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法论文范文第1篇

（一）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基础

一切国家行为都是以自身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国与国的共同利益决定了各国之间必须寻找和遵循一种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的公约或法制。刑法的国际化主要是利用和学习各国在刑法制定和使用的优势之处，并根据共同特点建立符合共同利益的国际刑事公约。目前共同建立和遵循国际刑事公约是刑法国际化得到应用的主要形式。

（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全球化必然影响刑法国际化，作为上层建筑的刑法势必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发展、贸易往来、经济相互融合使得各国的经济社会、人文发展等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物质基础决定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影响着物质基础。目前，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脱离不了世界大环境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变化尤其是大国变化也深刻的影响着国际社会发展。刑法国际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要求，其核心是国际社会大环境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人文政治等也趋于全球化发展，更促使了刑法国际化的发展。

（三）社会因素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和人文社会相融发展，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诸多利益，在诸多利益产生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将犯罪行为也深入到了国际社会。跨国犯罪集团、跨国犯罪行为已经在诸多领域破坏着社会秩序和人类文明。犯罪分子通过相互勾结，一些诸如军火走私交易，网络病毒攻击，洗钱交易等犯罪行为国际化趋势呈上升态势。打击和惩治跨国集团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不是单凭一个国家能够完成的，只有通过全力合作才能有效打击和惩治这些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然而采取打击措施必须依法，依法行事才是打击犯罪行为的根本保障。因此各国要通力合作共同制定相应的刑法公约，进而有效打击犯罪行为。

二、面向刑法国际化，我国刑法发生的一些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我国社会的各项发展已经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变化，国际社会的发展也在影响着中国。受各种刑法国际化背景因素影响下，我国刑法得到了快速发展。我国的刑法建设是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法治社会的前提下，从我国实际出发，受刑法国际化影响呈现刑法和社会进步共同发展形态发展，并表现为以下形式：

（一）利益共同点增多

国家利益的变化会促使国家行为和国家法治的改变。我国刑法国际化进程发展主要还是依托同国际社会利益共同点增多发展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开放程度不断加大，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已同国际社会保持了高水平、高密度的融合。我国多边贸易的发展、跨国公司以及高水平的人文交流已经促使我国同国际社会的利益共同点日益增加且联系紧密，利益共同点增多的客观事实不断地推动我国刑法国际化的进程。

（二）吸纳和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刑法国际化

具体可以解释为不同国家在改进和完善国家刑法的进程中相互吸纳、学习和借鉴，并彼此渗透，进而使各国在刑事犯罪判定和刑法上趋于相近，进而使刑法呈现国际化趋势。因此在我国刑法国际化进程中，我国也吸纳和学习了一些国际先进经验。虽然每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趋势是相近的，更为尊重人性化、民主化的文明社会是现代人文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建立和完善符合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刑法已成为必然选择。虽然我国的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我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因此吸纳和学习一些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将是我国刑法长期发展的必然态势。经过一段时间的吸纳和学习，我国刑法已经在刑事立法和研究上取得了提高，并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与国际社会趋于一致。

（三）刑法机能和作用的国际化改变

随着刑法国际化的推进，我国刑法在机能和作用上也做了相应国际化的改变，特别是针对加入国际公约的相关部分做了修改和规定。具体表现在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犯罪做了详细规定，在保障人权方面也做了大幅改动，对于一些跨国犯罪、侵害知识产权方面也新增了规定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刑法理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有所提高并兼顾社会稳定因素，对我国刑法发展有着深远意义。我国传统法律是一种泛刑法化，过分的将刑法万能化，并扩大了刑法应用范围，导致了一些其他犯罪行为没有按照其特点进行科学治理。近年来，我国不断颁布了各项具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定，并将刑法与诸多相关法律有机结合，进而使法治社会更加健全。

三、刑法国际化下我国刑法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和国家长治久安。在刑法国际化的背景影响下，我国的刑法将从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上有针对性的进行改变。并对一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进行严格治理，并增强刑法的规范性和透明性。强化全民法律意识，更加注重人权，重点打击知法犯法，以权压法行为。为此我国刑法将向以下方向发展：

