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与“法”相关联的概念还有不少，“德”“礼”与“政”“刑”在孔子的思想中都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而“德”“政”与“法”的关系又过于抽象，尤其是“德”更涉及另一层次的问题，这里很难厘清其关系。就探究“法”观念而言，准确界定“礼”“刑”与“法”的关系无疑成为了关键点。本文无意从训诂学的视角去探析其词义的形成、发展过程和实践结果，而旨在说明在孔子的规范意识中此三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及其地位如何。一般而言，“法”主要是一套制度性的规范体系，而“刑”主要是违“法”后的补偿手段。换言之，“法”可以被看作是“刑”的上位概念。将“法”与“刑”贸然割裂，实则是为了说明孔子之“法”实为“刑”。这种界定似乎极易引起非议，但透过对孔子一言一行的分析，似乎也仅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研读孔子的思想文献我们发现，孔子及其弟子们很少谈论“法”，有关“刑”的论述却有不少。事实上，这与孔子对“法”的认识是有很大关系的。他认为作为“规范”意义的“法”从来都不是最主要的，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换言之，孔子基本上只在“刑”的范围内讨论“法”。从为数不多的涉及“法”观念的材料中，可以择选出以下几条作为例证。其一，《论语·颜渊》载：“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从历史上看，“无讼”不仅代表了孔子的法律理想，更是两千余年传统社会对法律秩序的基本追求。“无讼”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和谐”，意味着现世社会对理想秩序的美好期盼，这对传统礼法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孔子追求“无讼”的原因何在？它和孔子对“法”的认识是否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可以从“讼”的结果来看。古代社会虽刑民有别，但就责任承担方式而言却是刑法化的。也就是说，“讼”的结果是可能招致“刑”。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不仅有“刑”的部分，更有许多与“刑”无涉的内容。这一点，在孔子的思想中无疑是欠缺的，作为“规范”的“法”始终未能获得他的认可。其二，《论语·子张》中记载了孔子弟子曾子的这么一段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大意是说，裁判案例如果发现事实真相，为此不能太过于欢喜，相反，却要为案件的发生而省思。这一思想当然也可以被认为是孔子的主张。与法家的“刻薄寡恩”大不相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始终是温情脉脉、以感化教育示人的。之所以要“哀矜而勿喜”，一方面是源于对道德理想的坚持与贯彻，这不失为一条重要的施政原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案件审理的结果可能会引起“刑”，而孔子本人又是极具同情心的，这恰好说明了孔子所认为的“法”的残酷性。表现上看，这种推理似乎有一些牵强，但放在孔子政法观念的整体脉络中，就显得适当多了。同时，换一个角度思考，我们在孔子那里也实在发现不了“规范”意义上的“法”的影子。其三，孔子也曾直接言及“法度”二字，只是意蕴不同。春秋之际，法律的载体形式渐渐由神秘而走向公开。面对晋国铸刑鼎的法制变革景象，《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孔子的这番话：“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这是有关孔子“反对成文法”的记载，虽言及“法度”却非为“法”的正当性证明。相反，体现出的是一种“礼”的情结以及对“贵”的肯定。以上是从“法”的视角看孔子的政法观念，接下来，可以从“刑”的角度出发继续探索。孔子虽不直言“法”，但他对“刑”的论说及其记载的相关故事有很多。也正是从这些论说与故事中，我们发现了孔子对待“刑”的基本态度。孔子很少单独讨论“刑”，而习惯于将它同“德”、“礼”相对照而论，这样既可以彰显后者，又能够否定前者。例如，《论语·子路》载：“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又如，《论语·里仁》载：“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从孔子论“刑”的言说中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组结论：一是孔子并不单纯地否定“刑”的实用价值，其存在合理性的前提是“礼”、“乐”之兴；二是孔子认为“刑”的价值位列是最低的，不是理想的存在但又是不可或缺的惩戒手段。其实，这组结论可以简化地理解为“刑”是“无讼”理想到来之前的工具性存在。如果说有关孔子论“刑”的记载，或许还只是未经证实的推理，缺乏说服力，那么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公案则可谓一桩实例。《荀子·宥坐》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为官七日就诛杀大臣，似乎有点操之过急，完全违背了“不教而杀”的为政宗旨。不过这也可以理解，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的，参与现实政治的人必定要能当机立断，敢想敢为。孔子也不能例外。

二、孔子之规范在礼而不在法

一般而言，“规范”是指一套公认的能够引导、控制社会行为的标准体系。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上，“规范”则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先秦时期的“规范”体系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有学者曾有这样的判断：“看来，我们不妨大胆断言：三代之‘礼’乃是广义的法，西周的‘礼治’其实就是奴隶制的‘法治’。”也就是说，三代的“法”应取广义，“礼”实际上就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事实上，孔子所提倡的“礼”也可以算是一类广义的“法”，承担着制度规范的基本职能。不同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法家将“法”看作是治世之良药，希望通过“法”的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法家不同，孔子欲借这套儒家式的理论促使“失范”的社会回归正轨。在对制度规范的认可上，儒家看重的是“礼”的价值而非“法”的功能。有学者总结说：“礼有上述实践的社会功能，足以维持儒家所期望的社会秩序，而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所以儒家极端重视礼，欲以礼为治世的工具。”事实上，孔子之“礼”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许多本应单纯由法律作用的领域。甚至说，“礼”取代了“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礼记·曲礼》记载：“分争辨讼，非礼不决。”杨鸿烈先生曾分析说：“孔子所说的广义的‘礼’字，颇含有法律的性质……”可见，孔子虽很少言“法”，实质上却颇有“法”的精神，不同的是这种精神由“礼”所承载。孔子之“礼”所承担的“法”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公法”有关，其与后来的“国家法”的功能类似，如规定了各个阶层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二是与“私法”有关，其所承载的价值则远远超出了“国家法”的范畴。如陈顾远先生认为：“往昔，一切准绳皆归于礼，礼有所失，始入于刑。礼应认为系广义的法，欲求民事方面之规范，舍礼难得其梗概。”可见，就“私法”方面而言，“礼”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国家制定法，而孔子之时成文法才刚刚兴起，“礼”的地位一定更加重要。梁治平先生称：“从时间顺序上看，我们今天称之为古代法的，在三代是刑，在春秋战国是法，秦汉以后则主要是律。”这种认识很有见地，不仅指出了不同时期所谓古代法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且表明今人常常以实证法学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客观地讲，实证法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探究孔子之“法”的实质，却也容易遮蔽对孔子另一套规范体系的认识。孔子的政法思想具有保守主义的特点，源于三代而不能超越时代，尤其体现在把“刑”当作“法”上。孔子的时代有别于孟子、荀子之时，更有别于秦汉以降。他的思想比后来的儒者更加保守，没有如孟子一样喊出“徒善不足以为政”的声音，更不可能像荀子一样“隆礼重法”。孔子的一生都在为复归“周礼”而努力，奉行的是“克己复礼”准则。总而言之，孔子的“规范”意识是被“礼”所主导的，是以“刑”为后盾的。这一论断也是与孔子之“法”实为“刑”直接相关的。因为孔子理解的“法”基本就是“刑”，而一个有序的社会需要另一套规范以维持秩序，孔子的“礼”实际上就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只是，他的“礼”所承担的“规范”仍需要“刑”作为辅手段。此外，孔子看重的不仅仅是“礼”所具有的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更在乎的是“礼”所承载的教化功能。如果说“礼”是“德”的外在表现形式，那么“德”则是“礼”的内在精神。孔子以为道德教化的引导作用优于法律制裁的强制作用，故“德礼”优于“政刑”。“政刑”更接近于孔子所理解的“法”，这种“法”仅被认为是制裁性、惩戒性的法律，没有“礼”所具有的指引性、规范性的功能。

