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作者是谁范文第1篇

“子掩其父”，在封建时代是大逆不道，不符合“善则归亲”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原则，该当问罪。不过，也有特例，令封建王朝也没奈何的特例——都江堰二王庙中的偶像，至少一千多年中一直是“子掩其父”格局。子乃二郎，其神长期雄踞主殿，血食甚隆；父乃李冰，其神长期偏殿配享，香火次之。此种格局，下限在文革初期，其时父子神像俱毁，泥胎灰飞烟灭。1972年重塑“革命现代李冰”，一改千年传统，将父亲塑于正殿，儿子塑于偏殿，今已毁，二王庙内，只有一王了。1972年所塑“李冰”，受文革思潮影响，并无王者之相，无官帽，更无金身龙床冕旒之属，俨然凡人，哪有帝王威福？按当今观念，那些穿高级衣冠，进口名牌的款、腕，假如来到这穿着粗布衣服的“王者”面前，必然产生疑虑：当王的穿着这么穷酸，谁还愿削尖脑袋去争官，争王？

话说回来，“子掩其父”格局的上限在于何时呢？这似乎是个谜。但从史料中零星可觅其旁证。早在唐代，二郎神已名声大振。全国各地，多有二郎神庙；二郎神的英雄业迹，也各地多有。当然，其中不乏有封建官僚、好事文人的拉名人以炫耀乡里，因为在封建时代，部级神人故里，七品官按五品待遇，皇粮国课征收减半，秀才举人名额增加，故里父母官还可随朝廷大官参与祭典，披红戴彩，耀祖光宗。而正宗二郎神故里，是在都江堰。因为封建时代，京中大官，省级大官，都要亲自到都江堰二郎庙致祭。清代四川总督骆秉璋前来祭奠时，见儿子雄踞大殿，父亲屈居偏殿，脸上不悦道：“子掩其父，得无紊欤？”当然，他无力扭转这上千年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他应当顿悟：“儿子”并不姓李、何来“子掩其父”的矛盾。

儿不姓李，古有其说。一曰姓杨，《西游记》中擒获孙大圣的“灌口二郎”是也（灌口即今都江堰市）；二曰姓赵，为隋嘉州太守赵昱是也。赵昱也曾斗龙斩蛟，为梅山七圣之首。而文革前二王庙大殿上二郎神像，全然是《西游记》中杨二郎形象，《劈山救母》中杨二郎形象。为三只眼，且有三尖两刃刀及哮天犬立于大殿左右两侧。盛唐有词牌名《二郎神》唱遍神洲；五代前蜀王王衍出巡，仪仗辉煌，前呼后拥，百姓见之，说是灌口二郎下凡。北宋初年青城王小波、李顺起义，李妆扮成二郎神，大得民间信仰，一呼百应。北宋永康军（今都江堰市）迎神赛会，百姓宰羊数万头以敬二郎神，郡政府仅靠征收宰羊税，就足够一年财政开支。长期以来，民间的二郎神多次被企图纳入官方模式，（例如二郎李冰多次被官方封一长串王号等）而民间的二郎神又每每挣脱官方的纳入。于是有姓杨姓赵姓李之说，又有二郎即李冰之说。诸说究竟何是何非，或者都是都非，其中大有明堂。

〈二〉

姓李说在民间得不到理睬与认同，只在一部分士大夫中有小范围的市场。

二王庙原先称作二郎庙。元末才改称二王庙。二王即二郎神和李冰。 在二郎庙对面，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经久不衰的道教中心——青城山。道教所奉的重要神祗之一，即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在都江堰之侧的赵公山，即赵昱（二郎神）白日飞升，隐居修道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的“遣迹”。北宋初叶，宋真宗好道，封二郎神为清源妙道真君，宋徽宗时又封。元人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二郎神出场道白有：

“吾神姓赵名昱，字从道……我亲自仗剑入水，斩其健蛟，收了眉山七圣，骑白马白日飞升，灌口人民与吾神立庙……

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梓潼即梓潼帝君，又名文昌帝君，也是道教所奉之神。而二郎神之信仰，因其能以泉水为民治百病，能斩蛟擒龙，变水患为水利，能主持正义，抑恶扬善，捉妖降魔，更在梓潼之上。从今存于灌口二郎庙内木壁镌刻的陆游〈〈灌口神君歌〉〉的描述看，二郎神全然为道家尊神。

道教之所以在都江堰发祥，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及群众基础的。汉末张道陵在此化符水为民治病，发展五斗米道教徒的时间，与民间对二郎产生崇拜的时间，十分接近。其时宦官专制，腐败盛行，远离宦官专制中心的西僻之蜀，民风古朴，信仰自由。如果说儒教是在朝的教，则道教是在野的教，更得广大非儒生的无文化的下层劳动人民的信仰。由于道教在都江堰道徒众多，群众基础甚广，所以，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朝庭，对之也另眼相看。唐太宗时，青城山道教与佛教发生地盘之争。结果唐太宗御笔亲自批示，使道教获胜，佛教寺庙迁出青城山以外地方。佛教儒教，在这都江堰地区的信仰，都不及道教。虽然儒教在全国范畴看，是占统治阶级指导地位的教，但因科举，因熟读儒家之书而入官场的官，比之于广大黔首，毕竟是少数，少数为官者信仰儒教而多数为民者信仰道教，为官者中，也有不读书（儒经）而从其他门道进入官场者，并不信儒教，也有表面上假奉儒教而实际并无信仰者，也有背叛儒教而改信道教者，如隐居青城山的前官吏杜光庭、范长生、张俞等。

青城山上清宫内有一匾，大书“李实孔师”，既有崇道抑儒一面，又有与官方意识形态拉关系套近乎的一面。孔子政治主张难以实现，想乘桴逃往海外，海外没去成，转而好道，全力研究易经。孔子想不到，在他死后几百年，神州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会让儒教成为官方倡导的信仰。然而，中国哲学骨子里是以老子为核心思想的道家的哲学。这是漫长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故道教在民间的信仰比儒教大得多。在道教中心都江堰，道教对儒教，更是产生着碰撞、争斗与排斥。大多时是道胜儒败，有时则呈胶着状态融糅合流。生于儒教之乡山东的诸葛亮，来到产生道教的川西，竞脱去儒服常穿道袍，常摇道家之鹅毛扇，并学道妆神，不正是因为道教大得西蜀民间信仰，大得全国民间信仰之故么？

〈三〉

安史之乱后，整个封建社会如日中则仄，开始走下坡路。这就导致人们特别是隐居之士对道教的信仰呈上升趋势。现实的黑暗腐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在道教中寻求精神抚慰与避风港，在道教神祗身上寄托保护、帮助和拯救的希望。唐季五代北宋，随着《二郎神》曲唱遍神洲，二郎神名声大震，几乎家喻户晓，无不谟拜。《宋史》载：北宋徽宗政和七年诏修神保观（观为道家庙宇），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之倾城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首都如此，全国各地当然仿效。故道教之二郎神，能割剧两川，并向全国发展。

