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诗词范文第1篇

1946年，彭真为在沈阳出版的《东北日报》题词：全党全军再接再厉为完成先烈未竟之业而奋斗。

1948年，昌图县为被反动派杀害的许芝县长建立了烈士陵园，时任中共辽吉省委书记的陶铸为许芝烈士陵园题词：英雄永著千秋业；辽吉长留一瓣香。

1949年1月，郭沫若在沈阳为东北图书馆（现辽宁省图书馆）题写了一副对联，联曰：宋人方守株待兔；大道以多歧亡羊。

1949年，为东北军区朱瑞炮校题词：人民的炮兵万岁。

1951年元旦，在大连第24中学视察时题词：你们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学校，很注意学生德育和智力的培养，你们要教育孩子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这要靠你们去创造教育方法。

1951年10月23日，在抚顺石油一厂视察时题词：工友同志们，为了巩固国防任务，必须开展人造石油工业。

1953年2月21日，视察“南昌号”军舰时给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此题词手迹现陈放在旅顺海军兵器馆。

1953年9月23日，在鞍钢视察时，为鞍钢全体职工题词：鞍钢全体职工同志们：你们站在国家建设最光荣的岗位上，要在劳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不断地努力学习苏联专家同志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为建设中国第一个强大的钢铁基地，为准备帮助中国第二、第三个钢铁基地的建设而努力。

1953年12月21日，为庆祝鞍钢“三大工程”提前开工题词：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7号炼铁炉的开工生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大胜利，祝贺鞍钢职工同志们这一伟大成就。希望你们在的教导下继续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1953年春，中国人民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在随到大连慰问志愿军回国伤员期间，写了一首七言诗《慰问志愿军伤员》：中朝抗美同壕堑，友谊之花血凝成。光荣负伤为祖国，英雄榜上扬美名。爱兵如子，问寒问暖心贴心。人民总理人人爱，阶级友情比海深。

1954年，为锦州生产的凌川酒题词：南有茅台，北有凌川。

1957年9月，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烈士陵园题词：中朝两国人民共同努力，奋不顾身的抵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烈士们鲜血结成的友谊，是永远光荣、永生不朽的！此题词现陈放于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

革命诗词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秋瑾　思想研究　诗词研究

一、秋瑾思想研究

作为近代杰出的女革命家，秋瑾的思想中包括反帝爱国思想、反清革命思想和妇女解放运动思想这三种成分。自然，也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对此，研究者并无异议，但在某些问题的具体分析评价上却不尽一致。

关于秋瑾的反帝爱国思想，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形成于庚子事变后秋瑾随王廷钧寓居北京期间。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秋瑾集》的“出版说明”、肖善因的《近代女革命诗人秋瑾》均持此说。郭延礼《秋瑾文学论稿》对此问题的分析更为确切、全面和深入。他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斑斑血迹，历史文化中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迪，家庭熏陶和教育，革命战友的影响，便是秋瑾反帝爱国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因素”，而对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感受并萌发“反抗种子”，则早在随祖父居住在厦门等地就已经开始。因此她少女之作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已经流露出对国事的无限忧虑和焦灼不安”。但这还只是忧虑，入京后尤其东渡之后，“反帝爱国思想更加明朗”。秋瑾反帝爱国思想的主要局限是“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仍较模糊”。

关于秋瑾的反清革命思想，分歧较多的是如下两个问题：其一，秋瑾何时确立了这一思想?多数研究学者认为是赴日以后。其二，怎样评价秋瑾反清革命思想的历史局限?这一分歧主要集中在《秋瑾集》的“出版说明”和郭延礼之间。他们都认为，秋瑾存在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但《秋瑾集》的“出版说明”认为，秋瑾对“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认识模糊”的。她对“汉族的光荣传统和反抗外族的志士仁人”的宣扬。不仅“很难真正地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主觉悟，在客观上还支持了汉族阶级中的封建势力”。她的“不惜自我牺牲”，但却“不愿置身群众之中，组织群众，依靠群众”。郭延礼在《秋瑾文学论稿》中先后指出：在当时，“只有反动腐朽的清王朝，才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秋瑾等人鼓吹“反满”，虽然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其基本内容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秋瑾固然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但她参加过革命组织，创办过宣传群众的报刊，为发动起义“走遍浙东地区穷乡僻壤”，从容被捕也是“为了保存浙江万余名义军”。因此，秋瑾并非“不愿置身群众之中”，亦并非只是“采取恐怖的暗杀手段，依靠少数会党进行军事冒险”。

关于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研究者的观点大体一致，而所有论述都不如郭沫若《的答案》一文所提出的基本观点精炼而深刻。郭沫若认为，秋瑾作为一个“女性的解放者”，其行动“有深沉的理性以为领导”。秋瑾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易卜生《娜拉》一剧未曾写出的答案，这就是千千万万不愿做家庭玩偶的娜拉们，应该“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担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夏晓虹在《秋瑾北京时期思想研究》中指出：“秋瑾作为晚清女界的先觉者，其思想有一个随着时代思潮而演进的过程。1902年前后的北京之旅，是秋瑾女性独立意识萌生的一大契机。在京期间，她得以结交众多新派人物，莸读各种新书刊，思想迅速趋向新潮和进步。北京时期的被瑾，认识已达到争取妇女解放的高度，其实行手段是推广女学，以获取女性自立的能力”。进而我们可以看出秋瑾思想变革的一个转折点。

二、秋瑾诗词研究

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女革命家和诗人。从其从容就义之后，学术界就对她的诗词创作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与研究。

