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开学时间范文第1篇

【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2、众多的蒙古文古籍文献执笔者从自身角度和用自己文字直接记录了本民族历史发展和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各种生活，具有珍贵的客观历史价值。如《蒙古秘史》这一历史巨著，不仅可补《元史》的不足，而且还可与中国史书汉文典籍中有关少数民族游牧生活的史料进行对比研究和互相印证，是研究北方民族史和有关诸朝历史的学者不可不读的书。

3、中国蒙古学研究和蒙古文古籍文献更多体现出民族意义，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文种从北魏时期起便一直纷纭多样，蒙古文古籍文献囊括了中国数个主要文种，表现出多民族互为影响的历史。而蒙古学研究面对的是蒙古族的历史和过去，利用现有古籍文献是蒙古学研究创新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宝力格.21世纪：中国蒙古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新纪元.http：//.cn/web/index.php？Page=7&NewsID=6036. 200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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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邢丽娟.试论西部大开发中古籍地方文献的保护与利用[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报，2002，9.

[5]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及开发利用之我见.中国民族宗教网.中国民族报在线阅读（来源《民族古籍》）.2008年2月21日.http：//.cn/onews.asp？id=19273.

内蒙古开学时间范文第2篇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医学院、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中蒙医院等蒙医药人才相对集中的单位进行了大量实证分析，重点对呼市地区蒙医药人才资源整合、资源共享机制、项目联合，推动建立协作机制等诸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探讨，从而提出我区蒙医药人才资源整合利用的政策建议，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一、呼市地区蒙医药人才及相关资源实证分析

内蒙古的蒙医蒙药人才及相关资源主要集中在呼市和通辽两地，其中呼市地区又具有科研部门较多、相关门类齐全、科研人员比较集中、科研仪器先进、研究环境优良等优势。客观上已形成了自治区蒙医药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和新药开发的中心。

（一）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大学是我区重点综合大学，其中与蒙医药领域有关联的单位主要有高分子化学及蒙药研究所、内蒙古大学化学学院、内蒙古大学植物标本馆等。

1.人才情况：目前这几家单位科技人员总数为23人，其中正教授6人，副教授16 人，拥有博士3名，硕士17名，入选自治区“311、111”工程第一层次人选1人。

2.学科优势：内蒙古大学在我区蒙医药科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该校高分子化学及蒙药研究所在蒙药成分分析、单体分离、蒙药治疗艾滋病等领域居全国领先地位。

3.仪器设备：内蒙古大学用于蒙医药研究的科学仪器种类比较齐全，其中大型仪器设备主要有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沃特斯公司)、全自动生化仪（意大利PRONTO）、冷冻干燥机（西班牙）。设备投资累计220万元，其中1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3件套，占整个设备投资的55%。

4.科研成果：到目前为止，内蒙古大学在蒙医药研究领域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20多篇，其中9篇收入SCI（科学引文检索），7篇收入EI（工程索引）。

（二）内蒙古医学院

内蒙古医学院是我区较早成立的医药院校，也是我区蒙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摇篮，我区第一批蒙医本科大学生就是由该校培养出来的。内蒙古医学院涉及蒙医、蒙药的部门主要有中蒙医学院、药学系和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等。

1.人才情况：全院从事蒙医药教学、科研的专业人员76人，正教授7人，副教授 16人，博士生导师2人，硕士生导师8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自治区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记一等功）1人，入选自治区321人才工程二层人选1人。

2.学科优势：内蒙古医学院在我区蒙医药理论研究、蒙医药文献研究、蒙医临床教学、蒙医药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该校药学系在蒙药研制、蒙药剂型改造、蒙药成分分析等领域居重要地位。

3.仪器设备：内蒙古医学院用于蒙医、蒙药研究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主要集中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到目前为止，该中心设备投资累计1515 万元，其中1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36件套，占整个设备投资的92%。

4.科研成果：内蒙古医学院完成的蒙医药科研成果主要有：《蒙古学百科全书・蒙医学》（国家“九・五”重点规划图书），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02年荣获了第十三届中国图书提名奖；《蒙古文化研究・蒙医学》（国家“十・五”重点规划图书），已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蒙医传统疗法整理研究》（2001年度国家科学工作者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已由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2002年荣获了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蒙医史整理研究》（200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已由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参加编写国家教育部规划《蒙医本科统编教材》和《蒙医专科统编教材》。

（三）内蒙古中蒙医院（中蒙医药研究所）

内蒙古中蒙医院始建于1956年。目前拥有蒙医病区6个，床位数200多张。医院设有蒙医萨病(脑血管病)五疗科、急症内科等蒙医门诊，列为自治区重点专科。内蒙古中蒙医院既是国家指定的蒙医药专科培训基地，也是内蒙古医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学院的指定教学医院，全院拥有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有5个。已先后为全区培养了近50名蒙医药专业人才，代培蒙古国留学生及进修人员100多人。

1.人才情况：内蒙古中蒙医院现有蒙医专业技术人员86人，其中，正高职称以上8人，副高23人，中级职称31人，初级职称25人，硕士3人，在培研究生2人。

2.学科优势：内蒙古中蒙医院具有较强的蒙药开发研制能力，到目前为止已研制生产出了10多种剂型、300多个品种的中蒙药制剂。

3.科研成果：内蒙古中蒙医院共承担蒙医药课题项目102项，通过成果鉴定 73项，在部级、省部级期刊发表及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3000余篇，荣获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内蒙古科学技术厅和内蒙古卫生厅的科技进步奖33项，实现成果转让3项。其中“气管炎中西医结合诊断分型”研究课题荣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乙级奖、“蒙医药治疗偏瘫的临床研究”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

（四）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

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是内蒙古工业大学的重点学科单位，经过30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与蒙药工业化息息相关的“ 精细化工工艺”“化工工艺开发”和“化学反应工程与催化剂研究”三大优势领域。并拥有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四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1.人才情况：化工学院拥有教授5人，副教授14人，博士生导师2人，硕士生导师6人，中青年教师具有博士学位3人，硕士学位5人。先后有41人被授予部级、自治区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学科优势：经过30多年的教学、科研积累，逐步形成“精细化工工艺”“化工工艺开发”和“化学反应工程与催化剂研究”三大学科优势。

3.仪器设备：目前，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现有1个实验中心、4个实验室和2个研究院所。共有仪器设备230件套，投资累计 830 万元，其中1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14件套。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机构设置重叠，隶属关系复杂，研究人员分散，难以形成合力

例如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有蒙医实习病房，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学院有蒙医实习病房，内蒙古大学高分子化学及蒙药研究所也有自己的蒙医院，类似情况在全区医院中也十分突出。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上述四家单位都有一定数量的蒙医药人才及相关人才，但由于体制原因，各单位之间的蒙医药人员难于交流，流动不畅，形不成合力。

2.高档仪器设备购置缺乏统筹安排，不能相互共享，使用情况不理想

上述四家单位都是独立的法人单位，由于隶属关系、投资渠道、获取课题经费的来源各异，导致上述四家单位在实验室建设、大型仪器设备购置上各自为政、缺乏统筹安排，重复建设、重复购置现象比较普遍。调查中我们发现，上述四家单位都有一定数量的大型仪器设备（如高位液相仪），但使用情况普遍不理想，平均利用率不到60%。有的单位由于自身科研经费不足、体制等影响，外来合作项目不能实现设备相互共享，许多大型仪器设备处于闲置状态；有些设备因经费不足买不起实验材料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3.蒙医药人才结构不合理，特别是从事蒙医临床教学的教师老龄化十分严重

