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同志范文第1篇

为了更好地协调、统一指挥中朝军队作战,有效地打击敌人,1950年12月,经中朝两国政府领导人会商,组成了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中朝联合司令部作为中朝军队的统帅部,指挥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同“联合国军”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战争,最终迫使“联合国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为夺取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朝两军统一指挥问题的提出和商谈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和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面临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协同、统一指挥的问题。1950年10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前,代表中共中央赴苏联,就抗美援朝有关问题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在此期间,收到了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电报。根据电报内容,他向斯大林提出了8个请求答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斯大林当时没有答复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后,于10月21日和朝鲜首相金日成在平安北道的大榆洞会谈时提出,为协调中朝两军作战,希望金日成首相率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起,以便随时协商处置重大问题。金日成表示还有许多问题亟待他去解决,决定派内务相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驻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通过朴一禹协商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后的作战行动,则请指挥处置。

为了便于中朝两军的协调作战,10月24日,致电指出:志愿军司令部除中国同志外,请与金日成同志商量,以一个朝鲜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或者以一人为副司令,一人为副政委。根据金日成关于派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驻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以通过朴协商解决的意见,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问题的电报中,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为志愿军党委副书记。

在第二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驱逐至“三八线”以南,迫敌转入防御,基本扭转了朝鲜的战局。此时,被隔断在敌后的人民军2个军团与志愿军会师,加上人民军在北方的部队,能参加一线作战的人民军已有3个军团共14个师7,5万人。中朝两军如何协同作战的问题日益突出。再加上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的加入。更有必要解决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

为使中朝军队能够协调一致,有效地配合作战,向和金日成提出,中朝军队应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提议,希望金日成首相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斯蒂科夫和组成党的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和与作战有关的现行政策,求得彼此一致意见,以利战争进行。

11月13日,致电斯大林,征求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电报转述了关于朝鲜战况和中朝两军实行统一指挥的建议。电报强调,中朝两军现在迫切需要联合指挥,如果朝中苏三国在朝鲜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并依照斯大林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胜利是有把握的。

由于朝方和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瓦西列夫主张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不同意后撤几十公里,在与朝方、苏方讨论后,即致电,如实反映情况。11月14日,中共中央特派高岗(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到志愿军司令部,准备与朝、苏方面讨论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和有关中朝两军联合作战问题。11月15日,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与、高岗商谈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问题,斯蒂科夫在会上主张中、朝两军应统一指挥,但在会谈中就金日成、斯蒂科夫、组成三人小组和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等问题未达成协议。11月16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并将同一电报发给金日成和斯蒂科夫,次日,将致斯大林的电报和斯大林的复电转发给和高岗。

12月初,金日成应邀赴北京。3日,与、就战争问题、政策问题、领导问题、统一指挥问题、军队问题、两党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关于统一指挥问题,金日成说,斯大林有电报表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关于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领导人,告诉金日成,为中国方面推出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日成则表示朝方推金雄(时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官)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会议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3人署名,对志愿军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

会谈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告和高岗:“现金已回,请彭考虑在目前可否再约金及高至前方开会,并成立联合司令部,望告。”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正式组成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约请金日成到志愿军司令部会商中朝联合司令部组成问题。12月6日,金日成电话通知,当晚启程,7日拂晓前到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当日11时,将此情况电告了,并说:为便于今后指挥,志愿军司令部须南移至价川或德川以南。待东线战役结束后,请高岗再来前方一次,商谈联合司令部之组成及粮弹等问题,

12月6日22时,致电并转金日成,建议金日成和联合司令部及志愿军司令部移至德川以南适当地点为宜,但必须注意隐蔽防空的条件,不可大意,在江界和定州地区的人民军2个军团,请金日成同志速令其接受、金雄、朴一禹3同志的指挥,并随志愿军一起向平壤以南出动,配合志愿军作战,

12月7日,同金日成在大榆洞就中朝两军组成联合司令部具体问题进行了会谈。根据、金日成在北京会谈达成的原则,双方商定: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下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及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但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不对外公布。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联合行动,均以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之,并决定在数日内组成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会谈后,立即电告:本日与金日成会谈甚洽,

金日成同意组成联合司令部。已商定人民军第三军团配合志愿军第九兵团作战,由宋时轮指挥。

12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或联司,亦称中朝联合指挥部)正式组成,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1953年2月,朝鲜政府又任命崔庸健为副司令员。金雄作为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在前线指挥作战,朴一禹驻中朝联合司令部,协调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作战。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即派来了一个军事联络组,负责联络、协调人民军和志愿军协同作战有关问题,该联络组直接归朴一禹领导。

