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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哲学论文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路径的可能性

罗素曾经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2]作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交流通过对异域教育资源多种形式的利用,能够对国内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由于教育交流的形式多样,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考察以对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成果的译介为目的的隐蔽式教育交流的影响。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之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其可能性取决于如下三个条件:1.国内教育学科的发展陷入困境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逐步陷入困境。“”前,受前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我们对近代以来形成的各门教育学科进行改造,只留下了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少数领域,其他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等被取消。“”爆发后,教育研究更遭灭顶之灾,教育学成了“语录汇编”,外国教育史被视为“毒草”,中国教育史被斥为封建主义的“黑货”,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也被取消,“教育学科濒临绝境”[3],形同废墟。但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展开,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教育实践的变革呼唤理论指导,教育学科的重建势在必行。2.国外教育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国内教育学科面临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学科在国外得到了蓬勃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夸美纽斯、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单数”形式的教育学逐步解体,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统计学以及教学论等分支学科产生,教育学“复数化”。二战以后,社会变革加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高度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教育学科继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新的教育理论如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终身教育思想、全民教育思想等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教育未来学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纷纷产生;在教育自身领域,高等教育学、职业教育学、课程论、德育论等相继独立。这样,教育学科“形成为有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特的、有50门之多的科学学科群”[4]。3.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打开由于政治的原因,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在对外教育交流领域执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主要同前苏联以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交流,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闭政策。因此,前苏联的教育理论对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中苏交恶以及的爆发,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几乎完全关闭,研究和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已不可能,这使得我们对世界教育学科的发展隔膜甚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尘封多年的国门打开,出国留学迅速扩大,多边及双边教育交流频繁,全方位对外教育交流局面逐步形成,国外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成果得以大量引进国内。在此背景下,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成为可能。上述三个条件决定了隐蔽式的教育交流能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

(二)教育交流为教育学科的重建蓄积了丰富的外部思想资源

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路径,主要是经由译介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提供外部思想资源实现的。要在废墟上重建教育学科,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教育学科发展经验是学者们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初,在《教育研究》编辑部举行的“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教育科学”的座谈会上,学者们纷纷提出:繁荣教育科学首先就要放眼世界,了解国外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新的教育科学体系,发展了许多新的教育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工艺学、教育环境学、学校管理学”,但“我们缺乏对七八十年代世界教育科学理论方面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的了解”[5],一些新兴的教育学科“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系统的科学著作,就是有分量的论文也不多见”,因此,“对一些新兴教育学科的研究,则要解放思想,敢于引进,善于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创造性的研究和应用”[6]。为此,当时主要的教育刊物以及一些教育专著纷纷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发展资料,为国内教育学科的重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域外思想资源。此处拟简略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时期———《教育研究》等主要教育刊物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发展资料的情况,展示教育交流为国内教育学科重建蓄积外部思想资源的状况。

1.《教育研究》对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介绍

《教育研究》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权威性刊物,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创刊于1979年,正当我国当代教育学科重建的关键时期。创刊伊始就将开展教育交流、研究国外教育作为宗旨之一。在创刊号的《编者的话》中,编者明确提出:“我们要推动教育科学前进,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并使教育研究本身现代化,就必须打开关闭多年的门窗,流通流通空气,让外边的风吹进来。”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该刊发表了不少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发展的资料。据初步统计,1979年至1985年,《教育研究》共发表了13篇有关国外教育学科发展的论文,分别介绍了国外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情况。如1979年第3期,发表了张人杰的《教育科学中的几个新领域》,文章指出:“国外的教育科学,也已经突破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史、各科教材教法以及比较教育这一传统框架。就我们视野所及,近年来还有教育经济学、教育工艺学、教育人类学、教育未来学等。即便有些领域,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由来已久,但近年来已有新的发展,国内除了偶有几本译著外,对此几乎不闻不问。”[7]作者在文中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国外教育工艺学、教育未来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状况。有学者统计,从1979年到1987年,在《教育研究》所刊发的论文中,涉及到众多新的教育分支学科,包括: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工艺学、教育工程学、教育法学、教育评价学、教育卫生学、教育未来学、比较教育学、学科教育学、教育文化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教育语言学等[8]。这表明《教育研究》在研究、介绍新的教育学科方面,视野开阔,蓄积了大量的思想资源。

2.其他刊物对国外教育学科的译介

除了《教育研究》以外,其他的教育刊物尤其是以研究介绍国外教育为宗旨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文章。据笔者对当时的《外国教育》、《外国教育资料》、《外国教育动态》等三种主要研究国外教育的刊物所作的统计,1978年到1985年间,三种刊物共发表了39篇有关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情况的文章,涉及多个教育学科领域,包括:(1)介绍国外教育社会学的10篇。如:新堀通也著、钟启泉译的《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外国教育资料》1979年第3期);吴小平的《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概述》(《外国教育动态》1985年第6期)。(2)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9篇。如:梁忠义的《西方教育经济学述评》(《外国教育》1981年第5期)。(3)介绍国外教育哲学的5篇。如:R.D.范斯科特等著、蔡振生译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外国教育动态》1980年第6期)。(4)介绍国外比较教育学的6篇。如:朱勃的《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外国教育动态》1981年第4期);吴文侃的《比较教育学和它的研究方法》(《外国教育》1981年第1期)。(5)介绍国外教育工艺学的2篇。如:高列夫译的《教育工艺学的课题与实践》(《外国教育》1980年第1期)。(6)介绍国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未来学的各1篇。如:吴小平的《西方教育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外国教育动态》1984年第2期);刘范等的《国外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外国教育》1981年第2期);周南照的《西方“教育未来学”述评》(《外国教育》1983年第4期)。(7)其他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文章4篇。如:托斯顿•胡森著、求实译的《最近二十五年教育理论概观》(《外国教育》1980年第4期)。可见,以《教育研究》等教育刊物为阵地,通过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为我国教育学科的重建积蓄了大量的域外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在我们缺少对国外教育学科发展的了解而又急需重建我们的教育学科的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对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的文本考察窥见一斑。

二、教育哲学重建的教育交流路径

(一)我国教育哲学的重建

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西方。1886年,美国教育家布莱克特(A.C.Brackett)将德国教育家罗森克兰兹(J.K.F.Rosenkcranz)的《教育学的体系》(1848年)译成英文,易名为《教育哲学》,标志教育哲学诞生。在我国,杜威1919年来华讲演后,“教育哲学”一时成为“显学”,高校普遍开设教育哲学课程;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编撰自己的教育哲学著作,教育哲学得到初步发展。1949年后,由于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我国高校教育哲学课遂告取消。当然,有关教育哲学的探讨并未完全放弃,比如,196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白恩斯(H.W.Burns)和白劳纳(C.J.Branuer)合编、瞿菊农译的《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一书,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内部发行”资料。不过,总的来看,在“”结束以前,我国的教育哲学实际上处于停废状态。我国当代教育哲学的重建始于70年代末。1978年,教育部修订高师教育系课程计划,选修课中列入了教育哲学课程。1979年,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学者们提出了重新开设“教育哲学”的建议。从1980年开始,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陆续重开教育哲学课。在教材建设方面,1982年,黄济编著出版的《教育哲学初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教育哲学著作。此后,更多专著不断面世,我国教育哲学得到恢复和发展。

(二)教育哲学重建的教育交流路径透视

1.教育交流对国外教育哲学发展资源的蓄积

由于1949年以后的30年间,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基本被取消,对国外教育哲学的发展又缺乏了解,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吸收和借鉴国外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是恢复和发展教育哲学的有效途径。为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报刊杂志刊发介绍国外教育哲学的论文,有关国外教育哲学的论著也陆续出版。论文已如上面所介绍,在著作出版方面,如: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陈友松主编《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罗伯特•梅逊著、陆有铨译《当代西方教育理论》(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等。通过论文和专著,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为教育哲学的重建提供了外部资源,奠定了影响教育哲学重建的坚实基础。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我国教育哲学的文本分析加以证明。

