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词两首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俯视型受众 柳永词 传播 审美观念

对柳永词之传播,古人笔记里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其一,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1]其二,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c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2]说明的问题有二:一是柳永词传播的范围很广;二是喜欢柳词的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不仅一般的百姓喜欢,甚至连皇帝也喜欢。宋词的传播是宋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虽然柳永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但他的词作的传播犹具特色。综观有宋一代,没有哪个人的词作像他的词作那样,得到皇帝“歌之再三”的待遇,士大夫们对其词又争议极大,那么,皇帝对柳词的“特殊待遇” 及士大夫们的争议对柳词的传播究竟有何影响?其意义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俯视型受众与“柳永热”

“俯视型受众”是传播学上的概念。邵培仁先生在《传播学》一书里指出,受众就是接受信息的人,它既包括大众传播中的信息接受群体――报刊的读者、广播的听众和电视的观众,又包括小范围信息交流中的个体――参与者和对话人。其中,他提出受众类型划分中的第四种类型是“俯视型受众、仰视型受众与平视型受众”。具体地说,“俯视型受众”就是“在接受信息和对待职业者传播者时,常以居高临下、高人一等的心理和面貌出现”;仰视型受众是“指以一种尊敬、仰慕、狂热、遵从的心态对待传播者及其所传信息的人群”;平视型受众则指“既不把职业传播者看‘低’,也不把他们看‘高’,而是将他们看做与自己平等身份的人”。[3]这些观点虽然是现代传播学的理念,但对于我们研究柳词的传播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柳永在创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传播的中间媒介,即歌者演唱的需要及词作音乐特点,而且要充分考虑受众的需求。据此分析,“平视型受众”与“仰视型受众”主要指都市中一般的市民阶层,包括向柳永“乞词”的歌妓和在瓦肆里听歌的人群,听的主要是柳之妓情词,而关于歌妓与柳词传播之关系,李剑亮先生在《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中已经有很详尽的论述。[4]因此,我们不将这两部分人群作为讨论的对象,而把重点放在“俯视型人群”的讨论上。

“俯视型人群”,在宋代,从理论上说,只要地位与学识等比柳永高的人,都可以归入这个群体,也都有这个资格,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各级官员,甚至包括其他自认为学识比其高的一般文人士大夫。“柳永热”的形成,与这些“俯视型受众”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对柳词的态度影响了柳词的风格及对其词作的评价。

柳永在功名一途上确实是命运多舛,为了博取仕途上的利益,他用他自己最擅长的手段――作词,进献给当时的各级官吏,甚至直接进献给皇帝,希冀以此获得赏识并获得一官半职或加官进爵。

在献给各地方官员的词作中,以《望海潮・东南形胜》最为有名。《词林纪事》云:“钱塘遣(遗)事,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有‘三秋桂子,十里荷香’之句。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起投鞭渡江之志。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予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湖山之清丽,使士大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5]其后还有一段是关于柳永让歌妓楚楚在孙何面前演唱,帮他引荐给孙何。当时的杭州太守是否是孙何,目前学界尚有很大争议,但这首词成为柳永进献给各地官员的代表作,其余进献给各地官员的词作风格基本上与此相似,多先大量描摹当地的风土人情,再以此歌颂所进献的对象,最后祝愿官员能够早日当上朝官。这类词作的创作范式是柳永为了投其所好,对进献对象进行歌功颂德的目的自是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与提携,内容上虽为歌功颂德,但艺术成就比较高,受到很多人的喜欢,金主完颜亮都能闻之,说明柳永的这首词传播范围极其广泛。同时,虽然这类词作对当事的官员态度如何没有很明确的材料记载,但各类笔记所记,基本上以赞扬为主。

献词给当朝统治者,是柳永在汴京时不能免俗的必然。国家升平日久,国力蒸蒸日上,作为一介文人,用他自己最美妙的语言进行歌颂,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柳永献给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词作,考之《乐章集》,至少有八首词是直接进献给皇帝的。另外,《倾杯乐・禁漏花深》亦有可能是进献给皇帝的。而组词五首《巫山一段云》,薛瑞生也认为是写给宋真宗皇帝的。[6]柳永作词年代是真宗与仁宗二朝,那么这两位皇帝对柳永词作的态度如何就成了我们关注的问题。在真宗朝,由于宋真宗佞道,粉饰太平,制造了轰动天下的“天书”事件,柳永与其他文人士子一样作词对当时的“天书”事件进行歌颂,对王朝永世太平进行祈祷,希望能够得到皇帝赏识。可惜,真宗根本就不欣赏他,终真宗朝,柳永也没有获得一官半职。在仁宗朝,柳永进献给皇帝的词作主要是祝寿词,比如他的《送征衣・过韶阳》。宋仁宗对柳永的态度,各类笔记记载比较多。其中,最为典型的有两个典故:其一,关于“奉旨填词”,柳永词名在仁宗朝已盛,自己也因此颇为自负,可他参加科举的结局却一再名落孙山,于是填《鹤冲天・黄金榜上》一词表达无奈与愤激,仁宗就让柳永“且去填词”,[7]这是他及第前的事情;其二,关于他的《醉蓬莱慢》一词,这首词是柳永为庆祝“老人星见”而进献给仁宗皇帝的,可结果因柳永没有摸透仁宗的心思,使得“久困选调”的他“自此不复进用”。[8]这两个典故似乎都说明仁宗不喜欢柳词,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前引陈师道之语已经充分说明,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仁宗“歌之再三”的词作究竟是柳永哪一首词,另外,仁宗在朝堂之上也应该曾经歌咏过柳词,否则,朝廷不会把柳词作为赠品送给外国。据考证,流传到高丽的宋词共有六十多首,其中作者可考的词作有十五首,而柳永一人独占八首。[9]关于皇帝的喜好,柳永在进献之前是必须考虑的。综观柳永进献给皇帝的词作,在内容上都是对上天降瑞、国力强盛的直接歌颂,祝寿词则加上了对皇帝本人的歌颂;在艺术上也写得雍容典雅,并不低俗。

