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范文第1篇

1、这是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决定的。

总书记指出:“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6个方面的统一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其中最基本的起主导作用的是民主法治,和谐社会首先也必然是法治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法学研究承担着重要的责任。组织推动法学研究是推进民主法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重要方式和体现。

2、这是由法学会性质、任务决定的。

法学会的性质是“三个团体”、“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会的工作职责有8项,其中,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是法学会的首要职责,而组织推动法学研究是法学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多年来,法学会的工作正是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的。这一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法学会工作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法学会的价值体现和未来的发展。目前我们正处在法学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是党中央对各级法学会的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开展法学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清我们肩负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抓住机遇,全力以赴,充分发挥法学会的特色和优势,把组织推动法学研究的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二、地方法学会开展法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多年来,省法学会在组织推动法学研究的工作中,努力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1、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法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法学是一门治国理政的学问,是一门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学问,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法学研究只有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在形形色色的法律文化和法学思潮面前,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2、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全省工作大局。要把法学研究放到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思考,从全局高度回答民主法制建设实践中的问题,才能避免思想上的片面性、局限性,真正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使法学研究更好地为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服务,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

3、坚持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法学研究只有同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实践紧密结合,同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法学研究只有摆脱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坚决摒弃那种从“本本到本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法,摒弃那种把西方的东西搬来搬去、抄来抄去的研究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法学研究理论对法律实践的先导作用和理论对实践的支撑作用。

4、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唯有创新,才能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才能不断把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向前进。回顾多年的实践,民主法制建设的每一次重大进展,毫无例外,是在理论创新的推动下取得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自觉地培育创新思维,鼓励创新精神,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学术研究氛围。

三、省法学会组织推动法学研究的主要做法

我们应在坚持上述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依据主客观条件,创新法学研究工作机制和活动方式,实现从单纯学术研讨向围绕中心开展应用法学研究的转变,从局限于召开年会、交流论文、评奖发证书向法学研究成果服务于领导决策、应用于法治实践的转变,从行政机关传统模式向人民团体、学术团体、群众团体运行机制的转变。

在这方面,省法学会的主要做法是:

1、组建学术委员会和研究会。我们在实践中深切体会到,繁荣法学研究,绝不能仅靠省市法学会几十名在编的专职干部,我们主要负责组织、协调工作和引领方向,法学研究的主力军是学术委员会和各研究会。我们制定了《辽宁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工作规则》、《辽宁省法学会学科研究会活动规则》和《辽宁省法学会研究会管理办法》等文件,明确学术委员会是省法学会的最高学术评议和咨询机构,在我会组织的重点课题立项结项、优秀论文和十大法学成果评选等活动中,由学术委员组成评委会,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由两个方面人员组成:一是法律院校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学者,二是法律实务部门担任副厅级职务的专家型领导干部,并根据工作岗位变动、年龄等情况适时调整、充实;明确各研究会是组织推动法学研究的骨干队伍和依靠力量。创造条件让他们担负起组织本学科、专业领域的法学、法律工作者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参与法制宣传、培养法学法律人才等任务。目前,省法学会已成立14个研究会。各市法学会也要参照省里的做法,普遍组建学术委员会,根据本地区法学资源成立若干个研究会,切实地把法学研究活跃起来。

2、建立省级法学研究课题管理机制。

制定了《辽宁省法学会关于进一步繁荣法学研究的实施意见》和《辽宁省法学会课题管理办法》,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和政法工作中心任务确定研究课题,在积极申报中国法学会和省本级课题项目的同时,省法学会每年年初经会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7—10个重点课题,列入年度课题指南,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课题主持人,对申报人及其课题计划,召开评委会评审,最后由学会党组决定予以立项的,各给予5000元经费资助,下达立项通知时先付一半,按计划检查进度,保证高质量地按时完成课题,再召开评委会评审,同意结项的付给另一半经费,末通过的提出意见进一步调研、修改。经过几年的实践,已成为一项长期的固定的制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实务部门工作者积极参与,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3、举办“辽宁法治论坛”。

