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社区融入是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的基础

创意旅游发展有赖于多维度支持，创意产业融入、创意管理、社区融入和活动设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四个方面。对草原非物质文化进行创意旅游开发同样离不开这四方面的支持。在这四方面要素中，产业融入、运营与管理和旅游活动开展都离不开社区的融入。如果将草原社区排除在外，实施纯粹企业化经营，以人工制造的产品或场景为主，那将是生硬的、缺乏文化根基的设计。在大众旅游发展浪潮中，文化旅游呈现出了明显的麦当劳化趋势，表现为文化旅游体验的表象化、表演化和标准化。这引起了越来越多旅游者的反感，受到了本地居民的批评。所以社区融入是草原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的前提和基础。

(二)社区融入可以展现真实的草原文化内涵

文化是特定地区的特定群体区别于非我群体的独特特征，包括有形文化实体、活化的行为方式和无形的精神。最核心的文化要素是居民独特的信仰、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它指导着人们的行为，进而产生相应的物质文化。其他人群可以模仿本地物质文化的创造，可以学习人们的行为，但精神层面的核心文化是无法模仿的。只有通过本地居民的活动才可以真实表现本地非物质文化，只有社区融入到创意旅游活动中，才能带给游客真实的文化体验。

(三)社区融入是草原文化创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非物质文化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文化。从文化传承上看，只有本地居民参与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才能起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效果;从经济利益上看，只有为当地居民带来利益，才会得到本地的支持，得到政府的支持;从环境保护上看，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本地环境，只有参与到草原旅游开发中，才会自觉保护环境;从知识产权角度看，只有本地社区参与和融入，创意旅游产品才是不可复制的。

二、草原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的社区融入路径

草原非物质文化根植并传承于草原民间，对其实施创意旅游开发需高度依赖本地社区的全面参与和渗透。因为真正能满足游客对旅游地文化追求并有持续吸引力的，是根植于旅游地的原汁原味的文化。目前在内蒙古草原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率并不高，企业带动参与比较欠缺，个体经营举步维艰，社区参与层次总体较低。只有当地社区融入其中，草原非物质文化才能得到持续传承，创意旅游发展才会具有持续性。

(一)社区文化融入创意旅游具有强烈的文化依赖性

在创意旅游发展中，最具有吸引力的是融入社区生活、根植于当地的鲜活文化。社区文化为创意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创意产生的背景和创意基因，它是草原社区传统习惯、文化观念、社区精神等内容的综合体现，它与草原社区民众生活融为一体，地方性和不可复制性明显。社区文化融入路径包括:让游客体验草原社区的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例如参加那达慕大会和祭祀活动，参加“蒙儿三艺”比赛，以此融入到社区文化氛围中;为游客创造学习社区生产技术的机会，例如学习养马、驯马、放牧等，深入体验社区文化;为游客创造学习和设计民族生活用品的机会，例如制作摔跤服饰、马靴、制作马奶酒等民族用品。

(二)社区居民融入草原社区居民是草原非物质文化的展现者和传承者

民族文化作为创意资源被用来进行创意旅游开发时，需高度依赖本地人的创造力。社区居民融入路径:1．承担餐饮、住宿、对游客讲解或引导等必要的接待工作;2．积极传承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将技艺传授给游客，例如掌握并传授蒙古族的“男儿三艺”、制作民族食品的技能等;3．对外来旅游者传播和发扬本地文化，例如传播草原民族对自然的崇拜信仰、敖包祭祀习俗等传统非物质文化;4．草原非物质文化展示离不开草原居民的参与，其身上所承载的文化符号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外来演员无法替代的。

(三)社区生活融入社区生活将社区文化和社区居民融为一体

社区居民可以通过日常生活来诠释真实的社区文化。随着时代的演进，草原牧民的游牧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定居后的牧区生活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即文化涵化现象。在草原文化涵化过程中，优秀的草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传承和发扬。而传统草原文化经文化涵化后呈现出的真实文化只有通过社区生活才能得到印证。草原社区生活融入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将一些社区生活元素设计成创意景观或创意表演进行展示;二是将草原牧区家庭或社区作为创意旅游空间，引导游客参与到社区生产生活场景中，体验真实草原生活，例如参与到养马、羊、骆驼等过程中;三是通过当地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传授民族文化技艺，例如传授奶酪、马奶酒的制作工艺，使游客获得身心发展，并且可有效避免游客产生“文化失真”的感受。

