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范文第1篇

没有杜牧，江南，该是何等的寂寞？就如淋沥的细雨中，没有油纸伞的古朴，从而缺乏一种古诗的典雅；就如长长的小巷里，没有一架紫藤萝，从而缺乏一种绿意荡漾的清新；就如断桥边，没有如烟的细柳，从而缺乏一种吴侬软语的娇媚。

江南，是幸运的，在长久的沉寂之后，迎来了青衣飘飘的杜牧。

江南女儿，也是幸运的，在长久的冷寂之后，又重现了青春的颜色。

那时的江南，一定是寂寞得很久了，寂寞得连西湖的水也泛不起一点涟漪。那时的江南，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浪漫，江南采莲的曲子，已经凋谢在寒冷的池塘里；吴越争霸的战鼓，已半入江风半入云，渺茫难寻了。至于西施浣衣的样子，已经在传说中流向岁月的天尽头，白云的深影里。当然，包括当年的丝竹，当年的歌舞，当年的风流潇洒，都已经如周郎的微笑，隐入历史的硝烟中。

江南，太寂寞了，寂寞成一池浮萍，连红叶也舞不起一点声音。

就在这时，杜牧来了，在清明时节前后，嫩草如诗的日子里，一匹马，一身长衫，外带一支笔，踢踢走过丝雨江南，走过杏花如雪的江南，走过四百八十寺的江南，举一举杏花村的佳酿，饮醉了清明时节，饮醉了自己，也饮醉了唐诗。

醉后不知故乡远，错把江南做故乡。

从此，江南，收容了一颗漂泊的诗魂，也收容下一片灵秀，一片浪漫。

在江南行走，杜牧一定是风神潇洒志气昂扬的，因为，他终于寻到了自己心中美的极致，诗的栖息地。在江南，杜牧一定是心情舒展眉宇青葱的，因为，长久的失落后，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和安慰。

二十四桥的夜晚，月光如昼，桂香如梦。秋来的江南，依然山温水软，草木含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江南，就适意于洒脱地生活，诗意地游走。小杜，深得江南三味。

春风十里，柳丝飘飘，有哪一缕春风，美得过江南？有哪一处女儿，轻浅一笑，婉约过江南？

多少人啊，走过江南，但匆匆的脚步，踏过满地红尘，怎能领略“烟笼寒水月笼沙”的婉约？怎能体会到“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繁华？怎能领略“村连三峡暮云起，潮送九江寒雨来”的神妙？只有杜牧，一身长衫，飘然地走过江南山水，把自己的欢笑，自己的歌吟，留给江南，留给江南的天空和湖面，还有山水楼台。同时，也把江南留给岁月。

在烟水渺茫的江岸，在细柳如眉的亭旁，总有风吹过，总有诗人的脚步走过，这些，江南记得，竖行的方块文字也记得。

当诗人漫步江南时，多少丝管，多少弦竹，在夜月下悠扬；多少忧伤，让一个沉沦历史的书生，怆然泪下。

不是爱风流，似被红尘误。

诗人并不想隐居入江南山水，诗人并不想在二十四桥的箫音中沉醉。“江南好烟月，门系钓鱼船”“霜叶红如二月花”，这些美妙，也不能让诗人沉醉。所有的音乐，所有的云烟风月，并没有遮住诗人的眼睛。

诗人站在高山上，站在红楼上，日日凝目而视，翘首企盼，在等待着一个时代的到来，等待着万民欢乐的和谐盛世到来，“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诗人总是心有不甘，在晚唐的夕阳残照中，遥望着太宗所开创的盛世，万民同乐，百国来朝。可是，诗人失望了，心冷了。天边，夕阳西下，一片暗影茫然。

在一声长叹中，诗人走入江南。

所有的肮脏，所有的红尘，与江南山水，与江南女儿相比，是如此不堪，如此腌脏。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诗人轻轻叹息一声，定格在江南的烟雨中，静静地观看着，看“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美丽；看“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的轻歌曼舞；看江南女儿在月夜里一把凉扇，笑扑流萤的娇憨情态；看扬州烟水，秦淮月光。

