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案例论文范文第1篇

一、执行立案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是基层法院人员少，案件多，标的小。负责立案的人员更少，长期以来执行立案标准并无单独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24条规定：执行案件的立案工作可参照本规定执行。纵观规定的整个章节，没有规定在执行立案环节工作人员必须做好哪些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6个条件。1、法律文书已经生效；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或继承权利的承受人；3、在法定的期间提出申请；4、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5、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6、属于受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这6条内容只是规定法院在立案环节对执行立案条件进行程序上的审查，只要符合形式要件，就予立案执行。导致一些无执行能力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导致案件执结率低。

二是立案环节对生效法律文书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审查不严。一般而言，判决的执行只适用于给付判决，确认判决及形成判决均无执行力。确认判决虽确认请求权存在，但无执行力，如法院判决合同无效或有效，就不具有执行力。这类案件经立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使案件久拖不结，法院内部庭与庭之间产生矛盾，当事人对法院执行工作有误解，产生不满情绪。

三是没有强化申请执行人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4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有依法进行审查的权利。对于大多数执行案件来说，强制执行能否取得实际效果，归根到底取决于能否找到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人究竟有无执行能力，申请执行人最清楚。但目前基层法院在执行立案时只是流于形式，工作人员不去强化申请执行人的举证责任，将举证材料送达给申请执行人让他们签字就可以。究竟申请执行人是否举证，举证不能所承担的后果等基本上不管。

四是执行听证程序存在混乱。案件中止，恢复执行工作，都是由执行机构内部处理，没有经过在立案阶段执行听证。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案件是否再审先由立案庭听证审查。但是目前基层法院执行案件，中止执行后重新恢复执行，占法院全部执行案件的20%以上。一般做法是只要当事人重新申请恢复执行，由原执行人员审查决定是否恢复。这样做不符合立执分离的要求。易滋生腐败现象。此项工作应在立案阶段完成。

一、执行立案制度改革的成熟条件

一是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为执行立案制度改革提供了司法保障。这次新修订民事诉讼法主要是解决民事案件申诉难和执行难的问题。其中第215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2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引起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4种事由，1、债权人申请执行，从申请执行开始中断；2、是债权人私下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要求其清偿；3、是双方私下达成和解协议；4、是债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中断事由发生后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全部作废，这一条规定为被执行人履行债务提高了充分时间，为法院缓解执行难减轻了压力，为执行立案前进行实体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是财产监管制度逐步健全。过去由于财产监管制度不完善，申请执行人举证被执行人财产非常困难，被执行人转移财产无法律法规约束。现在金融部门规定个人存款实行实名制，税务机关规定二手房交易5年内交易应纳税等，都为申请执行人举证被执行人财产情况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是国家高度重视执行工作，社会多家部门建立执行联动机制。中共中央（99）11号文件及中央政法委57号文件都是为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专门下发的文件，社会各部门之间成立了执行联动机制，协助义务部门和自然人协助执行意识不断增强。法院加大对拒不履行打击力度，同时实行有奖举报被执行人财产，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等多种多样的执行方式方法，这些都为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增加了砝码。

二、执行立案制度改革的构想

要改变法院执行工作被动局面，提高案件执结率，节约司法资源。必须进行执行立案制度改革，赋予立案庭更大的权利。

一是增加立案力量，执行人员介入立案，充分做好财产举证调查工作。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常用的方法有：申请执行人举证，被执行人财产报告，法院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搜查被执行人的隐匿的财产，面向社会悬赏举报，委托审计部门审计等，法院所做的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发现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在立案阶段，强化申请执行人的举证责任。不仅有法律依据，而且符合现实状况。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执行若干规定第28条规定的申请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举证责任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移。因此，基层法院必须把握好立案前申请执行人财产举证这一关，应由责任心强，执行业务精通的人员来审查。对于申请执行人提供明确执行财产线索的案件。审查后予以立案。对于当事人认为被执行人暂无执行能力，申请执行只是为保护个人申请执行的权利。立案庭人员先予登记备案，向被执行人送达告知书，告知被执行人案件已经备案，因无履行能力引起申请执行期间中断，待被执行人有执行能力时，重新立案执行。对于申请执行人未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或认为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而又不听解释，坚持立案。立案人员审查立案形式要件成立，符合立案条件的，先予以登记。登记后立案庭执行人员先依职权进行调查。认为可能有财产可供执行的，予以立案，转执行机构办理。如经申请执行人举证及法院调查，证实被执行人暂无执行能力，立案庭予以登记备案，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证明书》同时书面通知被执行人。此类案件不作正式立案。