（一）刑法理念更新

在新时期发展的背景下，对刑法理念更新将是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方向。刑法理念更新的实质就是对传统刑法理念的超越，对现代化刑法理念进行培育。刑法理念的更新不仅要在制度和规定上进行借鉴和融合，而且应该还在精神层面和人文理念上进行更新，使现代刑法理念真正融合到人们思想当中。刑法理念一经形成之后，其便会具备强大的稳定性，影响着法治社会的长期发展。由于受传统刑法理念的影响，新的刑法理念一时还很难进入人们内心，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重引导，加大宣传，注重新法规的严谨性和执行效果，将更具科学化的刑法理念全面推广开来。

（二）制度完善

在刑法国际化背景影响下，对刑法体系制度完善是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好的法律要在好的制度下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和执行。改进罪刑法定原则并实现罪刑法定实现理性和规范是刑法制度完善的一项重要任务。罪行法定原则必须充分依据法治理论的内涵进行制定和应用。要从犯罪行为的产生、发展、危害等各个阶段进行深入剖析。同时一些制度改革要立足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实践，尽量减少制度改革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强化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的融合

措施刑法国际化不是简单的一体化而是相互融合的过程，在刑法国际化背景下，强化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的融合措施是我国刑法发展的一项必然要求。做好此项工作首先要从理顺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间的关系入手，并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以实行国际刑法规范为优先原则，即兑现已加入的一些公约的承诺和规则。其次要坚持普通刑法与特殊刑法相结合的原则，即对一些特殊犯罪如没有明文规定，也要参照国际刑法进行灵活执行。对于我国参加相关公约中所规定的罪行，如果中国刑法中尚无规定，这些规定都应该以刑法修正案纳入刑法当中。刑法的发展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孤立封闭的，其发展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再结合时展中逐步融合的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化的发展，当今世界在各领域的交流和合作越来越紧密。无论是从客观事实还是国内发展需求，在刑法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刑法必须向国际先进刑法学习，必须融会贯通，向着民主化、人性化、科学化发展。

四、总结

国际刑法论文范文第2篇

德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精简机构，建设“小政府”，构建以“顾客”为导向的行政理念

1.联邦政府专门成立了“小政府审议院”，作为推进改革的中间力量，负责向政府提供行政改革的政策报告。1996年，审议院在向联邦政府提交的中期报告中，提出要按照建立“小政府”的要求削减政府管理事务，实现联邦政府小型化并确立行政服务目标等内容。报告要求各部门，要对所管理的事务进行全面的审核、清理，将可以委托给民间机构或下级部门的管理事务全面下放。同时，联邦政府还围绕政府的核心任务，对各部门的职责进行了重新编制，以明确政府各部门的具体职责。2.在机构设置方面，联邦政府根据新形势将原有的具有重叠职能的部门进行了合并，整合成了新的部门，比如，新设的社会问题部就是负责管理涉及社会各方面关系事务的部门。另外，合并了一些职能不同但业务具有相关性的部门，如将交通部和邮政部合并。3.在行政理念方面，联邦政府引入了企业服务理念，将全体公民看作是政府的顾客，政府是为顾客提供服务的机构.政府各部门要以客户为导向，以提高客户满意度为目标，注重实践成本意识、质量意识和形象一致等管理理念。

（二）改革公务员制度，管理规范化

1.削减联邦政府公务员数量。1992年两德统一后，联邦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8万人，虽然在1995年末减少到32.5万人，但要想恢复到统一前暨1989年的公务员数量（30万），联邦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削减公务员人数，同时每年要按1%的比例削减行政机关的职位数。2.公务员录用程序规范化。一是提前几个月向社会公务员招考信息；二是对报考信息审核严格，通过率控制在80%，同时，在考试中要求考生的书写、表达等方面要100%准确；三是考生在笔试、面试和体检都通过之后，要进入公共管理学院，进行时间不等的职业培训以适应工作需要。3.建立了绩效管理体制。联邦政府针对公务员的晋升制定了包括沟通能力、人际能力、组织和领导能力等10个方面的《公务员考核及晋升条例》，对公务员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对于考核成绩优秀的公务员，将有机会进入正轨院校深造；对于考核成绩不佳的公务员，严重的会被辞退。4.重视对公务员的培训，提升公务员能力。一是采取长期培训和短期轮训的相结合的方法，使公务员能在具体岗位上根据工作的需要，不断地补充新的知识和技能，拓宽知识面和提高行政水平；二是联邦政府规定，公务员的录用、调任或晋升等，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进入机关后也要不断接受培训，形成了“培训—就职—再培训—晋升”的良性循环机制。[2]

（三）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二战以后，原西德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而原东德则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所以，研究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考虑西德和东德不同的经济体制。

