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以此引领党的理论创新和各项事业创新的三十年。解放思想的最大成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解放思想之所以能不断推进并发挥巨大作用，是因为有科学理论作为锐利武器。其中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

一、实践标准

三十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在党和国家处于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开展的。一方面，1976年粉碎“”、逝世和1977年十一大宣布结束“”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拨乱反正，同心同德、聚精会神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党的主要领导人混淆思想科学体系与晚年错误的界限，主张“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所谓“两个凡是”，实质是以的是非为是非，搞“句句是真理”，抵制拨乱反正，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就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这个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关键在于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客观标准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评价的历史地位，判断党的理论路线，于是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旨在重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的权威，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且以此为总纲提挈全局，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非新的理论命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马克思说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恩格斯说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更是作过精辟而透彻的阐述，在《实践论》中写道：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即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强调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一些同志只因长期受个人迷信的影响和“句句是真理”的束缚，才会把它看作将导致“砍旗”的离经叛道。正如邓小平所言：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是违反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实践标准与权力标准、本本语录标准毫不相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在三十年前那个重大历史关头，“两个凡是”是最大最严重的思想禁锢，不予以冲破，一切无从谈起。而冲破这种禁锢，需要找到一个足以从根本上论证其谬误的有力武器，以大无畏的政治胆魄和理论勇气解放思想。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武器，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实践标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坚持思想科学体系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正视和批评晚年的错误；理直气壮地揭露和批判十年动乱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彻底否定“”；理直气壮地果断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坚决纠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路线；理直气壮地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作出实行全面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理直气壮地平反“”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解放数以千百万计受迫害的党员、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理直气壮地让一大批德高望重然而仍身负“走资派”罪名的老一辈革命家恢复工作，重新担当起领导重任；如此等等。总之，有赖于实践标准这个锐利武器，才能击中“两个凡是”的要害，使其丧失一切合理依据，彻底解除其思想武装。它在解放思想中立了大功，奏了奇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为在重大历史关头胜利实现伟大转折，为开启新的历史时期和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根本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

二、生产力标准

说的“社会的实践”，是指“千百万人民”的而不是个人或者少数人、部分人的实践，实践标准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结果”的标准。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由于形势、条件和任务不同，社会实践的内涵、要求和表现也有所不同。在革命时期，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其结果集中表现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使人民得以当家作主上。在和平年代，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是现代化建设，其结果集中表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上。由此决定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历史条件下，实践标准应集中体现为生产力标准。坚持实践标准，最重要的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坚持了生产力标准，也就从根本上坚持了实践标准。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演进和发展。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以及全部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从而把整个社会推向前进。生产力是推动一切社会向前发展的终极原因，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是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规律。人类历史上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依次更替，我国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现在我国之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来最终还要走向共产主义，说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所要求、所引起、所决定的。我们热心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热心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民主和法治、文明和和谐等等，首先应当热心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以前“左”倾思潮泛滥时，把革命的调子唱得很高，却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上，这是离开生产力而空谈革命，实质是否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如果说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确立了生产力标准的理论依据，那么列宁则遵循这些原理直接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表述，指出“生产力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这就是说，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和第一要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早论及生产力标准问题的是。他在1945年的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遗憾的是后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一个长时间中，未能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观点，考虑和处理问题往往不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立足点，相反，老是离开发展生产力而在变革（其实是拔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从阶级斗争中找出路，结果导致建设事业一波三折，历尽坎坷，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复阐述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全党把这作为考虑一切问题、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早在1978年9月，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1980年4月，又指出“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同年5月，更是鲜明地提出归根到底“生产力是否发展”，“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其后他在回答“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相继提出了三个含义一致只是表述稍有不同的重要论断：“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三种表述都把马克思主义最终落脚到发展生产力上。

根据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1987年十三大报告，进而系统深刻地阐发了生产力标准理论。报告针对过去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发生的偏差，针对人们长期以来对“什么叫社会主义”存在的误解，针对当时许多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怀疑，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强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宣布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实际上是从一个带根本性的方面说明了什么是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理论成果。

十三大以后，各地普遍开展了对生产力标准理论的学习和讨论，大大促进了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以生产力标准为总的原则和要求，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在现实生活中把它具体化为：坚持以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每一种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是否先进或者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根本尺度；坚持以能否使生产力发展起来及其发展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程度以至社会主义是否够格的根本尺度；坚持以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作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可行的根本尺度；坚持以实际上是否有助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衡量各项改革措施的得失成败的根本尺度；坚持以归根到底是否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作为衡量我们各条战线各项工作是否确有成效和价值的根本尺度。