法律案例论文范文第2篇

一、离婚案件缺席审理增多的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加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务工,导致夫妻双方长期分居,这种情形日益增多,使很多夫妻常年聚少离多,严重的影响了夫妻感情。一旦双方感情出现裂痕,一方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由于其往往不能准确提供对方的详细地址,使得法院常常很难通知被告应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通过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往往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此外,有的当事人缺乏家庭责任感,对婚姻无所谓,常常行踪不定,表现为不辞而别,独来独往,另一方很难把握其行踪;还有一种当事人是恶意缺席,故意规避法律,不愿承担不利后果,如不想离婚,不想抚育小孩或不想让对方获得财产之利益。故意不到庭,造成对方当事人举证困难,人为增加法官判决离婚难度;还有的拖延诉讼,迫使对方当事人让步。

二、离婚案件缺席审理的弊端

1、双方感情是否破裂难以查明。在缺席审理时,由于被告未到庭,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质证程序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审判中,法官主要看原告的举证,不能通过听取双方的陈述、辩论并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判断双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有时原告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往往夸大其词,甚至杜撰一些不实的事实来证明夫妻感情不和,法官仅凭原告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确实难以判断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

2、财产及债权债务状况难以查明。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财产情况,可能有遗漏,因为对被告在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产,原告不知情,亦无法查清,更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财产的分割仅局限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所得的财产和被告下落不明期间原告所得的财产;同时还可能存在虚假,因为原告为了达到多得财产的目的,也有可能隐瞒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这种情形如果涉及的财产多、数额大,缺席判决后,一旦被告重新出现,新的财产分割纷争必起无疑。同时,因为被告未出庭参加诉讼,对夫妻间的共同债权、债务亦无法查清。在共同债务问题未查清的情况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有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子女抚养问题难。缺席审理时,夫妻双方不能就子女跟谁生活及抚养费的承担等问题进行协商。当原告不同意抚养子女,对被告公告送达缺席审理时,若判决由原告抚养,而被告又下落不明,对原告来说是不轻的负担,且对原告不公平;若判决由被告抚养,而其又下落不明,子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

三、离婚案件缺席审理应注意的问题

1、依法通知被告应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并签名或者捺印确认”。第十条规定“因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而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按下列方式处理:(一)邮寄送达的,以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二)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上述内容,人民法院应当在原告起诉和被告答辨时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告知当事人”。对恶意缺席的被告,法院可以依法要求其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然后向其邮寄送达诉讼文书,其签收与否不影响送达的法律效力。对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若用《民诉法》规定的其它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的,采用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2、对一方以下落不明起诉离婚的案件,要把查明对方当事人是否确属下落不明作为案件审理的重点,因为查清该事实是确定案件能否适用缺席判决的关键。诉讼中对原告提交的证明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因无法质证,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审判人员应根据这类案件的特殊性,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除调查核实原告提供的证据外,还应当调查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的近亲属,因为一方当事人若非下落不明,其一定会和近亲属保持联系。如果其近亲属也不知道其下落,那么结合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可认定被告下落不明。在程序上应尽可能保证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多渠道获取通知其参加诉讼的信息,在发出公告的同时,应在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直系亲属住所地张贴公告,防止原告采用欺诈手段,骗取法院适用缺席审理。

