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离骚 杂合性 翻译策略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概念的提出，文化霸权主义正改头换面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出现在生活中，翻译作为殖民主义和解殖民主义的渠道，在其中的作用十分凸显。

《离骚》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古今中外诸多翻译家都对其进行了翻译，使其在西方世界也拥有广泛的知名度。因此探究《离骚》英译本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身的文化认同度和西方世界的关注点，为更好的把握今后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参考。

二、杂合性

杂合性一词出现于17世纪的自然科学用于指示自然界中的杂合现象，直到20世纪后期，霍米巴巴才将杂合性引入到后殖民理论中。巴赫金（1995）认为，权威话语不可能进入到杂合文本中，一旦进入，拥有单方面话语权的权威文化就会立刻瓦解，因此，杂合性是对权威话语的挑战和反抗。在中国，孙会军（2003）认为杂合现象是不同文化碰撞和交流的自然结果。杂合，归化和异化作为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主要翻译策略，不同于后两者的简单向加，而是两种文化相结合的最优解。杂合性理论取二者之长，认为译者不应一味坚持一成不变的翻译策略，迫使归化或异化理论走向两极才恰恰落入了殖民主义的陷阱。

三、《离骚》英译本的杂合性分析

杂合性翻译文本的分析和研究应主要从语言，文化和文学三方面着手。本章将遵从以上分类对《离骚》及杨宪益译本和郭沫若译本进行分析。

1.语言的杂合。

例1：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杨译：A prince am I of ancestry renowned； Illustrious name my royal sire hath found

郭译：I am the descendant of the ancient emperor Gao-yang； my deceased father is called Baiyong；

在此例句中有诸多文化负载词如高阳，苗裔，皇考和伯庸，在杨宪益的译文中，高阳和伯庸等词在对篇章的理解不起任何影响的情况下被省略不译，同时保留了苗裔和皇考的真实意义即子孙和父亲。郭沫若的译本则将所涉及的所有词全部译出，激起目标语读者在阅读兴趣的同时，引导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例2：不抚壮而弃秽兮， 何不改乎此度？

杨译：Had I not loved my prime and spurned the vile， why should I not have changed my former style？

郭译：Why not abolish the present corrupt regime while I am still strong？ Why not alter this political system？

中国古代文章因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而注重比兴的修辞手法，不倾向于直抒胸臆。而西方由于航海文明的渊源和雄辩的传统，倾向于热情和直接的表达方法。原文中的语气助词“兮”在文章中广泛应用，一方面有辅助语气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控制行文和朗读节奏避免过于急促。而郭译本中采用两个疑问句使感情程度超出了原文，在语法的选择是一边倒，使得杂合性程度减弱，不及杨译本。

2.文化的杂合。

例3：唯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

杨译： The fallen flowers lay scattered on the ground， the dusk might fall before my dream was found.

郭译：I worry about the plants withering away and fear I am growing old.

中国自古有用美人比喻自身以及才华的传统，汉代王逸《序》曾言：《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曹植也曾作《杂诗》以美人迟暮比喻年华老去，志向不抒而岁月不再。在译文中，杨译本将美人引申为梦想与才华，而郭译本中引申为年岁均是不同角度的理解，符合对原文的解读。

3.文学性的杂合。

例4：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杨译：when sirius did in spring its light display， Achild was born， and tiger marked the day

郭g：I was born in January， 340B.C.

就文学性的杂合程度而言，杨译本的文学性更高。主要体现在韵律的选择和意象的丰富上。杨译本采用每一句押尾韵的方法，使读者在阅读的同时朗朗上口且注重对原文词语的准确把握与目标语的选择，而不是对原文的简单直译。

四、结语

经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多采用一种翻译策略为主而另一种或几种翻译策略为辅的方法进行分析。杂合性的意义体现在它糅合了几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而使得译文在语言，文化和文学性方面呈现出最佳的选择。杂合性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中西文化以及翻译趋势的把握，便于两种语言以及两种文化在译文中得以相遇而产生碰撞，引发后人思考。

参考文献：

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离骚》；翻译；炼词

Refining the Words： from Faithful Meaning to Romantic Charm―a Comparative Study on 4 Chinese-English Translated Works

Ye Fa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oems and verses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task not only for its terseness in language and distinctiveness in form but for the sharpnes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s such， translators are supposed to refine words or phrases， the basic translation units， from faithful meaning to romantic charm， to meet a higher requirement of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4 Chinese-English translated works of “Li Sao” to analyze respectively and then compare the degree of their words （or phrases） refining. Accordingly it makes several suggestions about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 ancient poems and verses.

1.引言

作为中国浪漫主义鼻祖的《楚辞》以其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富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等特点独具地位。其中又以屈原的代表作，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离骚》最为著名。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其英译本承担起他国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媒介。本古诗词汉译英过程中，字词作为较小的翻译单位，需经历“如琢如磨”（张智中，2005：131），炼“意”炼“神”，以求“形神兼备”（卓振英，1998：28）。文拟选取杨宪益、戴乃迭（以下简称“杨戴”）、许渊冲（以下简称“许”）、David Hawkes（以下简称“霍”）及卓振英译本（以下简称“卓”）在词之意、词之神的把握上作对比研究。

2.古诗词翻译的“炼词”综述

诗学上的炼字（词）即为诗人对众多词汇反复琢磨，挑选最为恰当者的写诗方法（卓振英，1998： 28）。炼词之目的，在许渊冲英汉版本小诗中被诠释得浅显易懂：

Good， better， best，

Never let it rest，

Till good is better，

And better best.

好上加好，精益求精；

不到绝顶，永远不停。

（转自张智中，2005：128）

因此有了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语不惊人能死不休”的誓言，有了王国维《人间对话》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之“闹”和王安石《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的传神。

字词、句子、篇章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们提出各自翻译标准：从1898年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到1951年傅雷先生提出的“传神”论再到1964年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之说。炼词的标准无外乎准、精、美三个字（成昭伟等，2001），炼词可从诗学、词汇学、修辞学等角度切入（卓振英，1998： 28），改韵救义、删繁就简、通情顺理、更易语气、人称换位、跨行增益、诗题改译、润色标点、如琢如磨、改而谬者（张智中，2005：128-132）。成之见解过于笼统，张之所述强调炼词的持久战略，卓之观点则跃过了“信”直述“神”。笔者认为，词的翻译，需先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失去了对原意的正确理解则失去了原文独有的文化内涵，其次，最大限度地保持具体体裁的特色。因此，概括而言，古诗中之炼词一在于炼意，即琢磨如何忠实地传达原意；二在于炼神，即在现意的基础上，如何再现诗歌美学价值。

3.《离骚》四种英译中炼词层面的比较与分析

3.1 炼词之“意”

《离骚》拥有大量富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色的专有名词，如植物（蕙等），如天干地支纪年法，如政所名词等。在翻译过程中，所译之词，若能承载原先的文化特色准确地表述，则不失原先作品的价值。如以下二例：

1）“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When Sirius did in Spring its Light display，

A Child was born， and Tiger marked the day.

（杨宪益、戴乃迭，2001：3）

The Wooden Star appeared in spring， oh！

When I was born on Tiger’s Day.

（许渊冲，2008：5）

When She Ti Pointed to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On the day geng-yin I passed from the womb.

（Hawkes ，1985：68）

On th’ Day of gengyin in th’ first month of early spring，

Of th’ Year of yin， into being th’ world did me bring.