2.国外教育哲学的资料成为我国教育哲学文本写作的重要内容

检视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教育哲学著作,国外教育哲学的发展历史无一例外地成为文本写作的重要内容。(1)黄济编著的《教育哲学初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章“绪论”对教育哲学在国外的产生以及“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流派”进行了简介,作者还将乔治•奈勒(GeorgeF.Kneller)的《教育哲学导论》(《Introductiontothephi-losophyofEducation》,1967)中的部分内容以《现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简介》为题收为附录,介绍了现代西方主要的教育哲学流派。(2)傅统先、张文郁著的《教育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导论”对教育哲学在西方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了简单介绍,第三编以“当代西方教育哲学的新发展”为题,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教育哲学发展的新趋势,评介了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等教育哲学流派的基本观点。

3.国外教育资源为我国教育哲学研究提供了思考的路径

这一点可以从教育哲学著作注释中的国外文献引用情况进行分析:(1)黄济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213处注释,国外文献有60处,占28%。外国文献比例虽然不太高,但作者在文本中对教育职能、人的发展、教育目的、知识与教学、道德与德育、美学和美育等教育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都立足于评介国外的相关主张之上。(2)傅统先、张文郁著《教育哲学》,全书共有278处注释,国外资料123处,占44%。另外,在每章后面所列参考书中也包含大量国外教育文献,如:伯克(CliveBeck)的《教育哲学与理论》,杜威的《价值论》、《教育中的道德原理》,柯尔伯格和梅耶的《发展是教育的目的》,赞科夫的《和教师谈话》、《教学与发展》,皮亚杰的《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奥苏伯尔的《教育心理学》,加涅的《学习的条件》,布鲁纳的《教育过程》等。注释或参考文献大量引用国外教育资料,这表明国外教育资源成为作者思考教育哲学问题的路径之一。

4.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体例受到国外教育哲学研究的启发

以黄济编著的《教育哲学初稿》(1982年版)为例,作者通过考察国外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体系后,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

(1)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

为了明确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作者首先考察了国外的四种观点:第一,德国的泡耳生(Paulsen)、克里克(Krieck)以及美国的巴格莱等认为教育哲学是综合教育科学的知识而成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学问;第二,德国的梅瑟耳(Messer)、波德(B.H.Bode)等认为教育哲学是根据价值论来讨论教育价值的学问;第三,德贺夫(DeHover)等认为教育哲学是从哲学的观点论教育,更从教育的观点论哲学的学问;第四,奈勒认为教育哲学是寻求从总体上去了解教育,并协调各个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分歧很大,共同点是把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当作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在分析国外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各种观点后,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作一些根本的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9]。作者的这一结论,当然不是对国外观点的照搬,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域外观点的不同程度的吸纳与借鉴。

(2)教育哲学研究体例的确立

作者首先对国外教育哲学研究的两种体例进行分析:第一类,以讲教育哲学流派为主,讲流派时兼讲教育中的主要问题;第二类,以讲教育中的根本问题为主,讲问题时兼述各个教育哲学流派的主张。第二类又分为两种:一是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而论及教育;二是从教育的基本问题出发上升到哲学,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价值、课程与教材、教学法等根本问题,提到哲学高度加以分析,如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就系此类体系。在进行上述考察后,作者明确提出:“我们也主张采用第二种体系,就是从教育的基本问题出发,提到哲学的高度,从方法论上去做一些根本的探讨。”[9]为此,作者提出《教育哲学初稿》要讨论教育的社会职能、人的发展与教育、教育目的论、知识论和教学、道德论和道德教育、美和美育等基本问题。在此,作者有关教育哲学研究体例的确立无疑受到了国外教育哲学的启发。对教育哲学的简单文本分析可以肯定:隐蔽式的教育交流通过引进国外教育哲学的相关资料,在我国当代教育哲学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教育哲学研究领域,国外教育因素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致有学者批评我国的教育哲学“引进介绍国外的东西多,体现中国特色的研究少”,因此,更“应该立足于我们今天的时代,从现代化建设对人的发展需求出发,以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为目标,去进行理论的创新和探索”[10]。

三、教育经济学建立的教育交流路径

(一)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建立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教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教育如何适应并促进经济建设的要求为教育经济学的生长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在此背景下,通过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译介,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国内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共同体逐步形成库恩(ThomasSammalKuhn)认为: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community)“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培养自己的接班人”[11]。共同体是科学知识增长和科学革命的基础。在我国教育经济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教育经济研究会筹备组成立;1980年9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召开教育经济学研究交流会;1984年10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宣告正式成立,初步搭建了库恩意义上的共同体,成为教育经济学建立的重要标志。2.教育经济学研究专著出版教育经济学研究专著出版是该学科建立的又一重要标志。1982年,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筹备组出版我国当代第一本《教育经济学论文集》。1983年,杨葆火昆等编写的《教育经济学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是我国当代第一本教育经济学专著。据统计,1980年到1992年,我国学者编撰写作的教育经济学专著达30余部[3]。1992年后,又有一批教育经济学著作陆续出版。主要有:厉以宁著《教育经济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王善迈主编《教育经济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靳希斌编著《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范先佐著《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等等。共同体形成、专著出版,表明教育经济学在我国初步建立。回顾我国教育经济学科的建设之路,教育交流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教育交流对国外教育经济学资源的蓄积

由于教育经济学是在国外首先发展起来的,因此,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成果是建设我国教育经济学的重要途径。1978年7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教育经济学》,率先介绍西方教育经济学。此后,报刊杂志相继刊发有关国外教育经济学的文章,影响较大的如:厉以宁的《技术教育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邱渊的《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教育研究(丛刊)》,1979年12月)。前者所提供的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成为当时国内学者论证教育与经济关系的重要依据;后者则首次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教育经济学科的发展历史,提出了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体系的初步意见,明确主张“引进国外有关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资料,通过分析,设法掌握其中的基本经验,并尝试提出改进研究方法的意见,作为我国教育实践问题的参考———可能是大有裨益的”[12]。除了论文介绍,翻译出版西方教育经济学著作,是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又一途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教育经济学著作。重要的如:日本文部省调查局编、梁忠义译的《日本的经济发展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希恩著、郑伊雍译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舒尔茨著、曹延亭译的《教育的经济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E.科恩著、王玉昆等译的《教育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舒尔茨著、蒋斌等译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经济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1990);MartinCarnoy著、闵维方等译的《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等等。通过刊物介绍、译著出版等方式,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将国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引进国内,为教育经济学的建立蓄积了丰富的外部思想资源,提供了影响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可能性。

(三)教育交流对我国教育经济学建设影响力的文本考察

为分析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对我国教育经济学建设的影响,本文以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为个案进行文本分析。邱渊是国内较早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学者,他于1979年发表的《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是国内第一篇系统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论文。因此,教育交流通过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从而一定程度地影响到他所著的《教育经济学导论》是可以理解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注释大量引用国外教育经济学文献从该书的注释来看,隐蔽式教育交流的作用明显。全书共有注释174处,其中,引用国外教育经济学的资料96处,其他国外资料30处,国内文献资料48处,国外教育经济学的资料占注释的55%。另外,作者在该书每一章后都列有阅读参考文献,这既可以看作是作者向读者推荐的延伸阅读书目,也可以看成是影响作者写作的思考路径。从所列阅读参考文献来看,国内的著作或论文25种,国外的文献资料56种。可见,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对作者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国内文献。2.国外教育经济学资料成为著作的重要内容有关国外教育经济学发展的资料成为该书文本写作的内容。如:第一章“绪论”,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以及主要教育经济学著作进行述介;作者还将《国外本学科综述性著作内容大纲选录》、《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及近况》作为该书的“附录”。3.文本结构受到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启发该书共12章,除“绪论”外,分别是:“教育的人力资源和实物资源”、“教育资源的财力条件”、“教育结构的经济效能(上、下)”、“教育的经济效力”、“教育的经济效用”、“教育成效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教育成效的分配和影响”、“教育成效与教育投资的比较”、“教育发展计划及其编制”。上述主题,主要围绕教育的资源、教育的效能、教育的效用、教育计划等展开。这种结构作者是怎样构思出来的呢?首先应该肯定,作者结合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所作的独立思考,是上述研究结构提出的主要路径。同时,国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证据有二:(1)作者在该书的“附录”中,列举了8种国外教育经济学著作的体例结构,以资比较。这种以附录形式出现的对国外教育经济学著作体例的不厌其烦的介绍,除了为读者提供广阔的域外视野外,也在不经意间为该书体例的合理性进行无言的辩护。(2)该书的上述结构,在作者1979年发表的《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及现状》一文中已基本确立。此文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文章,作者当时就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构十分关注。他仔细介绍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教育与经济》的结构、韦锥(J.E.Vaizey)为泛英大百科全书所写的“教育经济学”词条的结构、苏联教育界对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意见。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分析,他主张“在目前的研究过程上,不妨就以上的代表性材料,从求大同存小异中,看出目前比较公认的教育经济学的大致内容”。为此,他提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构应该包括:教育的经济条件、教育的经济效能、教育的经济成就以及教育计划[12]。可以清楚地看到,邱渊在《教育经济学导论》中所采用的结构,同他在论文中的主张如出一辙,其思想渊源不证自明。注释中大量引用国外教育经济学资料、文本写作中嵌入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内容、文本的研究结构受启于国外教育经济学的体例,这表明,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对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统计分析;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进一步的深化,在科学研究领域,我国的各个学科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对于科学的研究必须要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对于科研的历史加以总结和回顾,然后再对当前科学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之上对于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加以制定。当前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取得了清晰的认识,制订了一系列继续研究的有效策略,以期能够在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把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不断向前推进。