关于中朝两军联合指挥部的权力和职责,1950年12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明确指出:“为更有效地打击共同敌人,中朝两方同意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朝鲜境内一切作战及其有关事宜。”“朝鲜人民军及一切游击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受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联合指挥部有权指挥一切与作战有关之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和无线的电话和电报等)、粮秣筹措、人力物力动员等事宜。”“凡属朝鲜后方的动员支前、补充训练及地方行政的恢复等工作,联合指挥部得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向朝鲜政府提出报告和建议。”“凡有关作战的新闻报道,统一由联合指挥部指定机关负责编审,然后交朝鲜新闻机关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名义统一之。”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的一切命令,分别经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12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指出:联合司令部只能在实际上组织起来。它对外既不公开,对内下达亦只限于军部及独立师师部,但有关作战各事须统一指挥。《中朝双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进一步明确:“为保持机密起见。、金雄、朴一禹3人署名的命令只限于发给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则只转述联合指挥部命令而不提及3人姓名。”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下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成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二军、第五十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兵团的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共9个军,以及志愿军炮兵司令部所属的3个炮兵师、工程兵指挥所所属的4个工程兵团,还有1个铁道兵师和4个后勤分部,共30余万人。志愿军入朝参战兵力最多的时候为19个军,连同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共135万人。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下辖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三军团、第五军团等4个军团f每个军团相当于一个军),有3个军团参加第一线作战,1个军团担任平壤防卫任务,此外还有游击部队。

为了更好地指挥中朝空军部队协同作战,1951年3月,经中朝双方协商,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该司令部隶属于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归联司领导”。,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周赤萍(兼),朝鲜航空局局长王琏、中国人民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任副司令员,沈启贤任参谋长,李世安任政治部副主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下设作战、侦察、通信、机要、管理5个处和军务、航行、领航、气象4个科。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统一指挥中、朝空军与“联合国军”空军作战。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中朝双方共同认为朝鲜铁路必须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经过协商,决定在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领导之下,于沈阳设立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运输、修复与保护等事宜”。“在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领导下,于朝鲜境内设立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统一负责执行朝鲜铁道军事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等事宜”,联合铁路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由中国同志担任,朝中各派1人至3人任副司令员及副政治委员。军事管理总局局长由中国同志担任。朝中各派一人任副总局长。中国铁道兵团及朝鲜铁道修复指挥机构所属部队统一归军事铁道运输司令部和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管辖。1951年5月,中朝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8月,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正式成立。12月,在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之下又成立了前方运输司令部。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下辖铁路抢修部队有志愿军铁道兵团4个师和1个团,朝鲜1个铁道工程旅,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的成立,从根本上保障了中朝联合司令部对交通运输的统一指挥,扭转了战争初期运输被动的局面,

为了加强朝鲜东、西海岸的防御,防止美军从侧后登陆,加强东、西海岸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1951年9月,中朝两军联合指挥部分别在东、西海岸成立了东海岸联合指挥所和西海岸联合指挥所。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所的成立,加强了反登陆的防御力量,粉碎了美军从侧后登陆的企图,使中朝军队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中朝军队作战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开始在其统一指挥下,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作战。

1950年12月31日,中朝联合司令部指挥志愿军和人民军共30多万人分左、右两个纵队,向西起临津江,沿汉滩川及“三八线”一带的“联合国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即第三次战役)。经过七昼夜的连续追击,突破了敌人在“三八线”的防御,歼敌1.9万余人,将敌驱逐至“三七线”南北地区。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中朝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转入休整。为了统一思想,总结经验,在春季攻势作战中夺取更大的胜利,联合司令部在成川郡君子里召开了中朝军队高级干部会议。金日成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作了报告。中朝两军部分高级将领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总结了前三次战役的经验,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下一步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会议还在进行中,“联合国军”于1951年1月25日在大量空军的支援下,以步兵、坦克组成的多路纵队,对中朝军队阵地进行了大规模反攻。1月27日,中朝军队停止休整,立即转入防御作战。面对敌人的反攻,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将中朝军队组成东、西、中3个作战集团,与“联合国军”进行第四次战役。在西线,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第三十八、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简称“韩集团”)抗击“联合国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在东线,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指挥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六十六军(简称“邓集团”),向原州、横城方向实施反击;由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人民军前线指挥官金雄指挥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掩护“邓集团”集结,并以第三、第五军团在“邓集团”左翼,向横城东南方向反击。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领导中朝军队在第四次战役中,歼敌7.8万人,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赢得了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人同志范文第2篇

