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范文第1篇

1、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67年8月8日成立于泰国曼谷，现有10个成员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总面积约449万平方公里，人口6.54亿。秘书处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2、1967年8月7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2018年11月12日，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在新加坡签署东盟电子商务协议。

（来源：文章屋网 ）

东南亚国家范文第2篇

摘要：从不同层面使用“政策”“支柱”“体制/组织方法”“系统/制度”等框架研究老龄化趋势下的东亚、东南亚典型国家和地区养老金体系的发展情况，发现东亚、东南亚典型国家和地区养老金体系具有社会保险类型、公积金类型、混合拼盘型三种类型，养老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各自功能的耦合具有相似性，养老金系统的主要缺陷普遍为覆盖率低、收益不足，而且东亚、东南亚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面临着老龄化趋势、全球化竞争加剧和劳动力市场变迁、城镇化加速、宏观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影响等外部挑战，因此只有维护财务稳定、促进经济竞争、实现社会公平、提高运行效率，才能实现人民负担得起、充足和可持续的养老金计划。

中图分类号：F279.1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3-0063-09

Comparative Study of National Pension System Reforms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LV Huangqin1，2a， ZHOU Weimin2b， Che Sihan3c

（1.Channel Management Department， Beibu Gulf Property & Casualty Insuramce Co.，Ltd. Nanning 530028， China； 2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b.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Key words： welfare system； pension funds system； social security；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Abstract：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system in eastern and southwesten Asian countries on different layers an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olicy”， “pillar”， “regime”， and “system”. The authors find out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pension systems in eastern and southwester Asian countries， i.e.， social security， accumulation fund and mixed assorted type. Based 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alysis paradigm， the authors present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pension system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and reveal crucial disadvantages inside pension systems such as low coverage and insufficient profits along with the mutual external challenges： aging， accelerating global competition， labor migration， growing urbanization and the effect of capital market volatility. In conclusion， the pension systems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still demand a long term development to make them sustainable， sufficient and beneficial to citizens.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also proposed for the reform of pension systems.

一、引言学术界有关世界养老金制度主要类型的划分，尤其是对福利制度发源地欧洲各国的研究，已经产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EspingAndersen依据生产模式及政治民主观点所创立的“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分法〔1〕，Ferrera依据社会风险分担方式的差异所创立的“普惠――职业”的两分法〔2〕，以及Bonoli、Marier所推崇的多维多层分类法〔3～4〕。

其中，EspingAndersen的三分法精辟地归纳了福利制度的若干重要特征：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3期吕芹东亚、东南亚国家养老金体系的比较研究以英国和爱尔兰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体制，其养老金制度既包括了带有“安全网”意义的国家养老金，还倚重体现职业特点的、以自主选择、市场运作为特点的私人养老金；以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为代表的保守―团结主义体制，其养老金制度主要依靠以就业和参保关联的社会保险，同时辅以微薄的社会救助；而以丹麦、挪威、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体制，其养老金制度则更强调以一般性税收为基础的社会普遍养老金。

Ferrera的二分法则在EspingAndersen三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对上述国家福利制度的分野。比如：他明确地指出虽然英国也如同北欧诸国那样提供普遍的养老金，但显然英国更像是一种混合体制，它吸纳了更多个人主义、市场主义的成分；同样的，意大利和荷兰虽然同德国一样倾向于采用就业和参保关联的社会保险，但也从一开始就允许甚至鼓励其他形式的存在。

Bonoli、Marier则在OECD提出的“支柱”概念〔5〕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剥离了“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这一对曾经混用的概念，再结合对福利国家制度两大起源（Bismarckian & Beveridgean）的历史考察，做出了对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分野的新诠释。

但是，以Gough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亚洲诸国福利制度的特性从根本上有别于上述欧洲国家而独树一帜〔6〕，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包括养老金政策，往往从属于经济政策或者“社会经济政策”的范畴，其根本导向是加快货币资本流动性、提升人力资本、增进市场竞争，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研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殖民经历对有关国家建制的早期有明显影响。比如日本对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影响，英国对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影响。（2）经济增长中的“追赶期待”。不论是20世纪中后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还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在发展模式中导入了“经济增长优先”的取向，这成为“生产型福利国家”概念得以落地的根本因素。（3）亚洲国家中央政府在社会领域的调控能力普遍较弱。家族宗族以及儒家孝文化的传统在亚洲根深蒂固，这使得中央政府有机会也有动力更多地依靠“家庭”“单位”“集体”这样一些东方概念下的“社会组织”来解决养老筹资和老年服务问题，只是保证极低限度的再分配水平，而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更多地依赖国家对个人强有力的干预〔7～10〕。

因此，这些国家一方面被笼统地界定为“福利生产型”或者“发展型福利”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却又因其中央公积金制度、“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社会保险制度、普遍给付制度等极富特色而备受关注。

由于各国实际运行的福利制度复杂多变，相互之间又有很强的“学习特性”，理论分析上还杂糅“体制/组织方法”“制度/系统”“支柱”“政策”等多个层面的分析元素，这些都使得希望用单一维度进行精准抽象分类的想法变得非常困难〔11～14〕。

明白这一点，对后来者研究亚洲国家养老金等福利制度及其改革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认为，唯有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结合历史发展脉络〔7〕，重点考察制度内各组成项目的功能搭配、功能演化，才能有力地解释危机应对措施、政策变迁、制度改革和体制转型的内在逻辑，最终得出有关亚洲国家或者区域间养老金体系的通识结论。

半个世纪以来，以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越南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成就显著，其经济政策广受世界各国关注〔15〕。然而，与经济发展并行的该地区独特的社会保障改革实践却并未引起国际社会保障学界的足够重视。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利用已有的关于福利体制比较研究的知识〔16〕，考察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和越南等六个东亚、东南亚国家自20世纪晚期以来应对经济危机的社会保障政策，一方面努力解释这些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养老金制度改革议题上有别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若干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关注这些国家之间的改革分歧与多样化的政策选择〔17～19〕。

