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外语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商务英语翻译并不仅仅是个语言活动，它更是一种文化活动。任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都需要在交流时克服异国文化的障碍，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译者特别要了解本国与异国的文化差异及其起因，从而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中消失。文章通过翻译理论分析影响等值翻译的文化差异，比较英汉文化思维差异及其在语言表达上的具体体现，探讨了对翻译等值理论的理解及其在英汉互译中的具体运用。

一、了解中西文化差异，使原文与译文在信息内容等方面达到对等

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东西方人有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所以，文化差异就必然存在。此外，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要做到文化等值，就必须对两种语言的文化进行对比，这种对比具体体现在译入语中寻找‘时等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必须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对文化上的差异做些了解。

(一)对事物认识差异

首先是习俗和信仰的文化差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风”像“春天，温暖”，它使万物复苏，故有“东风报春”之说，所以中国人偏爱东风。而英国的“东风”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给人的感觉是‘寒冷，令人不愉快”，因此英国人讨厌东风，相反“西风”为英伦三岛送去春天，故有“西风报春”之说。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英国有一款Zephyr(西风)牌汽车了。我们只有通过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对比，才能克服母语的干扰，将两种语言转换自如。

其次是颜色的文化差异。在东西方语言中，表示各种不同颜色的词非常丰富。如:红色在我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喜庆，而西方文化中常说aredbattle(血战)、redalert(空袭报警);白色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基本禁忌词，西方人常用awhitesoul(纯洁的心灵)、awhitelie无害的谎言等;绿色在中国文化中除了表示狭义外，还表示野恶，西方文化中的green表示新鲜、没有经验、妒忌。如inthegreenwood(在青春旺盛的时代)、agreenhand(生手)。数字在东西方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差异。如我国有“肠6”、“999”、“金六福”、“三枪”、“十三香”等这些数字用作商标的商品，在欧美同样可以看到7-Up.MildSeven.7-Eleven等商标

(二)语言习惯的差异

中国人介绍自己的爱人时常用lover一词，每每至此外国人都颇为惊讶。因为lover在英语中表示情夫或情妇之意。外国人不理解，怎么一向在这类问题上保守谨慎的中国人会公开声明自己另有隐情呢?其实，相当于汉语中“爱人”这个词的英语词应该是:husband(丈夫)或wife(妻子);fiance(未婚夫)或fiancee(未婚匆。“帆船”牌地毯，是我国的出口产品之一，译成Junk，在英美市场无人问津，后改译成Junco市场才有积极反应。因为Junk除了帆船之意外，还有“垃圾、破烂;假货、旧货、废货”的意思，如junkbond(垃圾债券)、junkie(废旧品商人)、junkmarket(旧货市场)等。如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Goats,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商标，无论其产品的质量有多好，有谁会去使用呢?

原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汉英民族因所生活的地理位置、环境的不同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不同。自然条件各异.所接触的客观事物也会在种类、数量、与人类的疏密关系等方面有所不同，由此而产生的情感色彩和文化内涵也必然各异，而此种物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中外翻译标准其实质上有一致性，即信息对等

美国翻译理论家人奈达EugeneA.Nada认为，翻译的预期目的主要是原文与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风格、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奈达的翻译标准观对国际商务英语的翻译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不管原文属于什么文体，关键是信息(语义信息和风格信息)的对等。他在科学分析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翻译科学探索》(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on)中指出，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一种文学的再创作，而且还是一讨科学。奈达认为，翻译的每一任务，是使读者看了译文就能一目了然，译者所寻求的应当是对等语，而不应是同一语。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强调再现原语的信息而不强求保持其表达形式奈达还从社会语言学以及语言实际功能的观点出发，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中心。他强调指出任何信息如起不到交际即思想交流的作用，就会变得毫无价值。此后，他又推出现代翻译标准即“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和后来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前者强调的是信息对等，后者指“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奈达的翻译理论可以说对我国的影响最大。

原文与译文的灵活对等的中心是不能拘泥于形式，对等不是词语的同一。在保证原文的信息量最大限度地传递到译文中的前提下，译者可以灵活运用译入语，达到语义信息、风格信息和文体信息的最大程度的对等。

