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诗句范文第1篇

关键词：顾彬；杜牧；历史观；自然观；情与景；折中主义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19-04

德国著名的汉学家顾彬教授研究中国文学长达40年之久，在他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他曾经说过：“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宗教等，但他一直钟爱的还是中国的诗歌，并在2007年获得了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谈到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早期研究就不得不提及他在197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一种解释的尝试》（Das lyrische Werk des Tu Mu （803-852）：Versuch einer Deutung）。虽然是他的最初尝试，但我们足以从中发现他一贯的独到的切入角度、结合宗教、哲学、社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深邃的思想和有言必发的文人个性。

因为是博士论文，所以在形式上遵循了当时常见的先分析后翻译再评论的模式。顾彬教授先从杜牧生活的年代背景及杜牧生平入手进行介绍，让读者对9世纪的中国和杜牧个人家庭有了初步了解。接着论述了杜牧在唐代诗坛的地位及后世对其评价，其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顾彬教授认为后世对杜牧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观点上：一是西方汉学界对杜牧的风流韵事及他作品中香艳成分的过度渲染，①二是本土研究者对杜牧诗中政治意义的过分强调。②他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有失公允。③

顾彬强调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思想内涵上，杜牧都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他一直受儒、道、佛三派思想的影响，所以想要对他有一个统一的解读是非常困难的。在阐释折中主义的原因时顾彬教授引用了James Liu（刘若愚）提出的一个概念：intellektuelle Unsicherheit，知性的迷茫。④9世纪的中国不同于其他历史阶段，没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作为儒、道、佛合成体的新宋理学还没有出现，知识分子都处在彷徨当中。这种迷茫也可以在其他诗人如李商隐的诗里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要面对儒家的清教主义、佛教的唯美主义和道教的享乐主义。一方面是儒教倡导的服务国家，实现个人价值；另一方面是道教、佛教宣扬的脱离现实，无为隐居，三元思想的交互影响明显体现在杜牧身上。顾彬教授指出应该从精神层面着手，不要过早的下定论。分析要系统、深入，应把受道教、禅学影响的杜牧对悟道、参禅、冥想的理解及这种理解对杜牧创作的影响作为重要元素来研究。研究时要注意文学和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因为诗歌语篇层面的解读离不开对语篇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的反思。

对杜牧作品及其文学价值顾彬教授从4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杜牧的政治观、历史观、自然观及抒情诗中情与景之间的关系。

一、杜牧的政治观

研究杜牧时，会发现他对政治、尤其是军事给与了极大关注，这与他幼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和他青少年时代经历的藩镇割据、蛮族入侵的动荡局势是分不开的，而且他也深受酷爱研究军事的祖父的影响，对《孙子兵法》进行过注释。总结一下杜牧的政治诗和政论文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1.杜牧希望以史为鉴，改革王朝，希望唐朝回到太宗时国泰民安的鼎盛状态。2.改革的具体措施是首先对国家官吏和军队进行改革，其次是镇压起义的军官将领和在边疆滋扰的外族人。即统一国家，加强中央集权，维持边疆安定，先以武力创造秩序，再用改革巩固新王朝，将唐朝推向下一个盛世。3.如果想去除社会的一切矛盾，要把儒家推崇的仁、义作为治国宗旨。

除了军事题材，杜牧政治诗的内容还涉及劳动人民困苦的生活、宦官当权、官吏结党营私等。由于担心引火烧身，丢掉性命，杜牧很少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也从未在诗中提及某个官宦的名字，只是点到为止。最直接地、毫不隐晦地抨击时弊的作品要数《阿房宫赋》和《华清宫》，杜牧借秦始皇为建阿房宫不惜滥用民力以满足自己的奢侈享受来批判唐穆宗不理朝政，骄奢淫逸。同样他也对唐玄宗沉迷于女色提出了批评。杜牧是想以史为鉴警告统治阶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顾彬教授指出在杜牧的政治诗中，杜牧拒绝脱离现实，并充分认识到了政治体制中的弊端，但在他的政治观里也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将社会的弊端局限在军事问题上，因此忽略了真正的社会矛盾。二是错误的把历史当做现实的唯一指导，认为只要统治者施仁政就可以消除社会矛盾，就可以保留现存政治体制。这些想法显然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保守的，狭隘的。

二、杜牧的历史观

要想了解杜牧写景抒情诗的历史观就必须首先弄清历史与自然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顾彬教授结合几首诗对此进行了详实的阐述：第一首《登乐游原》：“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消沉在此中。看取汉家何似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第一句里的长空、孤鸟分别象征历史、自然。长空，取之不尽、静寂、广袤；鸟是具体的、孤零零的、狭隘的，它的存在是受局限的、短暂的。天空以它的永不枯竭的能量和它一成不变的状态把这只运动中的、鲜活的鸟包容其中。运动着的早晚会逝去；而恒定不变的却会延续下去。顾彬教授认为，能包容一切的天空不是简单的自然界的天，而是象征一种法则，万物都要遵循的法则，即道教中的“道”。在第二句里，诗人没有停留在所见的层面上，而是把所见上升成所想，使观察和思考、现实与过去合二为一。第二、三句是有感而发，诗句的内容得到了外延，超出了表面的景象描写。所谓“万古”，就像第三、四句里描写的，是人在过去创造的一切，区别于自然界里的事物。第四句可以说是情景交融：墓碑与第一句中的长空、孤鸟共同组成了这首诗的景的框架。秋风是动态的，与五陵的静谧形成对比，进一步渲染了墓碑的孤独并加重了对稍纵即逝的感叹。这里诗人对历史进行了本质的思考：汉朝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已属于过往，诗人在现实中所能见到的只是象征着先朝及其统治者曾经存在过的墓碑和一片凄凉的景象。