三、草原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的社区融入机理草原非物质文化资源

对草原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是重大且持久的。非物质文化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草原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灵活显现。受草原文化保护与传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驱动，草原居民、家庭、社区乃至整个草原地区都会融入到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中，其具体形式和融入水平则随着创意旅游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草原社区居民是草原非物质文化的主体和持有者，是草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是社区融入草原旅游的首要因素。社区居民除通过接待服务和参与管理来实现旅游参与、获得收入外，还可以多方位展示地方文化、创造好客氛围、丰富游客体验。他们在融入创意旅游过程中，首先体现在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和培育上;其次还承担着展示本地文化的职能，通过创意景观、民俗表演等形式为游客创造文化元素的视觉体验;在创意旅游开发高级阶段，社区居民还是旅游者的创意引导者和配合者。对草原社区家庭而言，其日常生活是真实的草原文化写照。草原民族文化离不开真实的社区生活来展示其内涵。社区是多个家庭的组合体，是文化体验产品的载体，是旅游体验的重要空间。利用有形遗产和无形文化来吸引游客，已成为社区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家庭日常生活、社区生活乃至多个村落的生产生活，可以为游客创造一种文化氛围。将游客的活动融入到社区生活中，就形成了创意旅游社区或创意旅游村等创意空间。真正创意旅游活动的开展需要多个社区联合形成创意旅游综合体，形成大草原、大旅游氛围。创意旅游综合体是指在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背景下，由文化创意产业吸引物和旅游六要素相结合形成的旅游产业模式，在此之中，每个人都能以不同方式将不同旅游要素组合，产生新的创意体验。在特定草原地域内，没有严格的产业界限和地区边界，但在营销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统一协调，共同为草原文化保护与传承、草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最终打破社区被隔离的企业化经营模式。

四、草原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的社区融入水平演进

对内蒙古草原社区而言，创意旅游尚未展开。草原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必然需要经过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逐步发展历程，即开发水平的逐步升级。刚开始应注重创意展示产品的开发，在此基础上考虑创建创意空间，最后开展真正的创意旅游活动。草原社区在创意旅游产品开发的不同阶段也应有不同的融入水平。在创意旅游开发初级阶段，旅游产品以创意展示为主，主要开发一些草原实体创意景观，将非物质文化元素有形化展示，社区融入也应处于初级水平。主要体现在社区居民参与景观的设计或一些本地文化节庆与表演活动，草原社区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得到展示，而社区生活则是被完全隔离的。目前草原地区的文化节庆和民族舞台表演等文化旅游形式是这一阶段的基础。在创意旅游开发中级阶段，旅游产品以创意展示为基础，主要着力打造创意空间，塑造创意氛围，将一些非物质文化元素渗透到特定空间，大部分社区元素融入其中。主要体现在社区居民不但参与创意景观设计、本地文化节庆和表演活动，而且参与到与旅游者互动的活动中。草原社区文化精华得到了展示，而社区生活则可能被隔离或融入其中。这一阶段，特定主题下的草原文化创意旅游村将是未来的理想选择。在创意旅游开发高级阶段，创意旅游活动是无明显地域边界的，旅游活动的随意性和灵活性较大。在草原地区打造多个村落联合的创意旅游综合体是未来的一种选择。在这个阶段，社区即景区，一切以游客为中心，根据游客的创意需求，每个居民都是旅游接待者，社区生活和旅游接待融为一体，社区完全融入到旅游活动中。不过现在看来，这种方式还不切实际，其实现还有待时日。

五、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开发对草原社区的要求

(一)保护和培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是通过言传身教得以传承的，对非物质文化传承的过程来说，人显得尤为重要。目前，重点保护有影响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已成为了社会共识。对于草原社区，草原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应培养更多的新一代文化传承人。最终使草原非物质创意旅游开发起到对草原传统文化保护的作用，得到草原社区的拥护和支持。

(二)培育草原旅游管理人才

草原居民是草原社区的主人，是草原旅游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对社区居民的培育和人才挖掘是草原非物质文化创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当前内蒙古草原旅游的企业化经营模式受到了广大居民不同程度的抵触和排斥，使草原旅游深化开发受到了重重阻碍，而牧民自发形成的牧户联营模式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但民间个体、联营等社区化、本地化管理模式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专业的旅游管理者。一方面原因是当前的草原旅游业无力吸引专业人才前来就业创业，另一方面草原社区居民也不愿让自己子女回到草原工作。草原旅游管理人才培育可分步走:首先挖掘和培养本地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员参与到旅游开发中;在创意旅游取得一定收益和影响时，通过政策优惠措施吸引大学生到草原地区就业。