三、孔子政法观念核心价值的再审视

将孔子之“法”界定在“刑”的范围之内，无疑是对孔子法律思想的一大颠覆。这样的判断也许会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遗憾，但笔者仍愿作一尝试，并试图以此为视角解读孔子政法观念的核心价值。可以反向假设，如果孔子所理解的“法”不只是“刑”，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概念，那么孔子政法观念的某些核心价值就需要予以重新审视。首先，如果孔子所理解的“法”不只是“刑”，那么“仁政”的理想价值和制定意义将会有所降低。“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其政法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仁政”。所谓“仁政”就是为政要以仁为本，主张德礼教化，反对滥刑乱杀。如《论语·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如《论语·子路》篇载：“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反对刑杀，尤其是“不教而杀”之刑，但不能否定“刑”的工具价值。不过，他在潜意识中已然否定了作为“刑”的“法”的理想价值。概而言之，“仁政”是排斥“刑”的，但“仁政”离不开“刑”的衬托。换言之，“仁政”又与“刑”紧密相连。事实上，在孔子的观念中，只有“刑”才能更好地为“仁政”正名。也正因为有“刑”的冰冷与泛滥，才有“仁政”的温暖与施行可能。当然，这种思维模式不为孔子所独有，后来人一般也这么思考问题。我们知道，“刑”只是“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远不是大部甚至全部。我们要问的是，“仁政”是否必然需要“刑”的衬托？如果“法”不只是“刑”，那么“仁政”的形象是否还会那么伟岸？这些问题必然人言人殊。事实上，“仁政”以去“刑”为目标，但没有“刑”也就无所谓“仁政”。“刑”只是“法”的一部分，而且只是一种极端的补偿或制裁措施，以此为理想状态的“仁政”作论证，必然缺少信服力。也就是说，如果“法”不只是“刑”，那么“仁政”所具有的道德优势势必大大降低；如果“刑”不完全代表“法”，那么至少“法”就应当有自己的独立价值，也能如同“礼”一样成为一套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规范。其次，如果孔子所理解的“法”不只是“刑”，那么“德礼”也不会对“政刑”呈压倒之势。“礼”在孔子思想中是一套具有价值意义的规范，是“仁”“德”的制度化的实践与表达。“德”“礼”相较于“政”“刑”而言更有指导意义、教化意义。在孔子思想中，“德“”礼”优于“政”“刑”的另一层表达就是“人治”优于“法治”。先秦“儒法之争”的启示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处理“人”的灵活性与“法”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看待“人治”中的“仁治”与“法治”中的“刑治”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从“儒法合流”的历史事实来看，无论儒家的“人治”还是法家的“法治”都不够满足社会治理秩序的需要，唯有合流才有出路。当然，孔子并不是先知，他的预见是有限的，其政法观念仅代表了儒家一流。他认为“人治”具有天然的社会治理优势，具有至高的道德性，而“法治”则意味着威吓、制裁，故“人治”优于“法治”。孔子不理解“法治”所具有的“规范”意味，仅仅将其看作是制裁的手段，也就是自己所谓的“政刑”。“德礼”之所以对“政刑”呈压倒之势，就在于孔子将前者看作是指导规范，而把后者作为制裁手段，同时将作为制裁手段的“刑”理解为“法”。事实上，规范是一套完整的体系，有指引性的内容，也有制裁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法”不只是“刑”，而是一整套规范，那么“刑”就是规范体系中的一环，无所谓轻重，“德礼”也就不会对“政刑”呈压倒之势。当然，在孔子的思想中，“德礼”优于“政刑”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理想是泛道德化的，无论是作为弘扬社会风气的教育内容，还是作为制度实践的礼治秩序，都是以道德指导为核心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制度实践的“法”也应该是由道德引导的。因此，作为道德引导之表现的“德礼”势必处于“政刑”之上。最后，如果孔子所理解的“法”不只是“刑”，那么法律的终极目的将不再只是“无讼”式的“和谐”。简单地说，“无讼”式的理想就是希望纷争、诉讼不再发生，而且主要是指在社会风气好、民众素质普遍高的背景下实现的，也即不存在诉讼发生的社会土壤。一直以来学界对“无讼”都有一种误解，以为追求“无讼”就要“息讼”、“抑讼”以致“压讼”。其实不然，在孔子的观念中，“无讼”指代的是一种社会理想，而非现世的实践指导原则。但是，这种社会理想预设了这样一个结果，即作为“刑”的“法”存而不用，或废而不彰。换一种讲法，则是说在“无讼”的社会理想实现之前，“刑”将必然存在，无法废弃。可见，即使再不喜欢“刑”，也要将“刑”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常备手段，以备不时之需。《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有学者解释称：“‘礼’，即周礼。周礼是当时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虽不都是法，但包括了法。大凡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根本法，以及刑事、民事、行政、经济、军事、诉讼等方面的法律规范都在其中。”“礼”作为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称自然包括了“法”，“礼”的使用以“和谐”为贵，“法”的实施同样如此。法律具有定纷止争的基本功能，而和谐自然是法律实施的效果之一。但是，孔子所理解的“法”基本上是与“刑”一致的，此时，“和谐”的内涵就有了变化。当“法”所指代的内容是“刑”的时候，“法”的“和谐”就是无“法”，就是“无讼”。反之，如果“法”不只是“刑”，那么“法”就可以像“礼”一样构成行为规范和社会制度，“和谐”的法律精义也将变得更有价值。总之，“仁政”“德教”与“和谐”的假设基础之一便是孔子所理解的“法”只是“刑”。而当“法”不只是“刑”的时候，“仁政”“德教”与“和谐”等孔子政法观念的核心价值将失去一定的道德基础，进而促使其价值意蕴的相应降低。如今，我们特别强调传统法律文化的借鉴意义，但若无法认清孔子之“法”实为“刑”的基本前提，无疑会妨碍我们对于传统法律思想的认识，更会有损于今日之借鉴。

四、结语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依法行政

海洋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希望所在。21世纪是海洋经济，向海洋进军，开发利用海洋资源，造福人类，这是21世纪人类实践活动的主题。在海洋实践活中，如何更好地管理海洋，实现海洋经济价值的最大化，笔者认为，依法管海、依法治海和依法用海是我国海洋管理的基本手段和发展趋势。为了推动我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本文仅就海洋管理的法制化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与其他海洋管理的区别

海洋行政管理与海洋经济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海洋行政机关及其授权的职能部门依据法律，行使国家权力，为巩固国家政权和保护、发展经济，对国家各种海洋实践活动和海洋事业的管理活动。海洋经济管理是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对一切海洋经济活动进行的职能化、专业化管理活动。海洋经济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其管理的客体是海洋渔业与运输业，海洋能源的开发利用及海洋药业的生产研究等一切经济活动。比如，国家工商行政机关对海洋开发商的设立、经营管理活动，国家税务局对海洋开发商的税务管理活动，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管理活动，卫生检疫机关对海洋药物生产的管理活动等。海洋经济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具有共同的目的性，二者都是为了维护海洋的经济秩序。海洋经济管理也是海洋行政管理的一部分。海洋经济管理独立后两者仍然存在某些渗透关系。海洋经济关系既需要经济法调整，也要受行政法调整。