道家神祗二郎神的大得民间信仰，引起了坚持不语怪力乱神原则的荐绅先生的不安与疑虑，并开始了将二郎纳入正史有名的李冰名下的努力。《朱子语类》言：“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

对于儒教士大夫倡言的二郎姓李说，道教和广大无文化的劳动人民，进行大力的对抗与反击，大力炮制二郎姓赵姓杨说并大力宣传传颂，以消极抵抗二郎姓李说。这样，自南宋起，无名无姓史志无征的二郎，出现了姓李姓赵姓杨三说并存局面，愈炒愈热，热闹非凡，为二郎进一步盖过李冰，推波助澜。

《龙城录》言，二郎（赵昱）隐青城山修道。唐太宗封其为神勇大将军，庙食灌口。唐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青城山有赤城阁），又封显应候，昱斩蛟时，年二十六。“《川主三神合传》言：“二郎托名赵道士，宋真宗加封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道书《灌江备考》言：”二郎为蚕丛之后，故额上有一纵目。”今都江堰旁赵公山，即赵公（昱）隐居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处。

神州各地上演的元人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灌口二郎神唱道“不周山戮破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言斩水怪治水）；谁教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都江堰有民间故事《二郎担山赶太阳》）“小圣灌口二郎是也……看了些日月盈亏，山河变迁，灌口把威施，天涯将姓显！”（今二郎庙大殿右下侧“威应刹那“斗大四字，乃颂扬二郎神威）二郎在小说《西游记》、《封神榜》、《劈山救母》、《聊斋》、《宝莲灯》《搜神记》《警世通言》……中更是威力无比，大得神洲广大下层百姓的信仰。以上所举具有种种神威的二郎神，均为杨姓。

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腐败，道教和民间的姓赵姓杨说，大大得势，并从而促进二郎神在民间之信仰，再上新台阶。《王圻绩考》载，元至顺元年，川抚某只请封二郎，不言李冰。清道光时，川抚请改二郎庙为李冰庙，以二郎配享，被中央驳回道：“以前代祭（二郎）典，相沿已久，不易轻于变更。”清巡抚宪德请加二郎封号而不言及李冰。可见无限信仰二郎乃民心所向。官府也不得不顺应民心，以合潮流。因此，二郎神雄踞大殿的格局，千年不变，至今不变

民心不可违，谁也不敢下令百姓在“父”的香火上加大力度而减少“子”的香火.

宋代，二郎神又被官方封为显英王.今青城后山味江村尚存显英王摩崖石刻像，像右侧有石刻哮天神犬.上方石刻扶桑帝.神龛两侧有石刻楹联:东望扶桑帝，西蜀显英王.据石刻文字记载，该神龛刻于清同治元年壬戌(公元1862年)此外，都江堰北侧的灵岩山上也有石刻二郎神像，在黑风洞旁.在今都江堰天马乡，尚存有二郎神担山赶太阳留下的遗迹----童子山.

〈四〉

都江堰，是古蜀国本土文明的源头与见证，都江堰旁曾经有过的望帝词，是古蜀人民图腾崇拜的祭坛。古望帝，是蜀人长久寄托哀思、维持和发扬蜀文化的一个高标与载体，南朝萧齐明帝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因二郎神在民间的信仰大超望帝，益州剌使刘季连乃将望帝祠迁往郫县，望帝祠原址改名崇德庙（今二郎庙）改祀二郎神与李冰。按应劭《风俗通》所言，李冰者，秦王灭蜀后60年所派出之特派员也，代表秦国入主蜀国的最高军政长官也，为操秦腔唱秦调敲秦缶，喜吃老陈醋羊肉泡馍之秦客也。而望帝杜宇者，古蜀国国王也，为土生土长，吃麻辣烫、说川话唱川腔的蜀国本地人也。秦王输入的异国文化，与古蜀国的本土文化发生撞击，发生异化。但是，以武力开道的秦文化，并未使本土蜀文化断根。正如以武力开道的满人没有征服汉文化一样。年年岁岁，杜鹃花开之际，杜鹃鸟啼之际，这古蜀本土文化，都要得到一次凝聚与积淀。李商隐诗“望帝春心托杜鹃”，杜鹃啼血染花红，“教民务农”的杜宇死后，还化为杜鹃，还不忘教民务农。“布谷！布谷！”这暮春花影中一声紧似一声的带血的啼叫，叫黄了麦穗，叫绿了秧苗。叫醒了千丝万缕永远剪不断的古蜀族遗传下来怀恋与乡愁。而那开遍西蜀山野的俗名映山红的杜鹃花，当其恕放，如火如荼，正好唤起土著蜀族对于踏进天府盆地的强秦铁骑的反感与敌忾。正好唤起抗衡异国文化，继承和宏扬蜀国本土文化的潜意识，唤起思古之幽情。“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范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通秦塞的第一序幕，不是和平的橄榄枝，而是秦军的铁蹄、不是轻歌曼舞，而是干戈染血。干戈“文化”征服了农业文化。其起因，则是秦王吹牛说牛屁眼里能屙金子。欺骗了贪财的蜀王，派出“五丁”去牵牛。屙金子之牛没得到。反而“地崩山摧壮士死。”失去了政权。四万八千年的天府，四万八千年的世外桃源，就这样，像一个如花似玉的弱女子，被秦始皇兵马俑式的孔武有力的秦军铁蹄，给柔碎了。

蜀人思念杜宇，“至今巴蜀民农忙时，先祀杜主（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杜宇也是治水的英雄。即使祀杜主的庙迁走了，古蜀国，特别是都江堰一带的人民，还是在心底里，祭祀杜主。杜主教民务农作示范用的农具，为铁臿。臿为先秦常见农具，如铲，如布，先秦布币，即象此农具形。臿可务农，也可作修河治水工具。东汉山东武梁祠石刻大禹像，双手持臿，可知臿为治水工具。

公元前316年，蜀国灭于秦国后，蜀民对杜宇的怀念与崇祀并未因武力而断绝，可见其在巴蜀民心中信仰之深，可见其与都江堰治水的不解之缘。正如屈原死后，楚人甚至所有神州人都怀念他，并将他发明的“求索“一词常挂嘴上一样，杜宇在两川，在巴蜀，也深受怀念。而迁庙于郫后，杜宇庙香火之盛，也代代不绝。

