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激励规制理论认为，消除规制与被规制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是激励规制制度的建立要使两者的目标尽可能保持一致。激励规制理论中的事先承诺制在我国银行监管中的引入就较好地符合了这一要求，从而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随着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的深化，商业银行“逐利”的市场经济行为得到进一步强化，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更趋复杂，银行监管当局的监督成本和监督难度也大大增加。激励规制理论认为，消除规制与被规制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在于激励规制制度的建立，若规制者能设计出一套使被规制者“说真话”的激励规制制度，并将二者的“目标函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就能提高其监管效率。本文试图运用相关的激励规制理论，对事先承诺制在我国银行监管中的引入作一探讨。

一、激励规制理论在银行监管中的运用

20世纪70年代以后I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垄断行业运营效率的不满引发了一场声势较大的放松规制运动。然而，放松规制、引进竞争并没有解决该行业存在的低效率问题。90年代以后，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理论等微观经济学前沿理论和分析方法被更多地引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一种新的自然垄断规制理论——激励规制理论或称新规制经济学（NewRegulatoryEconomics）得以产生。激励规制理论认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以及规制双方行为目标的差异，垄断行业的规制问题就可以作为一个委托问题来加以处理。其核心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最优激励问题，规制者须设计出一套既能为被规制机构提供适度激励，又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机制。传统规制理论由于没有认识到规制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也就不能制定出有效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规制方式，这是导致传统规制方式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而激励规制理论中的事先承诺制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事先承诺制（Pre-CommitmentApproach）最早是博弈论中的一个专用术语，它的基本特征是当事人做出承诺后，原先在没有承诺情况下的一些最优选择在事后变得不再是最优，这就使当事人自己在事后的选择余地减少；而剔除事先最优的某些选择，也迫使对手重新考虑你的策略，从而使做出承诺的一方得到利益。将其运用到银行监管中，就是指银行或金融机构对自身的风险控制水平事先向监管者承诺，承诺在一定时期内的累积损失不超过一个最大限额，从而依据事先预测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留有充足的资本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监管者不会介入，各机构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者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监管者只需设计或选择出一种合适的激励惩罚机制来涵盖监管对象任一水平的风险暴露，分析问题机构风险损失的起因（是个别机构的冒险行为造成损失的发生还是由于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整个行业都面临损失的风险），对于个别机构的冒险行为和整个行业面临的风险导致的损失给予惩罚（区别对待），对于执行规制合同较好的机构给予奖励。

为什么银行会告诉监管者他对未来最大损失的真实估计？因为如果他低估了损失，他就冒着违背事先承诺而经常被惩罚的风险，这样做的成本很大而且会使监管机构干涉自身的业务；而高估损失则意味着要求更高的资本充足性要求，这对银行同样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这样就满足了激励制度的激励相容要求。同时，由于规制合同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风险控制状况主动向规制者提交的，其所得效用也必然大于其保留效用和机会收益。

那么，这种规制制度安排究竟具有什么优点呢？

1有助于减少对金融机构业务的干涉

和传统的监管方法相比，事先承诺制有了更进一步的改进，更多地利用了市场和竞争，减少了监管当局对银行经营业务的影响，使监管工作不会太多干涉到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也使得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评价和惩罚更为合理。同时，它也是一种软约束，注重的是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注重于结果而不是过程，不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内部组成结构，使监管更具有灵活性。

2有助于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上更具有主动性

由于有国家信用担保，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誉明显高于其实际支付能力，极大地削弱了市场约束的力量，使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的成本部分被转嫁给了政府，而金融机构无需承担太大责任，一旦出了问题则把责任推卸到监管机构一方，认为监管机构制定的规则不合理，结果不仅没有降低银行风险，使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超过了没有国家信用时承担的风险，而且使监管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市场约束力量越弱，就越需要增加监管和保护，而监管和保护越多，市场约束力量就越弱。但在事先承诺制下，各银行的风险管理目标是由各机构根据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和经验建立的，资本准备的最大限额也是自己计算并上报的，一旦发生超额损失时，也就无法推卸责任，从而强化了金融机构提高内部风险管理能力的激励，增加了监管的有效性。

3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

不管是对监管机构还是被监管机构而言，事先承诺制与传统方法相比都大大降低了监管成本。从监管部门的角度看，只需审查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结果，无需再审查管理过程，这降低了监管成本。从被监管部门看，巴塞尔资本协议对不同风险资产进行不同权重设置的要求，使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业务时必须考虑该项业务对资本准备的影响，而事先承诺制注重于结果而不是过程，使商业银行自身的业务不再受资本准备的间接影响；显然，这也同时降低了商业银行应对监管机构审查的各种成本，有效防范了监管者寻租行为的发生。

4有助于提升监管者的整体声誉

事先承诺制的运用，使监管者可以针对每家银行的具体情况“差别对待”，就像教学中的“因材施教”、市场营销中的“度身定做”一样，根据不同银行的复杂程度、管理水平、外部环境、经营业绩等，确定不同的监管要求，真正做到“客户化监管”，从而有助于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提升监管者的整体声誉。

二、激励规制制度的条件安排

激励规制制度——事先承诺制在我国银行监管制度中的引入，无疑能较好地解决银行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目标冲突，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但在现阶段，还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撑。

（一）确保银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事先承诺制把风险控制的选择权交给了银行，着眼于结果而非过程，这样对银行的诚信度和数据的准确性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此，建议：1加快商业银行会计制度改革，强化会计对金融风险与收益的揭示功能。规范会计信息制度设计，统一各行会计处理方式，按审慎性原则提取准备金和应收未收利息等。2选择和设计一些不易造假或“造假成本”较高的考核指标，以贷款五级分类法替代四级分类法等。