江南，安慰着诗人。

诗人，沉醉于江南。

（选自《渤海早报》）

散文包

杜牧范文第2篇

1、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2、青春留不住，白发自然生。

3、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4、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5、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

6、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7、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8、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9、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10、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11、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12、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销二乔。

13、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

14、草色人情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

15、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

16、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7、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8、借问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9、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20、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杜牧范文第3篇

杜牧生在唐朝，这是他的幸运，盛唐繁华羡刹了无数后人。然而，杜牧也有他的不幸：他生在了腐朽败落的晚唐。藩镇割据、宦官弄权，这些都让宰相之子、高中进士的杜牧在仕途上步履维艰。于是，便有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有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也便有了李商隐“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的感慨。

两技仙桂一时芳

杜牧生在唐代都城长安，他的祖父杜佑是德、顺、宪的三朝宰相，所撰《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巨著。关于当时的杜家，长安有句民谚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而最令杜牧念念不忘的就是“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可见其家世之显赫。高华的世族门第，深厚的家学涵溶，给予杜牧一生的价值趋向及政治追求以极大影响。

然而，命运就是这样变化无常，从十岁起，随着祖父、父亲的相继去世，杜家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惨痛的生活变故，深深衬示出人生的荒诞与冷酷，它不仅给心高气傲的杜牧以强烈的人生挫折感，同时也化成了他力学求仕、重振家门的巨大动力。杜牧少年时便博览群书，特别致力于历史的“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他不仅满腹经纶，而且又胸怀经邦济世的高远志向，充满了忧国忧民之心。因此，他把眼光投向历史，投向社会现实，指谪历史与现实的弊病，关注着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端。他曾写过《罪言》、《论战》等有关政治、军事的论文，曾注过《孙子》十三篇，还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方略。在二十三岁就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详尽而沉痛地论述了天下兴亡之道。

大和二年，杜牧26岁进士及第。皇榜之后，他给长安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却将春色入关来。”可见，杜牧当时心情舒畅，满面春风，好像春色也被他带进了长安。

这个春天确实是属于杜牧的，因为他在同年又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名振京邑。按照惯例，新科进士要到曲江游耍。这时的杜牧顾盼生辉，一举手，一投足，都才情万种。他们一行三五人来到曲江寺院，碰见一位打坐的僧人，攀谈起来。僧人便问杜牧姓名，杜牧得意地报上大名，心想“天下谁人不识我”，满以为僧人会大吃一惊，谁知这位僧人面色平静。同去游览的人夸赞杜牧考试连中，和尚看了看杜牧笑着说：“皆不知也。”杜牧因为和尚不知道他的姓名而感到惊讶和失望，就在寺院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赠终南兰苦僧》“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这首诗表明了杜牧放浪不羁的性格特点，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才学与哲思。

十年一觉扬州梦

晚唐政治腐败，现实黑暗，杜牧只因“性情耿介”，“刚直有奇节”，不愿媚事权贵，在李党之首李德裕的排挤下，不得升迁。杜牧本以为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而等待着他的却是几乎终生的幕僚生涯与远守僻郡。他那“邪佞每思当面唾”的直率性格，以致于使他“清贫长欠一杯钱”，日子在柴米油盐的催逼中勉强为继。杜牧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与希望，不能用积极的态度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是以一种借酒消愁，纵情声色的消极态度来表达的自己的矛盾心理。

熟读史书，看透时局，杜牧无法力挽狂澜，只得无奈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对于杜牧而言，饮酒成了疗伤祛痛的乐事。在他的诗中描写饮酒的诗句也最多，有“幽人本多睡，更酌一樽空”的百无聊赖，有“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的惆怅苦闷，有“细算人生事，彭殇共一筹”的难得糊涂，他在酒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和平衡。