海洋行政管理与海洋司法管理。海洋司法管理主要是指在海洋实践活动过程中，公、检、法专门机关对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管理活动。海洋司法管理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客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海洋经济活动中管理对象违法、犯罪的行为；一种是海洋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海洋执法过程中执法犯法，危害国家、集体、人民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海洋行政管理与海洋司法管理是相承接的两种管理手段。司法管理是行政管理的延续，同时也是对行政管理的监督。两者都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海洋司法管理主要是依据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来调整海洋实践活动中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1]

海洋行政管理的法制化是国家海洋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运用法律手段，依法管海的一种法制发展趋势。它不仅指那些以强制手段调整海洋活动中各种关系，使其符合海洋管理目标的活动，也指那些依法保证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其他管理手段有效实施的活动；不仅指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刑事制裁。[2]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指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活动，即国家及地方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对国家及地方海域使用活动依法行使管理权，贯彻实施国家在海洋开发、利用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国家的管理意志得以实现。二是指法制化海洋行政行为，即对海洋行政机关自身行为的管理活动。比如，海洋行政机关的设立活动是否合法，执法体系是否健全和完善，海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执法素质是否好，法制观念是否强等。

海洋行政管理所用的法律手段，包括国际海洋法与我国关于各管辖海域的法律制度和所有调整我国海洋活动中各种关系的法规。目前，我国海洋法律法规层出不穷，但海洋法尚未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的散见于经济法、行政法和刑法、民法乃至宪法中。但是随着我国海洋开发规模的扩大，调整海洋领域中各种关系的法律法规必然日益增多，日益完善。我国的海洋法必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

下面仅就我国现存的海洋法律法规作一简要的分类介绍。

海洋法律法规的空间效力上，可分为专门适用于海洋领域的和适用范围及于海洋领域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属于专门适用海洋领域，其空间效力只限于我国管辖海域。适用范围及于海洋领域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

海洋法律法规的调整对象上，可分为基本性海洋法律制度和单行海洋法律法规。基本性海洋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这些法律制度是确定我国在各个不同的管辖海域内的不同的法律地位和向国际社会的全面的权利主张，不是针对调整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而建立的行为规范，而是总的权利主张，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涉及海域内的各个方面。单行海洋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是仅为加强海上交通管理，保障船舶、设施、航行、停泊作业以及救助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是专门针对或围绕海上交通安全所建立的法律制度，调整对象相对基本性海洋法律制度而言，只是局限于某一方面。

海洋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上，又可将现有的海洋法律法规大体划分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的，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方面的，海洋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海洋调查研究管理方面的等等。在海洋执法管理活动中，海洋行政机关及其管理人员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指挥、领导、控制、协调、监督等行政行为过程中必须严格以海洋法律、法规为依据，严格遵循和身体力行，做到依法行政。

二、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海洋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机关。政府机构的设置有综合和专业上的分工与不同层次的管理。结构体系十分复杂，并非所有政府机构都具有海洋行政管理的职能，同时，具有海洋行政管理职能的政府机关，也并非都是专门的海洋行政管理机关。在我国，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的机关按照海洋行政管理的职权性质，可以区分为海洋立法机关、海洋行政机关和海洋执法机关。1

海洋立法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国家执行机关。海洋行政机关专指国家政府部门及其所属的职能部门，其行政权力是由法律规定或政府内部授权获得的。国家政府部门在海洋管理活动中同时兼有立法者和执行者的双重角色。

在我国，还有专门承担某项海洋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机关，如，海洋局、交通局、渔政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也具有一些海洋立法的权力，他们所承担的海洋管理的任务，也只是整个国家海洋管理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海洋执法机关狭义地讲，指的是海洋管理活动中的行政执法机关。广义地讲，还有海事法院、海上公安、海上纠察、海上防务之类的军事机构。在我国，与各类海洋活动有着全面紧密联系的海洋执法机关主要指的是海洋行政执法机关，在海洋管理中起着兼察和纠察作用，并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由于海洋行政管理活动是政府代表国家意志行使管理活动的具体体现，因此，体现国家意志的海洋法律、法规是海洋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国家政府部门和国家海洋局及地方各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如海洋监察部门、海洋渔政部门、海洋水上安全管理部门、海上交通管理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在管理海洋公共事务中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即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应依法而为，受法之约束。

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的客体是各种人类的海洋实践活动。它是以海洋为劳动对象和以海洋为活动媒介的人的实践活动。政府在这种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只是引导和支持人们去研究、利用和改造海洋，而不是直接去从事对自然海洋的开发利用活动，也不是海洋研究、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内部管理活动。因此，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的客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组织和个人进行的海上活动。海上活动是指行为发生地点在海洋上的一切人类活动，包括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经济活动和以海洋为媒介的其他活动，如，航海、海洋港口作业、海洋旅游、海洋商业、海上犯罪和走私等。

二是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海岸涉海活动。人类在陆上的一切活动都与海洋存在某种关系，可以理解为涉海的活动，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纳入海洋行政管理范围。因为海洋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决定它只能对直接利用海洋资源或对海洋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行为进行管理，那些间接利用海洋资源或间接影响海洋环境的活动，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是管不了的。再则，海洋沿岸活动对海洋的影响，许多情况下只是诸多行为后果的一部分，甚至是比较次要的一部分，由谁来管以及怎样管的的职能分工不明确，常常回出现对同一个被管理者争管、漏管的现象。通常列入海洋行政管理范围的海岸活动主要有：工业和农业生产造成的海洋水体污染、城市废水和垃圾的排放，处于各种目的的围海造地、河口淤积、港口和其他海岸工程建设、砍伐树木等。

三是海洋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管理活动。管理者如果没有对自身的管理，就无法保证管理队伍的廉洁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政府政治民主化和管理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以海洋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管理活动为对象的管理活动，基本内容包括：海洋管理体制的建立、海洋行政机构的设置、机关职能的配制、运行机制、决策及管理程序、公务员的录用和考核培训等

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必须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中，“有法可依”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它指国家有着比较完备的法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应该和需要法律调整的都应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有根据，司法有准绳，公民活动有章可循，行为有法可依。只有这样，公民的权益才有保障。“执法必严”，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它是指执法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实施法律，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法律如何规定的，就不择不扣地按法律规定去办，不可法外开恩，不可掺杂个人私情。这里的“严”是严肃、严明和严格的意思，决不是“严刑峻法”和“处罚从严”的意思。至于是否从严，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因此，实现现代海洋行政管理的前提是做好海洋立法工作。

海洋行政管理机关在管理过程中要做到依法行政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一些特殊原则。一般原则主要有：海洋行政法治原则、海洋行政公开原则、海洋行政公正原则、海洋行政效率原则；特殊原则主要有：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应急性原则。1

海洋行政法治原则。法治（Ruleoflaw）的基本意思是依法办事。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应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服从人民。因为法治的“法”反映和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这里法治不等于“用法来治”（Rulebylaw）。“用法来治”是把法单纯作为工具和手段，政府运用“法”（此种“法”多由政府自己制定，而并非全由人民代表机关制定）这一工具和手段来治理海洋，治理老百姓。“用法来治”的实质是政府高于人民，人民服从政府，因为政府以治者自居，人民被视为消极的被治者。目前，在我国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向较完善阶段转变的时期，法治的主要要求包括：行政合法、适当，即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控制滥用自由裁量权。行政复议、行政听政制度、行政诉讼和司法审查是对自由裁量权的事后控制措施。行政复议和行政听证制度是通过政府机关内部的监控机制，发现和纠正被申请复议机关的违法、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行政诉讼和司法审查是通过政府外部的监控机制——人民法院，审查被诉政府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撤销违法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变更显示公正的具体行政行为（我国目前仅限于行政处罚行为）；对违法、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保护人权、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立法、司法、民主监督。