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还有一人的态度很有典型意义,那就是宰相晏殊。《画墁录》所描述的他对晏殊的拜访颇能说明晏殊对柳词的态度:“柳三变既以调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绿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10]晏殊是当时词坛的领袖,所作词以雅著称,故有所引之语。晏殊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最高统治集团对柳词的态度。事实上,柳词并不是只有晏殊所说的“绿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内容,晏殊只是找一个借口,不让柳永升官罢了。实际上这是柳永未能摸透统治者的心思,他们喜欢柳词之调,否则也不可能“歌之再三”了,他们不喜欢的是柳永词的内容,因为他们认为柳永必须写的是“颂太平之歌”, [11]而不是那些所谓的靡靡之音。

其他一般的文人士大夫最早对柳永表达不满的当属苏轼,在“我词与柳词何如”和责备秦观的“公却学柳七作词”的两段对话中,可以明确看出,苏轼对柳词的矛盾态度――既羡慕柳永的词名,又不满柳词的流俗。从各类笔记的记载看,文人士大夫的态度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歌颂柳永的,如黄裳;一是褒贬俱有的,如苏轼、李清照;一是贬柳词为“野狐涎”,如王灼。但这些人物中,谁是“俯视型受众”不好区分。我以为,褒之者多属“仰视型受众”,而只要敢于贬之的,多属我们定义的“俯视型受众”。他们的不同态度与争议,产生了很鲜明的对比,使得柳词的风格与地位千年来也一直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这些文人士大夫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人士,他们对一个问题或现象的态度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越是有争议,争议越热烈,就越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从而使柳词的传唱也更加广泛。

“柳永热”的出现并非偶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是密切相关的。从传播的角度来说,那些仰视型与平视型受众更多的是口耳相传的动态传播方式,对“柳永热”的形成似乎更直接一些,他们喜欢的更多是柳永的歌妓词,内容上是与他们的生活比较相关的俗词。俯视型受众,除了口耳相传的动态传播方式外,还可以是刻本与手抄本的静态传播方式;从词作本身方面看,他们除喜欢柳词新声之调外,在其内容上就可能要求其雅正一些,前引各类人物的态度足以证明。

二、俯视型受众对柳词传播的意义

如前所述,俯视型受众对柳词的不同态度兼之他们内部对柳词的争议,以及他们的身份地位与学识对整个社会的巨大影响,直接对柳词的创作和传播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他们对柳词在传播方面究竟有哪些具体的意义呢?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使热者更热

仰视型与平视型受众对柳词的追捧犹如当今一般的社会大众对明星的追崇,俯视型受众的态度一如当今的官方态度,上下相呼,使得本已在民间流行的柳词,扩大到了宫廷庙宇。柳词的传播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1.广度上――“天下咏之”

柳词在宋家王朝天下的传播自不必言,前述叶梦得之“凡有井水饮处”就是“西夏归朝官云”,传播的境域在西夏;而金主完颜亮欲起“投鞭之志”的典故,说明柳词传播的境域在金国;另外,柳词作为赠品赠送高丽、日本两国,也使得柳词传播到了这两个国家。可见,柳词的传播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宋政权的管辖范围,从广度上说,真正达到了“天下咏之”的程度。

2.深度上――成为统治集团的喜好

广度是从横向上看,而深度是从纵向看。柳词的传播不仅在市井平民中间,而且进入了宫廷庙宇。前引的关于柳词在皇帝和在士大夫们之间传播的典故即说明了这些士大夫与帝王不仅平时听柳词,而且在庙堂之上也歌柳词。柳词已成为统治集团的一种喜好。

3.成为文化象征

柳词深入宫廷庙宇,成为统治集团的一种喜好,使之为统治集团以一种政府行为作为赠品赠送外国使者,这表明柳词已经成为当时王朝文化艺术方面的一个象征。

(二)促进审美观念的转变

1.欣赏柳词成为都市文化娱乐生活的一种时尚

北宋都市的文化娱乐消费异常兴盛,听词是当时都市娱乐文化消费方式之一。柳词在都市里得到了广泛传播,词人名声鹊起,成为当时深受大众喜爱的词人,他的喜好与创作深深影响着大批喜爱词的这一群体,潜移默化地改变了都市市民(包括最高统治集团)的审美趣味,同时引领时代潮流的柳词也成为北宋都市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一种时尚。