杜牧不仅以饮酒来对这个腐败的社会进行消极抗争，同时也以一种不拘细行，放纵的生活行为来傲视人生，以纵情声色来掩饰自己孤寂的灵魂。这时的杜牧三十一岁，于当年年轻气盛，金榜题名的二十一岁相差了一个年龄段。但是，他忧国忧民的抱负却在扬州这一片歌舞升平的花红酒绿中淹没了。杜牧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只能以一种消极的沉沦来抒发自己的痛苦心情。

杜牧当时所写的《遣怀》，反映了他以醇酒美人淡忘仕途多舛的失落心情，“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可以看出诗人是很不满于自己沉沦下僚，寄人篱下的境遇。但自己无力改变现实，只好流连青楼以忘忧。不知不觉，已是十年了。现在自己要离开了，回头看看，往日的沉湎酒色放浪形骸，如今就像做了一场梦似的。这既有痛苦的回忆，也有醒悟后的感伤。“赢得”二字，也许调侃之中含有不堪回首的辛酸、自嘲和悔恨。政治消磨了一个昂然的青年，十年，对胸怀大志的杜牧来说，是多么漫长而珍贵，他本可以为国家做出多少事。而今空怀壮心，无处施展，大好时光只能虚掷于青楼歌馆中，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悲哀！

流水无情草自春

早期诗人有过及第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豪情与宣州和扬州八年之久的踌躇满志的幕吏生活。大和九年，杜牧接受朝廷任命为幕监察御史，由扬州赴长安供职。杜牧是有政治抱负的，这一次进京，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此时正是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的前夕。

朝廷内部激烈的斗争，使杜牧觉得政治上的远大抱负难以实现。因而因景抒情，赠友伤怀，写了许多好诗，如“秋山念君别，惆怅桂花时。”另外，杜牧这时还有另一层心境：自从进士及第，为官十多年，他经国治世的雄才大略却还未能充分施展，这种惆怅使他的诗作带着一些伤感消沉的情调。但杜牧个性旷达豪迈，这份悲愁心情的自我消解也体现在劲健写意以及豪迈沉雄的哲思中，从而体现了他力求高绝的文学主张，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不容忽视的地位。

杜牧也在沉寂中渐渐发觉，自己已无力呐喊，已经在走着一条认命的路，妥协的路。他的想到贾谊，引贾生为千古知己，“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是在诉说着自己寂寞之上的寂寞。不久杜牧就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表示不能胜任，又回到了洛阳。这之后，杜牧似乎看破了红尘，又恢复了其风流“本性”。但他的心里却是充满苦涩的。他和朋友一起参观金谷园，朋友兴致勃勃，他却哀叹“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言语间甚是悲凉。

852年，杜牧病情恶化，他心知死之将至，便自撰墓志铭。据《新唐书》载，墓志铭写就之后，杜牧闭门在家，搜罗生前文章，对火焚之，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杜牧晚年评定自己说，“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也算是道出了他给自己的一个明确的定位。的确，杜牧和同时代的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一起闻名后世，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时弊”，自成一家。公元853年，杜牧逝世，享年50岁。

杜牧一生，得意一时，沉沦半世。作为晚唐诗坛的一朵奇葩，杜牧既是一个其人其文风流倜傥的才子，又是一个忧国忧民立志用世的能士，时而“雄姿英发”，时而又“一往情深”，这样不同的气质统一在一个矛盾体中，碰撞出璀璨的诗歌艺术。在花团锦簇、争娇竟艳的繁荣的唐代诗坛，杜牧以他俊爽的独特风格，炫耀奇彩于晚唐，被称为“晚唐翘楚”。

杜牧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杜牧；兵学思想；孙子兵法

中图分类号： B2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4-097-05

杜牧（803—853），是晚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和政论家。面对晚唐危机四伏的社会形势，杜牧站在维护唐王朝的立场上，研究时局和军政方略，总结历史经验，企图寻求一条摆脱危机的道路。他在曹操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的形势虚实，重新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其所作《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等军事专论，对唐代屡经离乱，藩镇纷起，戎夷内侵的局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谏言，其中“既有宏观的战略指导原则，亦有具体的一方、一事的对策，均不乏精到之见”[1]。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杜牧的兵学思想进行初步探讨。