（卓振英，2006：3）

此处，“摄提”，“孟陬”，“庚寅”分别指的是屈原出生的年、月、日，即屈原出身于寅年寅月寅日。杨戴将“摄提”译作Sirius（天狼星），源于古希腊语∑εριο，许译作The Wooden Star，二者均与原文化相去甚远，而霍保留原音，也保留了原意，卓的翻译则忠实地传达本意。再说“孟陬”二字，杨戴和许都将“孟陬”模糊译作spring（春天），忽略了原文孟陬（正月，农历第一个月）之意，将其译成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则更为清楚。最后说“庚寅”，杨戴和许均将“庚寅”译作Tiger Day（虎年），失去了原韵。此外，四个译本中，唯有杨戴，将原文中“吾”，第一人称，译作a child，第三人称，改变了原文叙述主体第一人称，削弱了作者抒发满腔热情的真实感。简言之，在炼富有文化特色名词时，杨戴择其概要，许追求形似，而霍和卓则究其本意，表现出忠实原文。

2）“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Thy Chamber dark lies in Recessed deep，

Sagacious Prince， risest thou not from sleep？

（杨宪益、戴乃迭， 2001：23）

From inner hall kept far apart， oh！

The prince won’t wake， though wise and fair.

（许渊冲，2008：30）

Deep in the palace， unapproachable，

The wise king slumbers and will not be awakened.

（Hawkes，1985：75）

Alas， the secluded boudoirs are beyond reach，

And the king， wise as he is， seems ne’er to awake.

（卓振英，2006：22）

此句作者以美人闺室喻君王宫室，叹宫闱之不可及，怨明君被小人蒙蔽，自己的满腔衷情无法疏泄，已到了急火攻心、不能忍受的边缘。表面上，作者写的是一己之恨，但细品起来，其为君忧心、为国心切的忠肝赤胆历历在目，动人心魄。“闺中”一词杨戴译为Chamber，许译为Inner hall，霍译为Palace，而卓译为Boudoirs。Palace直表“宫廷”；Chamber有“议院”之意，通过联想很容易和政事联系；Hall则是“大厅、礼堂”之意，无任何文化联想；Boudoirs则选择遵循原文象征手法，直意“闺房”，给读者一定的想象空间。

翻译过程中，对于原词词性的保留，有时能够勾画出作者预设的画面，使读者觅得诗中之画。如下例：

3）“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My Chariot drawn by Steeds of Race divine

I urged； to guide the King my sole Design.

（杨宪益、戴乃迭，2001：5）

Ride your fine steed， gallop along， oh！

I’ll go before you lest you stray.

（许渊冲，2008：5）

I have harnessed brave coursers for you to gallop forth with：

Come， let me go before and show you the way！

（Hawkes，1985：68）

Riding on the steed I would rush and charge ahead

As path-breaker， though sweat and blood I might shed.

（卓振英，2006：5）

此处“乘”为动词，驾，乘坐，突显动态，气势磅礴，威风凌凌，勾勒出作者所希望的君主任人唯贤治理国家的美好画面。杨戴选用urged体现骑者紧迫感，许选用ride开始的祈使句，辅以oh结语，很好地描绘出骑者威武而有朝气之感，卓用riding作伴随状语，着重表达作者誓做英勇先驱的决心。相比之下，霍将“乘”这一动态动词译成have coursers这一静态动词，少了些原词的动态美，若改成Gallop forth with harnessed brave coursers，或许更能现原意。

3.2 炼词之“神”

恰当地利用英语构词法或能使译文生动形象，取得“传神”的艺术效果（卓振英，1998：28）。例如后缀ing赋予动态特征，前缀en将原有名词转化为动词，简洁易懂。如以下二例：

4）“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

The Turtle-Dove cooed soft and off did fly，

But I mistrusted his Frivolity.

（杨宪益、戴乃迭， 2001：21）

I bid the singing turtledove， oh！

He flies away with false birdhood.

（许渊冲，2008：29）

The magpie flew off with noisy chatterings，

I hate him for an idle， knavish fellow.

（Hawkes，1985：74）

The chattering Turtle-Dove I’d better not ask，

For he may be too frivolous for such a task.

（卓振英，2006：21）

此处“鸣逝”意为雄斑鸠边叫边飞，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而在英语中，动词后加上ing这一后缀（分词形式），恰有表示正在进行及主动意思。许选用singing勾勒出斑鸠飞的状态，霍和卓选用chattering这一派生词，不仅形象地刻画了飞的动作，还渲染出声音的高亢，给读者带了视听的真实感。而杨戴选用coo这一动词虽没有偏离原意但少了些许动的神韵。

5）“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埕美之能当？”

Ignorant thus in Choice of Fragrance rare，

Rich Ornaments how could they fitly wear？

（杨宪益、戴乃迭， 2001：25）

They cannot tell good plants from bad， oh！

How can they know the precious gem？

（许渊冲，2008：33）

Since the beauty of flower， then， and of shrub escapes them，

What chance has a rarest jewel of gaining recognition？

（Hawkes，1985：75）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plants they lack：

To entrust them with th’ judgment of Gems there’s no call！

（卓振英，2006：25）

四个译本在均把握基本意义的基础上，杨戴过于模糊，未将“草木”、“埕”忠实表述；许采用直译，较为朴实；霍将草木做了列举，显得琐碎；卓用entrust，由trust派生而来，有“使负责，委托”之意，上下半句紧凑凝炼，目的状语过渡自然，再现原诗句简洁扼要。

翻译过程中，有时相似语义承载着微妙区别，从而影响作者情感的抒发。如下例：

6）“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The Way was long， and wrapped in Gloom did seem，

As I urged on to seek my vanished Dream.

（杨宪益、戴乃迭， 2001：17）

My way ahead’s long， long one， oh！

I’ll seek my beauty high and low.

（许渊冲，2008：25）

For the road was so far and so distant was my journey，

And I wanted to go up and down， seeking my heart’s desire.

（Hawkes，1985：73）

Long， long is th’ way， but nothing will my effort arrest；

Up hill and down dale for the beauty I will quest！

（卓振英，2006：19）

此句处于《离骚》抒情主人公两次神游，即昆仑仙境与天宫（李炳海， 2010：45）的中间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抒情主人公神游只为讨回世间公道，理清是非黑白，故不顾路途遥远，夜以继日，其为国、为正义求索之情可见一斑。“求索”一词，杨戴、许及霍均译成seek，而卓选用quest。seek和quest两者均有“试图得到或实现某事”，但quest在此基础上强调过程的持久性，以及所求之物往往是精神层面的理想。在此语境中，作者的正义求索之路正是漫长且存在于理想中，选用quest一次，其抒情形象能得以更好地显现。

词语的情感色彩、象征意义也不容小觑。如下例：

7）“既替余以蕙兮，又申之以揽。”

First cursed that I Angelica Should wear，

Then cursed me for my Melilotus fair.

（杨宪益、戴乃迭， 2001：9）

I make a belt of grasses’ sweet， oh！

And add to it clovers and thymes.

（许渊冲，2008：11-3）

Yet， though cast off， I would wear my orchid girdle；

I would pluck some angelicas to add its beauty；

（Hawkes，1985：70）

And for the Angelica which I wore they curs’d

Me， and cur’d me for th’ Melilotus I possess’d.

（卓振英，2006：9）

此句作者直抒胸臆，塑造了一个虽遭废弃但坚持美德，刚正不阿，九死未悔的正义形象。其中两种香草“蕙”、“”杨戴与卓译均分别用Angelica和Melilotus；Hawkes译为Orchid和Angelicas；而许译则用Grass、Clovers和Thymes。一方面，从联想意义上看，Grass和Clover分别给人以“杂草”、“幸运”的联想，与原文象征美德的香草意象不符；另一方面，grass较Angelica和Orchid而言，是笼统而非具体的，使原文中承载美好意象的香草难以使读者领会。

诗的意境和韵美有时需要借助修辞格。例如诗歌中的头韵在节奏上阐释诗歌，拟人格则在画面赋予静态的文字以生命。如以下二例：

8）“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

Others may smirch their 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My Innocence is proof against Abuse.

（杨宪益、戴乃迭， 2001：11）

My fragrance’ mid the dirt won’t die， oh！

My brilliancy ne’er wanes there among.

（许渊冲，2008：16-17）

Fragrant and foul mingle in confusion，

But my inner brightness has remained undimmed.