〈五〉

蜀人怀恋失去的蜀国。至今，在最后一个蜀王开明十二世兵败为秦军所杀的武阳镇，不是还有许多与蜀王有关的地名、传说与古迹吗？开明治水伟绩，不是广为蜀民传颂吗？

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善于栽桑养蚕缫丝织帛。蜀，就是蚕。《诗经》上有“ 娟娟者蜀，蒸在桑野”。黄帝正妻嫘祖，亦即养蚕的发明者嫘祖，为蜀山氏，正是蜀族先人。古蜀国国王蚕丛，亦与蚕桑有关，竟直接以蚕命名。蜀字额上有一夸张的目字，以突出蜀字的额头之眼。在四万八千岁之前，嫘祖与黄帝部落联姻，共同击败蚩尤部落。当周武王伐纣之际，巴蜀派兵，助王灭纣。巴蜀之君，被周武王亲切地称为“友邦冢君”。古蜀国蚕丛帝，又称“纵目人”。试看二郎神之额，有一突出的“纵目”，与蚕丛的纵目，与蜀字头上的夸张突出之目，何其相似乃尔。突出目，就是突出蜀。近年来，在都江堰灌区之一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出了大量古蜀国文物，雄辩地证明着秦灭蜀之前很久很久的时代（至少在商代），古蜀国早已是具有烂灿水文化文明的发达的农业国了。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头像都突出目，都与《西游记》中及文革前二郎庙大殿二郎神形像，在冠冕，脸型五官纵目诸方面，皆有酷似之处。二郎神手中的独特兵器三尖两刀刃，又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极其相似。秦灭蜀后不久，秦焚书坑儒，“秦烧天下书，诸候史记尤甚，”“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故蜀国历史，全是空白，古蜀国史官文字档案，销毁殆尽。然而人嘴是烧不掉的，十口相传，代代不绝，古蜀国史，只可从民间带神话色彩的传说中，略见端倪。近年来川西平原都江堰灌区接连发掘五座先于夏商时代的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再次证明：秦灭蜀之前蜀国是有历史，有悠久历史的。二郎庙内长期“子掩其父”格局的存在，正是对秦王割断历史的卑劣行径的一种反讽，正是对于被抹杀的古蜀国历史的一种依稀而模糊的记忆。五座古城遗址中，有距都江堰仅十几公里的芒城，其给排水工程之科学、精巧，令人叹服。它给予“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秦人恩赐”的说法，以有力的一击。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那为啥要在灭蜀60多年后才修呢？难道这之前成都人都不喝水、不用水么？没有水利，成都平原凭什么成为“天府”呢？秦灭蜀，正是垂涎成都平原是“天府”啊！而“天府”是早在秦灭蜀之前就有此称呼了。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的，那为什么与都江堰同时的郑国渠在秦史中有130多字的详细记载，而秦史中只字不提都江堰？在《史记》中都江堰的开凿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是在春秋时期。

如果把江山比作多娇的美女，则强占蜀国江山的秦军，即是强占美女的强人。假如你生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秦灭蜀国之时代，秦军攻入川西平原，那时你才两、三岁，父亲母亲带着你逃难，被一秦兵手起刀落，杀死你的父亲，娶了你美女般的母亲，烧毁你父亲与母亲的结婚照及你父亲的一切照片，烧毁你父亲纯净的一切情书，不留一点痕迹。待你长大成人后，这一秦兵说他就是你父亲。而母亲却在悄悄地暗示你，你的真正的父亲的举止言谈及音容笑貌。这一暗示，正如民间传说中关于古蜀国的传说。暗示日积月累，使一个两、三岁不记事的小孩，也会对真正的父亲产生一种依稀的印象，而对于假父亲，产生一种以更高强的本领超过之，压倒之，实现“子掩其父”的梦想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不是你一个人有，而是千百万四川人民都有，这众人的愿望汇聚起来，必将对颂秦者、谀秦者所树立的秦官的信仰，产生动摇，产生偏差，产生危机，代代相传，孕育出另一种信仰。一种对古蜀国纵目蚕丛帝的信仰。 转贴于

〈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打出“张楚”旗号，建立“张楚”政权。张楚者，张大楚国也。北宋都江堰农民王小波李顺起义，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大蜀”者，张大蜀国也。大蜀政权的首领李顺，曾妆扮为二郎神，以增强民众的信仰，以张大蜀国。二郎神是蜀国故土文明的结晶。信仰崇拜二郎神，是蜀民的另一种“伐无道、诛暴秦”的委婉方式，是对于暴秦的高压下产生的社会心理倾斜的自我调节与恢复。是蜀文化记忆的自觉复苏。因为二郎神是蚕丛的替身。

信仰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信仰是不能强求的。老百姓信仰谁，不信仰谁，是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千百万人民的信仰汇聚起来，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如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二郎神长期雄踞大殿，正是民间信仰力量所致。

一百年前，梁启超曾痛心疾首地揭示说，中国的历史书，只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在总体上忽视了中国人民。他坚决主张，历史学的责任，就是广泛地讲述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实际上，自古以来，对于中国历史书只为帝王将相作家史的状况不满者，远不止梁启超一人。写历史书的大权，历来由依附官方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垄断。《廿五史》，从《史记》到《清史稿》，全是在总体上忽视了人民。

被忽视被轻视的人民，对于史书颠倒历史的写法的一个常见报复办法，就是对史书无名的而具有人民性的人物加以崇拜与神化。对于史书上无名的二郎的崇拜、神化，应发端于东汉。东汉末年桓灵时期，宦官专政，卖官鬻爵，党锢祸接，正直受压，“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第怯如鸡。“官府”熬天下之脂膏，吮生人之骨髓。其时离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已近在咫尺，社会心理处于官方失去信仰，对官方提倡的信仰也失去信仰的状况。

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在都江堰上造神以避水患的最早物证，就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官方所立的“三神石人”。三神石人于1974年及1975年在都江堰鱼嘴以下河底发掘出二个，（今存都江堰伏龙观大殿。）一个是李冰神石人，高2.9米，其胸前铭文有“故蜀郡李府君讳冰”、“都水椽、长陈一造三神石人镇水万世”等字；第二个是持臿神石人，无铭文，缺头，体形小于李冰神石人。根据各地出土东汉园雕造像的对称审美原则，根据神庙中主神两侧侍者对称的审美原则，根据李冰石人身上铭文对称的事实可以肯定“李冰神石人两侧应是对称的相同的二个持臿神石人。这第二个持臿神石人，虽未出土，但肯定是存在的。2+1=3嘛。无名神石人，史书无名，因其双手持臿，与劳动人民相似，更能引起劳动人民的共鸣、崇拜与信仰，更能使人意识到治水功劳属于持臿者而不属于袖手旁观者。在汉代，大官左右两侧的随员、侍从，或者说副手、办事员，名称就叫“郎”。如“木兰不用尚书郎”，“员外郎”等，在古代青年男子也叫郎。袖手垂拱的府君两侧的二位侍从，就叫二郎。带有劳动人民影子的二郎，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都江堰甚至两川，必大受同情与尊重。

