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家族企业是家族与企业的结合体，其行为会受到家族和企业两个层面因素的影响。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家族企业特征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产生的影响，采用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运用Prbit和Tobit回归分析方法，从家族与企业两个层面研究家族企业特征对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家族企业经济状况与慈善捐赠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经济实力、成立年数均与慈善捐赠显著正相关，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慈善捐赠负相关。本研究对于理解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背后的影响因素以及推动企业慈善捐赠助力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家族企业主特征；企业特征；慈善捐赠

近年来，家族企业慈善捐赠热情引起了学术界对家族企业慈善研究的关注。现有文献主要从家族涉入、制度环境、政治联系、企业规模方面进行研究。由此可见，现有文献较少关注家族企业特征包括家族企业主个人及家族的特征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家族企业是家族与企业的结合体，家族企业主的特征也会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因此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其行为会受到家族企业主以及组织两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家族企业主特征与企业特征变量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家族企业主特征与慈善捐赠。主要研究家族企业主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及宗教信仰因素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在年龄方面，年龄会影响一个人的背景和个人经历、价值观与行为偏好。年纪较大的家族企业主可能经历过或者亲眼看过改革开放前贫穷的日子，因为曾经亲身经历过，对于贫困生活深有体会，因此在自己富裕之后会考虑到帮助有需要的人群。另外，年龄大的家族企业主自己一手创办了企业，在企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得到政府与社会的帮助，其成功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制度的支持，因此对祖国政府更有认同感，对国家和社会充满感恩之心，在其取得成功之后更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回报社会、助力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此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年龄大的企业主已经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更多的是追求被尊重、名声与实现自我价值的高层次的需求，因此会更多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以期通过慈善塑造并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与地位。现有研究也显示年龄越大的企业家更多进行慈善捐赠，例如Dye（1980）研究表明年长者相对具有更高的慈善捐赠意愿和更多的慈善捐赠数额。对于家族企业主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家族企业取得成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更可能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提高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声誉，因此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在性别方面，Williams（2003）对1991～1994年间185家企业进行检验，发现董事会成员中女性董事比例越高的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也越高；Bear等（2010）通过对董事会性别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实力评级（其中包括慈善捐赠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女性董事会成员数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实力评级呈正相关关系；Mesch等（2011）研究认为，因为女性对他人的关爱程度更高、更富有同情心，因此在慈善捐赠额度与慈善捐赠行为方面比男性更多。也有报道认为，源自男女性格的不同，男性在捐款金额上较为慷慨，女性在捐款金额上稍显保守，但更愿意付出爱心。基于中国的家庭情况，我们认为中国女性秉持勤俭持家的观念，在捐赠额度上会更为保守，但是基于女性的关爱之心，在捐赠的可能性方面更大。在文化程度方面，更高的文化程度相应地会带来更高的道德责任担当，进而会更多地参与慈善事业。同时，企业主文化程度越高，对于企业制度的建设会越完善，越注重企业品牌的文化建设，因此会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从而塑造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品牌文化。Wilson和Musick（1997）研究认为，受教育水平越高者相对而言具有更高的慈善捐赠意愿与更高的捐赠额度。在宗教信仰方面，从对慈善的语源考中可看出，“慈善”本身包含了原始佛教的道德观。王文涛（2014）研究认为，慈善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3世纪前中期即三国、西晋时期的佛教经典著作中，其意在于表达诸如“教化、孝养、施舍等原始佛教之道德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慈善的释义为，“怀有仁爱之心为之慈；广行济困之举为之善。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困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从家族企业家的慈善实践中亦可看出，宗教信仰会对慈善捐赠产生影响。另外，宗教强调对他人的互助与友爱之情，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完全利己之心，佛教强调“自利利他”，即为自己的解脱而修行，同时要为救济一切众生而积极行善。Su等（2011）研究得出，有宗教信仰者相对而言具有更高慈善捐赠意愿与更多慈善捐赠金额。Bin与Edwards（2009）以463家皮特县参与救灾慈善捐赠的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管理者的社会资本（包括参与宗教活动）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正相关。在经济状况方面，更高的家庭收入可能暗示企业的经营越成功，因此有更多的经济财力进行慈善捐赠。另外，成功且富裕的家族企业家对社会更可能充满积极正面的情感，因为他们的富有是基于社会给予他们的更多的机会。因此，这些家族企业家更可能用他们个人及组织的资源进行慈善捐赠以“回报”社会。同时，更好的经济状况可能意味着企业主处于更高的社会阶层，因此会有更高的社会责任要求，所谓“位高则责任重”，相应会更多地承担企业慈善责任。基于上述的讨论，我们提出以下5个研究假设：H1a：家族企业主的年龄与慈善捐赠正相关H1b：男性家族企业主慈善捐赠额度更高H1c：家族企业主的文化程度与慈善捐赠正相关H1d：家族企业主的宗教信仰与慈善捐赠正相关H1e：家族企业主的经济状况与慈善捐赠正相关