2.歌咏太平盛世成为一时风气

国家升平日久,国力蒸蒸日上,作为一介文人,柳永用他自己最美妙的语言对社会的巨变进行了歌颂,柳永大量描写了都市风光及都市风俗的词作并进献给当时的各级官吏,直接进献给皇帝的以“歌功颂德”为目的的词作多为歌咏太平盛世之作。它们引起了文人的广泛兴趣,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俯视型受众。由于俯视型受众对国家变化最为敏感,国家经济基础的逐渐厚实,国家实力的逐渐强盛,牵动着他们的神经,在柳永词作的带动下,他们也积极地投入到此种变化中,用他们手中的笔把这种巨大变化描写出来。宋代的周紫芝在《太仓米集》卷六十七《书陵阳集后》中说:“国家承平日久,朝廷无事,人主以翰墨文字为乐。当时文士,操笔和墨,摹写太平。”[12]这种歌咏太平盛世之风在词作里的表现,并不仅限于北宋最繁荣富庶时期,在南宋时期,也还有很多歌咏太平的词作,即使在北宋灭亡,宋王朝南渡之初,词作亦多摹写汴京之繁华,但多的是追忆,且多了一把伤心的泪水。而歌咏太平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其实皆始于柳永。

3.促进慢词词体的成熟

歌咏太平盛世所用词体,使得原有的小令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要。摹写太平,需要的是一种容量更大,更能全方位描摹国家和时代巨变的词体。柳永顺应这一时代需求,在他的词章中大量运用慢词,遂改变了令词一统天下的格局,慢词逐渐兴盛起来,词体也逐步运用成熟,使柳永本人及其后者喜爱运用,慢词遂行于天下。

4.促进都市文学审美观念的转变

宋代都市审美观念是“以俗为雅”的。从词为“新声”这一维度考察,又能深受都市市民的喜爱,宋词确实是俗的,而“万家竞奏新声”(《木兰花・拆桐花烂漫》),说明都市市民喜爱“新声”的审美观念已然形成,都市以“新声”为尚。都市中的文人同样是喜爱“新声”的,普通市民喜欢柳永的妓情词,而文人则更喜欢柳永那些一抒怀抱与襟怀的词作。柳永的那些深受俯视型受众喜爱的词作,对其后的文人审美观念及其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之“以诗为词”正是继柳永的这类词作而来的,最终使词走上了“诗”的道路。宋词的角色功能亦由此发生变化,使词的功能由原来的佐宾宥欢,逐渐回到了载道工具的性质上。

总之,俯视型受众的喜好,对于柳永词的创作与传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促使柳词不断雅化与诗化,另一方面也使柳词的传播不断深化。

参考文献:

[1]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陈师道,孙克强.后山诗话.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121.

[3]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96-201.

[4]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85-86.

[5]张思岩,张宗.词林纪事.成都古籍书店复印,1982.

[6]薛瑞生.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1994:75-82.

[7]吴曾.能改斋词话.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8]王辟之,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八).中华书局,1981.

[9]杜若鸿.柳永及其词之论衡.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150-151.

[10]张舜民.画墁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柳永词两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柳永；慢词；民间歌曲；文学；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136-01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宋词是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文学体裁；在宋词葳蕤的丛林中，“柳词”无疑是幅员广阔的常青树林。作为文学史上第一位专力作词的词人，柳永在填词方面的贡献不仅在文学方面引领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并推动它走向繁盛，而且大大促进了宋代民间歌曲的发展，为宋代的大众音乐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柳词盛行背景

北宋是我国古代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重要时期。生产发展与城市兴起给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一方面，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支持，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兴起客观上为音乐表演提供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及消费群体，民间歌曲的市场需求增大，市井歌谣广为流传。民间歌曲的繁荣促进了民歌的伴生物“歌词”的日渐繁荣，文人雅士谱曲填词蔚然成风，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词”得以正式登上文学的历史舞台。

在词的发展过程中，柳永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为永，字耆卿，世称白衣卿相，福建崇安人。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景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①

柳永是宋代最为著名的词作家，他的词作在当时流传极为广泛。当时有记载说，在宋代教坊中，乐师们有了一个新的曲谱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柳永去填词。柳永填词填到近乎夸张的程度，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这种说法有两种解释：一是说明柳永词作之多；二是说明柳永的词作深受大众喜爱、广为流行。不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证明了柳词的成功性。在柳永生活的时代中，诗仍然是文人抒感时用的主要文学体裁，“词”地位是不高的，词人这一头衔为传统文人所不齿，然而柳永却不为世俗价值取向所动，尽毕生之力致力填词，这种选择是受到了他特殊的人生经历的影响。