海洋行政公正原则。海洋行政公正（fairness）的基本精神是要求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平等对待不同身份、民族、性别和不同的行政相对人。而实现这种要求的重要保障是公正的行政程序。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其行政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因此，他们必须运用这种权力为人民服务，而不能运用此种权力为自身或与之有某种关系的个人、组织谋取私利。民主国家意味着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因此，全体人民在自己的国家内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机会，行政主体应平等地对待任何相对人，不能厚此薄彼，不能凭某种关系或自己的好恶赋予某些人以特别的权利，加予某些人以特别的义务。行政公正原则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的要求。实体公正的要求包括：依法办事，不偏私；平等对待相对人，不歧视；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专断。程序公正的要求主要包括：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不单方接触；不在事先未通知和听取相对人申辩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

海洋行政公开原则。海洋行政公开（openness），其基本含义是：政府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海洋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政策以及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的标准、条件、程序应依法公布，让相对人依法查阅、复制；有关行政会议、会议决议、决定以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允许新闻媒介依法采访、报道和评论。海洋行政公开的要求包括：行政立法和行政政策公开；行政执法行为公开，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行为公开；行政信息、情报公开。

海洋行政效率原则。海洋行政效率（efficiency）的含义是：行政机关在行使其职能时，要力争以尽可能快的时间，尽可能少的人员，尽可能低的经济耗费，办尽可能多的事，取得尽可能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现代海洋行政管理不仅要求与法治相联系，依法行政，而且要求尊重科学，按科学办事。海洋行政机关进行任何行政决策，实施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考虑客观规律，作必要的可行性研究和一定的成本—效益分析，使相应决策和行为具有最大可能的合理性，尽可能给国家、社会、行政相对人带来益处和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对国家、社会、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损害。海洋行政效率原则的要求包括：严格遵循行政程序和时限；海洋行政组织精干；加强行政决策、行政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

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或称依法执法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意指海洋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依据，不得发生无法律依据的执法行为。贯彻合法性原则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是海洋执法机关必须是依法组成的机关或者是依法委托授权的机关。二是海洋执法机关应该在其职权范围内活动，只有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的活动才是合法的、有效的。三是执法程序必须合法。执法程序有行政执法和司法，其程序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只有这样，做出的行政行为或司法裁定、判决才是有效的。四是执法行为的内容必须合法。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一切执法行为，包括“所赋予或确认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的幅度”都必须符合海洋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内容。五是执法行为符合法定的形式。海洋执法中要求行政行为必须严肃、郑重、明确，以利遵守和执行。

合理性原则。合理性执法原则的含义是指海洋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行政行为必须公正、适当、合理。为此，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做到：认真理解并贯彻法律指示的意图、目的和国家海洋利益的根本要求;执法人员应有较高的素质，特别是公正的品质。除此之外，还必须建立健全两项客观的保证机制：一是立法机关等的监督；二是对自由裁量权明显不符合法律目的和公众利益，或者有错误时，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得到解决。

应急性原则。海洋执法的应急反应是指海上一旦发生或出现违法、违规案件或其它海事事件和异常问题时，不论是正常海洋活动产生的还是在非正常下突发或偶发的，海洋执法机关和海上执法力量，都应该在规定时间或者最短的时间内，迅速组织起来，运用适当的装备技术手段赶赴现场，按照应急计划方案、技术规程进行调查取证和海上处理。

三、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的海洋法制建设相对一些发达的沿海国家来说起步较晚，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一些传统观念的禁锢，对海洋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在一段时期里，海洋法制建设进程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的提出，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的海洋法制建设得到空前的发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海洋立法工作仍需加强。海洋立法不仅为沿海国维护国家的和海洋权益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还为管理海洋的行政、经济及其他措施提供法律依据。因此，海洋立法在海洋法制化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现行海洋法律制度的特点是：传统海洋产业单项法规较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快而健全；海洋综合管理法规几乎空白；单项海洋法规的协调非常困难。造成我国海洋法制的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海洋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立法前期准备不充分。在我国目前海洋管理以分散的行业管理为主、集中协调为辅的体制下，涉海部门和行业间的协调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涉海管理部门的职权分工不甚明确，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综合管理的权威又未形成，实际上是只有分散管理而缺乏协调管理的机制，各涉海行业管理部门各行其是，“五龙闹海”愈演愈烈。一些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不能很好地承担起建立和完善我国海洋法律体系的重任，不能下大力气组织进行海洋立法的调查研究工作，难以把握我国海洋立法的现状和未来，因此难以做出正确的海洋立法预测和编制科学的海洋立法规划，难免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忙乱现象，难以克服法出多门，缺乏协调的情况。鉴于目前的这种状况，国家应从体制改革着手，理顺关系，分清各涉海管理部门的职权，强化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也应当放开手脚，努力承担起建立和完善我国海洋立法体系和海洋法律体系的重任，下大力量组织海洋立法的调研和立法预测工作，尽快编制出我国海洋立法的中期和长期计划，适时地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出海洋立法项目。这是改变我国海洋立法落后状况的根本措施。

立法程序有待完善。目前，我国在立法程序的法律化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全国人大已与1999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但我国立法程序的法律化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立法程序法规仍然需进一步完善，立法标准和专门立法程序仍有待创制。特别是目前仍不能完全杜绝行政机关左右立法的现象，“越权立法”等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在法律议案的通过时，不能将民主化和科学化有机结合起来。一个法律议案在审议时往往因为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问题争论不休而难以通过。

立法时对执法问题考虑不充分。国家海洋局作为国务院管理海洋的职能部门，理应承担起协调全国海洋工作的任务，但由于部门间分工不明确，协调职能既无法保障，又未形成有效的机制，因此实际上仍是分散管理的体制，综合管理困难重重。分散管理体制又导致海上执法管理的分散，各涉海行业管理部门纷纷组建和扩充自己的海上执法管理力量，兴造船只，购置设备及先进仪器，但各管理部门的资金毕竟有限，要单独管理我国广阔的海域，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鞭长莫及，尽管“海监”、“港监”、“渔政”、“公安”等执法船只纷纷出动，却不能覆盖我国的全部海域。国家海洋局和渔政管理局曾进行了联合执法的有益尝试，但因种种原因不能坚持下去，结果仍然是各执其法，效率不高。为维护我国海洋法律法规的严肃性，确实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我们在立法时应当考虑到实施的可行性，实现执法的统一性，依据我国的海洋执法管理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措施，以达到最佳执法效果。

总之，在海洋立法活动中，应加强海洋综合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协调好单项海洋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加大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管理方面的立法工作，强化海域使用的法律体系，使我国海洋法尽快全面地与国际海洋法接轨，保证我国的海洋实践活动在和谐、有序、良好的环境下进行。

海洋执法管理体制有待改进。海洋执法体系是否健全和完善，关系到海洋执法过程中执法的具体问题。如，执法机关的分工职责，执法机关的权限范围，执法机关之间的协作关系，执法的有效性和力度等问题。总之，一个好的管理体制能够带动所有的工作。目前，我国法制化海洋行政管理的关键是建立健全海洋综合管理体制，使分散的、法出多门的海洋管理体制得到统一、协调。

海洋执法机构有待完善。海洋作为特殊的区域，与普通行政执法有一定的区别。海洋执法需要一支能适应海洋环境的监视力量，没有这支力量，就不可能发现违法违规的事件，因而海洋执法的行政行为也就不可能产生。除此之外，海洋渔业、海洋环境、海洋交通安全、海上缉私等行政部门在国家海洋局的统一指导下，分工协调，各司其责，共同依法管理海洋。

