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入门学范文第1篇

【作 者】张二震，1953年生，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经济学教授。

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大致可分为两类：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所谓静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它表现为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前提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的实际福利的增长。所谓动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影响。静态利益偏重于一国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消费方面的好处（当然，这种好处与分工后生产力的提高有关），而动态利益则注重于开展贸易后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其他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如果说，静态利益是直接的贸易利益，那么，动态利益就是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本文拟就国际贸易的发展利益以及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和条件等问题，作一深入分析。

一、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为自古典学派以来的历代经济学家所重视。他们常常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极力宣扬扩大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亦即发展利益）的思想。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的，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Vent for Surplus）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斯密的“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贸易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他写道，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1）］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及换回的本国需求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以国内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为前提的，因此，出口部门的扩张是通过从进口替代部门转移资源来实现的，涉及进口替代部门缩减，就这一点而言，并不必然得出经济总量同时增长的结论。因此，“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可与比较成本说互补。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能够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倾向，促使经济增长。总之，李嘉图认为，通过进口廉价初级产品，阻止土地收益递减、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倾向，就可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2）］

较为系统地论述贸易的发展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穆勒。他关于贸易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论述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他认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直接利益，另一种是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国际分工，使生产资源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提高产量和实际收入；二是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活动持续进行所必需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间接利益则表现在，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的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储蓄的增加，加速资本积累，等等。穆勒这样写道：“市场的扩张使生产加工过程趋于改善，一个为比本国更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能够引入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可能进行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开放了贸易，通过使人们熟悉新鲜事物，有时可以使一个原先因缺乏精力和雄心壮志而造成资源开发不良的国家经历一次工业革命，驱使那些原来满足于微不足道的舒适和惰散的人更为勤奋的劳动，以满足他们新的偏好，以致鼓励了储蓄，提高了资本的积累。”穆勒还指出，贸易通过下列途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外国工艺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外国资本的引进使生产的增长不仅仅依赖于本国居民的节约和精打细算，并且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激励性的示范，向人们传输了新的观念。”［（3）］约翰·穆勒的这些精辟论述对后来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贸易利益问题。

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带动问题。与亚当·斯密“剩余产品出口”模型相似的有所谓“大宗产品”（Staple）出口带动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所谓大宗产品，主要指原材料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开发和新发现，常常导致国内大量剩余。这些剩余由大批量的出口吸收，便可减少国内资源的闲置和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储蓄和投资，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一模式是加拿大经济学家因尼斯在30年代根据加拿大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史实中总结出来的，因此一般认为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一思想还是有启发价值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一个带动整个经济起飞或高速增长的领先部门。当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时，就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领先部门。

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与发展中国家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把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工业部门，另一个是传统的尚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农业部门。现代的工业部门采用现代技术，面向市场，易于接受变革。传统的农业部门技术落后，生产仅能糊口，没有什么产品流向市场，收入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现代工业部门运用再生产资本，雇佣工资劳动力，进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受制度和组织形式及资源条件的约束，劳动的边际产品低，并且常常低于其平均水平，劳动力供给因而具有“无限”的特点。现代工业部门的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吸收劳动力以扩张工业生产的积极性。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面对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工业部门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便可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同时还可进一步增加利润。借助资本的积累，工业部门得以不断扩张，吸收源源不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要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超过传统部门，整个经济就可以从劳动力转移中得到好处。尤其是在剩余劳动力尚未吸收完，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不上升的情况下，利润和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将加速。如果资本主义部门即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是出口产品，传统部门生产的是进口产品，对外贸易的扩展无疑将有助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产品的市场和需求，并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因为食品的价格将因进口而降低），从而进一步增加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观点，再联系到19世纪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国家利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的观点便应运而生。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论命题是D．H．罗卜特逊在30年代首次提出来的，50年代R．纳克斯对这一学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纳克斯在分析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认为，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

（1）较高的出口水平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了提高其进口水平的手段。进口中包括资本货物的进口，而资本货物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特别重要的。资本货物的进口使这个国家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它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

（2）出口的增长也趋向于使有关国家的投资领域发生变化，使它们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领域，亦即它们各自享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3）出口也使得一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国内市场加上国外市场比起单独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就能容纳得下大规模的生产。

（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给一国的出口工业造成压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产品的质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业。

（5）一个日益发展的出口部门还会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并刺激加工工业或附属工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4）］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学家马克斯·科登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且特别强调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科登认为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收入效应，即通过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

第二，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于贸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额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

第三，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进口含量较大的产品，则由于贸易的开展，会使投资品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因为投资成本的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了。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第四，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的发生将会使收入转向出口生产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大大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话，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第五，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可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当出口扩大，并且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生产的增长率往往会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5）］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

这一理论通过对增长因素的计量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应归功于生产率的提高。基于这一事实，新增长理论构造了一系列模型，将创新活动内生化视为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投资的结果——这一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而且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在这里，创新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新增长理论所揭示出的增长机制表明，如果对外贸易能够刺激一国的创新活动，便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创新活动与对外贸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竞争对创新活动的刺激而实现的。可见，从新增长理论中能够引伸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依据。［（6）］

以上我们极其简略地考察了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可以说，随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国际化的深化，人们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展，对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态利益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互通有无”，亦不仅仅着眼于通过交换获取静态贸易利益，提高消费水平和增进国民福利、而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发展促进信息、物质、思想的交流，激发本国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当然，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现实的推动作用，这要取决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稍后我们将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

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贸易的发展利益或动态利益，已为理论研究和经济生活实际所证明。但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是什么？贸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带动经济发展？上面介绍的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的各种观点中虽都有所涉及，但都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下面试作些归纳性分析。