“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秦观的词集名为《淮海居士长短句》……没有一部词集称为《××词》的。”②而柳永的作品集却叫《柳永集》，因其一生命运坎坷、落拓潦倒，在世时未能整理出一本自己命名的词集，我们现在看到的《柳永集》也是由后人整理的。柳永才名远播、放荡不羁，却因才名引罪。在仁宗初年的科举考试中，柳永本已顺利通过笔试，但当皇帝圈点放榜时，想起了柳永的《鹤冲天》，一时怒上心头，说了一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便斥落了柳永。政治上的几度失意使柳永心灰意冷，从此他厌倦官场，终日流连于瓦肆勾栏，在“浅斟低唱”中寻找精神寄托，并自嘲是“奉旨填词”。仕途上的失意造就了独特的词人柳永。柳永“离经叛道”的价值取向另他终身潦倒，但这些遗憾不能动摇柳永在词坛乃至文学史、音乐史中的地位。

二、“柳词”的主要贡献

柳永对于词的贡献，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在柳永以前，词的创作主要是为了配乐演唱，鲜有的抒感的词作也多数是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词境较为局限。柳永正如人们所言，是第一个真正专力填词的词人。他的这种选择对提高词的文学质量和社会地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音乐是词的灵魂，柳永的词语言浅显易懂而意境却极为深远、深受广大市民阶级的欢迎，几乎每一首词作都被被广泛传唱，大大促进了宋代民间歌曲的流行和发展。“柳词”词境的提高又促进了宋代流行歌曲的格调的提升。仅从柳永现存的两百多首词作中，便不难看出柳词对宋代民间歌曲的贡献。

首先，在形式上，“柳词”丰富了词的组织结构。柳永词多数为慢词，把过去的短令发展到百多字的长调，促进了长调慢词的发展。以柳永的名篇《雨霖铃》为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首词构思缜密、铺叙委婉，将叙事、写景、抒情三者巧妙结合在一起，同时层次分明，渐入佳境。柳永善于铺叙，这首情景分合，是其铺叙法之一。“晚唐小令，限于体制，不可能有此层次，唐代民间慢词，不曾有此细致，这是柳永发展词体的一面”③。

其次，柳词的语言通俗流畅、极富音乐性，有助于配乐演唱。仍以《雨霖铃》为例，这首词采用双声叠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以该词开头的的“寒蝉凄切”四字为例，“寒蝉”是叠韵，“凄切”是双声。而“骤雨”、“帐饮”、“泪眼”、“暮霭”、“自古”等都是去上连用④，极具音律感。虽然这首词的曲调早已失传，但从柳词中阴阳交错的声调中可推测，这首歌曲中在当年大概用的是曲式中的模进手法，这大概也是这种技法的最早体现。柳词的语言流畅是柳词发展为宋代流行音乐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从柳词的社会意义上来看，柳词词境的提高促进了宋代民间歌曲格调的提升。柳永的词作突破了前人作词描写风花雪月的局限，“羁旅行役”、都市繁华、山水景物等都是柳永主要描写的内容。如柳永的名篇《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是写杭州和西湖的名篇，该词不仅描写了人文景物的繁华富庶，还描写了自然景物的秀丽，既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又迎合了当时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

最后，柳永作为宋词昌盛的奠基人，他的慢词致力于“变旧声作新声”，对当时的民间歌曲变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词尚未成熟的年代，柳永不畏触犯社会主流衡量文人的道德标准，写了许多经典之作，促进了民歌的发展。柳永的作品在当时收到卫道士的攻击，但那些卫道士的正统作品早已烟消云散，而柳永的作品却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柳词”扩大了词境，丰富了慢词的的组织结构并提高了“词”作为独立文学体裁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由于“词”兼有文学和音乐两方面的作用，“柳词”的繁荣也同时促进了民歌的繁荣。无论在文学史还是音乐史上，“柳词”都将以其独特的魅力和重要的作用闪耀千古。

注释：

①马兴荣，刘乃昌，刘继才主编.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②施蛰存著.词学名词释义.中华书局，2004年1月.

③马兴荣，刘乃昌，刘继才主编.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④唐圭璋.论柳永词.徐州师范院学报，197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胡传志编译.柳永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陈应时，陈聆群著.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3]乐曲史论.夏野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4]马兴荣，刘乃昌，刘继才主编.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柳永词两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柳永；恋情词；羁旅行役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025-01

提起宋词就不得不提到柳永，提到柳永就不得不提及他的恋情词。少年柳永混迹于烟花巷陌中，晚年穷愁潦倒，死时由他的歌妓姐妹们集资营葬。柳永的一生曾有过对官宦生活的不懈追求，短短两年仕途，他的名姓就载入了《海内名宦录》中，足可见其在经纶事物上的天赋。评说柳永，无论是褒是贬，都不得不承认他在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风流才子地位。想起柳永，自然会想到那些流传千古的佳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怎一个多情的才子！怎一个怀才的多情人!