二、分析框架与观测维度根据Ku & Finer所开创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把社会福利纳入三个层面分析：福利体制、福利制度和福利政策〔20〕。三者之间虽紧密联系，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分。

所谓体制，是指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是管理机构和管理规范的结合体或统一体。至于福利体制，是指国家和社会经济在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生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对固定关系〔21〕。换言之，福利国家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总和，其中涵盖了其历史发展因素的影响、国家制度安排的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国家角色和国家功能的定位、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商品化与非商品化二者之间的矛盾、社会科层化和社会整合等诸多因素〔22〕。可以认为，福利体制本身很难因为短时期或偶然的内外部因素改变而发生变化。而福利制度意味着一种“体制格式”，每个单一的被推行的福利政策都在系统性的体现福利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福利制度是一种连贯一致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福利制度可以出现不同的类型。至于政策，是指国家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因此，制度变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策调整之后满足体制改革最终目标的方法。当社会经济环境不断改变时，相同福利制度国家做出的反应可以在第一时间被轻易观察到；当面对经济危机时，国家社会保障领域会形成新的消费和储蓄政策网络。这些政策修订将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它可能会直接导致系统配置的重大改变，我们称之为结构性改革；另一种情况是，当涉及到制度层面时，这些改革则是体制演化的固定规律〔23～26〕。在本文的讨论中，政策分析是切入口，系统分析是核心，制度层面分析是基础〔27～28〕。

三、东亚、东南亚国家养老金体系的发展

（一）社会保险类型：日本和韩国

日本和韩国作为二战后的新兴发达国家，其经济制度均以产业立国，倚重出口，因此，均采取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通过五十余年的改革和发展，基本形成了覆盖全民的、多层次多支柱的、稳定的公共养老金制度〔29〕。韩国和日本均以收入关联的社会养老保险为制度核心，以企业和职工共同缴费作为筹资来源〔30〕。

在韩国，养老金分为三个层次（见图1）：第一层是所有企业职工及其配偶都必须参加的半积累制国民养老金方案，但特殊职业人群如公务员、教师和军人等则享用特殊职业养老金，而65岁以上的低收入人群根据其家庭收入情况，每月能领取10万韩元至20万韩元的养老金补助（韩国基本年金法，2014年）；第二层是退休津贴、企业年金（包括DB计划和DC计划）以及个人退休养老金计划（IRP）；第三层是个人退休养老金计划（PPS），18岁以上公民可通过自愿购买由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提供的相应的养老金保险产品来加入该计划，每月缴纳约定的金额，最终养老金水平取决于市场利率和投资收益。

图1韩国养老金制度在日本，养老金也分为三个层次（见图2）：第一层是覆盖全体公民的基础养老金（BP），是与收入无关的额外所得，有助于完善老年收入保障机制；第二层包括员工养老保险（EPI）、国家养老基金（NPF）和互助养老金（MAP），其中员工养老保险覆盖所有企业职工，个体经营者和职工少于五人的企业则可自愿参加国家养老基金，互助养老金是公务员、教师这样的特殊职工享有的；第三层则是由几个单独的计划组成即退休援助（RA）、就业养老基金（EPF）、企业型DC/DB养老金以及税收资格养老金（TQP）等，受惠人员包括企业职工的一部分〔31〕。

（二）公积金类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养老金制度都建立于英国殖民时期，秉承了“自力更生”的基本概念。这两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已经建立了以公积金为主体的单一型养老保障制度，其基本宗旨是为退休职工或提前非自愿脱离劳动力队伍的职工设立一项强制性储蓄计划保护其收入来源，该计划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职工。就养老金而言，两国政府均采取监督和管理措施，而不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经过半个世纪的改善之后，公积金退休计划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有效的、有组织的且成熟的系统。

新加坡养老金制度的核心是中央公积金（CPF）制度（见图3），它提供了大部分社会保障功能，社会风险分担和再分配不再存在，个人完全依赖于供款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图3新加坡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制度还包括政府养老金计划（GPS），是公务员无需缴费且现收现付的养老金计划；同时还有针对武装部队人员的储蓄和员工计划（SES）。除此之外，还有补充退休计划，即企业没有参与、企业职工私人自愿参加且享受税收优惠的养老金计划。为了应对长寿风险，中央公积金的领取向“年金化”方向发展，新推出的终身入息计划使得目前50岁及以下拥有至少4万元公积金最低存款的国民，能够自动加入该计划成为会员，并从80岁开始领取每月固定收入，直到终老。

与新加坡类似，马来西亚的养老金制度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它针对不同的特定人群有不同的计划（见图4）。在马来西亚，有一个针对公务员制定的由政府财政全额资助、受益者不用做任何贡献、且有固定金额的固定福利养老金计划。企业职工获得养老保障的主要途径是成为职工公积金（EPF）的成员，EPF是一个建立在固定缴款的基础上、积累储蓄在个人账户里的指令性计划，该计划为企业职工提供养老住房和医疗保障。另外，福利部门有责任减轻公民的贫困，每月为60岁以上、贫困潦倒、体弱多病又没有近亲者提供300元人民币的养老补助。除此之外，武装部队基金（LTAT）是1972年8月由议会通过的对于所有现役军事人员都是强制要求的DC计划，同时它也可以作为所有军事人员的自愿储蓄计划。

（三）混合拼盘型：中国和越南

中国作为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经济转型国家，自1993年开始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并于4年后正式确立了全国企业统一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框架，之后，又用了16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多支柱、多层次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实现了从制度上覆盖所有人群（而非每个人）的阶段性改革目标〔32〕。当前，中国的第一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由三条线路组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是由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共同组成，统筹账户由职工所在企业缴纳，个人账户则全部由职工个人承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则略微复杂，各地区实施标准略有不同，但都是由地方社保机构统一管理，当地居民按各地标准自愿参保；2015年11月中国养老金“并轨”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将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单位缴费比例和个人缴费比例与企业职工一致，全国养老金改革同步，缴纳的比例统一。此外，中国还引入了第二层针对公务员、事业职工和企业职工的企业年金以及第三层个人储蓄养老保险（见图5）〔33～37〕。