海洋执法队伍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中国海上执法队伍与海洋行政执法机关是海洋执法活动的主体，肩负着我国海域的海上监督、检察等执法任务，是我国海洋良好秩序的创造者和捍卫者。海洋管理人员应该具有较高的海洋法律素养和较多的海洋法知识，才能胜任复杂的海洋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海上执法力量是发展海洋事业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目前，我国在港监、渔政、交通、治安、缉私等原有执法队伍建设的基础上，更应加强中国海监队伍建设。

参考文献：

1.《海洋行政管理通论》鹿守本编著海洋出版社

2.《林政管理学》王一军编著海洋出版社

3.《行政管理学》陈志平主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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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海洋出版社

[2]同上。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行政争议是因行政而起的，那么，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 随着改革的深入，行政争议数量在我国日益增多。特别是群体性行政争议较为突出，占行政争议的比例增大；涉及城市建设、资源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行政争议大量增加，涉及受教育权、劳动权、选举权等复杂的行政争议不断出现。从总体上看，行政争议呈现增多的趋势，反映了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反映了群众依法维权的意识不断提高，也反映了行政执法中存在一些问题和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尚不健全。 能否有效预防和妥善解决行政争议，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应当高度重视，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有效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 范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行为 行政争议是因行政而起的，那么，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 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的关键在于各级行政机关坚持依法行政，规范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行为，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各级行政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依法进行一切行政管理活动。既要严格执行实体法规定，又要严格执行程序法规定，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则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带头依法办事。 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创新民主决策形式，扩大群众的参与度。要防止因决策不当损害群众利益，引发行政争议。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除情况紧急外，在作出行政决策前必须按照要求经过公开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和合法性审查环节；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要尽可能公开行政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在重大决策实施前，要对可能出现的行政争议作出分析评估，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对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行为，要坚决予以制止；对因此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决策行为，要及时纠正并依法追究决策者的责任。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确保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推进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切实解决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重复执法问题。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坚决制止各种形式的乱罚款和乱收费，坚决纠正下达罚没收入和收费指标的错误做法。行政机关在作出对有关当事人不利的行政决定前，应当告知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在作出行政决定后，要告知其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完善行政执法听证程序，对重大事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对执法机关的行政裁量权进行细化、量化和规范，防止滥用行政裁量权。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评议考核制度，严格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 着力加强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工作。行政争议大多发生在基层，解决行政争议也主要依靠基层。要在典型示范、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全面推进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具体措施。要把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有较高法律素质的干部充实到基层行政机关领导岗位。要加强基层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配备高素质的人员，充分发挥他们在推进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工作中的作用，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 加快完善行政立法 依法治国是我们一切行政活动的最高准则和依归，因此，只有加快完善行政立法，才能为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从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出发，抓紧完善行政立法，努力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提供健全的法律法规。要善于把党在宣传、教育文化、民族宗教、社团管理、安全稳定等领域的方针政策体现到法律法规中，区分针对社会公众的普遍性规定与针对有关部门的特殊性要求。同时，要加强立法解释工作。 抓紧修订行政诉讼法，重点研究解决受案范围、当事人主体资格、起诉条件、案件管辖、简易程序、和解制度、法律适用和证据规则、裁判方式、行政非诉执行体制等对行政审判影响较大的问题 。加快起草《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建立健全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起草法规、规章工作中的作用，不断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加大清理完善现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工作力度，对于不符合上位法规定和当前实际情况的要尽快修改、废止。法律法规出台后，有关部门要及时制定配套实施办法。要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对国家法律法规难以作出统一规定的事项，可通过地方立法作出具体规定，努力提高法规的可操作性。要严格遵守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权限和法规、规章制定程序，依法制发规范性文件。上级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对与上位法相抵触或者不适应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按照法定程序责令纠正或者依法予以撤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都要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并逐步建立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制度，防止因文件不当引发行政争议。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对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者法律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应当依法提请有关机关作出解释，确保法律法规和司法标准的统一。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行政程序法典化已成为中国行政法学者憧憬的目标，它将是中国行政法稳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但同时要看到：这是一项最艰巨的行政立法系统工程，是当前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中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在行政法历史上，不少国家法学家曾经努力制定一部适合本国需要的融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于一体的统一的行政法典，但几无成功。于是立法家与学者们又开始向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方向努力，这一方面已有少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成功。例如奥地利国会议员早在1875年就提出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要求，到1926年才使该国《一般行政手续法》公布生效，经过几十年时间。德国近代行政法开山鼻祖奥托·麦耶1895年出版《德国行政法总论》巨著，提出行政程序问题，德国法学家阿普莱特于1929年就提出制定全国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建议，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直到战后才正式致力于这项工作，六十年代初正式负责起草工作，到1976年终于完成该法的立法程序，足足经过四代行政法学者的努力。美国1929年就由参议员诺里斯·比尔首次提出行政程序立法草案，1937年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成立了行政程序委员会，直到1947年杜鲁门总统时才正式签署公布《联邦行政程序法》，其间经历了十七年时间。日本法学家园部敏教授早于1937年就发表了在日本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必要性，战后日本“临时行政机构改革委员会”提出了制定“行政营运法”的建议，但国内争议很大，1963年日本临时行政调查委员会开始起草第一部“行政手续法草案”，直到1994年这部法才正式实施，从草案到通过实施花费了三十多年。

反观我国，虽然《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广大公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法治意识已有很大提高，单行的行政程序立法工作已取得初步成绩，学者们对国外行政程序法的研究也有一些基础，但总的来说，在立法理论和实践的准备方面还相当不足。其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法制传统，中国法制史上有关行政程序立法理论几乎是空白，更谈不上给我们留下民主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文化遗产。

目前，在一般政府工作人员和行政领导头脑中，依法定程序行政的观念还相当淡薄，“目的和效果是一切，程序是无关紧要的”观念在一部分行政人员中还占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在传统社会中，行政权力是高度集中的、至高无上的、全能的权力，也是非常人格化的、充满随意性的、不负法律责任的权力，中国封建社会中行政权力运作的无序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传统观念是“有权就有一切”，“有权即用，过期作废”。现在我们提出依法行政，无疑是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思想观念方面来一次革命，依法行政其中一个重要的新观念就是依行政程序行政。行政程序法典的立法工作在各国都遇到阻力，而且这种阻力首先来自行政机关内部的习惯势力。行政人员往往认为搞行政程序法是多此一举，不适合本国国情和行政部门特点云云。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程序具有公开性和透明度，这很容易引起行政官员的抵触情绪。例如，德国行政官员至今对行政相对人和当事人听证、阅览行政档案和卷宗权利的规定抱有抵触情绪。我国在拟订“行政处罚法草案”中，借鉴了国外经验，在处罚严厉和处罚手段幅度比较重的情况下规定必须经听证程序，对此，征询草案意见时遇到不少行政部门、甚至司法部门的反对，可见，行政程序法典化过程正是培养和提高行政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法律意识的过程。

在中国，无论是立法人员观念还是执法人员观念都有待进一步改变，立法人员观念往往停留在行政法主要功能是稳定行政秩序方面。因此“秩序第一”、“效率第一”的观念十分强烈，反映在行政执法程序的立法重心主要倾向于行政权的便捷行使，而很少自觉关注如何增强行政执法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增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程序的参与，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定程序权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行政执法人员观念中，缺乏行政程序的观念更为普遍，在《行政诉讼法》普及过程中，一部分执法人员已树立起“先取证，后裁决”的基本观念，但还不能说所有执法人员已真正树立这一观念。特别是由于《行政诉讼法》第55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存在这方面问题，即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决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时，行政机关可以在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有些执法机关人员据此认为撤销行为纯属“多此一举”，也有的认为违反行政程序仍是无关痛痒的，最多给行政机关“找点麻烦”而已。