20世纪最早评论其诗词的是何震。她说：“今读其诗词，多慷慨之音，凡欢愉忧愤之情，身世国家之感，一寄之吟咏，思有所寄，援笔直摅，而生平志节又隐约于意言之表，殆古之所谓性灵之诗欤!”这简短的评论，却概括了秋瑾诗词的基本特点。上个世纪20年代，梁乙真评其《芝龛记题后》是“诗笔磊落有英气，直陈其性情矣”；并指出其“未尝无磨盾横槊、拔刀杀敌之概；然亦不过慷慨当歌之意耳”。开始把秋瑾列入文学史里论述，具有了开创意义。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对秋瑾诗词的研究开始多了起来。从文学史而论，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比较有代表性。与此同时，萧善因作《近代女革命诗人秋瑾》。将秋瑾诗词以1904年东渡日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来论述，显得更明确，更清晰。

20世纪80至90年代是秋瑾及其创作研究的高峰期。论著数量增多，论述范围扩大，论述问题也越发深刻，这一段时间是研究秋瑾的热潮时期。王祖献的《试论秋瑾前期的诗歌及其思想》，尽管在时期的划分上与萧善因的看法相同，但是他的论述却更全面、细致。

在探讨秋瑾诗词艺术方面的论著中，郭延礼的《论秋瑾诗词的艺术风格》是很有深度的文章。他认为秋瑾诗词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秋诗艺术风格的主导面是积极浪漫主义”。第二，与浪漫风格相适应，在表现上，具有三个特点：“运用丰富的想象，通过夸张的手法描写形象”，“自抒胸臆，不假雕琢”；“比喻的人格化”，第三，“质朴自然、清新流畅”的语言风格。

龚喜平的《秋瑾的“歌体诗”创作与中国近代诗体变革》中写到：“歌体诗”是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作为“歌体诗”的重要代表作家，秋瑾的“歌体诗”实践有力推进了近代诗歌的体式变革。其“歌体诗”一体由变通的歌行和新创的歌词构成两翼，共同代表着她从语言、韵律、节奏、句式、章法等基点出发，打破旧诗形式，获得诗体解放的可贵努力和可喜成绩”。在这篇文章中总结出秋瑾务实、尚俗、切用、崇外、求变、创新。代表着秋瑾文学革新理论的基本方面，并贯穿于她的创作实践当中，引导其文学创作结出革新硕果。

革命诗词范文第3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依存、有机统一，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根本，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只有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也才能在文化建设中突出重点，抓住根本。

诗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艺术体现,其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也有比较丰富的体现，艺术地传达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初步建立时期的意识形态内涵。具体地说，诗词不仅艺术地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而且体现着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念，也突出彰显了特定历史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并且把传统美德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化为革命的自觉要求和具体实践。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艺术地蕴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同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当成信仰来看待，坚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以此为基础，在 1938 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思想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曾经说过：“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而诗词是思想的艺术结晶，是真正体现了“哲学必须有能力将它的普遍命题的大钞票换成接近实事分析的小零钱”（胡塞尔语）的理性自觉实践，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在诗词中，随处可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进行创新思考并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哲学实践。作为哲学家，在诗词创作中蕴涵着他最生动、最丰富、最别致的哲学思想；作为政治家、诗人，的诗词创作离不开一定的哲学思想作基础，他的诗词作品中随处可见其哲学思想的形象化传达。

(一)借助诗词，艺术地阐发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在诗词中，有对宇宙和人生中变与不变的思考，如“人生易老天难老”（《采桑子•重阳》）、“踏遍千山人未老”《(清平乐•会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七律•人民占领南京》);有对社会沧桑、自然时序、革命历史等客观规律的哲理性艺术表现，如“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念奴娇•昆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水调歌头•游泳》)、“风雨送岁归，飞雪迎春到”《(卜算子•咏梅》);而“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则传达出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达到主客观相一致的深刻道理；“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七律•人民占领南京》）、“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浪淘沙•北戴河》）、“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念奴娇•井冈山》）、“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七律•洪都》）等无不包孕着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发展观点。

（二）矛盾对立规律的揭示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诗词中总有这种丰富和发展的艺术呈现。“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蕴含对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判断，“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传达出矛盾的同一律问题，“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蝶恋花•答李淑一》则阐明矛盾的对立渗透特性，“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临江仙•赠丁玲》)揭示了矛盾的对立转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水调歌头•游泳》)则是对矛盾转化的条件的思考。

（三）在诗词中高度评价并热烈赞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民群众，充分显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艺术地展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唯物辩证历史观的根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作为处在生产力和社会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如何发展时，进一步强调提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人总是按照人的尺度来评判历史进步的；社会历史是人的依赖走向物的依赖再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这样的社会历史就是不断解放人的历史，也不断表现着对人的终极关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使人摆脱剥削、压迫和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来展开的，并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视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奋斗的价值理想和目标。

说“: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在诗词中，结合中国革命的斗争实际，大量描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威力，并给予高度评价和热烈赞颂，浓墨重彩地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革命者的壮志豪情，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西江月•井冈山》）说明井冈山的这一保卫战就是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进行的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更是集中反映了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唯物史观思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是对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观的批判，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的肯定。1959 年 6 月，到韶山写下“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光辉诗篇，对人民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极大热情给予讴歌；并通过“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贺新郎•读史》)的诗句告诫人们英雄创造历史不过是欺骗人的鬼话而已，正如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所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曾科学地阐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而具有雄伟气魄、世界眼光的，用他革命浪漫主义的笔触，在诗词中大量运用“万、十万、百万、亿”这类宏大气象的数字，更加凸显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属性，“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占领南京》)、“唤起工农千百万”《(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二首•送瘟神》)等等，无一不彰显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巨大能量。正因为充分肯定作为创造主体的民众身上蕴藏着的无穷力量，即便是震铄古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在为革命理想奋斗的“风流人物”面前也都是“略输文采”、“稍逊”《(沁园春•雪》)。

（四）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等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思想原则融入诗词创作中。一方面，他无情鞭挞那些大吹大擂、吹牛空淡的反动派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蔑视那些吹牛、空谈的“跳梁小丑”不过是小小寰球的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而已。一方面大力书写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用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心去获取的巨大成就和辉煌胜利，“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等诗句就是这种思想的现象表达。