战俘们带来的故事

由于受美国军方的欺骗宣传,“联合国军”特别是美军官兵不了解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每当战斗失败,来不及逃跑的美军官兵总是东躲,生怕被志愿军俘获。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中的三所里战斗结束后,志愿军部队从深山和草丛中俘获了很多美军官兵。他们丢盔弃甲,几天没有吃喝,形容憔悴,狼狈不堪。由于翻译力量不足,志愿军战士只能用手势比划着说明志愿军不杀俘虏,并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吃;对受伤的俘虏,则给他们进行包扎。志愿军官兵的实际行动,逐渐消除了俘虏们的恐惧心理。但是,还是有个别美军士兵躲藏在山岩缝隙中,不敢出来。有一个美军伤兵,每天在山上趴着向下窥探,想看看志愿军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发现志愿军扫地打水,什么活都干;吃饭穿衣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想下山向志愿军要点吃的,但这时已经力不从心,爬不动了。在其奄奄一息的时候,被志愿军战士发现,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下山,给他喂水喂食疗伤。他苏醒过来后,百感交集,伸出四个指头指指肚子,意思都四天没有吃饭了,并且对志愿军战士救了他的命连连表示感谢。后来,通过一些被释放的俘虏传递,越来越多的美军官兵知道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很少有人害怕被俘了。

1951年1月间,美军连吃败仗,丢下许多伤员、尸体和军用物资,向朝鲜南部逃去。志愿军俘获的美军官兵越来越多,前线临时战俘收容所人满为患,一时间副食供应非常紧张,香烟更是极为紧缺。一个被俘的美军军官忍不住烟瘾,就鼓起勇气问一位志愿军青年干部:“您会说英语吗?”恰巧这个青年干部是翻译,就回答说:“你有什么事情,说吧!”那个美军战俘立即将手腕上所带的金表取下,要求换几支香烟抽。这位志愿军翻译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刚放下武器,对我们志愿军的政策不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志愿军宽待俘虏,不会要你们的私人财物。你把表收起来吧,香烟我可以给你一些。”美军军官听了先是非常惊讶,然后特别激动,连连称谢。这件事很快在战俘中传开了,战俘们认识到:志愿军官兵廉洁、公正,严格执行政策。

由于大部分美军战俘亲身体验到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深为这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所感动,也都愿意主动配合战俘管理所的工作。美军“王牌部队”海军陆战第一师美联社随军记者弗兰克•诺尔,在第二次战役中于长津湖地区被志愿军俘虏。1951年圣诞节即将来临时,美联社亚洲总分社在板门店的几个编辑记者得知诺尔还活着,而且在战俘营过得不错,便想通过活跃在板门店、同我方有联系的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和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迪,给诺尔送去一架照相机作为圣诞礼物,并让他拍一些志愿军战俘营的新闻照片。魏宁顿和贝却迪认为,如果诺尔拍些新闻照片在西方发表,将是对美方污蔑志愿军“虐杀战俘”的有力揭露和驳斥。他们的想法得到了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赞同和帮助。此事很快被上报并得到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领导李克农、乔冠华的批准。不久,一批由诺尔拍摄的志愿军战俘营中战俘生活活动的照片被转到美联社亚洲总分社,该社挑选出7张战俘们在战俘营欢度圣诞节的照片发往美国,美国各大报刊竞相在显著位置刊登,立即在全美引起极大的轰动。后来,诺尔随着志愿军战俘管理处新闻科的报道组,拍摄了大量关于战俘生活的照片。这些照片在西方报刊上刊出后,看到自己家人的战俘亲属的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战俘们的亲属对诺尔大加赞赏,对志愿军的宽待政策无限感激。诺尔也因此声名大噪,在美国简直成了传奇人物。有的战俘同伴提醒诺尔:“你拍那么多照片登在报纸上,就不怕回去后联邦调查局找你麻烦,说你替共产党搞宣传?”诺尔理直气壮地说:“我拍摄的都是真的!为了真理与和平,我怕什么?”

战俘们的自述

“联合国军”战俘在被俘后,特别关心自己的生命能否有保障,伤员如何处理,何时能回国,能否与家人通信等等。由于志愿军切实实行了正确的俘虏政策,对战俘们的心理影响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战俘都写出了他们被俘和在战俘营的感受。

美军士兵柯尔勒于1951年被志愿军俘虏,他记述了被俘的经过和受到志愿军宽大对待的感想:“我小心翼翼地爬着,右腿阵阵剧痛,我受伤了。我停下靠在一个受伤的同伴身旁。一位志愿军走过来,取走了我的枪。我又冷又怕,不停地发抖。我和另一个伤兵战俘被送上山顶,一位志愿军战士过来和我们握手,并给我们看一本英文小册子,上面说宽待俘虏,并保障战俘的私人财物。志愿军又俘获了更多的美军战俘,多得令我吃惊。我们7个受伤的战俘同其他人分开,我们和志愿军伤员一起乘汽车到了一个村庄的临时医院。很快,医生、护士就来给我们包扎伤口。我们享用了热气腾腾的早饭――米饭、猪肉、蔬菜。这时我一点也不害怕了。特别令我吃惊的是,志愿军并不把我们当敌人看待。这些中国人都非常温和。我打算多弄明白一些关于新中国的事。”

