历史悠久的、相对独立的文明只有四个，没有第五个，就是印度文明、华夏文明、希腊文明和阿拉伯文明。而这四大文明融汇贯通、综合创新，形成一种新的形态，这种形态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没有第二个。实际上就是以敦煌文化为主要代表、以石窟文化为基本形式、以佛教文化为底色的多重文化。所以，敦煌不光是具有华夏文明的辉煌成就、佛家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还是世界四大文明综合创新的一个新成果。

再看“源头”。甘肃文化的源头是以天水为代表的伏羲文化。伏羲文化为什么叫源头呢？因为伏x文化至少有五六千年的形成发展与辉煌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中间，形成了中国的思维方式。伏x被称为人文始祖，文字的形成、婚姻制度、服饰、运输工具、礼仪的形成等等都是和伏x有关，所以将伏x叫人文始祖。现代社会享用的这些古老制度和文明，追朔到源头就是伏x文化。实际上他也可以称作文化氏族集团代表的象征。比如说八卦，阴阳重叠构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在八卦中演绎出的是中国数学的源头、术数的源头、相术的源头、哲学的源头等等。渭河流域、洮河流域实际上就是当年伏x活动及氏族集团演化最主要的地方。所以说，以天水为代表的伏羲文化，是甘肃文化的源头，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最后看“重头”。甘肃文化的重头是以兰州为代表的黄河文化，也就是“龙头”和“源头”汇聚的中心。无论是敦煌文化还是伏羲文化，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黄河文明演化和扩展的形态。从现代文化角度看，甘肃所讲的华夏文明创新区，即“一带三区十三板块”，是以文化建设为主题，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为主线，围绕“一带”，建设“三区”，打造“十三板块”，简称“1313工程”。甘肃全省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华夏文明丝绸之路文化带，之后有三大区，就是兰州、敦煌、天水。实际上就是中部、西部、东部三大区，这三个区里面三大头，兰州是“重头”。

“一带”是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三区”是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和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从现代文化的角度来说，我们把兰州定为文化产业区，重头是要把文化变成一个从历史到现实的转换器。就是讲的：“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传承才能更好的创新”。“本来”是地下的东西、是固定的东西、是非遗的东西。而未来呢？它是一个活态的文化，所以讲：“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活起来就是在传承中创新。我们不光是欣赏我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有一种寻根的意识，我们还要有一种面向未来，让文化更好造福当代人这样的意识。这就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兰州在这里面扮演“重头”、中心的作用。

这就是说，兰州的发展对甘肃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要发挥作为“龙头”的率先、示范和带动的作用。

兰州的文化特点就是多元文化并存、相互交融的精神，曾经被概括为“河汇百流”的精神。而这样的精神，其实就是黄河母亲的精神，她又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既是母亲的情怀、又是“共和国长子”的个性，更应该成为未来新时代“少帅”的品格。我们应该把“黄河母亲”和“共和国长子”这样的美德传承下来，开放、包容、交流、合作、共赢，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倡导的丝绸之路精神，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弘扬的内容。

在“五通”里面，我们最注重的是民心相通。甘肃在历史上是开放最早的地域。从长安出发走向世界，必须要经过黄河渡口，所以就形成了渡口文化，接下来就要到河西走廊。隋大业五年即公元609年，隋炀帝主持召开过有多国元首和使节参加的万国博览会等都体现了当时开放的意识、交流的情怀，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与兰州有关。而且兰州这块地方，从长安到西域，中间最繁华的就是现在陕西的西边到新疆的东边。

兰州，作为甘肃的省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也是黄金段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弘扬历史精神、传承华夏文明的同时要开拓创新。开拓创新什么呢？甘肃的文化能够集约化、有规模、成点气候的除了敦煌以外，重点还是在兰州。

从传统文化产业来讲，兰州比较有优势的就是书刊编辑和印刷出版。也就是以《读者》为代表的印刷出版集团。兰州的飞天传媒集团是集创意、印刷、出版、版权交易等于一体的产业链，这实际是兰州文化产业的首位产业。

文化产业其实是城市产业，它要具备人气、人才、人脉各个要素，缺一不可。城市的发展一定要靠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与城市人口来支撑和带动。所以，从兰州的长远发展来说，兰州要善于打文化牌，能形成对甘肃有带动与支撑的文化产业。这就要兰州发挥在人才、创意、交易、智慧等方面的集散作用，要让资本的原始积累、创意的大量集成、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规模以上企业的聚集凝聚一处，形成合力，重点培养既善于创意、又善于经营的文化领军人才。对于这方面的认识，还是比较准确的，但发展起来的步履比较艰难，需要从方方面面去着力培养和强化。