二、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念

共同理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精神动力。理想决定行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这个远大的共同理想，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终生都在为之而奋斗。指出：“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在国运日衰之时，因忧国而走出“乡关”，立下为拯救中华、报效祖国而求学的远大志向和无垠的革命理想“: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七绝•呈父亲》）。大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从未放弃过对理想的追求，而且，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他的理想愈来愈远大，愈来愈崇高，要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就是这种崇高而远大的理想的写照。一直到晚年，他还怀有让全中国、全世界“江草江花处处鲜”（《七律•洪都》）的伟大抱负。

而这个追求的过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带领工农大众追求共产主义最终理想的过程，也是为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奠定了基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曲折的，也是充满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理想信念的。革命军队创造时，“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西江月•秋收起义》），从“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到“百万工农齐踊跃”，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革命队伍为什么能快速发展壮大，就是因为有“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美好愿望，有“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国际理想追求。所以能在革命斗争中“唤起工农千百万”、“横扫千军如卷席”，最终“一唱雄鸡天下白”、“而今一扫新纪元”（《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正因为有“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的“独有豪情”，有这种为解放全人类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理想，才“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念奴娇•井冈山》）的新中国的诞生。

三、彰显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和民族的纽带，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凝聚力。热爱祖国、立志献身于祖国和中华民族是每个公民应有的基本政治素质和道德情操。早在 1935 年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优良传统。这个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同志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他的诗词中，始终蕴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凸显了笃诚、深厚、高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情绪。在的众多诗词中，有不少诗词表现了他对国家前途深沉的忧患意识。北伐以前，面对军阀统治，面对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的问题，发出了“怅廖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的深沉呼喊。“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时，他有“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的担忧，又有“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菩萨蛮•黄鹤楼》）的展望。想着长夜难明、魔怪翩跹、千村薜荔、万户萧疏、群鬼唱歌、人民不团圆的悲惨景象，痛心疾首，用诗词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幅催人泪下的人民苦难图，痛恨和诅咒残害我们祖国的万恶旧社会和阻碍社会发展的各种自然灾害。看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又用诗词进行热情地讴歌。他满怀激情地欢呼“一唱雄鸡天下白”，“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他引吭高歌武汉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水调歌头•游泳》）；他开怀放歌农业战线“喜看稻菽千重浪”（《七律•到韶山》）的丰收景象；千里寻故地，重上井冈山，他热情赞颂老革命根据地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而对祖国壮美山河的赞美也彰显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诗词差不多占了全部诗词的 80%。以山而论，写了昆仑山、眠山、五岭、乌蒙、六盘山、娄山、衡山、庐山、武夷山、白云山、井冈山、九嶷山、龟山、蛇山、巫山等等名山大岭。以水而论，写了长江、黄河、湘江、赣江、钱塘江、金沙江、大渡河等大江大河和“白浪涛天”的海洋。他热爱我们“如此多娇”的江山、“红霞万朵”的天空、“白浪滔天”、“一片”的大海、“倒海翻江卷巨澜”、“剌破青天锷未残”、“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大山、“波涌连天雪”的洞庭湖。他为我们描绘了美不胜收、千古传颂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冬景图，“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江南秋景图，“茫茫九派”、“沉沉一线”的中国烟雨图 诗中处处山水画，画中拳拳爱国情。

改革创新是中国近代以来相当突出的时代品格和时代精神。同志本人就是改革创新的楷模，他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根据时展的要求“除旧布新”,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思想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理论体系，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艺术地蕴含在诗词中，用诗词传达出哲学思考，这也是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创新。诗词的创作也是善于推陈出新、不断创造的，往往在传统的意向中赋予新的时代的气息。就拿古今诗词大家常写的山而言，结合当时时代风云变幻、富有斗争的特点，赋予山以时代的律动感和斗争精神。在他笔下，莽莽昆仑横空出世，“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念奴娇•昆仑》）中的“飞”、“搅”二字，状出昆仑山的跃动飞舞之美;就连秦晋高原上的群山也有了争强好胜之心“: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沁园春•雪》）“;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七律•庐山》）等也无不充满着灵性的律动感。在他笔下，山与自然、与外部压力进行着不屈的抗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十六字令三首》;而“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更是赋予高大险峻的山面对强大的对手也敢于“亮剑”，敢于扭转乾坤、挽狂澜于既倒的精气神。这种赋予山以灵性动感、以生命力、以斗争精神的手法，就是对传统的突破，是结合时代的创新，赋予“诗言志”新的意象。

四、把传统美德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价值观化为革命的自觉要求和实践

革命诗词范文第4篇

1898年,失败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到日本。不久,他在日本横滨先后创刊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近代报刊,这是梁启超在不能直接参与维新运动的情况之下,以“文学救国”为目的创刊了一系列的近代报刊杂志。这样,梁启超卷土重来在第二线上投靠文界继续开展爱国启蒙运动。正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所言的那样:“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毋庸置疑,梁启超选择了文学的道路,以笔舌做武器,从“灌输常识”入手,达到“开通民智”的目的。[1](P182)梁启超创刊的这些报刊不仅对近代中国文坛有影响,在近代韩国文坛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梁启超创刊的近代报刊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基地。其中,在诗歌理论方面,具体来说,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实践是通过在《清议报》上特设的《诗界潮音集》《诗文辞随路》专栏和在《新民丛报》上的“热门专栏”《棒喝集》等专题栏目中发表。梁氏在上述的栏目中介绍国外新诗、登载国内人士的“新诗”及其观点。后来,他整理这些与“诗界革命”有关的论说及其习作并收录在《饮冰室诗话》中,笃而论之,梁氏的《饮冰室诗话》就是在《新民丛报》第4号至第95号上连载过的与“诗话”有关的汇编集。随后,1905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饮冰室文集》之后,中外广为流传。其中《饮冰室文集》传入韩国之后,受到了韩国读者的追捧。究其原因,在近代时期韩国的先进西方思想主要是通过日文、中文转入,而当时韩国文人的第一外语是“中文”,是具有一定的汉文修养的文人,因此,阅读梁启超的文章没有语言上的障碍。梁启超的诗歌主题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同情人民疾苦,揭露清政府剥削和屠杀人民的罪行。[1](P186)此外,最为主要的是强调自主独立、赞扬英雄、宣扬爱国志士业绩、尚武精神等爱国思想与强调教育、重视文明开化、宣传新民思想等启蒙思想。可见,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是韩国近代爱国志士传播恢复国权和自主独立思想的最佳著作。这间接地说明梁启超的“诗话”对整个近代韩国诗界的影响。其中,韩国文人申采浩是积极接受梁氏“诗界革命论”的志士之一,而其思想影响具体表现在《天喜堂诗话》的诗论中。下面,我们仔细比较一下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与申采浩的《天喜堂诗话》。