（二）行政程序法典化需要具备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尤其需要在比较研究各国行政程序法典内容、借鉴别国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方面做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我国对于行政程序法典化问题的研究仅仅揭开了序幕。

行政程序法的思想渊源和基础就是法治思想，根据美国汉学家康林翰的看法，法治主义原则有以下七项：（1）所有法律应是预期的、公开的、明确的；（2）法律应该是稳定的；（3）行政决定应以公开、稳定、明确及普遍性的法律为依据；（4）必须保证有独立的司法；（5）自然公正原则必须遵守；（6）法院对履行法治原则有司法审查权；（7）人民应有获得司法救济之道。（注：台湾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基础理论》第43页。）行政程序法应该说在许多方面直接体现了以上法治主义原则。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传统法治理论上有所区别，大陆法系典型国家之一德国有所谓“法治国”理论，强调实现“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即依法行政除了保障法律的优先地位之外，还强调行政活动必须行之有据，凡对国民课以义务或限制权利的行政活动必须具有国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历史上，行政程序最初主要在形式上受到议会立法的约束。

英美法系的法治理论在英国和普通法中突出地表现为“自然公正”原则（naturaljustice），这一原则，首先适用于司法领域，以后延伸至行政领域，这一原则要求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行政机关在作出有关相对一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决定时，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在美国立国之初，接受了英国有关“正当法律程序”的传统观念，并在1868年宪法第5条及第14条修正案中明确作出有关“正当法律程序”的成文规定，起先它主要适用于司法领域，但其精神也逐步推广至行政领域。美国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正是演绎宪法增补条

款第5条及第15条正当程序规定之结果。因此英美法系的依法行政中的“法”，应该包括正当的法律程序，即把行政程序同确保独立自尊的人的地位联系起来，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法系有关行政程序法的思想观念日益靠拢，比较典型的是表现在日本，日本行政法首先是接受德国行政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最初接受的是德国式的“形式上的法治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宪法在美国占领军主导下完成，并接受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日本学者纷纷走出旧的理论桎梏，开始把依法定程序行政的要求同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走向了所谓“实质性法治主义”。七十年代日本行政法学的主流学说“行政过程论”可以看作是这种“实质性法治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学说修正了行政主体与私人之间两方对立关系，提出要通过行政程序的调节作用使行政活动成为行政主体、利害关系人及一般居民等具有各自立场与地位的人之间达成合意的合性过程。总之，法治学说不断发展和深化，主导着行政程序法的完善和发展，并使各国行政程序法形成不同的特色。

目前我国行政程序法理论研究方面明显落后于实际需要，一是如何在理论上对行政程序、行政执法程序、法定行政程序等概念加以正确阐述，对法定程序与非法定程序、强制性程序与任意性程序等区别加以科学的界定；二是对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合理性、自由裁量范围的正确认定，尤其是如何确立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活动程序违法的审查标准。这方面，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正如一位青年学者所指出的：“实际上，处理行政程序的违法问题的难度远远甚于行政实体违法”；普通法系国家尽管重视法律程序，但其重心在于仅仅是对司法机关提出的要求，或许是人们当时认定行政程序的违法难度而产生的一种畏难情绪，从而放弃了对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但是，现代法治理论要求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行政领域，包括必须贯彻到行政程序领域，我国行政法学界必须知难而进，继续努力，才能赶上先进国家行政法学发展水平和行政法完善程序。

（三）行政行为范围广泛、复杂，且变化频繁。尤其是我国幅员辽阔，中央到地方行政机关林立，职能广泛，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新形势下，要对各种行政机关的程序作出统一的规范，必然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立法技术上的困难。

行政主体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行政行为联结起来的，而行政行为具有复杂性和多种多样性，涉及广泛的领域，例如公安、海关、工商、税务、交通、土地、环境保护管理领域等等，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方式、管理力度都在发生变化，政府管理总的来说正在不断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各管理领域行政主体的活动提出统一的规范化的程度要求，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真正起步还不过十多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也不过四、五年，行政程序公正立法工作才刚刚开始。目前，我们虽已有了重要的《行政处罚法》（该法还要完善），但对其它许多重要的具体行政行为，例如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执行等都还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的规定。已有的行政程序规定分散在各单行法律、法规、规章中，大多与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搅在一起。另外，强制性程序与任意性程序、法定程序与非法定程序、主要程序与次要程序、要式程序与非要式程序等等在法律规定中的界线还很不清楚，造成执法人员执法中的许多困难。

总之，行政程序法典化在中国还是新鲜课题，它目前还是一纸空白，甚至连蓝图还谈不上。古人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前中国行政法学者要做的正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老中青学者通力合作，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我们的初步设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高度认识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必要性，使实际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特别是要引起国家立法部门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颁布都是突出表现。但是否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还有不同认识，至少目前还没有列入立法部门长远的立法规划；也没有被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更没有为政府自觉认识到制定此法乃依法行政之必需。

借鉴国外经验，没有立法部门高度重视和政府部门通力合作，行政程序法不但难以出台，即使出台也难以实施。德国行政程序法之出台，经历数十年，其制定特点并非首先由学者所创议，由他们建立理论体系，推动实际部门立法，而首先由政府部门，基于“民主法治之自觉与行政之方便”，主动邀请专家研究，并由政府部门推动法律实施。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也是政府高度重视和推动的结果，罗斯福总统1939年起命令司法部长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行政程序问题，该委员会对联邦政府中十一个重要的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查，写出专题报告，然后在总结全部研究材料基础上写出最终报告和建议，1941年将立法建议提交国会。二次大战结束后，国会在行政程序委员会各种建议的基础上终于通过了《联邦行政程序法》。国外的有关经验值得借鉴，即行政法学者必须和立法部门、政府部门很好合作，建立良好的持久的协作关系，并最终由有关国家机关来牵头和带动此项工作。仍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得到几届总统的支持，为此专门设立全美国际会议，吸纳政府官员和国内外学者一起商讨行政程序法典化问题。由于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要经过很长时间，制定后还要不断修改与完善，因此美国还专设长期工作的机构和组织，随时对立法中有关问题加以探讨。我国在行政程序法典化工作中可以借鉴这一经验。

总之，行政程序法是有关政府活动的法，首先要引起政府的关注，没有政府的关注与投入，行政程序法典化将步履艰难。

（二）为避免曲折，少走弯路，应对行政程序法典化的立法理论，尤其是对立法目标模式和基本原则作深入、系统研究，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确立适合国情需要和远景发展的行政程序法典立法目标模式和基本原则，是行政程序法典化成功的前提。

在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目标模式（即立法目的和价值目标追求）是行政程序法立法实践中涉及的最基本问题，主要有公正模式（亦称权利模式）和效率模式之别。所谓公正模式，就是通过一系列规范、监督、制约和限制行政权行使的程序来防止和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从而达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正目的；所谓效率模式，是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宗旨，着眼于通过行政程序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提高行政权运行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一般而言，英美法系的行政程序法被称为公正模式，西欧早期的行政程序法则具有效率模式的特点。但由于权利、公正与效率、效能有着内在的联系，加上立法实践的发展，两种模式的界线正在打破，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显示出整合的立法价值的趋势。从西方两大法系行政程序法发展的总轨迹来看，经历了一个从效率优先模式向公正机制优先模式的发展，但即使是美国行政程序法传统上被标榜为公正模式的典型，实际上也并不忽视效率在行政程序法上的意义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的制定应该顺应行政法发展潮流，应该把公正（权利）优先、兼顾效率作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笔者认为：只有采用这样的目标模式才更符合我国国情的需要，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的需要，更符合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需要。