（Hawkes，1985：71）

Where Fragrance and Flagrancy mingle， I find that

My inner beauty still in its integrity.

（卓振英，2006：13）

头韵，作为英语中的一种修辞，常常被用于诗歌中以便强调互有联系的两个词（丁往道，1994：28）。它蕴含了语言的音乐美，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霍和卓译本中，Fragrant 和 foul，Fragrance 和 Flagrancy，均押f这一音，语意相对，音节相同，较好地展现了诗歌的音韵美。相比之下，杨戴和许的译文在达意基础上少了些节奏美感。

9）“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As old Age unrelenting hurried near，

Lest my fair Name should fail was all my Fear.

（杨宪益、戴乃迭， 2001：7）

Old age draws near from day to day， oh！

Have I a name lasting and fair？

（许渊冲，2008：11）

For old age comes creeping and soon will be upon me，

And I fear I shall not leave behind an enduring name.

（Hawkes，1985：70）

As senility is ruthlessly coming near，

‘Tis my sole wish to earn a reputation high.

（卓振英，2006：7）

此句作者感叹：“人生暮景渐渐就要降临啊，我担心的是人生的美名没有树立。”“冉冉将至”一词既写出了时不因我停滞的必然，又饱含润物细无声的韵味。霍译本中Creeping一词赋予了时间以双脚，暮景正如龟兔赛跑中的乌龟，悄然而至。杨戴译本hurried一词则使时光失了些许淡定，许译本draw使时光多了些仓促，卓译本coming使时光少了些低调。

以上九个例子，正是作者从炼“意”炼“神”两个角度出发，解读四个译本的千秋。其中，炼“意”着重炼文化名词之特色及动静词之状态；炼“神”则通过构词法、语义语体辨析及修辞格再现原诗歌神韵。

4.结语

翻译诗歌凝炼的语言以及其独有的形式，正如带着镣铐而舞蹈。若要达到译出“文”又译出“人”，唯“理”唯“神”的境界，必然需要一个通晓原语及译语以及其包含的文化内涵，能够根据翻译性质与功能判断选择词语的译者。这个过程，真是对大诗人屈原《离骚》中一句的写实：“路漫漫其修远兮”。译者确需拥有“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在如何近乎完美地实现古诗词两种语言的转化的议题上，甚至是在某个词的翻译上，可谓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笔者通过对四个译本在炼词方面的对比研究，认为炼词之要一在于炼意，尤需注重文化承载词，也不能忽视词的状态；二在于炼神，结合译出语的词法、语义等特点，考虑译文体裁特点，以创造佳作。当然，炼词只构成汉诗英译过程的一小部分，毕竟词离句及章还有一定的举例，因此，译者需把握全诗的总意象，练就诗化的若干技巧。

【参考文献】

[1]丁往道，等.英语写作手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2]许渊冲英译.楚辞[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3]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楚辞选[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4]卓振英英译.楚辞[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5]成昭伟，周丽红.英汉翻译中的炼词艺术[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1（4）.

[6]张智中.诗不厌改，贵乎精也――许渊冲先生诗词改译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7]卓振英.汉诗英译的总体审度与诗化[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4）.

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林文庆；厦门大学；办学成就；文化贡献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4）01-0121-05

林文庆作为私立时期厦门大学校长，在我国近代大学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一生跌宕起伏，时人与今人，海内与海外，对其评价颇有差异。东南亚学者，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学者，对于林文庆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1 ]。他执掌厦门大学16年（1921.7～1937.7），是陈嘉庚倾家兴学的执著追随者，我国近现代颇有影响的教育家，厦门大学校园文化传统的开创者。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其办学成就与文化贡献，对于弘扬我国大学优良教育传统颇有启迪意义。

一、造就一批杰出人才

在急剧动荡的近代中国，出任私立大学校长是个苦差使，不仅要勇于担当，更要无私奉献。林文庆在私立厦门大学办学期间，历经两次，一次世界经济大危机，日本入侵我国东北，时局动荡，办学殊为艰难。但他不为其所惧，坚信教育救国，力倡科学精神及儒学价值观，采取多项举措，大力推进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坚持不懈地传承和传播民族优秀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教育成就。

林文庆极为关怀学生的生活、学习，润物无声。早期毕业生回顾说：“他当校长初期，对学生爱护备至。同学有病，卧床不起，他和校医常到宿舍巡视。他很关心学生的膳食，指定厨房，每周要煮掺薏米或绿豆的甜粥一次，因为身体发育需要红糖。他劝同学要多吃猪血，说猪血含铁质多，又便宜。他体贴穷苦学生，常常把他们安排在图书馆里，得一点临时工资，维持生活。” [2 ]叶国庆教授也说：“林校长每星期总有几次到膳厅视察，告诉我们一些卫生事项。” [3 ]这类事例深为学生所感念。

每届学生毕业之际，林文庆常赠言勉励。1934年4月，他为第九届毕业纪念刊作“序”，告诫同学，在校学业有期，而求知生活无限。其序曰：“毕业岂易言哉？人之生也，会当有业，一业之精，端赖‘朝益暮习’、‘穷年累月’之功，绝非可一蹴而几！学问无止境，古人有‘卧不设榻’，‘老不废夜’，‘仕不释卷’，而至于学者，亦足见治学之难矣。今人因学校课程逐步之终结，而统以‘毕业’称之，滋惑也！庄子不云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吾人自幼而壮而老，固无日能脱离求知生活，亦无人敢以学成自诩，恶在业之能毕也？” [4 ]这一届毕业生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教授。

1935年4月，在本校第十届毕业同学纪念刊“序”中，林文庆校长从“对人”、“对己”、“对校”三个方面，对毕业生提出了殷切期望。字里行间，饱含儒学待人接物之精神。他说：“处世之道多端，首惟‘忍’。……诸生血气方刚，入世服务，若非于‘忍’字涵养有素，则尘世茫茫，不如意事十居八九，势必徒劳无功！一无所就！此外，‘礼’亦关重要，诸生苟能以‘礼’待人，以‘礼’接物，则人必乐于协助，事业之成，可操左券。”

“昔贤云：‘士不可以不弘毅’，换言之，即谓吾人必持之以艰苦卓绝精神，实行平素所学。盖学问无穷，学校乃形式上求学之所，诸生出校后，除一面继续研究外，一面尤须热心服务，无负所学。……”

“大学目的为国储材，毕业生乃母校有力宣传，现诸生学校生活告一段落，果能以所学出而应世，毋怠毋荒，谨慎做事，将来事业成就，本校亦与有荣，息息相通，关系綦切，望诸生永志勿忘！”

最后，他意犹未尽，还赋辞勉励，“鹭江之滨，人文蔚起。敬业乐群，至善为止。四载于兹，驹光如驶。学优致用，济济多士。发愤为雄，青蓝寒水。淬砺刮摩，学无涯。大器晚成，鹏程万里。迈后超前，拭目以俟” [5 ]。

正是在林文庆校长和历任教职员的精心培育下，私立时期厦门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 [6 ]。据《厦大周刊》相关资料及《厦大校史资料》第六辑“学生毕业生名录”统计，1921～1936年6月全校入学人数，本科生1 287人，预科（含高中部）生1 146人；1924～1937年，14届（含春秋两季）毕业生共计1 136人，其中，本科12届毕业生共计646人，预科毕业生490人①。这些人才为我国科学、教育、经济、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推动了学科发展

在长期办学历程中，林文庆致力于学科建设，缔造了研究型大学的优良学术传统，不仅为其后厦门大学的发展奠定了根基，而且在我国现代大学史上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私立时期厦大重点建设的教育学、生物学、化学、商学、国文（国学）、法学等学科，后来发展为该校强势学科，跻身国内学术研究前沿，为人才培养和科学、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推动学科发展方面，林文庆校长的突出贡献在于：一是以发展科学为办学导向，积极倡导并亲自参与科学研究；二是大力引进各科名师，知人善用；三是努力创造宽松的校园学术氛围和学科发展条件，支持和激励师生追求学术研究，发明新知。