3、认真审查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材料。由于离婚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离婚纠纷除涉及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外,还涉及婚姻家庭的稳定,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婚姻关系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在审理涉及一方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时,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要认真细致地进行审查。特别是涉及到夫妻感情破裂的证人证言,应该通知出具证言的证人出庭作证,并核实其证言的真实性。对共同财产、共同债权债务,最好通过当地基层组织调查核实,在无法查清时,应暂不处理共同财产、债权债务问题,待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出现后再行处理,充分保障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的诉权。同时,加强与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亲属的沟通,尽量减少日后可能出现的缠诉。对被告恶意缺席的离婚案件,审判人员要耐心做被告的思想工作,争取让被告到庭参加诉讼。对被告明确表示不到庭参加诉讼的,应要求被告出具对婚姻、财产分割及孩子抚养的书面意见或将其意见记入笔录,或采取就地调解或到案发地开庭等措施,解决被告不到庭参加诉讼的问题。

法律案例论文范文第3篇

立而不查自侦案件监督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过于原则、缺乏程序性的具体规定和相应的保障措施，至使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红河州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实务工作中反映出较突出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通知立案的标准、对通知立案案件立而不查、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立案监督等问题，在剖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笔者的观点。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施监督的职能，并把其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写入法典。刑事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初始阶段，是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内容。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进行监督，强化了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有利于打击和惩罚刑事犯罪、防止罪犯逃避刑事惩罚，保护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但是，由于立法过于原则，缺乏程序性的具体规定和相应的保障措施，实践中碰到一些辣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1998年1月19日联合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只就立案监督中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的时限、接到《立案通知书》后的立案时限和有关材料移送问题作了规定。在此情况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自己的《刑事诉讼规则》，但对一些具体问题仍未作明确规定，解决不了刑事立案监督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监督立案的条件标准、公安机关被通知立案立而不查等问题），使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工作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和效果。本文拟根据红河州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以来碰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①，进行探讨，并提出一管之见。

一、刑事立案监督中，通知立案的条件问题

刑事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立案条件是确定刑事案件成立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刑事诉讼法》第83条和86条作了明确规定，即有犯罪事实并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予立案。由于立案处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初始阶段，决定了立案必须具备的条件在各个刑事诉讼程序中要求。

①笔者对XX市检察机关开展立案监督工作以来的案件作了全面的分析（受理案件178件，其中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的90件，发出《通知立案书》15件36人），对监督工作中存在和反映出的问题，采取调卷和与承办部门探讨的方式进行调研。

最低有犯罪事实，是指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存在，即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发生；危害行为已达到犯罪程度；犯罪事实有一定的证据予以证实。但此时的证据并不要求达到充分的程度，也不要求一定要查获犯罪人或犯罪事实确凿无误是嫌疑人所为，更不要求查明全部案件的事实和情节。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指根据刑法规定，对行为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追究的行为在法律上已构成犯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确有必要。据此，立案的条件可以理解为，根据现有证据证实有犯罪嫌疑存在，不具有无罪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但要进行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交付审判等刑事诉讼尚需通过侦查手段进一步查证属实的，就具备立案条件应该立案。据此不难看出，按《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工作中，通知立案的条件也即公安机关应该立案的条件。但高检院要求：为了确保立案监督的质量，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应从严把握，一般应是能够逮捕、起诉、判刑的案件。②这种给立案监督的调查提出过高过严标准，将诉讼活动中批捕、起诉、判决等环节对证据要求的不同标准，等同于立案监督标准的做法有悖于《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监督的立法原意。由于高检的这一要求，使得各地检察机关所制定的"立案监督暂行规定"，对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条件都不同程度有所提高。究其原因，一是检察机关没有正确熟悉监督立案后的撤销案件问题，认为自己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一定要能够批捕、起诉并被判决有罪才是监督成功的，而监督立案后通过侦查查明没有犯罪事实或达不到逮捕条件的，就是没有把握好监督立案的条件；二是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有的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工作不理解，在行动上不支持、不配合的情况。检察机关通过初步调查认为嫌疑人有犯罪嫌疑，需要立案侦查进一步查清全案，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如认为理由不能成立而发出《通知立案书》，公安机关被通知立案后带有情绪，不认真进行侦查工作，采取立而不侦，将犯罪嫌疑人直接报捕，如通知立案时的条件低于批准逮捕的条件，这种立案后不加以侦查而直接报捕的情况，就只能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因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环节不再享有退回补充侦查或另行侦查职权③。必然造成自己通知立案的案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尴尬局面。如某县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的张某涉嫌盗窃案，犯罪嫌疑人乘被害人醉酒之机，将其装在裤包内的人民币4000余元窃走（有目击证人的证实，但证人不能证实钱的数额），检察院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认为公安机关以被盗人民币数额只有被害人报案时的陈述，而且没有明显的作案现场的理由不能成立，通知立案后，公安机关虽作了立案处理，但不作必要的侦查就将犯罪嫌疑人报检察院批准逮捕，导致该案监督立案后又作出了不批准逮捕决定。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检察机关在确定通知立案的条件上，有从严把握提高立案条件标准的做法。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监督立案的条件即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应该立案的标准，否则，必然导致《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应监督立案的案件，与实际监督之间相互衔接不上，出现空白，因此，不应随意提高通知立案的条件。这需要解决一个观念问题，转变监督立案的案件一定要能够批准逮捕、起诉甚至要求都应做到有罪判决的要求。从刑事诉讼程序来看，立案的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立案后引起的诉讼程序是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达到逮捕条件的报请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交付审判等；而对于查明犯罪情节显著稍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依法撤销案件④，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认为是监督立案的质量有问题，工作不慎重。当然对于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撤销案件不当的，应当依法纠正。只有解决好熟悉问题，才能在立案监督实务工作中正确执行法律，正确把握好"应该立案"的条件，做到不偏不倚。