我会于2004年创办了“辽宁法治论坛”,从2005年起实行省、市法学会共同举办论坛的新机制,省法学会作为设计者、组织者发挥主导作用,市法学会在论坛期间开展有本地特色的研讨活动。比如,2004年我会发起并与省委政法委等单位共同举办了“2004辽宁法治论坛暨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创造公平高效法治环境研讨会”;2005年由我会和沈阳市法学会发起,与省、市有关部门共同举办了“2005辽宁·沈阳法治论坛”;2006年我会与大连市法学会联合承办了首届“东北法治论坛”暨第三届“辽宁法治论坛”;2007年我会与鞍山市法学会共同举办了第四届“辽宁法治论坛”;今年7月我会与营口市法学会将共同举办第五届“辽宁法治论坛”。“辽宁法治论坛”已成为我省法学研究为大局服务的重要平台,成为有影响的知名品牌。总结这几届论坛的成功经验,主要须抓好这样5个环节:一是要积极争取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经过努力争取,我们举办论坛时得到了中国法学会、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及承办市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这是论坛成功举办的根本保证。二是要选准论坛主题,提高征文质量,并邀请主管领导作演讲。这是提升论坛理论层面的重要举措。举办论坛不应是内容宽泛的轮流坐庄式的年会,而要办成集中围绕一个主题深入研讨、展示最新法学研究成果的平台。确定论坛的主题,应坚持法学研究“立足当地、研究当地、服务当地”的原则,紧紧围绕大局,抓住领导关注、群众关心、事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带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确定主题后,下设几个分论题,便于大家深入研讨,充分论证。为了提高征文的质量,我会在面向省内广泛征集论文的同时,组织省直有关部门和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作重点准备,并几次调讲、反复修改。我们先后邀请江平、徐显明、张文显等国内着名法学家作主题演讲,受到一致好评。实践表明,上述做法对于提升论坛质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要选好举办论坛的时间和地点,严密组织,搞好服务保障。这是论坛成功举办的必要条件。论坛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包括制订总体方案、征集和评审论文、邀请领导来宾、起草领导讲话、印发会议文件、收集与会代表名单、组织宣传报道、会场布置和食宿安排等,都要精心设计,安排得十分周密严谨,做到万无一失。五是要注重论坛成果的宣传、转化与应用。这是论坛取得成功的评价标准和最终目的。衡量一届论坛办的是否成功,既要推出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要看论坛的优秀成果是否得到宣传,更要看这些成果能否进入党委、政府决策层,应用于法治实践。我们的做法是: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认真进行评选,确保高质量的论文入选,以正式文件对优秀论文予以表奖,颁发证书和奖金,对三等奖以上的获奖论文结集出版论文集。为了防止因主体缺位而影响成果转化,每届论坛都根据主题,邀请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会议,使他们能切身感受论坛的气氛,及时了解研究成果,对促进成果的转化应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邀请省直主流媒体派记者参加论坛并作报道。在我会的会刊上刊登举办论坛的消息、领导讲话和照片,分期刊登部分优秀论文。我会起草的论坛“综述”,高度概括、全面反映了论坛的成果;编印若干期《法治建议》,专题阐述某一方面的专家建议,报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并通报省政协,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我们将论坛提出但有待深入研讨的重大问题,列为省法学会重点课题继续进行研究,不断推动论坛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4、建立合作研究机制。

我会与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协社法委联合制发了开展合作研究的制度和办法,每年年初就重点课题进行协商,整合不同资源和力量共同攻关,调研成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研究成果的转化。我们将收集上来的省内法学、法律界学者纳入人才库,按照专业门类、知识结构等组成若干专家小组,接受省人大、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委托,协助他们为立法规划、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的起草、修改和立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供咨询意见,推动地方立法进程,提高立法质量。特别是今年凌秉志同志当选十一届省人大常委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杨松、王策同志由省法学会推荐当选省政协十届委员,他们代表全省法学会系统直接参与省人大、省政协的工作,开辟了法学会服务大局、履行职能的新方式。省人大法制委已提出,凡是省人大提出的立法规划、草案,事先都要交我会,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论证,所谓搭上法制直通车,在这方面我们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超级秘书网

5、建立国内外法学研究学术交流机制。

一是每年举办1至2次专题报告会。2005年3月21日,我会及时提出动议并具体组织举办了“建设和谐辽宁报告会”,由省委副书记王唯众同志主持,省(中)直各部门领导班子成员等1670多人参加,徐显明教授作了“和谐社会与法治”的精彩报告。