一、重战知兵 选帅教战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杜牧继承了孙子的重战思想，他说：“《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也。”[2]他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就如同用刑律惩处罪人一样，“俱期于除去恶民，安活善人”[3]，因此，知兵、制兵乃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手段。杜牧从藩镇拥兵自重、四夷侵扰不断、诸州叛乱时起的严峻形势出发，强调以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统一，主张统治者必须高度重视军事。他说：“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4]杜牧不仅提倡儒者要知兵，自己还亲行实践。他说：“某平生好读书，为文亦不由人。曹公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因注其书十三篇，乃曰：‘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当有知之者。’”[5]“某所注《孙武》十三篇，虽不能上穷天时，下极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离为三编，辄敢献上，以备阅览。少希鉴悉苦心，即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6]他通过注释《孙子兵法》，以求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料敌制胜，以备国用。

杜牧深知，将帅是掌握民众的性命与国家安危的重要职务，所以必须严肃择任将帅。他说：“民之性命，国之安危，皆由于将也。”[7]他认为，选任将帅应当以孙子“智、信、仁、勇、严”的“五德”为标准。他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速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8]“将孰有能者，上所谓智、信、仁、勇、严也。”[9]杜牧还从反面指出了唐朝选拔将帅之不当，御边政策之失误。他说：“自长庆已还，益轻边事，选拔将帅，多非贤良，豪夺种落蹄角之畜，割削士卒衣食之赐。见利则往，见弱则欺，罔酬恩荣，不顾廉耻，积帛藏镪，邱累陵聚。是以战士离落，兵甲钝弊，积三十年，掷之不问。近者伐叛，益知其由，屡下诏书，诰诫深切，岂知顽昧，不可镌琢。”[10]自长庆以来的三十余年，由于所选拔的将帅，多非贤良，他们不治军，不练兵，不顾战士死活，只顾自己享受，致使“战士离落，兵甲钝弊，积三十年，掷之不问”。这些无能贪财、不知廉耻的人，虽经多次告诫，仍不知悔改。唐德宗时，竟然发展到用宦官来掌管禁军。“除中央禁军由宦官直接控制外，在方镇军中，在将帅出征的军中，也都有宦官做监军。在中央控制的方镇军中，监军有时权力反出藩帅之上，将帅出征，监军又常以己见指挥军事，使军令不能统一，统将不得专进退，这就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11]因此，唐武宗在讨伐泽潞以及平定回鹘的战役中，为了加强将帅的指挥权，排除宦官干扰军政，就明令监军不能怙权干政、瞎指挥，前方战事只能由中书门下上达皇帝。由于指挥统一，从而保证了平藩与反回鹘战争的胜利。

杜牧不仅强调要重战知兵，严格选帅任将，还非常注重教人习武练战。他说：“不教人之战，是谓弃之，则谋人之国，不能料敌，不曰弃国可乎。”[12]杜牧认为，平时练兵，教兵习战，到战争之时，就可以做到“以教士练卒击殴众白徒”，“以众击寡，以理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13]。杜牧认为，唐军之所以经常战败，就在于“五败”，即“不蒐练、不责实料食、赏厚、轻罚、不专任责成”，而不练兵乃“五败”之首。他说：“夫天下无事之时，殿阁大臣，偷处荣逸，为家治具，战士离落，甲兵钝弊，车马刓弱，而未尝为之简帖整饬，天下杂然盗发，则疾驱疾战。此宿败之师也，何为而不北乎！是不蒐练之过者，其败一也。”[14]不练兵，不教战，令人去战，仓促应敌，必然败北，是谓弃之。据此，杜牧强调教兵练兵，积极备战，常备不懈。他说：“对垒相持，不论虚实，常须为备。此言居常无事，邻封接境，敌若修政治实，上下相爱，赏罚明信，士卒精练，即须备之，不待交兵然后为备也。”[15] 李德裕平定南诏就体现了杜牧这一练兵备战思想，据《新唐书·李德裕传》载，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十月，李德裕接替郭钊出任西川节度使。他到任后，立即遣散老弱蜀兵4000余人，保留精干，又从州兵中抽调精兵充实边军，还留下郑滑、陈许援蜀的部分军队，将他们整编为11军，严加训练，成为一支精兵，最终迫使南诏遣还了所俘蜀人4000余口，唐与南诏的正常关系维持了近30年。[16]