另一首《洛中送冀处士东》：“……四百年炎汉，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遗堵，八九所高丘。嵩山高万尺，洛水流千秋。往事不可问，天地空悠悠。”顾彬教授指出，同样在这首诗里，自然作为永恒能量和万物之源的化身与世间万物的短暂对立出现。人们在回忆周朝及两汉统治者时想到的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是在历史中毁灭了的。先朝的统治者创造的一切，留下的只是残垣断壁；而他们的死却以墓碑的形式一直保留到诗人生活的年代。高丘不会消亡，而且会作为永久的记忆把他们生前的生活和所作所为局限起来。顾彬教授认为“往事不可问”是指往事对于现实没有意义，往事影响不了现实；“天地空悠悠”有两重含义：一是在天地间人们没留下可见的痕迹；二是指人们摆脱一切束缚，达到了自由境界，不必用有形的东西留下痕迹。“空”表现的是自我放逐，外界无法渗透和改变的一种状态。

总结杜牧抒情诗的历史观，顾彬教授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不是连贯的、有意义的发展过程，它始终伴随着起起落落，朝代兴衰。历史事件之间没有关联，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最终必定走向消亡。唯一能够创造历史与现实之间联系的就是语言及语言带给我们的回忆，但是两者又不能赋予历史进程更高的意义。所以历史对杜牧而言是对无意义之物的揭示，因而必定会导致一切存在失去意义，使万物均一。

杜牧的历史观的形成很大程度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在六朝和唐代盛行一时。佛教的基本教义就是一切存在都是无意义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万物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不停地在生与死中循环往复。一切的存在都如闪电般短暂，在我们感受到它的那一刻，就消失了，只有那一刻是真实的。整个宇宙不过是所有这些瞬间的不间断反复。杜牧深受佛学影响并很推崇佛教，不仅因为他的许多诗都是在寺庙里完成的，而且他经常参禅，曾有过入庙为僧的想法。他从冥想中悟出的人生哲理的确影响了他中晚年的创作。顾彬指出，杜牧对这种人生哲学的认同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认同不是绝对的，与佛教相比，杜牧找到了可以延续长久的东西，即：自然――“道”的化身。这不是杜牧的发明，而是受到道教和禅学的影响，两者都认为自然是永恒的。杜牧以此将佛学万物皆空的思想进行了扩展。

顾彬教授认为，杜牧政治诗中和非政诗中的历史观既有相同点，也有矛盾之处。政治诗中他主张以史为鉴，因为现实是人创造的，而且是人行为的一种后果，所以历史是诠释现实的一种手段。而在非政诗中历史是无意义的，空洞的。这两种观点看似互不相容，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从朝代兴衰看历史和现实。只有从历史的错误中学到东西时历史才有意义，历史本身没有意义。

三、自然作为理想化现实

杜牧许多诗歌的精神背景里突出两个问题，一是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巨大难度，二是杜牧深刻意识到幸福的短暂。当时的现实阻碍了人的个性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无法给人提供机会、保障人的权利、也无法使人的愿望和能力得以实现，因为社会的发展不是有计划的，而是充满了任意性和无休止的痛苦。正如他在《九日齐山登高》中的感叹：“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顾斌教授指出，杜牧把自然看成理想化的现实，并将其象征功能分成两类，一是表现永恒，对自我本质的保留：比如天空，山，河流。二是表现从产生、消亡到重生的循环往复，对自身不间断的再现和重组：比如花、草、春天。由此自然是保持自我的象征，不被外界所左右。作为本质与非本质的统一体，自然一直贯穿在杜牧的非政治诗歌里。在他的作品中，自然是他渴望之所在，是真实的人生活的地方，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丹生长的地方，是人们无拘无束生活和享受的地方。除此之外，社会不能提供给个体的，个体可以在自然中获得，这时候自然就成为了消除对立，以原始形态接纳和包容所有受伤心灵的地方。

自然和社会的对立反映在《许七侍御弃官东归潇洒江南颇闻自适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的两句诗中：“尘意迷今古，云情识卷舒”。这两句在句法上对仗，在内容上却反映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尘意”说的是个人对社会的依附，即对名利的追求，服务国家成为了束缚自我的别称。“云情”则指的是远离尘世，像云一样自由自在的状态。另外，在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一诗中“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中的“云”和《将赴吴兴登乐游原》：“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的“云”都通过“闲”加以修饰。顾斌教授指出，“闲”在中国诗歌里是个非常重要的词，它表达的是自由的状态，远离尘嚣的感觉，是一种清闲和静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杜牧的政治诗里的自然观就不同了。自然虽是他渴望的地方，但不是远离尘世的地方。如《途中一绝》：“镜中丝发悲来惯，衣上尘痕拂渐难。惆怅江湖钓竿手，却遮西日向长安。”在这首诗里，自然不是实现自我放逐的一种途径，诗人远离长安，感觉生活无趣。渔翁的生活虽然一直是杜牧所向往的，但在这首诗里杜牧却借惆怅二字表达了对命运虚无和被迫放弃仕途的无奈的感叹。

顾彬教授认为杜牧之所以对自然持两种不同的观点，如果单纯从9世纪“知性的迷茫”中找答案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答案很复杂：一方面是文人对于现实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他们那种无力全面地持久地消除社会弊端的无助感。从无助，到对政治现状的不满，最后到拒绝社会，拒绝是对社会状况的一种回答。其次，杜牧试图在自然当中实现与社会的脱离，却又无法完全摆脱社会的束缚。正因为无力解决社会问题，而且无力寻求自我实现，使杜牧陷入绝望，所以他选择放弃并寻求在精神上得到解脱。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一个危机，也使得对他的诗歌作一个统一的解读变得困难。顾彬教授认为，为了避免观点偏颇，我们在解读杜牧作品时应该把他想冲破个体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对他思想的束缚和他对社会的拒绝作为重点，既不能单纯从政治角度，也不能单纯从道教和佛教对他的影响的角度来解读杜牧。