以理科植物学、动物学科为例，这一时期所取得的诸多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凝聚着林文庆校长的办学智慧与辛勤汗水，有的就是他自己的研究结果与发现。1922～1925年间，林文庆与植物学系钟心煊教授在厦门及周边采集本地植物标本，发现漳州柳等三项植物新品种和一项新变种，后经岭南大学麦克福（Franklin P.Metcalf.）教授定名。

经过前期多方努力，厦大办学成就享誉国内。十周年校庆之际，林文庆曾评论，本校“在闽南方面，固然是个最高学府，即比之其他国内各大学，亦不多让。这一点，并不是我们的自豪，可以说是全国所公认的”。他还列举各学院院长的学术贡献及学科建设成效 [7 ]。

这一时期厦大的学科发展成就，为国内兄弟院校、媒体和校友所称赞。厦大建校十周年前夕，同为归国华侨的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博士，于1931年3月5日赠送本校横幅“百年树人”，以资庆贺。他称颂“嘉庚先生以兴学救国为己任，独捐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成绩昭著，遐迩共钦” [8 ]。

1938年5月，厦大法商学院学生许荣度曾评论：“本校各科在学术上最有贡献者，首推生物学，次为教育学。”他列举厦大历年生物标本新种，“计有陈嘉庚水母、林文庆海星、丁文江黄鱼等数十种。其他如文昌鱼、海参、牡蛎、矽藻、寄生虫等经济作物，于渔业及医学上，均有重大贡献。其中尤以文昌鱼最富有国际价值，欧美各大学生物学实验之文昌鱼，多为厦门产，乃本校所供给者” [9 ]。卢嘉锡当年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即为《文昌鱼之化学分析》。

三、开创厦大校园文化传统

校园文化是大学理念的外显形态，它反映了大学创办者和管理者的文化追求与办学风格。早期厦门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从校旨、校训、校徽的制定，学风、校风的塑造，到校园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建设，无不与林文庆校长的精心筹划与严格管理密切相关。作为厦大校园文化传统的开创者，林文庆的贡献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制定校训、校徽，奠定了厦大校园精神文化的基础。

校训“是学校为树立优良校风而制定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的准则” [10 ]，校徽则是校园文化的重要标志，两者对于师生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回顾厦大92年发展历程，“止于至善”的校训，一直是师生努力追求的办学目标与文化境界。这一校训与校徽是林文庆校长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育人作用。今日厦门大学，校名题字集自鲁迅书信墨迹，校训一半源于林文庆缔造，校徽亦采用其当年绘制的图案，可谓林、鲁二氏之珠联璧合。如果说少了鲁迅，厦门大学有“名”而没“字”，那么，没有林文庆，厦大则不仅校训少了一半，校徽也将面目全非了②！由此可见，林文庆对厦大校园文化影响之深远。

其次，修订学校规章制度，推动开展各类课外活动，积淀了丰富、多元的校园文化优良传统。

私立时期，厦大学术风气浓郁，校园文化丰富多彩，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林文庆的倡导及相应的制度保障。他极为重视课外学术演讲和学生社团活动。建校之初，他就组织“实践伦理演讲会”，每周日晚7时亲临发表演讲，勉励学生修身，完善人格修养。他创立师生学术周会制度，每周四上午11时至12时，或下午4时至5时，邀请校内外学者作学术演讲。此外，学校还举办文艺、体育等多种课外活动，活跃和丰富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

1928年，厦大课外演讲增加了“总理纪念周”活动。学校成立纪念周演讲委员会，林文庆任主席。每周一上午11时至12时举行纪念周演讲。潘懋元先生回忆说：“林文庆常在纪念周讲话，宣传儒家思想。他重视德育。”③这也见诸校刊记载。如1928年12月31日，林文庆在“纪念周”会上，曾作《中国宜恢复仁爱等旧有道德》的演讲。此外，他还发表有关科学等方面的演讲，如1928年10月26日，应本校理科同学会的邀请，他发表了《现中国研究科学之重要》的演讲。

这类课外学术、文艺、体育活动，使莘莘学子受益匪浅。学生借此不仅获得了科学文化知识，激起学习兴致，也能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增强了校园文化凝聚力及师生认同感。这是林文庆开创的又一办学传统，对厦大优良学风、校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参与校园建筑文化建设，努力改善校园物质生活条件，美化校园环境。

厦大周边山清水秀，风景素称优美，而校园布局与建筑风格的形成，则端赖校董陈嘉庚先生的精心筹划和林文庆的建设管理。作为校长和校董，林文庆身兼本校“建筑委员会主席”，参与校园各项建筑的决策和管理，在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私立时期，一幢幢独具建筑特色的教学楼、办公楼、实验楼拔地而起，无不渗透这位“主席”的辛勤汗水。

经过前期建设，厦大校园建筑格局与文化风格已具雏形。群贤楼等主体建筑既运用西方建筑技术，又保持我国传统建筑与民俗文化特色，堪称中西合璧，后人称之为“嘉庚建筑特色”。其办学成就和校园文化景观，备受时人称赞。海内外学者、名人及省内外大中学校师生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如：1931年5月15日，新加坡Lim Haw Hoe 、香港大学Lim Bo Chin 及西人H. Y. G. Blits、L. Y. N. Douters等来校参观。5月24日，厦南女中学生参观本校。5月25日，荷属东印度爪哇、泗水、新锡兰恒久森林公司，新中华影片公司经理郑丛先生，及吧城陈文烈、陈文辉先生，万鸦佬育才学校王希昭、谭缘好先生，来校参观。6月3日，税务专门学校上海分校学生18人来校参观 [11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不仅如此，英国华人机构还致函厦大，征求该校校园文化、建筑照片，作为宣传中华文化的典型材料，增加海外人士对中华文化风俗的正面认识。校刊记载：“伦敦中华协会鉴于英国社会对于我国风俗习惯多有谬解，特征集国内有关文化风俗宣传之照片，用以改善外人对我之认识。日前该会函本校征求十项照片，闻学校业已检齐校景及建筑照片十桢，于5月9日投邮寄赠云。” [12 ]这些事例反映了厦大校园建筑文化的广泛影响，从一个侧面说明林文庆校长的贡献。

四、促进民族文化传承

教育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基本方式，高等教育尤其如此。林文庆身为校长，不忘传承与创新文化。他在大力发展科学文化，培育各类专门人才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后者主要体现在崇尚儒学，重视国文教育与国乐传承，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以及翻译文学经典《离骚》等方面。

作为土生华人学者，林文庆认同和回归儒学文化，这是其教育理念重要来源之一，也是他矢志办学、传承中华文化的思想动力。就任厦大校长前，他曾发表《孔教大纲》、《The Great War from the Confucian Stand Point》等中、英文著作 [12 ]。就任校长后，他多次发表演说，强调儒学价值观的现实意义。1931年，林文庆出版了一部对于儒学文化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中国文化的精华》（英文版）。他在书中指出：文字文学、宗教、孝道、人道主义和民主五个要素构成中华文明的主要内容。

林文庆视中文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重视国语、国文及文科教育。厦大《学生通则》规定，学生须于本科第三学年以后毕业以前，通过国语和英语口试及特别国文与英文笔试，方能毕业。他强调人文学科的育人作用，注重文理科教育的平衡发展，借以造就社会所需要的“通识”人才。如其所言：“厦门大学重视国文、文学、哲学及文科各课程之重要，盖吾人认为国家文化之进展，全视乎此等学术之研求，因其为一切法律、经济、伦理及政治之基础。其余科学及近代学术亦皆为现代文化之不可缺者，厦门大学自当予以相当之注意。文科学生亦应有相当之科学知识，以便完全实现其所受教育之功用也。” [13 ]