国内各种翻译标准与国外的大同小异，主要围绕着忠实、等值、达意、传神等展开。关于翻译的标准，尽管有多种不同的提法，最根本的还是“忠实”与“通顺”两条标准。其中“忠实”是第一位的，“通顺”是第二位的。诚然，第二位的“通顺”并非不重要。因为译文不通顺，晦涩难懂，同样会影响或者阻碍思想的交流、信息的传达，甚至完全丧失翻译的意义。所以“忠实”与“通顺”可以看成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虽有主次，但不能偏废任何一个方面。

规范内容与形式统一，恰当地适应语境以及富有创造性的翻译，毫无疑问可以增加商务活动的声色。译者在翻译时，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表明正确的观点，注意信息的对等。如，不少看到“接待”一词，就立刻想起英语里的receive,receive确可作“接待”解。

(1)对不起，我们总经理不在办公室，他正在接待外宾。Sorry,ourmanagerisnotintheoffice.Heisreceivingaforeignguest.这句中的“接待”实为“接见，’.“会见”之意。在另一种情况下，汉语中，的“接待”指的是整个接待工作，其中包括安排到访客人的访问日程、迎送、业务拾谈、参观游览等事项。在这种情况下，接待译为receive就欠妥了，译为host较好。

(2)你下次什么时候再到中国来访问?再来的话，我们准备接待你。此句如译为:WhenareyougoingtovisitChinaagainnexttime?Wewouldbepleasedtoreceiveyouonyournextvisit.不如译为:Wewouldbepleasedtohostyou(actasyourhost).更为贴切。

三语义信息对等和风格信息对等是国际商务英语翻译中最基本层面的对等

英国翻译家比特·纽马克根据语言学家布莱尔和雅克布森的语言三大功能，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理论。语义翻译侧重信息内容，交际翻译侧重信息产生的效果。翻译时前者应侧重语义翻译，注重原文语义信息与译文语义信息、原文风格信息与译文风格信息对等;后者应侧重交际翻译，注重效果上的对等，即关注原文读者反应与译文读者反应的对等。

(一)原文与译文语义信息的对等

原文的文化信息与译文的文化信息等值是国际商务英语翻译中深层面的对等，若原文承载了文化信息，译者必须无条件地设法将原语中的这种文化信息最大限度地传递到译入语中去。文学翻译经常遇有夸张、暗喻、换喻等修饰法，用词或概念表达不一定要求十分准确，如:Iwillbebackinacoupleofdays.译成“我两三天后回来”也行，译成“我几天后回来”也可，译作“我不久就回来”也无妨。然而，商贸汉英翻译是与贸易、合同、保险、投资、货运、金融等领域的文字相联系，所涉及的内容严肃而具体，不容译者在翻译中随便表达。原文的准确变成译文的模糊，或者相反，都是商贸翻译所不允许的。实践证明，英译中容易出现差错的地方，一般来讲，不是大的陈述性条款，而恰恰是一些关键的细目，如金钱，时间，数量等，必须往意所翻的词和原文中的词的含义相对应。例如:Apenny''''sworthofquality,apenny''''sworthofprice.(一分价钱一分货。)

(二)原文与译文风格信息的对等

原文与译文风格信息的对等，笔者所指的‘‘风格”，实际上是指不同的文体。风格信息是作为信息的传递载体一语言一所传递的信息之一。风格信息的传递在翻译中不可忽视。翻译中若忽略了原文的风格信息，不仅会使译文信息大量流失，而且使译文显得不得体。国际商务英语涉及到不同文体的语言形式，如公文、法律、广告等。所以，翻译者必须重视不同风格信息的传递。

商务英语所涉及的专业范围很广，包括广告英语、法律英语、应用文英语、服装英语、包装英语等。了解国际商务英语的文体特点有利于译者把握原作的风格信息传递。商务英语所要表达的信息是商务理论和商务实践等方面的内容，因此与专业内容密不可分。商务英语在词汇使用上的最大特点是对专业词汇的精确运用，其中包括大量专业词汇，具有商务含义的普通词和复合词，以及缩略词语等。如价格常用术语FOB,CIF有其特定的专业内容，又如C.WO定货付款;B/L提货单;C.O.D货到付现;W.P.A水演险;bluechip蓝筹股、绩优股;baddebt呆账，等等。不了解这些专业术语，没有专业知识，就无法做好此类商务英语的翻译。超级秘书网