1.原西德国有企业的改革

（1）制定国企改革法律，保障国企改革顺利进行。联邦政府的任何行政行为都需要有针对这一行政行为的法律为依据。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在法律上主要是通过了私有化法，联邦政府以私有化法为依据，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2）采用出卖股票的方法，逐渐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联邦政府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采取了“部分私有———完全私有”的逐渐出卖国有企业股票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会定期对国有企业进行审核，以确定政府参股的公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是必要和必不可少的。否则，就必须将该公司的国有股份全部出让，让企业完全回归市场。（3）实现对铁路、邮电、航空等三大公共事业的私有化改革。在联邦铁路改革方面，联邦政府首先整合了原来的德国联邦铁路和德意志帝国铁路的相关资源，组建了新的德国联邦铁路公司。随后将公司负责的铁路线路建设管理、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的三个部门改造成三个股份公司，最后将公司出售给民间，实现民营化。邮政、电讯等公共事业改革的方法与铁路系统基本上是相同的。对于航空业的改革，政府出资组建了航空管制公司，并吸引民间组织参与管理，具体负责航空管制业务。

2.原东德国有企业改革

原东德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是为企业“买回”投资者，通过投资者的投资，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1）制定法律，成立机构，保障国企改革顺利进行。原东德地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相关法律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私有化和重组法》和《信托法》。同时，联邦政府成立了托管局负责东德地区国企改革的具体事务。（2）多措并举，全面推行国有企业改革。首先，对企业和不动产进行识别，将该退还的退还给原主；其次，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评估，继而将企业出售给最强有力的购买单位；再次，对大型企业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大企业分解成若干中小型企业，再将这些中小企业出售给投资者。（3）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企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在德国统一后，东德地区建立了同西德地区相同的社会保障体制。新的社保制度的建立，没有使失业职工的生活水平受到太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为东德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复苏创造了奠定了基础。

（四）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70年代中期，随着德国经济增长放缓及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德国社会保障体制日益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社保费用的增加影响了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失业人员不愿再就业等。面对这些问题，历届德国政府都采取了多项措施对社保制度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制定就业促进法，鼓励就业。法案要求政府要对失业且不打算就业的人员征收保险费，以促进他们就业。政府还组织由政府、劳、资三方共同参加的“劳动联盟”，通过协商确定了减缓工资上涨、灵活安排工作时间、降低税收等促进就业的措施，为社会创造更多岗位。2.扩大社保收入。一是增加税收种类，平衡社保支出。二是扩大社保税征收的覆盖面，以增加收入。主要是将原来不用缴纳社保税的低收入者有条件的逐步纳入社保税的征收范围。3.减少社保支出。（1）科尔政府的改革政策。在养老保险方面，通过延长退休年龄，降低提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标准以及降低月养老金支出占工资的比重，延长支付年限等方式，减少养老保险支出。在医疗保险方面：一是控制签约医保医生数量，防止医生供给过剩；二是详细规定药品的费用和种；三是提高患者自己支付的比例；四是投保者可自由选择保险机构以促进保险机构之间的竞争，达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益的目的。[3]（2）施罗德政府的改革政策。1999年6月，政府向议院提交了以紧缩为基调的税收和养老金改革方案，提出了养老金待遇调整不按净工资增长，而是按照通货膨胀核算，变相的对各类工作人员的待遇进行了削减[4]纵观德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联邦政府在行政管理、公务人员管理和开发、国企改革、社保制度改革等方面的一些做法，顺应了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潮流，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我国与德国历史文化不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德国联邦政府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对我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一）健全和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坚持依法治国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各级政府应提高立法意识，积极制定“预防式”法律，使法律建设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面。同时，要让法律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先导，使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始终以相关法律为依据，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减少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阻力。

（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的工作的重心转变到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制定政策、检查监督等“大”的方面来；同时，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按照科学合理、机构精干、运转高效、职责明确、服务社会的原则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建立现代行政管理体制。

（三）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建立切实可行的绩效管理体系

对于公务员的管理，一方面在公务员招考中进一步放松专业限制，提前招考信息，鼓励报考，便扩大选材面，提高公务员队伍质量；另一方面严格审核公务员的报考信息，并将审核结果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同时，针对在岗公务员可以采取定期集中培训和在岗培训相结合，轮岗培训和跨级培训相结合等方式，培养提升公务员的综合素质能力，以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公务员的绩效管理方面，应建立切实可行的公务员绩效管理体系，对公务员的综合素质能力进行全面考核。同时，要将考核成绩与公务员的薪酬发放、职级晋升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激发公务员的工作热情。