为了传承民族文化，林文庆聘请国乐专家任教，发挥民族音乐的教育功能。校刊报道：“兹本大学为保存国乐起见，前月（按：1926年4月）间聘请周淑安女士为国乐学侣，集中国古今音乐各种唱谱及弹谱，并以世界通行之五线谱法存记。以便从事研究，发扬其奥秘及旨趣，使人人得知我国音乐有赓续存在之价值。” [14 ]6月11日下午3时30分，周淑安女士在群贤楼大礼堂开音乐会，林文庆校长暨校内师生及外界来宾300余人出席。此次为该女士第一次公开演奏，林文庆特为之介绍：“我国国乐，废置已久，殊属可惜。本校有鉴及此，因聘周女士为国乐学侣，从事研究。” [15 ]这次音乐会颇受欢迎，至6时余始散场。

林文庆极力推广海外华文教育。1926年底，荷属华侨学务总会为编订荷印华侨教育年鉴，使研究侨学之士有所凭借，曾致函林文庆校长：“夙仰先生文学泰斗，众所同钦。对于华侨教育，素极关怀，必有崇高议论，以光篇幅，而作楷模。兹特寄奉本会编订年鉴征文启事一纸，至希查阅。敬请台端不吝珠玑，惠赐鸿篇巨著。他日侨学大放光明，胥出大君子之所赐也。” [16 ]其征文题目共31项，包括荷印华侨教育概论、荷印华侨教育与荷兰人及土人教育之比较、廿年来致力荷印华侨教育事业之人物等方面。为此，林文庆特撰成《关于荷印侨胞教育之感想》一文，于1月10日寄交该会付印。

1929年5月，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聘请林文庆校长担任专家。1930年12月，新加坡华侨学校函请林文庆校长撰写关于提倡华侨研究国语之英文论文。林文庆在英文复函中，强调“华文学校普通话之重要性”；“在马来西亚现代华文学校中，很久以来普通话教学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新文学几乎完全使用白话体。普通话是中国普遍使用的语言媒介，因此，很显然，普通话是没有哪所华文学校所能忽视的科目” [17 ]。

林文庆提倡国学，喜爱阅读楚辞《离骚》。他认为：“兼具诗人、哲学家和爱国者三重身份的屈原一直受人尊崇。他的思想异常现代，品格高贵独特，毅力非凡。”④为了广泛传播中华文化精华，也为了警醒世人，汲取“历史教训”，1929年他完成了《离骚》英文译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自序中，他称“这一译本纯为本人兴趣与爱好之下的工作成果”，实际上其中饱含了译者深沉的文化情怀与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他说④：“在中国，《离骚》地位独特，两千多年来一直享有崇高声望，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经历了无数朝代更替，但《离骚》的历史教训却亘古常新。今天，无政府主义的泛滥给人类带来了可怕灾难。在这样的时代，《离骚》更是一剂时代良药。”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始终秉承这样的理念，“译本要能让读者领会到一流学者们所公认的中国文学领域里最优雅最难懂的作品。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可能对那些渴望了解‘中国精神’的人们有少许帮助”。

“今天，整个世界处于混乱无序之状，男男女女虽努力寻找政治拯救却处于绝望边缘；在这一背景下，对这位胸怀为‘永远纯洁和善良’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的情感、志趣的介绍可能有助于人们――甚至哪些最为胆小的人―――获取信心，去不求名利地为人类幸福而奋斗，即使他们可能会因此遭受误解、批评，甚至攻击。”

这部英译《离骚》获得中外名家赞誉。与林文庆相知四十余载的新加坡议员H.E.Sir Hugh Clifford在“导言”中称：“林博士这部精致的学术著作――对《离骚》的翻译及评述――在某一程度上代表他新的学术倾向。”剑桥著名汉学家翟里斯教授（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印度作家、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中国首位具有“进士”、“博士”双重学位的孔学大家陈焕章，均为该著作“序”，从不同侧面评析林文庆及其译著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贡献。翟里斯认为，该译著是外国人研究汉学的佳作。泰戈尔“序”称：“现在应是善用中国文学精神展现微妙精义的中国作家的最好收获时候，不是考古分类的收获，而是全球的思想盛宴。林文庆博士对《离骚》的翻译帮助推进了这一进程。”④

陈焕章认为，厦大初创时，“正是大变革的动荡时代，激进、破坏成为时髦，但林文庆博士行事独立，成为推进儒家事业的人物之一”。作为大学校长和儒学文化守护者，“人们遭受巨大的生活痛苦令他感到悲伤，他希望能用屈原的纯洁动机和廉洁行为矫正时偏，因此他特意翻译《离骚》，向世界传送中国人心中的理想美政”。陈焕章称这一译作“是一项辉煌而不朽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深远的教育意义。他说：“正在学习汉语的西方人和正在学习英语的中国人，若把林博士的《离骚》英译本作为学习指南，不仅会深受感动，还会发现，《离骚》不仅反映他们内心的理想本性，还帮助他们拓宽知识面。据此，《离骚》英译本的意义不仅在于进一步发挥汉语在世界上的交流作用，而且还可促进中国传统道德的普世伦理作用。”④

总之，林文庆在厦门大学开创的优良传统，推动了人才培养、科学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产生深远的教育影响。为纪念其兴学业绩与文化精神，厦门大学在校本部建立“文庆亭”及雕像，并复办国学研究院，深入探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如今，厦门大学设立“文庆奖”，与“本栋奖”、“亚南奖”成为本科生三大奖。这些表明林文庆的教育贡献，与陈嘉庚、萨本栋、王亚南等人一样，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注 释：

① 1934～1937年预科及附设高中毕业生人数暂缺，未计入。

② 林文庆所定的校训、校徽彼此呼应，校徽内环附有校训“止于至善”，相沿不变。20世纪90年代，厦大将创校时的校训“自强不息”，与林文庆校长制定的校训“止于至善”合为一体，作为新的校训，但并未因校训增加了“自强不息”，而改变校徽中的“止于至善”四字。

③ 2008年7月22日，潘懋元先生接受笔者访谈，谈及厦大“总理纪念周”活动。潘先生是长汀时期国立厦大最后一届毕业生，虽然在校读书时，林文庆校长已离开厦大四年了，但他还是从“私立时期留任的教师、职员口中零星地听到一些前校长的办学主张、尊孔言论和两次追述。”更重要的是，私立时期厦大校园文化优良传统为国立厦大所继承，因此，潘先生有关早期厦大的访谈，颇有史料与学术价值。

④ The Li Sao：An Elegy on Encountering Sorrows by CHüYüan，Translated English Verse by Lim Boon Keng，The Commercial Press，Limited，Shanghai China，1929.

参考文献：

[1]张亚群.从中国以外学人的称誉 看林文庆的教育贡献[N].联合早报，2013-02-02.

[2]陈梦韶.医学家林文庆[M]//厦门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天风海涛（第七辑）.厦门：厦门日报社，1983.

[3]叶国庆.我们那时候[J].厦大校刊，1937，1（12）：28-29.

[4]厦门大学.厦门大学1934级同学录：1934-04-10[B].福州：福建档案馆.

[5]林文庆.本校第十届毕业同学纪念刊序[J].厦门大学毕业纪念刊，1935：1.福建省图书馆收藏.

[6]张亚群.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

[7]林文庆.厦大十周年纪念的意义[J].厦门大学十周年纪念刊，1931：6-7.

[8]复旦大学赠送横额[J].厦大周刊，1931，（252）：11.

[9]许荣度.炸前厦大之追忆[M]//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一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10]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K].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11]参观汇志[J].厦大周刊，1931，（261）：14.

[12]伦敦中华协会函征本校照片[J].厦大周刊，1935，（373）：4.

[13]林文庆.文科之重要[J].厦门大学文科半月刊，1928，（1）.

[14]本校注重国乐[J].厦大周刊，1926，（149）：8.

[15]音乐会纪盛[J].厦大周刊，1926，（155）：6-7.