一、数量众多的描写歌妓的恋情词

柳永词中描写歌妓思想生活的词迎合了当时人们的接受心理，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尺度也十分大胆。但如何理解柳永恋情词中抒发的情感,关键还是视词人对歌妓的态度而定。我们看待柳永恋情词中对歌妓的情感态度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首先，柳永词中有大量对歌妓的情感描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从常理去推断其对歌妓的感情，那并非我们常说的单纯的男女情爱。所谓多情即是无情，在柳永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歌伎在妇女阶层中的地位是最卑贱的，男性词人高高在上，丝毫不将对方作为一个人来看待，是十分正常的，也是极其普遍的。柳永大量的词都是以“狭邪”的目光注视着青楼女子，赏玩她们的形貌体态。《合欢带》说：“身材儿最是妖娆，算风措，实难描。一个肌肤浑似玉，更都来、占了千娇。妍歌燕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柳永浪迹江湖，随处留情，视歌妓为消愁解闷的。他向往“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素手”（《笛家弄》）的艳冶生活，期待“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迎新春》）的意外艳遇，总是以江湖浪子“狭邪”的目光盯着众多女性。因此，柳永恋情词所抒发的都是“蝶恋花”式的多情爱恋，见一个爱一个，处处留情，主宰其情感的主要是一种逢场作戏的娱乐之情。同时，柳永一生红颜知己甚多，但他却是以蝶恋花式的多情博爱去面对。

其次，柳永一生追逐功名，却仕途坎坷，于是他将官场的失意转化为对情感的肆意放纵，寄情于歌妓以麻痹自己，从歌妓对自己的钟情或自我欺骗中获得慰藉。官场失意的柳永从未放弃过对功名的追逐，一生仕途坎坷的他在描写情场生活时充满了功名事业与放荡风流的矛盾， 这种矛盾在前后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前期，柳永虽也热衷功名，但更看重风情，当二者发生矛盾时，他一方面对功名难就牢骚满腹，一方面又能以加倍的恣狂作为排遣。柳永连续几次科考都未及第，激愤之下作了一首《鹤冲天》词，抒发他在“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后的牢骚，自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并宣扬要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游戏人生的态度来嘲弄科考，以致下一次科考通过后却在放榜时被仁宗皇帝特意黜落。

二、工于羁旅行役的恋情词

柳永一生或因仕途挫折，或为生计所迫，长年累月奔波于旅途，滞留于他乡。中举前他要为功名生活奔走，中举后他要为官务公事奔忙，羁旅行役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于是，曾经拥有过的相对安定的生活就值得反复回味、留恋，用以反衬眼前的颠沛流离。柳永以文人特有的高傲看待他所遇到的困苦坎坷，他尽可能不直接表明自己的心迹，却又无法摆脱希望得到皇上启用，在功名上有所建树的强烈渴望。柳永的羁旅行役词并非单一的同大多数人一样。一般的词作者抒写羁旅行役的感慨只是在于感伤漂泊的苦痛或希望隐居以逃避现实等词句，而柳永除像一般人写怀才不遇明主外，还多了一层写怀才不遇佳人，在羁旅行役这个大范畴内写对佳人的思念。

柳永词中有很大部分用来描写与歌妓的男欢女爱，其实当我们认真品读这部分作品时，感受到的却是他内心那份真诚，那份渴望得到重用借以发挥自己才能的愿望，以及那份不得志的苦闷。他以文人那种高傲的态度看待自己不幸的仕途之路，将不得志的苦闷转而扭曲的发泄在与伎子的厮混中，从而获取短暂的心灵慰藉。可以说，柳永是不幸的，他的一生仕途坎坷，漂泊而居无定所，因此他的词作背后总有一声难抒的叹息；柳永又是幸运的，他一生敢作敢为，不为世事所束缚，少年时期曾随父一度生活在汴京，过着歌舞寻欢的放荡生活。柳永《戚氏》词回忆说：“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所以他的词中又多了一份难得的洒脱。

参考文献：

柳永词两首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北宋词坛；柳永；柳永热；文化消费

柳永(约987一约1053)，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写词的人。柳永词作自问世以来，即打破隋唐以来词创作萧条沉寂的局面，使得词作从只有王公贵族士大夫欣赏的阳春白雪走向民间，成为当时最受广大底层普通百姓喜闻乐见和欢迎的“流行歌曲”，也因此使得柳永成为北宋时期最受推崇的词坛偶像和最具影响力的词人。我们把北宋词坛这种现象称为“柳永热”现象。笔者不揣鄙陋，拟对“柳永热”现象作分析，并探讨北宋词坛出现“柳永热”的成因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的启迪。

关于“柳永热”现象，在相关典籍中均有记载，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柳词受追捧者众多，层次广泛。追捧柳词的有皇帝、宰相、和尚，那些歌妓和普通老百姓就不用说了。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口口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 “宋哲宗宰相韩维也是“柳永迷”。韩维“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邢州开元寺和尚法明更是超级“柳永迷”。他“每饮至大醉，维唱柳词”，“或有召斋者则不赴；有召饮者欣然从。酒酣乃讴柳词数阙而后已。日以为常，如是者十余年。”临终前，唱完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即“跏趺而逝”。那些妓女对柳词更是喜爱有加，她们为了得到新词，“移宫换羽”，“多以金物资之。”这些“柳永迷”只是文献记载的典型代表，在宋代，像上述超级“粉丝”还有很多很多。