二、中韩两国发动诗界革命

众所皆知,梁启超诗歌作品的成就没有小说那么高。梁启超自己也承认并说道:“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阻以来,始强学耳。”[2](P52)在《饮冰室诗话》中,他更加明确地表示作诗的难度:“甚至艰辛,往往为近体律绝一二章,与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虽然作诗非常“艰辛”,但是不得不作诗。因为梁启超认为“诗歌的一句能顶数千字的论说文”,这种观点是从“诗歌效用论”出发,承认了诗歌这一体裁对读者的影响力和说服力。虽然作诗很难,但是梁启超非常喜爱读诗歌,他在《饮冰室诗话》第一则中说道:“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读之,以印于脑。”其中“芳馨悱恻,辄讽诵读之,以印于脑”更加具体地阐述了诗歌对读者的作用。这样,梁启超渐渐地把诗歌这一体裁也视为革命的“工具”,并提出“诗界革命论”。具体而言,梁启超在1899年12月25日赴美途中写的《夏威夷游记》一文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论”的口号。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梁启超毅然决然地批判当时中国诗坛作诗长期一味模仿古诗的“复古”现象。下面,我们摘取《夏威夷游记》中重要的有关部分:“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盖,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在这里,梁启超简单地描述了未来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也显露革新诗歌的雄心。他认为中国的诗界需要像“哥伦布”(意大利的航海家)、“玛赛郎”(葡萄牙的探险家)那样的开拓者。为了创作符合实际和有益于广大民众的诗歌,梁氏认为在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上不得不要革新。中国诗歌开辟新的发展方向,需要“诗界革命”。在近代韩国诗坛方面,申采浩受到梁启超“诗界革命论”的影响发动了“东国诗界革命论”。而申氏的主要观点在著名的《天喜堂诗话》一文中有所体现。申采浩的《天喜堂诗话》是1909年11月9日至1909年12月4日在《大韩每日申报》上连载的富有近代意义的诗论。申采浩1905年在《皇城新闻》做评论员,1906年又在《大韩每日申报》做主笔,此时,申氏在自己工作的报刊上主动介绍了梁启超的诗歌。因此,申采浩做主笔的《大韩每日申报》成为介绍梁启超文章的“基地”。《大韩每日申报》不是单纯地登载梁启超的诗作,而是往往加上评语、评论。我们不妨引用一下其中对梁启超《书感寄友人》的评论文章:“试将研究泰西哲学家之文字其精思,岂无恍然见大觉之新识乎。”文中重点评论了梁启超诗作在注入“新思想”“新语句”等方面的贡献,以梁氏诗作为标榜,鼓励韩国诗人研究这些欧洲的先进思想。

三、梁启超与申采浩革新诗歌的原因及其纲领

我们在细致地对比分析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与申采浩的“东国诗界革命论”之前,先具体地了解一下梁启超与申采浩二人各自发动“诗界革命”的动因及其主要内容。梁启超将革新诗歌的主要动机概括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如前所述,梁启超在该文中说:“犹欧洲之地力已盖,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他认为中国诗坛的情况也是如此,应该从这些航海家、探险家身上学习追求精神,积极吸收新的“营养”,取国外诗歌的“长”来弥补自己诗歌的“短”。如若不然,梁氏断定中国的诗歌就“诗运殆将绝”了。这是梁启超所说的不得不革新诗歌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与梁启超的文学观有很大关系,梁启超深信文学对国民的“不可思议”之力,因此梁氏通过“诗界革命”引发中国的革命。那么,怎么让中国诗歌重生复活呢?梁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具体提出了革新诗歌的重要纲领:“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三长说”,即“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包括革新诗歌的内容、语言、形式等方面内容,为中国诗歌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具体的方向。而申采浩革新诗歌的语气比梁启超更加强硬,他批判了当时韩国诗坛的风气:“纵观近世我国流行的诗歌,大半是流荡,造成败坏风俗。”[3](P63)申采浩呼吁改良诗坛的风气,应该从革新诗歌入手,因为申氏认为诗歌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甚至诗歌的“文风”能左右一国的盛衰。申氏于1909年11月23日在《大韩每日申报》上发表的文章更加明确地强调了这一观点:“诗盛,国亦盛。诗衰,国亦衰。诗存,国亦存。诗亡,国亦亡。”因此,为了挽救国家命运,他提出了革新诗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些都是受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影响而产生的。由此可见,梁启超与申采浩从爱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倡导“诗歌效用论”。那么,梁启超的革新诗歌观对申采浩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梁启超“诗界革命论”与申采浩“东国诗界革命论”的基本纲领之中,主要有以下相对应的字句,见表1:根据表1所示,梁、申在主要观点上产生了很大的共鸣。二人的“诗歌革命论”使用的词句虽不同,但是其大部分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值得注意的是,仔细阅读申采浩的《天喜堂诗话》,还能找出其与梁启超不同的一面。申采浩基本的观点是排斥写汉诗和采用汉诗风格的,因此革新韩国近代诗歌就是在诗歌的内容、形式、语言方面必须得满足“东国文、东国语、东国音”(韩文)的要求。