黄河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7A-0180-03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f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史记・秦本纪》又称颛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g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耒、耜、、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k,鸟形k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p。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黄河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阗]黄河口；文化；基本特征

一、黄河口文化定义与内涵

对于黄河口文化的研究，目前尚无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和完整的定义。但对于黄河三角洲文化已有学者进行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如，田家怡（2001）认为黄河三角洲文化是黄河三角洲人一组组共同体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切生产、生活样式，行为方式，智能和精神系统的总和。孙才顺（2002）认为所谓黄河三角洲文化，概指产生发展于黄河三角洲区域的一种地域性文化，是有史以来生活在黄河三角洲上的人们共同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总称。对于东营地域文化，也已经开始有学者进行尝试性研究，如孙德祯（2004）认为东营地域文化可以定义为：这一特定地域产生的以黄河文化为渊源、古齐文化为根基、移民文化为补充、革命传统文化为底蕴、石油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为主体的文化。

以上定义均是以地域的角度来对黄河三角洲文化和东营地域文化进行的界定，但是如果以这种方法来定义黄河口文化却是不妥的。原因有二：

其一，自然地理概念的黄河口在历史上一直是不确定的。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大的流路调整就有六次，现代黄河人海口是黄河1976年5月27日改道清水沟流路形成的，即使上溯至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渤海，也仅仅才150年左右的历史。对此高有鹏先生也持同样观点，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作为历史地理的概念，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所以如果单纯以地域的角度对黄河口文化进行界定，显然是不完整也是不严谨的；

其二，黄河不仅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条文化的河流，黄河不仅仅是简单的两个汉字，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余秋雨曾经说过，“中华文化是一种大河文化，我们中华文化都有大河文明的性格，具体说来，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大河文明的性格。大河文明就是身在水边，聚族而居……而这种文明一定与大海文明的性格不一样，与游牧文明的性格也不一样……而对中华文明集体性格造就最重要的就是黄河”。黄河人海口是黄河流域河流的汇集，是黄河流域植物的汇集，也是黄河流域文化的聚集，更是千千万万华夏儿女心系梦萦之所在，倘若单纯以地理角度而忽视其所蕴含的代表民族精神和气质的价值形态，显然抹杀了黄河口文化的历史性和真实性。

黄河口文化与黄河三角洲文化有一定渊源但却绝不等同，以上分析并非力图解释或澄清两者相互关系，而是在于努力探寻一种如何描述黄河口文化的较为科学和历史的方法，即：不仅仅要从地域角度来描述黄河口文化，更重要的是跳出地理概念的苑囿总结出黄河口文化所蕴含和代表的最真实的价值形态。

乔清举认为，河流不仅具有自然的生命，而且具有文化生命，河流的文化生命（the culturallife of rivers）是“河流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而不单是纯粹的自然现象所具有的生命，是河流对人类精神生活、文化历史和文明类型的积极的启示、影响和塑造。河流的文化生命不是河流静态、单向地对人类文化产生影响，而是人与河流相互交往、对话、诠释的产物。河流的文化生命表现为人与河流的相互交往所形成的理念，是人与河流关系的升华，表达了人与河流的互动和同构”。显然，河流的这种文化生命，其核心是人类和河流交往与诠释，而这些交往虽然包含着“实践”，但其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实践的内涵，在人与河流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某些“非物质”的理念和精神符号往往演化成为河流文化生命的主体特征和核心要素。

于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黄河口文化定义的问题可以转换为一种定义的两个角度，一种是广义的角度，是置于社会学视野下的，根据这样的理解，黄河口文化则应被定义为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第二种是指从狭义的角度而言，以其所蕴含和代表的民族精神和气质为核心的价值形态所做的界定，亦即文化本身的主体特征和核心要素。其内涵亦即余秋雨先生所言，“黄河口的文化旅游价值在于，这里是千古母亲河伟大的归结之处，很多伟大的地方去了之后会让人感到很激动，黄河人海口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激动的地方。母亲河的概念，并不仅是指黄河千百年来‘灌溉’了两岸的百姓，更重要的是黄河从文化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一些基本的性格”。这两个角度所给出的定义不是分割开来的，而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由此，黄河口文化可以定义为：黄河口文化是黄河文化、齐鲁文化等多元文化在黄河人海口区域碰撞、汇聚、融合所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态，是一种具有母亲河归结处象征性的文化，内容体现为有史以来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反映其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生产生活类型、社会结构模式、风俗习惯特征、文化心理心态的总和，其核心要素体现为其本身所蕴涵的华夏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自信心等价值形态。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文化元素注入其中并相互交流、融汇，这种多元文化的汇聚进一步丰富充实了其内涵，共同构筑了黄河口独特的地域性文化体系。