其次，柳词的传播范围很广。柳词在大宋国可谓街知巷闻，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云：“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 (柳词不但在大宋国大江南北广泛传播，而且在西夏、辽、金等地方也非常流行。叶梦得曾说：“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之甚广也。”另据僧人文莹《湘山野录》记载：“吴俗岁祀，里巫祀神，但歌‘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他们所歌的正是柳永《满江红》的词句。可见柳词不但流行歌筵酒肆，勾栏瓦子，同样流行于民间社祀。

第三，柳词屡为文人师法。据蔡绦《西清诗话》载：“仁庙嘉佑中，开赏花钓鱼燕，介甫(王安石)以知制诰预末座，帝出诗以示群臣，次第属和，末至介甫其诗云：‘披香殿上流朱辇，太液池边送玉杯’。翌日，都下盛传‘王舍人窃柳词’。王安石是否有意剽窃，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也在师法柳词。而师法柳词，在宋代不只王安石一人。据王灼《碧鸡漫志》载：“沈公述(唐)、李元景(甲)、孔方平(夷)处度(矩)叔侄、晁次膺(端礼)、万俟雅言(咏)皆有佳旬，就中雅言又绝出。然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病无韵。”苏轼自以为“自是一家”，但我们翻阅苏轼和柳永词集时，令人惊奇的是两家词竟然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词句或意象。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又名《蝶恋花》)“衣带渐宽无别意，新书报我添憔悴”。(苏轼《蝶恋花》)“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柳永《双声子》)“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念奴娇》)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中脱胎出来的。夏敬观先生早已指出：“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士大夫师法柳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柳词的传播，使“柳永热”变得更“热”。

北宋词坛出现“柳永热”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取决于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李清照《词论》有云：“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显而易见，柳词之所以“大得声称于世”，首先取决于“五代干戈”已熄，而“本朝，礼乐文武大备”这样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我国在唐朝初期出现了封建社会最鼎盛的贞观之治，然而到了晚唐，诚如每一个封建王朝更替一样，后唐近百年期间，藩镇、宦官以及朋党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再加上当时水灾、旱灾、饥荒等灾害，百姓朝不保夕；还有，当时外患不断，政治极度黑暗，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严重倒退，以致“国有九破”和“民有八苦”。由是，农民起义也就不可避免。自此时直至以后的百余年间北宋建朝，整个华夏大地始终处于战乱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老百姓连基本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生存都存在问题，哪里会有闲情逸致欣赏歌舞呢?只是到了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促进生产的措施，经过多年整肃，才使得北宋王朝出现后唐以来少有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的大好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安居乐业，自然产生更高的生活追求，而柳永则正逢其时。

词又为曲子词，本为秦楼楚馆宴前的娱宾遣兴之作。北宋时期，汴京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空前的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就非常形象地描写当时的情况：“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此外，宋太祖鼓励大臣优游享乐：“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年。”于是追逐歌舞，浅斟低唱之风迅速弥漫整个社会。这时候，官僚、士大夫们需要歌舞以佐清欢，广大市民的文化娱乐需要也不断扩大。于是出现酒楼食肆醉舞酣歌、秦楼楚馆竞作新声的局面。北宋时期这种玩世享乐之风，便是柳词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柳词正是在歌舞升平的人文环境中孕育滋长出来的，他创制的词多为筵席间合乐应歌之作。

北宋时期，一些士大夫文人对词存有偏见，以词为淫词艳语而加以鄙弃。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词集称作“诗余”、“琴趣”、“长短句”、“乐府”、“渔笛谱”等，如黄庭坚和晁端礼把自己的词集分别称作《山谷琴趣外篇》、《闲斋琴趣》。宋人魏泰记录王安石兄弟的一段对话便反映了宋人这一心态：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日：“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日：“彼亦偶然自喜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日：“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这种心态导致士大夫文人“偶尔作词”或“诗词间作”。而柳永坚持自己的文艺创作道路，成为当时唯一的专业填词人。这些士大夫文人绝大多数是贵族词人，他们是贵族文化的代表。只有柳永独树一帜，高举庶族文化的旗帜，成为庶族文化的领军人物。

慢词是当时最流行的歌词，也是当时的市井新声。作慢词数量的多少，就决定了词人在流行音乐市场的地位。柳永是北宋时期慢词数量最多的作家。我们不妨把与柳永(987—1053)同时代词人的词作作比较：张先(990—1078)有词164首，其中慢词17首，晏殊(991—1055)有词137首，其中慢词3首，欧阳修(1007—1072)有词241首，其中慢词13首，而柳永有词213首，其中慢词125首。口永慢词的广泛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词论家吴世昌曾这样评价柳永：“敦煌词和《尊前集》中，已间有慢词。《尊前集》有晚唐钟辐的《卜算子慢》，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表明‘慢’的调名。至柳永《乐章集》，其新腔则大都是慢词，这种进展自然反映了乐曲创作的重点的转移。”柳词之所以深受市民喜爱，其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慢词的“新”。