四、革新诗歌的内容

1.接受西方先进的近代思想梁启超的“欧洲之意境”是从广义上来说的,涵盖了政治政策、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等,这种思想成为摆脱“旧社会”的思想武器,是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追求。这正是在大部分传统“旧诗”中很难体现的精神。在宋代、明代已经有人从其他文明古国(印度)引进这些“新意境”的传统,使之丰富了宋、明的诗歌“意象”,历史证明这确实有利于本国诗歌的发展。到了近代,过去的崇拜之国印度变落后了。由此,梁启超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欧洲,他在日本流亡时期已经间接地体验了欧洲社会、政治、哲学、科学、医学等的“发展史”。对此,梁启超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宋、明诗歌中所载的“印度思想”,到了近代替换为“欧洲之意境”了。那么,我们不禁会问:梁启超认为符合新诗要求或称赞过的诗人和诗作有哪些?在《饮冰室诗话》中,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被誉为“近代诗界三杰”。其中,梁启超提出了新诗中“模范诗”的例子———黄遵宪的《今别离》。通过对《今别离》的阅读,我们可以联想到火车、轮船、汽艇等近代科学观念下产生的新意象。黄遵宪重点描述了离别情绪,尤其是坐火车离开时忧郁的心情。该诗充满了用新意象表达的新意境。黄遵宪在诗中表现了“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正如梁启超所言:“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非常重视“新意境”,积极应用近代的科学概念并在诗歌中成功地输入。梁启超以此给文学家提供了作新诗时的参考“样本”。而这种把西方新事物和文明成果作为表现对象的“新意境”,别开生面,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4]申采浩虽然在“东国诗界革命论”中没有直接提到“新意境”的字句。但是,申氏非常肯定通过诗歌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欲想通过诗歌传播政治、科学、民主、独立等近代精神。申氏在《天喜堂诗话》中主张的与“新意境”有关的观点包括:“如果吾子成为诗界革命者,对《阿罗郎》《宁边卓台》等‘国歌界’改其顽陋,并输入新思想。如此,才能使妇女皆读吾子的诗、儿童也皆革新吾子的诗,从此不恋全国的感情和风俗。”在这里,申采浩认为如果想当诗界的革命者,必须改变当时诗坛上风靡一时的“顽陋”之风气,那么,怎么改变呢?申氏给出了简单明了的答案,就是在诗歌中载入“新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申采浩一再强调革新诗歌就等于革新国家,当然,从现在的文学观念来讲,虽然这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但是,也不能漠视它们之间某种内在的互动关系。这种比较极端的“诗歌效用论”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贯穿着申采浩的整个论点。申氏在1909年11月16日发表的“诗话”中更深化了这种观点,他断定所谓的“新意境”就是拯救国家的一种知识,认为“普及新思想等于普及国民知识”。这种知识慢慢积累之后,可以变成国家的实力。由此来看,梁、申二人都深信创作新诗可以推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因此梁、申二人不约而同地主张在诗中输入“新意境”,按照这一思路,虽然申采浩在《天喜堂诗话》中使用了“新思想”一词,但可以推知他所指的“新思想”就是政治、民主、科学等近代思想,正是梁启超所说的“欧洲之精神”。申采浩的“新思想”,实际上是梁启超的“新意境”。

2.体现尚武精神“新意境”除了体现西方近代精神之外,还要体现“尚武精神”。梁、申二人认为欲想启蒙民众,以至恢复国权和自主独立的话,宣传“尚武精神”是最好的方法之一。对此,梁启超从诗歌中衍生出革新“军歌”的想法,提倡创作别出心裁的“军歌”。他把诗歌和音乐结合起来,在“军歌”中赋予了具有革新意义的尚武精神,也肯定了其传播效果。梁启超还亲自创作了表现民族自豪、富有爱国热情的《爱国歌》等具有不落俗套风格的咏史、怀古之作和反映现实人物与事件的作品。申采浩的“东国诗界革命论”也提到尚武精神的重要性。申氏的《天喜堂诗话》创作于1909年,这正是“韩日合邦”的前一年,可想而知,当时已经沦落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的社会风气。在舆论界从事的申采浩,必须得呼吁近代韩国诗坛的诗人创作富有尚武精神的诗歌,其目的与梁氏毫无二致,都是让国民团结一致,积极爱国,对抗日本,摆脱殖民。申氏从韩国历史英雄的功烈出发,试图激励尚武精神。同时,申采浩介绍与英雄有关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是赞扬战绩、鼓励勇气的,甚至还有安慰战死名将的灵魂的。申采浩认为此类诗歌要广泛流传,所以鼓励民众多阅读:“昔者雩冈寄送《续选》一卷,开读此卷,记载本朝以来之帝王、将相、名儒、通达人士诗。其名既是‘续选’,则必有其前篇……其中,或载有愚温达、乙支文德诸公《出军歌》,又或载有《阳山歌》《会苏歌》等。”在这里,申采浩之所以介绍《续选》,是因为这些诗作的主题或题材与爱国、尚武精神是分不开的。申氏尤其认为歌颂英雄种种业绩能启发爱国之心,因此特别举出了韩国史上名将温达和乙支文德,他们二人分别是高丽第25代平原王、第26代婴阳王时期的名将,都有打败外敌的优异战绩。