商务外语论文范文第2篇

宏观方面：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电子商务的重要性，也进行了一些举措，比如与国家贸促会、世贸中心建立链接等。但是，这些举措对于促进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起到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我们看浙江省政府部门为了使电子商务在该省外贸企业中更快、更好的利用所作的工作：开展外贸电子商务培训工作，并对参加培训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积极响应国家在电子商务方面的新政策，并付诸于实践；组织高校研究发展电子商务方面最新技术，并在企业中推广；政府专项拨款并通过税收回流支持电子商务建设；颁布相关法律政策，辅助电子商务规范的进行；政府积极促成企业与先进外贸电子商务网站的合作，如引进阿里巴巴，促成企业与阿里巴巴的合作等等。我们看到，浙江省在促进外贸电子商务中做的很多，而河北省在这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河北省应向浙江省学习，从多方面着手，扶持外贸电子商务更快、更好的发展。

微观方面

(1)企业意识低。调查显示，尽管一些外贸企业信息化意识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使用互联网和参与电子商务的程度参差不齐，应用也极不平衡。一家著名企业的负责人说，公司通过电子商务获得的订单数量非常少，他们更倾向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因为网站维护人员要懂电脑、业务、英语等，这方面人才的培养需要投入较多的成本，还不如沿用传统的老业务员开展面对面的推销。在企业意识方面，我认为更多的与地区大环境有关。浙江人自古就有着很多省份不能比拟的生意头脑，并且他们大部分都勤奋、扎实，有着超强的执行力。对于浙江的企业主来说，他们乐于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因此使外贸电子商务很快发展起来。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像阿里巴巴、中国化工网这些知名外贸电子商务网站都是在浙江省首先发展起来，在这方面浙江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河北省应进行大力宣传，以浙江省成功案例为榜样，鼓励企业勇于尝试，可以先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先进行试验，让一部分企业先成功，再带动其他企业。

商务外语论文范文第3篇

1.1专业且实用

前文我们曾提到，商务英语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由于其涵盖到有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营销、国际贸易以及各种国际法律和当地法律等方面，由此，商务英语在使用时必须注意到这些领域的专业性，通过运用该领域的专业词汇和专业术语来表现。如“CIF”一词于我们大多数人是陌生的，但在商业领域却是十分常见的，它是“Cost,InsuranceandFreight”的缩写，作为一个价格术语，不仅有“成本、保险费加运费”的意思，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它还有其他特定的含义与规定“，CIF”对对外贸易中交易双方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有一个规定，包括交货地点、运输和保险及其相应费用、进出口许可证申领和进出口关税的缴等方面。由此我们知道，商业英语不能只做简单的字面翻译，还要考虑到其代表的专业领域的含义。为了保证商务英语在应用时体现出专业性，我们需要对商务基础知识、商务英语涉及的领域做出相应了解，才能在国际商务中实现有效交流的基础上避免自身利益被损害，进而促进交易的达成。商务英语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它的实用性上，商务英语是一种职业英语，它必须在英语的基础上再突出商务的特性，在应用于洽谈、签约和信函等商务活动时必须注意对英语沟通技巧的发挥，这使得商务英语将英语与商务密切联系，从而展现出实用性的特点。

1.2文化差异显著

商务英语的本质仍是英语，其出生成长时被滋养与熏染的文化与我国并不相同，区别于根植我国文化土壤的汉语，因此，文化差异也会在其语言的使用中体现出来。中华民族自古崇尚“龙”，并以之为民族图腾，象征着民族的优秀精神，将自己称之为龙的传人。西方文化却认为龙（dragon）是贬义的恶魔、邪恶的象征，在两种文化中不同的意义也表现于汉语和英语之中。如中国人以“亚洲四小龙”来称呼时，英语的表达并非“thefourAsiandragons”，而是“thefourAsiantigers”。因此，在商务活动中，业务人员需要了解到语言的交流亦是文化的交流，各国文化差异需要被尊重亦需要被重视，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出现的交流误会。