对于这一定义应特别注意四个关键点，缺少任何—点来理解黄河口文化的内涵都是不完整的：

一是黄河口文化地域上虽然囿于黄河入海口地理区域的限制，但是在内涵上早已突破了地理疆界的束缚，它所代表的是黄河这条文化大河所孕育的文化体系核心价值一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在其人海之地的集中体现；

二是黄河口文化体系所包含的在黄河人海口区域形成的文化形态（主要是指黄河口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注入的新的文化元素如齐鲁文化、海洋文化、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移民文化、石油工业文化、红色文化、军垦文化的因子），是黄河口文化一定历史时期（现代）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传承的载体，它的形式与内容随着黄河流路的变迁和时展而不断变化的，体现出较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

三是黄河口文化所蕴含和代表的华夏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黄河口文化体系的本体特征和核心要素，虽然黄河口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和赖以传承的载体形式随着黄河流路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她所代表和蕴涵的这一主题几千年来一直贯穿于其成长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正是这一主题的本质所在赋予了黄河口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既继承传统，又不断创新、扬弃。

四是，这一定义本着历史的态度把黄河口文化体系分为了两个有机构成部分，一是其本体特征和核心要素，即其所蕴含和代表的华夏各族人民的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二是其内容或表现形式，即黄河人海口区域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反映其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在此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齐鲁文化、海洋文化、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移民文化、石油工业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军垦文化的因子或其复合体。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时时刻刻都发生着嬗变，往往随黄河入海口流路的变迁而变化，但本体特征、基本形态和核心要素基本保持着稳定性。

二、黄河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文化的定义和对其本质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重要论述。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提出文化起源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思想。而黄河口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则是一漫长的客观历史过程，它孕育于黄河文化哺育华夏民族成长、壮大的历史，产生于黄河入海口区域人类世世代代的生产活动过程之中，其内涵产生于实践，但绝不仅仅局限于实践的内容。

1.黄河口文化发展的动力

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贯穿于黄河口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是黄河口文化产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海内外炎黄子孙都引以自豪的母亲河。早在远古蛮荒之时，她就哺育着两岸的华夏民族，孕育了最初的华夏文明。在中华文化发生、发展、壮大的悠悠历史长河中，黄河文化不仅是重要源头，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占有主体的地位。同时，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中，“黄河”始终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她有超出单纯自然现象的“神性”，这是由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和黄河的交往史所决定的。在殷代，他叫做“高祖河”；在汉代，她又叫“中国河”；她至今还被叫做“母亲河”，这些都表达了她的“神性”。这种神性，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潜在地发挥着作用。而这种“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可以总结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

在大河人海之地，多种文明在此交汇，多元文化在此交织，而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在大河与大海的交汇之地得以集中展现，尽管因其多泥沙，河道“善淤、善决、善徙”导致入海口多次变迁，但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却一直激励着华夏儿女在大河人海之地百折不回、繁衍不息。

2.黄河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黄河入海口是整个黄河流域河流的汇聚，是黄河流域各地土壤的聚积，同时黄河口也是黄河流域各种文化的汇聚、交流、碰撞之地。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将各自的乡土文化元素带入黄河口，与其本土传统文化中齐鲁文化元素、海洋文化元素、农耕文化元素在此杂糅融会，同时在发展、成长过程中又注入了现代石油文化、革命文化、军垦文化的因子，从而在它的入海口孕育出独具特色、兼容并蓄、博大精深、集黄河文化之大成的黄河口文化。

（1）齐鲁文化

东营境内以广饶（古乐安）、利津县为代表的区域，西周至战国时期均为齐国地，秦代属齐郡。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首置广饶县，广饶曾一度被封为侯国。从传统文化的脉络看，当时以广饶县、利津县为代表的区域应属齐鲁文化的区域范围，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在文化的主流上承延了齐鲁文化的脉络，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凸现着齐鲁文化深邃和厚重的特点，鲁文化的儒学思想和齐文化的商学思想都得到很好的发挥，使这一地区具有较肥沃的文化土壤，同时也培植了一些具有文化代表性的精英。如先秦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以《孙子兵法》名世，而后辅佐吴王成就霸业；干乘（今广饶）人欧阳和伯及同郡人倪宽以及欧阳和伯之子及曾孙高，形成了一个显赫的今文《尚书》“欧阳学”传经派别，对西汉学术乃至西汉政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崇文尚武、擅农重商、富民兴邦、以德化民的古齐鲁传统文化对黄河口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