2科学制定对违规银行的处罚标准。罚金比例太小起不到惩罚和告诫的作用；罚金比例过大，又会增加银行的负担，甚至会使银行为了避免支付罚金，希望通过高收益弥补降低超额损失而采取更冒险的行为。建议：!在制定处罚标准上，不以超额损失为依据，而以个别机构相对整个行业的风险损失比和个别机构一定时期的最大风险值与剔除该最大值后的剩余平均值的相对比，以此两项标准进行考核。按个别机构与整个行业的风险损失比为依据进行分类，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即为问题机构。在此基础上，以最大风险值和剩余平均值的相对比为基数进行处罚。个别——行业比率可以区分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是市场风险还是个别风险，最大——剩余比率可以约束金融机构恪守日常经营的审慎原则，避免棘轮效应和羊群效应的不良影响。"在惩罚制度安排上采用延期处罚的方法。即在损失发生当期不进行处罚，而在以后的经营期间再处罚。罚金的规模，依据最大——剩余比，分档递增，损失比重越大，惩罚力度越大。这样可以防止金融机构采取更冒险的行为，企图以不确定的超额收益来弥补超额损失的行为。同时在损失以后的经营期进行处罚，也不会加重金融机构的额外负担，也鼓励了银行进行自助，起到了告诫和激励的双重作用。

3健全相应的银行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对《公司法》、《会计法》、《统计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中不适应现阶段发展要求的款项进行适当修改，严格规范银行的会计财务信息，制止由于不正当行为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金融交易和风险转移，使监管当局在行使监管职责时有法可依，规范执法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二）大力培育银行经理人市场

在实行事先承诺制下，由于监管机构不干涉各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模型的选择和运用，这样，就存在领导人的短期行为的选择损害银行长期利益的可能，因为他可以获取短期利益而让离任后的银行来承担长期成本。为避免上述短期行为的发生，建议：1创造条件，力求形成活跃的、公平竞争的银行经理人市场，对在职银行管理者产生强大压力。2打破职务“终身制”、能上不能下的束缚，变任命制为市场遴选。3切实落实离任审计制度，并将结果公开，以制度来确保监督行为不出漏洞。

（三）进一步强化市场约束力量

1取消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方面的一些限制1让新闻界以及独立的金融服务机构(包括会计、审计、资信评估等机构)自由、充分地金融信息，尤其是披露不正当行为，改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树立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债权人意识，逐步加大市场约束力量。2明确规定监管者的职责，强化监管者的金融管理人角色，实行规制承诺制度，向社会进行公开承诺，引入市场监督机制，提高其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积极提高监管者素质

事先承诺制的运用，无疑对监管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对商业银行经营业务进行审查，还要对涉及计算利润、损失的会计政策和财务政策、风险管理模型的选择等方面进行审查。建议：1创造条件，吸引、鼓励监管者研究学习有关金融资产风险与收益，优化资本组合、风险资产组合、资本资产定价和企业融资结构等方面的现论知识，提升其鉴别银行风险的能力。2更新监管技术手段，充分运用计算机网络，实现实时监控。

参考文献：

[1]张运鹏.事先承诺制的再思考[J].CCER学刊，2003,(1).

[2]杜传忠.激励规制理论研究综述[f].经济学动态，2003,(2).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申海等.激励机制[M].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安全网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制度审慎监管真实票据论

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仅仅从宏观上来影响商业银行适应性的货币创造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微观监管,通过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为宏观调控奠定坚实的基础。从政府干预经济的本质看,货币政策更多的是一种行政行为。事实上,任何一种宏观调控手段都必须存在相当的微观监管并与之相配套,否则再好的政策设计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目标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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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对金融监管应达到什么目标,除了传统的“3S目标”外,[1]国外的监管理论对此论述较多,其中以T.F.卡吉尔和J.G加西亚(1985)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们认为,金融监管的目标主要有四个:第一,通过货币控制来实现物价稳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第二,保证存款机构特别是其负债起货币作用的健全性和生存能力;第三,保护存款人;第四,改善金融体系中流动的效率。他们的观点与其说是金融监管的目标,还不如说是政府对商业银行监管的目标。而MathiasDewatripont和JeanTirole(1993)的分析更是简单明了,他们认为政府对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储蓄者和银行体系的有效运行。[2]

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保护,G.J.Stigler(1971)在《贝尔经济学杂志》春季号上发表的“经济管制理论”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凡是管制,照例都是首先为被管制的活动或行业的利益而设计和执行的”,[3]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保护银行,将银行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宏观金融调控提供稳定可靠的微观金融基础,最终达到保护存款人和稳定宏观经济的目标。

由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和金融环境的不同,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可将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具体监管措施概括为以下几类:[4]

第一,市场结构控制:主要控制各地区金融机构的类别及开业的家数,保证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可得性,避免竞争加剧,同时监管当局又不愿看到在银行业中垄断现象的出现。

第二,业务种类控制:主要是监控银行从事监管当局批准的金融业务,一些国家禁止商业银行涉及非金融业务,在分业经营的国家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非本专业的金融业务。

第三,谨慎性控制:主要是限制商业银行风险过度集中和过度投机行为,如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对单一客户的最高贷款限额,以及发放按揭贷款的最高成数限制等。