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昆丁，个人与历史，理想与现实，时间与影子

对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来说，所谓个人经验与历史视点，如果仅仅从作家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套用一种对这本书最常见的评论――通过对康普生一家命运的描写，“揭示了这个曾是南方望族的家庭在新的历史时代无法避免的衰败的厄运，进而展示了南方传统的罪孽和所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①传统上对《喧哗与骚动》这本书的解读，基本上都是在这一历史视点注视下展开的，而福克纳作为生长在南方，见证了这一历史变换的“当事人”，就是这样由自己的经验和思索出发，在南北文化碰撞的历史视点下创造出了他自己独一无二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但是，个人经验与历史视点，并不应该是简单的社会背景加主题思想，历史阶段加作者生平，它应该有更深广的内涵。

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其本人当然有自己的成长背景与个人经验，他的个性与情感，当然不能和作者本人完全等同，“严重的夸大之所以会出现，只能是由于把福克纳的人物的观点随便归为福克纳自己的观点”。②在《喧哗与骚动》中，形形的人物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和个性，班吉、昆丁、杰生、凯蒂，他们是在“南方望族”这一具体的、相同的历史视点注视下成长起来的，随后，新的历史时代来临，从另一个位置拉扯着他们，他们的命运开始和时代的齿轮咬合在了一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转型时期文化道德的蜕变和不同人物的价值取向。在这四个人中，班吉唯想倾诉，杰生但求自保，凯蒂用浪荡追求自由，而真正清醒的、有自觉地隐约意识到这个不可抗力并作出抵抗（无论这抵抗积极与否）的人，只有昆丁。所以，他是精神上最痛苦和不幸的人，在我看来，也是最值得深刻剖析的人物。

一、昆丁――个人与历史。

对一个人来说，个人经验正是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的，来自于历史的视角正深深埋在自我的血液之中。有时候个人与历史，似乎是背离的，个人在某些时候，总是想冲破传统的牢笼。但实际上，个人不可能超越历史而存在，就如同一只困在笼中的鸟，挣扎着想逃离牢笼，但是一旦头破血流地冲出来了，回头才发现，鸟笼正是自身的一部分，一旦离开，便对自己的存在本身也怀疑起来。昆丁正是这样一只囚鸟。

在昆丁那里，历史于他而言更多的代表了一种来自传统的无形压力与束缚，他一边在家族历史的重压下，对南方传统道德和家族荣誉念念不忘，一边又对历史洪流有所感悟，他的经历、所受的教育，又使他对一切有发自内心的无力感和想要逃离的欲望。历史就像影子一样，它已成为一个昆丁无法摆脱的他者，从而成为他本身的一部分。昆丁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他对一切的态度都具有两面性，而这种两面性归根结底就是历史与个人的对立统一所带来的困境。

昆丁的矛盾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对黑人，对“南方”，对凯蒂，对时间，他都表现出一种不自觉的两面性。

作为南方贵族，黑人在他的成长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昆丁对黑人的态度，也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热爱黑人的淳朴、善良、宽容等“人性闪光”，黑人对他而言是“家”一般的存在，他在弗吉尼亚看见路边陌生的黑人，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我不知道他在那儿等了有多久……像是人家在山腰上设置的一块欢迎牌：‘你又回到老家了’。”③昆丁对黑人的这种依恋和热爱，在书中有很多的表现，但同时，他始终无法超越一种时代的成见，对凯蒂的失贞，他曾这样说过：“你干嘛不把他带到家里来呢，凯蒂？你干嘛非得像个黑女人那样在草地里在土沟里在丛林里躲在黑黝黝的树丛里犯贱呢？”④这一类言辞，对昆丁而言是无意识的，是历史赋予他的，但他的个人情感却又对黑人充满着诚挚的爱，这种矛盾只是他整个矛盾人格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对凯蒂，他的这种矛盾再一次暴露无遗。

昆丁对凯蒂有一种爱恋，但是道德，尤其是他所执着的南方传统道德告诉他，他只能守护凯蒂的。所以，当昆丁看到凯蒂一步一步将他隐忍着要守护的东西弃如敝屣的时候，他一方面感觉到愤怒和痛苦，另一方面又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种愤怒的不纯洁性，从而对这样的自己有一丝鄙夷和厌恶，于是他对他父亲说，我犯了罪了。无论现实如何，在昆丁的心里，他已经犯下了罪，他既想惩罚破坏他心中完美道德的凯蒂，也想惩罚同样破坏着道德的自己，他试图把凯蒂无意义的堕落转化为自己有意义的毁灭，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历史和传统给他置下的牢笼中找到呼吸的一丝缝隙，但同时，昆丁也意识到了自己这种挣扎的徒劳，他身上这一切矛盾性的本质和根源，其实就是历史赋予他的南方道德想象，以及他自己对此不自觉的维护与反叛。

二、南方道德价值体系――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

表面上，昆丁一直是以南方旧道德的捍卫者形象出现的，很多评论都把昆丁的自杀归结为他对南方价值体系崩坏的无力回天从而导致的绝望上，但是，再进一步的探究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昆丁对所谓的南方道德的态度，本身也是矛盾的，他始终在历史与个人的撕扯中挣扎，与其说他的自杀是一种对道德崩坏的绝望，倒不如说是囚鸟冲出牢笼，才发现自己正是其中的一部分的那种宿命般的绝望来的恰当。

《喧哗与骚动》中，昆丁部分的描写，集中在昆丁自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其中夹杂着昆丁繁杂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天既是他实际准备自杀的过程，同时也是他探索自己、家族以至人生意义而未能找到答案的过程，从而也可以说是一个从困惑、迷茫走向绝望的过程。在这一天里，昆丁对他一直以来的信念有一个深刻的思考，“当一个传统开始形式化而成为准则时，它马上就开始丧失生命力了；当它完全形式化以后，它就失去了生命，变成了一种伪传统。”⑤昆丁所处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伪传统”从成熟到开始崩坏的时期，昆丁在维护的同时，也开始有了迷茫。昆丁想要守护的其实是想象中完美化了的道德历史神话，但是现实中，摆在眼前的却是僵化的完全失去生命力的伪传统。吉拉德・布兰特和他的母亲，可以说正是这种僵化的代表，“她倒允许吉拉德和我来往，因为我总算是天生高贵，投胎时投在梅逊――迪克逊线以南，另外还有少数几个人配做吉拉德的朋友，也是因为地理条件符合要求（最低限度的要求）。”⑥对于坚持南方贵族做派的这对母子，昆丁明显带有讽刺和不屑。在康普生家族中，昆丁分明是一个对家族荣誉分外执着，甚至因此显得孤独的人物，为什么在遇到应该和他立场一致的吉拉德母子时，他产生的不是“知己”的情感，而是鄙夷和讽刺呢？

那是因为，作为个体，昆丁已经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一个高尚的，有伦理道德观的英雄，而那些原本要维护的东西，也只不过是虚假的、幼稚的幻想。其实这也是现代人精神上苦闷彷徨的真实写照，在任何时代，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有一个理想世界，而无论何时何地现实世界总是与这个理想世界相背离。对昆丁而言，也许就是所谓的南方道德价值体系，但这其实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理想世界”的符号，能指与所指并不完全对等。

在这里有一个“鳟鱼”的隐喻。昆丁在自杀那天，到处寻找告别人世的理想地点，他走到一条河边时，遇到了三个小男孩，他们站在桥上俯视着水里的一条很大的鳟鱼，谈起一个铺子出了悬赏，谁逮着它就给一根价值二十五元的钓竿。这个悬赏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迄今还没有人能够如愿以偿，这三人谈着谈着就争执起他们逮着这条鱼后是要钓竿还是要钱了，后来为若是有了那二十五块钱怎么花而争吵起来。在这里，“鳟鱼”代表着每个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只能是理想，和鳟鱼一样，是永远得不到的，它仅仅是一种存在。要实现它，只有靠想象。这个想象，是理想世界在现实中的投影，对昆丁来说，就是南方道德价值体系。但二者终究是不相同的，渐渐理解到这一点的昆丁，对孩子们说不要打扰鳟鱼，“由它去”。