1.3语言简洁且规范

商务英语惯用简洁的表达，较多使用缩略语。这一点符合发过言语学家A.Martinet的言语经济原则：人的惰性使人们在言语活动中尽量减少力量的损耗，采用熟悉的、省力的、多功能的表达形式。这一理论又符合当今商业领域的高效工作理念。由此，我们常能看到类似于“B/L”表示“海运提单”“、forex”表示“外汇”的现象，这种缩略短语的使用可以提高日常生活的效率，减少投放于沟通方面的而精力。规范且正式的语言要求在商务英语的书面用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商务英语专业性强，涉及到的领域往往又牵连到法律问题，所以，商务英语的使用又必须添加规范正式的特点，以防止误解或歧义的产生。如商务英语在表述购买的意思时通常选用“purchase”而非“buy”的原因便在于为了满足这一特点，商务英语多选用正式用语而非口语。在书写文件时，为了使其看上去更加庄重，撰写人也往往使用古词汇或拉丁语。

1.4固定句型与套语使用

商务英语正式、专业，在撰写文件时会有一些特定表述，这是在长期的外贸业务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固定的句式和套语。例如，如果我们用“sir”作为外贸函电的称呼语，那么“Yoursfully”或“Respectfullyyours”则被作为结束语使用。当然，套语的使用并不局限于此，也有一些成文的套语和句式被使用在合同和外贸英语函电之中。

2、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中的应用

商务英语作为对外贸易活动的基本交流工具，在多个方面都有运用，在此，我们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叙述。

2.1在国际谈判中的应用

在实现对外贸易合作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双方会面，就一些事务进行磋商与交流，达成共识或签订合同。在谈判时，双方进行交流的语言是商务英语，签订合同等书面文件时依旧采用的是商务英语，由此可见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合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在使用商务英语时必须达到准确标准的词汇运用，以促进合作双方谈判目的的达成。

2.2在商务贸易广告中的应用

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广告的运用。在对外贸易广告中的商务英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通过广告宣传向外界更好的展示自身和推介自身产品，并在这两个过程中注重对商务英语的策划。在产品广告中使用的是一种应用语言，文案人员要使用优美、标准、能够准确的表达自身的风格特征的语言以激发目标受众对产品的购买欲望，这与普通语言风格并不相同。为了将商务英语的知识、欣赏和商业价值充分展现出来，我们要勇于打破传统思维方式，注重推陈出新，以表达出广告的深层次含义。

2.3在商务函电中的应用

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由此我们可以做出未来国际间越来越频繁的商务合作的推测，在这一演进中，商务函电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商务英语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愈加明显。商务函电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双方进行有效交流，进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它包括纸质函电、电子函件和商务电话三大类。通过使用商务英语，在函电中交换双方意见，表达己方合作意愿与自身特点，促进双方的互相了解，最终达成双方意见，实现双赢。

2.4在对外贸易翻译中的应用

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商务英语已经成为这一商务活动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由于其在翻译环节（包括书面翻译和口语翻译）的高要求，使得商务人员正不断加强这一方面的学习，通过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商务英语水平来完成对外贸易翻译。书面翻译要求达到标准化、用词准确、清晰，使函件中的信息能够被正确，完整的表达。口语翻译，一般说来，难度要大于书面翻译，因其是实时翻译，需要在考虑到交流双方当时的语境、了解对方用语风格与当地风俗习惯之后进行准确、及时的翻译。我们相信，在企业不断重视员工商业英语专业化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对外贸易的一系列活动一定可以发展的更加完善，企业在对外发展中会更加顺利。

3、影响商务英语应用于对外贸易的因素

3.1商务英语的背景知识

商务英语的背景知识对商务英语在对外贸易中的应用占据一定影响，贸易背景的了解是使用商务英语的前提。在开展国际商务活动的过程中，从业人员如果对关系到贸易交流的相连环境知识（包括是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报以业务发展历程和未来贸易发展趋势等）有了一定的掌握，则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能够对商务英语的使用做到更好的运用。在针对不同文化、地理背景的人们交流时做到有的放矢，尤其注意不要触碰放低敏感话题。