六、结语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为“彭彪”（第页，注），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页，倒数第行：“储同舒（音，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此处把“Ch’uTung-Tsu”误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年）一书中第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注，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Y.K.Leong和L.K.Tao。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者仅为Y.K.Leong（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年）”。此处未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年）页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南丛詈竽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出来，留待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汉语大辞典》第册，页）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注，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作‘在记载公元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应作‘在《后汉纪》——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werearrangedonanorthsouthaxis……”，原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年）第、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年）。”。“boxer”在此处不应直为“拳击手”，而是专指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页注“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xcursioninSinology）”。“L·S·杨”即杨联陞。“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H.Giles）把它成“An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为“An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陞“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和年由不同者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章第节，江苏版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章第节前者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商务版则：“倒是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商务版则：“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

再有，江苏版为：“王安石于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商务版则：“他（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世纪又被取消了。”（页）

把“城隍”为“城市之神”，“禁军”为“近卫军”，“地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悔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KristoferM.Schipp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年）的蒲立本先生（dwinGeorgePulleyblank）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或者过分强调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为主或意与音杂糅的规律。这种意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者采用了不同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出。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者提供了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者学术水准的标尺。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们以这种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礼就是从这里来的。（《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当然这也是使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年和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本。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第页）青海本的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的遗产》著的《东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本附之《缩略语表》、《年以前的中文书籍》、《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者对它的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法，就为后人在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作法上、对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昇先生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多本的互相参照是界常用的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原著的错误和文中的误。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年）进行核对，补和改了原著和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石笥场”一地；图补“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稿中，许多地志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年；此书有中本）查知注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年）知注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章疏》；注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试举一例，原稿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苏松?粮鞔λ罚脑唬骸拔藁跷鸸托〈6た诖钚〈良紊葡亍S执蠲奚创了山蘼谴蟠！庇纱俗灾诖邮潞貉壑臀纳蠖林猩俨涣硕云渌镏肿柿系募熘ぁ?nbsp;

.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者的需要。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年代初。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年）一书。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卷第期（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高质量的汉学作的推出还要求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东树”的地都印为“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酚〕伞啊端氖椤芳ⅰ薄?nbsp;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第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第页），叶德辉《双梅景闇丛书》排成《双梅景闇业书》；注（第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于审核的疏忽使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著作应达到与研究的完美结合。因为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如陈裕菁在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之。参稽考订，几忘溽热。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为辑补，所增约得原文之半。与桑原之作，或相比证，或为匡弼，似不妨并存之。遂不辞续貂之诮，逐条附之，缮写一书。”试举一例，页，注“市舶司之职掌”下者列补注：“裕菁按日本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于桑原有反驳文，载大七年七月《史学杂志》。兹略举其关于市舶司及市舶使者于下。（后略）”

又冯承钧法国汉学家沙畹（.Chavannes）名著《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年？），因原著人名、地名失考、遗漏、法矛盾处甚多，因而在《序》中记到：“此书所采中国史文，……其似属脱文者则为补入，用括号以别之；其错误明显之处，则为改；稍有疑义者，则另条录于附注之中。此书新旧考订纷歧之处，今皆于可能限度之中整理一致。（中略）其错误之处未在原书改者，则据后来考订补入。至若敦煌发现之古籍，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图经》之类，应亦在本书采录之列，然本书无此篇目，故仅于本文或附注之中附带言之。”

陈氏和冯氏都是大家，所作的工作却是最基础和最扎实的。可见对于，任何者都应该抱有理解和批判的双重观念，对任何著都应首先掌握原作者的系列作品和相关主题的其它著作。因为原著也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差误，只有多核对才能保证文的质量。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原著页，引自西嶋定生之文“上海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统计数字。但根据西嶋定生《以十六、十七世纪为中心的中国农村工业之考察》（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第六册，中华书局，年，页）应为“上海县约占全部耕地百分之五十”。又原著页，“‘一条鞭’改革主要废除了以家庭为税收基本单位”此语不符合历史事实，应改为“一条鞭法废除了按人丁（男丁）为单位的税收原则”。

此外研究的深入有助于“者注”价值的提高。“者注”即者对原著的补充说明或学术评价，以兹读者参考，为此注文应务必符合学术规范。如商务版《草原帝国》所加者注中曾多次引用史料考订出原著使用材料的讹误之处，具有学术价值，但仍有几处注文尚需斟酌。如在第页页下注，者为李白诗作注出处时竟选取的是《李白诗选》，而且未注明此《诗选》的出版单位和诗作页码。又如第页注和第页注、注，者注引史料时用的是《元史纪事本末》，而非第一手资料，这不符合学术研究规范。

总之，研究虽然不包括在规范化之中，但它是文质量和文规范化的保证，也是汉学论著理论探索的实践者。

综上所述，汉学论著的规范化进程是学界对外交流走向成熟的标志和必由之路。著规范的内容和原则应该在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深化，同时需要关心汉学发展的所有学者的努力和合作。