其次是取决于柳永天资经历及其创作风格。柳永少时聪颖，谙识音律，擅为歌词。杨口《古今词话》有证：当时有无名氏《眉峰碧》词，柳永少读书时，遂以此词题壁，后误作词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日：“某于此亦颇变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径”。

此外，柳永一生不得志。柳永弱冠之年上京赴考，初试落第，后屡试屡败，落拓京师，及遍游汴京、临安、苏州等繁华都市，期间，柳永的家人因柳永的坏名声而中断柳永的经济供给。柳永为了生计和仕途，与妓女、乐工为友，为他们撰写歌词，赚点润笔费。直至中年更名柳永，方中进士。柳永曾经做过县令、屯田员外郎等小官，但因政绩一般，一直不得升迁。还有，柳词通俗易唱，符合市民的文化消费口味。由于柳永长时间生活在市井中，即使为官后，也体察民情，为民请命。所以，老百姓的生活他最熟识，老百姓的情感他最了解，老百姓的精神追求他最清楚。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在传统的文学范畴内没有一席之地，他们强烈要求有一种通俗的市民文学能适应他们的文化水平需要，反映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愿望，迎合他们的世俗情味的审美理想。

他书写的是市民的生活，演唱的是市民的心声。柳词的视野范围铺及社会各个层面，并运用生活化、通俗化的语言来表达市民关注和喜爱的生活情调，柳词的语言往往是“明白而家常。细密而妥溜”。

这样的词，歌妓喜欢唱，听众也听得明白，自然柳词也流行了。可见，生活迫使它只能生活在社会底层，这也就为他了解普通百姓生活和歌妓的生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因为这样，柳词变得大红大紫也就成为必然!概而言之，时代成就了柳永。柳永又刨造了时代，柳词在传播中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赢得了千千万万的“柳迷”。

“柳永热”现象的出现，体现了新时期通俗文学与传统高雅文学分庭抗礼，标志着词的发展已经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两宋歌坛的文化沙龙上。不少贵族文人想在流行歌坛上争一席之位，亦纷纷开始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将视野投向社会，投向市井生活。北宋时期的苏轼、王安石等文人师承柳永之前已述，南宋的辛弃疾、刘克庄等词人同样深受柳永创作风格的影响，词作表现出关注老百姓的命运，倾听老百姓的心声，反映老百姓的疾苦。如辛弃疾的《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表达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刘克庄《玉楼春》：“男)渴望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体现词人对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的鄙视及强烈的忧国伤时的情感。柳词不但对后世词人产生影响，而且对通俗文学，如诸宫调的产生、剧曲的形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宋真宗时代，杂剧没有唱词，而柳永之后的宋杂剧就有唱词，之后金院本、南戏继承并发扬之，至元杂剧就达到异常成熟的阶段。而明清时代的主流文学戏曲和小说，都是在宋代通俗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而传统的诗歌，尽管当时流派众多，但无法抢占通俗文学的势头，诗歌最终成为点缀那个时代主流文学的绿叶。

综观北宋词坛的现象，在宋庶文化的大气候的影响下，传统的高雅文学逐渐嬗变为通俗文学，崇尚通俗文学成了当时人们文化消费心理，通俗文学成了上至皇帝下至市井百姓的文化生活需求。高雅文学也因此受到冷落。北宋末年的陈师道对此感到无奈：“(余)词自不减秦七、黄九，而乡妓无欲余之词者。”(附雅词如此被冷落，真是可悲啊!宋人为何不喜爱雅词呢?黄升和沈义父对此作出解释。黄升认为：“刘伯宠，武夷之文士，尤工于乐府，而鲜传于世。下字造语，精深华妙，惟识者能知之。”

柳永词两首范文第5篇

关键词：柳永；现实；矛盾；悲剧

词，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隋唐之际新兴的音乐“燕乐”而写下来的歌词，最初称为“曲子词”，别称长短句、曲子。其产生于唐，兴盛于五代，至两宋达到顶峰，上自唐下迄明清千余年间，词家辈出，然在文学史上争论之最大者，毁誉之最大者，当属柳永及其词作。这位在正史中未曾记载的词人，却在文坛上掀起了不小的风波。有推崇备至者称其为北宋正宗，更有甚者将其词作与杜甫诗相提并论；有贬之极者称其为卑俗放荡，之音泛滥导致雅奏断绝。至今对于柳永的生卒年仍未有定论，据唐圭璋先生考证柳永生于太宗雍熙四年（约公元987年）或太宗雍熙二年（约公元985年）福建崇安五夫里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好为艳冶之曲，仁宗临轩放榜，特绌之。后改名为永，字耆卿，于景佑元年（1034年）进士及第，因排行第七，又称之“柳七”。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并以“白衣卿相”自诩，是开北宋词之大家，婉约派代表人物。其一生仕途坎坷，穷困潦倒，出殡时，群妓合金葬柳七，轰动满城，之后每年清明节歌妓相约去祭祀，称之为“吊柳会”或“吊柳七”。柳永为何被世人冠以“风流浪子”其词又被称为“浅近卑俗”？为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一生的悲惨结局？笔者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加以考察分析。社会唯实论的代表人物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具有强制性、客观性和普遍性，大部分人类的意向，不是自己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受外界熏陶、引导下生成的。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其思想是经社会的塑造决定的，并不服从于个体之理性，这确切说明了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对个体发展的深刻影响。