一、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现状

1.研究背景

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科学技术领域也一直处在中高速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之中,并且当前的发展模式较之于前几个世纪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这个概念是在近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在科学技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才产生了科学技术哲学这门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产生于20世纪,但是这一学科的出现对于后来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言,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我国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机遇,科学研究也必须要对于过去进行有效的反思,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通过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不断研究和现状分析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客观、全面、及时的了解。通过对主要涉及科学哲学领域的核心期刊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相关成果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

3.已有的科研成果研究及其评价

通过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我国也产生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著作,比如说《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等,在本文的研究之中,对于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和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概括和总结,并对相关各个领域的研究发展现状以及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的进行分析和统计,对于近些年来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定的总结。研究这些已有的成果是一种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对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的分析,才能够对于前人研究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加以总结和分析,从而为将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以山西大学为例,他们通过对于相关期刊的研究,统计分析了在科学技术与哲学领域研究者的一些基本情况和相关研究情况,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评述,指出了这些研究中所存在的弊端。

4.研究方法

第一,比较研究法:通过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比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鉴前人研究的经验,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明确的方向。第二,个体访谈法: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相关研究人员进行采访,因为他们从事该方面的研究,所以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现状往往更为了解,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第三,网络调查法:网络调查法是通过对于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通过丰富的互联网资源来获取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且获得相应的数据。第四,文献法:依据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鉴定、查阅等工作,对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采取的研究方向、解决的问题、存在问题等进行了一定的了解,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

二、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回顾

1.以科学为本的发展时期

在以科学文本发展阶段,提出了以民生和科学为主的新文化运动科学,对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发展中体现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进行了研究,在这一阶段先被看成反迷信、反盲从等思想方式,然后有了提倡科学和关心思想文化问题的陈独秀、丁文江、胡适等人,大力宣传科学世界观,使人们充分认识了实证主义哲学,逐步形成了以科学为本的思想。

2.多学派互相竞争的发展阶段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涌现了很多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学者,例如主张唯物史观的陈独秀、主张科学观的胡适等等,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局面。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发行了大量关于科学启蒙性的科技哲学类作品,如1934年张少良《科学导论》、1931年胡明复《科学方法》、1940年汪敬熙《科学的方法论》等。其次,出现了西方科技哲学的翻译著作,代表人物有汤姆生、秦斯、皮尔生、德尔柏、柏尔纳等,他们发行了很多有关科学方面的哲学的专著,宣传了他们对科学的看法与思想。除此之外,严复侧重于对科学哲学的专业性进行了探讨,但是中国缺乏专一的具有逻辑和科学方法的深度研究,但薛岳霖推进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他极为深刻的批判了主观论和操作主义,同时自然辩证法不断的传播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以唯物史观派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一方面对于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进行的翻译并出版,例如,在三四十年代《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出版经历了八次印刷,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学术性活动得到开展。比如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成立的专门的研究团队1940年由“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小组。

3.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历史情况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科学哲学以及中方传统哲学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的长足的发展,其中自然辩证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发展十分之快,这就催生了后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观,这个发展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特定历史时期前的奠定基础阶段,这一时期提倡百家争鸣,在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初期以及苏联的学术运动当中,自然辩证法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1953年北大成功开启了有关自然辩证法的相关课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我国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畅想与探讨,使多方面力量参与到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中来、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院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出版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一时期在大学里有了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机构和课程。第二,曲折阶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科学的特点、历史、本质、规律等方面都遭到了极大的歪曲,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遭到破坏,但这并不能妨碍其发展,仍有一些优秀作品产生,如莫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等。第三,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自然辩证法作为国家技术发展长期规划的重点项目,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自然辩证法学科,确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基本内容理论框架。例如,有孙小孔等人编写的《自然辩证法讲义》、《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等陆续发行。形成了主要围绕科技生产力这一话题的理论探讨与学术研究,这些表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学科逐步形成。

4.快速发展时期及其国际化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相关理论知识传入中国,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的自身发展的互相影响,使中国科学哲学学科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我国从实际发展需要以及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将自然辩证法与我国实际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拥有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如,九十年代邱仁宗的《科学哲学引论》、舒炜光的《科学认识论》、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这些优秀作品针对我国特色的科学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评价,促进了国际交流与沟通,中国科技哲学逐渐走向了国际化道路。

三、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统计分析

1.科学技术哲学及论文概述

在新的发展时期当中,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体系开始了更加全面的快速发展。不再局限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而是在科技管理、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实用类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通过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以统计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当前发展现状得到反映,同时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的发展与推广还受到了来自于国家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论文类型方面,通过论文类型统计分析,对当前发展现状得到了深入了解,为下一阶段发展方向奠定基础。根据统计各种文献类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于自然辩证法的结合、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发展历史等方面,对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具有学术导向性;第二,自然辩证法理论和科学哲学,理论方面学术论文的刊用率,近年来一直维持稳中有升的趋势,可见我国对科学技术哲学重视程度,例如,西气东输、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工程方面的学术理论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我国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协调发展,处理好资源、环境、投资、效益、人材、资金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及其关系,更系统的、更自觉的、更科学的发展中国科学哲学。最后,在整个科学技术系统当中,科学史学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基础,是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所以科学技术史学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2.作者年龄状况浅析

通过对作者年龄情况的调查与统计,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相关研究学者在年龄方面的情况,对我国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有指导性作用。通过分析得知,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人材机构当中,既有中老年学者的深思熟虑,也有青年学者的创新突破,从而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学术发展局面。通过研究年龄组成对充分利用和发挥不同年龄段的学者提供重要依据。由于人文科学是创新能力的问题,更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这是自然研究能够避免的环节。所以可看出人文科学的研究比自然科学研究的年龄段稍晚。近年来,国家增大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投入力度,整体上看作者平均年龄段趋于平稳,并有减小趋势。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作者年龄有较大区别不断变化,这些都取决于受教育状况,应该学会充分利用对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为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充分发挥和重视提供依据。

四、结语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在实现其方案的过程中,科亨坚决反对自普列汉诺夫以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同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在方法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科亨认为,马克思创立了世界历史理论、阶级社会理论和革命理论——这些理论值得认真研究。

科亨研究工作所起的示范作用鼓舞和启发了其他研究者的类似工作,这些研究者大都是(但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学者:例如J.罗默(美国经济学家)、J.埃尔斯特(挪威哲学家)、E.O.赖特(美国社会学家)、范帕里斯(比利时政治哲学家)、普泽沃斯基(波兰政治哲学家)、布伦纳(美国历史学家)和其他一些人。这些思想家组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学派:除了在极少的基本原则上保持一致,他们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他们至少为自己能够清晰地阐明论点、观点,以及能够采用公开的批评和争论方式而自豪。他们尽量避免使自己沉迷于那些经常被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模糊策略。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称自己的小组为“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no-bullshitMarxism)(由于每年会议的日期,该小组正式称为“九月小组”)。这个小组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征:一些成员(最明显的是范帕里斯)从未声称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下文中,首先,我将概述一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有深远意义的贡献: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罗默的阶级与剥削研究;其次,我将论述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和“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称呼是否恰当。最后,我讨论最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辩护和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详细设计(这种设计比他们最初的计划更远离了左派)。