第四,保护性控制:主要是在银行破产倒闭时,如何保护相关行为人的利益,如对商业银行实行存款保险等。

二、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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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金融监管的制度是从金融安全网的角度来加以制订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二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三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林平(2002)将三者的特点概括为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审慎监管主要侧重于事前预防,通过加强风险监管来维护银行安全;而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则主要侧重于事后监督管理,分别通过提供流动性援助和保护存款人来维护银行安全。下面结合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内容,对上述监管制度的设计展开分析。[5]

1.审慎监管制度分析

审慎监管是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主要原则。在实践中尽管存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根据该原则制订和的一系列有关银行监管的指导性意见和原则,但由于各国对审慎程度的理解各不相同,各国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力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最大的是对商业银行业务范围应该限制到什么程度才能控制其风险的形成、积聚和外化,以达到事前预防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

在各国的实践中,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型银行可以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号称金融百货公司(FinancialDepartment),其主要理论基础是范围经济和资产组合理论等;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门化金融机构(FinancialBoutique),在历史上其业务范围曾受到严格限制,其主要理论基础是风险隔离和比较优势理论等。尽管两者看不出明显的优劣之分,但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深入和放松监管,商业银行业务范围会不断扩大,全能化成为大势所趋。

叶辅靖认为,现阶段我国的金融风险具有三重性[6]: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共有的金融风险;二是产权不明晰和不正当权力引起的体制风险;三是金融不发达阶段的弱者风险。分业经营在防范我国的特有金融风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现阶段要坚持分业经营。但加入WTO对金融业的影响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又相继放弃了分业经营的模式,这对我国的分业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实际上我国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也在处理混业经营问题时,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为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埋下了伏笔。

2.最后贷款人制度分析

最后贷款人(TheLenderofLastResort)一词最早出自于1873年英国著名记者WalterBagehot(1826-1877)的“伦巴第街”一文中[7]。他提出英格兰银行在需要时发放贷款给那些流动性差但还有清偿能力的银行,成为他们最终的流动性来源。由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大多与再贴现(再贷款)的操作联系再一起,人们往往注意它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忘记了它的初衷是为危机中的银行提供最终的流动性来源,正如FredericS.Mishkin所描述的,“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体系,就是针对1907年的银行恐慌而设立的。它设立的本意是作为银行危机时期的最后贷款人,也即当其他人无法向银行提供储备时,为了阻止银行倒闭,美联储应向银行提供储备”。[8]关于最后贷款人的制度设计存在下述争论:

第一,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的定位。近年来国际上全能银行的模式越来越流行,相应监管体系的理论也从金融机构说转向金融功能说,各国纷纷将原属于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逐步分离出来,并把分离的金融监管机构整合为一。英国的情况便是如此,长期以来,英国由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分别负责银行业和证券业的监管,此外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在监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随着金融混业的发展,英国政府将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他金融自律组织合并,成立了独立于英格兰银行之外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2000年6月,英国通过《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上进一步确认了上述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但是,根据《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和英格兰银行与财政部和金融服务局的备忘录,英格兰银行仍需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实际上机构分立后,也只是将原来的内部矛盾外部化而已,中央银行仍旧会存在角色冲突,问题的核心是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制度安排如何制订,在理论界存在“含糊其辞”和“明确承诺”的制度安排之争:前者是指中央银行事先不明确承诺肯定会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以此维护市场纪律,促使银行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抗风险的能力,同时约束银行的道德风险;后者则是指为提高人们对那些有资格得到紧急援助银行的信心,明确承诺一定会对这些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同时加强未取得承诺资格银行的市场约束力。不管哪一种制度安排均会存在一定的缺陷,[9]前者可能产生公众信任的风险和挤兑风险;后者的可操作性不强,入围的银行可能产生道德风险。中央银行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点确实是一门艺术。

第二,中央银行贷款条件的制订,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贷款利率,二是贷款方式,三是贷款时机和贷款数量。WalterBagehot(1873)曾提出,英格兰银行在需要时可按惩罚性的利率无限量地提供抵押贷款,以确保公众对金融体系健全性的信心。如果采取的是惩罚性利率,好处是可避免出现微观金融机构的套利行为,但这有可能会加剧市场资金紧张的气氛,不利于控制危机的蔓延。如果按照真实票据论(TheRealBillDoctrine)实行抵押贷款,有利于减少中央银行的风险,但会削弱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发挥,不能真正做到提供最终的流动性来源。中央银行在操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何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充当最后贷款人,如何保证中央银行的决策不会屈服于外部环境(尤其是政治压力)的影响,而纯粹是为了避免人们出现心理恐慌,从而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中央银行的时机掌握和满足程度也只能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加以判断。

第三,中央银行能否成为各类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这实际上是贷款对象的问题,也属于贷款条件中的一部分,由于内容较多,下面单独展开。在实践中,其它金融机构也存在货币创造的能力。这些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信托租赁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等。在国外的实践中,虽然这些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很大,但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实践中大多不向这些金融机构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但是,在我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版)第30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这为我国中央银行向非存款金融机构,甚至向政府部门的贷款打开方便之门。自2002年起,我国中央银行先后向鞍山证券、新华证券、南方证券发放了15亿元、14.5亿元以及80亿元再贷款;与1997年以来中央银行在清理整顿各类金融机构过程中向地方政府发放的1411亿元再贷款偿还情况不佳一样,向这3家证券公司发放的109.5亿元再贷款收贷希望极其渺茫;[10]2004年11月4日,人民银行等四部委联合《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意见中将中央银行再贷款视作破产金融机构个人债权收购资金的直接来源;2005年7月中央银行再次给证券公司发放再贷款来拯救股市;这实际就是把部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货币化”,它产生的“示范效应”会将其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无限放大。这种滥用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做法后果不敢想象。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大多为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