二、公安机关接到《通知立案书》后拒不立案或立而不查的监督问题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立案监督缺乏程序性的具体规定和相应的保障措施，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工作难以开展。

有这样一个案件，犯罪嫌疑人王某因与妻子的矛盾被其岳父指责而脑羞成怒，扬言要用手榴弹炸死岳父，并身背装有手榴弹的垮包进行威协闹事。公安机关接报案后赶到现场，经多次喊话未果后强行从窗子进入屋内，从王某身背的垮包中缴获6枚军用手榴弹（王某未反抗）。事发后因其家庭矛盾已缓解和一些其他原因而未作立案，检察机关把握情况后，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公安机关答复已经立案（事实上未立），检察机关多次进行监督都被对方以已经立案正在侦查而搪塞，该案自1997年发案至今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公安机关对于刑事犯罪案件拒不立案的做法检察机关如何监督？还有的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线索采取"立而不查"的做法。如我州红河县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一件涉嫌故意伤害案，公安机关被通知立案后，由于有抵触情绪，采取消极态度立而不查，仅批准逮捕后的执行逮捕就拖了11个月近一年的时间，在检察机关多次监督的情况下才予执行。对这类形式上作了立案决定，而实质上不进行侦查，中止刑事诉讼程序的做法，检察机关又如何监督？

对于刑事犯罪案件拒不立案，或采取形式上作立案决定，而实质上不积极开展侦查，久拖不决的做法如何监督，《刑事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公安机关管辖的重大犯罪案件，作了明确规定，即报请省级检察院批准直接立案侦查，但对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案件未规定，按高检院的解答⑤，人民检察院应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仍不予纠正的，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或报同级人大常委会。这一解答实质上是一种妥协的做法，以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应有的地位极不相当。我们认为：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拒不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报请省级检察院批准直接立案侦查。《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公安机关拒不立案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此时人民检察院直接对案件立案侦查是符合法律规定精神的，亦是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相适应的。人民检察院对监督公安机关无果的直接立案侦查，与《刑事诉讼法》第18条关于公、检管辖案件范围的分工并不矛盾，前者是属于刑事诉讼监督的范畴，后者属刑事案件管辖问题，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正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案件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人民检察院通过法定监督程序将公安拒不立案的案件直接立案侦查，这在性质上已不属于案件管辖问题，而是属于履行法律赋予的立案监督职能，应明确规定这一职能。对立而不查的问题，理论上看通过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是能够避免的，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立案后，报捕前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很难实施有效监督，因为这一诉讼阶段的侦查工作开展情况检察机关不可能很清楚，对立案后侦查活动监督的滞后性，弱化了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的监督职能。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保证刑事诉讼法的统一贯彻实施，一是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作出明确、具体的立法解释，对公、检、法等各部门制定的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则》、《规定》进行统一，尤其是各部门需要相互衔接而又熟悉不一致，各持己见的地方必须统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部门各自解释，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情况，保障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二是检察机关应建立完善、具体的立案监督制约机制，切实加强对通知立案案件的跟踪监督。对监督立案的重大案件和影响大的案件，应提前介入，了解把握立案后的查办情况，符合逮捕条件的，建议公安机关提请逮捕。对已批准逮捕的监督立案案件，审查批准部门要介入侦查活动、督促办理。