2007年6月,我会精心组织“双百”报告团在辽宁专场活动,由徐显明、陈同志分别在省直、大连、鞍山作了3场报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1600多人出席了省直的报告会,同志会见了报告团成员。大家一致认为,这几次报告会非常及时和成功,是省法学会为全省工作大局服务所办的实事、好事。二是积极开展国内学术交流活动。组织省内专家学者和实务部门工作者参与中国法学会及其研究会举办的各种学术研讨活动和区域法治论坛,主要有“东北法治论坛”、“环渤海区域法治论坛”、十三省区市法学会经济法学研讨会等,在省内征集论文,我会负责评定获奖论文和等级,提交有质量的论文,由省法学会领导带队参会,交流法学研究信息和成果。三是与兄弟省、区、市法学会互访,开展横向学术交流。四是发挥对外法学交流主渠道作用。目前,我会已经与有关国家、地区建立了稳定的、经常性联系,形成常规的、批量的交流形式,2005年以来共组织12批161人次出国(出境)进行法学学术考察,分别提交出访考察报告,扩大了法学会在国外(境外)法学(法律)界和其他社会组织中的影响。

法学研究范文第2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今天在会见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时强调，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引领法学研究的方向，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不断推动法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要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法学研究过程，坚持讲政治与讲法治的统一，坚持用正确的法治理念和价值取向统一思想，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和法律体系。要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加强对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强对实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工作重点和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的研究，加强对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学理论支持，为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做出积极贡献。

希望各级党委、政府加强对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法学、法律人才培养激励选拔任用的良好机制，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努力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法学大家，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法学骨干，造就一支宏大的党和人民满意的法学、法律工作者队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和中国法学会会长韩杼滨出席座谈会。

法学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法;规则;转向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与市场化的环境下，对法律制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各个国家均十分关注经济法学的研究。但经济法学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在研究过程中，应明确其规则，并且要准确把握经济法转向，在此基础上，经济法学的作用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本文分析了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类型、规则及其转向，旨在促进我国经济法学的完善，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与有序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类型

近几年，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成为了研究的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法学研究日渐深入与完善，根据理想类型划分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具体类型如下:

(一)学科经济法

此类型最为凸出的表现便是证实了经济法学的独立性，其独立性主要表现为法学学科及法律部门两方面，在此基础上，彰显了经济法学的地位，使其占据了法学学科、法律体系的核心位置，同时，通过理论研究的逐渐增多，促进了相关人才知识体系的丰富与研究经验的积累，进而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在经济法学研究过程中，如果相关的人员未能团结努力，则难以明确经济法学的独立性，同时其在我国法学学科及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也难以体现，在此情况下，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工作则难以有序与高效开展。当前，我国经济法学的独立性十分显著，并且拥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因此，面对转型时期的经济，为了适应其发展的需求，经济法学亟需转向。

(二)政策经济法

此类型的研究侧重点为经济法的政策与措施，通过研究，以此有效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其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紧密联系着党与政府的任务、目标，为党与政府的发展提供了适应的经济建议。如:加入WTO后，它主要研究了我国经济法和WTO的相关内容;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它主要研究了我国经济法和科学发展观的相关内容;金融危机出现后，它主要研究了我国经济法和金融危机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政策经济法研究为党与政策的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利于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利于市场规则价值的呈现。但此类型研究也存在缺点，主要表现为其研究具有较强的实时性与政策性，极易忽视经济法的原理及其规则等，因此，它可能丧失法学的规则性、稳定性与前瞻性。

(三)理念经济法

此类型主要研究的内容为经济法的相关理念，如:均衡理念、协调理念、实质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及以人为本理念等，同时也研究了经济法的宗旨及其价值等。对于理念经济法研究而言，与上述两类型相比，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不仅完善了经济法的相关理念及制度建设，还深化了经济法的理论价值，让世人明确了经济法的特殊性，再者，它还归纳与升华了经济法的理念、宗旨及其价值，进一步增强了经济法的稳定性。但理念经济法研究的缺点较为明显，即:较差的操作性，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其仅拥有理念是不完善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应逐渐拥有自身的规则［1］。

(四)规则经济法

此类型研究的重点为根据现有经济法的法律法规及其实践，明确二者的共性，以此逐渐增强经济法的适用性与稳定性，进而其制度规则将更具操作性与权威性。对于经济法而言，其规则类型十分重要，唯有发展到此阶段，才能够保证其制度体系的完整性与成熟性，在规则经济法的作用下，经济法的相关理念将得到全面的落实，同时经济法的操作与执行将更加彻底，在此基础上，经济法的规则性、稳定性与前瞻性将日渐凸显。总之，经济法学研究以理想类型为划分依据，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四种类型，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同学者及其著作虽然论述了一种或多种类型，但均是为了促进其学术目标的达成。因此，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应平等对策不同类型的经济法学，四种均各有优缺点，均是为了满足不同时期发展的需求，其承担着不同的学术研究目的。