1 柳词文风之继承性

词一直被视为艳科，为“娱宾遣兴”的工具，题材多集中在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等方面，与孔子主张的雅乐背道而驰，被称为之音。自晚唐五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华丽香媚词句，词风脂粉气息浓郁。柳永《乐章集》213首词中关于描写歌妓作品的就有103首之多，其中《菩萨蛮》十四首充分体现了“花间鼻祖”温庭筠声律和谐之特色。尹鹗词云：“其写冶游，写情思，均分明如画，不避详琐，《柳塘》以为开屯田俳调，洵为知言”，由此可知，柳永的《乐章集》对《花间集》的词风题材得到了继承。《云谣集》作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词集，其浅近鄙俚的词体为柳永提供了作词的蓝本，在此基础上柳永凭借超群的音乐天赋与文学才能，对词的声律句式加以革新突破。柳永以宋玉自居，《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从柳永《乐章集》中可以看出其铺叙展衍之功，其风流悲情正是继承了宋玉之风。

2 北宋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北宋之初，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官的兵权，且优待官吏，赐良田钱财，让他们安于享乐，以此消磨锐气。宋太祖曾对当朝大官说：“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以终天年。”①，于是大官们纷纷依旨奉行。处在太平昌盛的北宋时期，举国上下无不笼罩着奢靡、享乐的社会风气。上起朝臣下至百姓，皆热衷于写词唱曲，宴饮游乐，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张先“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靓。靓献诗云：‘天与群芳十样葩，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张子野于是为作词也”。在这种糜烂习气的熏陶下，对于柳永性格以及创作风格的影响可想而知，由此我们更容易的理解他为何毫不掩饰的往返于妓馆的行为。

3 儒家思想的追崇

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便成为了政教经典，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成为儒士追崇的理想人格。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决定了其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必然性，“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柳永恰恰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传统士大夫家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同许多士子一样，以考取功名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根本。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二十岁左右便离开家乡崇安到繁华的汴梁参加应试，然而一切并不尽如意，蹉跎了近三十载。宋仁宗景佑元年特开恩科，柳永借此机会进士及第，时年约五十岁，为官后的柳永，尽忠职守，曾被《大德昌国州图志》列为“名宦”，而被此书记为名宦者寥寥四人，柳永位列其中。足可见柳永在为官期间的政绩被世人称道，并非是一个空腹才情的词人。

4 个人原因

柳永天性浪漫，狂放不羁，出生于传统士族家庭，思想行为受到了儒家“克己复礼”教条的束缚。当他来到汴梁应试，这里繁华的市貌，无不吸引着这位好奇痴狂的少年，他的心如脱缰之马，肆意纵情于歌舞声色中。柳永从小便赋有卓越的才情，宋人杨《古今词话》中所载，有一《眉峰碧》一词，“柳永少读书时，遂以此词题壁，后悟作词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曰：‘某于此亦颇变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径’”，柳永自幼颇爱民间词，这也是其经常出没市井教坊，其词曲通俗的根源所在。当时的北宋笼罩在一片奢靡享乐的生活气息下，大部分文人士大夫阶层也擅于创作艳词媚曲，并且官员府邸有专门跳舞唱曲的官妓，为其宴饮助兴。然在儒家传统观念盛行的北宋，都以儒家“诗教”规范自己，克制自己的思想行为，不敢肆意张扬，偶有越轨，也都遮遮掩掩。对于一个生性狂傲，并且生活在这样一个繁华背景下的柳永，最终导致其被冷落于官场之外。据《柳七》记载吕夷简六十寿辰，派人向柳永讨词，曾作一首《江西月》，当吕夷念到‘纵教疋绡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笑曰：‘当初裴晋公修福光寺，求文于皇甫，每字索绢三匹。此子嫌吾酬仪太薄耳。’当念到‘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便怒斥曰：‘小子轻薄，我何求汝耶？’从此衔恨在心。然仁宗见之，亲笔批道：“柳永不求富贵，谁将富贵求之？任他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柳永因其恃才高傲的性格，断送了自己的仕途。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在多种需要未能满足之前，首先满足的是迫切需要，只有在该需要满足之后，后面的需要才能起到激励作用。柳永一生漂泊不定，在其失意、煎熬的之时迫切需要栖息之地，以及被人欣赏理解的渴求。在北宋吟词唱曲的市井小巷，柳永只能寄情于秦楼楚馆，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寻得自身存在的价值，柳永在自觉不自觉的意识中，被推向了风口浪尖，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色彩。

注释：①《宋史》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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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圭璋，潘君昭.论柳永词[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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