科亨和历史理论

科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为之辩护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反对哲学批判主义。其核心内容是他对马克思关于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区分的坚持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性解释。

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有两大命题:即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发展命题告诉我们物质生产力具有不断发展的趋势,这里的物质生产力不但包括生产的物质方面而且(最重要地)包括科学技术知识。首要性命题认为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由其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明(反之则不成立)。科亨还分析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性质由社会生产关系来说明。

如果我们把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放在一起,并加以合理的想象——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上,不同的社会模式与之相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我们就会得到非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描绘。社会模式像外壳一样地保护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摆脱这些外壳并用新的模式来代替它们。

但是科亨清醒地意识到,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这种传统的历史描绘已受到人们的冷遇,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强大的反作用)这两个命题之间似乎相互矛盾。由于我们通常认为原因导致结果,因此,在许多分析学派的理论家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合逻辑且前后矛盾的。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科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运用的是功能性解释。正如生物学家用鸟的空心骨能够使其飞行来解释鸟具有空心骨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者也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

科亨援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引起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第一次大争论。J.埃尔斯特在一系列文章中声称如果马克思主义依靠功能性解释,那么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情况会更加糟糕。原则上埃尔斯特接受三种解释模式:原因解释是物理学的标准解释方式;目的解释涉及到人类个体的信念和欲望,是社会科学的常用解释方式;功能解释在生物学中经常使用。但为了使人能够接受(功能解释),埃尔斯特认为,功能解释必须用更多的规则和要素组成的“馈环”(feedbackloop)来加强。这种“馈环”可以由生物学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加上孟德尔的遗传学)提供,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没有发现类似的可行方法。埃尔斯特因此认为,必须放弃这种解释模式(至少是科亨辩护的模式)。

相反,科亨认为依靠功能解释辩护自己的观点是合理的,尽管没有人理解内在的原因(或目的)机制。例如,理性地确信生物趋利性的功能解释在达尔文和孟德尔之前已经补充了解释结构。其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设法通过勾画一个程序为科亨辩护,这个程序对社会现象所起的作用近似于自然选择对生物现象所起的作用。尤其是贝塔姆(ChristopherBertram)和卡林(AlanCarling)都认为历史上生产关系与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完全适应,可以通过经济压力和军事竞争来获得。

科亨关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许多方面也受到抨击,很多人认为他的发展命题没有说服力。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科亨把发展命题建立在处于物质匮乏境地的生产者个人的理性基础之上。在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发展命题暗含着超历史的理性解释,这种解释被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此后,科亨阐明和发展了他的观点:现在他不仅强调面对物质匮乏处境的个体生产者的技术创造力,而且强调对发展的最优生产关系的理性选择。尽管有益的社会模式能够促进生产发展这种阐释有意义,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亨的功能解释相一致,但是事实上行不通。根据科亨的理论,新社会关系的更有效性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然而这是极为不可能的。

罗默和剥削问题

埃尔斯特对科亨功能解释所作批判的核心部分在社会科学哲学中富有挑战性。埃尔斯特特别赞赏理性选择方法的使用和博弈论的应用。埃尔斯特自己的工作范围仅限于方法论,而把这些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约翰·罗默。在罗默早期的著作《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中,他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采用了非常数学化的新里查德式的重建。在其杰作《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简称《一般理论》)中,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重建。《一般理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宏观社会现象(如阶级)的描述建立在个人微观动机的基础上,并以这种方式提出整个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课题。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论在方法上既是反传统的,同时又是保守的(从其强调阶级方法的重要性而反对其他社会分层方法这一意义上来说)。

《一般理论》的大部分篇幅用于说明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概念是如何源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模型。罗默首先分析马克思的剥削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有没有剥削行为取决于有没有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他同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说明了承继关系的作用,即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人都为自己工作,并只需要用于维持生存的物品。他们只是通过在市场上相互交换其产品而发生相互作用——如果生产者以其所被赋予的不同的劳动力(labourpower)水平开始生产,那么就会出现剥削。这是因为富有的生产者有着更广泛的生产技术选择余地,因此,能够在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短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这些商品能够在市场上交换到相当数量的商品:如果社会生产的产品总量是平均分配的,那么,穷人比富人工作的时间更长。在进一步的例证中,罗默表明:在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和最初财富不均等的经济状况下,就会出现阶级;在这方面,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得到的是类似的结果;某些理论如劳动价值理论可以建立,但这是价格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剥削。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罗默在该书中的主要理论术语是他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这条原理表明,凡是出卖劳动力的当事人是被剥削者,凡是购买劳动力的当事人是剥削者。当事人是劳动雇佣者还是劳动出卖者由他们最初的财富决定。占有生产手段的不同决定了某人是雇佣劳动力的人还是出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剥削关系和阶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然而,当当事人具有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时,这种关系就将被打破。这就是罗默寻求比劳动理论更“一般”的剥削理论的原因之一。

但是建立一种适用于所有假设的剩余劳动的剥削理论的障碍并不在于从剩余劳动的转化形式这一意义上来定义剥削,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承认这种转化,但是他们否认由此而带来的道德谴责——剥削。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条件下不存在剥削,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交易中有所得。如果人们拒绝交易,而以他们自己的财产进行简单再生产,那么他们的情况将更加糟糕。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承认:经济关系以外的强制,使得某些人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如在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那儿确实存在着剥削。

《一般理论》的进一步成就是提供了一个总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马克思剥削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和新古典主义所涉及到的剥削问题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社会N,那么在这个较大的社会N内的群体S是被剥削的,那它当且仅当:

(1)存在着这样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我们假设为是可能的,根据这一选择,群体S的处境会比目前好;

(2)在这种选择下,S的补体,即N-S的群体S′将比目前状况恶化;

(3)S′对S是一种统治(剥削)关系。

条件(3)是一个社会学的条件,使得群体S′阻止这种假设选择的实现,因而导致对S的剥削。罗默声称他需要这个条件,(1)和(2)的不同类型并不包括异常的例子。罗默的模型(1)和(2)可以由经济体中当事人组成的各种群体的联合体来阐释。在一定的联合体中,一个群体有参与该经济联合体的选择,也有退出该经济联合体的选择。如果群体S退出该经济联合体后其成员生活更好,如果它的补体S′在S退出之后处境比原先恶化,那么在这种特殊的联合体中S就是被剥削群体。如果在联合体的规则下,某一群体被定性为是被剥削的,那么必然要求:不但在假设的选择条件下该群体的分配状况会更好,而且其补体会更差。因为在减少规模收益的经济联合体中,联合体的双方在选择情况下会做得更好。相反,如果有增加规模收益为特征的经济,在目前的安排下,两群体也会更好。如果一个群体被认为是被剥削的,那么肯定是有人剥削它。如何界定替代的情况?答案似乎有赖于罗默运用的抽象方法。在实践中,这种替代是通过财产关系得到界定的,即控制生产方式的权利。取代既成关系的选择,使人们能够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平等地获得非人力的生产手段仍然会形成剥削。在一种更抽象的水平上,问题就不那么清晰了。我们通过一个特征函数来说明游戏:定义特征函数V,对于每个群体S都有一个退出收益V(s)与之对应。罗默写道:“函数V可以界定这种情况:如某些观察家认为,若各群体选择游离于社会之外,那将是对他们的一种公正的安排。”但他接着说:“当然,存在着有意思但愚蠢的界定函数V的方式:我们的任务是界定特定函数使其囊括清楚明了的和有历史说服力的剥削类型。”

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认为社会秩序能够被任意推翻。相反,如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必定会给通过假设的替代情况来验证剥削的理论制造一些麻烦。罗默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假设一个群体从经济联合体中退出后,其激励结构保持不变。这时如果这个群体改善了自己的处境而它的补体处境恶化,那么可以说这个群体在退出前遭受着“社会必要”剥削。

在罗默看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必要剥削:动力机制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和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后不能保持起成员的激励结构,其结果是情况直接恶化,那么这个群体所受的剥削是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后开始有所改善,但很快因为可能缺乏技术革新的激励而落后于以前——尽管群体仍如以前一样努力工作,那么这个群体所受的剥削是动力机制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