图5中国养老金制度

同为经济转型国家的越南，其社会保险制度由该国总理于1995年2月16日签署颁布实施法令19/CP后设立，并于同年10月1日起生效。越南的社会保险制度由强制型和自愿型两部分组成（见图6），且都是基于固定收益的现收现付筹资制度。目前，强制型社会保险的贡献率为24%，其中17%是由企业支付，另外7%则由职工个人支付。关于强制型社会保险基金的分配，3%为短期利益分配，1%分配给工伤和职业病保险，剩下的20%则分配给残疾以及养老保险。自愿型养老保险制度于2008年实施，主要针对非正规就业的人群和农民。然而与强制型养老保险制度相比，自愿型养老制度则没有任何短期效益，不保证最低养老金，没有提前退休的可能性。

图6越南养老金制度

四、东亚、东南亚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外部挑战及其路径和目标（一）外部挑战

1.老龄趋势

东亚、东南亚主要经济体将在21世纪上半叶逐渐迈向人口的全面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有关国家，特别是那些实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的国家面临支付压力，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弥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的财政责任。在此背景下，提高在职劳动者的缴费或纳税水平、降低退休劳动者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引入基金积累制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制度或者是非积累制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制度将成为这类国家的主流政策选择〔38〕。

2.全球化竞争加剧和劳动力市场变迁

经济活动特别是产业的全球化意味着国际贸易竞争加剧和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历史上发展中国家由于在世界贸易经济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长期依赖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因而它们比欧美发达国家更需要通过实施“竞争性节俭”的社会保障来提高本国商品和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尽可能多地留住国际投资。目前，虽然他们的养老金等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也有面向资本利得的税收，但其主体仍然是基于劳动就业等经济活动收入的课税（或缴费）。这就使得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非常敏感，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给养老金制度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

3.城镇化加速

亚洲开发银行的《亚太地区关键指标2012》别章节“亚洲的绿色城市化”显示，从1980年到2010年，亚洲城镇人口增加了10亿，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地区新增城镇人口的总数。其中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最快，在1949年到2010年的61年间，城镇化率从10%提高到50%，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实现相同水平的城镇化用了210年，欧洲用了150年，北美用了105年。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将导致不平等程度逐步加深，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城市贫民窟越来越多，这给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东亚、东南亚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39〕。

4.宏观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的波动性

在国际金融危机、外部环境趋紧的影响下，东亚、东南亚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困难比预想的还要严重，经济短期减速甚至中长期下滑的风险已经显现，已经出现了投资增速下降、经济增长出现放缓的迹象，同时，消费不景气，对经济增长拉动减弱。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干预的重要实现形式和调节工具。在经济萧条时期社会保障收入增加缓慢而支出增加迅速，在经济繁荣时期社会保障收入增加迅速而支出增加缓慢，这样社会保障的收入和支出变化就会自发地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从而在宏观上和周期上具有调节与缓和经济波动的作用，是政府干预经济、促进增长的重要环节，是化解和抵消经济波动风险的有力手段，是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制度保证。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的调节稳定作用，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金融和产品市场日益一体化给养老金制度带来了其他压力。更开放的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增加，贸易模式的变化给政府带来了要降低非工资劳动成本的压力（比如社会缴费）。这种压力在那些养老金是由捐款得到资助，较小程度上由一般税收资助的通用系统提供的国家非常严重。

养老金制度的成熟度是另一个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因素，这个不稳定因素是指退休人口的共享资源是受益人和贡献者的比例的函数（受益人和捐助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如果这些比例依然增长，并且在未来将继续增长，那么这个制度仍在成熟的过程中，而当这个比例不断上升时，制度的潜在财务风险就会逐渐暴露出来。

（二）改革的路径和目标

1.维护财务稳定

如何维护和加强社会保障项目自身的财务稳定是制度改革与发展本身的首要难题。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在那些以俾斯麦式社会保险为核心制度的国家，财政约束和财政依赖正变得日益紧迫。

自1970年以来，也就是制度创立仅20余年之后，日本韩国出现过数次因为财政补贴养老金缴费过多而难以为继的情况，迫使政府不得不着手降低养老金待遇和提高养老金缴费水平。中国政府近年来也加大了对养老金制度的投入，但仍捉襟见肘。

这些事实不仅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制度选择甚至福利体制的质疑，也让学术界和后进国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以一般性税收作为融资来源的普遍给付的社会养老金模式。进而，人们重新回到了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在老年经济保障的责任划分中，政府和个人究竟应该如何分担？如果政府负有更多责任，那么增加养老金系统资金流入则是必然之选。一个国家缴款型福利和非缴款型福利的搭配结构，也直接影响到养老金制度的整体面貌，甚至是体制特征〔40〕。

2.促进经济竞争

亚洲数次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持续可靠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源于充分杠杆化了的繁荣的虚拟金融经济，更源于产业蓬勃发展、劳动就业充分、岗位创造活跃、工资稳定提升的健康的实体经济。而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赖以稳定运行的前提，恰恰是上述实体经济本身的稳定。否则，在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高起、企业生产开工不足的情况下，强制性社会保险缴费作为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主要部分之一，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复苏造成负面影响，进而打击企业的雇佣能力和生产能力，最终有损经济增长。这一特性也可以解释为何越来越多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迅速从单一的缴费型向缴费型、普惠型和积累型混合的复合型制度转变：引入普遍养老金巩固减贫效果，降低第一支柱养老金的比重，提升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养老金的分量，倡导个人对养老责任的负担，这些都可被视作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的策略性考虑。