四、情与景的关系

顾彬教授以王国维的“境界说”为指导，以“情”与“景”之间的关系为标准论述了杜牧作品里的三重境界。境界包含了生活的外部和内部所有因素。外部不单指自然、风景，还包括事件、行为，内部不仅指情感，还包括思想、回忆、感受和想象。换言之，境界在一首诗里是诗人对现实的反思，是一种充分自我意识的表现。

第一重境界中，诗人自我及其情感统领一切，景受情的制约，外界受内心的支配。景是情的手段，景为情服务。在这里顾彬教授举了杜牧的《金谷园》一诗为例：“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诗人对外界的感知完全由内心世界所决定。诗以西晋富贾石崇及他的没落开始，由过去转向现实，由思想过渡到自然，第三句情寄于景，第四句思想与现实互相渗透，落花是现实，同时又指过去，因为落花诗人忆起了石崇的爱妾绿珠。

在第二重境界中，对景的客观描述统领一切，景中含情，情景同等重要，客观上景与情相容。这种境界体现在这首《过勤政楼》中：“千秋佳节明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程意，年年因雨上金铺。”虽然这首诗和《金谷园》一样，都是表达对已逝的伤感，但如何阐释却有区别。在这首诗里我们应关注的是描述的客观性，诗人的哀伤、痛苦、遗憾不是重心，而是事物本身，它们不受诗人主观参与和解释的约束，诗人置身在他所见所述事物之外，诗人的所想所感，也好像在字句之外。与上一种境界相比，诗人的主观性没有强加于景物，景物就是它自己。虽然景物中蕴含了其他东西，却又不会因其而改变自身。

在第三重境界里情景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诗人的我融进了景物，我与景物同等，不分高低。内心与外界的界限消除了，景与诗人合二为一。这种受禅佛影响的对物我的认知有别于第二重境界就在于：诗人不再以我观物，而是把我置于物中，以物观物。与前两重境界相比，诗人处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随着意识的消亡，所有的对立和矛盾都变得无关紧要，在瞬间得以升华，趋于平静。由于放弃自我个体意识，从而达到物我合一。比如《鹭鸶》一诗：“雪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这首诗中的主体就是物本身，它不指代任何东西。从前两句到后两句的过渡中，诗人从生命存在的狭隘中，向广和空延伸。不管它们飞向何方，山静止的矗立在那里，与鹭鸶的动形成对比。生命瞬间的运动和山的静永恒结合在一起。

物我合一还突出表现在《念昔游三首》中：“李白题诗水西寺，古木回岩楼阁风。半醒半醉游三日，红白花开山雨中。”尽管雨指代晚春，花开同时也暗指花落，但这首诗完全不受悲伤之情或主观经历的约束。雨中的自然，被笼罩在朦胧和不确定中； 诗人也处于轻盈超脱的状态中，并在这种状态中物我合一。就像处在绽放和凋谢过程中的花朵，诗人处在半醉半醒之间；花将要凋落，诗人将要酒醒重回现实。一切处于漂浮的中间状态，任何东西都不会打破平衡走向极端。

从第一境界到第三境界的过渡中，风景、现实及描写的物体，都经历了从“有我”到“做我”最终到“无我”的发展过程。同样，主体、情、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即从“主观最大化”到“客观化”最终到“自我意识解体”。这种物我的自我回归，不是通过社会完成的，而是发生在精神层面的，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想达到自我解脱，物我平衡，回归平静几乎是不可能的。诗人只有将现实通过文学手段抽象化，才能达到物我合一。也就是说，将社会矛盾在精神层面超验化，使之趋于平静。顾彬教授认为，杜牧在第三重境界中从未对现实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他虽然直觉上冲破了扭曲的现实的束缚，却没有改变它，因为当时政局混乱，理想的现实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能在精神层面憧憬它。

顾彬从上述几个方面研究解读了杜牧的诗歌，他认为杜牧是一个折中主义者，受儒、道、佛三元思想影响很深。他得出的这一结论显然与我们惯常用的社会学和纯外在的思想方法得出的结论不甚相符。但是顾彬教授是一位德国汉学家，他必定受他本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和理性意趣的影响，这就导致了他用独特的德国文化视角审视中国古典诗歌，所以他对杜牧的评价同我们的观点有些出入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作为另一文化的“他者”，顾彬教授的研究方法、切入点是我们自己很难发现的，是极有价值的。他认为杜牧的诗歌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和诗学意义，更含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历史意义，通过解读杜牧诗歌可以深入到中国文化、历史的深层意蕴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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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第一种观点源于杜牧《遣怀》一诗，诗中第三句中“扬州梦”3个字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素材。杜牧大多被描写成日日莺歌燕舞的风流才子，人们认为提到杜牧就不得不说他在扬州的风流韵事，而杜牧也一夜之间成了多情诗人的代名词。但这些侧重杜牧生活、私人情感的作品大多不是以事实为根据进行客观描述，而是采用了开放、夸张的描写方法塑造杜牧，比如乔吉的杂剧《杜牧――诗、酒和扬州梦》。收录在《唐诗三百首》中的杜牧的作品也大多是描写男欢女爱的香艳诗。这本极具影响力的诗集里收录的作品后来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名篇，人们很自然地把集子里的诗当成某个诗人的代表作并以此做个总结给诗人打上一个标签，这就导致了后世对杜牧私人生活的过度好奇。甚至许多内行固执地将这些非客观的、对事实进行了夸大的描写和杜牧的创作联系在一起，并借此得出某些研究结论。

②本土的研究者则给予杜牧作品的政治意义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杜牧是一位主张改变政治现状，致力于改善民生，减轻大众疾苦的一位诗人。虽然对杜牧放荡不羁的生活持批判的态度，但他们认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使像杜牧这样的下层官吏空有鸿鹄大志却报国无门，只能放纵自己来逃避现实，所以是可以谅解的。

③顾彬认为，在研究杜牧时应该把这几首诗和杜牧的所有诗放在一起分析，不能以偏概全。而且更不应把杜牧放荡不羁的生活作为评价他作品的依据和标准，或者把他的作品定义为风流、浪漫。“浪漫”在欧洲对应的词是Romantisch，他认为随意将这个词和杜牧甚至唐诗联系在一起是不恰当的，其实欧洲的浪漫派和杜牧根本就没有共同点，因为两者拥有截然不同的空间、时间、历史范畴。持这种观点的人反复引用《感怀诗》《郡斋独酌》两首诗作为论据，顾彬认为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种观点，但是评价过高，显得不够客观，而且对政治意义的绝对化会使研究变得片面，因为政治诗不能代表杜牧整个的创作风格，也不应该是我们研究杜牧的唯一着眼点。

④Liu，James，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Chicago， 1962， p. 96.