从调查的四家单位看，目前蒙医药人才结构不够合理，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及文献研究的人员严重不足。特别是既懂蒙医药理论、又懂药理学的研究人才及蒙医护理人员十分缺乏，部分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

另外，从事蒙医临床教学的教师老龄化十分严重。以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系为例，在中蒙医系现有专业技术人员中，在正教授7人之中，50岁以上的5人，占71.4%，50岁以下的仅有2人，占28.6%。在副教授16人之中，40以下的有1人，占6.25%;41-45岁的有4人，占25%；51-60岁的有9人，占57.8%。

4.蒙医药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

目前，蒙医药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从调查的四家单位情况看，一是在研究项目上，四家单位各自为政，人员、设备、资金不能统筹协调，相互衔接，多数处于有多少钱，办多大的事阶段。二是蒙医药研究整体水平不高，蒙医药研究缺乏学术带头人，更缺乏具有国际、国内知名度的学者、大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研究手段落后，至今仍处于文献整理阶段。在一定时期内难有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

（二）导致问题产生的主要成因

1.思想观念问题。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用人观念、管人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部门所有制观念还根深蒂固，没有形成新时期科学的人才观，也没有建立起新型的人才管理机制。“大而全、小而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仍在一些部门领导的头脑中存在。

2.体制障碍问题。考察上述四个单位的管理制度，我们发现这些单位的人事、大型设备的管理制度仍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特色，具有较强的部门所有色彩,是阻碍人才合理流动、设备实现共享的主要障碍。一是目前体制环境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利于人才合理流动的体制和机制，蒙医药科技人才及相关人才的隶属性还很强，单位所有制对人才的合理流动的束缚性还很大。二是在目前的人事管理制度体制下，各单位在制定教学、科研任务时大都以本单位为核心，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客观上也制约着各单位间的交流与合作。三是目前各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和科研管理制度中普遍缺少有关鼓励人才合理流动、积极开展与外单位的科研合作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和实施细则，导致人才流动、合作攻关的难以实施。

另外，在一些如发明权、署名排序、科研经费分配、项目转化效益等敏感问题上，各单位的利益目标不完全一致，部门间的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校际间、部门间的人才流动、资源共享。

3.资金瓶颈问题。据了解，目前我区还没有对蒙医药设立专项发展资金，投资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在蒙医药科研方面，各单位科研经费不足、科研课题少、立项难，也是导致蒙医药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相关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利用的重要障碍。

三、政策建议

（一）建立大型仪器资源共享机制和开放式研究平台

建议在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协调领导下，组织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医学院、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中蒙医院共同签订有关蒙医药研究人员及相关设备相互开放的合作协议，建立大型仪器资源共享机制和开放式研究平台；通过体制突破，将现有人才及相关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建立全新的蒙医药人才科学管理机制、仪器设备资源共享机制。合作单位之间实现“流动、开放、竞争”的协调机制。

（二）建立内蒙古医药科研首席科学家制度

先在上述四单位成立蒙医药学术委员会。今后蒙医药科研的重大项目一律统一采取首席科学家或项目负责人，共同申报，共同实施。打破过去主要以单位承担课题为主的形式，以项目为纽带，打破地域界限、部门界限、博采众长、灵活高效，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科技、教育、卫生等部门每年支持二项指令性科研项目，主要支持合作项目，推动资源共享，每个项目不低于30万元。

（三）协调各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和科研管理制度

彻底打破各自为政、自我封闭的人才管理体制和科研管理制度，建立统一的、相互衔接、相互认可的人事管理制度和科研管理制度，第一步先在内大和医学院实行教师互聘制，为蒙医药科技人才开展跨院校科学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四）大力引导和鼓励单位间联合进行科研攻关

对于支持、鼓励跨单位开展科学研究的单位，政府应每年拿出一定经费给予资助和奖励，同时在每年的科技项目评奖中，属联合开发性质的项目应拥有相对优先权；相关院校也要制定政策对参与联合开发、共同攻关的科技人员给予积极支持，并应保证其所在单位的工作待遇不变。

（五）建立蒙医药仪器设备整合基金

自治区科技、教育、卫生、财政部门各家每年拿出250万元，共计1000万元，统筹协调使用，连续三年不变，作为全区蒙医药仪器设备资源和人才互动的整合基金。其中每年拿出500万专门用于对仪器设备的存量调整。凡能够积极联合、整合效果突出的单位和部门，政府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并在今后购置增添设备中拥有优先权，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同时，政府还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指定承担单位、定向投入等办法，鼓励各单位进行仪器设备共享。

（六）明确发展重点，实施合理分工

其基本思路为：以内蒙古大学高分子化学及蒙药研究所为核心，建立我区蒙药材现代化研究中心及自治区级蒙医药高分子化学重点实验室；以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学院、药学系、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为核心建立我区蒙药药理研究中心及自治区级蒙药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以内蒙古工业大学化工学院为核心，建立我区蒙医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自治区级蒙医药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以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学院、内蒙古中蒙医院为核心，建立我区中部蒙医医疗研究中心及自治区级蒙医重点实验室。经过三年的建设，形成我区布局合理、各有侧重的产、学、严相结合的蒙医药研发体系。

（七）在内蒙古医学院建设我区符合GLP认证的蒙药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

积极推行GLP认证和药品研究机构登记备案制度，大力开展对实施GLP的培训，同时加大监督检查和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内蒙古开学时间范文第3篇

我国蒙古族人口占世界蒙古族总人口的大多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曾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的足迹。蒙古史研究作为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一脉，有着相当久远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工作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对中国蒙古史学的发展做一个世纪回顾，是很有必要的。兹就管见所及，率尔操觚，力求勾勒出20世纪我国蒙古史学发展的大致轨迹，并对中国蒙古史学如何面向21世纪，提出本人的一孔之见。