3.存款保险制度分析

根据是否建立起明确的制度来划分,存款保险制度分析存在隐性(ImplicitDepositInsuranceSystem,IDIS)和显性(ExplicitDepositInsuranceSystem,EDIS)之分:前者没有明确的存款保险法规和机构,大多由国家采取政策行动来避免挤兑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后者则建立了专门的制度、机构以及专项拯救基金来确保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体系的稳定,[11]在理论和实践中,如无特别的说明,一般指的就是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都相继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随着200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存款保险国际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日益深化,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已基本成熟,目前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进工作正在加快,我国有关是否应建存款保险制度的长期争论就此结束。从各国金融监管的实践来看,存款保险制度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防止银行挤兑风险,尽可能降低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提高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等。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的内容:

第一,如何设计存款保险费率。一方面,如何从总体上确定合理的保费水平,费率过高会耗用过多的商业银行资金,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增加;费率过低又易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这样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存款保险体系就变成了对银行业的补贴,同时过低的费率导致保险基金不足以应付大规模的机构破产。另一方面,是否应该按商业银行风险等级厘定差别费率。从理论上来讲,厘定差别费率有利于存款保险对所承担的风险得到足够的补偿并且对风险高的商业银行形成市场约束,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评估每个商业银行的风险暴露及抗风险能力非常困难,就算在某个时点评估好,商业银行的风险还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而且一旦收取较高的费率等于向市场宣布该商业银行风险较大,反而诱发挤兑风险。

第二,如何确定存款保险的保障额度。目前世界上除了挪威等少数国家对存款保险实行全额保障外,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限额保险,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按限额赔偿;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按比例赔偿;三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按比例有限额赔偿。不提供全额保险的理论基础是发挥存款人监视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他们可通过“用脚投票”对商业银行施加市场约束。但由于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出于对小额存款人的关心,在较低的限额内对小额存款人进行100%的赔付,那么大额存款人就可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通过多开户头来达到享受全额保险的目的。世界银行的专家曾建议,对被保险银行每一存款人受保障存款的限额应规定为人均国民产值的1—2倍,但各国必须结合各自的国情来确定存款保险的保障额度。

第三,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存款保险制度有可能加剧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这是因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从存款保险机构的角度来看,可能会降低其及时处置问题银行的动力;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会使其获得承担更大风险的激励,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从存款人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放松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从而弱化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上述这些观点成了人们反对实施存款保险的理由,而J.E.Stiglitz和A.Weiss(1981)的分析则表明道德风险产生于信息的事后不对称,[12]也就是说道德风险与存款保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实际上,由于存款保险机构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存在,再加上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以及建立相应的外部约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一部分道德风险。

三、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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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各国监管的实践中,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微观监管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以美国代表的条法式监管,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对话式监管。下文通过对这二种较为成熟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来简析我国在现阶段该如何对商业银行进行微观监管。

早在18世纪的北美银行时期,对商业银行的微观监管就已经出现。在二百多年的监管史中,美国政府始终走了一条通过立法和法规修正来实现条法式监管的道路,制订了大量的商业银行监管法令和条规。条法式监管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可通过法律的权威震慑住商业银行的违规冲动,规范了商业银行的微观行为,同时又使其无后顾之忧,具有较佳的告示效果,此外,对违规的处罚也简便易行。但是,条法式监管也存在着缺点:随着商业银行适应性创造货币能力的增强,它们回避管制的方法也就愈多,政府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活动,监管法规也就不得不经常加以变更,而法律的修正并非是轻而易举的,往往得经过反复论证才能通过,这就容易导致监管滞后现象的出现。

英国监管体制与美国迥然不同,其特色就在于通过英格兰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和经常性协商来进行监管,这可称之为“对话式的监管”,或称之为“非条例性监管体系”(UnregulatedSystemofSupervision)。该监管方法主要通过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高层人员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断以对话的形式发现商业银行微观经营中存在问题和困难并及时加以处理;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也可通过对话的形式传达至商业银行。日本“窗口指导”也可划入对话式监管的范畴,日本银行通过指令方式直接控制商业银行贷款的限额,最终调节资金的流量和流向。对话式监管的主要优点在于其机动灵活性,政府可以随时动态地对银行业中出现的新问题加以处理;主要缺点是工作量大并且规范性差。该监管方式也只能在类似英国这种由少数大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分支行制的国家中加以运用,像美国这种拥有8000多家银行的国家,即使想实行对话式监管也是不可能的。

鉴于条法式监管与对话式监管各具优缺点,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国情,因此,按国际惯例,在健全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体制过程中有必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运用,以确保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规范运作。我们不妨从下述展开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改革思路:一方面,逐步完善金融法制体系,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破产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已经出台,为金融业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相关法律保障,但立法后还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相应的内容,为商业银行的微观经营塑造有序竞争的大环境;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既不可能在过去的实践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也很难从国外经验中直接找到答案。因此,我国欲一步到位地完成全部的立法任务,不仅在理论上行不通气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可能。为了确保改革过程的有序进行,从提高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效果和规范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行为角度来看,我们可先从借鉴英国的对话式监管模式入手,通过加强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道义劝告”和“窗口指导”功能,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各项金融法规,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监管模式。

注释:

[1]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导致了以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的兴起。西方各国先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确立了监管的“3S目标”,即保护公众利益的安全性(Safety)目标,防止金融体系崩溃的稳定性(Stability)目标,以及避免金融业出现垄断和提高效率的结构性(Structure)目标。有关“3S目标”详细论述可参见杨力:《适应性货币货币供给——全球化和微观视角的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9页。