参考文献：

〔1〕Wolfgang Kubin， 1976，Das Lyrische Werk des Tu Mu （803-852）， Versuch einer Deutung，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2〕任文京.杜牧诗歌精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3〕Liu， James J. Y.，1962，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Chicago.

〔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杜牧的诗句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杜牧，诗，解读

 

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他读书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2](P89)。

杜牧的诗歌内容丰富，反映面广。他的诗“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又精致婉约”。【3】（P45）从其诸多诗文里透露出的不只是杜牧少有的才气，更有他拳拳爱国忧民之情，下面我们就通过作品来品读一下杜牧。

第一类作品，关心世事，爱国忧民。杜牧的出身是值得骄傲的。曾祖杜希望为玄宗时边塞名将，爱好文学。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曾任宰相。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良好的家庭教育，再加上从小聪颖好学，年轻时杜牧就创作出以《感怀诗》为代表的饱满报国之志的诗作，诗中写道“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生感怀韵，焚之遗贾生”。通篇夹叙夹议笔力雄健。慨叹安史之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歌颂太宗顺应民心，以文德治天下的业绩，肯定宪宗李纯武力削藩平叛的功勋，同时抒发了壮志难酬的苦闷心情。诗中“韩彭不再生，英卫皆为鬼”“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等诗句，质朴简洁，感情真挚。又如《河湟》一诗：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箭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自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诗人通过河湟无力收复这一事件，对朝政的混乱和国势的衰微，表示无限的忧愤。这个时候连元载这样曾经想收复河湟的人也没有了人文历史论文，尽管河湟的人民还戎服下面怀着系念祖国的丹心，但是举国上下却以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态度来欣赏从河湟凉州传来的歌舞。诗人心头似压千斤重石。读到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在哭泣、流泪，甚至看到诗人心头在滴血。

《郡斋独酌》一诗更是直截了当地 表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早雁》一诗则用比兴手法，以雁象征边地人民，惊飞四散的哀鸿则象征回纥侵略蹂躏之下逃回祖国的边地人民。回纥南侵，驱虐人口，杜牧忧念北方人民凄婉逃难，借雁以寄慨。“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一联，用笔爽健，如飞鸟之出山林，而以“仙掌”“长门”“孤影”“数声”的凄凉可悯，犹为警策。诗中既表现了对难民的体贴同情，也暗示统治者对百姓的漠不关心。这一类作品是杜牧爱国忧民之心的最直接表现。

第二类作品是品评历史，借古讽今之作。此类作品是杜牧诗中较引人注目的诗什。杜牧很注意研究国家治乱的经验教训和经济、军事问题，且往往有新颖独到的简介。如《题乌江亭》一诗:

胜败乃兵甲常事，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大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开篇直接点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常识，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然后对那位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大有批判之意，接下来的议论不落俗套，让人想象一个“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的情状，在惋惜、批判、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妥”的道理，颇有积极意义。再如《赤壁》一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作者通过赤壁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不仅引起了“怀古之忧情”。诗中的议论把赤壁之战胜利归于东风，看似难以想象，恐怕还意在于他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罢了。

此外，诗人还借古讽今，针对晚唐朝廷的黑暗政治和腐败没落的社会现实，借历史上盛衰兴亡的事实，讽劝当朝引以为戒，《过勤政楼》一诗：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 ，年年因雨上金铺。

勤政楼是唐玄宗用来处理朝政，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地方。这首诗是诗人极度感伤下写成的，全诗却不着一个“悲”字。从诗的整体看，诗人主要采用明赋暗比的方法。前两句写道是今日之衰，实际上使人缅怀的是当年之盛；后两句写的是今日紫苔之盛，实际上诗人愈加感到“勤政楼”今日之衰。一衰一盛，一衰一盛，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读来回味无穷。

第三类诗，关注下层，大多为女性而歌。《杜秋娘》是杜牧早年的一首名作，太和七年春间，杜牧奉沈传师之命赴扬州聘问淮南节度使牛僧儒路过润州，听到杜秋娘的故事深有感兴写下了这首诗。杜秋娘曾得宠于宪宗，穆宗时，放还故乡，杜牧“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杜秋娘诗序》）。这首诗用叹唱的笔调，对照的手法，默写杜秋娘一生遭遇的变化，篇终才发议论。诗中写杜秋娘入宫得宠一段，词采极为华丽：

联裾鉴于天子，盼眄独依依。椒壁悬锦幕，景奁蟠蛟螭。低鬟认新宠，窈袅复融怡。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

下面写她被放后的凄凉情况人文历史论文，与上文形成鲜明的对比：

归来邻人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匹素，夜借邻人机。

诗的末段就人生升沉难定命运无常发了一大段议论，并举出许多古人事例作证，说明人不鞥掌握自己的命运，归结说“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此诗在张祜、李商隐赠杜牧是诗中都曾提到。