〈七〉

可惜，1975年修整都江堰时，持锄民工挖出的持臿神石人已无头部，它在抗击洪水的斗争中，不惜抛头颅，断颈脖。无头石人是否戴着郎官的官帽（郎官起源于战国，汉代郎官戴着进贤冠），不可确证。假如它没戴官帽，而是束发平民，那就更好。古时对不知名的平民青年男子，美称为“郎”，平民青年女子，则被美称为“女郎”，如：“不知木兰是女郎”。束发平民的二郎，比之于戴着官帽的李府君，在那个黑暗的卖官卖爵的、官逼民反的时代，谁，更能博得深受官府压迫剥削的穷苦劳动人民的信仰？肯定是持插劳动者。这种信仰是堵不住的，如洪流一般堵不住的。由于当时文盲率为百分之九十几，广大劳动人民并不认得府君胸前铭文，并不知它就是史书有名的李冰，只是从其官帽上判断其“是个当官的”。（广大劳动人民认不得字，也读不了史书）凿造神石人的石匠，是劳动人民，有意无意地把劳动人民形象，溶进二郎身上，为后世的“子掩其父”局面，埋下了伏笔。东汉末年官民矛盾加深，自然地导致劳动人民对官的反感和对持臿劳动者的尊敬与景仰。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战火纷飞，动荡不安，官府聚敛，民生愁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持臿神石人二郎。二郎能抗洪治水，能斩蛟擒龙，能“晓汲清泉，晚除百病”。能抗旱降雨等等神通，经都江堰灌区及两川广大人民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久之，传出了名噪两川甚至华夏的二郎神。迎神报赛时娱神的歌曲，形成了词牌《二郎神》.在长期口口相传中，数词二被误解为序数词二，因为立于都江堰鱼嘴上镇水的三神石人，存在时间不长，很快被江水冲倒，埋入江底，“死“无对证。在长期的民间传颂中，臿演变成了更加战无不胜的三尖两刃刀，这刀的形状，与三星堆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形状极似。二郎额上，加上了象征蜀字头上夸张的目字和古蜀王纵目人蚕丛标志的智慧的纵目。又根据都江堰两侧群山自古多猎户的现实性，根据蜀汉谯周《蜀王本纪》载：“鱼凫田于湔山＂“蜀王猎于褒谷”……蜀民遂将二郎颂为搜山除恶，驱虎豹、斩豺狼的好猎手（见《二郎搜山图》，此图宋、元、明皆有画家作过。）其猎犬，被神化为哮天犬。二郎本是无名英雄，史书不载。后人为扩大传颂效应，便附会上姓、名。但不论是姓李姓杨姓赵，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年轻的，能擒龙斩蛟治水安民的。“姓李说”一直有姓无名，只称二郎、令人生疑。《西游记》中孙悟空称二郎神为小郎君。而出土于都江堰河底的持臿神石人，其造型（身材）比李冰石人单薄、苗条，显然是个青年的郎。“死”而复出的郎，为二郎起源提供了铁证。

在道教大盛的唐宋时期，都江堰的名称不叫都江堰，而叫“侍郎堰”。侍郎者，侍从于李冰左右的持臿青年郎也；侍郎者，二郎也。

“三神石人”是李冰神话和二郎神话的源头。即使最早叙述李冰神话的，抄袭西门豹为河伯娶妇故事的《风俗通》，也比三神石人晚几十年。《风俗通》作者应劭为汉献帝时河南人，他在任泰山太守时，镇压过太平道黄巾起义。应劭以神话形式，首次说李冰是秦守，殊不知他冠以的秦字，反帮了“蜀守冰”的倒忙，促成了二郎盖过李冰。神州大地连绵几千年的对屈原的怀念，对楚、蜀的同情，对暴秦的怨忿，对专制制度的反感，使民间信仰，从“秦守”身上，分流到无名无姓的二郎身上，造成“子掩其父”现象。这种掩盖，在南宋“李冰父子”说出现之前，不叫“子掩其父”，而应是“蜀文化掩盖秦文化”、“劳动者掩盖袖手者”、“道思想掩盖儒家思想。”当应劭在北方凶残屠杀道徒的消息传回道教大本营都江堰时，两川广大道友及劳动人民，对于应劭编造的所谓“秦官李冰”，还会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么？

无名无姓的二郎，史无对证，更便于想象夸张，更便于理想化，更便于美化神化，更便于拨高。二郎神要成为大殿的主神，处于中央位置，只能合二为一，将二个郎合为一个“二郎”。大殿神龛上主神位置不可能塑二个郎，那样就不符合主神的鼻梁必须在神庙中轴线上的原则，不符合一庙只一主神的原则，故二位郎合为一位二郎。

〈八〉

以劳动者面目出现的持臿二郎，其形象由汉灵帝初年树立时的矮于李冰，逐步发展到大大地高于李冰。文革前，高踞二郎庙大殿的二郎神高大形象，是仅居偏殿的李冰塑像的几倍。其香火隆盛程度，亦大大高于李冰；其歌颂二郎的匾额楹联，也是偏殿李冰的十几倍。封建时代的官府和儒者，见二郎得到如此大的民间崇拜与信仰，便想将这信仰加以利用。其方法之一，就是封王。二郎、李冰，被封建王朝封以一连串的王号。尽管二郎庙被官方改为二王庙，但是民间还是叫它二郎庙。叫起来更亲切，更象自己人，更有可靠感。更表达了“子掩其父”现象的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如今，1972年文革期间塑于偏殿的持臿二郎像，已被拆毁，而按文革前老样子老尺寸重塑了李冰夫妇像。这样，二郎庙中就缺了二郎。缺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劳动人民伟大力量和智慧的标志。缺了庙的主心骨和擎天柱。在大殿上重新按文革前老样子老尺寸老规格重塑二郎神高大形象，是民心所向，迟早会要进行的。因为二郎庙里没有二郎，是古今中外的大笑话。没有二郎神，《西游记》、《聊斋》、《封神榜》、《宝莲灯》《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大闹天宫》《二郎斩蛟》……的戏没法演。孙悟空趁二郎神离开灌口之机来到二郎庙，变成假二郎神以骗守庙判官的情节等，将无根源，无背景。

二郎代表劳动人民，李冰代表公仆。公仆本该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所以，正确的、合符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说法应是：

李冰是二郎的儿子；二郎是李冰的父亲。

“李冰父子”应是“二郎父子”，二郎是李冰的老前辈，是比李冰早得多的古蜀治水英雄和

开山鼻祖蚕丛帝，二郎神既不姓扬也不姓赵更不姓李。无姓无名的二郎神是人民的化身。

当你凝望那震动全世界的罗中立的巨幅油画《父亲》时，你会明白：在中国，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谁，才是真正的父亲。

毛泽东在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中说，要把帝王将相占据舞台的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让劳动人民成为历史的主角。《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劳动者自己，才是上帝。

蜀道难作者是谁范文第2篇

关羽失荆州--骄兵必败

梗概

三国时期，诸葛亮派关羽镇守荆州，关羽出兵攻打曹操，而孙权又趁机袭击荆州，导致荆州沦陷，这不能不说是关羽的一大失误，是足以致命的失误。荆州十分重要，它北据汉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占据天时地利，对蜀吴两方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关羽的一时大意，不仅使他失了这样一块宝地，也给他自己提前铺了一条走向死亡的道路。

故事起因

荆州，《三国志》说“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诸葛隆中之对已经明确说，占据荆州，联吴抗曹，兵分两路，进击中原，一统天下。其战略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赤壁鏖战曹操败北，刘备迂回百折，方达到“刘备借荆州有去无还”的目的。

刘备所以会言而无信（直把鲁肃做掌上观的态度后人当有评述）一而无信、再而无信，荆州已不仅是诸葛亮所说的联吴抗曹的重要地理依据，更逐渐成为三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交叉、汇聚点。点以带面，面关全局。刘备借荆州后，谁来镇守已经显得尤为重要。