（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时期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首先，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法律体制，使国企改革依法进行，保障国有资产处置资金的全部回收。其次，建立国有企业改革的专门机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运动，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再次，采用出让、重组、承包、合资等多种方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对于大型企业可以采取“化大为小”的方法进行分解，然后再进行股权改革。

国际刑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务舞弊法务会计必要性建议

一、法务会计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财务舞弊案件层出不穷。财务舞弊已成为企业、政府和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中国,曾轰动一时的银广夏事件更是被公认为是中国版的安然。1998-2001年近四年间,银广夏伪造购销合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金融票据等,累计虚构销售收入10亿多元,虚增利润7.7亿多元,造假金额之大,涉及面之广,使银广夏一度成为大陆财务舞弊公司的代名词。事隔几年,现如今的财务舞弊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收敛,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ST托普这个年销售收入不到10亿元的公司,竟出现40亿元的窟窿。经调查,截止2004年6月30日,托普及其子公司为其关联方提供担保109笔,总金额为232868万元。但是对这些担保事项,托普仅对其中一笔担保(金额为12000万元)进行了临时公告,其它108笔担保均未及时披露。

以上这些关系复杂的财务舞弊案件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范围,而法务会计的出现正弥补了这一不足。法务会计人员既具备会计学、审计学等专业知识,又掌握相关的法律原理,他们在解决复杂的经济案件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法务会计的发展现状

法务会计(forensicaccounting)是指特定主体运用会计知识、财务知识、审计技术与调查技术,针对经济纠纷中的法律问题,提出自己的专家性意见,作为法律鉴定或者在法庭上作证的一门新兴行业。它是会计学向其他领域渗透产生的新分支,是融会计学、审计学、法学、证据学于一体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其目的是通过分析经济案件中的资金运动,从相关会计资料中收集证据,以便证明经济案件的事实真相,同时肩负着对经济损失客观量度的重任,为司法机关追问损失和解决经济纠纷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法务会计主要包括诉讼支持(LitigationSupport)和调查会计(InvestigativeAccounting)两大业务。

法务会计最早出现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为止,法务会计在西方已得到普遍运用,在美国前100家最大会计师事务所中,有近60%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了法务会计服务。注册欺诈检查师协会(ACFE)、美国法务会计师理事会(ABFA)等法务会计职业组织也为法务会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我国,法务会计尚处于起步阶段,应用范围过于狭窄,虽然在一些经济案件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展,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性指导,使所获证据的针对性和对经济损失估计的准确性都受到了影响,致使案件的解决效率大大降低。此外,从国际惯例看,法务会计工作主要是由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但我国法务会计师奇缺,主要是由注册会计师来承担法务会计工作。由于大多数注册会计师不熟悉法律法规,致使一些案件得不到及时解决,这也成为制约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可见,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我们要积极借鉴国际上的成熟经验,大力推动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完善我国法务会计体系。

三、法务会计在我国发展的必要性

1.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对外贸易将更加频繁,在大量对内对外的经济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纠纷,如某公司在上市后,形成了一个由证券部、财务部和销售部分工合作组成的“造假小组”,多次仿造合同和发票,掩盖资金真实来源,并对外报送虚假财务报表,事实暴露后,多位股东向法院起诉要求该公司给予赔偿。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解释,法院无法确认虚假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最终不得不将此案驳回,使股东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诸如此类的法律会计问题就迫切需要法务会计人员从专业和法律的角度予以妥善解决,从而使我国经济更广泛地融入世界经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步伐。

2.完善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现阶段,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各项制度还不完善,对一些复杂经济案件的调查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解释,使财务证据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从而大大影响了案件的解决进程。这就迫切需要会计、法律等相关知识同时具备的法务会计人员的出现。他们不仅能使此类问题得以解决,而且也为解决相同或相似问题提供了依据。

3.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现如今,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加快了会计电算化的进程,企业内部舞弊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会计人员有时难以从大量的财务资料、数据中提取关键证据,这就需要法务会计人员运用综合知识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取证,这样既大大节省了时间,也减少了对利益相关人造成的损害。