“临时医院给我发了一身中国式的冬衣,因为我们自己的衣服抵御不了朝鲜的寒冬。医院院长每天都来看我们。他常给我们带来烟草,有时还带来点心。我们非常喜欢他。临时医院的伙食很好。我们吃大米饭,有时有面包。我们还吃了鸡肉和油饼。在离前线并不太远的地方,这是多么好的食物啊!”

“当我离开医院时,我很难过。我舍不得那些真切照顾过我的人们。但是至少我已经明白了一件事:中国人民终归不是我的敌人。中国人民从未计划过侵略,也从未希望过战争,只是需要建设美好的国家,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我抱有一个希望,我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了解他们政府新的工作方法,新的生活方式。”

在战俘中,有的美军、英军官兵参加过二战,当过日本或纳粹德国的俘虏。在被志愿军俘虏后,他们亲身体验了两种战俘经历的不同之处,感受极为深刻。美军战俘狄克森自述道:

“在二次大战中,我们部队被派到菲律宾的巴丹岛。日本军队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放下武器投降。日本人把我们押送到奥丹奈尔营,开始了‘巴丹死亡行军’。许多人患痢疾、疟疾,没有吃喝,倒在地上,日本兵就用脚踢,有的人被开枪打死,有的被刺刀刺死。我后面有个上校,走不动了,躺在路边,我亲眼目睹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把上校刺死的惨景。我们走了6天后,被关进监狱,每10人一组。日本人说:如果有1人逃走,另9人就要被枪毙或砍头。后来的确有人逃跑,小组的人都被处决了。在监狱里,我们每天吃两顿稀粥,加一点盐,得不到任何医疗。每天有50到100人因生活条件恶劣而丧命。两年以后,日本人将我们约2000名俘虏送到日本新一个煤厂做苦工。有些人累倒了,日本兵抓着就打。我们晚上就挤在仓库的稻草上,相互靠体温取暖。一次,一个日本军官训话说我们是行尸走肉,我前面有个俘虏动了一下,这个日本军官就将他踢倒在地,拿出军刀将他活活砍死。我在日本人手里过了3年半的地狱生活,直到1945年秋天,我才得到解放,回到美国的家中。”

“我是1951年1月1日被志愿军俘虏的。志愿军作战英勇,我们的部队被包围了,唯一的道路就是投降。志愿军和蔼地用英语对我们说:‘不要害怕,志愿军宽待俘虏。’志愿军战士把我们带到温暖的屋子里休息,给我们热的食品。我们到达后方俘虏营时,领到了新的棉大衣和毯子。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这个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偏僻山村,也遭到了美国飞机的轰炸。在我们自己的飞机炸成的废墟上,志愿军建起了新房子给我们住。我们的环境不断改善,吃的东西越来越好。有猪肉、牛肉、鸡蛋、蔬菜、面包、水果。冬天屋子里都生了火,热烘烘的。我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图书馆。医疗条件也很好,有一所医院,病号需要时可以住院治疗。管理俘虏营的人员都非常和蔼,工作很辛苦。”

“我在两次被俘中,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一种是残暴、侮辱和虐待战俘,二战中日本人就是这样;另一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宽待,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待我们被俘人员所做的。”

在停战协定签订后,战俘们即将被遣返。英军战俘亚当这样写道:“我就要和你们告别了,因此我留下这些话。我,亚当,军号5501200,已经当了2年零3个月的俘虏。这些日子虽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却过得很快乐。这里的生活就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的生活,任何巨大的困难都通过我们与志愿军的协商而获得解决。他们从未违背自己的诺言。我在3年前离开了家人到距祖国海岸16000哩远的地方参加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我将要尽一切办法制止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儿子身上发生。我将要离开志愿军和第一战俘营的工作人员,我将要离开许多可能永远再难见到的朋友,但是我带回家的就是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就是中国人民与英国俘虏间的亲密的友谊的记忆。你们给我们的宽待将永远地为我们所记忆着,并且将永远存在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心里。”

特殊的“国际学校”

志愿军的战俘营,全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设在朝鲜北部的碧潼。俘管处共收管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俘虏5000多人,主要是美国俘虏,有3000多人;次之为英国俘虏,将近1000人;另外还有土耳其、菲律宾、法国、哥伦比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俘虏。