《中国造船史》指出“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组成部分……黄河、长江与海洋共同孕育了中国的舟船文化”。《战国策》卷29《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章记齐王曾“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既言“北地之众”，就说明临淄以北（今广饶一带）已有较为密集的人口，使得可耕地面积日渐减少，必然会向退海之地开荒要粮；另据历史记载，现在东营市的广饶、利津一带周朝为齐地，秦朝时属齐郡，依据靠海的优势，大兴渔盐之利，又兼农桑垦殖，自先秦以来创造了发达的农业经济区；同时当地居民世代与海打交道，靠海、吃海、用海，创造了这一区域灿烂的海洋文化。自黄河在此入海以来，黄河文化便与海洋文化融为一体，共同融入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黄河口文化体系。

黄河下游地区作为海洋文化的典型，集中在山东沿海，而由于黄河经常改道，黄河入海口便成为理解其作为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点，而不论黄河在哪里人海，它都赋予海洋文化以新的内容。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尽相同的是，黄河新旧人海口对龙王的崇拜要远远盛过对妈祖的崇拜。今天的滨州、利津，包括整个莱州湾的黄河冲积扇平原，尤其是神仙沟、甜水沟（今东营市境内）一带为集中地，道教文化具有绝对优势，其中的泰山神崇拜，特别是碧霞元君的民间信仰，是黄河下游地区民俗生活中极其突出的一个亮点。

（3）移民文化

自明初以来的六百多年间，黄河三角洲先后出现过三次移民迁入大潮：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迁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鲁西和部分军队的移民；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鲁西和全国各大油田的移民。三次规模较大的移民，形成了三晋、燕赵等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给黄河口地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内涵，使黄河口文化有了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的特点，具备了极大的包容性。移民文化是黄河口文化的重要补充。

（4）革命文化传统

黄河入海口一带是革命老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共产党的早期活动。1925年春，东营市的广饶县刘集村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一刘集党支部，我国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也在此被发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黄河口英雄儿女们开辟出了山东五大抗日解放区之——渤海解放区，在为全民族解放事业伟大斗争中形成了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黄河口革命历史文化。

（5）石油文化

建国以来，随着石油勘探开发的兴起，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油大军汇聚黄河三角洲。随之而来的还有军马场、石油大学等中央、省属单位的加入。几十年来，油、地、军、校四方紧紧围绕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建设这一共同目标，携手并肩，艰苦奋斗，共同开创了以团结奋进、艰苦创业为主题的石油文化。这一文化经过几十年的锻铸和锤炼，已充分融入黄河口文化体系中，成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促进黄河口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现代黄河口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主题鲜明的多种文化的融合体。黄河口文化受到了黄河文化与传统齐鲁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得到了海洋文化的浸润，五千年文化的积淀，古老民俗的浸润，外来移民文化、石油工业文化、红色文化、军垦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击，多种文化的集聚、碰撞和融合，终于演化成为一种雄浑淳厚、博大精深的多元文化。它既蕴含和展现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艰苦创业、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又体现了黄河文化的源远流长和齐鲁文化的博大精深，极富多元特征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区域个性和时代特征。

三、黄河口文化的基本特征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基本特征。黄河口文化在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黄河流域各族人民的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精神为本体特征，与黄河入海口自然环境相适应，既传承历史又与时展相呼应，既与地域文化相交流又吸纳新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主题鲜明的民族性、和谐共处的人文性、兼容并蓄的多元性、独特唯一的地域性四大基本特征。

（一）主题鲜明的民族性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远古先民在此“择水而居”，辛勤耕耘，孕育了黄河流域最初的文明。数千年来，黄河哺育了中华儿女，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和繁荣，被全球华人誉为为中华民族的摇篮，蜿蜒浩荡、百折不回的黄河，也被视为中华民族坚韧顽强精神的象征。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人讴歌描绘的对象，以其为题材的众多作品鼓舞了亿万人民奋发向上的斗志。而在中华民族最为危险的时刻，《黄河大合唱》无疑唱出了全中国人民的最后的吼声，以“黄河在咆哮”的气势和胆魄，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最后终于实现民族的独立。