一

我国对元史及蒙古史的研究由来已久。自清中叶以来，"乾嘉学派"的汉学家以治经方法研究历史，治蒙元史者不乏其人，使之渐成一门显学。邵远平、钱大昕、魏源、曾廉等人或者运用考据方法对《元史》及与蒙元史相关的史籍进行校补考订，或者进行重修《元史》的尝试，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人忧及外患，着力研究西北史地，也促进了蒙古史学的进展。但此辈学人有一个通病，即他们只能依靠汉文材料而不能充分利用蒙文史料和域外史料，其研究成果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世纪末，中国蒙元史的研究视野豁然开阔，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洪钧出使西方了解到西域波斯史料和西方研究著作，眼界闳开，据此写成《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于1897年刊印行世。该书由于大量参考和引用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域外史料和研究成果，故而如异军突起般引起国内治蒙元史者的极大重视。史称其"周咨博访，裒然成书，而后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备焉"。且其书"多取材域外，时论称之"。（注：《清史稿》卷181《 洪钧传》。）"自钱氏大昕以至李氏文田，参考jiào＠①注，不出华籍华图，至洪氏钧《元史译文证补》出，始知西域人、泰西人书足补《元史》者不少"。（注：《蒙兀儿史记》凡例。）可见此书为当时的蒙元史研究辟开一条新的蹊径，正是通过它，中国的学者才知道，国外尚有如此之多的有关蒙元史研究的史料和史著。因而，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实为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20世纪初的一些史学家，继续沿着洪钧所开创的"证补"之路，利用中西史料进行研究与撰述。其中以柯绍＠②、屠寄最具代表性。柯氏所著《新元史》有诸多疏误疵谬之处，在史料取舍增删上也未尽得宜，因此向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尽管如此，该书将东、西方史料对校互补，博引旁搜，文字简洁，论断明快，故而也不失为一时之名作。屠氏撰著的《蒙兀儿史记》，其学术价值更胜《新元史》一筹。屠寄不仅熟治蒙古史学，且精于西北地理，曾三赴漠北，亲自考察，力补史载之阙。屠寄称其撰著"以不囿于有元一代"，力图详述整个蒙古族的活动史，"取材除旧史外，博采西方史料，……每一字都审订其地时日而下笔，用力极勤，其精神远在柯邵＠②《新元史》之上"。（注：《辞海·历史分册》"屠寄《蒙兀儿史记》"条，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是以该书问世以后，学术界一致认为传世之作，堪称"治蒙兀史之正鹄"。（注：《蒙兀儿史记》孟森序。）

洪钧、柯绍＠②、屠寄等人虽然对蒙古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今天看来，他们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编纂方法，沿袭的仍然是修补纪传体正史的传统，未脱"重修元史"的窠臼，而且他们均不谙外文，只能间接利用域外资料，这就难以避免以讹传讹的弊病。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东西方文化交光互影，理性主义风靡全国，反映到学术界，就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许多历史学家在继承清代乾嘉史学"无征不信"治学宗旨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积极促进现代新史学的建立。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就是这个转型时期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基础。王与二陈的研究涉猎到许多方面，在元史和蒙古史方面也写了大量考证论文和史籍校注，他们采取新的研究手段，深入专题，在科学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历史真相，迄今仍不失参考价值。

在民国初年的文史研究领域，自应以王国维为巨擘。王国维承接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受到日本明治时期满蒙史地学的影响，在蒙古史方面颇多建树。《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是王氏治蒙古史的力作，包括《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此外，他还撰写了《鞑靼考》、《辽金时代蒙古考》、《两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等蒙古史论文，研精钩深，令学界倾倒。陈寅恪学贯中西，以其深湛功力对《蒙古源流》一书进行笺证考释，例举蒙文、满文、汉文以及西文史料，推定该书作者的世系、著作时代及内容的观念等，戛戛独造，多有创获，对这方面的研究达到空前的成就。陈垣的元史研究将考证学发挥到极致，同时摆脱了清代朴学的束缚，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为推动现代元史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为蔡元培称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乃陈垣此时期史学的代表作。该书征引博洽，考证缜密严谨，论断精辟中肯，自问世后一直为学术界奉为圭臬。

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志于蒙古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相继负笈海外，向伯希和等欧美东方学家学习审音勘同之学并掌握波斯文等语言工具，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即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和姚从吾。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各以开创性的成就，将我国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新阶段的蒙古史研究有两个特色，一是史料应用范围的扩大，直接利用蒙古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一是研究方法的改进，即着重采取史料校勘、史实考订和译名勘同等专业研究方法。这些特色，突出地反映在他们当时发表的论著中。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等；翁独健《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等；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元史〉、拉施特〈史集〉、〈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蒙古的名称和渊源》等；姚从吾《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等论著，探赜索隐、论考周详，都是史学、史识皆臻上乘的名山之作。

对域外蒙古史料与论著的译介工作，此一时期也获得显著进展，冯承钧在这方面的成就最大。冯氏一生致力于翻译事业，将大量的西方汉学家的成果介绍到中国，译著达一百多种。他在蒙古史方面翻译了《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蒙古史略》等，还出版了九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其中包括大量沙畹、伯希和等西方史学家撰著的关于蒙古史的论文。总之，冯承钧通过卓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为蒙古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陈捷、陈清泉将日本学者箭内亘所著《蒙古史研究》译成汉文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兀良哈三卫名称考》、《蒙古色目待遇考》、《鞑靼考》、《元朝怯薛考》、《元代东蒙古考》等22篇论文。当时，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等日本蒙古史学者的著作也有汉文译本。

概括来说，在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在治学方法上明显改进，出现一些功力深湛的研究家，产生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从而开辟了我国蒙古史研究的良好途径。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从事蒙古史研究，出版发表的论著也为数不多，而且研究领域尚比较狭窄，学科发展余地还相当广阔。

二

早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蒙古民族问题（其中包括蒙古族历史）的研究工作。1940年4月， 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中共西北工委民族研究室编写了《蒙古民族问题》一书，对蒙古民族族称起源、社会历史发展、近代蒙古的社会矛盾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等，都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另外还编了《抗战中的绥远》一书，其中有"绥远蒙古概况"一章，专门论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民族问题。这些研究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根据和重要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植。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全国人大民委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并提出了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在统一部署下，当时组成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行了大规模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及时抢救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蒙古族简史》初稿。后来，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据此正式出版了《蒙古族简史》，并且出了蒙文版。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培养蒙古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北京、南京、内蒙古等地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陆续建立起蒙古史研究的专门机构，研究条件比过去大为改善。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老一辈专家积极发挥作用，为培养新一代蒙古史研究工作者付出了很大心血。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蒙古族本民族的研究专家开始显露头角，后来均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取得不凡的成就。

从事蒙古史研究的学者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一样，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指导蒙古史研究，从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更有所拓进，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此一时期，研究者对蒙古族族源、社会性质、经济制度与政治军事制度等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进行认真研讨，并对蒙古族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与此同时，他们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积极参加了当时史学界开展的关于少数民族史等问题的大讨论，抒发己见，增强共识，普遍提高思想认识。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的蒙古史学一度形成研究高潮。众多学术成果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高潮。

1958年，余元庵著《内蒙古历史概要》出版，这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内蒙古通史，长时间内是治蒙古史学的入门读物。余氏还著有《成吉思汗传》一书，于1955年出版。这是建国后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成吉思汗传记，该书引用了较多的俄文资料，对传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不少新观点。对蒙古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出版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51年，谢再善译《蒙古秘史》出版，该书系根据叶德辉所刻《元朝秘史》汉文音译本还原成蒙古文，再由蒙古文译为汉文。后来谢再善又将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达木丁苏隆编译的《蒙古秘史》（现代蒙古语学术分节本）译成汉文，于1956年出版。1954年，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的墨尔根巴图尔从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阿剌黑·苏勒德地方获得一部削竹写本，书名为《诸汗根源之珍宝史纲》（即《蒙古源流》）。1962年，在纪念《蒙古源流》成书300周年之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一抄本。

在50年代，蒙古科学委员会与苏联科学院联合编写了一部多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我国学者翁独健组织并参与了这部大型蒙古史著作的翻译工作，1958年出版了汉文本。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有关蒙古史的碑刻牌铭等文物，做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工作。如：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辽金石刻中的"鞑靼"》，宿白《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会昌碑》，耿鉴庭《扬州城墙里的元代腰牌》等论著，便是这一领域中的嚆矢之作。