概括说来，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是通过下述这些机制的作用而实现的。

1．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把本国的企业纳入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之中。一方面，持续的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将促使本国的企业提高效率。竞争必然加速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促使高效率的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从而优化本国的市场结构，改善本国企业的实绩。即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仍然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不能不同外国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展开竞争。为了扩大在国外的市场份额，出口企业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生产出成本低、质量好的商品去参与竞争，并不断按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按国际标准生产，按国际营销惯例办事。这无疑会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无疑是一国经济发展最本质的基础。

2．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市场的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无疑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

先看出口。出口企业往往是面对世界市场来组织生产，市场容量大，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降低，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事实上，许多工业部门要求有适度的初始规模，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如汽车、电冰箱、电子计算机等等，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可以使成本降低很多。如果一国的企业在为国内消费者提供这一类商品的同时，还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同类产品，那就不仅企业能提高赢利水平，而且国内公众也只需支付较低的价格。不仅如此，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以致各种各样的从属的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因为在经济运行中，各产业之间呈现出各种联系。所谓“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后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二是前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果出口产业是“联系效应”大的主导产业，就可取得很大的“乘数效果”，带动其他一系列部门的发展，从而循环反复地连续推动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看进口。从国外引进国内没有生产的产品，往往能起到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新产业成长的作用。由于国内仍未生产，一时无法确定新产品会有多大的市场，即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社会需求量究竟是多少。当国内进口需求很大，以致即使高关税壁垒也难以阻挡进口时，国内企业就得到了明确的生产信号，进口替代的工业由此发展起来。实践证明，进口替代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就是进口商品刺激国内需求，进而导致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产生。如果条件具备，进口替代部门还能转变为出口部门。进口国外的新产品还可促进一国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

3．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进口看，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将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类似于创新对增长的刺激，而且还节省了创新的成本。从出口看，出口的扩大使得创新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上升，从而反过来刺激本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带动经济增长。

4．开展国际贸易能加速资金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说，国际贸易从三个方面促进一国的资金积累。一是出口部门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能提高积累率，从而加速发展。二是外贸的发展为引进外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最终是由该国的出口能力决定的。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余地就越大。另一方面，进口往往同国家之间的借贷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又可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引进技术和设备等等。三是对进口竞争部门提供刺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满足于现有的市场，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进口市场竞争的出现，使企业产生了提高积累率的巨大压力。无论什么情况，积累总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5．开展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现代经济发展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结构优化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所谓产业结构的优化或合理化，是指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协调发展以及各产业内部的结构符合社会市场需求结构，以及各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无疑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刚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面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淘汰和放弃某些不合理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6．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从而对一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对一国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和某种教育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交换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它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诸如效率观念、效益观念、服务观念、冒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等等，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尤为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抵制资本主义固有的腐朽思想侵蚀的同时，大胆吸收一切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民逐渐摆脱封建的、小生产的以及“左”的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封闭落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精神包袱，大踏步走向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舞台，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

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条件，也有国际环境条件；既有微观条件，也要有宏观条件。由于各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呈现出多样化，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没有统一的模式。

首先，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要看该国的经济主体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动，能否对国际贸易作出合理的行为反应，要看该国是否具备必要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从微观主体来看，如果企业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那么即使面对巨大的进口竞争压力，它们也会无动于衷，不会去迎接竞争而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即使有进口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它们也可能不去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和设备以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当然，企业更不会积极谋求扩大出口而积极从事创新活动，不会谋求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由出口而获得的收入和剩余也将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更谈不上实现出口增加、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市场发育状况看，如果缺乏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生产要素在本国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那么由进出口所引起的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就拿出口来说，它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大小与否，取决于出口部门与国内经济其他部门在生产、技术和市场交换等各方面的联系程度，这就要求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作为联系的“渠道”，这样，出口的增长才能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向各个部门传递经济和技术的“信息”，通过出口的扩大而牵动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如果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经济结构不合理，要素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较低，即使出口形成了潜在的动力，但由于出口的增长向各经济部门传递动力的各种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渠道不畅或中断，或者其他经济部门无力或无法作出积极的反应，那出口增长就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出口本身也会衰竭下来。另一方面，出口产品生产函数的性质对出口作用的大小也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使用不同投入系数、使用不同生产要素的出口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联系效果。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质及其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技术水平的差异程度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出口生产的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相差不多，或出口的扩张仅仅是外延规模的扩大，没有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则其他部门从出口的发展中受益的可能就很小。

其次，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开展国际贸易，会引起本国生产要素收益发生变化。从短期看，贸易会引起出口行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因而出口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获益；同时，进口竞争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因而这个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受损。从长期看，贸易会引起生产要素在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引起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收益。所谓“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概括了这种情形，即：开展贸易后，会使出口行业（价格上升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进口竞争行业（价格下跌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如果贸易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变得十分不合理或不公正，就会涉及社会的安定，影响经济的平衡增长。这样，政府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和措施，比如利用税收、补贴等等办法，使任何个人或阶层都不因对外开放而蒙受收入水平绝对下降的痛苦。进一步分析，如果出口收入的国内分配有利于对国产品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集团，其结果就会有效地提高对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本国的生产和就业。当出口收入的增加集中到储蓄倾向较高的居民手中，则出口的扩大又会给其他部门的增长提供资金，提高投资水平。反之，如果有较高进口倾向的集团或对进口品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更多地得到了出口收入，则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就受到了削弱。当然，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但贸易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国际贸易能否持续地带动一国经济发展，还要看能否在总体上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基本功能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而这一点会集中反映到进出口贸易的收支平衡上来。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对外贸易是出超还是入超；另一方面，贸易收支的平衡状况又制约对外贸易是否有效的帮助一国经济达到总量均衡。实践表明，贸易收支平衡是外贸增长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对一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著称的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把对外贸易收支平衡的变动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命题：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可能形成入超倾向。这里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该国不能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收支平衡，那迟早要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曾经因贸易收支逆差过大，外汇储备不足，不能支持高速增长的进口而实施紧缩，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一段时期的贸易收支逆差，是难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7）］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地缩小这种差距。即使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期内也不足以消除贸易入超的倾向。再者，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强化贸易入超倾向，因为外资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通常会以进口的方式带进一部分投资品，使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规模扩大，而且投资引进进口需求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尽管这种进口从短期看不需要支付外汇，但从长远看还是要靠出口来支付，还是会成为产生贸易入超的一个因素。一些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开办初期需大量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等，会直接影响到短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出现一定规模的入超，既是实行开放发展模式所必然带来的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保持一定的贸易入超，实际上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在国内搞建设。当然，若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冲击，妨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入超规模不能过大。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要密切注视并具体分析产生贸易入超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进口过多的高档消费品等等而导致的贸易入超，对国民经济增长就有弊而无利。这种情况是极可能产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示范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刺激本国人民为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消费水平而奋发努力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刺激“消费早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面对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强烈引诱，常常试图在低水平生产的基础上实现高消费，导致进口过大，从而对贸易收支形成强大的压力。如果贸易收支不平衡进入了非常严重的状况，那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