4.增强我国会计中介机构竞争力的需要。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人数较少,业务领域单一,执业质量也不高。一些注册会计师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在处理经济案件时往往对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感到束手无策。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早已将法务会计作为一项重要业务。随着国外会计师事务所涌入我国市场,他们必然会凭借其丰富的执业经验,先进的业务技术和较高的服务质量抢占我国会计机构的市场份额,为提高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法务会计已成为国内会计师事务长足发展的当务之急。

四、我国发展法务会计的几点国际借鉴

1.加强法务会计理论研究

法务会计理论是法务会计实践的基础,它为法务会计实践指明了方向。目前,我国对法务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还不够,这严重制约了法务会计的发展。因此,会计理论工作者应积极引进国外法务会计的研究成果,了解法务会计的最新动态,结合我国国情,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我国法务会计理论体系。

2.大力培养法务会计人才

法务会计作为一门新兴行业,需要更高层次的复合型会计人才。它要求会计人员具备将法律知识与会计、审计知识相结合的能力,而我国的法务会计人才比较匮乏,这就制约了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因此,大力培养法务会计人才已迫在眉睫。当前可在一些学校增设法务会计专业,在教学过程中,既讲授会计、审计等相关财务知识,又传授法学、证据学等法学原理。有条件的学校可聘请资深法务会计专家定期到校为学生讲授法务会计案例,使学生将法务会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分析判断能力和专业胜任能力。

同时,还要加强法务会计人员的后续教育。现阶段,我国的法务会计人员一般拥有较强的会计、审计知识和比较丰富的从业经验,但法律知识相对欠缺,这就需要我们及时借鉴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定期对法务会计人员进行后续教育,加强法律知识培训,使他们及时了解法务会计的最新动态,提高解决复杂法律会计问题的能力。

3.逐步推广法务会计业务

近些年来,法务会计已成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重要业务,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拓展法务会计业务领域,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如在上市公司审计过程中,由于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拥有更多信息的上市公司往往利用所占的有利位置运用伪造现金流、关联方占用资金等手段进行财务舞弊,为自己牟利。这些虚假的会计信息往往导致投资人造成巨大损失。法务会计人员则可以运用专业特长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并做出判断,尽可能地为投资人追回损失。又如,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法务会计的专家证人可以在法庭上为客户提供有利的证词并保持基本的客观性,为客户胜诉提供有利的保障。此外,在政府合同、保险争议、知识产权等方面也可以积极开展法务会计服务。超级秘书网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法务会计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务会计必将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国泓.财务报告舞弊的二元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马贤明,郑朝晖.点睛财务舞弊[M].大连:大连出版社,2006.

国际刑法论文范文第4篇

一、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内涵

所谓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是指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丧失。

回顾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建立和延续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从胡适至今的学科范式归结为二：其一是胡适本人奠定的学科范式，它的特点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建立中国哲学史的结构框架，如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哲学部门，以汉学功夫来甄别史料，以平实的语言来诠释史料。其二是冯友兰和牟宗三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学科范式，特点是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例如前者套用柏拉图的“理念”来解释朱熹的“理”，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理气关系。后者主要依据康德哲学来诠释和改造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相对于胡适，冯、牟二人的范式对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更大，成为中国哲学学科的主流。

然而，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导致了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后果：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中国哲学史被诠释为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唯物史观、现象学，直至后现代主义，惟独成为不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只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哲学在中国”，而始终无法做到使其成为“中国底哲学”。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已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本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当诺贝尔文学奖数次颁发给那些“用本民族的语言述说本民族的历史”而获得成功的作家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已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一句话，回过头反思为时不短的学科实践，我们忽然发觉，这种“汉话胡说”的中国哲学史，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以西方哲学为标本的比较哲学研究而已。

二、合法性危机问题的根源

这种危机局面的产生，是可以依着学科史的线索追寻其文化史根源的。我们知道，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而言，东方哲学这一概念乃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产物，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甚至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虽然中国古代不乏理论思维，但中国本无“哲学”这一学科，所谓“中国哲学史”也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果。在国人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学人，他们会通中西学术的主要特点，体现为以中学来附会西学，以期达到对于新鲜的异域文化的理解。其后的胡适、冯友兰等学者，有前人移植西学的文化基础，又受到良好的西学训练，他们在会通中西学术上则表现出明显的以西学附会中学的特点。众所周知，此时会通中西的追求，是以中国近代的严重挫折为时代背景的。