在经历过家族的风云变幻以后，昆丁发现自己并不能拿南方传统价值观来作为反抗这个已经风云变幻的世界的武器，相反的，他对南方传统价值观和这个现实世界的绝望是彻底的，攻击这个异己的世界的同时，昆丁并没有重新建构他的理想世界的热情，他发现已经无力挽回作为南方贵族的荣誉，也无法挽回凯蒂已经失去的，残留的“伪传统”正是当下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昆丁对南方传统价值观本身也发起了攻击，他所想的成了怎样维护自己精神的完整。但是，无论昆丁怎样挣扎，他的个体都仍然是形式化的历史观念和道德尺度中的一部分。昆丁是一个敏感多思的堂吉诃德，在与自己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只能走向绝望和灭亡。

三、悲剧个性――时间与影子。

昆丁自杀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他在历史带给他的矛盾中寻找出路，在历史与个人对立统一的困境中走向了分裂，康普生家族的悲剧可以说是历史留给他们的，但是并不能一味地让历史的大背景笼罩住了对个体本身的关注，除了历史施予他们家族的诅咒，昆丁本人的个性才真正使他作出了异于常人的选择。昆丁其人，有一种所谓的“悲剧个性”，虽然个性的形成是与历史背景和成长环境相关的，但“个性”更多的是一种来自于血液中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他区别于杰生，区别于吉拉德，区别于其他种种不同的人。

昆丁有一种对时间的执着，和对自己影子的憎恨，这二者都是有象征意义的。昆丁并不是一个得了狂想症的病人，他有着知识分子的敏感和哲人式的忧郁。

昆丁在自杀的这一天，故意磕坏了祖传的表。钟表记录的，是单一的，线性的，前进的时间，而昆丁并不愿意感受到时间的流动，因为这流动是流向未来的。我们常常将时间和时序相混淆。和常人比起来，班吉似乎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他的记忆是混乱的，但是谁又能说明，时间是什么呢？班吉没有概念的，是人为划分出来的时间，钟表并不代表时间本身，对正常人的时间观念不理解的班吉，也许才真正活在时间本质里。“父亲说过，钟表杀死时间。他说，只要那些小齿轮在咔哒咔哒地转，时间便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⑦杀死钟表，时间就不会单一地往前流动，过去、现在、未来就没有了界限，可以自由穿梭，时间在这个层面上才是活的，昆丁就可以停在任何他想要停的地方，而不是空虚地，无可避免地走向混沌不清的未来。

对昆丁来说，除去自己内心的一切都成为了异己力量，他活在过去，活在想象中的历史里，时序于他而言是不必要的存在。而他自己的影子，就是异己力量的象征，昆丁对此充满了憎恨。

在《喧哗与骚动》昆丁这部分中影子一词重复出现达五十多次，影子始终伴随着昆丁。原物与影子的关系可以说是自我与它我的关系。它我是自我的再现，但是是变形的再现，这种再现已经具有了独立的价值，它是我的重新建构。这部分中有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在昆丁身上集中表现在他的矛盾性上。如物与其影一样，自我与它我之间的关系不可调和时，当它我力量过于强大，甚至成为一个压迫性的存在时，“我”也就走向了分裂。昆丁即处于这种处境中，在形式化的历史观念和道德尺度面前，在它我力量的压迫下走向灭亡。

正是由于昆丁骄傲敏感的个性，使他比常人更能敏锐感受到时间的存在，影子的压迫，历史洪流的前进，理想世界的崩坏，个人的分裂。他多思而毫无行动能力，被囚禁的鸟始终飞不出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牢笼。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千千万万个个体的不幸。无论是革命家式的兼济天下，孤独哲人的独善其身，还是朋克式的愤怒嘶吼，嬉皮士式的玩世不恭，个人的理想世界，却是总也钓不到的那只鳟鱼。我们总是对现实不满，有人激烈地否定传统，也有人紧抱着历史不放，有人要打倒孔家店，也有人呼吁古希腊的民主。个人总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福克纳作为一个南方作家，有着“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⑧在福克纳，历史记忆确实成为了一个反思的基点，他的目光不时地发生转向，转向变化的现在与不定的将来。

参考文献：

[1] 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 李文俊译，福克纳著《喧哗与骚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 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4]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在喧华与骚动中沉思──福克纳及其作品，电子版。

[5] 王晓梅“《喧哗与骚动》的新历史主义解读”，载贺州学院学报，2010年2月第26卷第1期。

[6] 臧运峰“作为南方道德想像历史的《喧哗与骚动》”，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7] 钱中丽“自我、对象与纯粹意向性客体―――现象学视角下《喧哗与骚动》中的人物塑造”，载外语学刊，2009年第6期。

注解

①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在喧华与骚动中沉思──福克纳及其作品，电子版。第48页。

② 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228页。

③ 福克纳著，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4月。第96页。

④ 同上，第102页。

⑤ 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8页。

⑥ 福克纳著，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4月。第101页。

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第5篇

38天的坚守，人如死灰，饿得只剩下腹中的山呼海啸。不辣拿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兄弟们过来和龙文章靠在一起，“回家了，相互拉扯着点，腿脚都不利索。”孟烦了说。迷迷糊糊中发现有人奔向树堡，龙文章打掉了最后一颗子弹，率领大家赴死……救兵来了，大家无力地咀嚼着食物，哭了。走出树堡，阳光灿烂……

坐在798艺术区的一间咖啡吧里，段奕宏为我讲述着《我的团长我的团》

(以下简称《团长》)的结局。南天门决战这场戏，他们拍得很苦，从段奕宏放光的眼神中我可以读出他持续的兴奋，不过也有遗憾，因为龙文章等人的最终结局，电视剧并没有拍出来，而原著讲得很清楚：龙文章自杀了。

进入?走出!

《士兵突击》里的袁朗是一个典型的“人精”，《团长》里的龙文章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妖孽”。段奕宏这么评价两部让自己迅速火爆的片子所赋予的角色，其实二者是异曲同工的，都活得超现实，让人琢磨不透内心想法。一直在话剧舞台上奔波的段奕宏显然不怵这类“极致”角色，那场在虞啸卿面前“跳大神”引出自己身家的戏，他将人物的卑微、自私、不羁、张扬、胆怯全面地展现出来。

拍完《团长》，段奕宏觉得“更加清楚地发现了自己”，因为一个人的成熟，不仅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更多的是要经历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自己或许具备另一种潜力，才会听到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有让你挣扎、寂寞、迷茫、彷徨、质疑的时候，最终你选择了一条让自己心安理得的路。

艰苦的过程难免使人在终点时还保持极度亢奋。段奕宏说自己在每天拍戏的间隙都很难走出来：“即便是现在片子都上映了，我呆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看似听着小野丽莎，喝着摩卡，但心还在禅达悸动。”段奕宏还讲了一个故事：某位记者曾约定在一天拍完戏后对他进行一个简短的采访，但他迟迟走不出那种状态，不由自主带有一种龙文章的情绪。他邀请记者一块儿吃饭，人家推辞，说和其他人不熟。他一改平时的温柔，强硬地说：“什么熟不熟的，见了面就认识了!不去是吧?那采访再约!”事后，段奕宏很后悔。

现在，段奕宏基本走出了那种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我愿意走出来时，自然会去主动寻找一种方式来卸掉这部戏的精神压力。比如去拍另外一部戏。”

“闷骚”解读

采访的时候，我一直迟疑该不该向段奕宏提出“闷骚”这个话题，因为在太多数人看来，“骚”就是的意思，总带些庸俗的联想。于是我试着换种方式，将“闷骚”安在了龙文章身上。老段乐了：“你就直说是段奕宏闷骚吧。”