在《一般理论》中,罗默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是他的两个最令人吃惊和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之一。这个原理表明剥削地位和阶级状况是系统相关的。当我们讨论联合体而不是阶级时,这种系统的联系便会消失。在罗默的《一般理论》中,对于那些能够从经济体中退出的群体可以进行任意的界定。如果我们乐意,我们可以把所有挑选的个体归入一个群体,在特定的游戏规则下,验证这个群体是否被剥削。起初,这种灵活性可能是一种优点,但更多的例子说明各种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例如,一个由所有工人和最富有的资本家组成的群体,如果该群体带着可转让财产的平均资本份额退出经济体,那么这个群体可能会证明被剥削。通过以特定方式划定界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当事人都是某些剥削群体和某些被剥削群体的成员。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理由认为以这种方法不能起到界定作用。游戏中的联合体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在其成员的利益上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因此,通过寻找共同利益对人们进行群体归类的方法是明智的。罗默著作中所假设的共同利益概念,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用阶级概念来表达的,界定阶级的方法是根据当事人是劳动力雇佣者还是劳动力出卖者(实际由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手段来决定)。尽管实际上罗默的群体概念似乎是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在剩余价值劳动理论的框架之外去把握这种群体划分方法,以此来解释剥削问题,罗默的分析框架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框架。

不管人们如何吹毛求疵地批评和反对罗默重新阐释马克思的阶级和剥削理论的做法,不容置疑地是,它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最有突破性的和最有创造力的成就之一。社会学家赖特在他的著作《阶级》中,运用罗默的“一般理论”对建立在被当事人群体支配的不同类型的财产(劳动力、资本所有权、技能、信用)基础上的现代社会阶级结构进行了截面(cross-cutting)分析。在一种新的更严密的框架下,赖特的分析具有表达准确的优势。在阿尔都塞的方法论内,他首先仔细研究的“相互矛盾的阶级位置”的问题。但如大量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样,这个表明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问题又再次被提出。罗默和赖特都曾非常典型地表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方法和解释却深刻地表明他们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确实,一旦这种分析的方法由罗默的规范结构转化为驾驭社会学的结构,就非常像韦伯以市场上不同集团剥削特定财产为基础的分析,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基于剩余价值掠夺而引起的冲突分析。

如果说科亨和罗默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的、并且具有创造性的贡献,那么我们也不能忽略普泽沃斯基的贡献。他的贡献在于他是惟一的真正试图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学者。他的研究集中于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民主制中寻求政治权力的窘境。他认为这些政党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选民的合理性追求降低了作为政治组织轴线的阶级的重要性,这样,这些政党就开始远离他们的核心选民。无论对普泽沃斯基观点的评价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中,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试图通过意识形态解释政治变革的本质:按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们往往被错误的意识所左右或被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所统治。普泽沃斯基能够用工人阶级追求自身利益来进行解释。

理性选择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如果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让作为对手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敌意甚至怀疑的地方,那就是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人的社会交往模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认为所有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在原则上只有以个人行为的方式才是可以理解的;理性人模型用经济理论制定包含假设的欲望和信念的个人行为模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结构主义或整体论所持有的观点:将社会基本单位解释为预先占有或决定个人选择的如国家、阶级或生产方式这样的超个人实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个人主义观点和方法论(技巧)的信念有时候与“Ronbinsonades”反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的猛烈抨击相似。这些观点清楚地表明:第一类观点关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科学的哲学体系中是否正确和理性人模式是不是一种恰当的分析工具的问题;第二类观点关心这些观点和方法是否能与冠之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相容的问题。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指出大量马克思所采用的例子,这些例子看起来非常像理性选择模型。例如,《资本论》中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就是一个通过个人理性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整体状况变差的经典例子。马克思讨论国家的一种方式表明,国家扮演着帮助资产阶级制服集体行为的角色:工厂立法一般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资本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趋向于损害工人们的身体健康。不但有这种分析的例子,而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作出了关于马克思方法的详细论述。这些论述表明,在原则上,它支持个人主义理性选择方法的应用。比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什么是社会,其形式究竟是什么?人们相互交往行为的产物”。但那些敌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快就指出,理性选择分析方法,被认为提供了这样一个情景,人们在这一情景下进行选择和考虑,并且正是社会的这些结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核心。换句话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常列举什么是最需要解释的。伍德特别热衷于坚持这一观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例举了被马克思本人矛盾使用的理性选择例子:即资本家的行为,这是所有能够进行这类解释的情景: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社会关系,这本身需要解释。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的答复是个体的行为及其发生的情景都需要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解释社会形式起源的理论,甚至先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理性选择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上毫无起色。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罗伯特·布伦纳的研究工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选择解释资本主义转变的范例(卡林做了一些使科亨的观点与布伦纳的观点相容的有趣的工作)。

但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们(或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应不应该赞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如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霍布斯的观点,认为社会现象可解释为个人的信念和欲望,这些信念和欲望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可排除的,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辩护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更温和的观点:完美的社会科学的解释应该表明任何宏观现象都产生于个人的行为(并不否认那些个人具有在社会中形成的欲望和信念)。这种观点可以看作否认自发的宏观现象,而不只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都意识到:总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错误地解释了正确的观点。虽然坚持研究社会事件需要个人主义基础是正确的,社会科学仍然研究社会类型。这些社会类型能够通过具有不同信仰、动机的个人的不同结合分别地得到实现,因此个人主义的还原主义方法并不能够解释这些类型。

无论如何,理性选择问题应当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中独立出来进行解决。这将可能是一个不带有理性选择理论成分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寻求双轨迹的策略:在现实中,他们通过罗默和普泽沃斯基的理性选择工具的成功运用,演示了马克思方案的主要特点可以由新古典经济学技巧的机智应用来阐明;在哲学上,他们“内部地”批判了理性选择方法论——这就是说他们不是从手中抛弃它,而是在对其保持同情的同时指出它的缺陷和缺点。埃尔斯特在这里走到了前列:他考虑到卡勒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的心理学发现和西蒙(HerbertSimon)提出的可选择的行为模型,通过理性选择理论把富有攻击性的反整体论和面对困难时的敏锐意识结合起来了。转向规范化

由于科亨、罗默、普泽沃斯基的创造性贡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开始分化。这是其主要成员继续进行的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首先我们来看看科亨:自《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后,科亨已经在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两本著作,并开始了对约翰·罗尔斯著作的批判。这些著作的第一本是《历史、劳动和自由》,它主要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的继续以及对该书批评的答复。第二本是《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这是一本标准的政治哲学著作,这本著作主要是与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进行商榷。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诺齐克对某种假设的最低限度的国家(aminimalstate)和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道德论证。在科亨看来,这种假设被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普遍加以接受。尤其是,科亨认为“自我所有”的思想潜在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剥削现象直觉认识的背后(工人被剥削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此,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他们最根本的假设形成于一个争论的基础,而这一基础不仅能够为共产主义、同样能够为市场和私有体制辩护。柯亨由此走向了否定自我所有原则,并且开始欣赏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观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但是,由于罗尔斯理论允许在正义社会结构中动机起一定的决定作用,柯亨近来的工作使得他对罗尔斯的欣赏日益变为不满。也许其悖论在于,这体现为他对罗尔斯整个理论结构中最“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抛弃:即罗尔斯在这一方法中所强调的社会结构对于个人的生活前景起决定作用的观点。

这儿不能够考察科亨思想演变的所有细节,重要的是强调科亨思想演变的主要构成是其哲学注意力从一系列问题到另一系列问题的转变,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核心的根本改变。写到这里,最重要的是指出:科亨现在关注的不是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政治学问题,而是澄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献身背后的核心价值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悔的事业。然而,核心价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词汇中表面上是难以确定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伦理学问题在历史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受压抑的方面(那种不敢道出的爱),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经常否认他们献身革命事业是建立在任何道德价值基础之上;第二,科亨的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哲学的规范化问题(特别是正义问题),与此同时,他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所有方法论的障碍。这就意味着在这场包括所有政治派别的分析的政治哲学家的广泛争论中,他现在是一个参与者了。在这个领域内,现在要清楚地说谁属于社会主义者谁属于平等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这些思想阵营是混乱的和相互渗透的。