三、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立案监督问题。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的立案监督，《刑事诉讼法》未作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9条规定了审查批捕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的，应当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与针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相比有所区别，主要是：

1、从监督对象上看，针对的是自侦部门不报请决定立案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针对的是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行为，而人民检察院内部各部门，都是在检察长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对案件是否立案，也都是由侦查部门报请检察长决定的。但是，对于一些重要线索，本应报请检察长决定立案，假如侦查部门初查后不予报请，检察长就无法决定。所以，侦查部门是否报请立案，对人民检察院是否决定立案侦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检察机关有案不立内部监督的一个要害环节。因此，人民检察院内部的立案监督，针对的主要还不是本院侦查部门应该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行为，而是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而不报请决定立案侦查行为的监督。

2、从监督措施上看，不是通知立案，而是报请检察长决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措施是通知其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而人民检察院的侦查部门并没决定立案的权力，且人民检察院内部的立案监督针对的只是侦查部门不报请决定立案的行为。所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部门假如认为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决定立案侦查的，不是向侦查部门直接发出通知，而是写出《建议立案侦查书》报主管检察长审批后转侦查部门。如建议不被采纳，也不能通知立案，而是报检察长决定。

3、从监督的线索来源看，只规定了审查批捕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审查案件中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的。与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相比，对应于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监督的内容，没有规定。即对人民群众举报、控告的属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犯罪线索，最先受理的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对应当立案而未报请立案的监督未作规定。

法律案例论文范文第4篇

目前，大连共有农民工56万人，占全市职工总数一半以上，主要分布在建筑业、修造船业、机械加工行业等，仅建筑行业就有农民工30余万。这支新型劳动大军在为农村发展、城市繁荣和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对安全生产和社会保障治理带来新的问题。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缺乏安全常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伤亡比例大，是制约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的重要因素，近几年大连市工矿商贸企业发生的安全生产伤亡事故，80％以上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同时，农民工职业危害严重、缺乏社会保障，相对于城市职工，其劳动安全卫生权益难以保障。据有关部门统计，大连每年职业病伤害、职业病新发病例和死亡人员中，半数以上是农民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存在缺陷，大量农民工只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于劳动用工制度障碍，造成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不能有效落实。即使参加了社会保险，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很大，社会保险又没有在全国联网，因此很难受益。这些问题表明，农民工在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又成为游离于社会保障之外的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危害的重灾区。解决好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安全卫生和社会保障问题事关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大局。

大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解决农民工劳动工资、安全卫生及社会保障问题，取得了很好效果。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问题，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和谐大连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高度重视、妥善解决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加快构建农民工安全保障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创新工作机制推进农民工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近年来，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管局认真贯彻落实大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会同各有关部门，努力创新工作机制，不断探索解决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的突出问题。

一是从规范外来施工队伍和外来劳务人员治理入手，探索农民工安全保障新模式。我们针对新时期企业劳务合作关系、生产组织方式的新变化，安全生产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保障农民工安全的方法和途径。一方面是政府出台政策规章，规范劳务派遣、外来务工人员安全治理，从宏观上、制度上为农民工提供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加强监管，从前置条件入手，严把安全准入关。实行劳务公司、外协队伍审查、备案制度，对劳务公司、外协队伍的企业资质、人员安全资格与培训，以及缴纳工伤保险情况等进行审查备案。同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保障农民工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权益。非凡是针对一些大型装备制造、修造船等企业使用农民工比例较高的实际，采取强化外来施工队伍安全资质审核、人员安全培训，建立与项目承包额挂钩的安全业绩考核机制，实行安全风险保证金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农民工安全保障体系。