3.2商务英语的语言决策和交际技巧

商务英语的语言决策和交际技巧之处虽主要都是语言运用方面的策略，但语言决策更注重于在商务活动过程中对于语言方式的决策。其中的语言方式包括语句、词汇应用、语音、语气和表达方式的选择。科学合理的选择商务英语语言，无疑可以促进双方更好的交流合作，推动贸易的完成。良好的商务英语的交际技巧在对外贸易中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对商务英语灵活而艺术的使用避免或化解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尴尬局面，最终达成双方合作贸易。商务人员交际技巧的高低影响着双方交流与合作是否能顺利、圆满的进行，出于更好完成工作的考虑，我们要求商务人员能够做到依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交流技能、准确把握商务英语的使用尺度、增加交流经验。

4、结语

商务外语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专业转型；商务英语；路径

一、引言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2014年1月15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校企紧密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衔接、职普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4年3月在中国教育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介绍，中国现有近2500所高等院校，改革完成后，将有1600-1700多所学校转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调整的重点是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这些地方高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在2014年11月29日华中农业大学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上，与会专家和参会教师认为与外经贸类、财经类、重点类院校相比，地方普通院校在硬件设施和师资配备等方面都面临不少问题，该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理论依据、课程结构、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及实训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因地制宜地搞好商务英语专业（方向）建设，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型英语人才是目前一个亟需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地方高校英语专业转型的背景

如前所述，当下地方高校都在积极探索以学生就业为导向的专业办学模式与专业转型。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英语专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地方高校传统英语专业主要是师范类专业，近几年地方高校培养的师范类学生就业已趋于饱和，传统英语专业已经多次成为教育部亮黄牌的专业之一，地方院校今年英语专业招生数量呈递减趋势。面对就业压力，各个院校都在积极拓展新的专业或办学方向。仲伟合认为：“当前，国家、社会对外语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英语专业面临由原来单一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拓展为包括英语、翻译、商务英语等在内的英语类专业的新形势”。胡文仲认为：“应该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既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同时培养具有人文素养、高水平语言能力及创新精神的高端外语人才”[3]。商务英语专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肇始于2007年，在此之前一直是作为英语专业的一个方向，是属于ESP的一部分。2007年教育部批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第一个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院校，这对英语专业的拓展和商务英语专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2012年9月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将商务英语专业列为本科专业招生目录，专业代码（250258）。在传统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英语类专业，即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截至2014年底，共有7批215所高校经教育部批准开设了商务英语专业。这种转型反映了传统英语专业从偏重师范技能和语言文学到适合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专业转变。

三、制约地方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发展的瓶颈与解决路径

1.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大同小异，特色不明显。由陈准民，2009年由王立非编写的《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对商务英语专业设置的背景、理论基础、人才培养目标、能力构成、课程设置、教学分级要求、教学原则与方法等一系列关系商务英语专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解读。在该《教学要求》出台之前，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7所院校既具有较高的的英语教学水平，同时这7所院校都具有财经和外贸专业背景。大部分院校按照《教学要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设置课程。笔者查阅了部分地方院校的网站了解到这些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基本上大同小异。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时要做好充分的调研，了解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需商务英语人才需求的现状，了解涉外企业对商务人才知识和能力的期许。课程设置既要吃透《教学要求》的内涵，考虑本校已有师资和办学条件因素，又要增加适合地域特色的课程，办出特色，切忌千校一面的办学模式。文秋芳认为：“这些专业点设在不同层次的学校师资队伍差异明显，生源质量迥异，用统一标准要求英语类专业毕业生既不合理，也不现实，不少专家、学者呼吁实施多元人才观改变一刀切状况”。

2.商务师资短缺。高水平的师资是办好专业的关键，尤其对新专业建设更为重要。商务英语专业不仅需要有语言基本功扎实的教师，同时还需有相应的商务背景知识。目前，由于该专业本科招生时间不长，研究生招生更是少之又少，还未能培养足够的商务师资。即使有毕业的商务专业的研究生或国外归来的优秀商务人才也很少愿意到地方院校就业。原有师资教学和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文学、语言学、教学法和翻译等领域，对于新的专业这些教师未经培训很难转向新的教学也研究领域。如何引进和培养优秀的商务师资是地方院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解决师资短缺的现状，地方高校要多渠道进行，“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首先，要加大本校教师的思想转变工作，尽快组建和形成较稳定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团队，让这些教师的教学和研究转向商务英语。让这些教师到水平较高、办学实践长的院校进修学习，遴选部分教师参与涉外企业，了解商务运作的具体过程和模式。其次，要积极跟已有商务方向研究生的院校沟通，建立校际合作，争取这些学校的支持，引进更多优秀教师。聘请涉外企业的专家做该专业兼职导师，采取“双导师”制来培养学生的语言和商务实践能力。