[2]详见石磊等译:《银行监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3]转引自陈观烈:“银行在西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载黄宝奎主编:《西方银行业务与管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4]有关对各国微观金融监管概述的详细分析,可参见骆玉鼎:《信用经济中的金融控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0页。

[5]有关中国金融安全网的现状及其有效性分析可参见刘士余:《银行危机与金融安全网的设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269页。

[6]叶辅靖:《全能银行比较研究——兼论混业与分业经营》,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版,第280页。

[7]伦巴第街(LombardStreet)是位于伦敦的一条金融机构云集的著名街道,它在英国的地位就相当于美国的华尔街,英格兰银行就在这条街上;Lombard一词在意大利语中就含有“银行家”之意。

[8]见中文版《货币金融学》(第4版),李扬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

[9]有关“含糊其辞”和“明确承诺”制度安排缺陷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刘宇飞:“中央银行的两难抉择:救助或不救助”,载《当代金融家》2005年第2期。

[10]韩瑞芸:“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调整路线图”,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7月13日。

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3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监管缺失；市场退出机制；协调机制

一、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部门缺乏协调机制

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还不健全。2003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正式建立起“一行三会”制度，我国开始实行分业监管；在行政级别上，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三者地位相等，都隶属于国务院。正是行政级别上的平级关系使他们分而制之，难以协调沟通，实现信息共享。这就容易产生监管的灰色地带，表面上看各家监管机构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既不超范围操作也不推诿应履行的责任，但依据别国经验，这其中存在的漏洞往往是金融机构不能独自承担的，甚至直接威胁国家整个金融体系。

就我国现状分析，只有人民银行以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和信誉才能够对这些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并且具有决策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同时，人民银行主要通过检查来了解和掌握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和金融市场动向，以便更客观真实地把握金融机构的运行动态。二者为实现自身的监管目标，都需要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在协调机制的法律建设方面，只是规定了商业银行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合作，并没有深入涉及与其它监管机构的合作，有关协调机制的条款只是规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作为平等主体在工作上应尽的义务，没有具体深入到业务内容的文件性规定，没有法律的有力保障，协调机制很难有效运行，终将导致监管盲点和监管成本增加。

（二）监管体系缺乏市场退出机制

银行业监管的内容应该涵盖有关银行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的所有业务环节。但我国目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机构的审批和经营的合规性，对市场退出的监管则属空白。面对来势汹汹的混业经营，金融产品交叉点增加，金融业务将更加复杂，没有良好的退出机制对银行进行筛选，导致金融市场混乱经营，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银行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虽然近年我国已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对危机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主要采取撤销或关闭这一行政方式，但是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无论是监管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在意识上认为银行“太大而不宜倒”，对于那些违规违法操作、管理差、风险大、经营陷入困境的银行大都采取重组、注资等措施进行援助或依法进行接管、关闭，而没有采用与适合市场经济的破产方式，结果使各级政府和人民银行为此投入大量的救助和处置资金，不仅增加了财政和货币稳定的压力，同时也助长了“道德危机”。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银行业稳定退出市场的处置和保障机制，防范金融风险的蔓延和扩大，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另外，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是要转换经营机制，对于那些经营不善的银行，也应该有生有死、优胜劣汰。政府过度充当“救火队”将不利于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转换，不利于经营者增强责任感和危机感。经营不善的银行不能及时退出市场，是对金融安全的一大威胁，而且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

（三）监管理念落后

监管的理念决定监管的定位、内容、速度设置和监管者的行为规范。监管思想的更新源于市场变革，只有变革才能促进银行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主要表现在：银监会往往将自己放在一个高于银行的地位，疏于与银行的沟通；金融创新促进银行业发展，金融创新打破了传统金融分业经营模式，全能银行越来越多，但监管理念还处在创新前的监管平台上；银行监管缺乏创新性和自主性，不能及时对银行系统进行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缺乏事前预测，没有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处置系统，还没有真正实现持续性监管，金融监管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盲目性。

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对策

（一）加强监管部门协调

依照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经营状况，不难看出，对于商业银行的监管单凭银监会一家的能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探索、总结出了一套适应混业经营发展要求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只有运用好这种协调机制，使监管处在最优的均衡状态，各大监管主体才能协调而非冲突获得期望效果，商业银行获得最大收益。

加强协调机制主要建立监管各方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冲突。首先，明确信息收集方面的分工，防止监管信息出现缺失或信息重复。银监会和各监管机构应设置专门的信息采集部门，并且一定做到专岗专人，明确自己银行的信息和跨行业系统信息的共享责任，保证信息传导渠道畅通。其次，在机构设置方面，在混业经营趋势下监管部门设置的机构应该起互相补充的作用，避免简单的重复，在监管内容、监管方法、监管频率上合理安排充分协调，以增加监管效率。最后，还应注意监管部门在制度上的协调。各监管部门管理的行业不同，监管的侧重点必然不同，因此，在监管制度上就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制度上的不统一，同样使监管存在风险。对此，银监会在完善自身的监管制度外，根据客观情况还要与多种经营所涉及行业的监管机构进行制度协调，制定出既兼顾自身发展要求，又完成混业监管任务的具体制度措施。此外，当商业银行出现危机时，还要建立紧急磋商机制，将危机处理程序化。明确各部门在危机状态下对有关风险的责任和义务，保证危机下信息迅速、完整的传递，多方面配合来分析危机危害性，及时化解，防止因个别突发事件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