赵云似乎是最早考虑的人选。其时赵云经过长坂坡的严峻考验（赵子龙单骑救主非小说家言）：复杂多变的混乱局势中救刘备的独子，舍弃刘备的夫人，至少表明赵云的政治头脑十分清醒而坚定；千军万马、血染战袍、历尽艰苦磨难显示出赵云对主子的忠诚耿耿；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匹马纵横充分证明赵云的战斗能力——实万人敌也！赵云的最大缺陷是没有参加“桃园结拜”，如此重要的位置交给这个自己还算相信又不是最相信的，刘备不太放心。

诸葛亮也是刘备的思考轴心。诸葛亮是联吴的倡导者，昔司马德操言之曰“此间有俊杰。得卧龙即得天下”，雄才大略、惊天地泣鬼神！荆州的重要性诸葛亮既是发现者，也会是全力守护者。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谨恰是江东孙权的谋士，刘备私下以为诸葛亮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在荆州恐不大超脱（也就是不大自然，谁知道刘备怎么想的。不大超脱含义甚多），或者就是不大放心。我好不容易借来了，没准因为你哥哥你再还回去！那可不是刘备的本意。

张飞。让此公守荆州重镇，刘备糊涂尚不至于此也。

只有关羽了。刘备善于政治手腕，为不引起诸葛的怀疑（一说为当时刘备器重庞统甚于诸葛，故把庞统带于身边侍侯），决定由关羽协助诸葛共同管理荆州。但是很快，庞统命丧落凤坡，刘备悲痛之余，当即调诸葛至西川。至此，荆州的重任全部交给了关羽。

历史记载

陈寿同志着作《三国志》时，大抵关羽的名头还没到神的境界，故陈寿同志指出：“称万人敌，为世虎臣。然刚而自矜。”矢石交攻之际，千枪万刃之中，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岂忧江东群鼠乎！这是关羽对儿子说的原话。他只是说了交战的能力。但是处理复杂的政治、军事矛盾，这个河东解良人的素质明显先天不足。

“先是，权遣使为子索关羽女，羽侮骂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孙权为联刘抗曹（也是政治目的），将自个的小妹妹嫁给刘备；娶关羽的女儿做儿媳妇，本是巧妙的政治联姻，关羽也应以大局为重全面权衡利弊，即使不同意，婉言回绝也可。可是关羽不仅侮骂其使，更说出“吾虎女岂配犬子！”的话。这个时候，关羽和盟友的关系已是箭在弦上。在下属面前，关羽也自有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骄气，“南郡太守靡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外不足连接，内尚难和谐。这样，关羽的失败已经注定。在荆洲貌似稳定的气氛中，已掺杂了某种凶兆。

后人评价

大意失荆州，悲哉关公！其实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变故面前，关羽无疑是个失败者，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大意失荆州，未必都是他的错。他的上一级的领导刘备包括诸葛亮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当然，千年后的今天，说是谁是责任显得没有任何意义。

关羽镇荆州时，年龄大致在48岁左右，失荆州时，已经白发苍苍年纪60了。《演义》说其英雄不减当年明显带有艺术夸张。关羽对儿子说的“矢石交攻之际，千枪万刃之中，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岂忧江东群鼠乎！”恐怕也是含有回味当年的意味。实际上，关羽已经从年富力强逐渐变为力不从心。不难理解，古人的整体寿命相比今天要短一些，关羽的位置放今天恐怕也是60岁退休吧。即便说关羽独当一面，那么他也没从下属中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接班人”。更重要的是，刘备和诸葛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没有选派恰当的官员来协助或者说等候接替关羽。相反长期和关羽对峙的东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整整经历了几代人！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年龄的不平衡客观上加剧了关羽的悲剧。尽管不是他一人的错。

“刚而自矜”是关羽性格的重大缺陷。晚年的关羽“攻拨襄阳郡”、“决战庞令明”、“放水淹七军”，似乎当年“千里走单骑”的感觉。吕蒙、陆逊都看透了关羽的毛病。设置了一系列的连环计，加速关羽的头脑膨胀虚无缥缈。按理说，刘备和诸葛亮应该以适当的方式予以提醒，可是刘备不然，尤其是诸葛亮，又来个“雪上加霜”！刘备封马超，关羽“刚而自矜”的毛病犯了，于是插手说“超之才可与谁比”并打算与马超一比。亮答之曰：“——超雄烈过人，当世英杰，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逸群也”。据说关羽阅读此信后，捋着自个的“美髯”硬是兴奋了半天，并撤消了与马超比武的念头。至此，可以说，关公必败无疑。

以后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关羽最终死在孙权手下。

无论如何评价关羽，关羽都是被捉并被敌人斩首的。

无论如何评价关羽，关羽的悲剧都不只是他自己造成的。()

蜀道难作者是谁范文第3篇

巴蜀地区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是诗歌创作的首选。中晚唐时期，朝廷疲敝，政治衰微，文人雅士们仕途屡遭不顺，心中多有郁闷；避难至蜀地以后，一看到这里俊美的自然风景，便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闲适和恬静，寄情山水、超离世俗的情怀也油然而生，他们的诗歌多表达对远离尘世喧嚣的巴蜀地区的山水景色的喜爱和赞美。乾元二年（759年），“诗史”杜甫从秦州避乱来到蜀地，被巴蜀地区别致的自然风貌深深吸引而不能自拔，遂作诗一首，名曰《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7]来到蜀地之前，杜甫曾在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生活过，这些地方四季分明，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则寒气逼人。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杜甫面对巴蜀之地旖旎的风光，情不自禁地写下两首山水田园诗，名曰《水槛遣心二首》。第一首诗的开头两句“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描写了杜甫自己所居住的草堂周边的环境，说草堂不仅远离城市的喧嚣，而且周围也没有村落，因此能够放眼远眺；之后四句“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7]则是对草堂周围的景色的细腻刻画。第二首诗先对巴蜀地区多雨的气候进行叙述，“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7]，正因为温和多雨，才产生出后两句中“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的景象；通过诗的后四句，“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7]，杜甫表达了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山水之中而对功名利禄早已厌倦的情怀。类似地，诗人韦庄的《雨霁池上作呈侯学士》也是一首赞美巴蜀美丽风光的绝佳的山水田园诗：“鹿巾藜杖葛衣轻，雨歇池边晚吹清。正是如今江上好，白鳞红稻紫莼羹[8]。”整首诗语言纯朴、平实，乡里气息浓郁，读来令人心旷神怡，颇有身临其境之感。描绘巴蜀之地俊秀风光的山水田园诗是蜀地诗人创作的主流，他们大多在游赏风景胜迹时有感而发，寓情于景，寄情山水，借山川美景表达自己超然脱俗的高尚品格。