五、革新诗歌的语言

1.使用“新语句”梁启超在革新诗歌的语言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梁启超革新诗歌的“三长”之中,第二个内容是关于“新语句”的。所谓“新语句”就是“欧洲的语句”及日本翻译的西方书籍中的新名词。梁启超主张积极引进这样的“新语句”。梁氏认为在使用“新语句”的诗歌中,郑西乡的诗歌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究其原因,梁启超认为郑西乡诗歌中“日本译西书之语句”(新名词)使用得非常自然,甚至认为“天衣无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仔细一看,这些新名词包括民主、政治、社会科学等思想,无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也推进了诗歌语言的革新,提高了国民的素质和教养水平。而申采浩的“东国诗界革命论”中也有对使用“新语句”的看法。申采浩认为在诗中输入“新语句”能起到启蒙民众的作用。他对当前“新诗”中使用新名词的问题有精辟的论述:“东国诗何为?盖出于‘东国语、东国文、东国音’。”[3](P63)申采浩所说的“东国”意味着韩国,因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韩国的新诗应该用“东国语、东国文、东国音”来写。更确切地来讲,在韩国的诗歌中,如果要真正地表露韩国人的思想感情,应该使用韩文来作诗。而且申采浩还纠正了当前误认为自己在创作“新诗”的诗人及其诗作,申氏认为即便使用了新名词,但仍习用中国的“七言绝句”“五言绝句”等作诗方式的话,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国”的诗歌,这种诗歌格律、音律是适合汉语的,而从韩文的语言特点上考虑,应该要打破作诗的形式和格律。不然就与“东国诗界革命”的宗旨相违背。再者,申采浩再三强调了使用韩文的重要性。实际上,使用韩文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读者群,读者群又应该跟启蒙的对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从民族主义角度去看,作诗应具备的前提条件是:第一,拥有广泛的读者群;第二,具有极快的传播速度。由此可见,申采浩主张以韩文创作新诗,以韩文来输入新意境和新语句是有一定道理的。

2.追求诗歌语言的通俗化———使用口语和俗语在革新诗歌语言方面,梁启超和申采浩二人在追求诗歌语言的通俗化问题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首先,梁启超对丘逢甲的诗进行了评价,提出了对语言通俗的问题的看法:“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皆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歌革命一钜子耶?”[2](P30)在这里,梁启超的基本论点是在诗歌中无妨使用“俗语”或“口语”等通俗语言,如果这些“通俗语言”使用得恰到好处,不仅能使诗歌本身具有“雅驯温厚”的魅力,也能让诗歌与民众走得更近,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另外,梁启超也将诗歌的通俗化运动推广到校歌的改良上,在校歌中提倡使用俗语和口语。我们不妨引用一段重要的部分:“今吾国之所谓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以是教幼稚,其何能达唱歌之目的。谨广告海内诗人之欲改良是举者,请以他国小学唱歌为标本,然后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2](P77-78)这样,梁启超认为当时校歌的歌词难于课本,因此从校歌的效用来说是“无用武之地”的,往往出现“没有人读懂也没有人听懂”的情况,因此梁启超主张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改写。校歌应该使用最浅层次的语言来作词,直露地表达出其包含之意义。在申采浩革新诗歌语言的观点中,也能找到受到梁启超观点影响的痕迹。申采浩在1909年11月16日连载的《天喜堂诗话》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革新诗歌语言问题的见解:“诗歌是以陶融人的感情为目的,多宜用国语乎,以国语成句,使妇人、幼儿也一读皆晓之注意。乃普及国民知识有效力。近日闻各学校用歌,即太多杂用汉字……可云:亦是教育界的缺点。”由此可见,申采浩有意地排斥使用汉字,提倡使用“纯韩文”。

六、关于诗歌的风格

1.“古人之风格”与“国诗风格”关于诗歌风格问题,梁启超没有明白的论述,也没有具体而详细的说明,但是通过阅读《饮冰室诗话》对诗人及其诗歌的评价,我们可以间接地了解到梁氏对诗歌风格的具体看法。我们不妨引用一段梁启超评价黄遵宪的诗的文字:“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总结上述观点,梁启超对黄遵宪的诗歌是抱着肯定的态度进行评价的,那么,我们不禁会问道:梁启超具体肯定在什么地方呢?根据梁启超所言,黄遵宪的诗就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相对而言,黄遵宪的诗中之所以“新语句”比“新意境”较少,是因为黄遵宪重视诗歌风格。对此,梁启超提到了其中的关键:“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之下,梁启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新意境”。究其原因,是因为“诗界革命”在初期阶段曾经有过失败的教训,有些新诗“其语句(新名词———引者注)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1](P155),往往出现除了作者之外旁人看不懂的现象,如果没有注释的话,就完全不明其意。梁氏甚至认为这样的诗人,“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因此梁氏不愿意看到在诗坛上涌现“以堆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低质的新诗。梁氏盼望出现二者兼顾的新诗,就是重视“新意境加旧风格”的诗歌。显而易见,如果过多地使用新词语的话,自然会打破中国古典诗歌拥有的音律和格律,不能互相“调和”,也不能创造出一种诗的“气质”。那么,这种气质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所言:“理想的风格是读其诗,则宋人风格中之最高尚者。俊伟激越,芳馨悱恻,三复之不忍去也。”梁氏欣赏宋代诗人的风格,认为其诗的气概是“俊伟激越,芳馨悱恻”的,是当时文人值得参考的。申采浩也有针对诗歌风格展开的论述。他曾说过:韩国国诗最合适的形式是“东国语、东国文、东国音”,且申氏认为理想诗歌风格是“国诗”,即传统的国文诗歌。毋庸置疑,申采浩有意摆脱汉诗的束缚,保持国语的音律,认为最合适的就是“国诗国风”。申采浩对作为一种诗歌形式的国诗有精辟的论述,我们不妨引用一段:“帝国新闻曾悬国字韵,购赏‘国文七字诗’或‘七字诗’。此种新国诗体,曰:‘否也,不可也。’英国诗是自有英国诗的音节,俄国诗是自有俄国诗的音节,其他各国诗皆然……又或近日各学校,效仿日本音节,间有制作十一字歌者,此亦制作国文七字诗之类。”[3](P61-62)在这里,申采浩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申氏不能把“国文七字诗”视为“新诗”。究其原因,“国文七字诗”的源头是汉诗的“七言绝句”。对此,申采浩举了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英国诗是自有英国诗的音节,俄国诗是自有俄国诗的音节,其他各国诗皆然。如果甲国的诗以乙国的音节效,这属于是把鹤膝换成凫脚,把狗尾换成黄貂。”简言之,借用汉诗的格律,使用国文的诗是一种“畸形诗”。因此申采浩认为一国的语言有自身的表述规律,不能一味地模仿国外的诗歌风格。因此把“汉诗”和“国诗”分开来了。同样,借用“日本音节”作诗也不过是如此而已,也不能把它视为韩国的“新诗”。