3.实现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任何一个社会保护项目需审慎对待的核心原则。然而“养老金制度的公平/不公平”在各个国家却有着千差万别的含义和表现形式。不同国家由于权益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多元化问题，包括不同代际之间的公平，主要是处于改革前后不同年代的“新人”“中人”“老人”权利义务的平衡性问题；而代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则涵盖职业、性别、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性问题。在日本、韩国，体现为工人和其他社会类别之间以及不同年龄群组之间的再分配不公平；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是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缺乏再分配机制的不公平问题。针对这类问题，有关国家近年来整合原有的、碎片化的、分割的养老金制度，积极引入调剂金和养老金待遇指数化调整等机制，以提升社会公平性。

4.提高运行效率

养老金制度运行效率的提升，对于那些人口众多、财力有限、地区发展不平衡、非正规就业广泛存在的东亚、东南亚国家来说，通常是一个难题。当国家大刀阔斧地削减财政对公共养老保险的支持，甚至取消部分养老金福利项目的时候，制度本身的财务稳定性的确是提高了，但却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暴露在全球化竞争、宏观经济波动、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风险之下〔41〕；但如果要下决心为全体国民提供体面的老年经济保障，就必须将拓展融资渠道、加大财政补贴、提高费/税水平、改革税收体系、盘活变现国有资产等纳入一揽子改革计划中做通盘考虑。同时，面对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进城农民工、非正式职工、家庭办公工作者、兼职人员日益增加，政府还必须竭力提升养老金制度的弹性和可携带性，降低劳动力流动给制度带来的管理成本。

五、结论现代国家或者文明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如何让人们“体面地老去”，因为年老并退出劳动力队伍，这是个人没有办法抵御的自然风险，需要国家有制度安排，但各个国家的解决方式却大相径庭。以往的研究虽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但没有一个能够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同为生产型福利体制却出现了机构不一，以及为什么面对来自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这种社会经济挑战时，这种分歧明显扩大了。比如在中国，“全民退休金制度”曾在改革开放前（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对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实施过，获得过较多的社会支持和民众支持。但到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在内都变成经济发展的配套。当时的决策者把经济发展的一些原理或者一些规律套用到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上，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中国的正式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基本实现了人群意义上的覆盖，但仍有一半以上的公民个人并没有被养老保险制度真正覆盖。在中国只有少量的农民参保，且他们可获得的养老金水平很低。即使是被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的从业人员，其养老金的实际替代率也不足50%，而且不同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差距很大。经过分析，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福利政策/制度/体制下的生产制度系统已经发生变化。

从政策的角度看，为东亚、东南亚国家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有三个可能的政策选择：（1）扩大正规社会保障覆盖面；（2）推行互助形式的小范围保险；（3）实施更激进的社会救助（社会养老金）。

其中，前两个政策都要求参保人付费，是付费型的社会保障。第三个则是一个全面普遍性的政策设计，就是一个都不能少，人人都能被纳入到公共养老金体系里面去。尽管付费型的社会保障有其优点，但国际上的经验表明，在扩大农村地区的覆盖面和脱贫方面，它在发展中国家是不成功的，最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往往被排除在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支付能力。因此，东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希望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通过缴费型社会保障来获得养老金，并实现全面覆盖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为了扩大覆盖面而强制要求低收入的居民付费，又会损害他们的基本权益。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学者认为，前两种政策途径对于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高风险群体是不适用的，而社会养老金较为可行。

而从制度的角度看，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养老金制度由两大类板块组成：一类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辅以较高的政府财政补贴，谓之“保障型”福利体制；另一类是以强制积累为核心，辅以有限的政府财政补贴，谓之“竞争型”福利体制。当然，如果算上近几年在中国农村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社会养老金，当前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则应该为三种。第一类主要采取DB型的财务给付模式，待遇的确定通常与人口抚养比、工资水平、缴费年限等人口和就业制度紧密联系，因而容易受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波动、宏观经济恶化等因素影响而造成收支不平衡的问题；第二类主要采取DC型的财务给付模式，待遇的确定取决于基金在劳动者生命周期内的总缴存水平和总积累水平，因而其影响主要来自资本市场和投资业绩的不确定性。当然再加上基础养老金作为托底，又可以衍生出其他两类制度形态：一是国民年金+职业制年金；二是国民年金+积累制年金。

当我们站在国家体制的角度来分析，逻辑将变得更加清晰。国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老百姓手上收取保险费并给予必要的补贴；要么采用收税的方式，通过制度安排给老百姓提供保障。换句话说，就是政府是否应该靠公共财政来实现居民的养老经济保障？这种保障是否可行？对此，各方面争论很大。

奉行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从社会正规制度安排来看，人们的养老保障至少可以从社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商业养老保险三个渠道获得。而对于当前广泛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覆盖面不足、保障水平过低、筹资来源不稳定等现象，他们认为由于制度设计的局限性和制度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才最终使弱势群体游离于养老保障的制度之外而没有得到体制上的保护。因此，他们呼吁构筑弱势群体的老年救助制度应为解决弱势群体养老保障的选择，而没有必要人人都被同一个制度所覆盖，造成效率低下。

而倡导国家干预观点的人则认为，从制度安排上来看，一个全覆盖的、全体百姓共担风险的养老金体制是成本最低的，它的核心在于它是以国家信誉来构建养老金体系。因为养老金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跨越代际的资源转移和再分配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信誉产品，就是你信则有，不信则会产生很多纠纷。国家提供养老金实际上是在以国家信誉做担保，让老百姓相信社保部门发放养老金不是敷衍，社保部门保管养老金是尽心的，社保部门运营养老金不是谋利的，这样一来能够显著地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这种依靠国家信用、以税收为基础、保障基本水平的普遍养老金体制，由国家财政来牵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把体系内现有的各种保险、政府投入以及个人的支付整合起来综合使用，会给国家参与区域和世界经济竞争留下更多的空间。