1962年，在内蒙古大学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 事实上这是首届全国性的蒙古史研讨会，翁独健、邵循正、马长寿、杨志玖等著名专家皆赴会参与讨论。这一年，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关论文，如：邵循正《成吉思汗的生年问题》、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周良霄《关于成吉思汗》、杨志玖《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刘孝瑜《成吉思汗与蒙古各部的统一》、刘浩然《对"一代天骄"的意见》、杨国宜《一代天骄--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等，对成吉思汗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论和评价。在此前后，学者们也撰文论及其他蒙古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扬州师院历史系古代史组《论忽必烈--为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而作》、苏忠《试论忽必烈》、饶良伦《试论忽必烈的历史功勋》、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等，这些论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认识和评价。

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与国外同行之间也开展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1959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大会，我国的翁独健、秋浦、额尔敦陶克陶、清格尔泰等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但总的说来，由于五六十年代特定的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制约，中国蒙古史学者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极其有限，所以大多数研究者对于国外研究的进展情况是若明若暗，甚至是茫无所知。这种情况，只是近20多年来才得到根本的改观。

虽然建国后在长期"左"的思潮影响下，蒙古史研究也在许多方面存在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不少课题在当时条件下难以持久开展而时断时续，但与20世纪前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至60年代前期，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蒙古史学界已初步形成一支堪称精干的研究队伍，涌现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中青年学者，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可以说，一个良好的基础已然奠定。可惜的是，这个局面被"文革"十年动乱破坏殆尽。"文革"期间，除了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完成了校点包括《元史》在内的二十四史外，整个学术研究活动在不正常的环境下无法开展，基本停滞下来。

校点二十四史，是7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的浩大工程。在十年浩劫的风雨漫漶中，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以kū＠③kū＠③不息的精神完成了这项伟绩。二十四史中的《元史》，是一部包含丰富蒙古史资料的史籍，但由于仓促成书，其中舛误甚多，所以从文献学角度对《元史》进行整理和点校极为重要。1971年，在翁独健教授主持下，邵循正、周清澍、亦邻真等蒙元史专家通力合作，开始了点校《元史》工作。他们以百纳本为底本，校对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44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一方面进行本书互校， 一方面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同时多方汲取前人的考订成果。五年之间，他们发隐抉微，做了大量补苴罅漏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近270 万字《元史》的校点工作，校勘出书中的讹错千余处，使这个标点校勘本成为现有各种版本中的一个最完善的版本。

除《元史》外，《辽史》、《金史》、《宋史》、《明史》及《清史稿》中也载有相当多的蒙古史史料，这次都得到系统的校点整理，各自有了最完善的点校本。《元史》等史书最佳版本的出版，确可称为"嘉惠学林，泽被后世"的一大贡献，为日后蒙古史研究的再度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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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年动乱后，中国蒙古史学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逐渐复苏，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蒙古史研究更是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20世纪最后的20余年，堪称是中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的黄金时代。

1979年8月， 在呼和浩特市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翁独健担任第一任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的成立，是我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由沉寂趋于繁荣的一大标志。中国蒙古史学会自成立以来组织召开过九届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就蒙古族起源；蒙古各部落游牧社会结构和氏族制解体后，蒙古社会是否经历了奴隶制的发展阶段；蒙古帝国多次进行征服战争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蒙古帝国时期封邑、投下制度和探马赤军；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状况和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演变情况；蒙古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对立与融合关系；近代蒙古社会变迁和民族运动的发展；蒙古族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根据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内蒙古历史文物散记》、《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认真的筹备，1985 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会长翁独健在《发刊词》中说："从此，学会有了一个发表论著，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切磋讨论的园地……希望这个刊物，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努力反映我国蒙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促进蒙古史研究的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许多颇具功力的学术论文都发表于《蒙古史研究》，这个刊物为促进学科和人才的成长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翁独健教授生前在多次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都强调：搞好蒙古史研究，首先要加强基本建设，这个基本建设，一个是资料，一个是人才。资料的建设，首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整理、校订和汉译；人才培养上，特别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史学工作者。20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蒙古史研究迅速地恢复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等科研、教学机构的知名专家承担了培养蒙古史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任务。20多年间，新一代蒙古史研究队伍不断成长壮大，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人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蒙古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20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者在资料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可观。首先是对蒙文史籍的搜集、整理、利用和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版本学、校勘学、语言学、史实考订等方面都产生许多新成果。我国蒙古族在古代曾使用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元代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后渐废弃。回鹘式蒙古文经过元、明两代的嬗变发展后，至17世纪初形成了两个支派，一支是现今通行于大部分蒙古地区的蒙古文，一支则是仅限于新疆蒙古族地区的托忒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以及现在通行的两种文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书面载体古籍。近20多年来，这些蒙文古籍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整理、开发和利用。

八思巴文和回鹘式蒙古文这两种古代蒙古文字，由照那斯图、道布等专家全面地进行了整理、转写、注释和研究，分别编著成《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汇编》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二书，出版问世。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最初汉译为《元朝秘史》），起初是用回鹘式蒙古文写的，原书失传，后世所见乃是用汉字拼写蒙古语的本子。《蒙古秘史》的整理与研究，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有人径直称为"秘史学"。我国秘史学研究在此期间取得几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1979年，戈瓦《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出版；1980年，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校勘本、《〈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出版；1987年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出版。这几部研究秘史学的力作问世后，博得海内外学人的高度赞誉。

包括蒙古文和托忒文的近代蒙古文所记载的蒙古古籍数量繁多，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一时期整理出版的蒙古文古籍主要有：戈瓦《新译校注〈蒙古源流〉》；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乌力吉图校释《大黄册》（蒙文）；金峰校释《金mán＠④》（蒙文）；乔吉校注《恒河之流》（蒙文）；珠荣嘎译《阿勒坦汗传》；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原名《霍尔却穹》）；苏鲁格译注《蒙古政教史》（原名《宝＠④》）；留金锁校注《水晶鉴》（蒙文）；巴根校注《阿萨拉克齐史》（蒙文）；胡和温都尔校勘《水晶念珠》（蒙文）等。巴岱、金峰、额尔德尼、诺尔布、成崇德等专家致力于西蒙古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陆续刊布了一批经过考订和注释的托忒文文献，如：《咱雅班第达传》、《四卫拉特人的历史》、《四卫拉特史》、《土尔扈特诸汗史》、《和鄂尔勒克史》、《继承成吉思汗朝廷者的历史》、《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汗世系》、《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北部王公札萨克台吉等的历史》等。此外，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联合编译出版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档案集。

汉文蒙古史料的整理汇编，主要有：薄音湖、王雄点校编辑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邢亦尘编《清季蒙古实录》、尼日拉图等校注《理藩院则例》、哲仑·才让编辑《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校辑《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等。

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对国外有关史书与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大批译著发表刊行。史书类如：《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出使蒙古记》（吕浦译）、《海屯行记》（何高济译）、《中亚蒙兀儿史》（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翻译、王治来校注）等。研究成果类如：《蒙古与教廷》（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蒙古帝国史》（格鲁塞著、龚钺译）、《金帐汗国兴衰史》（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蒙古社会制度史》（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jùn＠⑤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伯希和著、耿升译）、《布里雅特蒙古史》（库德里亚夫采夫等著、高文德译）、《清代蒙古的历史和宗教》（若松宽著、马大正等译）、《明代蒙古史论集》（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田山茂著、潘世宪译）、《蒙古及蒙古人》（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沙斯季娜著、北师大外语系译）、《俄国·蒙古·中国》（巴德利著，吴特哲、吴有刚译）、《准噶尔汗国史》（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蒙古史学史》（沙·比拉著、陈弘法译）等。