《张好好诗》也是属于这一类作品。大约在太和九年（835）八月中，杜牧在洛阳东城遇到歌女张好好。张好好在宣州时嫁给沈述师为妾，与杜牧熟识，后来又被遗弃，流落在洛阳，当垆卖酒。杜牧与张好好谈起别后的情况，一直谈到天晚。他一方面同情张好好的身世遭遇，一方面怀念故交，尤其是沈传师的逝世，于是“感旧伤怀”，作了首描写旧时妇女悲惨命运的长篇五古《张好好诗》。此诗以舒徐委婉，韵致馨逸见长，篇中写张好好在江西幕中能歌善舞的一段，词采华艳，结处变为疏淡，抚今感旧，情韵绵邈，有不尽之味:

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洛城重相见，卓卓为酒垆。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斜阳挂衰柳，凉风生座隅。洒尽满矜泪，短歌聊一书。

读罢这些语句，可以感受到诗人的那种忧国忧民的伤感情怀。此外，杜牧的其他类诗作中也还有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对百姓疾苦的同情的范例，此处不一一赘述。

参考文献;

[1]洪亮吉.北江诗话【M】.北京：人们文学出版社，1983

[2]杜牧.上李中承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胡应麟.诗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杜牧的诗句范文第3篇

上吞巴汉控潇湘， 怒似连山净镜光。魏帝缝囊真戏剧①，苻坚投棰更荒唐②。千秋钓舸歌明月③，万里沙鸥弄夕阳。范蠡清尘何寂寞④，好风唯属往来商。 【注释】①魏帝缝囊：孙权曾得到情报说，魏方缝制沙袋准备填塞长江。 ②棰（chuí）：鞭子。苻坚曾夸口说，其部下每人投下鞭子，就可以塞断长江。 ③舸（ě）：大船，这里泛指船。 ④范蠡（lǐ）：范蠡助勾践破吴后，隐退江湖，居陶地，自号陶朱公，不问政事。 【诗文鉴赏】晚唐诗人杜牧是众多咏史诗人中的一个优秀代表，他创作的咏史诗可谓是“自成高格，自成名句”。杜牧擅长以七律抒写兴亡之感，这首《西江怀古》就是典型的代表。诗的首句点题“西江”所在，即西陵一带，下句则描绘了江水宁静的画面，在浩瀚的大江面前诗人生发出无限的感慨。颈联诗人借用长江的两个典故，“魏帝缝囊真戏剧”写的是曹魏将领试图以沙囊填塞长江来攻打孙吴，“苻坚投棰更荒唐”写的是前秦苻坚欲伐东晋时，苻坚与臣下谈论关于越长江天险而伐晋是否可行。苻坚将东晋政权比诸孙吴之末代君主孙皓，这也是成语“投鞭断流”的由来。然而沙囊填江、投鞭断流是如此的荒唐与狂妄，让人啼笑皆非。然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千秋钓舸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这两句是吟咏长江的千古绝唱。面对着渔舟唱晚，海鸥依然在江面上飞行，夕阳西下，明月东升，一切都依旧，世界还是它本来的模样，西陵江水早已硝烟散尽，归于平静。“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唯属往来商”，诗的结尾将这惆怅情怀无限延伸，如今江上的好风光曹操、苻坚享受不了，范蠡也享受不了，它们付诸江上往来的商人。诗人将写景抒情结合起来，情景交融，涵浑一气。诗歌的基调苍凉悲慨，这样的气量“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非有阔大的背景不足尽此怀抱。所以杜牧怀古诗中的景色都是恢宏开阔，首句的“吞”“控”就足以体现出来。从这首诗歌中我们能够看到杜牧的咏史诗是就史论史的，这间接地增强了咏史诗的现实主义倾向。诗中写到的曹操、苻坚和范蠡，这些都是过往的历史，但是这只是历史，诗人还是将目光放在了现实世界中。杜牧是以安邦定国为己任的有志之士，他的这类诗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新问题，消除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膜，扩大了咏史诗的表现容量。杜牧的咏史诗用典不多，而且多是熟典，表现出一种无奈的悲伤情绪，尤其是“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惟属往来商”一句，将那种哀思不断延展。

杜牧的诗句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忧国忧民；抒致；翻案

杜牧与李商隐的咏史诗在内容方面有描写帝王政治兴衰的，表现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借古人古事抒发个人情志的，表现其见解的；但不同的是杜牧的咏史诗还有为历史假设翻案的，而这部分李商隐的咏史诗则表现的不明显；下面先从这三个方面对李商隐与杜牧的咏史诗作一下比较分析。

一、描写帝王政治兴衰的，表现忧国忧民的情怀

由于晚唐积弱不振，内忧外患，皇帝奢侈荒淫，不思振作，国家日益衰落。李商隐与杜牧的大量诗文，特别是咏史诗大都是有感而发的，以咏史的笔法对当政者加以讽喻，盼在位者能有所警惕、借鉴。例如杜牧的《过勤政楼》：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诗前两句写千秋节、承露囊都成了千秋话柄，既是紧扣“勤政楼”，又表现出强烈的谴责之意。时过境迁，如今的千秋节只剩下了一个空名、一个谈资。当时的开元盛世，也如同这楼、这节、这囊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后两句紧扣“过”字，写经过楼前所看到的衰败景象，那些一贯长在阴暗潮湿之处的紫苔，如今可是无拘无束地四处蔓延滋生，趁着下雨的时候偷偷爬满了大门上曾经金碧辉煌的金铺，其凋零、破败的凄凉景象可想而知了？

又如李商隐的《南朝》：

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

诗题为“南朝”，故所讽刺的对象当然不止梁元帝一人，而应该是列举梁朝之事以概南朝。南朝的长江天险可与北方抗衡；“徐妃半面妆”，原意仅是反映皇帝和妃子之间的不和，作者将其与“分天下”相联系，对“南朝”自恃天险，不图进取的小朝廷进行尖刻的讽刺，使得南朝皇帝所夸耀的地理优势和王气都失去了意义，犹如釜底抽薪，令人顿觉南朝的空虚和无力，通过古今对比，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强烈感情。