当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本文所谈及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养老金制度都面临严峻和紧迫的改革任务，都需要各国决策者审慎权衡、全面比较上述多种养老金改革方案，以实现总体改革和发展目标。

总体来看，尽管亚洲国家在福利制度和福利政策层面存在诸多差别，但其生产型福利体制的本质并未改变。只要追赶式经济增长在长时期内仍然是亚洲各国发展的首要任务，那么其养老金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其他经济制度而言，就还会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和配套性。因此，我们建议，分析亚洲国家养老金改革议题的基点不仅要落脚在政策层面，追踪短期内的政策调整，还要充分认识这种配套性和依附性，从中期的制度层面和长期的体制层面理解亚洲各国社会保障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进而实施行之有效的长期可持续的改革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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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范文第3篇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以泰国为例，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误：(1)在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出口增长速度长期趋缓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调整货币汇率政策。(2)放松对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监管，以致于让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旦房地产热、股市热导致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少企业倒闭，呆账、坏账大量出现，银行倒闭，外商迅速撤走资金，使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乘虚而入。(3)过于重视引进国际资金，而忽视了对国际资金流入结构、流向进行监督与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泰铢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导致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利用利率差价进行投机，搞乱泰国金融市场。这些金融市场、体制、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缺陷与失误，是值得中国认真吸取的教训。

4.东南亚国家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均能有针对性地、比较及时果断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应对。它们在第一次经济衰退前期，采取了以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应对，先取得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稳定，然后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形势下及时地采取放宽财政金融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府敢于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与条件，对外资投资流动采取管制的严厉措施以求得金融形势稳定的改革经验尤为值得重视。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针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一起因，采取了扩大内需、调整出口市场、加速亚太地区区域内和东盟地区区域内经济合作步伐等政策应对，从而在2002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取得了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2.3%回升到3.6%的经济复苏。这些政策应对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决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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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东南亚国家 民族动乱 全球化 经济一文化抗争

在东南亚国家中，为什么由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有时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有时则以民族斗争 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与东南亚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有无关联?如果将全球化视为源于西方现代 化运动的全球扩张之最新发展，则二战后初期东南亚仍处于被动式现代化阶段，其民族主义的 目标指向乃是继政治独立之后的经济独立，此间因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更多地是以“农民一地 主”这种阶级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几乎与经济全球化 进程相重叠，民族主义在许多情况下转而为地方或族群所利用，因贫困所引发的抗争更多地是 以“少数族裔一主体民族”这种民族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在全球化的刺激下，民族 主义之多层次、全方位的表现，是贫困问题与民族斗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民族运动取代了阶级斗争而居于世界舞台的 前列。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贫困，而且是文化(广义的文化)贫困，这是 一种更为深层次的贫困。在这种双重贫困的境况下，以地区、宗教、民族、语言等为基础的各种 亚群体及其分别发起的群体性运动遍及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逐渐与组成国家的主 要社会阶层(阶级)一争高下，且与民族国家相抗衡。这是因为，阶级斗争一般基于政治利 益、经济利益而与文化无直接关系，然而在民族国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国际资本等因 素的运作可能损害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而且文化均质化的倾向亦可能危及这些亚群体的文 化根基。

一、“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的提出

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模式的释义，来阐述东南亚国家中贫困与民族动 乱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经济”和“文化”概念除了其一般的含义之外，还有其特定的含 义，即“经济”是经过整合了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经济，而“文化”则是多民族国家中单个民族 (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在“经济”层面，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已无法分割；而 在“文化”层面，各民族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整合则尚未完成。这就出现了二者的错位或不同 步，由此产生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就民族国家的整合而言，国家的经济整合与文化整合是相 互促进和彼此制约的。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过程中，少数民族对其经济劣势地位 的容忍度(以下简称“经济容忍度”)往往大于对其文化从属地位的容忍度(以下简称“文化容 忍度”)，因为文化的消亡才真正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最终消亡；而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经济的 包容度也常常大于对其文化的包容度，因为对主体民族来说，本民族的文化通常是民族国家的 主流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只能是被整合的对象。

就一般意义来说，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交织和密不可分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少数民族的经 济生活中，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少数民族的经济容忍度尚未达到极限而其文化容忍 度已达到极限时，或者说二者的叠加使文化层面上的容忍遮蔽了经济层面的容忍时，反叛就不 可避免。也就是说，倘若将贫困(狭义的贫困)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因素，它就不会必然导致 少数民族的反叛，因为在经济贫困下其生存安全的范围是较有弹性的。倘若综合考虑贫困 (广义的贫困)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因素，它与反叛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会大大增强，这是民族 文化的敏感性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动乱或民族冲突并不必然基于经济利益的矛 盾，只有当文化因素或民族感情因素凸显时，对抗才不可避免。换言之，从纯经济的角度看问 题，物质上的匮乏并不一定触及精神层面的安全感，但从超越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并考虑到 精神受物质刺激且反作用于物质的必然性，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二、文化是“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中主要的矛盾方面

就上述意义而言，何者是“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按照安东 尼，史密斯的观点，“过去，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构成了抗议的基础，今天经济问题占了主导 地位，边缘性共同体声称，由中心或关键性族裔控制的政府，剥削了他们的资源和劳动，忽视了 他们的地区或使该地区边缘化”。换言之，经济是主要的矛盾方面。然而，此说无法解释如 下现象：泰国北部山区的经济比泰国南部(以下简称“泰南”)四府更为落后，泰北山民的抗争 却远不如泰南穆斯林来得激烈；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的经济也落后于南部穆斯林地区，而前者 亦未发生如后者那样的激烈抗争；印尼亚齐地方经济的衰退虽非全印尼之最，然而亚齐的分离 主义倾向却是最突出的，等等。笔者认为，文化才是主要的矛盾方面，按照这一观点，上述现象 或许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在“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中，文化之所以居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首先是全球化时代 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纵观二战后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发展的重点先是从政治自由转 移到经济增长，继而转移到社会平等，最终转移到文化自主”。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政治 独立之后的内部变革，最主要的是经济变革。然而，这一变革除了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之 外，，其过程还可能加剧业已存在的不平等。而统治集团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二：一是“一味追求 经济增长而把对于分配公正的考虑挤到一边”；一是“忽视特质文化的要求及其争取自主的自 我表现”。二者的要害都是否定文化的中心作用，因为分配公正与文化自主都是经济发展本 身所无法提供的，它们乃根植于相应的社会道德、文化之中。“如果以蛮横的态度对待文化， 文化会做出暴烈的反应，为发展而进行的许多努力可能因此毁于一旦”。因此，对民族国家 的构建而言，“不可能弃文化以求发展，因为文化有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已经走到舞台中央， 影响着发展的过程及其成果的分配”。