总之，近20多年来，蒙古史研究资料的基本建设工作成就显著，有目共睹。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丰厚坚实了，自然会促进学科的顺利发展。广大蒙古史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发表了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这一时期对蒙古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因篇幅所限，实难尽述备举，仅以下面几项研究情况概括言之。

1.综合性、整体性蒙古史专著。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组织研究力量撰写高水平的蒙古民族通史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1980年，在翁独健教授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部分学者在以往基础上重新编写《蒙古族简史》。经过数年努力，该书于1985年出版问世。1986年，《蒙古族通史》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成立课题组，开始了编写工作。1991年，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留金锁等撰著的《蒙古族通史》杀青完稿，正式出版。内蒙古伊克昭盟也计划编写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并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出版项目。现该书第三、四卷业已问世，其余第一、二、五卷也均已完稿，即将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几部通史性专著，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论述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民族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2.西蒙古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中，存在一种偏向失衡的现象，即往往着重东蒙古史，而忽视了西蒙古史的研究。西蒙古主要指卫拉特蒙古诸部，其后裔至今生活于新疆、青海、甘肃和内蒙古西部一带。卫拉特蒙古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元代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或厄鲁特。明末清初，主要由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及所附辉特部组成。后准噶尔勃兴，称雄西北，在卫拉特诸部中居于魁首地位，故清代文献中常将卫拉特各部统称为"准噶尔"。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西蒙古的课题日益受到各族专家的重视，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文和专著，这一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1985年出版《准噶尔史略》（杜荣坤等著），1991年出版《瓦剌史》（白翠琴著），1991年出版《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马汝珩、马大正著），1992年出版《卫拉特蒙古简史》（冯锡时、马大正等著），1986年出版《西蒙古史研究》（杜荣坤、白翠琴著）等均为西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体现出此一时期我国西蒙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3.专题史研究。在蒙古史研究中，专题史研究是个十分广阔的领域，存在许多可供填补的空白。此一时期，蒙古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大量问世，主要有：高文德著《蒙古奴隶制度研究》、刘迎胜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达力扎布著《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苏日巴达拉哈著《蒙古族源新考》、罗旺扎布等著《蒙古族古代战争史》、达林太等著《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杜玉亭等著《云南蒙古族简史》、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梁冰著《鄂尔多斯历史管窥》、蔡志纯等著《蒙古族文化》等书。至于有关论文，数量更为可观，不胜枚举。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和撰写一系列蒙古族专题史著作，主要有《蒙古族文化史》、《蒙古族喇嘛教史》、《蒙古族文学通史》、《蒙古族哲学史》、《蒙古族科技史》、《蒙医史》、《蒙古族交通史》、《蒙古族畜牧业经济发展史》、《蒙古族商业发展史》、《蒙古族经济发展史》、《蒙古族美学发展史》等，其中一些已经写出专著或基本脱稿，准备编纂为一套《蒙古族历史丛书》。（注：参见陈献国：《蒙古学研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新进展》，《历史的探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历史人物传记。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到近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蒙古族涌现出许多著名历史人物。我国蒙古史学工作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同样取得可喜成绩。这方面论文极多，难以一一胪列。以专著而言，主要有：韩儒林著《成吉思汗》、周良霄著《忽必烈》、朱清泽著《成吉思汗评估：一代天骄》、杨讷著《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萨兆沩著《萨都剌考》、杨绍猷著《俺答汗评传》、包桂芹著《清代蒙古官吏传》、卢明辉等编《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等。评论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再现历史内容的一种形式，通过对著名人物活动的全面评述，来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收"以一斑窥全豹"之效。对蒙古族历史人物的研究论著，正体现出这一特点。

5.近现代蒙古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蒙古史研究者注重范围大多是囿于公元17世纪以前，尤其是蒙元时期，对于清代以降的蒙古民族发展史，则少有问津者。近20多年来，近现代蒙古史研究也开始打破以往沉寂的局面，取得明显的进展。这方面主要成果有：卢明辉著《清代蒙古史》、《德王自治运动始末》；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自治区史》；白拉都格其等编著《内蒙古民族团结史》；内蒙古党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等。

6.民族关系史研究。自198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后，中国民族关系史进入了全面、客观的深入研究阶段，有一批民族关系史专著问世。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卢明辉等著《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杨建新等著《西北民族关系史》、杨学琛著《清代民族关系史》、杜建录著《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等著作中均有关于历史上蒙古与其他民族关系的专门章节。王辅仁等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樊保良著《蒙藏关系史研究》则是专门论述历史上蒙、藏民族之间关系的专著。

7.工具书与方志。此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等工具书中均含有蒙古史的专门辞条。高文德、蔡志纯整理编撰出《蒙古世系》一书，该书包括世系表、注释、人名索引、盟旗索引等内容，为蒙古史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地方志是我国具有独特功能的文献典籍，其史料价值很大，一向被称为"一方总览"，其作用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继史之无"。（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近20多年来， 各级政府和各地学术界都很重视修志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已编纂和出版了旗县盟地方志20多部，如《伊克昭盟盟志》、《库伦旗志》、《科尔沁左翼后旗志》、《准格尔旗志》、《鄂托克旗志》、《土默特旗志》、《鄂伦春自治旗志》、《扎兰屯市志》、《科右前旗志》、《突泉县志》、《巴林右旗志》、《武川县志》、《乌拉特后旗志》等。此外，还编纂出版了数十部专业性的地方志，如内蒙古《气象志》、《铁路志》、《土特产志》等。以上这些地方志，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中国蒙古史研究发展迅速，成绩斐然。在新时期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表现出昂扬的进取精神，这是我国蒙古史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

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学术界在蒙古史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自50年代以来，台湾蒙元史学界一直以姚从吾教授为首，他长期主持台湾大学辽金元史研究室，专门从事蒙元史的研究和教学。在中国学术界，姚从吾是较早对《蒙古秘史》进行全面研究的学者，他与札奇斯钦合作的《蒙古秘史译注》，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9-11 期。姚从吾去世后，台湾出版《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中蒙元史方面论文计有：《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立太子》、《忽必烈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蒙古灭金战役之分析》、《说〈元朝秘史〉中的蔑儿干》、《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军事组织、游牧生活、伦常观念和宗教信仰》、《〈黑鞑事略〉中所说窝阔台汗胡丞相事迹考》等。

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的学术成就也足资称述。札氏先后完成了《〈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与《〈蒙古黄金史〉译注》。札氏还著有《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一书共20章，系统论述了历史上的蒙、藏民族关系。札氏认为，蒙古族与藏族自13世纪交往以来，关系异常密切，"这种关系深深影响了两个民族的发展，同时这两者间的关系对于中原的历史，也有深切的影响"。札氏《蒙古史论丛》一书，是其蒙古史论文的合集，主要有：《〈元史〉中几个蒙古语名词的解释》、《从〈蒙古秘史〉和〈黄金史〉看蒙古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说〈元史〉中的"必dū＠⑥赤"并兼论元初的中书令》、《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说元代的宣政院》等。札氏所论多有创见，体现了他在蒙古史学上的造诣。