最后，国际贸易能否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看一国能否选择正确的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战略，并能适时地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情况调整这种政策和战略。

注释：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页。

（2）参见［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五、六、七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上述引文转引自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4）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5）参见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易经入门学范文第2篇

在不可贸易部门，主要增长拖累因素是需求疲软以及阻碍生产率发展的结构性和竞争性因素；在可贸易部门，增长取决于一国相对于收入和竞争力的生产率。在全球层面，可贸易部门也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一旦进入快速增长模式，就会从投资带来的资本深化中获得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弥补过去的投资不足。发达国家则可能因投资不足而落后，转而依赖可持续性较差的债务驱动型方式创造需求。因此，重塑增长战略中理应包含投资。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指出的，投资有一个极限，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决定的。通常，投资极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如果资本深化潜力挖尽，那么技术进步便成为长期增长动力。

挑战在于如何在当今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失衡日益严重、增长和就业问题恶化的世界中将这些洞见付诸实践。如今，世界各经济体通过全球经济中的可贸易部门直接相连，通过各国可贸易和不可贸易部门之间的需求和就业联系间接相连。

在短期，不可贸易部门受着国内需求的制约。不可贸易部门需求不足不可避免地从这一方面限制着经济发展。

当然，政府可以通过赤字支出填补空白。但发达国家或多或少地在财政方面受制于相对较高且不断增长的公债水平。这一问题主要肇因是财政失衡。

各国财政制约严重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讨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制约显然来自各自债务市场中缺少私人资本，收益率的不断上涨威胁着其财政稳定性和改革计划。美国债务市场则并未出现触及极限的类似迹象。但债券市场并不会给出多少预警信号，一年前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收益率突然飙升就是明证。

更为复杂的增长问题与全球经济中的可贸易部门有关，全球总需求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目标。总需求及其增长确实重要，但市场份额同样重要。从危机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以及随后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冲击来看，可贸易部门的全球总需求可能存在不足，令全球增长缺失了一个重要元素。但对于具体国家而言，其相对于收入水平的相对生产率决定了其在全球可贸易总需求中可能获得的份额。

与经济中的不可贸易部门不同，全球可贸易需求中的内需部分并不是增长的绝对约束；全球可贸易需求的增长率亦不是对增长的绝对约束，因为一国可能提升其在全球可贸易需求中所占的份额。

当然，不可能所有国家都同时获得份额的提升。幸运的是，如果各国以提振可贸易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为目标，则收入会得到提高，全球总需求的增长则能加速。看起来这可能像是一场零和博弈，但实际并非如此。

当收入与生产率水平相去甚远时，提振增长就需要改变贸易条件，而这可以通过汇率变动来实现。在欧元区，存在竞争力问题的成员国没有汇率调整机制可用，因此可能必须实行抑制收入增长和提振生产率的改革。

对可贸易部门适用的道理对各国工人同样适用，不同国家的工人受到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影响各不相同。全球供应链的高效一体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部门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它也减少了发达国家可贸易部门中部分中等收入人群的就业选择。

易经入门学范文第3篇

（一）关于葡人居留澳门缘由的研究。对于奉天朝领土无比神圣的明代统治者为何会让葡人居留澳门，史学界争议较大。国外一些学者认为，由于葡萄牙商人驱逐海盗，而后通过中葡之间谈判而取得居留地。国内大多数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早在1957年，戴裔煊先生就在《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注：戴裔煊《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一文中通过大量资料考证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国内学者传统观点认为葡人通过贿赂广东官员而取得居留地。在《明史》、《澳门记略》、《广东通志》中都有记载，因而这种观点流传较广。但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费成康在《澳门四百年》（注：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一书中就指出：“同意这些至少是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前来贸易……这决不是仅因汪柏个人收受了重贿，而且必定有更重要的原因。”而朱亚非在《明代中葡关系及澳门之地位》（注：朱亚非《明代中葡关系及澳门之地位》，《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一文中就明确提出贿赂并非取得居留权的原因。认为由于葡萄牙人在福建、浙江的武力活动失败后，吸取教训，对明朝官员采取恭顺态度，而明朝官员也考虑到沿海贸易对于增加财政收入和他们自身私益上均有利可图，同时他们还想利用葡人的力量来对付倭寇、海盗及造反的农民，因而同意葡人居留澳门。