二、经事校计 趋利避害

孙子认为，知彼知己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要想实现它，就必须事先对战争的胜负情状作出正确的估量。为此，孙子首先提出了从战略上估量胜负的方法，这就是“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17]。杜牧继承了孙子的这一用兵指导思想，他说：“经者，经度也；五者，即下所谓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计者，即篇首计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将欲闻知，校量计算彼我之优劣，然后搜索其情状，乃能必胜，不尔则败。”[18]他以淝水之战为例说：“恃我之强，不知敌不可伐者，—胜一负。王猛将终，谏苻坚曰：‘晋氏虽在江表，而正朔所禀，谢安、桓冲，江表伟人，不可伐也。’及坚南伐，曰：‘吾士马百万，投鞭可济。’遂有淝水之败也。”[19]淝水之战，苻坚不知谢安、桓冲的用兵之略，不知敌之不可伐，而恃秦百万兵马尽至，即可破晋，结果却招致淝水之败。

战争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所以战争的决策者、指挥者，必须兼顾利害、计算利害、趋利避害。杜牧对此，亦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计算利害，是军事根本。”[20]“害之者劳人费财，利之者吞敌拓境。苟不顾已之患，则舟中之人，尽为敌国，安能取利于敌人哉？”[21]只有知道用兵利害之所在，才可以取利而去害。“我欲取利于敌人，不可但见取敌人之利，先须以敌人害我之事，参杂而计量之，然后我所务之利，乃可申行也。”“我欲解敌人之患，不可但见敌能害我之事，亦须先以我能取敌人之利，参杂而计量之，然后有患乃可解释也。”[22]

杜牧通过分析对比两汉以来讨伐胡虏的利害得失，认为唐军在防御吐蕃、回鹘扰边方面，应该避实击虚，选择良好的战机，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他说：“自两汉伐虏，皆是秋冬，不过百日，驱中国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时匈奴劲弓折胶，童马免乳，畜肥草壮，力全气盛，与之相校，胜少败多。故匈奴云：汉实大国也，但其人不能辛苦尔。此所谓避虚而击实，逃短而攻长。……以某所见，今若以幽、并突阵之骑，酒泉教射之兵，整饬诫誓，仲夏潜发，计阴山与涿邪之远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回鹘之强弱，犹如虎鼠。五月节气，在中夏则热，到阴山尚寒，中国之兵足以施展。行军于枕席之上，玩寇于掌股之间，軏轠悬瓶，汤沃晛雪，一举无疑，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销解戍，行之已久，虏为长然，出其意外，实为上策。”[23]唐军在秋冬时节，深入苦寒之地，这等于是避虚击实、以短攻长，所以胜少败多。如果能在五月时节潜进至阴山，一者该时节非常适于唐军作战，二者此时胡虏没有丝毫戒备，如此，则唐军必胜无疑。杜牧的这一趋利避害、避实击虚、扬长避短之策，深得太尉李德裕的称赞，并采纳之。据《旧唐书·本传》载：“牧尝自负经纬才略。武宗朝，诛昆夷鲜卑，牧上宰相书，论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李德裕称之。”[24]

三、全胜伐谋 兵不厌诈

战争是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所取用的暴力手段，它会给作战双方都造成损失。因此，能够以最低、最小的代价去换取最高、最大的战略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成为古今战争活动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则，这也就是孙子所宣扬和追求的“全胜”思想。他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根据“全胜”的原则，孙子把获取战争胜利的途径，大体分为四种：“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25]这就是说，赢得战争的最佳途径，是依靠谋略战胜敌人。