其次是政治文化的急剧变迁造成的。民族认同是人类社会最根深蒂固的认同之一，它不 会因为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更改，它是由文明的特质、各文明间的差异决定的。进入全球化时代 以来，新认同政治(the new politics of identity)对传统政治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其主要表现之一 是“个人对传统政治和阶级的认同越来越淡漠，越来越归附于亚团体或者重归个人”换言 之，“种族认同、地方认同、性别认同等正在冲击和替代着传统的阶级认同、政党认同”这是 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快速的变化造成了身份界限的模糊”，使人们“加强了对身份归属的紧 迫要求”。而传统的阶级认同无法解决文化归属问题，只有文明“是确立身份和意义的有效 源泉”。这样，民族或种族的认同便取代阶级认同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要认同取向。这一认 同取向无疑凸显了文化的作用，进而也决定了在“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中，是文化而不是经 济居于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

三、反贫困斗争的物质与道义性质：以森林开发利用为例

东南亚国家少数民族反贫困的斗争不仅具有捍卫生存环境的物质上的性质，更重要的是 具有捍卫民族文化的道义上的性质。东南亚国家少数民族围绕森林资源开发、利用的斗争，很 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从自然资源开发史的角度来看，越是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其森林资源的保存越 完好。然而，这是就经济开发尚未全面展开的时代而言的。在全球化时代，这些边远、偏僻之 地已被纳入开发的范围。在印尼，97％的森林分布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西伊里安等的外岛 上，那里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既是山地民族的聚居区，也是森 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是全国林木资源贮存量最大的地区，同时也 是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这些地区的森林无一例外地被大量砍伐， 世代居住于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抗争活动也随之频频发生。民族动乱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但是具有生存环境和文化象征双重意义的森林资源的被破坏，无疑是使少数民族陷入 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印尼外岛，由森林问题导致的冲突已经爆发，这是因为天然热带森林不断被砍伐，乡村 居民不断被驱赶。在泰国，土著山民部落在反贫困斗争中是这样表达其观点的：“土著民族 珍惜森林与自然，珍惜这个世界的生态。他们生活在森林中……森林是他们的家、他们的社 区、他们的生命。国家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部落民族珍惜森林，并以一种平衡 的、恰如其分的方式与之共处。”从他们的宣示中，透露出工业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是贪得无 厌和具有破坏性的”这一残酷现实。这对视自然与人为浑然一体的土著民族来说，显然是无 法接受的。在菲律宾棉兰老，“跨国公司――多尔大菠萝公司――已经获得了对该岛低地的 占有权，该公司正在毁坏土壤并将农民赶到高地上。在高地所有者与低地所有者之间的激烈 冲突中，土著人――‘部落群’――为保护他们文化的完整和‘祖产’而战”。对原本和谐的自 然一人文环境的破坏和侵蚀，“是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合法’或者非法活动而导致的结果”，其 殃及地区“包括穆斯林棉兰老岛自治区以及卡加延一德奥罗一伊利甘增长走廊”。森林不仅 承载着土著民族的自然生命，而且融入了他们的人文意识，所以森林被破坏所导致的贫困绝非 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

对于东南亚的少数民族或土著民族来说，外力介入森林资源的开发剥夺了他们的“似乎 属于自然权利的东西”。换言之，居住于林地、利用森林产品是土著民族与生俱来的自然权 利。而“从前一直像空气一样免费的、现在仍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的资源，突然间不允许他们 沾边了”，这不仅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打击了他们的自主意识。国家为何能如此恣意 妄为?“在东南亚，土地控制作为国家或国家机构合法化的基础，大体上源于殖民主义”。但 在殖民地时期，以土地控制为基础的森林开发主要限于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远离政府所在地 的森林中心地带――那里常常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多尚未被触及。当现代化与全球化潮 流相继涌来时，对土地与森林的攫取已是无所不至，少数民族地区自然不能幸免，而他们的经 济一文化抗争也就势在必然了。

四、发生民族动乱的决定性因素：对不同贫困类型的分析

“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又因应于一定的 条件而发生转化。当少数民族尚未将经济上的贫困与政治一文化权利的丧失联系起来时，该 矛盾统一体的结构会呈现相对稳定状态，但这也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当少数民族明确地意识到 自身的经济地位与政治一文化地位密不可分时，这种稳定状态就会被打破，长期积累的问题就 会以突变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的主导地位也会在其“暴烈的反应”中凸显。

那么，少数民族的贫困达到何种程度时，才会与其他因素共同导致动乱或反叛呢?对此难 以一概而论，因为这要视具体的民族地区属于哪一种贫困类型而定。东南亚的贫困状况虽然 复杂多样，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主要类型，即发展中的贫困与欠发展中的贫困。前一种类 型是指融入国民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不仅未能得益于发展，反 而陷入一种相对贫困的状态中，此类型可以印尼亚齐、菲律宾棉兰老为例；后一种类型是指在 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了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在欠发展中陷入一种近 似绝对贫困的状态中，此类型可以泰国北部山民、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为例。