（二）家庭企业特征与慈善捐赠。主要分析企业规模、企业经济实力、企业成立年数及资产负债率这四个因素。首先，家族企业的规模对慈善捐赠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规模越大的企业可见性越高，其行为受到社会公众监督的可能性也越大，对于家族企业主更甚，因为其背后还代表着企业主的整个家族，因此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压力和动力也会越大。例如，在2020年初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捐赠时，相对来说大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状况更受到公众的关注，大企业如果没有进行捐赠更容易受到公众的批判与指责。另一方面规模越大，企业可能拥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慈善捐赠中，而小规模的企业可能还需要为企业的生存与成长而忧虑，更为关注财务状况、经济绩效，无暇顾及社会绩效，因此在捐赠能力上更为欠缺。现有研究也支持企业规模越大捐赠越多的结论。例如，山立威等（2008）采用汶川地震后我国上市企业捐赠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捐赠金额也越高；陈宏辉和王鹏飞（2010）通过对273家广东省民营企业进行研究得出，大型企业比中小型企业更多地进行慈善捐赠；叶艳和李孔岳（2017）研究认为，企业根据其规模实力履行企业慈善责任，结果显示企业规模越大，其慈善捐赠强度也越大；而Useem（1988）甚至断言，在企业慈善捐赠的众多影响因素中，企业规模最为重要，对于大企业而言，不管其利润效益如何，都似乎更多地进行慈善捐赠。其次，在企业的经济实力方面，企业的经济实力为慈善捐赠奠定物质基础，使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参与慈善事业。因此，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行为还与该企业经济实力相对应。相关研究显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符合经济学理性假说，企业绩效越好，企业慈善捐赠额度以及捐赠额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也越高。例如，Johnson（1966）研究指出，企业税前利润是慈善捐赠最主要的影响因素；Useem（1988）探析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市场驱动因素得出，企业净收入越多则慈善捐赠也越多；山立威等（2008）研究认为，企业资产收益率与捐赠额度以及捐赠额度占收入的比重显著正相关；梁建等（2010）对我国民营企业进行探究，得出企业绩效表现越好参与慈善捐赠越多的结论；Zhang等（2010）研究也显示，企业收益率与慈善捐赠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再次，在企业成立年数方面，成立时间越长的企业可能受到公众与媒体的关注度越高，因此会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表现。企业成立时间越长，说明企业已经渡过了风险大、生存性弱、抵抗力差的初创期，进入平稳期或者快速发展的阶段，因此有充足的资金和精力顾及除企业生存以外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同时，企业成立年数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企业拥有更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此历史越悠久的企业可能更愿意承担应有的社会慈善责任。最后，在资产负债率方面，现有文献得出的结论各异。例如，Navarro等（1988）研究认为，企业资产负债率对慈善捐赠行为具有负面影响；Brown等（2006）研究指出，与债权人的监督假设一致，资产负债率越高，建立慈善基金会的可能性越小，企业慈善捐赠额度也越少。但是相反的，高勇强等（2011）对我国民营企业进行研究，得出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越有可能参与慈善捐赠的结论；山立威等（2008）研究也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在捐赠总额占收入比例方面显著更高，同时指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越高，因此期待通过参与慈善捐赠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从而促进企业外部融资；朱迎春（2010）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对慈善捐赠没有显著影响。我们认为，资产负债率反映了在企业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负债进行筹资的，对家族企业而言，企业主更多考虑的是企业的安全与长久经营，因此为保存财富，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捐赠额度会越低。除此之外，资产负债率越高，债权人承担的风险越大，受到债权人的监督越大，因此更不可能将企业资金用于慈善捐赠。基于上述的讨论，我们提出以下4个研究假设：H2a：家族企业的规模与慈善捐赠正相关H2b：家族企业的经济实力与慈善捐赠正相关H2c：家族企业成立年数与慈善捐赠正相关H2d：家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慈善捐赠负相关