黄河口文化继承了这种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并且激励着历代黄河口人民在入海口克服艰险，繁衍生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历代移民在这片退海之地，勤恳耕耘，世代劳作；在中华民族最艰难困苦的时期，黄河口人民苦苦探寻着救国之路，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在这里的早期传播，孕育了这片土地最初的红色火种，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成为山东五大抗日解放区之一一渤海解放区；建国以后，随着石油勘探开发的兴起，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油大军汇聚这里，发扬团结奋进、艰苦创业的精神，建设了新中国第二大油田。随之而来的还有军马场、石油大学等中央、省属单位，艰苦创业、奋勇拼搏，使得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焕发着勃勃生机。在新时期，这种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并一直成长为黄河口文化的不变的主题。

（二）天地人和的人文性

“和谐”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当然“人河和睦共处”也是人类与河流关系的最高境界。水是万物之源，没有水就没有世界，有了水才有生命，有了水才有灵性。黄河在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滋养、哺育人类文明的同时，定期泛滥和频繁决口，却给沿岸和河口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由于黄河善淤、善徙、善决，所以一部黄河史，就是一部人类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人类与黄河力求和睦相处的历史。

但是，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长期主导下，人类与黄河的关系正在遭遇空前危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床抬升，河道断流。黄河断流给河流带来致命威胁，河道泄洪排沙能力削弱，主河槽严重淤积；河流自净能力降低，水质污染度超标。而且，黄河断流切断了河口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黄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

黄河口开发建设的历史，也是一部黄河口人民力求与大河“和睦、和谐”共处的历史，在黄河人海口改道水清沟之前，黄河流路的不稳定一直威胁着胜利油田的生产和安全，1976年5月27日，通过人工疏导，黄河入海口成功改道水清沟，至今顺利行水30年，打破了黄河“十年一改道”的宿命。世纪之初，随着黄河水不再断流，黄河口人民开始实施湿地修复工程，湿地修复工程的实施，提高了湿地内生物的多样性。入河共处标志着“河流伦理”、“河流生命”的理念正在成为主旋律，也标志着人类从蒙昧期的“乖孩子”开始，经历了反叛期的“坏孩子”阶段，现在正在文明的更高层次上，努力做一个与河流和解的“好孩子”。人与自然在这里共生共荣，天地人和的崇高理念正在随着黄河口人对黄河进一步认识而升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文精神也成为黄河口文化基本特征之一。

（三）兼容并蓄的多元性

黄河入海口是整个黄河流域河流的汇聚，是黄河流域各地土壤的聚积，同时黄河口也是黄河流域各种文化的汇聚、交流、碰撞之地。黄河口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较深，它首先吸收了齐鲁文化的革新、开放、包容精神，之后又受到北方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内容与形式渐趋多元。

自明代起，现代黄河口区域历史上共发生三次大规模移民，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将各自的乡土文化元素带入黄河口，与其本土传统文化中齐鲁文化元素、海洋文化元素、农耕文化元素相互融合，黄河口文化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趋多元。同时黄河口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又吸纳了黄河口军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的优良的革命文化因子、石油勘探开采过程中形成的石油精神，从而在黄河人海口孕育出独具特色、兼容并蓄、形式多样、内容多元的的黄河口文化。

它不仅继承了黄河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传统文化精华，而且还吸纳了菜州湾沿岸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内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移民的涌入不仅加速了黄河口文化融合的进程，而且使得黄河口文化形态渐趋成熟；红色文化和石油文化的融合使得黄河口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其本质特征和主题更加鲜明，而新时期现代文明的注入则使得黄河口文化时代特色鲜明，使得这一“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展现了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四）唯一独特的地域性

黄河唯一性体现在中华民族母亲河形象上。同时黄河入海口也是唯一的，它的唯一性不仅仅在于黄河人海口的生态地理概念，而更在于其本身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情感和爱国情结。

黄河绵延万里奔腾人海，在其人海口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黄河三角洲部级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部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的“中转站”、越冬地和栖息地。区内景色秀丽，气候宜人，有白天鹅、丹顶鹤等289种鸟类，被誉为珍禽的乐园；野生植物达393种，柽柳、天然芦苇荡成为一大独特的景观。整体上讲，黄河口生态资源分布集中，类型多种多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已经传唱了几千年，它们所凝聚的是人们对这条母亲河奔流人海的一种情怀。自古以来，长河人海、河海交汇曾经寄托了多少华夏儿女的憧憬与向往，如今黄河入海口更是海内外千千万万炎黄子孙魂牵梦萦之地，她所蕴含的民族情节是任何一条河流所不能够代替的。自然地理意义的黄河入海口随着黄河尾闾的摆动而不断变迁，但是黄河口所蕴含“非物质”层面的的象征意义和民族情节，在华夏儿女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而这种“非物质”层面的无形的象征正是黄河口文化的本质内涵和核心要素，这种象征和意义决定了黄河口文化具有的独特、唯一地域性特色。