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省，自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以来，迅速 发展成一个能源大规模开发的省份。从1980年开始，亚齐平均每年为印尼带来20亿－30亿 美元的出口收益。1985年，亚齐是印尼第三大出口创汇省份，仅次于廖内和东加里曼丹。尽 管亚齐从本地油气收入中所得的份额一开始就很小，但当时的亚齐并不是印尼最贫困的地区。 从印尼各省的贫困率来看，1980年亚齐的贫困率仅为8．8％，而同期其他省份的贫困率多在 10％-20％，有些省份甚至在50％以上。

从长远来看，亚齐的发展是国家现代化及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亚齐的资源开发 被印尼中央政府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获益者乃是印尼中央政府和跨国公司，而不是亚齐人民。 不过，从亚齐发展的起步阶段来看，这一恶果尚未显露出来。然而恰恰在亚齐开发初始且贫困 问题尚不突出时，延续了本地区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并提出“独立”诉求的“自由亚齐运动”兴起 了。这说明，属于“发展中的贫困”这一类型的民族地区，不一定要坠入贫困的深渊时才会有 民族动乱或反叛发生，而是只要当地精英人物意识到本民族政治一文化自有所丧失，就可 能出现动乱与反叛。这是由于长期反抗外敌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积淀极易受现代化和全球化 等外来因素的刺激，所以当经济剥削尚未超出可容忍的范围时，文化上的被剥夺感就已超出了 可以忍耐的限度。

位于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从自然与矿物资源的拥有来说它是菲律宾最富裕的地 区――(政府)一开始的努力就是为菲律宾北部的工业搜括资源……独立后，许多跨国公司来 到棉兰老置业……棉兰老成了菲律宾赚取外汇收入的主要地区”。从这一点来看，它与亚齐 是非常相似的。但棉兰老岛的情况也有两点不同之处：首先它输出的主要是热带经济作物产 品及木材，而不是能源产品；其次穆斯林在其聚居的13个省当中，只在4个省占人口数量上的 优势，来自北方的天主教徒移民反而成了多数。这两点都使棉兰老岛土著民族的生存空间受 到挤压，其民族文化受侵蚀的程度比亚齐严重；后一点则使棉兰老岛的贫困问题较为复杂。因 为来自北方的移民也有许多是贫苦农民，所以难于将该地区的贫困人口等同于穆斯林。棉兰 老岛的大规模开发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反抗 运动也正是兴起于这一时期。能否以此断定经济原因即是当地民族反叛的主要原因甚至惟一 的原因呢?该阵线在宣言中将土地被掠夺与伊斯兰教受到威胁并列为起义的两大原因。也有 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并不能单独起作用，民族文化受到歧视是一重要原因，“当普通的菲律宾 穆斯林民众无法面对继续存在的歧视、无从改进自身的生活条件时，大都会倾向于支持武装的 分离主义组织”。因此，与亚齐属同一种贫困类型的棉兰老岛，在贫困与动乱的关系上也是 类似的。

如果说发展中的贫困是后发式的，那么欠发展中的贫困则是原发式的。另外，作为贫困的 主体，前者是一元同质的，后者则是多元异质的。泰国北部山地民族(山民)的贫困，即是后一 种类型的贫困。泰北山民由20多个民族组成，他们在历史上长期的迁徙、流转过程中，形成了 犬牙交错的杂居局面，他们共约有70万人、10万户(1990年)，分散居住在泰国北部的近3500 个村寨中。泰北山民的贫困是一种“三合一”式的贫困，亦即由原始的农业经济、封闭割裂的 社会、恶劣的自然环境共同构成三个互相黏结又互为因果的贫困。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部分泰 北山民非永久性地流入城市，现代政治意识也开始渗透到各山民部落中。那么，在与主体民族 之间存在巨大经济差异的情况下，泰北山民为何没有像泰南穆斯林那样进行抗争?其原因不 是泰北不如泰南贫困(实际上其贫困程度乃全国之最)，而主要是异质文化无法对各山民部落 产生凝聚作用。尽管历史上泰北有的地方如东北部，也曾因是“反对曼谷政权的中心地区”而 具有“反叛传统”，但当代的情况却是，即使抗争，也是采取合法、半合法的形式，有时还须借 助于外力的推动，如“在非政府组织与学术界的鼓励与帮助下，20世纪90年代初，北方农民网 络在泰国北部地方社区网络的基础上形成了。该网络为其会员的资源权利与社会公正而斗 争，那些作为会员的社区有许多是少数族群(‘山民部落’)，比如克伦人”。

这说明，属于欠发展中的贫困这一类型的民族地区，不是其贫困程度不足以激起当地居民 的反抗，而是由于其文化的异质性、居住的分散性、思想的保守性以及精英缺失等，使得有组织 的、强有力的反抗终难形成。

菲律宾有60多个山地少数民族，分布在自北到南的全国各个地区，其文化的异质性与居 住的分散性更甚于泰国北部的山民。在拥有庞大贫困人口的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处于贫困 者的最底层，欠发展的印记在他们身上更为深刻。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有些菲律宾山地民族 如阿埃塔人还以狩猎一采集经济为主。但是，现代化的浪潮使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其中，他 们原有的经济一文化模式惨遭破坏，如阿埃塔人转而在贫瘠的山坡上从事游耕，在与外界接触 后其原始信仰也遭到腐蚀，从而变成“频危”民族。

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他们也和泰国山民一 样，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民族运动，而只能要求实践宪法规定的民族自决权。菲律宾山地少数民 族的边缘化更甚于泰国北部的山民，因为他们不是相对集中于一个区域。“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边缘化是一种以空间上的排斥为特征的区分模式”。他们极为分散的居住地像是主体民 族大海里的一个个孤岛，他们最终有可能完全消失于强势的主流文化中。尽管他们也联 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但要想阻止贫困化与边缘化的趋势，他们的抗争却显得软弱无 力。总之，与泰国北部山民属于同一种贫困类型的菲律宾山地少数民族，在贫困与抗争的关系 上也是相类似的。