在范帕里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进一步证明这种相互渗透性的证据。范帕里斯是“九月小组”的一员,但却从未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卡尔·马克思恰恰是影响其著作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在范帕里斯对社会科学哲学开始感兴趣以后,在此期间他用进化论解释社会科学,并以研究“基本收入”这个主题而著名。在与荷兰政治学家罗伯特·范德维尔合写的名为《通向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论文中,他拒绝接受左派应当追求“社会主义”——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低级阶级”——目标的思想。更确切地说,他认为物质产品的丰富,这个实现真正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能够由资本主义(一种市场和私人财产的体制)来实现。资本主义由普遍性基金(universalgrants)或“基本收入”构成。每个人(或许是所有成年人)无论其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都应该获得独立的无条件的补助金。这种基本收入能够把人们从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需要而被迫受雇佣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同把人们从被迫的工作状态下解放出来一样,它同样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拥有一份工作就是拥有一份稀有的资源,这对于其他人被排除在外的人来说是一种特权。在随后一系列论文和一本重要的书《全体人的真正自由》中,范帕里斯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来支持“普遍的基本收入”。

再者,无论范帕里斯的建议具有什么样的优势,我们看得出“九月小组”的成员现在仍与马克思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差距。“基本收入”的观点并未局限于政治左翼,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创始人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了与其协调的相关思想。例如,在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中,我们知道他提倡“消极收入税”。不要惊奇,范帕里斯的建议要比弗里德曼的建议更激进。但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他们有着相同的基础:正确的社会政策能被自由民主的国家采纳。如果有一种解放工人阶级的政策,那么这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成就,而是议会精英们和政府行政部门的成就。

与范帕里斯相似,罗默现在也已游离于看似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很长一段距离了。在20世纪90年代,他已强烈地关注于建立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型。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具有这个称号的事物有很大的不同。罗默认同这种观点:高效的富有活力的经济需要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相结合。尽管献身于平等主义,他也明白在可预见的未来,对劳动力市场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希望渺茫。他也拒绝工业公有制的思想,并且对公司的工人所有权问题持不可知论的态度。那么在他的方案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呢?他关注于两个事物:资本所有权和投资的政府导向。

罗默认为股市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体系的分离具有很大的发挥余地。他构想了一个方案:全体人可以凭借在股市中可以买卖的股份证券(coupon)来掌握资本所有权。每个成年公民都拥有相同数量的证券。一旦持有者死后,证券又归属于公共财产。这些证券不能兑换成现金,人们不能赠送给别人或为其他意图而进行交易。因此这就使工人和穷人没有交易他们资本财产的可能性,也就不会导致所有权集中在一些资本家的手中。所有人都有从资本自然增加的收益中获利的平等机会。除了这种类似于货币的股票外,罗默还建议利用不同的利率鼓励向那些社会需求增长但正常的投资动机不足的部门中投资。

罗默的建议不会被轻易弃之不顾。罗默从事着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创造性思考,如果我们要恢复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方案的话,那么就离不开这种思考。从平等主义公正观点的立场来看,一种允许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拥有稀罕的技术和能力而导致不平等的策略显然是不完善。但罗默至少设想了一种方法——即超越少数资产阶级掌握生产手段的社会方案。然而,他的方案有很多缺陷。第一,非常明显的是,如何激励证券持有人掌握有关证券的必要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的确,许多普通工人早已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和利用一些信息来预测赛马或足球队的表现。但是用同样的方法去操纵想象中的数百万股票(keystocks)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第二,鉴于劳动力市场上一再出现的不平等和在这个市场中作为效益最大化运行机制的需要,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将会加剧——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自私主义心理的膨胀。第三,我们完全不清楚如何从目前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这种社会。创立证券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是不可能鼓舞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这是过去工人运动的特征。

结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起始于一群思想家,这些思想集左派献身于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用分析哲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为一体。这种运动刚开始不久,他们进行探索的环境就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第一,最富戏剧性地是,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及其盟国已经消失,而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表明其充满活力和自信。平等主义的政治目标在各个地方的衰退已经持续了近20年。第二,许多左派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已经转移了对阶级、不平等和政治秩序的认真思考。相比之下,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边缘和并不是很重要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和解构的议事日程上。

无论如何,人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上来看取得了进展,这是对他们既没有陷入教条主义又没有成为现存秩序的辩护者的赞扬。实际上他们尝试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工具来与罗尔斯、森以及其他相关的新平等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联合,意图设计出可行的制度来推动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然而,在理论家和受压迫阶级的社会运动之间缺乏联系,这种联系有可能促使他们将其建议付诸于政治实践。他们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只是暂时现象:2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会再继续努力20年。到目前为止,尽管存在挫折,献身于人类平等和民主事业的人们,继续缜密地和创造性地探索通向未来社会的途径。

那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在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多少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科亨说过《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是与其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的。这一著作一旦完成以后,他就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这份遗产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我们应该看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马克思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价值理念,但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细节、方法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至于是否仍将保留“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这将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问题。

注释:

全文译自DictionaireMarxContemporain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2001。

①G.A.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牛津:克兰登出版社,1978)。以下简称《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早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还包括:波兰经济学家OskarLange、MichalKalecki和意大利的经济学家PieroSraffa。

②九月小组目前(1999)包括:PranabBardhan、SamuelBowles、罗伯特·布伦纳、G.A.科亨、JoshuaCohen、范帕里斯、约翰·罗默、HillelSteiner、范德维尔、E.O.赖特。埃尔斯特和普泽沃斯基于1993年离开了小组。值得一提地是有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AlanCarling,他们从来就不是小组的成员。

③现在有两本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专著:TomMayer,AnalyticalMarxisim(ThousandOaks:Sage,1994)是一本研究罗默和普泽沃斯基的贡献的著作。MarcusRoberts,AnalyticaiMarxisim:ACritique(London:Verso,1996)是一本有关对科亨论战的研究。约翰·罗默主编的论文选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和TerrellCarver与Paul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Basingstoke:Macmillan,1995年),其中包括友好的和敌对的文章。

④尤其是见《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9章和第10章。

⑤埃尔斯特对科亨的批评请参阅:《科亨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政治研究》,28.1(1980年);《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理论与社会》,11.3(1982年);在罗默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的进步思考》。

⑥参阅科亨的《功能解释、目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Inquiry25(1982年)和《答埃尔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理论与社会》,11.4(1982年)。也可参阅科亨的《历史、劳动力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主题》(牛津:克兰登出版社,1988年)中所收的论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⑦参阅ChristopherBertram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国际竞争》,《新左翼评论》183(1990年)和AlanCarling的《社会的分裂》(伦敦:Verso,1991)第一部分。

⑧特别参阅AndrewLevine和ErikOlinWright合写的批评文章《合理性和阶级斗争》,《新左翼评论》123(1980年),以及ErikOlinWrigh、AndrewLevine和ElliottSober合著的《重建中的马克思主义》(伦敦:Verso,1992)一书的第2章。科亨的答复(与WillKymlicka合写)《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中的人类本性和社会变化》,《哲学杂志》85(1988年)和《历史、劳动力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主题》的第五章。

⑨约翰·罗默:《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和《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Cambridge,Mass:Harvard,1982)。

⑩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一章。也可参阅约翰·罗默《马克思的剥削与阶级理论的新动向》,《政治与社会》,11(1982年)。

(11)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4-195页。

(12)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5页。

(13)如上。也可参阅约翰·罗默的《剥削、可选择和社会主义》,《经济杂志》92(1982)。

(14)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6页。

(15)如上,第197页。

(16)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17)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265-270页。

(18)关于罗默研究方法的一些深层问题,可参阅ChristopherBertram的文章《约翰·罗默一般剥削理论的批判》,《政治研究》,36(1988年)。

(19)(伦敦:Verso,1985年)

(20)特别参阅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民主与市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

(21)对普泽沃斯基方法的敏锐批判,可参阅Carver和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中DesmondKing和MarkWickham-Jones合写的论文《社会民主与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

(22)参阅埃尔斯特在其著作《理解马克思》中的评论,第45-46页。

(23)如上见Chapter4.1.4。

(24)被普泽沃斯基引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第92页。普泽沃斯基也提到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把社会看作是个体行为的产物。

(25)参阅Carver和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中所收的她的论文《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IstheGameWorththeCandle?》。