俘管处是1951年4月24日正式成立的,由东北荣军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央公任主任。王央公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1938年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在部队长期从事敌军工作,曾任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有丰富的敌军工作经验。他熟谙英语,但平时并不用英语同俘虏谈话。一次,王央公在战俘大会上破例地直接用英语发表讲话,他说:“同学们!请原谅,我不明白到底是上帝还是魔鬼促使你们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听着王央公的发言,战俘们极为惊讶,他们不仅对这位战俘营的最高领导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十分惊讶,而且对他幽默的语言,特别是对他称战俘为“同学”而感到新奇。王央公进一步说:“我之所以称呼你们为同学,是因为这里不是监狱,不是集中营,不是流放地,这里是学校。在这所特别的学校里,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来追求真理……”接着,王央公从鸦片战争讲到八国联军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从志愿军抗美援朝说到宽待俘虏的政策,阐述了中、朝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和必胜的道理,战俘们听后不断鼓掌,频频点头。从此,战俘们为了表示对这位战俘营“最高行政长官”的尊重和敬佩之意,都称呼他为“王将军”。

随着俘管机构的逐步完善,一些规章制度也陆续建立了起来。每个俘管中队为一个伙食单位,由中队俘虏自办食堂。俘虏自己选举产生了“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选出炊事员,自己管理伙食。为了照顾俘虏们的生活习惯,还特地从国内运来了面包烤箱;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俘虏,则从国内运来了活牛羊。俘虏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粮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费1545元(人民币旧币,下同)、轻病号灶2313元、重病号灶3634元。俘虏的伙食一般相当于我志愿军团职以上干部的中、小灶伙食标准,比志愿军一般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高出很多。被服标准是:冬春季每人1套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棉帽、胶底大棉鞋、手套,1件灰色的棉大衣;每人1条棉被、1条毛毯。夏秋季每人2套单衣、2件衬衣,还有毛巾、牙刷、牙膏、肥皂、鞋袜等日常生活用品。

与此同时,俘管处大力加强医药卫生机构,增加医护人员,从而挽救了不少重伤重病俘虏的生命,一些轻伤病战俘也得到了及时治疗。各俘管团、队均竭力创造条件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让战俘们活跃生活,锻炼身体。除了俘管团的文艺工作队经常演出之外,俘虏们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各俘管团、大队、中队都建有俱乐部、电影院、图书阅览室,经常举办各种项目的体育比赛。战俘中有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也有信奉伊斯兰教、佛教的,他们可以自由地学习圣经、做祷告、礼拜等宗教活动。每逢圣诞节、开斋节等重大的宗教节日时,俘管团、队都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物资供应和便利条件。对此,战俘们极为感动。特别是志愿军俘管领导还千方百计地疏通渠道,让战俘们同其亲属通信联系,令战俘们倍感亲切,终生难忘。

在战俘营,没有铁丝网,没有狼犬,没有碉堡,除了战俘营大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值勤之外,没有荷枪实弹的大批军警到处巡查监视。这里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均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一名黑人俘虏感慨地说:“我有生以来,只有在志愿军战俘营里,才真正享受到平等。”美国俘虏弗兰特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称为“世界第一等战俘营”。

军人同志范文第3篇

志愿军烈士知多少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的“抗美援朝战争馆”，是展示志愿军烈士功绩的地方。笔者独自站立在“志愿军烈士墙”前，怀着崇敬的心情，凝视着墙上的数字。

“志愿军烈士墙”的上方镶嵌着29个金光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英名和光辉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中标明了志愿军烈士人数：183108人。

“志愿军烈士墙”的两旁分别标注了30个省、市、自治区牺牲的志愿军人数：福建1173人；甘肃1259人；云南1604人；江西3258人；辽宁13,374人；山东19,766人；吉林18,499人；四川21,051人；湖南11,541人；河北11,853人；河南11,048人；江苏8444人；青海56人；重庆9468人；安徽6375人；北京1551人；湖北7183人；广西3418人；黑龙江8683人；山西5488人；内蒙古1995人；陕西3387人；广东3307人；海南91人；宁夏441人；贵州2957人；浙江3361人；上海1576人；天津808人；新疆93人。

这是目前最新公布的志愿军烈士人数。在此之前，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人数有过多种说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当代中国一抗美援朝战争》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和负伤36万余人，也没有单独说明牺牲的志愿军人数。

笔者还从有关资料中查到了这样一组数字，根据卫生勤务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损失情况是：战斗和事故死亡11.8万人，负伤38.3万人，患病后送医45.5万人；失踪2.56万人。另据后方医院统计，伤员有2.16万人不治身亡，还有部分患病者病死。战后统计志愿军总计有14.8万人牺牲。