二、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0年进行的两年一次的全国民（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该项调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与全国工商联领导，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牵头，并联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进行。此调查范围涵盖我国境内的31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各行业和各种规模的私营企业，因此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对于家族企业的样本选取，采用《中国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即个人及其家族成员在企业股权总额中所占比例为50%及以上的企业，根据这一标准，剔除未披露持股信息的企业，提取出的家族企业样本数为3，286家，占私营企业有效样本的比重为85.4%。再根据研究需要剔除缺失值、存在异常值以及信息不完整的样本，最后进入分析的企业样本总数是1，670家。

（二）变量定义。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表1）1、因变量：慈善捐赠。参照陈凌和陈华丽（2014a），把慈善捐赠分为捐赠行为和捐赠额度两个方面。捐赠行为Ddona，2009年企业主捐赠额度大于0元，则Ddona编码为1，等于0元，则Ddona编码为0；捐赠额度采用企业主实际捐赠金额取自然对数。2、家族企业主特征变量。包括企业主性别gender，企业主年龄age，文化程度edu，宗教信仰belief，企业主经济状况income用全家总收入来衡量。3、企业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经济实力，用资产收益率ROA衡量；企业成立年数history是企业从注册成立到2009年的年数；资产负债率dar。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在1，670家样本企业中，77.8%的企业进行了慈善捐赠；家族企业主平均年龄为46岁，85.1%的企业主是男性，企业主文化程度多为高中、大专；21.3%的企业主有宗教信仰，比例较低；企业主经济状况的标准差为74.871，差异很大；企业成立年数平均为9年。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显示，家族企业主特征变量中，企业主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企业主经济状况均与慈善捐赠正相关；企业特征变量中，企业总资产规模、企业成立年数与慈善捐赠正相关。在解释变量内部有些变量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大，最大不超过0.5，说明解释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大。（表2）

（二）回归分析结果。为了检验前述分析得出的假设，以捐赠行为Ddona为因变量做Probit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模型1所示。从中可看出，家族企业主特征变量中，企业主年龄对捐赠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企业主性别与慈善捐赠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企业主文化程度对捐赠行为的影响也不显著，宗教信仰对捐赠行为也没有影响，企业主经济状况与捐赠行为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003，p<0.01）；企业特征变量中，企业规模与捐赠行为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129，p<0.01），企业经济实力与捐赠行为相关关系不显著，企业成立年数与捐赠行为也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042，p<0.01），资产负债率与捐赠行为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471，p<0.01）。（表3）表3模型2展示了以捐赠额度Lndona为因变量的实证检验结果。从中可知，家族企业主特征变量中，家族企业主年龄、性别与捐赠额度相关关系不显著，文化程度与捐赠额度负相关，宗教信仰与捐赠额度正相关（系数为0.256，p<0.05），企业主经济状况对捐赠额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003，p<0.01）；企业特征变量中，企业规模与捐赠额度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518，p<0.01），企业经济实力与捐赠额度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113，p<0.05），企业成立年数与捐赠额度也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048，p<0.01），资产负债率与捐赠额度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454，p<0.05）。综合Probit与Tobit回归分析结果，家族企业主特征中，假设H1a、H1b与H1c没有获得支持，假设H1d、H1e成立，说明家族企业主的经济状况越好，不仅捐赠可能性越大而且捐赠额度也更高，家族企业主的宗教信仰与捐赠可能性没有关系，与捐赠额度正相关；企业特征变量中，假设H2a、H2b、H2c与H2d均得到支持，说明资产规模越大、成立年数越久的企业越可能进行捐赠，且捐赠额度也越高，企业经济实力越好捐赠额度也越高，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捐赠可能性越小，且捐赠额度越少。

四、结论

民营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助力脱贫攻坚，本文以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为样本，从家族企业主和企业两个层面研究了家族企业特征因素对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表明，家族企业主宗教信仰与企业捐赠可能性没有关系，企业主经济状况与捐赠行为、捐赠额度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成立年数均与捐赠行为、捐赠额度显著正相关，企业经济实力与捐赠额度正相关，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捐赠行为、捐赠额度负相关。因此，企业主经济条件越好、规模越大、历史越悠久、盈利能力越强、资产负债率越低的家族企业越多地进行慈善捐赠。

作者:陈华丽 张燕 单位:江苏开放大学商学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