注释：

①《中国制度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年；《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年。

②关于汉中的意法问题请参见王小曼《试论汉外来词与汉语特性的关系》，《汉学论丛》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引言

科技型人才是人力资源中最优秀的群体，其作用发挥如何对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增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人才流动基础上形成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既能够产生1+1>2的经济性效应，也可能产生1+1<2的非经济性效应。这两种效应的产生无不与人才聚集的区域环境密切相关，这里的区域环境包括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等。

区域文化环境是影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和提升的重要因素，不同特点的区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原文化作为我国中部地区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研究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区域文化环境的对策，对于提高中部地区的人才吸引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经济管理学界对中原文化的研究[微软中国1],多集中于中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1-3]，很少直接研究中原文化与区域内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之间的关系，无法指导人们运用区域文化对人才聚集效应进行管理，影响到科技型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基于此，本文在论述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对中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作用机理，提出了改良中原文化以推动科技型人才聚集经济性效应产生与提升的对策，旨在充分发挥中原地区科技型人才的作用，增强中原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分析

在区域要素边际收益差异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因素的引致和驱动下，科技型人才会从边际收益较低的不发达地区流向区域边际收益较高的地区，使科技型人才呈现出局部集中的特征，形成了人才密度大于其他地区的聚集现象。因此，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随着科技型人才的流动，大量同类型或相关人才按照一定联系，在某一地区（物理空间）或某一行业（虚拟空间）所形成的聚类现象。

与其他经济现象一样，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二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区域内聚集过程中所产生的人才聚集作用低于各自独立作用的效应。产生人才聚集不经济效应的主要原因是：（1）人才聚集没有形成人才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仅仅是人才的数量增加了，不能产生人才的规模效应。产生规模效应的前提是聚集的人才必须建立一定的有机联系，缺乏有机联系的人才聚集实际仍然为众多独立的人才，是不能产生加总作用的；（2）人才聚集的环境不理想。人才聚集所产生的加总作用是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条件下发生的，失去了和谐的环境条件人才的聚集就会产生不经济性效应；（3）人才的流动性不够。人才的聚集效应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人才的流动是这个动态过程的基本前提。没有人才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动，人才的聚集现象就很难产生，即使产生也可能形成死水一潭，缺乏活力与激情，甚至出现消极现象，导致了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4）人才聚集过程中各种冲突的产生。人才在聚集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冲突，如若对这些冲突消减和化解不力，就会增加冲突的破坏力，产生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

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的区域内以类聚集，在和谐的内外部环境作用下，发挥超过各自独立时的作用所产生加总效应。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其特征主要有：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规模效应、区域效应[4-5]。

三、中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分析

（一）中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泰勒（Tylor）认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信念、理想、价值观，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莫大的无形影响。

中原文化就其文化层次而言，属于区域文化的范畴。所谓的区域文化是指居住于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制度规范、心理特征、风俗习惯等的总称[6]。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文化作为一种软环境，对本区域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高技术产业和人才对区域文化环境更为重视[7]。199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丽·萨克森宁（Annalee·Saxenian）教授在其《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硅谷欣欣向荣与128公路地区日益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两地的区域文化差异所致[8]。这一观点证明了，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能只看其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其中的原因除了东部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支持外，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与本区域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李慕寒、沈守兵将我国的区域文化划分为：燕赵文化、秦晋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两淮文化、吴越文化、江西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云贵文化、关东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等十六种[9]。同其他区域文化一样，中原文化的形成也是中原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原文化在地域上以河南省为中心，涉及晋东南、冀南、鲁西南等地区，是覆盖范围较大、涉及人口较多、具有黄河中下游地域特征的代表性区域文化。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之滨，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聚居地。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农业文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农耕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的核心。此外，中原地区位于中华版图的中心，人口密集、人才辈出，地理位置显赫，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很多朝代都建都在河南，对中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原文化依附的制度根基。

对于中原文化的特点，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王保国认为中原文化具有保守、务实、平和、中庸、尚古、安土重生、重人事轻自然等文化性格[10]；杨翰卿认为中原文化蕴涵着深邃的和谐精神与实学精神[11-12]；吴圣刚认为中原文化生态具有根基深厚、整体统一、稳固茂盛、动态发展、人地相关等特征[13]；刘双、刘万云认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人的群体人格特征主要有质直忠厚、勤劳节俭、守乡眷土、崇尚权力等[14]。站在研究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中原文化的特点主要有：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稳固执着的本位精神等五方面。

（二）中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分析

1．“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生活习惯又促使人们养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原文化具有浓郁的农耕文化特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般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原文化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春秋繁露》）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