（二）关于葡人居留澳门性质的研究。国内学者一般都认为澳门属于居留地性质，也就是因通商而划定一地段特许外人居留，且须缴纳租金。郑永康在《历史上的澳门问题》（注：郑永康《历史上的澳门问题》，《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中还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后，澳门仍属于居留地性质，而清政府之所以没有坚持葡人交纳租金是因为葡方承担协助征收鸦片税的金额要比五百金大得多的缘故。”但最近也有一些学者从明朝、清前期两个不同时期中葡关系变化分析，认为在明、清前期两个不同时期，澳门性质并不一致。陈尚胜在《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注：陈尚胜《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明朝，澳门只是明政府准许葡萄牙人栖息的一个贸易场所；而在清前期，澳门实际上是清政府设置的西方诸国在华侨民的“蕃坊”。

另外，国内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澳门属于殖民地性质，葡人入居澳门属于侵略行为。

（三）关于澳门主权地位的研究。自葡人在澳门取得居留权之后，四百年来对澳门主权问题的论述较多。对澳门主权归属问题，海外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从殖民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中国皇帝因葡人平定海盗有功而把澳门让与葡萄牙，提出了所谓的“征服让与说”。大约在十八世纪葡萄牙政府就炮制出这种观点，此后一些学者就以此为根据提出这种说法。吴志良在《〈关于葡萄牙居留澳门的备忘录〉葡萄牙寻找澳门主权依据的过程》（注：吴志良《〈关于葡萄牙居留澳门的备忘录〉葡萄牙寻找澳门主权论据的过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对葡萄牙缘何炮制“征服让与说”及过程作了分析论述，指出葡萄牙政府是为了使澳门作为他们的海外殖民地得到“法律上的承认”而蓄意炮制出来的。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明政府同意葡人居留澳门后，澳门实际上已割让给葡萄牙，中国不再对澳门实施主权。如元邦建、袁桂秀在《澳门史略》（注：元邦建、袁桂秀《澳门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页。）中指出：“葡萄牙人统治澳门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张锡群、吴克明在《中国近代割地史》（注：张锡群、吴克明《中国近代割地史》河南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中也提到“从1553年算至今，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和统治澳门已有434年的历史”。但近年来大多学者都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认为1887年以前，中国政府对澳门实行全面主权。如黄启臣在《明至清前期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注：黄启臣《明至清前期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中从葡澳行政结构，土地主权，军事主权，行政主权，司法主权，海关主权入手全面分析明至清前期对澳门行使主权。而费成康在《关于1887年〈和好通商条约〉订立》（注：费成康《关于1987年〈和好通商条约〉订立》（《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一文中还明确提出：中国于1887年并未“割让”澳门，也未“永租”给葡萄牙。

（四）关于澳门贸易史的研究。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澳门贸易史进行了热烈讨论，发表了一些论著，这些论著尤其对明至清前期澳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繁荣、特性、衰弱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考察。其中对有些问题看法不尽一致，主要争论的问题是：明至清前期澳门贸易对中国经济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明至清前期澳门贸易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对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李庆新在《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注：李庆新《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由于明代澳门贸易的繁荣，使澳门成为广州的外港，把广州贸易与国际贸易紧紧联结在一起，使广州对外贸易进入一个全新时期，从而带动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考察指出由于澳门贸易的繁荣，输入中国的白银达一亿两之多，使白银成为当时社会的流通货币，从而废除了封建实物税和徭役，这对于明后期“一条鞭法”的推行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利于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澳门的国际贸易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邓开颂在《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注：邓开颂《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学术研究》1990年第3期。）和《澳门和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注：邓开颂《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两文中分别叙述了澳门贸易中的掠夺性和野蛮性，指出鸦片走私、华工输出给广东沿海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黄启臣、邓开颂进而在《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注：黄启臣、邓开颂《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和《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注：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两文中指出由于澳门贸易被殖民国家操纵，并进行掠夺性和野蛮性贸易，使中国不能通过澳门的海外贸易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本，从而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

笔者认为澳门的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应该指出在澳门贸易前80年的黄金时间里，对明朝经济发展确有促进作用，况且，那时鸦片走私得到明政府允许，每年输入量也不超过200箱，且大多作为药材用，而那时的苦力贸易影响也较小。但随着澳门贸易地位重要性的下降，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十分猖獗时期，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妨碍作用。

（五）关于中葡关系发展对澳门的影响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刚起步阶段，研究论述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明至清前期的中葡关系上。如朱亚非在《明代中葡关系与澳门之地位》（注：朱亚非《明代中葡关系及澳门之地位》，《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一文中具体论述了明代中葡关系的发展沿革，认为明统治者对葡萄牙采取的是一种既笼络又限制，既与之交往又对其保持戒备的羁縻政策，并进一步指出由于这种政策，使得葡萄牙在中国领土上立住脚跟，随着时间推移，形成尾大不掉之势，逐渐架空澳门各种权力，因而从长远来看，明代中葡关系发展于明朝不利。

对于清初的中葡交往，郑德华的《清初迁海时期澳门考略（1661-1683）》（注：郑德华《清初迁海时期澳门考略（1661-1683）》，《学术研究》1984年第4期。）和韦庆元的《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注：韦庆远《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两文中指出清初统治者认识到王朝刚建立，不便对葡人采取强硬政策，以免在澳葡人同南方反清势力结合，使澳门成为反清势力的根据地。同时又对澳门要求实施全面主权，因而清初统治者“基本上沿袭明代中葡交往的态度，对其采取‘约束’和‘防范’政策”。