2000年10月16日，据《报》所提供的数据，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阵亡171,687人。

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曾组织工作人员多方搜集资料，最初统计的烈士人数是171,669人。这些都是能查到姓名的志愿军烈士。

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员张中勇指出，从20世纪末开始，抗美援朝纪念馆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到除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的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于2006年公布了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的人数为183,108人。

这一数字与军事博物馆公布的志愿军烈士数字相吻合，也是截至目前最权威的数字。

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灭敌军109万余人(朝鲜人民军歼敌13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

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报道的17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损失数字为1,474,269人。

1976年，韩国国防部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中披露的伤亡数字是1,168,160人。

1995年7月，美国官方在华盛顿博物馆里的朝鲜战争纪念馆旁，修建了朝鲜战争美国士兵群雕和死亡者纪念墙，将每个死者的姓名都刻到墙上，共计54,246人；失踪者8177人；受伤者103,284人，合计165,707人。

关于志愿军与美军伤亡对比情况，笔者曾采访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云山战斗中重创美军“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的主攻师师长、原副司令员。这位当年的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师长对笔者说：“抗美援朝战争，美军伤的多，死的少；我军牺牲的多，受伤的少。原因是美军重武器多，命中后，很少受伤，大都致命，因此我军死亡率高。我军使用的轻武器多，命中后，一般受伤率高，死亡率低。”

183,108名志愿军烈士，祖国人民想念你们，如今你们都在哪里?

约18万志愿军烈士长眠在朝鲜

笔者曾采访过志愿军老兵曹家麟。曹家麟，1950年10月入伍，原志愿军第六十七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退休前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培训交流部主任。他业余从事志愿军烈士考察已经10年，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情况了如指掌。

2000年、2004年、2009年曹家麟先后三次以志愿军老战士的名义到朝鲜访问，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墓进行了考察。

曹家麟介绍，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共牺牲183,000多人，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地烈士陵园外，大约有18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

军人同志范文第4篇

加强领导 保障到位

军事志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具有基础性、连续性的军事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加强组织领导和科学指导，才能为完成编纂任务提供有力的保证。

一是摆上重要位置。党委把修志摆上位，工作才能落实到位。按照上级要求，成立了军事志领导小组和协调各驻军单位领导参加的军事志编纂委员会。多年来，军分区历届班子和领导对军事志工作都十分重视，坚持做到党委工作报告提到，年初工作要点讲到，调查研究问到，检查验收考到。确定“党委议志、领导抓志、合力修志、部队用志”的工作思路，统筹规划，具体指导，制定一系列措施和办法，保证了军事志工作有序开展。2006年9月，原司令员刘永刚、副司令员皮皓洋带领军志办人员赴西安向王玉杰老专家拜师求学。现任参谋长、军事志领导小组组长崔治岩亲自协调市财政部门出资印刷出版经费35.6万元，亲自打电话向老首长求证资料，还亲自协调市档案局为军志办查阅资料提供方便，并在校审工作会议上亲自作动员，有效推进了修志工作的落实。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修志工作人才是关键。他们把目标定在军分区有1至2名修志专家，团级单位至少有1名小行家。党委始终把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军分区抽调2名现役干部、1名职工，回聘1名退休干部组成军事志办公室；各武装部指定1名现役干部、1名职工负责修志工作。多年来，几经人员调整，队伍始终保持人员不减、人才不缺。2003年至2005年，他们集中16个县（市、区）32名人员连续两年边培训边修志，采取学习理论、讲解辅导、示范引路、范文讲评等方法，使大家的理论水平和修志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军事志主编张颖撰写的《关于“条目式”志书篇目中如何确立条目的问题》一文，在《中国军事志》上发表。

三是营造良好环境。修志工作存在着“两难两苦”，即人员抽调难、经费筹集难，工作辛苦、生活清苦。他们坚持以人为本，用事业拴心，用感情留人，为修志工作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经费保障上，每年都纳入本单位年度预算，保障正常业务所需。同时，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先后购置了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数码照像机、摄像机等现代办公设备，解决了办公室和资料库。在政治上关心现役修志人员的成长进步，在晋职晋衔、评功评奖、提拔使用等方面和机关其他干部同等对待。现役修志干部百分之百得到提拔使用。其中，有5人被提为正团职，4人被提为副团职，还有3人提前晋职。在生活上帮助修志人员解决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住房等实际困难，充分调动了修志人员爱志、学志、钻志的积极性。