三、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规则及转向分析

(一)我国经济法学的规则发展

在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规则或常规科学时期是其发展的关键环节，为了明确其是否步入此时期，要求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方面，经济法学是否拥有稳定的、一致的认识，另一方面，经济法学是否具备主导的、主流的范式。根据上述条件可知，在世界范围内，部分国家的经济法学已经步入此规则时期，如:欧洲国家德国，经济法学的相关学者均十分关注经济法的内容的研究，将其作为研究重点与焦点，经过无数学者的共同努力，德国经济法学拥有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及教学内容，同时，德国经济法学学者纷纷著书立作，根据文献查阅可知，不同德国学者的经济法学观点存在差异，但认同感最高的研究内容为经济公法与经济私法，前者侧重研究了经济宪法及其行政法，后者侧重研究了竞争法，再者，德国经济法学的范式具有特殊性，与宪法、行政法及其他法学相比，其彰显了经济法学的规则性。同时，亚洲国家日本，经济法学拥有较为系统的体系，通过学者的深入研究与探索，其发展也趋于常规科学，当前，在日本经济法学研究的焦点为垄断法，相关的研究长期占据着核心位置，同时，在学者研究过程中，出版了诸多的经济法学著作，根据文献搜集可知，日本经济法学研究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其相关的论著均呈现出了一定的规则性［2］。对于我国经济法学研究而言，虽然拥有较多的论著及教材，但由于研究时间不长，同时我国法制建设不够完善，导致经济法学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即:前科学。近几年，我国经济法学学者十分关注此项内容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支持下，经济法学研究逐渐步入到了过渡时期，即:由前科学转向为规则科学，在此时期，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仅使研究更加系统与深入，还使研究具有了一致性与统一性，其共识体现在经济法的构成内容方面，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经济法学是由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共同组成的，其学术范式为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为了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的失衡，需要二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此处是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最为鲜明的特点，随着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其与常规科学的差距不断缩短，在其日后发展过程中，极有可能超越欧洲及亚洲国家的相关研究成就。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法学的发展日渐稳定，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拥有了合法的、独立的法学地位，但经济法学作为新的学科，其地位获取花费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并且占据了大量的学术资源，虽然实现了经济法学体系的构建，但制约着经济法学规则的明确。在此情况下，我国经济法学长期处于前科学时期，难以过渡到常规科学，因此，在日后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法学学者应积极探索经济法学相关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联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不仅利于指导实践，还利于升华理论，进而将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与相互推动，在互动研究日渐深入的环境下，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才能够拥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权威性，进而其将真正步入到常规科学。为了保证上述目标的达成，我国经济法学学者应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同时要积极学习与借鉴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与经验，通过与德国、日本等国家经济法学学者的探讨与沟通，以此了解世界各国经济法学的研究共识，在此情况下，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理论将更加完整、系统与科学，同时，各国学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应关注经济法学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规则经济法学才能够成为各国经济法学发展的目标，进而利于经济法学研究的有序与规范发展［3］。

(二)规则经济法学的转向分析

我国经济法研究应由前科学逐渐转向为规则或常规科学，在其转向发展过程中，应明确其研究的关键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济法主体

对于经济法而言，其主体是由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构成的，前者可以细化为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主体，后者可以细化为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受体，在明确经济法主体基本结构的前提下，要了解其相关的部门，其具体样态存在一定的差异［4］。

2．经济法权力

经济法学研究最为基础的要素，便是权力，通过研究实践可知，其权力主要包括消费者权、市场规制权、宏观调控权及竞争权。第一种是消费者所拥有的权力，在研究过程中，应关注其特殊权力等内容;第二种与第三种均是规制机构所拥有的权力，前者是指市场规则直接调控市场主体及其行为，后者是指宏观调控间接调控宏观经济的发展;第四种是经营者所拥有的权力，具体分为公平竞争与自由竞争两项权力。通过对上述四种权力的分析可知，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应用缺少科学性与合理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此项权力应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为其提供适合的政策，以此有效调节产业结构、保证供需平衡，在此基础上，市场经济发展才能够更加健康、稳定与高效。

3．经济法规制

经济法学研究过程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均是其研究的重点，前者呈现出的问题主要有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等，后者主要是指政府干预过少或过多。经济法利用了信息与非信息工具，也借助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此规制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财政法应及时处理外部性交易成本的相关问题，通过社会交易成本的控制，以此实现了外部性问题的有效解决;经济法对政府干预行为进行了确认，及时纠正与防范了其中的缺陷［5］。