（六）关于澳门早期历史的考古研究问题。有关澳门的早期历史，在中国史籍中载录较少。要全面了解澳门史，特别是澳门的早期历史，这得依赖于考古发现。近年来考古研究进展不小。在《珠海拱北新石器与青铜器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注：谭世宝《澳门妈祖阁庙的历史考古新发现》，《学术研究》1996年第9期。）一文中记载在珠海拱北与澳门相接处考古发现：该地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斧、石＠①与石网坠等物与香港南丫岛、深湾遗址出土的形制相同，青铜斧和陶器花纹也相同，说明珠江口东西两岸当时存在着联系，同时也说明古代先民开发珠江三角洲的活动领域已扩展到澳门半岛范围。

澳门何时有定居居民和村落，历史工作者有不同说法。费成康认为远在元末明初望厦、蚝镜一带就有定居居民，而且明政府在平寇之后，对大横琴以外的地区包括蚝镜、望厦等地均允许百姓自由定居。（注：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谭世宝则指出“明初到嘉靖的漫长时期中，在相当于今澳门到珠海的沿海陆地及海岛的广大区域，并未出现合法定居居民和村落”，并认为“在澳门地区最早出现为政府所认可或确立的‘村之年代的范围，其上限不早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下限则不会晚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21]

妈祖阁是澳门最具权威的香火之地。然而妈祖阁建于何时，由于史藉上没有确切记录，长期以来存有多种说法，较流行的说法有：在海上遇难的闽籍人贾建突然看见神妃女立于山侧，便转危为安（在明万历明），为感谢天妃而建天妃庙。谭世宝通过实地考察，根据“神山第一”亭（殿）后的神龛石壁顶上发现刻有一道文字：“钦差总督广东珠池市舶税务兼管盐法太监李凤建”。结合史料考证认为，“李风曾在万历三十三年到过香山主持天妃庙的创建。”[22]

易经入门学范文第4篇

第二条低值易耗品是指单位价值在20__元以下、且不属于成批量购置的大宗物品，它是由消耗品和耐用品两部分组成。消耗品指使用时间在一年以下的低值易耗品。耐用品指使用时间超过一年以上的低值易耗品。

第二章低值易耗品管理原则

第三条低值易耗品由学校实施全面管理，总校协调、监督并对相应经费实施宏观指导；机关由部门管理为主、行政管理部实施监督、控制、指导。

第四条学校应当制订低值易耗品使用管理办法。学校应当实行部门公用低值易耗品专人负责制、个人领用低值易耗品个人保管制、消耗部门专人建帐管理制、对部门共用或个人领用的耐用品卡片管理制。总务处是学校实施低值易耗品管理职能部门。

第五条低值易耗品的采购、领用应当遵循“注重效益，厉行节约”的原则。做到既要保证教育教学需要，又要防止积压浪费。对大多数低值易耗品，学校要实行“零库存”。

第六条低值易耗品必须坚持先入库后领用的管理原则。

第七条应当不断加强对贵重、稀缺、民用性强的低值易耗品的监督管理。对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及其他危险低值易耗品，必须按相关管理规定保管或领用，学校应当确定专人负责管理，并采取必要的劳动保护与安全措施，保证人身和物品安全。对易燃、易爆、有毒、放射性及其他危险低值易耗品应当限量购置或发放，原则上不允许备用。

第八条学校总务处对低值易耗品比价采购负责，对招标采购程序具有监督权，对招标采购效果具有核查权。

第三章低值易耗品购置

第九条为了确保学校的持续健康发展，保证学校使用和控制好教育经费，学校应当科学有效的做好低值易耗品购置管理工作。购置低值易耗品一般采用领料、采购、调拨等方式。

第十条低值易耗品的购置计划应当按照以下程序产生：

（一）低值易耗品需求部门，应当按照“既不影响工作，又要防止浪费”的原则，向总务处提出低值易耗品需求申请。

（二）总务处根据《低值易耗品需求申请》和学校实际情况向校长提出学校低值易耗品领、购计划。

（三）低值易耗品领、购计划审批：领或购总额在10000元以下，由校长协商审批；领或购总额在10000元以上，应当经领导班子会议讨论确定后由校长签批。

（四）对已审批的领、购计划，应当按以下三种方式进行领或购：

（1）领料方式：指学校用领料单从公司生活服务分公司等部门领回来的低值易耗品。学校提出的领料单需经总务科审核加盖“材料专用章”、财务科审核加盖财务章。总务处、总务科、财务科在执行领料方式时，应当严格按照公司和总校规定做好各环节工作。

（2）采购方式：指学校自行购置的低值易耗品。自行购置低值易耗品应当在符合公司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在执行采购方式时，购置总额在5000元以内的、应当实行两人以上共同采购制。购置总额5000元以上的，必须实行比价·招标采购制。实施的比价·招标采购制与《总校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中的第二十二条规定相同。低值易耗品比价·招标采购工作原则上规定每学期进行一次。采购总额达到或超过1000元时，必须签订购货合同。

（3）调拨方式：指总校或公司直接调拨给学校的低值易耗品。学校在接收调拨给低值易耗品时，应当严格按公司或总校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一条在采购物品时，采购人员要在充分征求使用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按照确保工作需要，适度兼顾缓急，避免浪费的原则优化采购方案。

第十二条采购人员必须负责将符合质量与技术要求的物品交给总保管员。采购人员如果发现供货商家在合同期内有弄虚作假、以劣充优等欺诈行为，必须及时将具体情况如实反映给学校领导，学校应当采取经济索赔、拒绝支付货款、终止合同执行等强制办法予以制裁。总保管员如果发现物品与合同要求不符，必须拒绝验收，并及时将具体情况如实反映给相关领导。