2.积极吸收音乐因素———“歌体式”与乡歌梁启超、申采浩二人都非常关心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问题。音乐对社会、国民的效用是无可否认的。音乐与诗歌语言的通俗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反过来讲,诗歌若不能对国民产生强烈的影响,梁启超认为其原因是诗歌与音乐的分离。具体而言,梁启超认为如果音乐固有的“抒感”的方式与诗歌结合的话,对幼儿、妇女、文盲等(启蒙对象)的教育有很大的功效,这无疑对诗歌的发展也有好处,尤其是在思想传播速度、效率、功效等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可见,梁启超认为通过诗歌和音乐改造精神是最见效的,因此应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不要再犯过去“词章家”犯过的错误。这种观点在诗坛引起了共鸣,作新诗的作家纷纷写起了“诗歌与音乐”结合的诗,创作“歌体诗”一时成为社会的风气。而申采浩也对诗歌中的“音乐要素”十分重视,这与上述梁启超的观点极为相似。这些观点见于申氏在1909年12月2日连载的《天喜堂诗话》。下面,摘录一段具体的内容:“古贤儒长者皆好国诗和乡歌,多引活泼之典故,又在花鸟月夕、朋侪会集之际,往往以长吟短唱遗兴,可想其风流。此一道在近来百余年间,但只归荡子淫妓。如果上等社会调修士子,不能作国诗一句,不解吟乡歌一节,诗歌则愈取之一方,人士则愈绝愉快之道。”[3](P69)根据申采浩所言,韩民族能歌善舞,在韩国古代也都有咏唱国诗和乡歌的良好传统。但是到了近代这良好的吟诗传统断掉了。

革命诗词范文第5篇

（一）词牌与题目

（二）词牌名的典故：念奴娇

二、从毛泽东诗词看井冈山精神

《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一）作者介绍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诗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1949至1976年，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

因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也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也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二）创作背景

1965年5月22日至29日，毛主席在巡视大江南北时重上了井冈山。他抚今追昔，一口气写了两首以“井冈山”为题的诗，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另一首就是《念奴娇·井冈山》。

（三）名家点评

这首词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一是用白描写景，用比喻抒情；二是把古典诗句熔铸在作品里.该词既有宏伟壮丽的革命内容，又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给人以思想启迪和美的熏陶，是作者晚年少有的气势磅礴之作。——侯外庐

（四）文学赏析

上阕前三句，首先描绘了一幅总体风景画图。春末初夏的井冈山，万千林木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一派青翠翻卷延绵千百里直入云端。而井冈山这一雄奇的大山又一次唤醒诗人一贯的壮志与襟抱，诗人不觉吟道：“飞上南天奇岳”， 这个“飞上”不仅给读者有山势险奇之感，而且也让读者领略了诗人英俊的风采。而以“奇岳”二字代指井冈山，也表明诗人对井冈山深怀的情感，祖国河山中有闻名的“三山五岳”，而唯有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诗人对此理所当然会情有独钟。旧地重游，诗人看到的除风景依旧在之外，还“多了楼台亭阁”，在五井碑前，在黄洋界上，汽车往来疾驰如飞。想当年，这里曾是“黄洋界上炮声隆”的浴血战场；如今却真的“旧貌换新颜”，成了人来车往的旅游胜地。这一切如何不让诗人欣喜，诗人不禁在上阕中连用两个“飞”字以表内心诗兴飞扬的情怀。超脱出了一个“飞”字写山势，另一个“飞”字写车速的本意。物随心动，诗人面对如此沧桑巨变，发生感叹，化用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二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下阕写回忆从前的革命事迹。第一层，“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承上阕写变化之大，引起下文对往事的回忆。作者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的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到现在已经三十八年了，好像弹一下手指那么快，一晃就过去了，可是人世间变化了，就像苍天变成深潭那样大。第二层，“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写回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红色政权的具体情况。现在还记得，当时在战火中，同敌人激烈地厮杀，真是九死一生，好像发生在昨天。毛主席组织秋收起义时，曾经被反动的民团逮捕过，后来机智地逃了出来，找到队伍，率领他们上了井冈山。“弹指三十八年”，诗人屈指算来离开井冈山已有38年了，而在这“弹指一挥间”里，祖国江山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间就彻底变了一个样，这一切犹如天翻地覆。

这也勾起诗人对过去峥嵘的岁月的追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这是诗人对井冈山革命斗争最形象的回忆。那时敌人不断围剿，战场上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真中谓九死一生的激战如同发生在昨天。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一）创作背景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并沿着这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1965年5月，毛泽东又重上井冈山。阔别三十八年，他感慨良多，诗兴大发，写下这首词

（二）文学赏析

上阕首句起笔突兀非凡，气势博大，意境高远。“凌云”二字，不仅形容巍峨的井冈山之高，而且形容伟人志向高远。自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开创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乃至重游井冈山（1965年5月），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有38年了。这38年，神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人从“坐待时机自主张”的少年，到“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以至经长征、驱日寇、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重上”不仅照应上文“久有”重访井冈山夙愿，而且表达了诗人盼望故地重游迫切心情。1965年春天，诗人巡视大江南北之后，以70岁高龄重游井冈山，实现了盼望多年的夙愿，兴奋之情不言而喻，倍感亲切；举目环视莽莽苍苍的井冈山，变成多姿多彩，生气勃勃的“新颜”。“千里”迢迢，风尘仆仆，一个“寻”字，不仅表达诗人离别依恋之情，而且表达了重游故地无比喜悦的心境。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无比喜悦、轻松而舒畅的心情。流畅明快的笔调，抒发了诗人对井冈山变化之美的赞颂。诗人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形象的描绘了井冈山的变化；它是当时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呈现祖国新貌的缩影。湖南黄洋界海拔1343米，群山巍巍，云雾茫茫，形势其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诗人以轻松、舒畅的情怀来到黄洋界哨口，攀登鬼斧神工般“鹰隼难度，猿猴难攀”的黄洋界，其他“险处”岂能阻挡雄姿虎步，何须再看？诗人由眼前景色，荡开一笔，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上阕描述诗人重上井冈山的经过，叙事、写景、抒情溶为一体；表达了诗人欢快的情绪和豪迈的气概。