4．经济法的其他内容

在经济法转向发展过程中，我国学者应关注它与经济政策、程序及其他问题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法缺少系统性与完善性，法律法规的欠缺，导致法律和政策关系愈加复杂，因此，在日后研究过程中，相关的学者应正确对待二者的关系，在法律价值及理念的指导下，制定经济政策，并且要规范法律行为。同时，我国经济法的程序应具有特殊性与逻辑性，为了彰显其作用，在构建经济法程序时，应尽量简化，并且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如:差异性、公益性及配比性等。

四、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日渐完善，其四种类型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环境下，对经济法学研究的要求不断提高，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应进一步发展，使其逐渐过渡到规则与常规科学，在其转向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经济法学研究重点，在此基础上，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成绩将更加显著。

［参考文献］

［1］刘大洪，段宏磊．谦抑性视野中经济法理论体系的重构［J］．法商研究，2014，06:45－54．

［2］张守文．经济发展权的经济法思考［J］．现代法学，2012，02:3－9．

［3］徐子良．经济法司法实施之应用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0．

［4］张继恒．经济法的部门法理学建构［J］．现代法学，2014，02:80－90．

法学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问题意识；法学研究；理论方法

近年来，我国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不足尽管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对问题意识的探讨还存在严重的反向偏离性，尤其是受西方法学知识范式及理论阐释论证的影响，将原本法学者该有的经验感受，直觉而来的理解、知会能力弱化，降低了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及论证程度，这种体现在认知和思维层面的问题恰巧是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不足的表现。因此，本文以问题意识为视角探讨法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方法论价值以及理论意义。

一、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剖析

法学与文学、哲学这类学科不同，这是因为法学理论的实践性更强。在法学中，理论是直接反映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哪怕是一般抽象的法学原理也具有可感知并与其相对应的实践形态。由此可知，对法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法学实践的解析引导力；而与之相对应的，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主要表现在理论与实践的敏感度及含射性方面［1］。尤其在国家法治构建创立的早期阶段，法治实践中十分缺乏理论资源作为支撑，就更迫切需要从问题意识中研究法学理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问题意识是法学研究与法治实践之间的重要媒介。近些年，我国法制知识普及基本任务业已达成，而法学理论上的研究却陷入不同程度的困惑境地，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各界及群众在法治实践的历程中已初步形成自主性经验认知与判别能力，这使得法学理论知识的推荐不具备优越性，同时法学者所强调并推崇的一些法学知识及理论与我国社会当前的实际现状不相适应，因此也会颇受社会的轻视；第二，针对如何将法学理论层面的研究契合到我国法治实践中这一问题，相关法律学者还缺乏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2］。从法学研究的成果上看，这也体现出当前法学理论研究在法治现实中的明显失焦性和差距感。

二、如何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革新法学研究的方法

毋庸置疑，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不仅是法学研究者的个人问题，同时是法学理论研究层面的整体问题；它既涉及法学理论水平和价值，也影响着我国的法治进程。如何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革新法学研究的方法，我们可从四个方面来探究：

（一）积极推进法学理论研究者形成法治共识

纵观我国法学理论和学术界，法学者不同取向、不同学术主张已被隐藏在法学观念的差异及法治共识的缺失中，简单来说目前大多数法学者针对何为法治、何为中国式法治、当前中国社会要如何施行法治等这类基本问题的理解和认同存在不同，之所产生这样的分歧，主要还是法学者个人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存在差异的对立性。由于不同的法治观念，影响了法学研究者的研究志趣以及关注的点和面，继而也就影响到法学者看待不同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最终必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形成。也正基于此，通过在法学理论界恢复对法治本相的认知，以此推进法学者形成法治共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重视并加强对我国法治运行实况的了解

在我国法学理论和学术界，大部分法学者对我国法治问题的探讨研究还是以西方理论的视角和思维作为出发点，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国情以及社会对法治建设的实际需求；同时，对相关的司法制度、法治运行机制的研究也仅涉足于法院、检察院两大法治工作主体而言，但实际上司法活动还包括国安、公安、司法行政、政法委等相关的参与部门［3］。所以，法学理论和学术界应重视并加强对我国法治运行实况进行深入了解，集中化我国法治的研究资源，全面系统化呈现出我国在立法、执法以及司法各个阶段的实际状况，探究国情背景下我国法治建设的内在逻辑性，并客观分析其中的问题和原因，找出改革、完善的基本方向和整体思路。只有切实对我国法治运行实况进行了解分析，才能从中找到真实问题，形成有价值的问题意识。