此外，袁国藩、哈勘楚伦、孙克宽、黎东方等台湾学者都发表过有关蒙古史的学术论文，具有一定影响。

台湾学界也十分重视史籍与工具书的出版。1976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将所藏元刊本《元典章》影印后出版，这是目前《元典章》的最佳版本。1979年至1983年，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了《元人传记资料索引》5册。这是目前篇幅最大的一部元人文献索引。 全书所收人物达1700人以上，著录各类典籍达800余种，实用价值颇高， 为台湾学人在蒙元史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转贴于

五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在新世纪曙光初现之际，如何发挥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使我国蒙古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这是亟需考虑的问题。展望未来，设想诸多，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继续深入系统地发掘、整理、研究、利用蒙古史史料。资料工作仍然是今后蒙古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在这方面，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 ）蒙古史研究者都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更加全面地占有与蒙古史有关的资料，蒙古文文献古籍依然是一方必须精心巡游的胜地。《蒙古秘史》这部重要的蒙古史籍，在诸如成书年代、修撰经过、版本源流，乃至史实考订、语言研究等方面，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须做进一步深入探讨。有关专家认为，今后应做到的是：综合国内外《蒙古秘史》诸藏本，整理出一部精校本；在此基础上，再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争取出版一部译文准确精当、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汉译本。《蒙古源流》等蒙文古籍也须如此处理。还有不少蒙古文文献有待整理，如：《本义必用经》、《恒河之流》、《如意宝树》、《黄金数珠》、《蒙古乌巴什洪台吉传记》、《金轮千辐》、《青年之宴》、《听闻记明镜》、《大蒙古地方佛法弘通概史》等。今后对蒙古文文献的整理工作，应当包括原文校勘、拉丁音写、汉译、注释以及索引、序（跋）等几项内容，做到学术规范化。

（2）域外史料及外国学者重要论著的译介工作有待于继续开展。涉及蒙古史的一些重要史书，如波斯文的《瓦撒夫书》、《完者都史》，阿拉伯文《札兰丁传》，察合台文《突厥世系》（又名《蒙古与鞑靼民族史》）等书，至今尚无汉文译本。《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书也面临着由波斯原文直接译为汉文的任务。只有完成域外史料原版的直接翻译工作，我国的蒙古史研究者才能准确地掌握域外第一手资料，根本改变"以贩卖西方译人，拾人牙慧为满足"（注：韩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不正常状况。此外，穆勒、伯希和合编的英文《马可波罗书》会校本，伯希和著《马可波罗书注释》，巴托尔德《蒙古侵略时期的突厥斯坦》，施普勒著《金帐汗国史》，波义耳著《蒙古世界帝国》，梁赞诺夫斯基著《蒙古诸部习惯法》等国外经典性蒙古史著作，以及大量的19、20世纪西方旅行日志、考察报告等，也应投入力量陆续译为汉文，力争早日出版。

（3）今后要使蒙古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必须善于发掘和利用与蒙古史相关的新资料，尽量扩大史料的利用范围。在这方面，前人的创新性劳绩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例如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并抄出《蒙古秘史》；钱大昕从《道藏》中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寅恪从《大藏经》中检出八思巴为真金太子所作《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蔡美彪、方龄贵利用元曲考证了元代汉语中蒙古语的大量渗入等等。许多迹象表明，佛经道藏、诗词碑刻、文集别史、歌谣传说、文书档案、考古遗迹等等都蕴藏着不少可资利用的蒙古史史料，有待于学者们搜集、汇录和研究。同样，丰富的藏文文献和满文文献也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资料宝库，但目前发掘、整理得很不够，尚未被充分利用。

2.加强薄弱环节，开拓新的领域。治学无止境，不断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迈入21世纪的中国蒙古史学，必须高扬开拓、进取的旗帜，这样才不会停滞，迎来新的繁荣和新的发展。

历史学是个综合性科学，蒙古史自然也不例外。广义的蒙古史，包括众多方面的内容。今后，随着史料来源和检索手段的改善，可将蒙古族历史发展之纵侧面进行分类，确立若干专题，开展某一方面的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研究。此外，蒙古族广泛分布于内蒙古、新疆、青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甘肃、云南等省区以及其他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在蒙古史领域开展区域性研究也很有必要。

由于蒙古史研究本身史料及语言工具的特殊性，以往的研究论著大多是实证性论述和微观考证，相对而言，理论性较强的宏观探讨就明显少一些。例如，关于游牧社会的发展规律，我国学术界尚缺乏有力度的理论探讨。幽幽青史，一脉相承，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就宏观而言，涵盖着一个十分广阔而久远的时空范围，古老的游牧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今后，我们应将视野放在历史的纵向沿革、联系及变化中，对先后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我国北方民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将蒙古民族的兴衰衍化置于整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发展史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历史脉络，在探寻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普遍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更深刻的认知。

3.改进与更新研究方法。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既需要继承和发扬已有的优良研究方法，同时也必须孜孜不倦地吸收和探索各种有益的新方法。研究方法的改进与更新，亦是提高蒙古史学现有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

原始资料比较分散，且涉及十多种外文和民族语言，这是蒙古史素称难治、长期以来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自二三十年代以来，采用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种名物进行勘同考释，曾经是蒙古史学科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随着史料来源的扩大，将来的研究中还会遇到许多语言上的勘同考订问题，所以历史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仍是蒙古史研究的一项基本方法。近年来国际蒙古史学界有一种趋势，即：在语言工具方面，东、西方学者各有特长的差异正趋于缩小或消失。熟悉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的西方学者正致力于学习汉文、蒙文；擅读汉文的日本学者又努力钻研波斯文、阿拉伯文、蒙文、藏文等文字的史料。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及语言学、文献学等方面知识以开展研究，在国际蒙古史学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返观我国，大多数研究者在语文能力方面还比较欠缺，这显然是我们应当奋起直追的一个目标。作为一名蒙古史学工作者，在语言学上没有相当的造诣，不具备直接掌握第一手史料的能力，很难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历史是一面五彩纷呈的多棱镜，必须进行多方面的观察和比较，才会得出鞭辟入里的结论。历史比较研究法，是西方历史学颇为流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克服研究历史的狭隘性，将所研究的个别事件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也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异同，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蒙古史研究中同样可以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如比较蒙古族与其他游牧民族历史发展之异同，以期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行为、信仰、习惯和社会组织的学科。民族学的调查方法，过去曾被广泛用来研究蒙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大大丰富了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今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工具。例如，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者的"文化圈"理论，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蒙古族游牧文化、汉族农耕文化的各自构造、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思维借鉴。

此外，社会统计学方法、模糊数学等数学方法也可以部分地引入蒙古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事物性质判断中的量化分析手段，从而更确切地认识事物的发展趋势。田野考古方法也应进一步应用于蒙古史研究中，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总之，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蒙古史研究水平，研究视野应力求开阔，研究手段、方法应力求多样化。