对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而言，“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使人才更加顺从于管理者的规章制度，客观上消减了群体的矛盾与冲突，有利于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便于人才之间相互学习与沟通，容易产生信息共享效应、集体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然而，这种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禁锢了科技型人才的求异思维，使他们难以“离经叛道”，大胆革新，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倾向于引经据典，唯恐越雷池一步。试想，科学研究没有独立思维，没有求异精神，就意味着没有否定与创新。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严重阻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区域效应的产生与提升。

2．“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中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渗透与浸染[1]，而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15]。“中庸”教化使得在中原大地的社会生活中平均主义的理念、求同存异的精神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深入人心，“贵中尚和”成了人们行为处世的不二法则。

“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积极的作用。它能够培养科技型人才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而这种精神与意识是人才从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产生和提升人才聚集效应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重大科技研究呈现出学科交叉越来越多，系统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任何一个自然人都很难单独完成，需要多学科人才的通力合作。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团队，是很难完成研究任务的。“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有利于引导成员融入团体，相互之间精诚团结，增强团队凝聚力，实现信息共享，促进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激励，缩短时间距离，产生和提升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以及规模效应。

当然，这种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的处世之道也有其消极作用。它对科技型人才个性的张扬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使他们个体效能的发挥受到限制，而个体效能发挥的不充分自然会影响到整个人才聚集加总效应的产生。

3．“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长久以来，农耕文化养成了中原人民勤劳朴实的品格和讲求实际、实功、实用、实效的务实心理，也就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促进人才聚集过程中创新效应，特别是技术创新效应的产生和扩散。技术创新相对于科学创新更注重实用，基本上属于应用研究，而科学创新则大多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务实心理影响下，许多科技人员更愿意从事被他们认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研究，从而促进了技术创新，也容易形成创新效应。

另一方面，“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也会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科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会受到到削弱，造成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由于科学研究是技术研究的基础，因此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会进一步影响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制约了整个科技型人才聚集的创新效应的增强。

4．“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经济基础是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形态。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它的基本特征是以一个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而进行的农业生产。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中原人往往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的伦理关系和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小农经济封闭的组织结构造就了中原文化“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

“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和提升的。因为它强调把团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激发了科技型人才的集体责任感，消减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时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了团体的和谐与秩序，增强了人才聚集的凝聚力和协调性，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与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受宗法观念的制约，中原人的思想缺乏开放性，对外部的一切异己事物持排斥态度居多，形成了较强的保守观念。从秦汉至近代两千多年间，在整个中原地区的学术界中，维护传统、弘扬传统的保守派居多，敢于破除传统的改革派却较少。同时，在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所谓的“权威”有着天然的崇拜。在学术研究中，视权威为领头羊，不敢对他们的观点提出异议，以致人云亦云，产生了“羊群行为”，而这是学术创新的大忌。没有创新，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区域效应就很难产生。

5．“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历史上，中原地区有相当长时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地位造就了中原文化以正统自居的优越心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原文化多次遭遇外来文化侵蚀与冲击，但一直保持着其根基与核心不变，从未实现与外来文化真正的、深入的融合。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往往以冷峻的态度迎候外来文化的纷至沓来，同时在骨子里却抱定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和‘以我化人’，不允许‘以人化我’的心态”[16]。

“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使人才养成“唯我独尊”的心理定势，导致人才思维与行为的灵活性、机敏性、变通性相对趋弱，适应外界变化的耐力和韧劲较差。此外，它还影响到人才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比较性认识，造成时间观念、节奏意识淡漠，危机感与紧迫感不强。时至今日，中原人的改革创新意识、风险竞争意识都比较落后[17]。因此，在这种本位精神的束缚下，人才不擅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阻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集体学习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创新效应的产生与提升。同时，这种固步自封的本位精神使得人才之间难以建立广泛而深入的有机联系。缺乏有机联系，人才的聚集仅仅是量的积累，很难产生质变，当然也就无法形成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时偏少，学生缺少热情

当前大学语文课在一些院校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很多高职院校在专业定位上还是因循“唯技能，重实用”的原则，安排专业技能课时多，实习实训时间长，导致大学语文不得不“让路”，课时被不断压缩。对于开设的大学语文课，学生学习热情普遍不高，态度不端正。而受就业形势影响，学生学习的实用性、功利性很强，对与专业关系不大的课程仅仅树立及格的目标。再加上网络的影响，上网玩游戏使大学语文成为一些学生最先逃掉的课程。校园中网络、手机微信等快捷的交流方式，使许多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严重退化。一些时尚而极不规范的语言充斥了学生的日常生活，“手机控”、“电脑控”既是学生的常态，又何尝不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社会生活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影像技术的发达造成了文化娱乐的多元化、简单化，人们的阅读时间日益减少，文学被边缘化等等现象。所有这些现象也都或多或少影响到学生的文化消费，影响到他们的阅读选择。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连请假条都写不规范，逻辑性差，作业、实习报告和毕业论文中错别字和病句连篇累牍。总之，由于学生阅读时间少，除去上网玩手机，很多学生把剩余不多的时间用来学习专业技能，考各种技工证、英语四六级证，对大学语文课完全抱着应付的态度。