坚持标准 编纂到位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是志书的价值所在，是衡量军事志工作的根本标准。他们始终把质量标准贯穿修志的全过程，做到史实准确、资料翔实、体例规范，努力出精品，创佳志。

一是抓资料收集。修志工作最大的难题就是资料收集十分困难。修志人员首先从挖掘档案资料入手，对军分区内部文件进行清理。2000年4月，某预备役师撤编有近5吨旧文件准备送造纸厂销毁，军志办经请示领导同意后，用了近2个月时间，逐件筛选，将凡有史料价值的资料按年代分类留存下来；在征得市档案局同意后，查阅、复印了建国以来与军事工作有关的全部文件和报刊；又到省军区保密室查阅、复印了1945年至2000年期间存档的与编纂本级军事志有关的历史文件。还组织人员多次到市志办、市政协资料室、市图书馆、齐齐哈尔大学图书馆，复印了大量史料；为了协调56个驻军单位资料收集工作，他们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坚持每半年召开一次联络员会议，通报讲评资料收集情况。另外，还采取走出去实地踏察、寄发函件远程征集、专访知情人重点采访的办法，先后到泰来、龙江、克东、讷河等地收集“塔子城”、“蒲峪路”、“金界壕”、“江桥战役”等相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个人发函200余份，获得近2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和近百幅图片；还先后通过、湖北省军区、江苏省军区等单位和31个干休所，对70多位老首长和遗属进行当面或远程咨询，获取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到2006年底，军分区本级收集整理了4000多万字的历史资料。

二是抓初稿撰写。为了保证志书质量，他们依据全军《军事志编纂细则》，以省军区提供的参考篇目为基础，把县级志书定为10章13个部分，另加概述、大事记、附录，使志书编纂有了比较规范的大纲。为了趟出一条初稿撰写的路子，他们先在龙沙区进行试点，拿出了样板志。尔后，将16个县（市、区）军事志编纂人员全部集中到军分区，边辅导边审改。将志稿按照章、节顺序划分为42个作业单元，逐个单元打“歼灭战”，逐个单位过筛子。为了慎重，每个单元至少要改写5遍以上，个别单位甚至不少于10遍。同时，对已完成单元进行小结讲评，请编纂质量好的单位介绍体会，对质量差的进行剖析，指出症结，让大家共同汲取教训。2005年8月，总结推广了军分区县级军事志初稿撰写的做法和经验。

三是抓志稿评审。2006年1月至2008年底，军分区本级和县级军事志进入评审阶段。专门下发了《关于对县级军事志进行初审和复审的通知》，明确审查项目和评审程序，进行了初审、复审和终审。要求参加审定人员签名后加盖两级审查公章。强调谁审稿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另外，他们对志稿作加密处理后，就志书的体例规范等邀请16个县（市、区）地方志主编分别对各自的军事志进行评审，有的逐章逐页作了批注，有的就有关史实和技术问题写信提出商榷意见。昂昂溪区地志办主任王松图，年近八旬，老人阅卷后，就该区军事志中元代年号记述提出修改意见，经核实确认，采纳了老人的意见，确保了评审质量。

拓展成果 用志到位

修志重在用志。只有用于指导工作实践，才能发挥志书的资政、教化功能。军分区历届党委、领导之所以高度重视军事志工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实践中感受到志书在服务部队建设中，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从编纂志书开始，就本着边修志边用志的原则，结合担负的任务，组织党委、机关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开展学史用史活动。

一是用于党委决策。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方能与时俱进。党委把学志用志作为一项任务，纳入学习计划、纳入党课教育、纳入决策依据，并将851套志书下发至县（市、区）人武部，供团级党委成员和党员干部学习参考，为党委决策提供史料支撑。军分区党委在学习志书中记载的“98”特大洪水被围群众束手无策时引起思考，决定组建水上民兵救援分队，每年都坚持演练，提高抢险救援能力。

二是用于战备训练。齐齐哈尔是一个军事要地，历朝历代驻军多、战事多，为部队战备训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军分区历届党委班子在抓战备训练时，形成了一个传统，把志书搬出来，查一查过去各时期在什么背景下，战备训练是怎么抓的，有什么可借鉴的，经常受到重要启示。去年，司令员潘建新学习研究志书后，改变了前两年齐齐哈尔防空只是拉拉警报、搞搞形式的现象，组织指挥防空火器进入阵地、车辆进入预定地域、救护防化人员整装待发，民兵预备役人员真出动、市民真疏散、军地领导进入指挥位置近似实战的防空演练。

军人同志范文第5篇

在我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迎接党的十七大召开的日子里，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隆重纪念粟裕同志诞辰100周年，缅怀他的光辉一生，追忆他对浙江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此，我代表本次纪念活动的两家主办单位――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向粟裕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各位来宾和同志们表示热诚的欢迎。