黄河文化范文第4篇

五年来，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和郑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照“弘扬炎黄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的宗旨，依靠各位顾问、理事和各界热心炎黄文化人士的无私奉献精神，使学会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学术研究活动进一步活跃

2000年4月，我会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侨联、濮阳市政府等在濮阳市召开“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讨论会，有5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有28人在会上发言，收到论文45篇。费孝通、李学勤、贾兰坡等知名学者发来贺电。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陈大络就“龙文化和祖国统一”发表了演说。会后出版了《龙文化与现代文明》论文集。

2000年5月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科委和我会联合在郑州市举办“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研讨会，会上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岳肖峡和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有功讲了话。专家学者各抒已见，就“传统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科技兴豫”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讨。有48名学者专家到会，共收到论文35篇。

2001年7月为迎接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我会召开会议，学习同志“七•一”重要讲话，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南，努力开创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2003年7月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直文化科研单位和各市、县文化、旅游、炎黄文化研究等部门的学者、领导约70余人，会上通报了各市、县炎黄文化研究工作开展情况，交流了经验。会议收到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世界华人理事会的贺电。收到各地专著、论文、内部刊物及交流材料300余份，11位同志在会上发言。会后，河南省和郑州市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导，有力的推动了市、县炎黄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

五年来一些市、县的炎黄文化研究会活动成效显著。濮阳市现已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濮阳市龙文化研究会功不可没。五年来他们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会，仅2004年就先后举办了“孝道文化与家庭美德”学术研讨会和“龙文化的现代价值”学术报告会。参加“孝道文化与家庭美德”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专家达60余人，收到论文有14篇，研讨会后他们还向市政府提交了成立市孝道工作领导小组的方案，建议把孝道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平顶山市炎黄文化研究会2000年至2004年先后举办了“尧文化研讨会”、“县衙文化研讨会”、“楚长城研讨会”、“苏轼学术研讨会”、“牛姓文化研讨会”等。2004年的牛姓文化研讨会反响强烈，平顶山市先后有四位牛姓名人：鲁山县宋代抗金名将牛皋，宝丰大顺农民政权宰辅牛金星，叶县明代南京太常寺卿牛凤，郏县抗日民族英雄牛子龙。研讨会对牛姓源流、牛姓“四杰”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研讨，并对平顶山的人文景观的保护与开发向平顶山市政府提出了建议，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洛阳市汝阳县，为弘扬炎黄文化，发展旅游事业，振兴汝阳经济于2004年4月25日举办“第三届河南汝阳杜鹃花节暨炎黄颂祖大典”。会场设在汝阳县西泰山风景旅游区炎黄峰下。炎黄峰，一座酷似两位长者的山峰，被誉为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巍然屹立在群山和绿水环绕之中。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许顺湛、窦思忠到会祝贺。

为了交流和展示学术研究成果，为了给予炎黄文化研究工作者一个活动园地，我会和有些市、县炎黄文化研究会还编辑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专著和论文选集。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有：《中华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大河魂》、《炎黄资料汇编》(1—2集)、《炎黄颂》(上、中册)、《岳肖峡书法作品集》等，最近即将出版的有《炎黄颂》(下册)、《辉煌的历程》(画册)和《辉煌的历程》(资料汇编)。各市、县出版的有《中华第一龙》、《龙文化与现代文明》(濮阳市)，《轩辕故里在新郑》、《黄帝足迹》(新密市)、《颛顼、帝喾》(内黄县)等。内部刊物有《溱洧文化》(新密市)、《平舆炎黄通讯》、《炎黄文化通讯》(灵宝市)等。

(二)组织参与多种文化活动

2002年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和郑州市“道德规范进万家”活动，我会会同省会各大专院校教师和音乐爱好者组成省工人合唱团，开展了《公德颂》组歌演出活动，先后演出五场；观众达七千余人，省市有关领导也观看了演出。2002年学会与春泉公司共同举办了“99”重阳节联欢会，参加联欢的有500余人，弘扬了我国尊老敬老的光荣传统。

2002年11月为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我会举办了迎“十六大”笔会，省会著名书画家龚柯、毛秉乾、唐玉润等十余人到会挥毫泼墨，共计奉献作品38件。充分体现了广大书画界人士高度的爱国、爱党之情。同时我会还与河南省政协联谊会、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刘少奇建党思想研究会联合出版了《刘少奇在河南》大型画册，在首发式上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王全书、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姚如学讲了话，对画册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炎黄巨塑工程有了新的进展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奠基者和肇造者。炎黄巨塑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开拓和创业的化身。炎黄巨塑的建成将对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产生积极影响；将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和国际友人寻根祭祖，观光旅游的圣地。早日建成炎黄巨塑是全球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