在正确确定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前提下，我们将着重建设行政程序中体现民主、公正、公平原则的情报公开制度、告知制度、听证制度、咨询制度、回避制度、合议制度、辨明制度、说明理由制度、教示制度等；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体现效率原则的不可缺少的时效制度、紧急处置制度、排除行政障碍制度等等。

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被认为是统帅和指导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灵魂，它可以采用成文方式和不成文方式。英国没有成文的行政程序法典，但“自然公正”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则是贯穿英国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灵魂；美国虽有统一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典，但其“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作为宪法原则通过一系列行政程序制度表现出来，在行政程序法典中并无直接、明确的规定。而目前采用行政程序成文法典的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乐于采用直接规定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方式，例如西班牙1858年《行政程序法》对行政行为的一般规则规定为“行政行为应根据经济、速度、效率之规则进行”。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确立了十项与行政程序有关的行政基本原则，即合法性原则、谋求公益与保护公民权益兼顾原则、平等及适当原则、公正与无私原则、行政当局与私人合作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非官僚化及效率原则、无偿原则、诉诸司法机关原则。我国台湾地区1990年推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明确规定了行政程序法五项原则，它们是：依法行政原则、明确性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信原则。另外，台湾地区学者热衷于讨论与归纳这些基本原则。如罗传贤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明确性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应予衡量原则等。（注：见台湾《当代公法理论》一书中《转型时期的程序立法》，第57－67页。）

笔者认为：学者们探讨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有积极意义，而成文法典中采用简洁明确的基本原则的规定更有其重要作用。这适合我国立法习惯，因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成文规定，有利于宪法精神的充分发挥与落实，有利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行政程序法精髓的把握，有利于人民法院对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并有利于广大人民行政程序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他们对自己程序权利的维护。

（三）从整理现有行政程序法规范和总结已有行政程序法制化经验出发，分块进行行政程序立法，在取得阶段性立法成果基础上再创制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为此，必须充分发挥行政法学者在立法中的作用，全面研究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监督行政法，做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前期准备工作。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制定过程中十分注意政府公报报告和法令汇编制度，为立法作资料准备。该法之形成亦并非一气呵成，而是采取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并不断纳入法典的方法。1946年行政程序法典主要包括行政立法、行政裁决和司法审查三部分，1966年《资讯自由法》制定完成，就纳入行政程序法典并编邦法典，以后1974年的《隐私权法》和1976年的《阳光下政府法》也前后纳入行政程序法中。

我国行政法学家应松年教授提出：“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毕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立即动手制定一部分包括各方面内容的全面系统的行政程序法，准备工作尚嫌不足，……因此，是否可以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他主张可以先完善行政立法的程序和行政执法的程序，逐步积累经验，采取一条稳定前进的途径。（注：见《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几个问题》一文，载《行政程序法研究》，第12页。）目前我国立法部门正是这样做的，例如最近关于“立法法”的起草，就关系到行政立法的程序。局部的突破和成功会有助于整个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这是整个系统工程的前奏和组成部分。

但笔者认为：在各个击破的同时，仍可同时进行行政程序法典的起草工作。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最大困难在于对行政程序法的内容和立法结构作出完善安排，对该法典的调整范围作出合理的界定，并对行政程序作出科学的分类。而研究这些问题又同行政行为的研究及整个行政法的研究不可分割，这就是说，如果缺乏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的研究，没有对行政实体法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对行政程序有正确的认识。台湾行政法学家叶俊荣曾把行政程序法典化按具程序划分为四类，第一种是最完全的法典即针对所有行政权的行使，不论是实体或程序事项，均通过法律内部结构的安排，统一规定于一部法律，但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第二种即对行政程序作最完全的法典化，使凡行政事项的程序，均一体适用于该法，这仍是一种理想而已；第三种做法是抛弃对全部行政行为规范的立法意图，仅就行政行为共同适用部分，包括实体与程序作最低限度的法典化，既框架立法。目前各国各地区一般实行后两种立法。（注见台湾《当代公法理论》一书中《转型时期的程序立法》，第57－67页。）

由于中国法律受大陆法系行政法影响较大，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似宜采用总体立法模式。同时，中国行政程序法不可能与行政实体法完全剥离。特别是行政程序法的运行离不开行政机构的科学设置，它还应该包括内部行政程序的完善，涉及到行政授权、管辖等许多问题，这些规定将同行政组织同步完善，不可分割。

当前我国对行政行为的研究还刚属初级阶段，对行政行为的现状与分类研究还十分肤浅，对与行政行为相关的行政程序更缺乏有理论深度的概括，因此许多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例如法定行政程序中“法”的外延应如何界定，至今未有定论。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法规规定了的即为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必须遵循。法律、法规未规定即意味着立法机关（包括行政立法机关）赋予行政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另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法”除法律、法规外，不应排除规章，因为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行政主体所遵循的法定行政程序，大多数由规章设定的。又如，对外部具体法定程序采用合法性审查标准已不容置疑，但是外部具体法定行政程序是否可以采用合理性标准，仍有分歧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1款内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一般人均以此作为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的法律依据。“显失公平”的行政处罚仅指实体上的而非程序上的不公平。另一种观点认为，任何行政行为都是由实体和程序两大部分内容所构成，合理性标准至少在对行政处罚法定行政程序进行司法审查时应当适用的一个标准，如行政机关在处罚时，选择程序时显失公正，亦应作出变更其程序的判决。诸如此类问题还很多，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探讨清楚，只有理论成熟，才能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正如伯尔曼所言：“法律制度是一个结构化安排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只有通过理论辩析和阐述才能“变得概念化和系统化并由此得到改造，如果不这样，法律制度将彼此分立，不能被组织起来。”（注：［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6页、第1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四）行政程序法典化工作应体现实事求是、循

序渐进原则，在坚持追求理想目标模式前提下有步骤进行。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应坚持理想的价值目标，使民主与效率相协调，使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原则充分体现，这是方向。但也要防止目标过于理想化的偏颇。无论是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自我控制还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活动（包括程序要求）的控制都应该实事求是，并应留给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合法空间和自由度，要充分保护行政机关活动适合社会需要和符合管理目标的适应性、灵活性。即使是已实现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国家，其法典的具体规定也为适应社会形势发展而不断作出修改和补充。

根据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对行政程序司法化程度和司法审查程序提出切合国情的具体要求。笔者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中国广大民众的法制意识水平，特别是政府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一方面应充分宣传和加强对行政程序重要性的认识，并开始在行政执法中推行包括《行政处罚法》在内的行政程序制度，另一方面则注意给予行政程序必要的灵活性，对行政程序的司法化要求不能过高、过急，与此相关的对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范围也应合理地确定。

2.应高度重视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经验，特别是从行政案例中积累有关审查行政程序合法性的经验。从国外行政程序法典化中可借鉴有关经验，如奥地利1925年就有《一般行政程序法》，其内容是将近五十年中该国行政法院有关的行政程序判例成文；德国行政程序化的基本原则多半是法官基于宪法的依法治国原理，通过判决发展而成，例如行政程序当事人听证请求权、行政决定必须附理由原则等都是这样产生的；在日本，听证程序确定适用范围的原则就是由判例确定的。