由于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依傍西方哲学来建立的，这样便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而无疑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传统的“汉宋兼宗”，已让位于“汉西兼宗”；宋学或义理之学，失去了作为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依据。相对于以往的“身土不二”——以本土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已转换为“华人洋魂”——以西化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作为前辈学人辛勤拓荒成果的受惠者，为欧风美雨所洗脑的我们，已经失去以本土思维来理解本土的理论思维的能力。于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使自己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借鉴西方哲学，就不能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借鉴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史又不成其为中国哲学史。这种困难再次使我们反思：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何在？

三、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克服

面对着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错误性”文化后果，我们是否还有选择？我们又当如何选择？“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只能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未来继续寻求这个学科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超级秘书网

首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名称。究竟称研究中国理论思维的学科为“哲学”还是“思想”，抑或传统的“义理之学”或其他，实质上都并不重要。按我本人的意见，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后果已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化事实，“哲学”早已不再是西方哲学的专名，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各文明体系理论思维的共名，在中国也已约定俗成。因此，我们不妨仍用中国哲学史的名称，由此也避免了更改名称所引发的新的术语混乱。

国际刑法论文范文第5篇

（一）商标权的概念

商标是一种有形的标记，经注册之后标识于商品之上。商标是商品生产者出售商品、提供服务的质量保证，更是体现企业商誉、企业文化的无形资产。而商标权则是商标专用权的简称，是指注册商标所有人对其注册商标享有的排他性支配权，在权利内容上商标注册人不仅有权排除他人对其商标使用的干涉，而且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权利，还有权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或依法转让其注册商标权。

（二）商标权的保护对象

商标权侵犯的客体是什么，即商标权的保护对象是什么？笔者认为，商标权的保护对象是一个复杂的客体，从形式上来看，就是商标所有人对商标的专有权，从实质上来看，则是隐藏在商标背后的企业的商誉。正如“商誉乃商标之灵魂，而商标则为商誉之外在躯壳。”美国著名的商标法学者麦卡锡也曾经指出，“商标是一类非常奇特的财产，因为它不能与其所昭示的产品或服务的商誉相分离而单独存在”，因此侵犯商标权最根本的是侵犯了商标所有人的商誉。

二、我国商标权刑事法律制度的现状

商标侵权行为本属于民事侵权行为，但当商标侵权行为达到一定程度，则不能仅仅依靠民事途径予以救济，而应当给予刑事法律保护，以维护商标所有人的权益。

（一）我国商标权刑事法律保护制度的规定

2013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进行了修正，在第六十七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侵犯注册商标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关法律条文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章节中，在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十四条、第二百十五条分别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这三种侵犯商标权，应予以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构成。以上四个法律条文，是我国对商标权侵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我国对于商标权侵权行为的刑事法律保护也仅限于以上四个条文。

（二）我国商标权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1．我国刑法对于商标所有人权益的保护范围过窄，无法与商标法衔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对商标权刑事法律保护制度存在脱节现象，两法之间无法衔接，刑法对于商标权的保护范围过窄。《商标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按照商标法对注册商标的注释，我们不仅要对商品商标进行保护，同样也要对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予以保护，但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却将注册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排除在刑法保护的范围之外。

2．我国刑法对于商标权保护的立案标准单一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于商标权保护的所有法律条文，我们不难发现，条文中以销售金额作为追究商标侵权人刑事责任的标准。在前文中，我们也已经讨论过，商标权保护的是什么，它保护的是商标所有权人的专有权及商标所有人的商誉，我们除了将商标侵权人的销售金额作为追诉标准之外，同样要将商标所有人因侵权人侵犯其商标专有权而遭受的损失来作为追究商标侵权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而这一损失，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也有商誉上的损失。商标所有人的商品、服务在商标侵权人侵犯其商标所有权后，销售业绩的降低，市场占有率的下降等都可以作为立案标准。

三、对我国商标权刑事法律保护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拓宽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前文我们也提到了，我国刑事立法对于商标侵权人的追诉范围过窄，没有与商标法相衔接，导致侵犯注册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行为无法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刑事立法中要拓宽商标权的保护范围，将注册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

（二）将对商标所有人商誉的保护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

追究商标侵权人刑事责任时不能仅仅以侵权人的销售金额作为标准，要综合考虑被侵权人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被侵权人的无形损失。同时还要注意，对商标所有人某一注册商标的侵权，不仅是对侵权的这一注册商标的侵害，还是对商标所有人其他注册商标的侵害，消费者连带对商标所有人其他商品都产生了质疑，那对于商标所有人怎样的保护才是最妥当的，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将间接商标侵权行为纳入商标权刑事法律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