4.更广泛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由于蒙古史学的世界性特征，使得这门学科的发展繁荣总是与国际学术交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蒙古史研究在西方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欧美各国先后展开了分工细密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法国、瑞典、英国、德国、匈牙利、捷克、芬兰、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美国、俄国等国家都具有蒙古史研究的传统，各自拥有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蒙古史专家。亚洲的日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包括蒙古史在内的东洋史研究，百余年来成绩显著，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蒙古史的一支劲旅。蒙古国对于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更是倾注了很大的力量。国际蒙古学大会定期在乌兰巴托召开，各国学者研讨包括蒙古史的各种学术问题。蒙古国学者编撰的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据说，当今世界上研究蒙古学（包括蒙古史在内）的国家达80多个，称之为国际显学，绝不为过。

自19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先后从俄、法、德、英等国学术界获得了域外新史料和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国内的蒙古史研究的开展。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也不断扩大与外界交往的渠道，根本改变了以往那种比较闭塞的研究状况。八九十年代在我国曾多次召开国际蒙古史学术研讨会，中我学者共同切磋，收效很大。通过对外学术交流和学术情报工作的开展，不仅开阔了我国蒙古史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提高了我国蒙古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今后要使我们的蒙古史研究在已有水平的基础上再上新台阶，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决不可孤陋寡闻、视野逼仄，而必须始终注意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借鉴和吸收各国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与经验。开阔学识眼界，永远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件大事。视野愈宽阔，就愈易认出哪是应当深入钻研的专题。深入钻研专题的人多了，蒙古史研究自将进入新的境界。

【责任编辑】李大龙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觏的左半部右加斗

＠②原字为文下加心

＠③原字为石右加乞

＠④原字为髟下加曼

内蒙古开学时间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蒙俄经济走廊”；内蒙古；蒙古国；以援助促合作

中图分类号：D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45-03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在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地处中国正北方的内蒙古外接俄蒙，独特的区位优势有利于内蒙古积极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内蒙古将加快建设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1]。在大力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尤其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中，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应抓住机遇以援助方式更好地促进与蒙古国的合作。

一、以援助方式促进合作

（一）抓住机遇争取国家和其他省区资金和合作支持，并以援助方式更好促进内蒙古与蒙古国的合作

内蒙古作槲夜北部边疆重要省份，联通俄蒙，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内蒙古在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做好向北开放的同时，也要联通更多的区域，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积极主动地向国家争取政策和资金的支持。通过加强与国内经济腹地和港澳台的合作，形成“北上南下、东进西出、内外联动、八面来风”[2]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要建立与腹地和港澳台之间互联互通的人才、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共享平台，不断增强对外开发的厚度，提升内蒙古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整体竞争力。同时借鉴我国对外援助的成功实践，并以更大的援助力度更好促进内蒙古与蒙古国的合作。

（二）大力倡导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意识

为了能够在实践中大力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首先全面深入学习“一带一路”相关理论知识，认识到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大意义，通过举办征文、讲座、论坛等方式倡导内蒙古全区真正树立起自觉服务和融入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意识，进而增强内蒙古各行各业在本职工作中推进该战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明确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秉承“亲、诚、惠、容”理念，妥善处理好与蒙古国的关系，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情重义、先义后利、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原则，发挥各方优势和潜力，寻求各方利益契合点。

（三）加强支撑中蒙俄研究的高端智库建设，增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及“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理论研究

2015年1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内蒙古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统筹推进党政部门、党校、社科院、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到2020年要建成10个到15个特色鲜明、在全区县有较大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至少打造两个能够服务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需求的部级高端智库。目前全区系统深入研究中蒙俄方面的智库主要有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成立的中蒙俄合作研究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成立的蒙俄研究所、内蒙古大学成立的蒙古国研究中心和周边国家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成立的蒙古学学院、内蒙古财经大学成立的中蒙俄经贸合作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协同创新中心和设在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的中蒙俄智库合作联盟秘书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大力组织申报自治区高端智库试点单位[3]，应进一步提高对这些智库或机构的支持力度，提高智库的专业化水平，拓宽智库的国际化发展视野，加强智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及“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保障支撑作用，为各级政府部门更好地提供政策研究、决策咨询、规划建议和项目评估等，并培养更多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专业性研究型人才。

（四）大力引导和扶持区内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应当为本地企业做好相关的引导和服务工作。首先，着手建立关于本地企业海外并购的信息化平台，定期信息全面介绍各国关于外资并购方面的法律法规，使企业能妥善应对诸如政策法律风险、管理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和人员安全风险等一系列的风险和考验。其次，大力推动和引导包括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良性发展，促进有竞争力的企业实现其国际化发展目标。再次，继续完善规范本地企业的政策法规，大力引导本地走出去企业秉持低碳和节能的先进发展理念，培养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提高给所在国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互利共赢的理想效果。

（五）力求高质量地完成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

201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把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正式纳入国际级战略版图。2015年3月28日，我国公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包括“中蒙俄经济走廊”在内的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2015年7月9日，中蒙俄三国元首在乌法签署了《关于编制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明确了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2016年6月23日，中蒙俄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早期收获，标志“一带一路”首个多边经济合作走廊正式实施。2016年9月13日，我国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正式公布《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全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在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地处中国正北方的内蒙古外接俄蒙，独特的区位优势有利于内蒙古积极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内蒙古将加快建设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府应根据国家层面的相关精神进行顶层设计，及时编制内蒙古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及“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规划或纲要以具体指导内蒙古的建设实践。 （六）继续深化同蒙古国的全面务实合作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与蒙方保持官方联系和沟通，保证资金、人力和物力的充分投入，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走出去企业具备更大的竞争优势。为蒙古国留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办各种培训班培训相关人员。促进内蒙古与蒙古国的全方位交流，并支持鼓励双方的民间组织进行广泛合作。

1.尽力做好设施联通方面的具体工作。设施联通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础领域，内蒙古政府应予以高度重视。在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内蒙古应当突出重点，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上多下功夫，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全面深化与蒙古国在公路、铁路和航空建设和运营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快口岸建设。在加快现有口岸打通关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策克―西伯库伦、甘其毛都―嘎顺苏海图口岸升格为国际性口岸，全面提高口岸通关能力。在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方面，内蒙古应当加强同蒙古国在跨境油、气和电力输送通道安全方面的有效合作。建设内蒙古电网至蒙古国南部地区输电通道，实现与蒙古国南部电网多点联网，加大向重点矿区和节点城市输电，保障蒙古国南部资源开发的电量需求。在通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方面，内蒙古应当同蒙古国加强跨境通信干线网络建设，使双方信息沟通更高效便捷。

2.大力推进贸易畅通的工作。一方面，内蒙古应当继续加快推进二连浩特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建设工作，推进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继续加大相关口岸的建设力度，加强同蒙古国在海关、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统计信息等方面的有效合作，不断提高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另一方面，内蒙古应当同蒙古国在贸易领域拓宽和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加强合作，达到互利共赢的双赢效果。

3.加强与蒙古国之间产业合作。利用内蒙古与蒙古国产业结构和经济技术的优势互补性，加强双方的传统产业合作。大力加强内蒙古与蒙古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等新兴产业领域和产业链分工布局优化方面的深入合作，进一步完善双方产业合作发展的平台，加快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互市贸易区、综合保税区建设工作，鼓励内蒙古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乳业和畜产品深加工等企业走出去进行产业合作，并鼓励支持投资建设海外生产加工基地。