二是建立完善农民工培训考核机制，大规模、全方位实施农民工安全教育培训工程。一方面，从普及安全基础知识入手，抓好农民工日常宣传教育工作。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督治理局组织编辑出版了《安全常识读本》，采用通俗的语言、有趣的漫画、生动的事故案例，让农民工把握最基本的安全常识和操作规程；另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集中教育培训工作，力争用3年时间，全市90％以上农民工接受正规安全培训，到2010年，初步形成一个符合安全保障要求、富有地方特色的农民工安全培训体系和培训机制，预计到今年年底农民工培训率将达到30％。在不断扩大农民工培训覆盖面的同时，我们将逐步实行限制录用制度，强制用人单位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计划到2008年上半年，高危行业农民工必须持有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签发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方可上岗；到2009年底前，全市所有行业农民工必须持证上岗。为确保这一强制性措施的落实，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将适时组织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活动，发现未经培训上岗或培训不符合要求的，强制用人单位限期整改、停产整顿，直至依法关闭。

三是推动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机制，全力维护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与劳动安全卫生息息相关，社会保障是劳动安全卫生保障系统的重要支撑。目前大连市陆续制定出台了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实施办法。按照这一办法，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更加方便，待遇支付更加灵活，在外地注册、大连进行生产经营的用人单位，可在大连市参保，因工伤亡或致残的农民工，可自主选择一次性和定期待遇支付方式等，既方便了农民工参保，又尽可能地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同时，劳动保障部门大力实施“平安计划”，确定用3年时间，把来连务工的农民工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覆盖的总体目标。目前，通过积极努力，全市共有22万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占全市有相对稳定劳动关系农民工的60％以上，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的同时，大连市各级工会组织高度重视，针对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保护热点问题，全力构建农民工维权体系。大连市总工会通过组织推行基层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和伤亡补偿信访接待制度，采取设立农民工维权窗口，开展包括送安全在内的“五送”系列活动等有效措施，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劳动安全卫生权益。

从深层次解决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问题

通过强化政策引导、制度落实、加强监管等有效措施，探索解决农民工劳动安全保障问题，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制约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保障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假如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性障碍不打破，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法制不完善，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缺失的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必须不断通过改革发展的途径，采取综合措施，系统解决这一问题。

1.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确保农民工包括劳动安全卫生在内的各项权益的完整性。积极推动劳动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三项制度改革的步伐，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服务体系，实行适合农民工特点，符合国情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办法，完善全国社会保险网络和机制，尽快实行城乡一体的全国社会养老保险“一卡通”制度，使其更好地适应农民工正常流动的需要。要按照市委十届三次全会的部署，积极探索构建缴费低、广覆盖、可转移、能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新模式，为保障大连市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权益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2.在继续扩大农民工工伤保险覆盖面的同时，全面推行高风险作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大力推进风险抵押金、雇主责任险等有利于保护农民工劳动安全与职业健康权益的经济政策。目前，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暂行治理办法》、《大连市实施雇主责任险暂行治理办法》等政策措施，通过实施安全生产经济政策，强化安全生产工作，构筑企业员工尤其是农民工安全保障体系。

法律案例论文范文第5篇

当前，我国法学硕士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多渠道、多类型、多形式。多渠道包括既有普通院校，又有军事院校;既有教育部直属的院校，又有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院校，既有国民教育系列院校，又有为数众多的党校、行政学院等非国民教育机构。多类型包括既有参加统一考试入学的普通学历硕士、推荐免试硕士，又有同等学力的学位硕士、单独考试硕士，还有专门针对高校教师开设的在职硕士教育。多形式包括非定向、自筹经费和委托培养等。截止2014年，具有法学专业硕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所大概有200个，具有法学专业博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所大约有170个。而且我国法学硕士培养单位出现了快速增长的现象，同2008年相比，具有法学专业硕士点的高校和研究所增加了约60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培养了许多高学历、高素质的法学人才。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法学硕士研究生整体培养状况并不理想。北大朱苏力教授谈到:“当下中国的法学院发展尚不能满足社会的急迫需求，根因在于‘过剩’与‘紧缺’的错位。过剩的是中间、低端产品，而能够参与治理国家、决定对内对外政策的高端法律人才仍然欠缺，明显的例证是，扮演经济问题立法的主角多为经济学家而少有法学家，深谙涉外事务的多为来自外域的‘中国通’而鲜有本国的‘外国通’。