(26)参阅AlanCarling的《社会的分裂》的第1-3章。RobertBrenner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新左翼评论》104(1977年);T.H.Alson和C.H.E.Philpin合编的布伦纳之争(TheBrennerDebat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约翰·罗默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RobertBrenner的论文《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27)特别参阅Wrigh、Levine和Sober合著的《重建中的马克思主义》第6章。

(28)主要的文章是他的三本书:UlyssesandtheSirens(1979);SourGrrape(1983);SolomonicJudgements(1989)(均是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特别是SourGrrape,包含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精彩的有关思想。

(29)(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

(30)(NewYork:Basicbooks,1974)

(31)特别参阅他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政治哲学》或“WhynozickExercisesSomeMarxi”stsMoreThanHeDoesAnyEgalitarianLiberals’,<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的第六章。

(32)例如可参阅他的“WheretheActionIs:OntheSiteofDistributiveJustice”,《哲学与公共事务》,26(1997年)。

(33)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问题是大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文章的主题。NormanGeras在他的《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新左翼评论》104,1977年)中提供了一种对这些文章有益的研究。

(34)(Totowa,NJ:RowmanandLittlefield,1981)

(35)被收集在他的MarxismRecycle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

(36)(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37)(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范帕里斯在<全体人的真正自由>的第57页讨论他的建议与Friedman的建议之间的关系。

(38)这个建议是在其《社会主义的未来》(伦敦:Verso,1994年)一书中提出的,在论文集《平等的股权》(伦敦:Verso,1996年)中进一步讨论。也可参阅PranabK.Bardhan和罗默合编的《市场社会主义:时下之辩》(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39)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范帕里斯已经使其收入的建议提到世界范围的无政府组织的议事日程上做了大量的研究。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国内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技术创新进行研究。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一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全新视角解读技术创新,开创了国内技术创新哲学系统研究的先例,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从话语、范围到方法在内的一整套研究范式。笔者确信,在李教授及其著作的引导下,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学者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全面把握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也定将取得应有的发展。

技术创新理论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肇始于熊彼特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在该书中,熊彼特论证了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前所未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还根据创新对利息、利润、经济周期等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现象进行了重新的界定。由于美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发展无法用传统的资本、劳动力因素来解释,人们开始相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加上研究开发方面公共投资的意义相继得到证明,加深了人们对技术创新的经济意义的共识。于是,技术创新理论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当今,技术创新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因为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正是由于技术创新在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人们对技术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愈来愈强,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它已经成为一个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课题。

一、技术创新研究的几个主要视角

我国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晚。在1973-1974年间,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上,有专文介绍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学讲座》一书,再次介绍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熊彼特以后创新理论的发展。在此之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介绍国外创新研究的成果,如翻译出版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0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国外技术创新研究系列报告》(《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1年第1期)等。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技术创新就是在企业“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的技术条件或水平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的结果将带来经济效益,因而技术创新的结果,首先将直接影响成本、价格与利润。我国对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京大学经济系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才开始逐渐地从介绍西方的技术创新模型到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创新理论。由于技术创新理论本身就是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所以各位经济学家在对于技术创新这个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就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技术创新理论。这其中包括各种概念的界定、技术创新过程的分析、结果衡量等等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

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潜在的盈利机会,重新组合生产条件、要素和组织,从而建立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生产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的活动过程。目前技术创新管理学研究成果主要有两个类别:一是从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如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政策研究、过程研究、环境研究等等;二是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成功企业的案例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持依据,为其他企业提供参考模型。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即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人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的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目的的社会行动。

二、《技术创新论》: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有益尝试

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一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以下简称《技术创新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是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该书是作者近几年来对技术创新哲学进行思考的一个归纳,共分五章来展开叙述。第一章是绪论,作者总结了技术创新研究的多重视角,说明了技术创新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以及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意义。作者指出,由于技术创新理论本身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并且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而我国技术创新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管理学和较少的社会学层面展开的,哲学层面的研究目前则是处于技术创新研究的边缘。不过,他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的兴起持乐观态度,因为,技术创新中确实包含令人感兴趣的哲学问题。从哲学视野反思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揭示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揭示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第二章是技术创新本质论,作者从熊彼特、马克思、对技术创新的经典论述出发,阐明了技术创新的特点,揭示了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区别,并给出了技术创新的哲学本质。为了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的本质,作者对技术创新的基本特点加以总结为:(1)历史性(2)不确定性(3)创造性(4)过程性(5)协同性。对于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区别,作者提出,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分,借用日本学者森谷正规的话就是,技术创新不是技术发明,确切地说,它是通过技术进行的革新(即创新),技术本身无须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在总结学术界对于技术创新的各种研究之后,作者从哲学的角度把握了技术创新的本质:(1)技术创新是主体参与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2)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的创新认知与创新实践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3)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过程。

第三章是技术创新活动论,作者探讨了技术创新从创新决策,到创新研究开发、生产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的活动特点,说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和技术创新各阶段协同作用的必要性。现实的技术创新过程,就是作为行为者的创新主体依一定的中介作用于作为行为对象的创新客体而使创新主体与创新客体同时发生改变的过程:创新主体把创新客体的特征、本质和规律转化为自身的知识、技能等本质力量,完成“人的自然化”,而创新客体则按照人的目的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被改造为适合主体需要的创新结果,变成“自然的人化”。作者指出,技术创新决策就是作为决策主体的企业家面对实然创新客体作出选择,从而形成技术创新活动方案的过程;创新R&D是从无形技术到实体产品的过程,是创新决策方案的第一个物化环节;生产技术创新则是从一品技术到多品技术的过程,标志着技术创新从技术的认知与实践过程,进入到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认知与实践过程;市场创新则是从创新产品到创新商品的过程,即把创新产品变成消费者满意的创新商品;管理创新则是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过程。作者在分析了技术创新活动的各个阶段的特征后,指出技术创新活动并不是一个完全线性的过程,相反,创新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并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馈回路在起作用。

第四章是技术创新能力论,作者从剖析技术创新的能力系统结构人手,提出提高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设计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以及创新管理能力的具体措施。第五章是技术创新条件论,探讨推动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或条件,如制度创新、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健全的研究开发和设计制度以及文化创新。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不一一加以详细介绍。

总的说来,作者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全新视角解读技术创新活动,在论述时旁征博引,与主题相关的学术成果都尽可能地收集和引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所覆盖,对于受众而言,《技术创新论》提供了一个了解技术创新学术界信息的好机会。阅读本书,读者会感受到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新颖的内容,丰富的资料,庞大的信息量,引人深思的见解,尽管对于从哲学的视角来解读技术创新活动,读者可能见地各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技术创新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技术创新活动的全新视界,毫无疑问将对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技术创新论》与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兴起

技术哲学(技术创新哲学是其中之一)本来就是一个较新的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很晚才进入西方哲学的视野。究其根源,这与西方哲学的“理论”取向有关。“哲学一科学”史从苏格拉底一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以理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实践活动则不予重视。技术创新活动一向被看成知识贫乏的实践活动,因而被认为不值得哲学研究。到了今天,即使有人考虑到现代技术的巨大影响,但也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来自现代科学的运用,现代技术工程被看作“应用科学”,对技术及技术创新的哲学反思通常是科学哲学的附属产品。因此,尽管技术(及技术创新)与人类同时产生,甚至人类漫长的历史是由它来标识的(石器、铁器等),技术及技术创新对历史发展也有巨大影响,但技术及技术创新向来没有进入哲学思考的核心。不过,夏保华教授认为,在技术创新中,大量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虽然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问题。但是,在技术创新中,也包含了靠穷根究底的思考来解决的哲理性问题。他列举了八组技术创新的哲理性问题,包括:关于技术创新本质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客体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活动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主体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动机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知识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条件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方法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出,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用哲学的知识、观点和方法,而且不是短期能彻底解决的。为此,他呼吁科技哲学界应着力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以“面向文本”、“面向现实”和“面向自我”的“三个面向”为基础,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我们不能指望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的发展中派生出技术创新哲学,而是要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引导出技术创新哲学;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这样才能显示出哲学关注时代变迁,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特征。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会计专业;毕业论文;写作

毕业论文写作是本科教学大纲规定的一项内容,是高校本科教学和考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所学专业知识与综合能力的一次全面考察,是检验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水平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我国学位条例规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并通过毕业论文,才能授予学士学位。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是对本科生从事科研活动和撰写论文的一个初步训练,使其掌握基本方法,为以后升学深造、参加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然而,在现实的本科教学中,毕业论文质量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问题