二、借前人前事抒发个人情志的，表现其见解的

借前时人物喻自己的才能抱负和追求，此类诗虽与国家兴亡无关，却能表现出诗人独特的见解和情怀。例如杜牧的《题木兰庙》一诗：

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

诗人歌颂民间传说中的女英雄木兰“弯弓征战作男儿”替父从军的故事，抒发自己对国家兴亡担忧的豪情壮志。

又如李商隐的《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生，即贾谊，29岁就被汉文帝任为博士，后被贬逐长沙。借贾谊被贬逐长沙一事来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早已是诗人作家笔下的熟套，而李商隐却从文帝“宣室”夜召贾生这一被封建文人艳羡的君臣遇合盛事的背后，独具慧眼的看出了杰出人才被视同巫祝，不能发挥治国安民之才的不幸，而这正是本诗构思巧妙立意深刻之处。

诗开头写汉文帝求贤若渴，即“求”且“访”使汉文帝谦恭的神情宛然若见，“贾生才调更无伦”是对贾谊才情和风度的称赞，暗写汉文帝对贾生的推服赞叹，“夜半虚前席”承接前文，是夜召的高潮，而诗人李商隐却将自己的感慨系之于“可怜”二字之上，隐含着冷隽的嘲讽，表明这“夜半虚前席”的可叹、可惜和徒劳无益，它使得句意中对汉文帝的赞扬转为喟叹，由歌颂转为讽刺，也为末句这一全篇的警策之句预留了空间。

诗的末句点明了“可怜”的原因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帝王郑重其事的虚心征询，真心地推重叹服，不是为了寻求治国安民之道，而只是为了请教荒唐的鬼神之事。贾谊怀经邦济世之才，却被君王视同巫祝，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怀才不遇，其不幸更有甚于此前的迁谪长沙。

三、为有关历史翻案

咏史诗鉴古论今，要求作者情理兼容，杜牧的独特点在于他对历史事件的翻案，开创了新格局。如著名的《赤壁》和《题乌江亭》二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一般人都是在坚信已经发生的历史阐释理由，诗人没有正面说赤壁之战的结局而是突发奇想，作出推断：假使东风不给周郎提供方便的话，战争胜负的双方就要变换了，历史就改写了！这样就生动地刻画了曹操胜利后的骄姿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并与上句“周郎”相辉映，情致盎然。就为历史翻案这方面，李商隐的咏史诗则不及杜牧，李商隐的诗仅体现出的是作者对历史事件所拥有的自己清醒而独特的认识，例如《马嵬》：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霄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次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这是一首咏史名篇，他的每一联均包含着鲜明的对照，“海外更九州”的故事概括了唐玄宗派方士在海外仙境为杨贵妃招魂的传说，引出了杨贵妃与唐玄宗“愿世世为夫妇”的密约，身为夫妇之事渺茫未卜，极为残酷的是贵妃已死，此生的夫妇关系已经实实在在地结束了，这是将他生渺茫未卜的愿望与此生残酷的现实作比较，彻底打破了来世还结同心的幻梦。唐人咏马嵬诗多把罪责归于杨贵妃，对唐明皇多有回护，宣扬女色误国论，而本诗则鲜明地表露了诗人对唐玄宗沉迷不悟、自取其祸的讽慨，也体现出作者对历史事件有自己清醒独特的认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李商隐的咏史诗在描写帝王政治兴衰和借前人抒发个人情志方面似乎比杜牧的咏史诗要略胜一筹，在李商隐的《贾生》中同样可以看到，此诗透漏出的是李商隐不以个人的荣辱得失而以是否有利于社稷苍生来衡量遇合的超卓胸襟。

李商隐的诗歌意境婉约，但在精工富丽的辞章中却能看到他的婉转情思和伤感情绪，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在内。生活富裕而快乐，童年时的记忆如同割不断的情思永远伴随人的左右，影响人的一生，童年的欢愉生活造就了杜牧的风流不羁，颇好宴游的性格，留下了“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感叹，出身教养影响杜牧诗的是风流不羁、潇洒的神态，故有称杜牧为“风流才子”。因此，杜牧诗中的忧国忧民的壮怀伟抱还包含有明快优美的意境以及一种俊爽的风格。也许正是由于杜牧的放浪不羁，以及童年欢愉生活留在其心里的优越感，使得他在为历史翻案的诗文中则比李商隐更加大胆和不羁。总之，李商隐与杜牧的咏史诗在相媲美的同时又各有所长。

如果说李商隐的咏史诗的感伤哀怨，反映了唐亡以前士人中较普遍的低沉情绪；那么，杜牧诗中尚存的俊爽气概，则反映了唐亡前某些有志之士企图挽回国运的幻想和努力，在晚唐诗坛上留下了一道回光返照的理想光辉。总之，李商隐与杜牧的咏史诗之所以杰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的咏史诗的思想内容内涵丰富，丰富了咏史诗的题材，是他们咏史诗的高卓之处，也使他们成为晚唐咏史诗的集大成者，在咏史诗的发展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邓丹，陈芝国著.李商隐诗赏读[M].线装书局出版社，2007.

[2] 赵银芳.谈杜牧咏史诗的艺术风格[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3.2007.