3.要充分考虑到行政程序法典化的经济社会效益。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设计，要求资讯公开和建立公民参与机制，这些都会使行政机关行政成本提高，即可能加重政府的财政开支和负担，因此程序保障程度应考虑到程序设计所付出的成本。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波斯纳曾提出过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因此应当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美国最高法院在判例中也以利益衡量（interestbalancing）的方式判断程序是否“正当”，并提出了三个衡量的标准，其中一个标准就是考虑设置程序负担对政府职能造成的影响。我国的行政程序法既要考虑到程序成本，即行政机关的行政开支和行政相对人的精力、物力耗费，还要考虑其程序效益，即程序运作会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科学的合理的行政程序能以最小行政成本和最低的资源耗费达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因此，行政程序法典化过程的每一重要步骤都要由实际部门和专家结合对立法影响和效益作出正确评估，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往往缺少认真考虑，但今后是必须加强的。

（五）抓紧收集各国、各地区行政程序法典立法资料，开展比较研究，进行立法经验交流，取人之长，补已之短，为后来居上创造条件。

政法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法院文化 廉政作风 司法公正

一、法院文化建设对促进反腐倡廉工作的现实意义

法院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形式，是以法官为主体的法律职业群体在审判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特有的、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载体的总和。它具有群体属性，是法官内在的思想观念与外在行为方式的物质表现的统一。法官应自觉参加廉政文化教育，认真检查有没有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按受当事人“捐赠”，、贪赃枉法的问题。只有公正司法，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有利于保证改革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1．以加强廉政建设来促进法院文化建设，是加强对法官教育、管理、监督的现实途径。公正执法、抵制腐败是法官队伍服从服务于院党组的领导的基本要求，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组决议的重要保障，也是正确行使司法权力、履行职责的重要基础。很多时候对一件事情的判判，并不能简单地以应该不应该和好不好来区分，而什么时侯你去做这件事，这件事做到的程度，会直接影响和决定这件事的性质。

2．以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来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是加强法官廉政意识的重要举措。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紧密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认真落实“从严治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的工作方针，不断深化人民法院思想政治建设、司法能力建设、司法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法院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着力转变不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和关心关注的突出问题，把“司法为民”的要求落实到审判执行工作之中，使人民法院的工作更加符合民情，体现民意，服务民生，赢得民心。因此，作为审判人员，一切工作都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廉政建设的标准和要求。

3．以深入学习贯彻廉政准则来落实法官的公正办案，是提高法院文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水平的有效渠道。廉政准则的颁布实施，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贯彻实施廉政准则、促进法官廉洁从政，有利于教育和引导法官队伍树立正确理想信念，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自觉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确保司法廉洁，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

二、司法公正在法院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及作用

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必须要以公正司法为基础，公正是审判工作的永恒主题，是司法文化的核心，更是人民群众追求的理想和对司法审判的期望。对于法院文化的主体，行使正义的法官来说，公正是最基本的、最现实的道德要求。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受到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才是构建法治社会所应有的、正常的社会现象，正如英国丹宁勋爵所说：“如果我们必须相信某些人的话，那就让我们相信法官吧”。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社会结构的逐渐调整、社会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而且随着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所以，我们应当把司法公正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司法公正在法院文化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司法审判活动中做到司法公正，促进法院文化建设，协调各种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公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维护和实现公平、公正，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道德源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平正义，就根本谈不上和谐。人民法院正是通过审判活动来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促进和实现公平、公正，以求社会的和谐发展。

2．司法公正是人们文化道德提升的基础，为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创造良好的条件。和谐社会就是一个诚信的社会，和谐社会要求人们之间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就没有相互的合作，不可能形成普遍的社会认同，也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司法公正可以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规范人的行为、培养人内心的宽容、谅解、谦让和互助，引导人们真诚相处，促进人际关系的正常发展。

3．司法公正促进法院廉政文化建设，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提供有力的保障。一个和谐社会，必须有安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秩序。随着社会发展和改革深入，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分歧和裂痕。法院的文化建设目的在于能够运用制度和规则的力量来不断化解冲突，弥合裂痕。司法机关以法律的平等性、强制性为特点，通过立法和法律实践，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法律是对社会进行调控的防火墙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支撑点。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章可循，才能以文明、平和的方式消除社会不安全、不和谐因素，真正做到政治安定、社会安定、人心稳定，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4．司法公正为社会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制度保障。社会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物质条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要求人们需求的增长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各类资源相适应，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以民主法治的形式确立人与社会和谐的基本原则，以司法公正的手段抑制和制裁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促进文化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的必经之路，是对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科学把握和理性认知的结果。

三、对如何加强法院文化建设谈几点启示

建设先进法院文化，提高法官素质，促进公正与效率的实现，逐渐成为各级法院的共识。当前，法院文化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发展完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加强法院廉政文化建设，是落实法院各项制度与目标的思想保障，也是确保法官遵守各种行为规范的内在约束。下面对今后如何加强法院文化建设谈几点看法，以提高全体干警对法院文化建设的认识，增强法院廉政文化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一，注重传统教育与人文关怀。组织干警参加红色之旅，参观革命圣地，缅怀革命先烈，追忆艰苦岁月，使干警接受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坚定干警的信仰，巩固干警的宗旨意识。举办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术调研讲座，举办诗书画影作品展览等活动，不断提升干警的人文素养。每年都坚持开展“读一本好书”活动，引导干警多读书、读好书、用好书，不断丰富干警的知识储备，优化知识结构，使干警不仅具有法律文化、法院文化的鲜明特征，落实国家关于公务员休假的规定，定期组织干警体检，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缓解干警身体和心理压力，培养积极乐观、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心态。

第二，增强司法廉洁意识。巩固市级廉政文化“六进”示范点建设成果，着力警示教育、搭建平台、设计载体三个方面，推出多项举措，采取预防式、自我式、启发式、互动式、帮带式、引导式等“六式教育法”，丰富教育方法，努力做到廉政文化建设内容丰富、形式活泼、载体新颖，扎实推进法院廉政文化建设，增强司法廉洁意识，努力形成清正廉洁的思想道德基础和文化氛围。

第三，提高和谐意识，增强调解能力，拓展调解方式。我国司法审判活动中的民事调解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概念，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又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思想，已被国内外司法界所认同，被称作“东方经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中，“东方经验”正成为打造和谐的重要手段。所以，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纠纷，使双方当事人都能满意，最终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和谐，确保社会稳定。积极尝试刑事自诉案件协调解决的方式，探索行政案件协调处理的新思路，将群体性纠纷案件、劳动争议案件、一方有理由但缺乏证据支撑的案件、可能引发上访及不稳定因素的案件、在采证和法律适用上处于两可之间的案件作为重点调解的案件；促进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及其他调解方式协调发展。

第四，加强法院的文化形象塑造。突出法院审判与办公场所崇高、庄重、威严的特征，充分体现法院的职能作用和职业风格；科学配置办公设施，增加法院办公科技含量，积极推广电子化办公，改善交通、通讯、办公条件，为干警创造便捷舒适、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建设“两个文化大厅”；在办公大楼与审判大楼大厅进口显著位置设置院训、法律墙、法文化壁雕等。建设“文化长廊”；在审判庭走廊及办公楼走廊等公共区域设置“文化长廊”，悬挂法制史、地方文化、法律名人名言、廉政格言警句，以及反映法院工作理念的文字标识和干警创作的反映时代精神、法院工作、法官风貌的书法、摄影、绘画等文化作品。建设“一个文化广场”；加强大楼场地建设，将其纳入法院文化建设范畴。在大楼前广场设置国旗旗杆及其基座，在大楼周边场地设置镌刻法律名言格言的文化石等，通过国旗座、文化石、场地绿化、场地设置等，向公众展示法院文化，显示和宣传法院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活动，大力塑造法院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