将贫困与抗争的关系置于“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模式中进行分析的结果，证明少数民族 的文化自主意识，以及使其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条件，才是动乱或反叛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而贫 困的程度则是文化自主意识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条件之一。

五、对不同视角下的经济－文化的综合性探讨

在前文所述的“经济－文化双重结构”中，“经济”与“文化”的特定含义是为了立论分析 时兼顾反贫困斗争中对立的双方而给予的限定。实际上，民族国家与少数民族都会从自身的 角度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经济的整合乃是客观的、不可逆转 的事实；国家文化的整合虽尚未完成，但少数民族文化成为被整合的对象是必然的，即从长远 来看，少数民族文化不可能“单独存在”。从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具有分离倾向的少数民族) 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经济的整合是可逆的，本民族地区的经济可以自成一体而不依赖于现有 国家；本民族的文化更是可以长期单独存在，并且完全拒绝同化式的文化整合。

那么，是否有必要将国家与少数民族不同视角下的“经济”与“文化”置于同一框架下做一 综合性的探讨呢?为了全方位地厘清东南亚国家中贫困与民族动乱的关系，显然有此必要。 这里将以泰国南部为例来进行探讨。做此选择的理由是，泰南的贫困是介于“发展中的贫困” 与“欠发展中的贫困”之间的类型；泰南的民族动乱既非连续式的亦非间歇式的动乱，而是一 种由长期因素与突发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起伏不定式的动乱。选择这样一种中间类型，既可 以较为均衡地展示国家与少数民族双方在贫困和动乱中的立场、观点及斗争策略，又可以将前 述两种主要贫困类型联系到一起，就斗争双方的种种表现做一横向比较，并找出其共同点。

在泰国政府看来，随着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不断进入泰南，以及该地区资源的不断开发， 泰南是国家整体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当地穆斯林的看法却与其相反。他们认为， 无论是移民还是开发，都是以牺牲当地穆斯林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他们要求与泰国分离。泰 国官方对此的反应则耐人寻味。曾任泰国副首相的巴拉帕特(PraPat)说过：“(泰南)马来人可 以离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土地必须留在泰国。”可以想见，在泰南穆斯林被视为可有 可无的情况下，该族群陷于贫困便势属必然。从区域经济差距来看，泰南较之发达的泰国中部 要贫穷许多，但比之于泰北则不算贫穷。从开发程度来看，泰南介于发展与欠发展之间，故其 贫困属发展中之贫困，亦即属于尚未定型之贫困。倘若不对泰南穆斯林的经济结构加以改变， 其贫困可能深化并定型。目前，泰南四府的马来穆斯林人口大约有72％生活于农村，他们主 要是自耕农。这种从业结构对其摆脱贫困是不利的。

泰国政府与泰南少数民族在经济整合观上尖锐对立，二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看法更是 格格不入。自20世纪30年代大泰族主义兴起至80年代泰国政府开始正视国内的少数民族 问题以前，泰国官方一直否认境内存在少数民族，自然谈不上承认其文化上的独特性与自主 权。泰国政府在经济上对泰南穆斯林还不时予以让步和扶持，但在对待其文化上则是以打压 为主。围绕着传授伊斯兰宗教知识的学校“旁多克”(Pondok)的开办与封闭，泰南穆斯林与泰 国政府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较量。由于认识到“旁多克”在泰南穆斯林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泰 国政府于1961年颁布了“教育改进计划”，欲以政府控制下的私立伊斯兰学校取代穆斯林社 区领袖开办的“旁多克”。以北大年为中心的“旁多克”教育系统，长期以来是马来半岛穆斯林 精神力量的源泉。因此，泰国的这一教育改革计划遭到了泰南穆斯林的反对。“保守的伊斯 兰教士和乡村伊玛目(伊斯兰宗教领袖――笔者)认为，政府的这一政策是对马来人伊斯兰认 同的一个打击，是对其文化、社会与宗教价值观的打击。这种感觉导致了分离主义组织反叛活 动的扩展”。

如果说泰南穆斯林对经济的贫困尚能容忍，那么他们对文化的贫困乃至衰微则无容忍之 余地。泰国政府欲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消蚀穆斯林的精神支柱，结果却适得其反，导致了少数民 族反叛的蔓延。

很显然，无论从哪种视角赋予“经济一文化双重结构”中的“经济”与“文化”以何种含义， 都不会影响到“文化”作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在贫困与动乱的因果链中，文化是潜藏其中 的深层关联因素。泰南如此，亚齐、菲南亦如此。亚齐的间歇式反叛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起落 及虔诚穆斯林意识的反弹同步，菲南穆斯林的连续式抗争亦与天主教强势文化的不断侵蚀相 关。不可否认，经济因素是导致这三个地区反叛的直接原因，但文化才是贫困衍化为动乱的终 极推力。

六、余 论

对历史和现实的纵向考察，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全球化时代一些国家境内少数民族经 济一文化抗争之发展脉络。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在前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的东南亚， 使用国家空间和非国家空间概念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的思考。”他引用埃德曼德，李奇的话说： “我们事实上应该将相对人口密集、在首都范围内的种植水稻地区看成‘王国’(即国家空 间――笔者注)，而将其他地区，尽管可能距离首都也很近，看成是‘非国家空间’。”他进一步 指出：“现代的发展计划，不论是在东南亚或其他地方，都要创造出国家空间，从而使政府可以 改造那些‘被发展’的社会和经济。现代的发展主义民族国家将边疆的非国家空间转变为国 家空间是普遍发生的，并且对于这些空间的居民往往是痛苦的。”而“在实际反叛的背景下，人 们创造和清楚区分国家空间与非国家空间的努力的逻辑结果才会显现出来”。

东南亚国家范文第5篇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

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 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 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 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

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

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 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 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 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 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