段奕宏对这个词并不排斥，他把它归结为“心中极度渴望，可叉在表面很克制。”仅是一种心理暗示，谈不上很错位的行动。按照老段的解释，“闷骚”其实是一种性感，是一种内涵，例如他本人喜欢莎拉・布莱曼、小野丽莎、陶的歌，却不排斥周杰伦，一些口水歌也听，音乐上的小资与大众相融合，其流露出的东西就是属于段奕宏的闷骚。

从另一种角度分析，段奕宏的闷骚或可解释为生活历练的结果。老段出生在新疆，18岁时曾疯狂地想报考中戏，原因很简单：因为能吃上好吃的。第一年没考上，一试就被刷下去了，他去天安门广场坐了一晚上等着看升旗，当时借了朋友的相机疯狂地拍照，这时一个武警过来摁住他：“兄弟，镜头盖没开呢。”失败让周围的人都在怀疑段奕宏是否具有演戏的天赋，他不想放弃，去搓果丹皮挣路费，一天7块钱，虽不算多，但很满足。在考上中戏那一刻，段奕宏想得晟多的是，选择自己的理想，就应该去挨、去忍这种东西(磨难)。

大学的四年，段奕宏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和话剧创作上，从来没有敲过导演的门，跑过组，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坚守，这是段奕宏给我的回答。只有投入到艺术表演中，他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也让那些虚荣和浮躁无处可藏。

因为坚守，所以放弃了很多；因为放弃了很多，所以他必须有一方净土来展示内心。龙文章在剧中经常念叨《诗经》中的篇章：岂日无衣，与子同袍。”段奕宏正在用他的经历为我们缝制一件宽大的袍服，谈不上精致，却很有味道。

张译：小太爷的猫样生活

60年与172天

“在24岁的时候，我在这里打了一场搏命的战斗，命运说只坚守两天，我们却守了38天，在第38天头

上，我太累了，睡着了，这一觉我就睡了60年。”这是孟烦了为自己的远征军生活画上的最后一个注解。看起来很有诗意，但如果把整个拍片过程比作一场战役的话，那么在172天的拍摄接近终点的时候，张译真的有点撑不住了。

张译说他几乎不可能冷静的，以一个完全第三者的身份去看自己的片子，必须得想起关于自己和片子的一些事儿。他想的最多的是自己对角色的诠释。孟烦了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还会说ABc，脑袋也灵光，就是放到现在的社会也不落伍，他60年前就达到了这种状态，却只有从戎这一条路，这似乎只能用黑色幽默来解释。“他什么都看透了，因此愤怒，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他只能以一张愤怒而恶毒的嘴去面对周围的一切，因为承担了更多的东西，所以他活得很累。”张译分析着孟烦了的性格特征。张译认为，龙文章和孟烦了就是一个人的两面，龙唱黑脸，孟唱红脸，互为补充，因此形成绝配。

有人说《士兵突击》的走红带有偶然性，《团长》则是必然的，因为前者是这帮演职人员从默默无闻开始起步，后者则是在一个高度上向上攀登。172天的拍摄就像是在登天梯。张译不否认这个说法，但也感慨，这登天梯的人太多了，可路只有这么点儿窄，他们这帮人赶上了优秀的剧本和编剧，遇见了挺棒的导演。毕竟和他们条件相当的演员，国内还有很多，没拍过什么好戏的大有人在。从这个角度上说，张译们无疑是幸运的。

我的生活我的猫

张译出生在哈尔滨，在他刚记事的时候，每天早上六点半，母亲就会打开收音机，收听“全国各地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那个时候，城市里的工场、学校、机关单位，每天早上都会在六点通过一个大喇叭准时转播这个节目，于是形成了“一座城市每天早上六点半都会有广播声音传出”的风景。张译觉得这带着回音的声音很神圣，于是便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理想：做播音员。

高中毕业后张译参了军，进入了文工团，充分发挥他在曲艺方面的特长，同时也让他知道自己“能扛事儿了”。张译至今都记得进入部队后第一次看电影的情景：团里所有的人都穿着绿色的军装，统一在操场上集合，那种阵势，张译觉得有点恐怖，这就是传说中的军队生活?渐渐的，张译明白了这种阵势是建立在一种很奇怪的人与人的关系上的，他们既不是同学，又不是朋友，也不是单位同事，而是“一起吃着苦，一起受着冻，一起挨着饿的一些生死之交的弟兄”，这种价值观凌驾于所有感情之上，很伟大。

从部队到演艺圈，张译的经历没有那么多的跳跃，拍戏表演成为他如今生活的主线，他无暇去思考那些圈子里的八卦，平时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自己养的四只猫。幼年时，张

译只觉得猫是一个可以虐待的玩伴，后来慢慢发现猫身上的很多特点跟女人差不多：猫每天都洗澡，女人也爱干净；猫注重自己的仪表，女人也爱打扮；猫嘴馋，女人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猫灵动，女人敏感；猫敏捷，女人身段舒展；猫优雅，女人的淑女气质迷人；猫爱撒娇，跟人的关系永远是若即若离，女人也爱向男人发嗲，和男人在一起总是距离产生美。

“猫总是让你抓心挠肝的，既给人温暖，又给人魅惑，偶尔我会带着很郁闷的心情回到家里，但听到猫‘喵喵’一叫，扑到你脚跟前，什么坏心情都沉下去了，只剩下感动。”张译说。

李晨：热血迷茫之青黄不

人们习惯地把“热血”理解成一种性格特征，是青春的同义词，其实它更是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理念和工作态度。

李晨接拍《团长》并没有计较角色的分量，他在意的是角色的感染力。张立宪，虞啸卿麾下的精锐军官，内心一直有一种英雄情结，崇尚马革裹尸的结局，因此他目中无人、狂妄、冷血、暴力，但他对虞啸卿又是赤胆忠心的，虞就是他的偶像。这几乎就是现代社会精英人群的翻版，不过李晨还对其加了另外一个注解：脆弱。“张立宪是一个理想高于现实的人，他永远活在自己的梦想中，他给你讲的每句话特别不合实际，让其他人望而却步，无论成功和失败，他的代价都很大。”李晨说。因此在剧中，南天门上，张立宪被日军的毒气毁了容，他哭了，不是怕疼。是因为他的信仰就此消亡；而他最终的自杀也不是因为毁容，而是心中的神坍塌了。

和李晨聊《团长》，最多的话题恐怕还是他与四川老乡小醉的感情戏。面对张译这个“情敌”，李晨是如何抱得美人归的呢?(在原著中，张立宪带着小醉回到了四川)。李晨沉思片刻，很认真地告诉我，孟烦了对小醉的感情是模棱两可的，无法给对方承诺；张立宪对小醉的感情更加纯粹，他很坦率的表达自己的爱与恨，他会直接告诉小醉“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带你回四川”。“一个这么嚣张的人，面对自己的老乡，他其实也有温情的一面。被女孩子踢了裤裆，扣了菜篮子，想上门报复，可小醉开门的一刹那，他没了怒火，还一起憧憬未来。甚至在临上战场的前一天，站在小醉家门口，用类似哈姆雷特的台词来表达自己对她的爱，那一刻，我觉得这个角色太可爱了。”李晨很坦诚。

剧中的张立宪对待感情的态度让人感动，生活中的李晨被问及感情方面的事，却略带些羞涩。李晨用了“青黄不接”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现阶段的感情生活。最早最单纯的“我爱你，你爱我”已经成为过去时，爱情这东西需要很多东西去支撑，并不是口头表白这么轻松。“我还在经历迷茫，说不出来自己到底希望一段什么样的感情。”李晨自嘲道。

采访时，我们聊到了F1，李晨兴致大发，很热情地向我介绍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单板滑雪和越野摩托车。将越野摩托的时速提高到300迈，体验速度的刺激感和肾上腺分泌的那种，那种感觉就像在飞，李晨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