粟裕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在浙江留下了战斗的足迹。建国后，粟裕同志又多次亲临浙江视察、指导工作，为浙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浙江人民永远爱戴他，怀念他。

粟裕同志第一次挥师入浙是1934年8月。作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参谋长，他率部挺进浙西南和浙西一带活动，使白色恐怖统治下的浙江人民深受鼓舞。1935年2月，中央决定以抗日先遣队的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红军挺进师，由粟裕同志任师长，刘英同志任政委，挺进浙江，开展游击战争。3月23日，红军挺进师在粟裕和刘英同志的率领下，翻越闽浙边界的仙霞岭进入浙江。5月上旬，挺进师进入龙泉、遂昌、松阳三县边界，开辟了纵横百余平方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斗争，引起了当局的极大震惊。从1935年8月起，调集重兵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剿”。粟裕和刘英同志决定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打破的“清剿”。他们率领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入闽浙边境开展游击活动，与闽东特委叶飞同志领导的闽东红军胜利会师。11月7日，在泰顺白柯湾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粟裕同志任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临时省军区司令。闽浙边临时省委建立后，粟裕和刘英同志率挺进师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到1936年底，挺进师游击战争的范围已到闽浙边界、浙江南部、金衢盆地以及台州部分地区，共计30多个县。粟裕同志在领导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一个优秀军事指挥员的杰出才能，这一时期是他军事思想发展和成熟的重要阶段，为以后成为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37年9月，正在遂昌一带活动的粟裕得知国共两党和谈的消息后，立即给遂昌县党部、县政府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9月19日，粟裕同志派代表与遂昌县政府的代表和平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从而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随后，粟裕同志率部前往浙南平阳，与刘英等同志会合，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同志任总队长。1938年3月18日，粟裕同志率部队从平阳山门出发，前往皖南集中。到达皖南后，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同志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一师师长，投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

1944年秋，中共中央作出了发展东南的重大战略决策，赋予新四军发展苏浙皖地区与闽浙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并决定由粟裕率部南下发展苏浙皖地区，“苏南及浙江归粟裕统一指挥”。12月27日，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从苏中兴化出发，于1945年1月6日到达浙江长兴，与在这一带坚持抗日斗争的新四军第十六旅会合。1月13日，新四军军部转发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同志任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中局还委托他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全面领导苏南、浙东两个地区的党委工作。苏浙军区建立后，粟裕同志认真分析了形势，制订了向东南发展的作战方案，指挥苏浙军区部队从长兴向莫干山和杭嘉湖敌后挺进。新四军的行动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顽军拦截和进攻苏浙军区部队。在此情况下，粟裕同志命令新四军自卫还击。从2月到6月，苏浙军区部队在粟裕同志指挥下进行了三次反顽自卫战，共歼顽军1万余人，彻底粉碎了顽固派的罪恶企图。日本宣布投降后，粟裕同志领导苏浙军区部队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展开反攻，从日伪军手中先后收复了10多座县城，拔除敌伪据点100多处，使苏浙皖解放区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人口600万，成为抗战时期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抗战胜利后，粟裕同志率部北撤至苏北解放区，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华中野战军司令，担负起新的战斗任务。

1949年4月渡江作战胜利后，时任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粟裕同志又亲自指挥了解放浙江的战斗。他果断决策，指挥第三野战军渡江部队乘胜追击，在苏浙皖边围歼军6万余人。在此前后，粟裕同志统率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的10个军，兵分数路进军浙江，先后解放了浙西北、浙北、浙东、浙南等广大地区。浙江大陆解放后，粟裕同志又于1949年12月5日亲临宁波，召开第七兵团和第九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指挥解放舟山群岛战役。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粟裕同志组织进行了解放舟山海陆空协同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1950年5月，舟山宣告解放。在进军浙江的一年时间里，粟裕同志指挥第三野战军浴血奋战，为浙江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新中国建立后，粟裕同志虽然肩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重任，但他一直情系浙江，始终关心着浙江的建设事业。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粟裕同志受总理的委托负责交通口的工作，并担任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组长。1973年6月6日至7月3日，他率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交通部有关人员，先后到了浙江的镇海、杭州、乍浦等地，视察沿海港口。当他了解到宁波北仑港的区位和深水岸线等优越条件后，对开发北仑港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选定在这里兴建东方大港。1978年6月26日，粟裕同志再次来到宁波，巡视了镇海港和北仑港，对港口建设工作极为关心。如今可以告慰粟裕同志的是，他生前关心并牵挂的东方大港――北仑港已巍然屹立在东海之滨，在我国和我省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