3.商务英语类教材种类繁多，配套资源匮乏，选用难度较大，“五纲”建设费时且缓慢。近两年国内三家主要外语出版机构（外教社、外研社和高教社）陆续出版了商务英语专业系列教材，但地方高校师资和学生水平各异，在选取适合自己办学特色的教材时难度较大。对于同一门课程，同名的教材较多，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要不断反思教材的难度和适应度。一门课程结束后如教师发现教材难度较大或由于其它原因不得不更换教材，使原有做好的“五纲”无法使用，教师不得不重新选取新教材，花大量时间制作新“五纲”。各个学校在专业教材选取上要结合自己专业培养目标，主要从三家出版社的图书目录中选择适合自己专业定位的教材。同时各个学校还可根据地方企业人才需求，组织优秀教师编写符合地域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商务英语教材。对于教辅材料，教材的作者往往都是这门课程多年的任课教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资源，任课教师可以通过出版社和教材作者联系，获取相关的教学资源。

4.实训实习基地建设推进缓慢，建设难度大。根据《教学要求》，该专业学生除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外，还需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对于学校而言，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需要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等环节。目前一些地方高校由于自身资金短缺和对外语类专业不够重视，导致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习基地建设进展缓慢。地方高校要多渠道加大对商务英语新专业建设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学校要在商务英语实训室建设上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争取政府和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资金项目，建成校内实训室。学校要主动和政府与涉外企业沟通，在企业和商务局建成校外实训基地。

5.学生学业成绩考核评价体系尚未形成。目前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地方院校还未能形成适合专业特征的有效学生评价体系，学生学完一门课程后只是按照学校的正常期末考试程序考试，还是按照传统英语专业学生的评价指标对学生成绩给予评定。学生还是参加英语专业学生的专四、专八考试，没有正对商务英语专业的等级考试。对于基础段语言类课程，采用符合语言本身规律的考核方式。对于商务实践能力较强的课程可采用学校专业知识和企业实习能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阶段性、过程性考试的模式。另外涉外企业对学生从业资格证的要求也比较高，根据地方企业需求选择部分专业资格考试，提高学生行业转入含金量。

6.商务英语研究起步晚，研究范式和方法不明确。因地方院校专业开设时间不长和师资研究方向不同，对商务英语研究方法和领域还模糊不清。笔者查阅了中国知网上“商务英语”为主题的论文，这些论文主要是集中在高职高专院校，这些院校开设商务英语方向相对较早，其研究成果对地方本科院校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由于人才培养目标和开设课程不同，所以对地方高校的实际教学和科研还是有一定差距。专业教师要转变思路，了解该专业前沿的研究成果，多参加商务英语专业建设方面的学术研讨会，结合自己所授课程和企业需求，发现教学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上做好商务英语研究。学校要对教师新专业研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倾斜，搭建校企合作研究平台，使教师在新专业研究中尽快成长，将研究成果用在教学和企业中，解决学校人才培养和企业人才需求实际问题。

四、结语

2012年教育部将商务英语专业列为《本科专业目录》，更为该专业的发展增加了信心，始于2014年的高校转型也使地方高校英语专业积极探索和拓宽专业渠道。但由于商务英语专业在地方院校起步较晚，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及实训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因地制宜地搞好商务英语专业（方向）建设，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型英语人才是目前一个亟需深入研究的课题。办好该专业需要学校、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企业四方通力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协同解决商务英语专业面临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教育信息化网站，2014年2月13日.

[2]钟伟合.英语类专业创新发展探索[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1）：127-133.

[3]胡文仲.试论我国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回顾与展望[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1）：111-117.

[4]陈准民，王立非.解读《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J].中国外语，2009，（4）：4-11.

商务外语论文范文第5篇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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