炎黄巨塑工程1987年由海内外各界著名人士倡议在中国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向阳山兴建，1991年9月12日奠基，周谷城、萧克、李德生和省、市领导参加了奠基仪式，1994年9月12日正式开工，程思远和省、市有关领导参加开工典礼。18年来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把兴建炎黄巨塑作为首要任务，从组织专家设计、论证、定稿，到向海内外宣传、筹资、组织施工等，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近五年来完成的主要工作为：

1．完成了炎黄巨塑广场炎黄主鼎的安放。炎黄主鼎由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筹资180万元捐赠。根据工程设计，炎黄巨塑广场共有九鼎矗立，其中主鼎由青铜铸造，高6．6米，直径4．38米，重20吨，雄伟庄严，典雅厚重，气势恢宏。鼎内壁铸有“炎黄始祖，万代景仰”八个篆文，四壁铸有“炎黄鼎”三个金文，同时有、邓小平、陈云的题字。我国历代都把鼎作为国之重器，尊之为“宝鼎”，“炎黄鼎”充分体现了中国文明的伟大风格，同时也象征着国家威严、昌盛和江山永固、国家统一。炎黄主鼎在上海首展三个月，参观者达数十万人，得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和国际友人的高度赞扬。

炎黄主鼎安放仪式于2001年4月10日在炎黄巨塑广场隆重举行，参加安放仪式的省、市领导有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孔玉芳、河南省副省长贾连朝、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韩劲草、原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岳肖峡、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有功等。参加安放仪式的来宾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鲁谆、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克、炎黄鼎具体捐赠单位上海依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美琴等。

2．106米高的炎黄巨塑主体工程完成50米和巨塑广场7000平方米的土方工程，以及广场景点建设。炎黄巨塑工程依山而建，原山脚为一条5．5米深的洼地，经过回填、绿化，为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继续施工奠定了基础。

3．炎黄巨塑工程有形和无形资产进行了评估。在炎黄巨塑形象设计已获得国家专利权、出版权、商标权之后，2003年我们对炎黄巨塑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进行了评估，至2003年底炎黄巨塑的有形资产为1200万元，无形资产为6000万元。2003年，为加快工程进度，为有利于炎黄巨塑的兴建、管理，早日实现全球华人的历史夙愿，经多年酝酿，我会将炎黄巨塑的兴建任务移交黄河风景名胜区。2004年3月13日在黄河风景名胜区举行了炎黄巨塑工程移交仪式，之后又将与炎黄巨塑工程有关的规划、论证、设计、立项批件，价值1200万元工程资产，6000万元的无形资产，及国家注册的38个商标的知识产权全部移交；为支持炎黄文化研究会继续为炎黄巨塑筹资和开展宣传等活动，黄河风景名胜区每年为炎黄文化研究会解决40万元经费。我会虽然将工程移交给郑州市风景名胜区续建，但仍担负着炎黄巨塑的宣传和筹资任务；仍担负着海外华人前来寻根祭祖和观光旅游活动的组织和联络；仍在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开展活动。

目前，炎黄巨塑工程已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炎黄主体工程已在原基础上升高24米，根据郑州市政府的要求，计划到2005年10月，炎黄巨塑主体工程将全部竣工，到时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将巍然屹立在中原大地的黄河岸边。届时郑州将成为国际文化旅游中心，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将产生深远意义。

(四)积极开拓海内外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同国外朋友建立长远的友谊，加强海内外炎黄子孙联系，激发爱国热情，共同弘扬炎黄文化是我会的又一项重要任务。五年来我会在积极开展对外联络上同样取得了显著成绩：2000年6月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前来参观炎黄巨塑工程和黄河碑林，受到了会长岳肖峡、王仁民，副会长李生盛、窦思忠等领导的热情接待，参观后金泳三为炎黄巨塑题词：“炎黄二帝，人文始祖”，会长岳肖峡为金泳三题词：“东方文化，同源同根”。体现了中韩两国之间的友谊，弘扬了炎黄文化。

2002年4月18日，在省侨联主席林雪梅的带领下，由团长邓福恩率领的马来西亚沙巴及纳闽公会联合会中原寻根赏花团一行三十余人，在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炎黄巨塑广场举行祭祖活动。团长邓福恩动情地说：“海外华人时刻盼望祖国的强大繁荣，家乡变了，作为炎黄子孙更高兴，更光荣。这就是海外华人的一颗赤诚的心。”祭祖活动后，团员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炎黄巨塑建成后的铸魂壁上，以表对祖国的怀念。