4.加强中蒙跨境旅游合作。内蒙古应大力支持中蒙双方共同参与打造“万里茶道”、中俄蒙国际旅游节、冰雪节等特色旅游品牌。合作开发一批跨境旅游线路，建设一批中俄蒙跨境旅游合作区，共同打造海拉尔―赤塔―乔巴山“国际旅游金三角”。内蒙古应大力支持三方企业组建跨国旅游集团，实现对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的统筹规划和建设。

5.加强生态环保与减灾救灾合作。内蒙古应大力支持中蒙双方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蒙古国绿色发展政策框架下扩大双边合作。巩固治理荒漠化、水资源利用和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抗击自然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领域合作并建立合作长效机制。

6.全面深化民心相通领域的务实合作。大力深化同蒙古国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旅游、医疗卫生、民间组织等方面的合作，从而不断夯实合作的民意基础，共同打造“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和“和平丝绸之路”。

二、难点与对策

在内蒙古对蒙古国以援助促合作的具体方案和难点及应对措施中，充分阐述要做好L险评估和设计有效预警方案，并警惕和防范美日、美欧等外部反对势力对“一带一路”搅局的影响，但对国内反对集团及流亡国外反对势力独自或联合国外反对势力的破坏影响作用估计不足。如达赖喇嘛应蒙古国佛教中心甘登寺邀请于2016年11月8日抵达乌兰巴托，以宗教活动为幌子开始对蒙古国进行为期5天的串访行程，使中蒙关系受到负面影响，导致原计划召开的中蒙政府间会议和中蒙矿能合作会议被中方无限期推迟。中方取消了中蒙之间的一些讨论贷款和开发项目的会议，一条联通“大型项目”塔班陶勒盖煤矿的铁路项目也受到影响[4]。达赖串访蒙古国对“一带一路”框架下内蒙古与蒙古国之间的合作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在以后研究中应进一步明确我国的立场和核心利益，让中蒙关系的发展遵循起码的底线，以免中蒙关系发生反复，影响中国（内蒙古）与蒙古国的合作进程。

内蒙古应抓住这有利时机，以援助促合作方式扩大与蒙古国的合作。如扩大内蒙古对蒙古国经贸往来的领域，从流通领域扩展至生产领域，借助于互联网和大数据发展和完善电子商务。与蒙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扩大相互直接投资的份额。完善提高口岸城市的基础设施，提高通关效率。进一步突破口岸经济，使更多地区和部门参与对蒙古国的经贸往来。继续发挥政府投资的主导性作用，扩大和吸引民间资本的投资。扩大与蒙古国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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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李纪恒十六字定位内蒙古对外开放新格局， http：//nmgfao.gov.cn/web/news_play.asp？id=1971.

内蒙古开学时间范文第5篇

【关键词】蒙元文化 旅游景观 特色创新 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9(a)-0203-01

1 蒙元文化概述(蒙元文化定义和基本精神)

蒙元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原文化、中外文化交融的产物,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边塞文化的聚集、融合、传承和积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体系。其中,蒙古族帝王文化、宫廷文化、祭祀文化、民俗文化,正是蒙元文化的核心部分。每个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无不积淀着该民族的文化精神。蒙元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英雄精神,乃是由普遍流行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的英雄崇拜上升凝聚而来的。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的保护,这些英雄化的神不仅能从精神上给他们以安慰,同时更能使其从心理上得到激励和鼓舞,让人们在体验着英雄经历的同时,也在努力想要成为英雄那样的人物,受到尊敬和崇拜。

其二,蒙元文化中的自由精神是从其社会、经济、文化内部自发形成的,蒙古人在生存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一个客观的物质基础,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以个人为主体的文化生活又为其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证和精神上的享受。

其二,务实精神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即是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冲击下,面对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的适应自然环境,为自己选择一种最为恰当的生存方式,这体现的是一种务实的生活态度,无论是作为主业的畜牧业,还是作为副业的狩猎业,都是他们基于现实环境需要、及生存需要而做出的最切合实际的选择。

其三,开拓精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性格特征:好奇、冒险、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不断地寻找机会并且创造机会,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拓精神。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从生存的角度来讲,迁徙活动是开拓精神最初的行为基础,为了寻找合适的牧场、水源以及居住地,牧民不断的进行着迁徙,这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开拓行为。另外,从发展的较高层次来讲,这种开拓精神则体现在一系列征服战争中。通过这种战争,他们既获得了广大的生存空间,也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所以,战争行为早期是以经济目的为主,后来才发展至政治、军事等方面。靠着这种精神,蒙古人不仅为自己开拓了生存之路,而且为部落、民族、国家开拓出了发展壮大之路。

2 蒙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历史地位

“蒙元文化”的多元性特征造就了这一地区人民具有宽阔的胸怀、对异文化包容,并主动学习和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元朝统一中国后,中原与边疆地区关系日益紧密,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和谐并存、共同发展,形成了蒙元文化一大特色,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蒙元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它不仅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违"制度,而且蒙元时期的文化禁令相比较于明清两朝,仅是它们的几十分之一。另外,它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自由的朝代,萨满教是匈奴、突厥、蒙古固有的生态宗教,是古代蒙古高原传统思想的基石。在十三世纪蒙古人仍信仰萨满教的同时,接纳了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在蒙古高原形成了具有地区特点、民族特点的综合性宗教体系。

蒙古族善于同兄弟民族相互学习,成吉思汗利用维吾尔人创制了回纥蒙古文字,元世祖忽必烈利用人创制了八思巴蒙古文字,额尔德尼利用回纥蒙古文字创制了满洲文字。蒙古语曾经是世界上第一种国际语,十三世纪用回纥蒙古文撰写的世界名著《蒙元秘史》还保留至今,这是一部研究古代游牧文明的独一无二的珍贵史料。

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元曲(散曲和杂剧)也是在兼容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元曲的诞生与繁荣,主要得益于蒙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元曲包括散曲和戏剧(杂剧、南戏),在元代文学中成就最高,被视为元代文化的精华。自此,后人把元曲、唐诗和宋词并列,视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

在建筑方面,规模宏伟、富丽堂皇的上都城,就是一座具有汉式宫殿楼阁和草原毡帐风格的新兴城市,充分反映了两种建筑文化的特色。蒙古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结构完全吸收了汉族的传统,但在技术、结构、材料以及建筑装饰方面都有了新的创造,普遍运用色彩绚丽的琉璃作为建筑的装饰,宫殿平面一般均采取“工”字形,即在宫殿与宫殿之间用柱廊连接。殿内布置普遍使用壁衣和地毯,凡属木结构的部分都用织造物遮盖起来,具有浓郁的蒙古宫帐的特点。此外,在鄂尔多斯等地方所新建的许多佛寺、庙宇,也都吸收了建筑艺术的精华。将寺庙中的佛像、壁画、唐卡装饰与蒙、汉、藏的雕塑和绘画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

蒙元时期,东亚、中亚、西亚、欧洲的部分地区相继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战争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在客观上也带来了积极影响。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官方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交通驿站,拉近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各地区之间缩短了因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尤其是文化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3 结语

穿过历史的尘湮,审视“蒙元文化”这朵中华民族百花园里的奇葩,会发觉它是如此悠久、绚烂、独具魅力。蒙元文化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历史性的高度,具有了显著的多元性和空前的繁荣。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内涵。作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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