（二）巴蜀浓郁的地域气息勾起诗人客愁情结

由于巴蜀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大多数情况下诗人们是为了躲避战乱才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蜀地，而在入蜀之前，他们大都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心理状态普遍不佳；来到蜀地之后，感受到这里与家乡迥异的文化和生活状态，更容易勾起客愁情结。当黄昏来临，年迈的杜甫因远离家乡、客居蜀地而乡思尤甚，在嘉陵江边独自落泪，“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又睹巴蜀这与家乡全然相异的景色：“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更感到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最后道出“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天边行》）[7]的苦水。“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至后》）[7]，巴蜀的梅花已经含苞欲放，杜甫睹物思情，不知远在洛阳的兄弟可否安好？李商隐客居巴蜀时，目睹巴山夜雨的景色，触景生情，十分想念远在长安的妻子，遂作诗《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5]晚唐诗人郑谷长年在外，命途多舛，尽管身在巴蜀，但心始终留在家乡。在《通川客舍》中，开头一句“奔走失前计，淹留非本心”首先对自己奔波劳苦的一生感到遗憾，也说客居巴蜀并非自己的本心，而“渐解巴儿语，谁怜越客吟”是说在巴蜀之地呆得久了，已经逐渐能够听懂这里人们讲的方言，但却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自己的家乡话了，道出自己客居他乡的悲苦和对故乡的怀念，末句“黄花徒满手，白发不胜簪”则将内心的哀思更加形象地表达了出来[9]。郑谷最著名的思乡怀远诗要数《渠江旅思》：“流落复蹉跎，交亲半逝波。谋身非不切，言命欲如何。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9]。”竹枝歌是流行于巴蜀一带的民歌，作为外乡人的郑谷，每天晚上都听得到这富有巴蜀特色的民歌，更增加了怀乡的伤感。诗人生逢乱世而流落他乡，家乡熟识的亲戚朋友大半已经过世，自己也已渐渐老去而无所用，读罢此时，无尽的悲凉之感顿时涌上心头。郑谷一生曾多次踏入巴蜀之地，蜀中诗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部分，其中尤以“凄凉”为主要风格。

（三）唐诗中的巴蜀宗教文化

蜀道难作者是谁范文第4篇

四川地理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秦巴山地、四川盆地等大地貌单元。其中，川西地区为高海拔地区，西接青藏高原东缘，主属横断山脉，其“广义”含藏东与云贵川，东起邛崃山，西抵伯舒拉岭，北界昌都至马尔康，南界为中缅边境。子山脉含邛崃山、大雪山、沙鲁里山、芒康山、怒山等。其中，大多攀登主峰在目前四川行政区内。横断山脉岭谷高差悬殊，岩石、冰雪山峰林立，这是地理学、动植物学、攀登资源的圣地，知名者如贡嘎山、四姑娘山等，它们是攀登者的乐园、挑战技术登山之地。其中，海拔7556 米大雪山主峰贡嘎山被人们称为“蜀山之王”，海拔6250米的幺妹峰为“蜀山之后”。

2011年下半年，刘勇在四姑娘山完成牛心山大岩壁，周鹏与严冬冬在贡嘎山嘉子峰连着完成嘉子、勒多曼因及小贡嘎三座山峰攀登，同期也有俄罗斯、美国人攀登日乌且及爱德嘉，曾山等人则完成了川西巴塘境内的央莫龙首登，孙斌在四姑娘山幺妹峰开辟“解放之路”……这些优秀的攀登作品，都发生在四川境内，尤其在川西甘孜州地区。

日本登山信息研究者中村保有时将这一地区也称为东喜马拉雅，这是行政管辖概念外的地理学习惯。中村保第一次把横断山脉的攀登资源大面积扩展介绍到国际攀登界中，1996年9月，他在喜马拉雅东部山峰研究报告指出，这一广泛区域的主体含川西、藏东南，尚存有大量海拔6000米未登山峰，未来将是世界攀登的重点区域……《深深侵蚀之国》、《中国四川省花岗岩岩壁》等系列书籍与文章，通过《山与溪谷》、《岳人》等日本登山杂志传播到全球攀登领域，刺激着诸多攀登者的肾上腺素分泌。

于国际攀登者，有高大喜马拉雅山、东部亦然有阿尔卑斯秀美的东念青，但入藏证、交通等问题，令大多数人不由选择了四川。于中国本土攀登者，便利的进入条件及丰富的攀登资源，也是选择到四川攀登的一个原因。从中村保把川西攀登资源的名声国际化后，至今15年过去了，这一地区尤其四川省内的山峰，今天已为国际及中国本土攀登者渐渐熟知。不说早年的约瑟夫?洛克了，单这几年以来，从Mick Fowler到Charlie Fowler、Christine Boskoff等，从马一桦、曾山到周鹏和严冬冬等等，以及更多的民间登山者活动，这一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攀登作品层出不穷的地带。尤其像四姑娘山大峰及该山区，被认为是普及中国登山入门和户外活动的热点地区的标志山峰。

现代登山在朝着多元化、技术化的趋向发展，更多人渐渐追求海拔5000—7000米区域的山峰攀登。因此，川西地区乃至横断山脉，无疑是壮丽、未知、有探险技术味道的“中国阿尔卑斯”地区。纵观川西攀登资源，西边巴塘、理塘有沙鲁里山脉，如雀儿山、冈嘎山、央莫龙、格聂峰等，都为经典的技术山峰。甘孜县工卡拉山脉、大雪山山脉的夏羌拉、田海子山、贡嘎山系列、邛崃山脉……

“此隐彼现，无论是山之高，水之急，河山之改观，林木之荒寂，连峰绝壁之险，冰雪巍然，皆有逼人之势，其气象之宏伟，其境界之阔大，确非他人可及。”这即是横断山脉，这是四川攀登资源的魅力所在。

洛克早在1930年2月刊的国家地理杂志上说：“‘今天地图已再无秘密’，但谁又知道全部的？谁又或了解那遥远的中国西部边境？甚至此地的那些整日祈祷着的子民，也仅仅知道他们自己的荒寒的、大风的山谷。”在今天，人们用鼠标轻松在Google Earth上把隐秘山区从空中俯视，世界角落里的东念青、横断雪山似乎已不神秘。果真如此吗？横断山脉，这是中国腰身最美丽的一段，但也是潘多拉的盒子。

横断山脉的广大地区，有宝蓝色湖泊、茂密森林、陡峭雪山、垂直如笋塔峰和肥沃草原，藏族牧民，羊群和牦牛。Karen McNeill登完巴塘山峰后，感叹道：“中国是一个登山者的天堂，有着数百座精美的未登峰。”然而国内关于此地的详细资料和信息相当单薄。其实，整个中国登山地理信息，也亦缺乏系统、详尽的工作成果。

蜀道难作者是谁范文第5篇

关键词：前后期诗歌；风格；入世；出世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48-03

曾巩诗歌的体裁、题材和风格在通判越州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根据现存资料可知，曾巩通判越州是在王安上台主持新法以后。其实曾巩一开始也主张变革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然而王安石那种急于求成的改革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因此曾巩从支持王安石到走向了王安石的对立面。期望“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1]（《过介甫归偶成》）的曾巩却无法对其进行制止，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巩怀着失落的心情主动向朝廷请求通判越州。这种政治上的打击却使得曾巩的诗歌获得了崭新的面貌，以此为界，曾巩的诗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使得前后期诗歌有着明显的的入世与出世的差异。