（三）善于将问题转变成法学研究的论题

首先，从实际出发考虑，法学者所认知的问题并非最终就能成为研究的论题，这取决于法学理论研究的特殊性及规律性，还与法学者本身研究能力的局限性存在一定关系。因为在现实中，某些微观角度的问题更依赖于经验性的判断，反而无需过多理论性的解释和延展，此时理论和学术上就没有多少发挥余地，难以形成有价值的论题。其次，由于很多法治现实的研究还需相应跨专业和学科的理论知识，一些法学者通常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素养和功底，因此即使能够意识得到问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无奈只能规避不谈。再次，鉴于法学理论与学术界和法治实务部门相互间缺乏信任和沟通的基础，使得法学研究者在实证调研中存在较多的客观障碍，而现实法治问题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材料充足的前提下，这也就让法治信息资料的获取存在一定难度。最后，法学研究中一些宏观大论点多少会受制于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亦或者说某些意识形态中的要求也许被有些法学者进行了过度解读及刻意放大，从而形成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理论研究禁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学者将“问题”转变为法学研究的论题。故此而言，要让“问题”切实变成研究论题，法学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重点把握：首先，要始终保持对法治现实问题的积极关注，秉承从现实中挖掘法学研究论题的原则。对现实问题持久地进行思考探究，掌握法学理论研究中的现实需求，充分了解问题根源，以此形成可靠的法学论证观点；还要不断提升自我在理论与实际两个不同立场下的语境切换能力，不仅要带着理论思维洞察我国社会法治实况，从中挖掘到可供研究的问题，还要将现实中所映射出的问题回归到理论及原理的基础层面上，将其上升为理论性研究课题［4］。其次，法学研究者要善于借用哲理性思维、学术性用语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生动抽象的表述，同时要用经验性思维去审视思考问题的本质，通过大众化语言阐明自我的学术主张。

（四）保持对问题意识的培养以及合理化的导向

学术研究其实都具备一个共性，就是研究者通常都会遵循自身的意志和偏好而设定研究对象或论题，它属于一种个人行为活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研究者在确立研究论题时或多或少会受到某些有形、无形的引导力。这里的有形引导主要包括上层组织层面的课题，同时也是建立在者问题意识层面而提出的，但是这类以课题形式给出的研究论题并非能够真实反馈出现实中的法治实际需求，它同样受制于参与者自我认知层面的影响；而无形的引导则基本是从学术期刊中的大同选题中而来［5］。相比较而言，某些权威性期刊选题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从客观意义上讲，我国法学理论和学术研究的论题受《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这三大专题期刊的引导性较大，尽管众多法学研究者的论文并非都有望登上这三大刊，但它在法学研究中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而众多的法学研究者则又会对整个国家的法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性。故此，要提升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我们一定要从引导力层面着手，加强对问题意识的培养及合理导向。在论题引导层面，不但要提高论题设定的质量目标，还需加强对论题成果的审查过程，通过完善相应的论题研究奖惩机制，从本质上改变实际中多数学者获取论题的非研究性意图；同时，在期刊引导上要加强选编过程中的问题意识，以刊登论文的示范性效应体现编辑对问题研究的需求。与此同时，学术期刊还需进一步强调主导性作用，依据某时期内的法治理论建设与法治实践效果，围绕一些重难点问题组织法学领域各界进行专题性的研究探讨，让这些本质问题合理地成为法学理论研究的时事热点。

参考文献

［1］韩振文．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以法律论证理论的分析为例证［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3）：69-73．

［2］潘醒．论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导向功能及其方法论意义［J］．青海社会科学，2012（4）：105-109．

［3］沈曼丽．试论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问题化思考［J］．法制博览，2018（8）：198．

［4］范志勇．问题意识视阈下法学研究方法的革新［J］．西部法学评论，2019（1）：97-108．

法学研究范文第5篇

2月28日讯今天，省法学会召开四届二次理事会。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法学会会长王其江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坚持法学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推进理论创新，把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王其江要求，全省法学、法律工作者要立足我省实际，把改革发展关键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法学领域和法律实践中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作为重点，进行法学理论攻关。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培育创新的思维，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领导关心、群众关注、法制建设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作为研究的课题，提出对策建议，提出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