（二）建立规范的市场退出规定

首先，要明确我国商业银行退出的主持机构及其职责，界定政府在商业银行市场退出中的权限和行为边界。依据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不难看出，银行监管负责机构在市场退出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银监会承担着监管工作，在监管制度完善上应起到领导者的作用，监管当局以各种形式对其进行干预，并且在整个市场退出过程中处于支配性地位，并发挥主导性作用，而政府干预应该改停留在市场和法律基础上。当然，银监会的干预还应该遵循客观的市场规律，因为一般市场处理方法有着较高的效率，而且政府承担的损失小，实际市场行为与行政干预相结合才会发挥市场退出机制的最大效益。

其次，在收购方法上主要以并购方式为主。并购商业银行是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最重要的市场退出方式之一。近年来，我国也经常运用并购的方式解决处理银行危机。当银行综合经营到来后，银行对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进行并购，还可以降低综合经营的成本，提高收益。采取并购方式，并不是采取破产清算方式，这样，存款人和其他大部分债权人都可以免除由于个别商业银行倒闭而造成的损失，同时，也可以尽可能地降低金融市场变动的影响。实践证明采用并购的方式化解金融危机，优化资源配置，是非常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办法。

再次，立法机关和金融主管部门应尽快制定颁布有关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法过程中要结合中国的经济与金融现实，充分考虑到商业银行的特殊性，确定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监管的法律原则；明确监管主体、退出监管的主持机构及其职责；建立市场退出的程序；详尽规定市场退出的具体方式及内容。

（三）探索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新方法

要增强与被监管者的沟通，形成互动式监管。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但如果相互沟通不充分，双方会产生一些摩擦，从而影响监管质量。因此，商业银行监管机构要重视与商业银行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与商业银行管理人员、操作人员交流，监管人员可以对商业银行做出更实际的评价，也使得商业银行了解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标准。另外，只有经过与商业银行的充分交流，监管当局提出的建议或处罚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学习借鉴国际银行业监管技术。利用先进的科学手段，依据我国银行业实际经营情况，建设符合我国银行业的监管信息网络系统。滞后的监管统计数据库系统、网络信息系统和非现场风险分析预警技术，都阻碍银行业监管工作的有效开展；建议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评级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分析指标体系和考核评级方法，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状况进行定期评价，评定等级。对其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警示，促进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和健康发展，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

要进行独立自主的金融监管创新。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社会经济运行环境，从实际出发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和明确监管目标，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银行监管体系，强化监管实施，实现有效监管，其中包括银行监管的体系、技术手段、人才队伍等方而。建立包括政府、行业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整体监管体系。行业内部监管主要是发挥同业协会的作用。银行监管理念应从“监管能做什么”转变到“监管不能做什么”，以提高银行监管反馈速度来带动金融创新的积极性。

增强监管的前瞻性。银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其发展的速度和变换的形式，是其他行业不能比拟的，因此商业银行监管就应该多了解商业银行的业务流程，有预见性的对新产生的金融业务进行风险评估，预测。尽快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处置系统，改变以往吃一堑长一智，只在事后进行处理，缺乏事前预测的作风，有监管力量将风险防范在未发生时。

参考文献

[1]刘桂峰．我国商业银行业务持续性管理体系的构建及完善[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08，（1）．

[2]张丽娟．我国商业银行实现综合经营模式选择及监管研究[J]．理论界，2007，（10）．

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4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监管缺失；市场退出机制；协调机制

一、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部门缺乏协调机制

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还不健全。2003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正式建立起“一行三会”制度，我国开始实行分业监管；在行政级别上，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三者地位相等，都隶属于国务院。正是行政级别上的平级关系使他们分而制之，难以协调沟通，实现信息共享。这就容易产生监管的灰色地带，表面上看各家监管机构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既不超范围操作也不推诿应履行的责任，但依据别国经验，这其中存在的漏洞往往是金融机构不能独自承担的，甚至直接威胁国家整个金融体系。

就我国现状分析，只有人民银行以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和信誉才能够对这些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并且具有决策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同时，人民银行主要通过检查来了解和掌握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和金融市场动向，以便更客观真实地把握金融机构的运行动态。二者为实现自身的监管目标，都需要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在协调机制的法律建设方面，只是规定了商业银行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合作，并没有深入涉及与其它监管机构的合作，有关协调机制的条款只是规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作为平等主体在工作上应尽的义务，没有具体深入到业务内容的文件性规定，没有法律的有力保障，协调机制很难有效运行，终将导致监管盲点和监管成本增加。

（二）监管体系缺乏市场退出机制

银行业监管的内容应该涵盖有关银行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的所有业务环节。但我国目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机构的审批和经营的合规性，对市场退出的监管则属空白。面对来势汹汹的混业经营，金融产品交叉点增加，金融业务将更加复杂，没有良好的退出机制对银行进行筛选，导致金融市场混乱经营，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银行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虽然近年我国已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对危机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主要采取撤销或关闭这一行政方式，但是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无论是监管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在意识上认为银行“太大而不宜倒”，对于那些违规违法操作、管理差、风险大、经营陷入困境的银行大都采取重组、注资等措施进行援助或依法进行接管、关闭，而没有采用与适合市场经济的破产方式，结果使各级政府和人民银行为此投入大量的救助和处置资金，不仅增加了财政和货币稳定的压力，同时也助长了“道德危机”。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银行业稳定退出市场的处置和保障机制，防范金融风险的蔓延和扩大，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另外，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是要转换经营机制，对于那些经营不善的银行，也应该有生有死、优胜劣汰。政府过度充当“救火队”将不利于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转换，不利于经营者增强责任感和危机感。经营不善的银行不能及时退出市场，是对金融安全的一大威胁，而且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