总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生产力标准是根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我们掌握了它，就敢于和善于解放思想，就不会再陷入主观随意性，不会容许过去那套“左”的东西卷土重来，不会重蹈历史上在生产力落后条件下“跑步走向共产主义”的覆辙。这就是生产力标准理论的能量和威力之所在。

三、“三个有利于”标准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在生产力标准基础上提出著名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为正确解放思想进一步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

其一，“三个有利于”标准拓展和深化了生产力标准，赋予生产力标准以新的科学内涵。

十三大以后，生产力标准理论在解放思想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被误解、曲解和庸俗化的现象。例如有些人把它归结为产值、速度标准，而不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些人把它归结为赚钱、发财标准，而不问手段是否正当和效果是否有益；有些人把它归结为局部的小集团的利益标准，而不考虑社会的整体的利益；有些人把它归结为短期的眼前的利益标准，而不顾及长期的目标和长远的利益；等等。更有甚者，有些人离开在“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意义上这个前提，笼统地绝对化地把生产力标准说成是在任何领域内和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的标准，以至撇开一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因素，把它说成是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准。这说明需要引导人们对生产力标准理论有一个完整准确的理解，同时对这一理论作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使之更加严密、科学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尽管它的基础和核心仍是生产力标准，但是加上了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两条，不仅拓展了生产力标准的内容，而且指明了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深化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二是在“生产力”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词，在“综合国力”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词，表明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条件下谈论发展生产力问题的，而不是离开这个前提和条件一般地抽象地讲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如此，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决定的。这样就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政治标准统一起来了，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关系问题。三是加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条，表明我们是在符合人民利益的前提和条件下谈论发展生产力问题的，而不是离开这个前提和条件一般地抽象地讲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讲发展生产力，区别在于发展生产力的动因和结果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群众的解放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提法，深刻体现了马克思“生产力归人民所有”的思想，这样，就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了，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原则的关系问题。

我们需要运用生产力标准理论大胆地解放思想，更需要准确运用这一理论正确地解放思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有助于纠正对生产力标准的某些误解、曲解和庸俗化现象，使正确地解放思想有了科学的更为得力的理论武器。

其二，“三个有利于”标准制定了衡量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客观尺度，使我们摆脱“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

1989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波，接着国际共运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们党又处于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在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同时，“左”的观念有所回潮。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在如何深化改革特别是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使人们犹豫狐疑、首鼠两端，踯躅徘徊、趑趄不前。这实际上也是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应当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如既往地搞改革开放呢，还是改弦易辙，走封闭僵化的历史老路？邓小平南方谈话正是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回答人们思想上的迷惘和困惑，提供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客观标准的。

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业，怎样看待它的是非得失，有赖于科学态度和辩证思维。是非问题核心是改革开放方向道路的性质定位问题，得失问题实质是改革开放实践结果的价值评判问题。关于方向道路的性质定位，邓小平指出许多人思想不够解放，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紧接着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的标准”。这就告诉我们，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是正确的，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关于实践结果的价值评判，也要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依据，如果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是成功的，就要加以肯定并坚持下去；如果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是失当的，就要总结教训并及时纠正。这样，就在生产力标准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树立了衡量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客观标准。有了这一标准，我们就可以沿着正确的轨道进一步大大地解放思想了。

1997年十五大报告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在深化改革开放尤其是所有制改革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报告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两个“一切”作为所有制改革的总原则：“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对于我们继续消除“姓资姓社”的疑虑，并且进一步使思想从“姓私姓公”的抽象争论中解放出来，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和核心内容，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哲学基础；生产力标准是在新的实践中对实践标准的坚持和具体化；“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提升和完善，也是对实践标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挥。它们三者都是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刻顺应历史的呼唤而出，并且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重树实践标准使我们党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实现全面拨乱反正，为开创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理论体系，创设根本思想前提。确立生产力标准使我们党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种种空想的界限，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使我们党摆脱“姓资姓社”的纠缠，排除干扰一往无前地推进改革开放。它们都成为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在三十年来思想大解放中起到了无可估量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十七大号召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逐步解决这些特征所反映的一系列深层次的新矛盾新问题，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在继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充分运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武器，使之更充分地发挥引领、指导和推动作用，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振雄风，再铸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