下阕开头三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壮伟遒劲地展现了井冈山以及整个革命斗争时期的风雷激荡，红旗漫卷的壮阔场面。井冈山猎猎红旗，打碎帝、官、封枷锁，变成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诗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魄，表达中华儿女凌云壮志。可以飞往昔日高不可攀的天上去摘“月亮”，可以探入深不可测五大洋去捉拿“鱼鳖”，然后谈笑风生，唱着胜利的歌曲，从容而归。酣畅淋漓的抒发了诗人征服宇宙的革命家豪情。“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作者把谚语融于诗词之中，不仅首尾呼应，而且启迪、鞭策人们：胜利属于不畏艰险，勇敢攀登的人。世界上什么事都是如此。“无限风光在险峰”，只要有毅力，有恒心，就一定能实现。纵观全词，笔调明丽、轻松，挥洒自如；节奏优美欢快，巧妙运用谚语、古人诗句。叙事、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一体，意境开阔、高远。可以说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是现代诗词宝库中难得的瑰宝。

《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一）创作背景

1928年7月，湘赣敌军向井冈山发动第二次“会剿”。为打破敌人“会剿”，在敌前锋逼近永新时，毛泽东率31团在永新附近将敌围困在永新县城30里内达25天之久，而朱德、陈毅则率领红军主力28、29团向敌占区进攻，迫使来犯之敌慌忙回援，因而击破了敌人的首次“会剿”。但正当此时，28、29团向湘南冒进，结果在郴州先胜后败，红29团几乎全军覆没，剩余部队同28团一起向桂东转移。毛泽东得知消息后，亲自率31团前往桂东迎还红军主力，这时留守井冈山的仅剩31团的一营，敌人正是乘此机会纠集4个团向黄洋界哨口进攻。黄洋界，距当年红军总部机关约25华里，黄洋界云海是进入井冈山腹地的必经通道。当年红军在井冈山设有五大哨口，分别控制了井冈山的五条道路，其中黄洋界哨口最关键。敌我力量虽如此悬殊，但井冈军民凭险抵抗，最终以少胜多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该词是毛泽东同志为赞扬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而写的。当朱云卿把黄洋界保卫战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有了感触，才能欣然命笔写出《西江月·井冈山》。

（二）作品赏析

这是一首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赞歌，是一首抒写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光辉史诗，是毛泽东许多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诗词中最早的一首词。这首词题为“井冈山”，内容却不是描写山景，而是通过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第二次反“会剿”战斗的关键一仗——黄洋界保卫战，热情歌颂井冈山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

词的上阕写战前气氛和敌我双方的态势。“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这两句概括了红军士气高昂，严阵以待的雄壮声势，为全词的雄伟气势以及词的结尾与红军的胜利作了铺垫。“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两句用夸张的手法写敌人人多势强，气焰嚣张，红军被敌人重重包围；但在这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英勇的红军毫不畏惧，视万千敌人如虫蚁，沉着应战，泰然自若，岿然不动。衬托了红军英勇善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下阕写战斗经过，军民万众一心，粉碎了敌人的围攻，战斗取得胜利。“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这两句写红军已预料到了敌人会乘虚前来围攻，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筑好了防御工事，戒备森严，军民团结一致，英勇抗敌的情景，写出了红军战胜敌人的原因。这里“森严壁垒”、“众志成城”，与“岿然不动”前后照应，既显得典雅雄壮，又韵味深长。“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两句写具体的战场（黄洋界）和战斗结果，即战斗取得了胜利。这胜利是通过“炮声”传报的。这两句极为形象地描绘了这次保卫战，巧妙地嘲笑了敌人，有力地鼓舞了红军民，同时与上阕军军民的备战与岿然不动的情景照应，前后贯通，无懈可击。

这首词匠心别运，画意盎然。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善用古语和成语，描写景象宏伟，叙事清晰凝练，极富感染力，高度概括了井冈山斗争的形势和特点。

典型概括是这首词一个突出的写作手法。作者在词里热烈赞颂了井冈山的黄洋界保卫战。黄洋界保卫战是红军以弱克强、以少胜多的一个战例，虽然这次保卫战只是井冈山红军军事战争中的一次战斗，却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它是整个井冈山斗争的一个缩影。

作者在这首词中没有写战斗的具体过程，也没有渲染战场的惨烈景象，只写了战斗的重要地点和战斗的结果，以根据地军民欢庆战斗胜利，敌人连夜逃遁结束，可谓别具一格。

三、井冈山精神的意义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逐步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之中，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如何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问题。

从韶山冲走出来的青年毛泽东，勇立时代的潮头，以天下为己任，放弃相对优越的生活，投身革命实践。1927 年八七会议后，为了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了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秋收起义”。

起义失利后，部队何去何从？革命的方向在哪里？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萦绕在毛泽东的头脑中。

在且战且退的辗转过程中，毛泽东率部来到了井冈山。在这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开辟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苏俄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井冈山道路”；这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之路。

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中，不仅创造与积累了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的丰富经验，而且培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精神是无数革命前辈和先烈在井冈山血与火的拼搏中用生命和鲜血凝聚而成的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

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是坚定信念，矢志不移；

井冈山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