曾巩诗歌入世与出世的风格表现在描写景物上的不同

曾巩早期诗歌中的那些本应该是清新自然亦或是壮丽雄伟的景物却夹杂着诗人一丝丝的失落，从而显现出古朴而又凝重的风格。让我们来看看曾巩作于1046年的《苦雨》、1048年的《宿尊胜院》以及1053年的《山槛小饮》：

雾围南山郁冥冥，狭谷荒风驱水声。只疑日失黄道去，又见雨含沧海生。如催病骨夜寒入，似送客心衰思惊。扬州青铜不再照，应有白P添数茎。（《苦雨》）

朝寒陟山，宵雨集僧堂。蔽衣盖苦短，客卧梦不长。鸣风木间起，枯槁吹欲僵。向来雪云端，~下百仞隍。起攀苍崖望，正受万虑戕。岁运忽当尔，我颜安得芳。传闻羡门仙，飞身s苍苍。谁能乞其灵，相与超八方。（《宿尊胜院》）

变秋长云豪，洒雨北风壮。余郎姓威，积晦颇异状，山回攒枫颠，屋立悬上。饮槛聚为石，歌筵注溪当。吹言久喧哗，兴罢一怊怅。旅人正飘摇，岂得谐放荡。（《山槛小饮》）

“荒风”、“病骨”、“白P”、“蔽衣”、“枯槁”、“变秋”、“余馈薄“旅人”这些景物显得幽冷灰暗。曾巩前期的诗歌中多次出现这些幽冷灰暗的景象，因此造成了诗歌沉郁的风格，这种沉郁的风格使诗歌显得有些颓废，然而这也是“酒酣始闻壮士叹，丈夫试用何时遭”（《一鹗》）的郁闷和“山榴浅薄岂足比，五月雾雨空芳菲。”（《山茶花》）的感叹。这些景物已经被涂上了强烈的入世色彩，它们是曾巩无法报效朝廷的真实写照。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景色中我们并没有看出作者绝望的心情，作为一名醇需，曾巩不可能被现实所击败。从“惨错天运内，止戈信谁能？”（《冬暮感怀》）的诗句中可以看到在困境中的曾巩依然是那么地关心国事。因此从前期诗歌的选景上可以看出曾巩怀着强烈的入世之心。

后期诗歌多选择清新自然之景。此时的曾巩虽然不是什么封疆大吏，但他在地方上为百姓办实事，有着较为突出的政绩。当然一旦地方上的事物被处理好了，曾巩也就有了充分的闲遐来体悟大自然之美。这些景物也就披上了作者的恬然，所以这些清新自然的景观被营造成了一种清静平和的意境，从而烘托出了诗人的一颗恬淡之心。来看看1072年《北池小会》、1074年《闲行》、1078年《旬日过仁王寺》三首诗的景物描写：

笑语从容酒慢巡，笙歌随赏北池春。波间镂槛花迷眼，沙际朱桥柳拂人。金缕暗移泉流急，银簧相合鸟声新。幸时无事须行乐，物外乾坤一点尘。（《北池小会》）

草软沙匀野路晴，竹枝乌帽称闲行。鸟啼绿树穿花影，风出青山送水声。转觉所忧非己事，尽徒多难见人情。闲中我乐人应笑，忙处人争我不争。（《闲行》）

杂花飞尽绿荫成，处处黄鹂鸣转声。随分笙歌与樽酒，且偷闲日试闲行。（《旬日过仁王寺》）

“春池”、“鸟啼”、“绿树”、“花影”、“青山”、“绿荫”这些清新自然的景象一反前期那些荒凉沉郁之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将诗歌引向了自然的境界，从而摆脱了愁苦的情调压在诗歌身上的沉重负担，使诗歌回归了应有的本色。这种自然的诗风透秀出作者“黄金驷马皆尘土，莫诉当欢酒百瓯。”（《郡楼》）的那种恬然的心态。作者未必真心诚意出世，但是内心却有着这种倾向，因此其诗歌中的春池、青山、花影才会显得如此的淡然。

曾巩诗歌入世与出世的风格表现在师法对象上的不同

曾巩前期诗歌主要师法李白、杜甫、韩愈以及汉魏古诗。这种师承渊源首先得益于曾巩的老师欧阳修。张戒说：“欧阳公诗学退之，又学李太白。”[2]曾巩早年就曾拜师于欧阳修门下，且得到了欧公的悉心指点，曾巩自己也曾说到：“言由公诲，行由公率”，古人又重师承，因此曾巩受到欧阳修的薰陶是不言而喻的。其次也得益于曾巩“转益多师是我师”的做法。由此看来曾巩前期的诗歌创作处于众多先辈的影子之下。下面我们就以曾巩学李白诗为例，探讨曾巩前期诗歌在师法上的特点。

曾巩《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有着明显模仿李白《蜀道难》的痕迹。两首诗都是写送别，李白劝友不去；而曾巩则是鼓励友人上任为百姓谋福，也暗含了自己的济世之思。单就风格而言，《蜀道难》是极富浪漫色彩的，《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则是浪漫与现实的结合。李白开篇立意，直入主题。之后即是“六龙回曰”[3]卷四零九、“冲波逆折”的奇谲想象。借以“壮士之死”、“黄鹤之飞”、“猿猱欲度”的夸张手法来佐证蜀道之难。接下来从正面直接描写蜀道之险。首先是天险，连峰接天、枯松倒挂、飞瀑争喧、万壑雷鸣；其次是人险，劫匪当道，杀人如麻。这种排宕的气势是作者感情的真诚流露，在这种磅礴的气势中尽显诗歌的浪漫情调。再看曾巩之作，开篇即写麻姑山之险，路摩青天、峭壁直上、悬登屈盘、万仞飞泉、阶插斗牛虽也是险，却没有了蜀道连峰接天、枯松倒挂、飞瀑争喧、万壑雷鸣的绝险，逊色于《蜀道难》的夸张和想象。麻姑山被曾巩塑造成了“山中遗人耕紫烟”的世外桃园，这种桃园只是“偶来到此醒心目，便欲洗耳辞嚣喧。”由此，曾巩的笔锋便开始转向了现实，因此《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的浪漫色彩远不及李白。就主题而言，李白借蜀道难行劝友人不入蜀，因而含有妥协退避之意；曾巩则是借描写麻姑山激励友人奋发有为。然而曾巩为了阐明这一主旨，进而绕开了麻姑山，进入了说理的层面。这样的描写故然使诗歌的中心思想得以确立，但是那种开篇时的浪漫和磅礴的气势便荡然无存，使得壮物与说理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本来就在浪漫手法上难以企及李白，又使诗歌在浪漫中结出现实的果实，这种衔接显得生硬而不自然。因此在模仿李白的诗作中，曾巩显然得到的只是李白的形，而没有得到李白的神。李白的《蜀道难》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就是因为其将浪漫风格贯串始终，却绝无刻意说理的痕迹，这也使得诗歌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和一气呵成的顺畅与自然，这恰恰是曾巩师法的诟病所在。