（二）高职院校缺乏稳定而强大的大学语文教师队伍

在一些院校，大学语文课程隶属于中文系。任课教师有很多是由于学期中专业课时不足，中途来任教大学语文课程的，因此经常出现这一学期带了大学语文课程，而下学期因专业课程繁多又无法继续任教的现象，这样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不能系统地教授同一门课。此外由于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有专无精；或者知识面不广，对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认识不确切；读写能力不强，教学方法单一造成学生的不重视，对教学没有信心的现象在大学语文教师队伍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三）作为人文素质课程，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设置单薄

人文素质课程担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但在实际教学中，一些高职院校很少开设相关的人文素质课程。大学语文课时少，内容受学时所限，不能在短期内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如果能与其他人文素质课相呼应，形成较完整的人文素质课教学体系，如与应用文写作，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历史、哲学选修课结合，如开设古诗词鉴赏、国学诵读、历代帝王史、西方经典文学等课程，都会成为对大学语文课一个极有力的支撑。可现实却是由于师资或其他原因，很多高职院校没有开设这些课程。

二、改善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现状的策略研究

（一）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的水平直接关系到这门课的教学效果，必须培养一支能够长期致力于大学语文课教学的教师队伍，建立一支知识渊博、品德端正、勇于创新的教师队伍。而学校在教学、科研和师资培养方面要给予适度的政策倾斜。学校要成立专门的教学研究室，制定章程，划拨专项教研经费，配置基本教学设备，给年轻教师出去学习深造的机会。担任这门课的教师要具备丰富的知识、较强的口语表达与写作能力。大学语文教师应该比专业教师更加具有学者的风范、诗人的情怀。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努力地钻研学问，提高自身素质，切实关注大学语文教学动态。教研室要建立长期有效的帮带关系，帮助年轻教师树立信心。教学团队可以集体备课，发挥各位教师的智慧，在教材内容上有所拓展。总体来说，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是大学语文课能否取得素质教育成功的首要前提。

（二）准确定位课程教学目标，选择、编撰合适的教材

高职院校学生文化素质薄弱，院校要在课程教学中做好知识传授、情感熏陶和职业精神的培养。大学语文作为一门人文素质类基础学科，具有综合教育的功能。这一阶段语文教育的目标很明确，即在巩固语文基础工具性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综合素质。大学语文课程目标的定位直接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教材的选择。高职院校制定教学大纲时应依据大学语文课的性质，使之区别于中学语文。要认识到它不再是为了应试的必考课，不应看作是“高四语文”的延续，实质上它“将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有机地加以了统一”。工具性是指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日常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交流能力；人文性是指大学语文课应培育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精神素质；审美教育指语文应提高学生的审美情操、塑造美好的心灵。这三个方面是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基本体现，成为各个院校制定语文课教学大纲的依据。高职院校要根据大学语文的目标定位，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上做出积极调整。目前正式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有上百种之多，诸多的教材有按文学发展史顺序编的，也有按文体或作家顺序编的。当前被广泛使用的教材是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已印九版）。除此之外，各高职院校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自编教材也很多。自编教材名目繁多，依据标准也是各有特色，有按文体分类，有按文学史发展顺序来安排内容，也有按主题来编排内容。如我院教师自编的大学语文教材，按照不同主题遴选优秀文章，既有文学史知识的学习，也有能提高学生读写能力、口语交际表达能力的实践模块，还有话剧、相声、小品等艺术的介绍。此类教材编写符合自身院校的办学目标，因此这一做法现已在很多高职高专院校中展开，因为贴近学生实际，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采取多样的教学方法，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1.教师根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模块，让学生担当主角，实现教学互长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曾在他的“认知结构”理论中指出，学习是一种能力的建构过程，应积极培养学生本身能力的自信感，使教学过程中的学生成为一个“积极”的探索者。教师要采取方法鼓励学生发挥主动性，激发他们的兴趣，让学生活跃起来，参与到课堂中来。高职院校学生文化素质大多相对偏低，如何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对教师也是一种考验。针对这一教学环节，教师可以设计不同的话题，让学生组成不同的小组，发动每个小组成员进行讨论。对于那些平常不敢发言的同学，教师更应鼓励、引导，使他们敢于表达。还可以组织演讲练习，演讲的题目要契合学生的生活学习实际，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如“让梦想照进现实”、“中国梦，我的梦”、“凝聚正能量，绽放青春活力”等。演讲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热情，使他们年轻尚不成熟的心智得到升华，同时也是同学们之间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机会，能够极大增强他们的自信心。2.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技术增强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学模式以其丰富的信息内容和可感可视的教学效果深受师生喜爱。教师在制作教学课件时要去粗取精，以精要的文字表述，配以美的画面、图形，营造浓郁的文学情景，让学生体会美、感受美，唤起他们热爱母语、热爱民族文化的热情。在讲授诗词散文名篇时，适时播放配乐诗朗诵，如乔榛老师的《长恨歌》、濮存昕先生《相信未来》、《再别康桥》，可以增强学生的情感认知。在教学中笔者发现，一些学生很愿意尝试自己制作教学内容课件，尤其是师范类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对此教师要给予鼓励和帮助。3.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建设与大学语文课程相配套的校本教学资源在校园网上开通相应的学习网站，加强学生课外学习。在网站上制作教学资源库，栏目可以设为：知识链接、名师讲析、课外作业、课程动态等，学生可以方便、快捷地查找资料，进行学习。网上在线学习这种形式在一些示范类职业院校中已经得到开发与应用，用技术手段促进了教学内容的优质化、便利化，深受学生喜欢。也可成立网上文学社团或学习小组进行交流。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新型教育技术的使用带给学生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大量信息，也便于师生在课外进行教学互动。

