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目前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哪里？这种利益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的方式与办法又有哪些呢？

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孙中山语）。就目前而言，就是要认真解决就业再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突出的问题。

概括地说，中国是一个资源过于短缺、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家，过去20年的经济高增长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增长。而往后资源和环境将更趋稀缺，在这样一种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的情况下，少数人占有更多资源必然使大多数人没有资源。实际上，城市二元结构和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已使人们在市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处于两极分化的困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护，其主要原因是少数人或者少数行业滥用公权力谋私谋利，利用公权力侵害群众的利益。比如教育的高收费、医疗收费的黑洞等都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又比如对农民利益剥夺的情况也相当严重。与中国的城市迅速扩张相伴随，在城市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城市发展，土地从农村获得，在体制和权力的交互作用下，大量土地进入了城市部门，土地的收益也流入了城市部门，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了房地产行业暴利的来源。而农民为城市的扩张提供着土地，也贡献着廉价劳动力，却很难随着城市一起发展。这些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之所以受到侵害，原因在于少数人利用制度的缺陷滥用公权力，把公权力当作谋私谋利的工具。因此，从根本上完善相关制度，对公权力进行严格的约束，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得以保护的关键。

关注民生，第一位的是就业问题。在未来若干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加上城镇新增人口、下岗需要再就业的人口，每年可达2500万，而近年城镇提供就业岗位最好的年份也就1000万个。假如这种格局得不到扭转，将形成规模巨大的贫困人口群体。中国产生高增长、低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体制转轨带来的结构性就业变动；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加快引起就业吸纳能力下降；有效的就业空间创造不足，减少就业机会；另外，劳动力流动性低也影响就业增加。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两个结构性偏差，一是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导致了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二是服务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偏低，加剧了高增长和低就业的结构扭曲现象。失业严重浪费生产力，造成精神打击，引起贫困，持续的失业会对社会秩序的公平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甚至导致犯罪，严重的失业还会造成公共权威的削弱、合法性的下降。如果说中国未来存在危机，它会来自于就业机会缺乏、失业形成大规模的城市贫困、加上收入差距拉大所形成的对社会反叛和仇视的底层人口和阶层。而我们习惯于用技术思维的方式来处理就业的问题，这是有害的。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如在搞基本建设工程时，应该考虑尽量用劳动力，少用机器。用劳动密集型投入转化成劳动者收入，收入转化成消费，消费拉动生产，以此带动良性循环。此外，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因为80％左右的劳动力是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就要求有适用于中小企业的投资工具。而实际上我们的政策倾向发展大企业，总是在观念上、政策上（金融体制很明显）歧视中小企业。

另外，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更多地向低收入者倾斜，也属刻不容缓。19世纪40年代的约翰·穆勒曾说：“只有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项重要目标。在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财产”，当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分享总产量的人数应该随之增加。尽管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已超越穆勒时代了，应当有条件在分配和再分配中给穷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中国政府决定从明年开始，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同时，还将大力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秩序，把农村卫生体系建设、城市社区卫生发展摆上突出的位置。这都是令人振奋的好事实事。

观察中国社会的稳定，要注意三个矛盾的演化，包括劳资关系的矛盾、国家和民间的矛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这三个矛盾都与民生有关。对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和谐发展，我们如果被问：“水质是突然恶化的吗？交通是突然拥塞的吗？健康是突然变坏的吗？婚姻是一下子变糟的吗？孩子是瞬间消沉的吗？治安是几天才混乱的吗？国家是猛地变弱的吗？企业是突然破产的吗？”（彼德·圣吉《第五项修炼》）我们该怎样回答？我们要学会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事件背后变化的形态，了解产生这些形态的原因。一言以蔽之，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切切实实更多地关注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