（三）监管理念落后

监管的理念决定监管的定位、内容、速度设置和监管者的行为规范。监管思想的更新源于市场变革，只有变革才能促进银行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主要表现在：银监会往往将自己放在一个高于银行的地位，疏于与银行的沟通；金融创新促进银行业发展，金融创新打破了传统金融分业经营模式，全能银行越来越多，但监管理念还处在创新前的监管平台上；银行监管缺乏创新性和自主性，不能及时对银行系统进行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缺乏事前预测，没有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处置系统，还没有真正实现持续性监管，金融监管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盲目性。

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对策

（一）加强监管部门协调

依照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经营状况，不难看出，对于商业银行的监管单凭银监会一家的能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探索、总结出了一套适应混业经营发展要求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只有运用好这种协调机制，使监管处在最优的均衡状态，各大监管主体才能协调而非冲突获得期望效果，商业银行获得最大收益。

加强协调机制主要建立监管各方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冲突。首先，明确信息收集方面的分工，防止监管信息出现缺失或信息重复。银监会和各监管机构应设置专门的信息采集部门，并且一定做到专岗专人，明确自己银行的信息和跨行业系统信息的共享责任，保证信息传导渠道畅通。其次，在机构设置方面，在混业经营趋势下监管部门设置的机构应该起互相补充的作用，避免简单的重复，在监管内容、监管方法、监管频率上合理安排充分协调，以增加监管效率。最后，还应注意监管部门在制度上的协调。各监管部门管理的行业不同，监管的侧重点必然不同，因此，在监管制度上就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制度上的不统一，同样使监管存在风险。对此，银监会在完善自身的监管制度外，根据客观情况还要与多种经营所涉及行业的监管机构进行制度协调，制定出既兼顾自身发展要求，又完成混业监管任务的具体制度措施。此外，当商业银行出现危机时，还要建立紧急磋商机制，将危机处理程序化。明确各部门在危机状态下对有关风险的责任和义务，保证危机下信息迅速、完整的传递，多方面配合来分析危机危害性，及时化解，防止因个别突发事件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二）建立规范的市场退出规定

首先，要明确我国商业银行退出的主持机构及其职责，界定政府在商业银行市场退出中的权限和行为边界。依据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不难看出，银行监管负责机构在市场退出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银监会承担着监管工作，在监管制度完善上应起到领导者的作用，监管当局以各种形式对其进行干预，并且在整个市场退出过程中处于支配性地位，并发挥主导性作用，而政府干预应该改停留在市场和法律基础上。当然，银监会的干预还应该遵循客观的市场规律，因为一般市场处理方法有着较高的效率，而且政府承担的损失小，实际市场行为与行政干预相结合才会发挥市场退出机制的最大效益。

其次，在收购方法上主要以并购方式为主。并购商业银行是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最重要的市场退出方式之一。近年来，我国也经常运用并购的方式解决处理银行危机。当银行综合经营到来后，银行对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进行并购，还可以降低综合经营的成本，提高收益。采取并购方式，并不是采取破产清算方式，这样，存款人和其他大部分债权人都可以免除由于个别商业银行倒闭而造成的损失，同时，也可以尽可能地降低金融市场变动的影响。实践证明采用并购的方式化解金融危机，优化资源配置，是非常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办法。

再次，立法机关和金融主管部门应尽快制定颁布有关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法过程中要结合中国的经济与金融现实，充分考虑到商业银行的特殊性，确定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监管的法律原则；明确监管主体、退出监管的主持机构及其职责；建立市场退出的程序；详尽规定市场退出的具体方式及内容。

（三）探索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新方法

要增强与被监管者的沟通，形成互动式监管。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但如果相互沟通不充分，双方会产生一些摩擦，从而影响监管质量。因此，商业银行监管机构要重视与商业银行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与商业银行管理人员、操作人员交流，监管人员可以对商业银行做出更实际的评价，也使得商业银行了解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标准。另外，只有经过与商业银行的充分交流，监管当局提出的建议或处罚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学习借鉴国际银行业监管技术。利用先进的科学手段，依据我国银行业实际经营情况，建设符合我国银行业的监管信息网络系统。滞后的监管统计数据库系统、网络信息系统和非现场风险分析预警技术，都阻碍银行业监管工作的有效开展；建议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评级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分析指标体系和考核评级方法，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状况进行定期评价，评定等级。对其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警示，促进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和健康发展，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

要进行独立自主的金融监管创新。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社会经济运行环境，从实际出发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和明确监管目标，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银行监管体系，强化监管实施，实现有效监管，其中包括银行监管的体系、技术手段、人才队伍等方而。建立包括政府、行业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整体监管体系。行业内部监管主要是发挥同业协会的作用。银行监管理念应从“监管能做什么”转变到“监管不能做什么”，以提高银行监管反馈速度来带动金融创新的积极性。

增强监管的前瞻性。银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其发展的速度和变换的形式，是其他行业不能比拟的，因此商业银行监管就应该多了解商业银行的业务流程，有预见性的对新产生的金融业务进行风险评估，预测。尽快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处置系统，改变以往吃一堑长一智，只在事后进行处理，缺乏事前预测的作风，有监管力量将风险防范在未发生时。

参考文献

[1]刘桂峰．我国商业银行业务持续性管理体系的构建及完善[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08，（1）．

[2]张丽娟．我国商业银行实现综合经营模式选择及监管研究[J]．理论界，2007，（10）．

商业银行监管范文第5篇

主体。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主体是指行使对商业银行进行会计监管这一职能的机构或人员。我国目前主要有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门、审计机关、银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等机构、组织及各自的监管人员。根据监管主体的不同，商业银行会计监管可分为政府监管、内部监管和社会监管三个层次。其中以银监会为代表的政府监管是主体和核心，以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会计监控来实现的内部会计监管是基础，以民间审计和银行业自律为主的社会监管是重要补充和环境保障。它们共同构成了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体系，是一有机的整体。