（四）开设人文素质教育系列课程

“中国高等教育中传统文化传承有着伴之而生的历史，在建设和谐文化中更负有重任。高校的领导者与管理者应该有清晰的认识，并致力于培养可引导和谐文化建设的教员和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仅仅通过大学语文课显然不够，为此形成一个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学习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大学语文不能涵盖所有内容，因此可以开设历史、哲学、政治、思想品德等其他人文课程。如我院开设了唐诗宋词鉴赏、《四书五经》选读、明清小说、中外优秀抒情诗选读、草原文化、两性关系、影视欣赏、历代帝王史等延伸课程。也可以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开设一些系列讲座。形成体系的素质教育课可以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促使学生不断汲取新知识。

三、结语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是渗透在现代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无处不在的要素，是现代企业生存的灵魂所在，亦是企业创新和企业竞争力的源泉。本文从企业文化的背景、类型、特征、功能等几个方面，辨证的论述了现代企业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八字精炼概括“企业之魂，创新之源”。

一、引言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一种新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企业要真正步入市场，走出一条发展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使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就必须普及和深化企业文化建设。它与文教、科研、军事等组织的文化性质是不同的。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企业文化是一个不成功的企业，而一个成功的企业则一定有一套鲜明的企业文化。但这种文化不是死的，而是应该与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焕发生机。

曾经有企业从海尔公司把企业文化抄了回去，但并没有成功，对此张瑞敏的回答是：海尔企业文化分三个层次，最外层是物质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中间层是制度行为文化，如规章制度等；最深层的是海尔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而海尔的价值观就是两个字：创新。制度的东西可以学，但创新却无法模仿。而海尔集团于1995年收购青岛线星电厂后，没有投入资金，却救活了这条“休克鱼”，就是应用了海尔的企业文化。

由此可知，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所在，企业文化是企业无形的精神财富，它虽不能直接以货币来衡量，但优秀的企业文化却能带来企业财富的增殖。所以我们有必要把企业文化的产生及特征、功能等进行研究。

1.企业文化产生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教授泰伦斯·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艾伦·肯尼迪在长期的企业管理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他们在6个月的时间里，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写成了《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一书，该书是企业文化理论诞生的标志性著作，是第一部以“企业文化”命名的理论著作，提出了“杰出而成功的公司大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的论断。该书在1981年7月出版后，就成为最畅销的管理学著作。后又被评为本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的10本管理学专著之一，成为论述企业文化的经典之作。

2.五大流行企业文化类型

(1)“民生文化”。突出的特点便是十分注重文化意识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

(2)“松下文化”。松下公司在几十年的经营生涯中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制定了七大精神：充分表现了松下那种谦和、执着、一以贯之的朴实风格。

(3)“大庆文化”。大庆人艰苦创业、三老四严的精神，化作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强大力量。

(4)“索尼文化”。索尼的企业哲学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十分重视人的因素和民主作风，特别看重中层管理人员的作用，并设法淡化等级观念。另外，索尼人始终不满足现状，时时有“饥饿感”、“紧迫感”伴随，这可谓索尼文化的另一特色。