就曾巩所师法的对象而言，都是大家精品，然而曾巩却在这些仿作中或隐或显地掺杂了儒家思想，而这种参杂却显得有些生硬，达不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因此使诗歌有了明显的说教气息。但是从中也不难看出曾巩的那颗虔诚的济世之心。后期诗风的这种儒学道统观却绝少出现在诗作中，那么此时曾巩的师法的对象又是谁？

曾巩后期诗歌俨然自成一家，如果说还有谁能最能影响其诗歌创作，那么这个人就是陶渊明。韩愈《送王秀才序》：“吾少时读《醉乡记》，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岂诚旨于味邪？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4]欧阳修曾说：“晋无文章，惟归去来辞。”[5]曾巩自己也曾说：“一尊且勤设，勿负头上巾。”（《闻喜亭》）。就师承上来说，从韩愈到欧阳修再到曾巩都对陶渊明倍加欣赏。基于此，虽然后期曾巩以创作近体诗为主，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对陶渊明的学习。古人讲求神似，而非形似。在这一点的领悟上，曾巩已经很有心得，因此放弃了前期形似的模仿，而达到了神似的境界。纵观陶渊明的诗歌，直白的说理和激切的表白是绝少的，但是却又达到了规劝世人之意。因为陶诗的淳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使读者无时无刻不在受着他的感召，从而发自内心的产生共鸣。试看曾巩1078年作的《夜出过利涉门》与陶渊明的《饮酒五》：

红纱笼烛照斜桥，复观飞入斗杓，人在画船犹未睡，满堤明月一溪潮。（《夜出过利涉门》）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五》）[6]

两首诗都在写清闲。首先看陶渊明的诗，诗人首先营造一个安闲的意境，再自问自答，再来解释“心远”的内涵。在这里，我们看不到陶渊明的愤慨，也看不到陶渊明的劝诫，有的只是一幅祥和的画面。然而那时的东晋王朝已经处在日薄西山之际，覆亡前的种种离乱景象早已开始滋生，加之刘裕的权势日渐扩大，其野心也日渐显露，陶渊明为此而感到十分忧虑。因此“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三》）表露出一个已经归隐的人还是心恋着国家，这种“而无车马喧”的背后不是诗人的欣喜，而是一种无奈，由此而论，陶渊明的出世是迫于无奈。再看曾巩的《夜出过利涉门》，诗人在利涉门看到了笼照斜桥、入斗杓、船人未睡、堤月溪潮的景象，这些都显得格外清新自然。这首诗作于1078年，而是年闰正月曾巩因“迁延不之官”罪罚铜十斤。之前的1077年，曾巩因为侍奉母亲的缘故而延迟了赴任日期，但刚上任的曾巩就采取“一则谕以招纳，一则戒以剪除”的办法平定了福州饥民叛乱。这两则材料透漏了两点信息：第一，曾巩已经厌倦了官场的生活。“集贤自笑文章少，为郡谁言乐事多……还有不随流俗处，秋毫无累损天和。”（《戏书》）言明自己的独树一帜不入流俗已经被俗世所排斥，所以作为知州的自己也很少有乐事。第二，一旦上任，又开始践行自己的儒家思想，济世扶民。由此我们再回来看《夜出过利涉门》，这种清闲不是陶渊明的无奈之闲，而是有为后的清闲。由此可以看出曾巩不再只是形式上的相似，而是在深层次上去探寻陶渊明诗歌的本质，这种本质就是“闲”的背后是为国效力的情怀。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曾巩和陶渊明在思想上有着本质上的共同之处，其诗歌也就有了本质上的共鸣之言。

在得意的时候，曾巩尚且能效法陶渊明；在失意的时候，更是把陶渊明当做一剂良药。有了“四时云然了安慰，吁吾有愁谁可语。”（《多雨》）的感慨，于是用“自古幸容元亮醉，凡今谁喜子云书。”（《羁游》）来释怀。两首诗皆作于1075年。是年曾巩所作诗歌都表现出了苦闷的情怀。试看曾巩1075年的几首诗。

楚泽荒凉白鹭根，盈虚无座问乾坤。虫虫旱气年年有，寂寂遗人几户存？盗贼恐多从此始，经纶空健与谁论？诸公日议云台上，忍使忧民独至尊。（《楚泽》）

团扇频挥到此亭，他乡愁坐思冥冥。空羞避俗无高节，转觉逢人恶独醒。岁月淹留遂日老，乾坤狼狈几时宁。预知事事今何似，万里波涛一点萍。（《西亭》）

粗饭寒斋且自如，欲将吾道付樵鱼。羁游事事情怀恶，贫病年年故旧疏。自古幸容元亮醉，凡今谁喜子云书？何由得洗尘埃尽，资贾沧洲结草庐。（《羁游》）

自曾巩通判越州以来，1069年11月妹夫王无咎卒，12月岳父晁宗恪卒；1070年侄儿曾觉卒；1072年2月好友刘伯声卒，8月恩师欧阳修卒；1073年10月吕升卿搜罗曾巩过失无果；1074年3月，妹曾德操卒，7月弟曾布因直陈市易法之弊而遭贬；1075年2月王安石官复宰相，8月韩琦卒；自己也从通判越州改知齐州再改知襄州。这一连串的打击和改迁最终在1075年爆发了，诗人的情感如涌泉般喷薄而出，但很快诗人又趋于平静，因为还有陶渊明在支撑着自己。虫灾、旱灾历朝历代都时有发生，为何盗贼从此刻起就增多了呢？因为诸位官员只在官署高谈阔论，只顾自己的升迁而忘却了百姓。自己独自醒来之后发现世道非常黑暗污秽，万事都像波涛里的一点浮萍漂泊不定。再结合上面的史料来看，显然诗篇在影射王安石的变法屠害百姓，而自己却又无力挽回这一局面；多次改迁和不习惯于官场的人情世故使得自己贫病交加，亲朋好友也相继去世或者疏远，更使自己萌生了效法陶渊明之归隐。在人生的失意中，曾巩发现只有陶渊明的醉是被世道所容许的，因此子云的奋发又有什么用呢？还是在沧洲归隐吧！事实上曾巩并没有隐居成功，而是在之后历知洪、福、明、亳，之后受知朝廷，任职京师。然而陶渊明的神，曾巩已经继承了。1075年之后的诗篇多以清丽见长，绝少抒发郁勃之感，无论是失意还是得意那种平和之气已经灌注于诗篇，已经有着明显的的脱离尘世纷争的面貌。

结语

从选景、师法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清晰的看出曾巩诗歌前后期有着明显的入世和出世的变化。曾巩诗歌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被认可，得益于他的后期诗歌的创作。首先，这种出世风格的诗篇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把儒家的说教在无形中注入诗篇，从而不至于使诗歌因为说教而破坏了其自身之美；其次，作者不再限于模仿，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创作。王禹、苏舜卿、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王安石这些大诗人都是沿着自身所特有的人生轨迹才开创了属于自己特色的诗歌。曾巩诗歌的正真价值就在于此，这种创作倾向使得曾巩成为了宋调的开创者中的重要一员，这种创作倾向更使得宋诗能够成为一座异于唐诗的丰碑。

参考文献：

〔1〕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李白.唐诗三百首[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韩愈.韩愈全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