杜牧继承并发挥了孙子的全胜伐谋思想。他说：“吐饭饱之，解衣暖之，威驱恩收，礼训法束。一年人畏，二年人爱，三年化成，裁成一邦，俗同三辅。当此之时，迟回之间，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征兵数十万，大小且百战，然后傅其垒，钩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而天下议者必曰：‘某名将也，某善用兵也，虽疏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说也。故曰：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26]“天下人皆称战胜者，故破军杀将者也。我之善者，阴谋潜运，攻必伐谋，胜敌之日，曾不血刃。”[27]杜牧认为，与敌交战，如果能够通过威德感化等政治手段使敌人归服，从而兵不血刃，不费一兵一卒而胜敌，方为善用兵者。杜牧还以历史上的成功战例，来说明全胜伐谋的道理。他说：“周亚夫敌七国，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使轻兵绝吴饷道。吴、梁相弊而食竭，吴遁去，因追击，大破之。蜀将姜维使将勾安、李韶守麹城，魏将陈泰围之，姜维来救，出自牛头山，与泰相对。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今绝牛头，维无返道，则我之擒也。诸军各守勿战，绝其还路。’维惧，遁走，安等遂降。”[28]周亚夫、陈泰运用巧妙的战略、计策，对付敌人，使敌人不战自退，从而屈敌之兵。

杜牧认为，对敌作战，就要采取各种方法、手段，令敌为我所算，战而胜之。为此，他主张做到以下两点：一是通过示敌以假形，使敌人误判我的真实作战意图，我则伺机而动，取得胜利。“欲近袭敌，必示以远去之形；欲远袭敌，必示以近进之形。”[29]“欲伪为乱形以诱敌人，先须至治，然后能为伪乱也。欲伪为怯形以伺敌人，先须至勇，然后能为伪怯也。欲伪为弱形以骄敌人，先须至强，然后能为伪弱也。”[30]兵以诡诈为道，两军对垒，战与不战，远近交战，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都要以假形示之，以利诱之。唐宪宗平定淮西吴元济之战中，李愬雪夜奇袭蔡州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由于李愬事前成功地采取了麻痹敌人的方略，他利用自己名望不高的条件，以自守不战的假象示敌，使敌手对唐州方向不以为备，而他则利用天下大雪、叛军松懈麻痹之机，出兵远袭，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面前，一举拿下蔡州。二是通过藏形，使敌不知我的作战意图、会战之地、进攻之时，从而无所应备。“诡诈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见于敌；敌人见形，必有应。《传》曰：‘鸷鸟将击，必藏其形。’”“自整军事，长有待故之备；闭迹藏形，使敌人不能测度。因伺敌人有可乘之便，然后出而攻之。”[31]“敌人所爱利便之处，为期将欲谋夺之，故潜往赴期，不令敌人知也。”[32]要深藏不露，使敌无所知，然后先发制人，夺其所爱。“所战之地，不可令敌人知之。我形不泄，则左右、前后、远近、险易，敌人不知，亦不知何处来攻，何地会战，故分兵彻卫，处处防备，形藏者众，分多者寡，故众者必胜也，寡者必败也。”[33]敌人处处防备，分散兵力，我则集中优势兵力，有力地打击敌人，取得战争胜利。