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主要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1.选题太大。本科毕业论文中,很大一部分属于选题过大,例如《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研究》《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分析》等,这些题目完全可以作为一篇博士论文或者作为一本专著来写,而想在一篇一万字左右的本科毕业论文里把这样的问题分析透彻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题目过大,学生在写这样的论文时,往往会不知道从何下手,结果就随便找些资料拼凑一篇论文,这样的论文只是断章取义,不仅毫无重点,有时候还可能会引起歧义,当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2.缺乏新意。很多学生往往会选一些可以称为老生常谈的题目,如《资本市场投资散户心理分析》《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分析》等,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已经有定论,无须再做论证,甚至在大学的教材里都有详细地讲解,因此此类选题可以说没有任何创新价值。当然,这类题目对学生也毫无挑战,随便找一本相关的书就可以完成自己的论文了。

(二)改进措施

选择一个好的论文题目,可以帮助学生将大学里所学的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可以弥补学生知识储备的不足,为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和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针对以上选题中的问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点着手改进:1.选择实证研究的题目。实证研究的论文首先是要提出假设,在提出假设的过程中要对有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如学生选择《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盈利能力关系研究》这个论文题目,则要对股利政策与盈利能力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并且要根据理论分析提出假设。虽然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学生很可能没有什么创新的见解,但是对于本科生来说,能在毕业之前梳理一下股利政策与盈利能力的相关理论,也是对财务管理有关知识的一个强化。并且,接下来要建立模型、收集数据,利用有关软件进行分析。大学里会计专业的学生都开设了相关的软件应用课程,如SPSS软件应用,是完全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数据分析的。不仅如此,学生在收集数据时,一方面学会了如何运用数据库去获取相关数据,另一方面也会关注一些我国上市公司当前的现状及问题。因此,选择实证研究题目对本科生来说是会很有收获的,而且也能达到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目的。2.选择案例型题目。案例型毕业论文以某一个企业为案例,将所学理论知识用于分析一个企业的实际情况,会计专业的本科生在大学的专业课学习中经常会进行案例分析,因此应该是可以驾驭案例型论文的。例如选择《基于哈佛分析框架的华为公司财务报表分析》这个题目,学生首先需要掌握哈佛分析框架,这是对财务分析有关知识的一个回顾和进一步学习,然后学生需要去查阅华为公司的财务报表,这样可以了解到华为公司的财务现状,在用哈佛分析框架分析华为公司的财务报表时,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到了实际中。经过分析,学生会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我国企业的运作,理解一些经济现象,使他们认识到如何将专业知识应用到社会实践中。3.选择针对某个经济现象或社会热点问题的题目。会计专业的本科生在选题时,也会倾向于选择针对某个经济现象或是社会热点的选题,如《“互联网+”环境下的财务管理研究》《基于大学生P2P模式的风险防范研究》等。选择这类题目,对学生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难度,这类题目需要的是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某一门课,这实现了教育部对本科毕业论文的定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

二、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问题

1.学生方面的问题。从学生方面来分析,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时间不够充分。会计专业毕业论文的写作一般安排在大四下学期,这个时候,大多数学生都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频频地参加招聘会、各种考试和面试,精力难免会分散,留在论文写作上的时间往往只有一个多月。尤其是,部分同学实习的单位也是将来工作的单位,甚至会要求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写论文,可想而知,这样还能留下多少时间来写论文了。二是抄袭现象严重。其实这个问题也是第一个问题的后续。由于没有充分的时间,所以学生也不可能对论文做深入地思考,进一步说,这也是学生为什么不愿意选择具有挑战性的题目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学生喜欢选择一些很大的论文题目,如《我国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研究》《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研究》,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收集到相关的大量资料,然后不加思考,复制粘贴到自己的论文中。虽然现在对本科生有要求,但是学生往往会在学校之前先自己,然后把标出来的抄袭之处再进行各种修改,最后一篇论文往往会改得面目全非,语句不通。等到通过后,纸质版的论文仍然是按照没有之前的论文打印。三是学生能力不足,有些学生虽然主观上是想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的,而且也花费了时间和精力,但是由于本身科研能力的不足,导致无法对论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只能是对现有资料进行一些综述。2.指导教师方面的问题。从指导教师方面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指导教师主观上不够重视毕业论文,不愿意在论文指导方面花费较多时间,没有对学生的选题、文献综述、开题、初稿、论文修改等认真把关,得过且过。二是客观上指导教师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科研任务,压力较大,而且由于会计专业的学生人数往往较多,一个指导教师需要指导的学生往往在10人以上,这就导致指导教师花在每个学生的论文上的时间、精力非常有限。三是有些指导教师本身的能力有限,这些教师专注于教学,不愿意做科研,对于本专业各个方向的学术动态和理论前沿一无所知,自己发表的论文都屈指可数,因此在指导学生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最后只好浅尝辄止,把重点放在论文的形式方面。

(二)改进措施

1.重视教学环节的科研能力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培养起来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毕业论文写作是学生科研能力的综合体现。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应该落脚到平时的专业课程教学上。会计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要学习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税法等专业课,教师在授课时,可以将相关的知识延伸到学术界目前关注的热点,推荐相应的论文让学生课后查阅,并且可以让学生课后写小论文作为作业。在专业课的教学中,老师做这样的引导,既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2.延长论文写作的时间。为了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建议从大一下学期就给学生分配好指导教师,这样指导教师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有意识地去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比如推荐学生读一些相关的书籍,也可以让学生参与一下自己所做的项目,并定期举行小组科研讨论会,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到大三上学期就选好题目,进入毕业论文的写作环节。由于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并且也有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所以就既有时间也有能力做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了。3.加强指导教师的管理。在高校教师的考核中,主要是教学和科研,教学有学生打分,科研有项目、论文反映,而对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过程则没有评价机制,是否尽职、水平高低都无法反映。因此,应加强制定指导教师管理制度,其中应包括指导教师的资格确认、指导论文的工作量、指导质量的评价体系以及奖惩。通过这个制度,可以明确哪些教师有资格确认,因为并不是所有教师都有这个能力的,应关注教师近几年来的科研工作情况,以及以前论文指导情况。其次,有些指导教师为了节约时间,很少与学生面对面地沟通,主要是通过网络,而有些问题通过网络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沟通效果,因此对于指导论文的工作量要制度化,比如,每周要有多少学时与学生面对面沟通。最后,论文质量的评价体系及奖惩措施可以激励教师尽职尽责地去指导学生,而不会只注重形式。4.加强对论文写作过程各环节的监控。现在很多学生都是赶在最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通过大量的复制粘贴完成论文,其实如果把论文写作的每一个环节都监控好了,那么就能大大降低论文的抄袭率。论文从选题开始,要依次经过查阅文献、文献综述、开题、初稿、修改、定稿,指导教师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严格把关,学生就会慢慢形成自己的思路,收集自己需要的资料,写出自己的论文。因此,应该统一对论文写作的各个节点确定具体的时间,指导教师对每一个节点的完成情况进行审核、签字,然后进入下一个环节。

三、毕业论文答辩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毕业论文答辩是论文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答辩,能够进一步考查和验证学生对所写论文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能够进一步考查学生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也能够检验出论文是否是学生自己写的。其实,答辩是一个很好地鉴别学生的论文是否是抄袭的途径。但目前,答辩往往流于形式,表现在:(1)每个学生答辩的时间都非常短,且介绍自己的论文还占了一大部分;(2)是否能回答出问题没有人关注,包括提出问题的教师;(3)答辩没有淘汰机制,只要论文通过了,答辩就肯定能过。针对这些问题,应该从以下问题着手解决:(1)严格规定学生答辩的时间,不能任意缩短;(2)控制答辩过程,答辩秘书必须如实记录答辩问题及回答;(3)答辩是否能够通过取决于答辩时的表现,答辩委员会成员必须实事求是,答辩成绩不合格的,需要推迟毕业,二次答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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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喜荣.论看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的重要性[J].知识经济,2016(2):126.

[3]张晓萍.关于提高本科毕业论文选题质量的思考———以本科外语专业为例[J].中国成人教育,2015(7):13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