2002年8月4日，我会在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接待了美国老朋友罗斯一家五口，1984年罗斯曾随美国勘萨斯州访问团来到当时的郑州市黄河游览区参观访问，从此结下了友谊。十五年后故地重游，为中国的巨大变化所感动，为表示友谊我会向其赠送了题写有“山河永存，友谊代代传”的山水国画和水晶沙炎黄二帝塑像。

为弘扬炎黄文化，促进国际交流，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还多方鼓励和支持学会理事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学会理事郑州市原书画家协会主席禹化兴先后组织国内书画家作品400余幅，参加了澳大利亚、美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世界和平书画展。增进了友谊、传播了中国绘画和书法艺术，增强了各国人民的友谊。在国内文化学术交流方面，我会先后与国内不少省、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建立了联系，互寄刊物、简报，举办文化学术活动，相互组织考察学习等。先后接待的来访者有：广东、上海、大连、延安和湖南炎帝陵基金会等省、市炎黄文化研究社团。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为捐赠炎黄主鼎做出了巨大贡献，该会陈美琴女士捐献炎黄主鼎的功德碑于2001年4月，正式在炎黄巨塑广场安放。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为兴建炎黄巨塑多方筹集捐献资金达100余万元；山东省泰安炎黄文化筹委会和大连华夏文化促进会还专门成立了炎黄二帝巨型塑像义捐征集部，召开新闻会。

五年来，我会还积极参加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所组织的各项活动。2003年参加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诞辰110周年书画展；2004年参加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书画展。我省马国强、唐玉润、王绣、吕致远等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参加了展出。

二、今后工作建议

回顾过去，学会工作成绩卓著；展望未来，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同时我们也充满信心。为使我会下届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提出以下建议：

(一)继续深入开展炎黄文化研究

为了深入开展炎黄文化研究活动，多出精品，学会的学术研究活动，一是要制订具体规划，选准课题，确定合作单位，制订征稿的内容和时间。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力争每年与市、县联合召开一至二次学术研讨会；二是课题的选定，要紧密结合我省文化资源的实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要体现“炎黄文化”、“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三是要依靠专家学者，提高论文质量，培育精品；四是要形式多样，可以专题召开，亦可结合各种文化活动进行。还可同各市、县(市)协商合作，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研讨活动。

(二)积极开展炎黄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

宣传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使其融入社会主义文化而发扬光大，是我会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要使她进入社区，进入普通百姓家，进入大中小学，进入年轻一代人的心灵，使其成为培育民族精神强大动力。宣传普及活动可以结合重大节日安排，可以配合各项中心工作开展，也可参入重大的纪念活动进行。形式上可以是书画笔会、戏曲歌舞演出和报告会、座谈会等。

为大力宣传普及炎黄文化，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同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的联系与合作，加大炎黄文化宣传力度：同时应积极建立健全自己的宣传阵地：一是进一步充实学会网站的建设，不断增加网站的宣传内容；二是继续重视“炎黄颂”系列丛书的出版，加强学会研究成果的展示；三是要及时通报各地炎黄文化研究会活动情况，提高学会简报的时效性和质量；四是要积极筹备会刊“炎黄天地”的出版发行，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炎黄文化研究会都有自己的会刊，会刊既是我会的一个窗口，也是学术研究的园地，我们要积极筹办。可以先申请发行内部刊物，再申请公开发行。可以先不定期，再逐步达到定期。 在“炎黄天地”会刊未被批准之前还可以先出“炎黄天地”文集。

(三)加强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

继续通过与宣传、台办、侨联等部门的合作，加强与海外友好团体进行文化交流，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文化旅游，寻根祭祖和各种形式的庆典活动。

继续与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炎黄文化研究会加强业务联系，参与兄弟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各项活动。可以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加强对外的交流，以扩大我们的视野。

黄河文化范文第5篇

<黄河是怎样变化的>读后感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长河. 干流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75.24万平方公里.也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每年都有4亿吨泥沙淤积在河床中,致使河床每年平均增高10厘米,极易造成水灾.为什么黄河有这么多的沙子呢?我迷惑不解的翻到了<黄河是怎样变化的>这篇课文.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黄河变化的过程,变化的原因及其治理的方案,告诉人们要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黄河在数千年到数万年前自然条件是很好的,可是人们为了吃上饭就开垦荒地,越多垦荒,泥沙也就越来越多.

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应该多种树,不能让水土流失,也应该保护这条伟大的母亲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