第十三条购置商品的价格管理：

（一）已经形成合同的低值易耗品购置，必须执行合同规定的价格。

（二）零星购置物品的价格，采购人员要充分了解市场

行情，货比三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选择价格合理的商

品予以采购。

（三）为了维护学校利益，有效控制好学校自购低值易耗品价格，财务科应当于适当时间将各校自购低值易耗品的价格予以统计公布,其目的是为了各校更多地了解掌握市场行情,通过学校之间的比较,既可以了解商家的信誉状况,又可以掌握本校采购人员的工作质量，还有利于提高学校采购工作管理水平。

（四）从公司生活服务分公司等单位领取低值易耗品，如价格明显高出市场价格，学校应及时反映到总务科，总务科应及时与相关单位进行协调。办理调换或退货手续，并及时 通知财务科。

第四章低值易耗品入库

第十四条保管员应当严格依据生活服务分公司等单位返回来的领料单、正规发票、合同书、调拨单等购物凭据办理实物入库验收手续。

第十五条保管员在入库验收过程中，如果发现实物质量达不到规定标准，应当坚决拒绝入库，不得出具验收单；如果发现实物的品名、规格、数量、型号、功能、技术指标等与随物凭据不相符，应当拒绝入库，不得出具验收单；如果发现实物的包装不是原包装，也应当拒绝入库。否则，保管员因上述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均由个人承担。

保管员对验收合格的低值易耗品，应当及时给物品购置人员出具规范的低值易耗品验收单。

第十六条总保管员要对所有入库的低值易耗品均应及时按耐用品、消耗品分类建帐，耐用品要建立台帐（卡片帐）。保管员必须于每月25日前，将本月发生的入库材料验收单整理报送会计人员，同时要认真记好台帐。

第十七条会计应当根据保管员出具的验收单进行帐务处理，并按月检查核实保管员帐薄，并做好签证工作。

第五章低值易耗品出库

第十八条低值易耗品领用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低值易耗品需求部门货人员，按照“既不影响工作，又防止物品浪费”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开具低值易耗品领料单。

（二）学校应当严格按照制订的低值易耗品领用管理办法审批低值易耗品。

（三）保管员严格依据审批结果发放低值易耗品。

（四）对于学校规定统一配发的低值易耗品，保管员应当依据总务主任提供的具体配发标准严格发放。

第十九条学校应当建立低值易耗品定额消耗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保管员必须于每月25日前，将本月发生的出库材料领料单整理报送会计，同时向会计人员编报库存物资月报表（主要反映上月结存，本月发生及结存），同时要认真记好消耗台帐。

第二十一条保管员不得做假帐，不允许发生物品的空进空出，同时有义务坚决拒绝任何人员的指使造假。

第六章在库低值易耗品管理

第二十二条在库低值易耗品管理要做到：分类定置摆放、整齐、整洁、标志明显、日清月结等。

第二十三条库房安全是保管员必须做好的重要工作，保管员应当树立强烈的安全意识，养成善于发现安全隐患的良好工作习惯，及时将发现的安全隐患采取妥当措施予以排除，对于无力排除的安全隐患，必须及时反映给学校有关部门；保管员还应当防止自己制造安全隐患，坚决杜绝一边排除安全隐患、一边人为地制造安全隐患的做法，确保库房管理的安全。

第二十四条保管员对在库物品的数量、质量等全面负责。对于在库低值易耗品，保管员应当按照帐务管理规范建立健全在库低值易耗品帐目，并做到帐物相符，对在库物品的名称、数量、资金占用总额做到心中有数。总务处每学期对在库物品的管理工作进行抽查，对发现的问题，学校应当追究保管员的责任，并予以处理。

第二十五条保管员应当按月与会计进行在库低值易耗品帐目核对，应当做到帐帐相符、帐物相符。在核对中发现的问题，会计应当及时报告给总务主任，学校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予以处理。

第二十六条保管员应当在每年底，对库存物品按规范进行全面盘点，总务处根据保管员提供的盘点表进行认真全面核查。对于核查出的问题，学校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予以处理。

第二十七条学校应当于次年的元月10日前填报经校长审签过的规范的库存低值易耗品上年盘点表，分别上报财务科和总务科。

第二十八条总务主任和主管领导应当掌握库存物品的名称、数量、资金占用总额、存放安全程度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库存物品资金占用总额过大、防止盲目购置、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第七章在用低值易耗品管理

第二十九条保管员应当按照规定将低值易耗品区分为耐用品和消耗品。

第三十条学校对耐用品实行卡片制管理，总务处配合部门负责落实。

第三十一条保管员应当给教职工个人领用的耐用品建立个人卡片、给部门公用的耐用品建立部门负责人卡片、给集中领用耐用品的处室建立卡片分帐，并建立耐用品卡片帐。集中领用耐用品的处室，学校应当安排兼职保管员，兼职保管员应当建立与保管员对应的卡片分帐，应当做到卡片齐全、帐卡相符。

第三十二条保管员按季度核对耐用品帐物，做到帐、卡、物、责任人相符，做到自己的分类帐与兼职保管员的卡片帐相符。

第三十三条学校对部门公用的耐用品要实行部门负责人负责制，对个人领用的耐用品要实行个人负责制，对兼职保管员领用的耐用品要实行兼职保管员负责制。

第三十四条学校对集中领用消耗品的处室，应当安排兼职保管员，保管员应当指导相应处室的兼职保管员建立分帐，兼职保管员应当按帐务规范建立相应的明细帐。

第三十五条学校应当建立严格合理的物品损坏赔偿制度。对耐用品丢失、损坏、毁损等失职行为，学校必须视其情节轻重予以处理，否则，总校将追究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学校要通过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和学生德育工作，逐步提高师生爱护公物的道德水平，增强全员节约意识，降低对低值易耗品的报损率，延长低值易耗品的使用寿命，保障学校的健康持续发展。