事实上，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够深入，尽管培养形式采取了多渠道、多类型、多形式，但是多数都还是从理论到理论的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有的学校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总体而言，培养模式都较为单一，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不强，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基层法律人才不多，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严重不足，不能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人才需求，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合作多领域拓展的形势下，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远未满足需求;适应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西部边远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基层需要的具有奉献精神、较强实践能力、维护民族团结的法治人才远未满足需求。综上所述，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受限于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现实条件:一是办学理念的现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研究法律条文的理性思考，课程设置重在完成部门法规原理的学习理解，缺乏针对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实践研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研究国内法律体系立法成果，缺乏研究法律成果的实际运用，缺乏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研究，特别是缺乏对先进法律体系在指导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实际运用研究。二是办学条件现状。办学条件远远不能满足发展教育教学实践的需要。法学教育教学实践导师指导学生大量阅读钻研教科书，多数学校没有具备良好的实践教学设施，诸如:电子阅览室，远程视频教育，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庭、刑侦实验室、法律研究所、律师事务所、法律图书馆，学生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三是实践教学现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理论教学和适当案例教学，缺乏实践教学的亲身体验，多数学生在实务部门实习期间，安排的实习过程又都是一些记录、归档环节。有的实务部门办公条件有限，无法更多接收指导学生实习研究的任务。同时学校多集中在大城市，基于学校经费紧缺，没有更多经费输送学生到边远贫穷落后地区进行实习，很多法学硕士研究生对西部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知法执法现状研究知之甚少。

二、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的原因分析

(一)培养方式与本科教育区分不明显本科阶段法学教育注重的是知识的积累，教师只是单纯地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需要培养学生的自主科研与创新能力，需要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进行更多的理论的、实践的互动和讨论。但是随着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的激增，教学条件不充分，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教学还在沿用本科阶段教学方式，没有完全实现培养目标。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提到，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有一个“极限容量”，一个班级有20～30名学生，那么学生和老师之间就会有机会很好地沟通和交流;如果学生达到40～50人，就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很多学生就会失去和教师交流、进入实验室实际操作等机会，甚至有些学校学生上自习都难以找到座位，教学质量必然大为降低。学生人数的过多增加会导致教学中学生与教师之间互动和研讨的减少，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数量增多，没有办法对每个研究生都密切关注，许多学生处于“放羊”状态，甚至还出现过导师在毕业论文指导中次数不多，学生难以把握，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

(二)教学的方式方法滞后我国长久以来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独自讲授为主，缺乏讨论、研究和启发的教学，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在学科的设置上，几乎不会开设交叉学科研究动向和前沿趋势的相关课程，使得学生局限于法学的知识之中，不能够和如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其他领域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近几年在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中出现了专题讨论的教学形式，大大改善了灌输式教育带来的缺乏互动性以及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缺乏的问题。这种方式是以学生讲授为主，教师点评为辅，这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教师无法控制学生讲课的质量，在几名学生做某个专题的时候，其他同学感觉不是自己的任务，关注度和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中经常会有只是做专题的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互动、其他同学基本不参与的情况出现，缺乏所有同学参与实践的过程。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等方式未成体系化。1870年，兰德尔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他开创了案例教学法，使哈佛法学院不仅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法学院，而且建立起了作为法律职业界领导人所需要的制度化的法律培训。1959年在国家法律援助和辩护人协会赞助下，法律诊所委员会(CLC)成立，1965年，该委员会被美国法学院协会接管，并更名为职业责任委员会(COEPR)，1968年，具有独立地位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LEPR)取而代之，在CLEPR的大力推动下，法律诊所项目的数量从1970年的169个迅速增长到1976年的494个。而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教学过程中对于案例教学和诊所式教学的关注度不够，同时学生在十几年传统灌输式教学的影响下，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方式，有的法学院由于教学设施和资源的缺乏，同实务部门联系不够都使得案例教学和诊所式教学流于形式。