[3] 刘学锴.李商隐诗评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杜牧的诗句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李商隐杜牧咏史诗

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咏史诗体是由东汉的班固开创，可惜“质木无文”。此后越来越多的诗人投身于咏史诗歌的创作。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一般是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叙述或概括，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志，其中含有较多作者的个人感性认识。而咏史诗发展到晚唐时期，名人名作迭出，并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理性思考。

一、晚唐咏史诗的创作背景与发展

（一）晚唐咏史诗创作的社会背景

中晚唐时期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科举考试强化了对历史知识的考核的用人文化导向,形成了知识分子们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1]。另外，晚唐社会内忧外患交织，敏感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国事日非，因而大量进行咏史诗的创作企图拯救社会衰败局势。其选材上的广阔与丰富、内容上的大胆与讽刺、感情上的哀怨与敏感等，将咏史诗的创作视界带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二）咏史诗体裁流变

唐代咏史诗体裁可谓众体皆备，但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多为古体，律诗与绝句是少之又少。中唐以后以刘禹锡为代表的诗人越来越多地创作七绝、七律咏史怀古诗。直到晚唐，杜牧成为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形式写作咏史诗者。此后，七绝便成为人们咏史时常用的体裁。李商隐也是当时咏史诗之大家，咏史之作多达六十多首，而且各体俱有佳作，更以七言律绝的成就突出。杜牧与李商隐是众多的咏史诗人的优秀代表,在咏史诗的发展长河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生平背景与创作心理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或樊南生，河南人，自幼处境微寒，生活艰难。李商隐一生都被卷入牛李党争难以自拔，跟随双方的政治浮沉而遭受牵连。他的悲剧遭遇，从根本上来说是唐后期整个社会上的种种积弊现实所造成的。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后家道中落。由于其性情耿介，一生仕途不很得意，使得杜牧对社会现实有着超于常人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从而在其诗中得到了较为客观全面的反映。杜牧继承了他祖父杜佑经世致用的传统，入仕之前便关注历代兴衰得失，好论政谈兵[2]。二十三岁时他就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以讽刺敬宗的耽于声色游乐。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咏史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杜牧、李商隐都处在唐朝社会黑暗及内忧外患的时代，都渴望力挽狂澜。两人写诗时的个人心态是不同的。李商隐在历经了无数人生道路的崎岖后，已朦胧感觉唐王朝中兴无望，又发觉自己缺乏挽救时局的力量与信心，于是悲观情绪渐浓，思想上产生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的危机感和幻灭感。他内心的苦闷和悲愤都反映出一种江河日下、黄昏渐近的时代气氛。黑暗的现实与他急切想挽救现实的愿望尖锐地冲撞，他只能把自己对现实地深刻理解，完全融入在历史事件的抒写之中。

杜牧的心态与李商隐则迥然有别。杜牧一生有着“愿补舜衣裳”的雄心壮志，相信只要自己的政治能力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就会在挽救大唐的危机命运中大有作为。杜牧的“天才的自信”，在很多咏史诗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现。现实残酷，报国无门，杜牧缺少一个让他发挥才能的平台，因此他才好作翻案咏史之作。在《赤壁》、《题乌江亭》这两首诗中，他讥笑周瑜凭借运气在赤壁取胜，讥笑项羽不能忍辱负重，缺乏百折不挠的精神。他在翻历史陈案时突出强调个人的作用就能充分体现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

三、“讽”与“鉴”的创作目的

哲学是抽象地思考着世界，诗则是具体地表着着世界――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改造世界。李商隐和杜牧咏史诗都怀着高度的创作意识以期救国难于水火。

因生世的曲折与理想的不得志使李商隐对社会有更冷峻与清晰的认识。他的咏史诗多为“借古讽今”。讽刺产生于诗人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看出了致命的矛盾，是人类的理性向它的破坏者的一种反击[3]。讽是其目的，也是其创作手段。而他还不是委婉的讽刺，而是直接行事，多为指事切近，大胆揭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如《龙池》有关唐、杨的故事早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就写过，但是被有意作了掩饰和修改，借以歌咏二人生死不渝的爱情。李商隐却旨在揭露玄宗霸占儿媳的丑行，据实直录，毫不掩饰，虽无一恶字，却无一字不贬。李商隐在《华清宫》用了明显的反讽手法发难于当朝皇帝唐玄宗，使语调更加尖刻冷峻。以致纪昀曾用“尖酸刻薄”来形容其诗，很多人也认为“大伤诗教”。 其实他是顺应自己的强烈情感，没有遵循自古以来就奉行的“怨而不怒”的传统标准而已。

杜牧的咏史诗大多是就史而论史，有感于晚唐颓势，较为笼统地抒发兴亡之感，虽然其诗不乏讽刺意味，但其中“鉴”的作用更为明显，以期达到警诫作用。如《泊秦淮》一诗叹商女唱曲，世风日下，曲折影射了他所处的晚唐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没落现实，以警醒众人不要沉溺于声色而重蹈亡国覆辙。诗人在《江南春绝句》中凭吊南朝覆灭时的寺庙，对其来历稍作点拨，使人既纵向想象当年这些佛寺建造的历史，又能横向联想唐王朝过分崇佛致国力衰退的后果，含蕴地揭露当时崇佛修寺的情景。无论侧重于“讽”还是侧重于“鉴”，他们都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了现实社会，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扩大了咏史诗表现的容量，增强了咏史诗的现实性。

四、 同而不同的艺术特征

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比较讲究立意结构、遣词造句，其诗的艺术特征与表现手法，有些是相近的，有的则是各有特色。

（一）选材典型，往往以小见大

李商隐的咏史诗常选取典型的人物、事件来达到对昏君奢淫误国的有力揭露讽刺。选用历代昏君,将他们作为历史的反面典型,以此讽喻当代君王。如《隋宫》（绝句）选取了典型的历史事实，总结隋朝亡国的教训，着力刻画隋炀帝祸国殃民的暴君形象。而选用正面之人如屈原、宋玉、贾谊等，借咏叹这些人的不幸遭遇,表达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人生慨叹。李商隐还常选取昏君游玩淫乐的小物品,借题发挥,以小见大,寄寓深刻感慨，如在《齐宫词》中，诗人借用九子铃来串演北齐后主、梁台新主相继荒淫亡国的悲剧,寄托兴亡的感慨。