第八章低值易耗品结算

第三十七条低值易耗品结算程序如下：

（一）低值易耗品结算需要出具凭证。采购人员应当出具的结算凭证为：正规的发票、购置合同书、规范的低值易耗品验收单、购置审批计划等；领料人员应当出具的结算凭证为：公司生活服务分公司等单位返回的领料单、规范的低值易耗品验收单、领料审批计划等；调拨人员应当出具的结算手续为：总校和公司的物品调拨单等。

（二）总务主任审签结算凭证。

（三）主管校长审签结算凭证。

（四）总务科长审签结算凭证。

（五）财务科长审签结算凭证。

（六）总校校长审批结算手续。

（七）财务人员审核并办理付款事宜。

上述结算程序中，如果发生结算失误、失职等事件，若各程序都存在同一问题，程序越在先的责任越大；若从中间某程序开始出现同一问题，应当从出问题的程序开始，程序越在先的责任越大。对低值易耗品结算工作中的失误，总校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予以处理。

第九章低值易耗品报废

第三十八条对确已丧失效能的、在教育教学中正常损坏且无法修复的耐用品，在物品使用部门提出申请报废的基础上，学校可申 请报废。申请报废的时间为每学期的最后一个月5号以前。

第三十九条学校在申请报废耐用品时，应当成立耐用品报废鉴定工作小组，小组成员由学校领导、耐用品使用技术和管理人员、保管员、总务主任等组成。经鉴定小组共同确认后，方可按程序向总校申请报废。

第四十条财务科与总务科共同负责检查、确认耐用品报废申请，对认为应当报废的耐用品可批准报废，并指导学校按程序组织处理。财务科与总务科应当在接到报废申请的当月协助学校完成耐用品报废工作。未经财务科和总务科批准，任何学校和个人不得报废耐用品。

第四十一条对消耗品和批准报废的耐用品，保管员和会计应当及时进行相应的帐务处理。始终做到帐、卡、物相符。

第十章附则

第四十二条本办法由总务科负责解释。本办法如与总校原相关规定相抵触时，执行本办法。

第四十三条本办法从20__年4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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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

一.总则

为加强低值易耗物品管理，严格控制行政费用开支，特制定本办法。

二.低值易耗品范围

本办法管理之低值易耗品范围为公司办公用品、印刷品、办公室汽车用清洗用品及劳动保护品等。

其他物品根据公司特性可列入管理范围。

三.管理体制

公司行政部为低值易耗品之采购、管理部门。财务部为核算监督部门。

公司设立物品明细帐和库存统计表进行管理。

四.物品的采购、入库

凡公司或部门需采购之物品，均须填写购物申请，经行政部汇总编制计划，经财务部审核，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购进。

采购本着节省成本、价廉物美、急需办原则，不得谋私利。

采购物品后，办理入库手续，填制有关物品帐目；凭发票和入库单向财务部报销。

五.物品领用与管理

在库物品由行政部负责保管，指定专人管理。

在库物品，按月或按季节定期盘点，填写库存统计表，注明盈亏值，说明原因，报财务检核。

公司制定各级人员低值易耗品的须用标准和使用期限，并定期改进，依据各部门的工作特点适当倾斜、变通。

公司发放物品可分定期（月初）一次性领用和随时领用。领用人填写办公用品领用簿。公司对员领用费用进行内部财务核算，并与成本效益综合评价。]

贵重办公用品（如计算器、设计测量工程用具）等，须经公司主管领导批准后才能领用。

物品报废时应由使用部门填写情况说明，交行政、财务部门审核注销；职工调离，须归还物品的应交回原物，否则按规定折价赔偿。

公司制定劳保用品发放标准和使用期限，定期向有关员工发放。

行政主管应定期统计物品采购、库存、发放、使用情况。在满足保证办公效率情况下，使库存资金最小化，压缩行政费用。

六.附则

易经入门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收入分配；转型升级

一、“刘易斯拐点”的概念

“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是从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刘易斯（1954）依据古典学派的传统，分析提出了三个假设：（1）劳动力无限供给，即人口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数量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较大的部门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并且即便劳动力的价格降到仅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劳动力的提供仍然超过需求；（2）二元经济结构，即发展中国家由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部门组成；（3）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变，即由于两部门的发展是独立的，农业技术的进步可以保证现代部门能够获取无限劳动力。

在三个假设的框架下，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资本家剩余的使用，也就是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现代部门吸收传统部门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随后农产品逐渐出现短缺，对工业贸易产生影响，从而提高了转移人员的劳动报酬，这是第一个拐点。此后，现代部门继续吸收剩余劳动力并不断扩大，同时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直至与现代部门相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此时，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失，一元经济基本形成，第二个拐点到来。而通常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就是指第二个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结构趋于同质化。

二、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研究

近几年，沿海省份接连发生的一定程度的“民工荒”，全国出现了“涨薪潮”现象，引发了诸多学者对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学术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代表学者有蔡等人。蔡（2007）结合GDP增长率和生育率，通过对2004年全国劳动力的数量研究指出农村至多存有5800万（40岁以下）劳动力，剩余率仅为11.7%。他认为农村劳动力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短缺，说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随后，蔡（2010）又指出，2005年（4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至5000万，仅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0%。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贺蕊莉（2013）通过对辽宁省大连市的收入分布变化及趋势进行评估，判断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初期阶段，但其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局限性。吴要武（2007）从非技术劳工的工资水平变化、非正规的就业量变化检验得出在“刘易斯拐点”到来阶段，我国需要应对产业升级。