四、能攻善守 任势贵速

杜牧认为，要想在作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以我为主，掌握攻与守的主动权，做到攻守适宜。他说：“敌人有可胜之形，则当出而攻之。”“先见敌人已败之形，然后攻之，故能致必胜之功，不差贰也。”[34]如果敌人有可败之形，我攻之必胜，则坚决攻之。如果敌人有可被战胜之形，则要加强守备，待机而攻之。“未见敌人有可胜之形，己则藏形，为不可胜之备，以自守也。”“守者，韬声灭迹，幽比鬼神，在于地下，不可得而见之。攻者，势迅声烈，疾若雷电，如来天上，不可得而备也。”[35]守要隐蔽形迹，藏于地下，敌不可见，静微无声；攻要迅速快捷，疾如雷电，如神兵天降，敌无准备。“静者守，动者攻，敌之死生，悉悬于我，故如天之司命。”[36]攻与守，其主动权在我，我掌握敌人的生死命运，敌人只能任由我来摆布，听从我的指挥，如同天之司命。如此，则可隐蔽我的作战意图，分散敌人的兵力，做到以众击寡，以全击分。“我深堑高垒，灭迹韬声，出入无形，攻取莫测。或以轻兵健马，冲其空虚；或以强弩长弓，夺其要害。触左履右，突后惊前。昼日误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敌人畏慑，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视外，敌人分张之势，我则尽知，我之攻守之方，敌则不测。故我能专一，敌则分离。专一者力全，分离者力寡。以全击寡，故能必胜也。”[37]在唐武宗出兵平叛昭义镇刘稹前，时任黄州刺史的杜牧上书宰相李德裕，提出了他的攻守方略，他说：“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38]其方略被李德裕所采纳，史称“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39]。

杜牧认为，要想取得作战的胜利，除了能攻善守以外，还要善于创造和利用有利的“势”。他说：“势者，自高注下，得险疾之势，故能漂石也。节者，节量远近则搏之，故能毁折物也。”“转石于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战人有百胜之勇，强弱一贯者，在势不在人也。”[40]“势”是克敌制胜的机权，它存在于敌我双方的利害之中，因敌之害，见我之利；因敌之利，见我之害，于敌我彼此的利害之中，方可见“势”。所谓“夫势者，不可先见。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然后始可制机权，而取胜也”[41]。见敌有可乘之势，要不失时机，以摧枯拉朽之势出击敌人，所谓“因敌有可来之势，不失其机，如摧枯朽”[42]。另外，兵无常势，能够做到因敌变化之势而取胜，才是用兵如神，即所谓“兵之势，因敌乃见；势不在我，故无常势。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无常形。水因地之下，则可漂石；兵因敌之应，则可变化如神者也”[43]。

杜牧在论述用兵任势的同时，还说明了久战不利、速决为上的道理。他说：“大抵言兵贵任势，以险迅疾速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44]他指出，如果“师久不胜，财力俱困，诸侯乘之而起，虽有智能之士，亦不能于此之后，善为谋画也”。这就是说，持久之战，胜与不胜，都不为利，皆不可取，所以说兵贵神速。杜牧说：“攻取之间，虽拙于机智，然以神速为上；盖无老师、费财钝兵之患，则为巧矣。”[45]“敌人初时谓我无所能为，如处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险迅疾速，如兔之脱走，不可捍拒也。”[46]与敌交战，攻取之间，始如处女，令敌懈怠，攻如脱兔，敌人莫拒。孙子与杜牧的速决论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局限性，他们只见战争持久对己之害，未见其对敌同样有害；而当对敌之害大于对己之害时，这种持久对己便是一种利。如春秋争霸时期，吴国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楚国，采用了伍子胥疲楚误楚的策略，使楚军六年多来一直疲于奔命，而吴国则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在柏举之战中一举歼灭了楚国的主力。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了战略上持久、战役战斗上速决的战略战术思想，将持久与速决辩证地统一起来。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47]运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此，对于孙子与杜牧的速决论，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

总之，“作为诗人的杜牧，在军事上能形成他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是不可多得的。”[48]“他注意从现实出发，总结新的经验，对《孙子兵法》进行注解，多有发明。注中大量征引史例及其他典籍之言，以阐发《孙子兵法》本旨，弥补了曹注过于简略的不足。”[49]虽然，杜牧的兵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其论政言兵，颇多卓见，并在平叛削藩与边防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许多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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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6][37][43]孙武撰、曹操等注：《十一家注孙子·虚实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142、133、140、153页。

[38][3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7《唐纪六十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064页。

[47]：《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34页。

杜牧范文第5篇

2、现代一般多指李杜为唐朝大诗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并称。

3、也有称李白和杜甫为“大李杜”，李商隐和杜牧为“小李杜”。

4、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