杜牧的《赤壁》是由一件从江沙打捞出来的三国时的铁戟联想起那场历史上惊心动魄的赤壁之战。还运用铜雀、二乔这些虽与战争无关，但却是三国时的标志性人物、建筑意象，来引发巨大的时空逆转与深长的历史思考。《过华清宫绝句》未曾罗列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现象，而只选取千里急送荔枝博取贵妃一笑这样一件“小事”简单陈述。谨守了历史的真实，又高于历史的真实，达到了艺术的真实，形成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于细微处发现历史问题。

（二）对比强烈，叙写形象

在诗中展示鲜明对照的历史画面，能以最省俭的笔墨，将诗人饱满丰富的感情，表现得痛快淋漓。

李商隐写作咏史诗,与很多诗人有所不同,往往很少直接议论和具体评判,用抽象的道理来教训人们,而多通过展开合理联想和形象叙写，从对比鲜明的画面和意象中寄寓讽喻之情。《北齐二首》篇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剪裁了发生于不同时间的两个场景，不留情面地将昏君的丑态用鲜明的对比展现出来, 国之将亡，昏君仍沉迷后宫，字里行间充溢着尖锐而辛辣的讽刺意味。《南朝》则把陈后主的荒淫较比于齐废帝有过之无不及，后代荒淫甚于前朝。

杜牧也常运用鲜明对照的特写镜头。如《台城曲二首》其一描写陈亡时陈后主在国破后竟可笑地躲入井中，而城外军队战势激烈，城内城外的场景形象而有条不紊的一一展开，对比强烈，情节形象可感。更为著名的《过华清宫三绝句》,更是劳民伤财，生活奢侈的进贡荔枝只为博美人一笑，真正所谓“一笑倾城，一笑倾国”。宫中歌舞升平，宫外则社会政治形势剧变，画面虽简单，却将当时表面波澜不惊，实际暗流汹涌的政治无限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的动态，将山河破碎的原因一一用形象的笔触作了揭示。

（三）善于“点铁成金”，议论不落俗套

咏史诗题材多为众所周知的不新鲜题材，可是“小李杜”能够对老生常谈的典故“点铁成金”，显示了他们非凡的见解，使咏史诗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历史鉴戒意义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如李商隐的七绝佳作《梦泽》，关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性地指责残暴荒淫的“好细腰”的楚王。李商隐却将批判重点放在自作自受的宫女身上。他不是表面性的讽刺这些人的媚主邀宠，而是深入地讽刺这些悲剧人物麻木不仁的人生状态。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题材原有的普通意义，将腐朽丑陋的世风作了最本质的暴露。其咏史佳作《贾生》，也突破了借贾谊的经历以抒发己之不遇的习惯做法，从贾生被君主赏识的角度出发，先抑后扬，反其意而用之，将事实的真相与表象自我矛盾。

杜牧很善于对历史人物事件重新做出评价与出人意料的议论,渗透着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体察。他在《题桃花夫人庙》（七绝）深究息国之亡的原因。正如《瓯北诗语》中所评：“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耳。”[4]他能够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是那些人所尽知的美色误国之浅显见解所远不及的。而《题商山四皓庙》取典于吕后请商山四皓出山以固太子储位之事，历来人们对此事评价甚高，而杜牧能超出常人的眼光，指出因四皓出山而致吕后专权的恶果。这种立意的高绝，见解的独到正如赵翼所云:“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5]

五、咏史诗意境

诗的境界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创造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的艺术境界。一首诗的意境则包含了时代特色与个人特色，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特色。明人宁濂指出：“诗，心之声也。是故凝重之人，其诗典以则，俊逸之人，其诗藻而丽；燥易之人，其诗浮以靡；奇刻之人，其诗峭厉不平；严庄温雅之人，其诗自然从容而超乎物象之表。”[6]

李商隐喜欢重构历史，并将其感伤心态与悲剧气息融合其中，把对社会的义愤与不平曲折折射出来。创作中他大力以“绮靡”之词写“怨刺”之诗。“绮靡”作为不同于他人的诗风与浓郁的抒彩和深长的情致，深刻的议论、尖锐的讽刺多相结合达到了境界的高度浑融 [7]。他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将讽谕怨刺的内容与委婉清丽的形式结合起来，是“徘徊胜境，顾慕良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

杜牧自忖“平生五色线”，咏史诗也自然呈现出指点江山，品评历史的勃勃英气。但人生经历与性情让他在咏史诗中常常情不自禁地以个人意识体察历史，敢于突破单纯演绎史实，褒贬人物的格局，大胆凸现鲜明的个人色彩借咏史以抒怀，将其积极的情态，高绝的议论与过人的史识融合，指摘时弊，针砭现实。他的诗不重视用词的华丽，而更重于诗中情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诗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经验的返照。诗境经过了移情处理后已经心神凝注，物我两忘。

李商隐常在咏史诗中把主观感情移入诗中对象，处理题材时也表现出浓厚的主观化倾向。他用虚拟推想之辞在史实传说的基础上加以艺术的想象，而且诗中所表现出的意境真实与艺术真实令人信服。《隋宫》（七律）只根据史实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处理对昏君作了尖锐的刻画，场面不失为真实可感，堪称大手笔。

杜牧的咏史诗往往重新虚构历史的陈案或结局，将历史上已成定局的重大事件从其个人愿望做出观照。《题乌江亭》中杜牧从其为人性情出发对项羽的自杀行为进行了否定。又如《赤壁》也未从正面入手，而是展开逆向思维，得出一个假设中的结局，使人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做出深思。

六、结语

杜牧的七绝咏史对史论式诗体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李商隐从选材的意识到艺术的表现形式无不垂范后世，为晚唐咏史诗的集大成者。他们所触及的题材范围之广，表现手法的丰富以及风格的多变都推动了咏史诗的发展。他们的创作承前启后，在咏史诗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韦春喜,张影.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 [N].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唐杜牧著，张厚余解评.杜牧集 [M].山西古藉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1-3.

[3]艾青著.诗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2-8.

[4]清赵翼著.瓯北诗话[M].霍松林，胡主佑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2月重印.163-164.

[5]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