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中国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10）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农业中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大，只有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才能说“刘易斯拐点”来临，但这个拐点可能会出现在2020年以后。Minami和Ma（2010）分析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力，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余宇新、张平（2012）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测算出我国资本积累速度与人均资本量呈显著的正相关，资本收益率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周燕、佟家栋（2012）结合中国开放的经济特征与二元经济转型的特征，认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远未结束，外部冲击、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匹配等是造成中国式“民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Kwan（2009）从数量标准出发，也认为我国的剩余劳动力并未告竭。邓、王建（2012）认为照搬刘易斯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会产生偏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虽然在逐渐迫近，但并未真正到来。

三、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判定

总体而言，国内多数学者对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研究是基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的估算或经验之谈，并且在论证是否跨过拐点的过程中大都没有明确说明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第二拐点。其实“民工荒”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民工荒”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中国老龄化问题严重，从而导致高龄劳动力的比重上升，相对的，新生劳动力的比重就逐渐减小。另外，随着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从事基础劳动的人口数也会逐渐减小，这都可能是“民工荒”的原因。首先，有必要重述 “刘易斯拐点”侧重的是刘易斯模型中的第二个拐点，只有突破这一点，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任务及二元经济结束并实现了协调性转型。另外，由于中等国家的发展必定会经历“刘易斯拐点”，根据概念，它的到来通常需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1）劳动力供给；（2）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经济由二元过渡到一元。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结合这两方面对这一命题进行层层分析。

（一）劳动力供给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数量大幅缩减，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对于这个问题，几年前大多数看法是存在1.5～2亿的剩余劳动力。而蔡等人的研究剔除了40岁以上6000多万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并且将2亿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的人员全部作为转移劳动力，得出剩余率只有11.7%，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在未来必定会有所下降，几乎只占社会总劳动力的5%，因此也必定会有一部分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其次，40岁以上难以转移的劳动力完全可以替代部分现有农业劳动力，那么剩余率将会再次提高；最后，2亿的外出打工者虽然由农村流向城镇，但是由于国家政策的缺陷及对地方的保护，他们中只有少数优秀的人拥有城市户口，多数人随时会返回传统部门。这样看来，农村剩余率不止蔡所说的11.7%。同时，蔡（2010）认为人口红利仍能发掘，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达到供不应求的阶段，这与他自身的观点有悖。截至目前，根据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信息，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345万，由此有关机构和专家预测，将来一个时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会持续减少，但是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是呈增加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有所下降，但是总量是保持持续增加的；另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特别是通过推进城镇化和产业升级，促进劳动力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移、从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向高劳动生产率的行业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劳动力的供给，也就是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期。而片面的以 “民工荒”为论据论证我国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也有失偏颇。根据岳少雷（2012）的研究，“民工荒”只是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表现，多年来计划生育的实施严格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从而使劳动力供给速度逐年放缓；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提高了农民的福利水平，这进一步影响了对外输送农民工的数量，而这一群体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构成廉价劳动力的主力；另外，4万亿的经济刺激为中西部地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很多曾经在沿海工作的中西部农民工也开始逐渐“回流”。

（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国中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工资福利待遇的巨大差距。通常，在这种二元的劳动力市场中，一级市场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作业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二级市场的工资则较低，工作条件也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武断且粗暴，个人升迁机会更是非常渺茫，很多时候即便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也无助于提高劳动报酬，甚至不允许向一级市场流动。而在我国，这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下所隐藏的中国独有的制度体系更是约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坚实壁垒，城乡间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水平制度、就业政策、住房制度和户籍制度等都拉大了城乡劳动力在就业领域、经济权益领域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融合。

随着近几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截至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已从1978年的18%上升为52.6%，但是具有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仅为36%左右，高达2.6亿的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到城市之中。按照国际经验，预计在2010～2025年期间，我国的城镇化率才能达到70%，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

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马爱玲（2012）研究得出 “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同时必将伴随着库兹涅茨转折点，然而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距仍然存在，以非技术工人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还无法达到库兹涅茨转折点，使得我国仍然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端而并未越过顶点。

从官方公布的近几年的基尼系数来看（如表所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先上升后回落的趋势，但总体上已超过了国际规定0.4这一警戒线。另外，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时还需加入通货膨胀这一要素，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城乡居民的实际工资，从而给人一种工资差距不断缩小的幻觉。因此，从一些学者得到的数据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还要超越这一水平。考虑到中国特有的情况，虽然国内还未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但是在目前经济转型、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这个水平的贫富差距也足以引起相当的重视。

四、政策和建议

毫无疑问，对于我国，经历“刘易斯拐点”只是迟早问题。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来临之前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以缓和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实现经济顺利协调转型。

（一）完善政策制度，融合二元经济

制度变革是彻底推进经济转变的根本。要有条件地开放城市户籍，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将有稳定就业和拥有住所的农业人口登记为城镇人口并通过立法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与户籍脱钩，进一步建立起健全的劳动保障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从体制上为农民工创造条件，从而实现城乡二元经济融合。

（二）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发展方式

“刘易斯拐点”的逼近使得农业劳动力的价格不断增长，粗放型经济也逐渐丧失优势，因此应该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积极鼓励高新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环境和条件，实现我国经济环保、高效的内涵式增长。

（三）提供技能培训，提高劳工素质

集约型经济需要中、高素质的劳工来支撑，而传统部门的农民工所接受的教育普遍较低，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通常无法与岗位需求相匹配。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大主力，有必要消除对他们的歧视，为他们提供透明的用工信息、相对公平的就业机会及同等的入职培训。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定补贴，增加农民工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W.Arthur 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22）.

[2]蔡.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02）.

[3]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04）.

[4]贺蕊莉.刘易斯拐点还是沃尔夫森极化[J].农业经济问题，2013（05）.

[5]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J].人口与人力资本研究，2007（06）.

[6]周天勇.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并未来临[J].江苏农村经济，2010（11）.

[7]余宇新，张平.资本积累视角下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