(三)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培养不够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方法是在黑暗中照亮道路的明灯，是条条蹊径中的路标，它的作用在于能给理智提供暗示或警告。”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能为法律人在科研以及实务活动中提供正确的思维路径，是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更关键的是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学习的能力。我国目前对于法律思维的培养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在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几乎见不到专门培养和训练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课程，有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能会提到这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零星的讲授完全不成体系化，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得不到提升。因此，在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更应该重视学生的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的培养。

(四)法学教育与职业之间存在脱节现阶段高校的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普遍以理论学习为主，忽视学生的技能培养，职业能力和用人单位的预期相差巨大，造成了法学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工作需求。同美国法学教育目标———面向职业化的法学教育，即将学生培养成“像律师一样思考”的人才———不同，我国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伊始目标是:法律教育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它所预期的毕业生是学术法律人，而非实务法律人。从目前的社会需求来看，不仅仅需要高层次的学术型人才，而且需要大量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职业型人才。

三、提高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方向

(一)完善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教学的内容一是教学内容实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是实践的基础，无论是科研活动还是法律实务工作都离不开理论基础。但是现代社会法学硕士研究生只有理论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在夯实理论基础的同时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但需要讲授最新的学术动态和学术成果，还要增加法庭辩护、模拟审判、法庭调解、律师实习等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课程，并开设研究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法学在交叉领域中法律问题的课程。二是加强法律思维方式方法的训练。博登海默曾经提到:“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引导研究生利用科学的法律思维来思考法律现象，反思现行的法律规定，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法律实践能力。

(二)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方式需要多样化一是案例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在我国已经逐步得到广泛应用，但是案例式教学法在学理界还没有得到充分关注。案例式教学法的目的不是要教授给学生知识，不是去探讨这个案例的正确的答案是什么，而是要通过案例来启发学生思考，允许学生通过不同的角度，围绕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训练学生法律思维能力。教师在讨论过程中要起到引导者和激励者的作用，不要轻易去评价学生观点的对错，要从方法和思维的层面来评析学生的成功与不足。二是诊所式实践教学法。20世纪60年代，为了弥补案例教学法的不足，在美国法学教育中兴起了法律诊所式的实践教学方法。法律诊所教育为学生提供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现实基础，是一种增强法学教育实践水平的有效途径。通过在法律诊所的实践，学生可以学会如何与当事人接触、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如何搜集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如何撰写基本的法律文书，包括上诉请求，如何进行审前准备、处理审判事项以及对裁决作出后一些事项的处理。但是诊所式教学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照搬美国的模式是不现实的，国内的法学院可以像美国著名的街道法律诊所那样，除了把学生送入司法实务部门实习外，可以让学生深入社区、乡村为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普法宣传实践，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加深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并聘请一批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指导教师，引导和帮助学生处理具体的法律问题。把高校与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双导师制落实到位，即，法律实务部门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到高校任教，高校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学习，形成良好的专兼职结合的法学教师队伍。三是强化实践性教学实习内容。教学实习是目前法学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学生深入检察院、法院和律师事务所等司法实务部门，向检察官、法官以及律师学习处理案件的全部过程和具体方法。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有的实务部门往往安排实习生做一些琐碎的“学徒式”的工作，比如:订卷宗、打印文书，整理卷宗等，无法调动学生的实践学习积极性，实践教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的理念是学校重点在于理论教学包括实体法程序法的教学和案例教学，为社会输送理论知识性强的合格人才，而司法实务部门本身也有义务为法治社会战线培养实践合格人才，更应该认真安排每一位学生在实习单位的辅导教师，减少学生做机械性工作的时间，逐步让学生参与到案件的审理和辩护活动中，指导学生书写法律文书。学校导师也要密切关注学生的实习活动情况，与学生实习单位辅导教师配合指导学生解决疑难重点具体的问题，实现创新能力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