客体（对象）。传统的观念认为包括商业银行会计监管在内的会计监管的客体是被监管单位的会计信息，具体又表现为各种会计凭证、会计账薄、会计报告等资料和信息。但这一观点并不全面。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客体还应包括被监管银行的经济活动、会计活动、会计工作、会计人员、单位负责人，甚至还有会计监管者本身。

制度。所谓商业银行会计监管制度就是指对商业银行实行会计监管的准则、内容、方法、程序、工具等的总称，它是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主体和会计监管客体中介，前者需借助这一中介实施对后者的监管。

由此看来，以上三个要素有机地组成了商业银行会计监管这一整体，缺一不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内容

会计机构设置和会计人员监管。《商业银行法（修正案）》第十二条明确提出设立商业银行，应当“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银监法》第二十条也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商业银行监管机构应对商业银行申请、设立时和经营过程中会计机构的设置、运行，会计人员的配备、组成以及会计人员的工作情况等进行监督管理。

会计基础工作监管。包括商业银行机构执行统一会计法规制度的情况，如：会计科目使用的正确性和规范性、开户与结算工作的合规性等；本行财务、会计制度的建立、健全与执行，如：会计凭证制度、财务记录与核对制度、重要空白凭证保管制度、会计岗位牵制制度及相关岗位责任制等。《商业银行法（修正案）》中的第五十四条就对此做出了相关规定。当然，各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情况也属于会计基础工作监管的范畴，但由于其在商业银行会计监管中具有较特殊且较独立、较重要的作用，因此将其单列为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一项内容。

会计信息质量及披露监管。即一方面，要对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进行检查、监督，坚决杜绝“三假”（假账、假表、假信息）行为，以保证监管资料的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另一方面，还要对商业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的时间、方式、途径等进行监督检查。《银监法》的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的第三十五条，《商业银行法（修正案）》的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等均对此有所要求。

风险监管。风险监管为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核心内容。《银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第三十四条，《商业银行法（修正案）》第六十二条分别对此做出了规定。风险监管包括三个主要内容：一是资本充足率监管，二是资产质量监管，三是流动性监管。

效益监管。即通过各商业银行机构报送的会计报表，特别是损益表，分析其经营效益及盈利情况，并检查是否存在效益管理混乱现象，要求商业银行具备正常的盈利能力也是保障其正常经营抵御风险并进一步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但考核这一内容不能完全以盈利率的高低作为标准，而应同时考虑安全性和流动性等因素。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监管。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本身就是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一个方面，但站在外部监管主体尤其是政府监管机构的立场上看，对商业银行内部监管的再监管也是其监管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调查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现状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价，督促各商业银行建立起有效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重点检查是否建立了会计内部控制领导责任制、职责分离机制、会计管理系统、风险测量与监控系统、信息和安全管理系统等。另一方面，要实时监控其内部控制运行状况，测试其运行有效性，并指导和促进各商业银行改进和加强会计内部控制管理，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同时发挥内部控制对风险的预测和防范作用。

商业银行会计监管的方式

（一）政府会计监管的方式

1.现场监管。也称现场检查，是指由监管当局指派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监管水平的人员组成检查组，深入被监管对象，按照统一规范的程序，带着明确的检查目标和任务，通过实地审核、查看、取证、谈话等具体方法，对其会计活动和行为进行实地检查的形式。现场监管的内容一般包括合规性检查和风险性检查两个大的方面。现场监管必须与非现场监管结合使用，并应积极利用其他外部监管成果。

2.非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是指被监管单位按监管当局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报送各种报表资料，监管部门通过对这些报表资料的整理、审查和分析，对商业银行会计活动进行监管的方式。报表资料应包括商业银行的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附表、现金流量表）、管理报告、业务报告和统计报表等。非现场监管通过对数据资料的分析与审查能及时反映商业银行的会计风险，并对重要情况做出信息反馈，也为现场监管提供了依据和重点。但非现场监管不能有效实现内控监管，还受到被监管机构报送资料真实性、完整性与否的限制。因此，非现场监管的局限性要求应加强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的协调配合。二者在整个监管过程中应相互调节相互补充，非现场监管为现场监管提供向导，现场监管为非现场监管提供具体证据，最后共同形成结论或建议，实现监管的连续性、统一性和有效性。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审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会计监管是通过金融审计来实现的，主要是运用一些专门的审计技术与方法，包括内部控制的了解和测试、实质性测试、计算机审计技术和多种审计取证方法等。

（二）内部会计监管的方式

商业银行内部会计监管主要由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会计监控两个内容组成，内部会计监管机制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制度控制、岗位设置控制、财产控制、账务组织与处理控制、内部会计检查制度、风险责任制度等若干制度的制订、执行、检查与改进来实现的。

（三）社会会计监管的方式

1.银行业协会是银行业自律组织，它主要通过自律公约、从业人员道德和行为准则、业务规范等行规行约的制定、组织遵守和实施处罚等来履行其监管职能。

2.会计师事务所对商业银行的会计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商业银行会计报表及其他业务的审计上，尤以会计报表审计为主要方面，在执行会计报表审计中，注册会计师要实施内部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运用分析、监盘、检查、查询及函证等方法。

3.新闻媒体等社会公众机构和人民群众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不是直接施行监督的“硬权力”，而是“软权力”，通过舆论导向、信息报道和信号传递等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