(5)“IBM文化“。IBM公司即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该公司的信条就是”IBM就意味着最佳服务“。因为他们懂得，优质服务是顾客最需要的。这不能不说是IBM公司多年来一直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

三、现代企业文化的一般特征

1.时代性

企业不但存在于一定社会条件这一空间环境中，而且同时也处在一定时间环境这一时代条件下。企业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生存与发展，企业的现象本身就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折射，所以，企业文化中必然反映出特定的时代精神，例如：20世纪50年代鞍钢的“孟泰精神”，60年代大庆的“铁人精神”和煤炭系统的“石圪节”精神，以及原大同矿务局的“特别能战斗”精神。

2.人文性

企业文化学说作为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管理发展中的新阶段、新思想，它高度重视对企业中人的因素的管理与激发，虽然如此做的终极目标在于企业价值的顺利实现，但这并不妨碍企业以开发人的潜能为切入点的管理模式为企业带来的巨大张力。将其视为企业生产经营诸要素的首要一条，以及其他一切管理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企业的成长与发展需求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需求在企业文化这个层面达到了完美的契合。企业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着力于以文化因素去挖掘企业的潜力，尊重和重视人的因素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3.民族和区域性

任何企业都必然存在于特定的国家、地理区域和民族聚居范围内。因此，企业文化总会受到特定国家历史、民族传统和区域习俗的影响，它们会从各方面给企业文化打自己的烙印，形成某种企业文化特定的区域特质。蒙牛企业文化概念是“草原文化”、海尔企业文化概念是“海文化”、九牧王企业文化概念是“长青林文化”……名不正则言不顺，企业文化概念的提炼是否恰当、是否独特也是企业文化与同行区隔的关键所在。

4.系统性

企业文化是一个整体有机系统，企业文化的各个构成要素以一定的结构形式排列，各个要素相对独立，各司其职。同时，企业文化又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严密有序的有机结合体，由企业内互相联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不同层次、不同部分结合而成。企业文化既然以企业价值实现为最终目标，那么就不可能不涉及到企业的战略规划；既然以人为本，那么就不可能不涉及到人力资源开发；既然是一种管理方法，那么就不可能不涉及到企业的管理制度……可以说，企业文化今天之所以被管理界推崇备至，与它的这一性质不无关系。

四、现代企业文化的功能

1.导向功能

企业文化能对企业整体和企业每个成员的价值取向及行为取向起引导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企业成员个体的思想行为起导向作用；二是对企业整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起导向作用。后者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良好的企业文化便员工潜移默化地接受本企业共同的价值观，人们在文化层面上结成一体，朝着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奋斗献身，这样，那些繁复琐悄的规章制度反而显得不怎么重要了。

2.约束功能

企业文化是无声的号令、无形的管制。企业文化对企业员工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作用。企业文化的约束不是制度式的硬约束，而是一种软约束。软约束产生的依据在于人的文化性和社会性，任何一个作为组织成员的人都有一种心理需要，那就是自觉服从基于组织的根本利益而确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员工在企业中的行为如果得到承认和赞许，就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与满足，相反，就会产生挫折感与失落感。这种约束会造成强大的使个体行为从众化的群体心理压力和动力，使企业成员产生心理共鸣，继而达到行为的自我控制。

3.凝聚功能

企业文化的凝聚功能是指当一种价值观被企业员工共同认可后，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下，员工们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产生出对本职工作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对本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员工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行为与整个企业联系起来，从而使企业产生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发挥出巨大的整体效应。

4.激励功能

企业文化具有使企业成员从内心产生一种高昂情绪和奋发进取精神的效应。企业文化把尊重人作为中心内容，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在一种“人人受重视，个个被尊重”的文化氛围中，每个人的贡献都会及时受到肯定、赞赏和褒奖，而不会被埋没。这样，员工就时时受到鼓舞，处处感到满意，有了极大的荣誉感和责任心，自觉地为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功而瞄准下一个目标。企业文化给员工多重需要的满足，并能对各种不合理的需要用它的软约束来调节。所以，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准则会形成强烈的使命感、持久的驱动力，成为员工自我激励的一把标尺。

5.辐射功能

企业文化是一团很好的酵母、一种热力强大的辐射源。所以当企业文化一旦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它不仅会在企业内部发挥作用，对本企业员工产生影响，而且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交往等）对社会产生影响。

综上而言，企业与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可以用企业之魂，创新之源来概括。可以借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企业是树，文化是根；企业是大厦，文化是地基；企业是躯体，文化是灵魂。”

参考文献：

[1]什么是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