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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354(2000)03-0001-09

我党我军和共和国的缔造者同志生前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不朽的著作。这三篇文章均写于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它不仅对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产生过巨大作用，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同样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三篇文章过去为人熟知，大家经常学反复学，成为人民群众最喜爱最受欢迎的精神食粮，群众曾用一句最真挚最朴实的语言称它为“老三篇”。

同志的这三篇著作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充分体现和高度概括。三篇文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又各有侧重。《为人民服务》侧重讲干革命应具备的思想，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纪念白求恩》侧重讲干革命应具备的精神，即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人民极端地热忱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愚公移山》侧重讲干革命应树立的信心和决心，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革命前辈正是按照的教导去做，有一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心，有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品格，有一股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决心，才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当前进行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如果全党和全国人民能同我们的革命前辈一样，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可以坚信，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一定能经受住任何挑战和考验。但面对现实，总觉得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联想到目前社会上腐败现象的滋生和一些党风、民风不正的状况，我们重温同志的这三篇著作，必然引发出点点滴滴的思考。

一共产党人要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1〕（P1004）。这段话指明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党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所决定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它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是我党进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同传统的私有制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必须同传统的私有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共产党人，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都应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做为想问题办事情的标准，艰苦奋斗努力工作。

我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大公无私，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假心假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我们党作为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谋求人民的利益之外，绝无私利可言。人民群众正是从党诞生以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中，认识到我们党的先进性，才选择了跟中国共产党走。是党首先选择了人民，人民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要求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在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时，必须先国家、集体后个人。在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时，必须先他人后自己。关键时刻，要勇于挺身而出，以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我们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讲大公无私并不排斥正当的个人利益。有人认为讲大公无私就不能讲个人利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私”是一个多义词，既可作为私心、个人主义讲，也可作为个人利益讲。前者如“大公无私”，后者如“公私兼顾”，并不矛盾。人们为了生活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纯属正当的个人利益，它与自私并不相干。只有把个人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或者为谋取个人利益而损害党和群众的利益才是我们反对的。所以我们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在做到大公无私的同时也应该关心党员干部正当的个人利益。

关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造就了一大批共产主义战士。本人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一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口亲人。在战争年代，涌现了像恽代英、、杨靖宇、、、张思德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在和平建设时期又出现了雷锋、王杰、焦裕禄这样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但是由于十年造成的内乱，改革开放后曾一度出现过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我们一些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薄了，党内一些同志确实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党风和社会风气至今还没有从根本上好转。有些人还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想，在政治上思想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重大措施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甚至散布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羡慕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民主”，同国内外敌对势力遥向呼应，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人对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产生怀疑，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心动摇；有的人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兴旺发达根本不关心，热心的是盘算自己的利益得失，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做自己称王称霸，谋取私利的资本；有的人为人民服务思想淡化，人民公仆意识丧失，个人利益第一，工作要轻，待遇要好，追名逐利，不择手段，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严重；有的人无组织纪律性，搞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服从党的决议，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愿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遵守党的纪律；有的人搞派别活动，拉“小圈圈”，或拉帮结伙培植亲信，或任人唯亲互相庇护，或对坚持原则的同志打击报复，把社会上的宗族和家庭关系带入党内，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有的人丧失信仰，崇尚迷信，不信主义只信；有的人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对主管的工作不调查不研究不解决问题，遇困难推诿不负责任，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甚至欺压群众作威作福；有的人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捞到功名；有的人利用职权，破坏财政纪律和人事纪律，在生活上搞特殊化，拉关系走后门，挥霍浪费，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行贿受贿，侵吞国家集体财产和侵犯群众的利益；有的人革命意志衰退，贪图安逸享乐，吃喝嫖赌，胸无大志，得过且过，整天想的是“帽子、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婊子”；有的人政治上缺乏敏锐性，对错误的东西和坏人坏事不批评不斗争，搞好人主义、庸人哲学，不起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以上列举的一些表现，可以概括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宗派主义，生活上的享乐主义，作风上的官僚主义。虽然这些现象只存在于少数人的身上，但它们的危害性和影响力不可掉以轻心。这些现象都是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相违背的。我们重温《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深刻认识以上表现的根源和危害，努力加以克服。

这些年来为什么一些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逐渐淡薄呢？这里既有深刻的历史社会根源，也有一些社会上至今流传的与为人民服务思想格格不入的奇谈怪论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

一是“本质自私论”。有人认为自私是人的本质，任何人都是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的古人写下的《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可见我们一些人的思想认识连古人都不如。有一句名言：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是从社会实践中来。自私作为人的一种观念，不是先天形成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只能是后天形成的。人们后天形成的观念也不都是自私的。人有两重属性，一是自然属性，例饿了要吃饭，喝了要喝水，冷了要穿衣。二是社会属性，例如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地位和人际关系等。自然属性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得以生存繁衍的基本条件。一个人表现其自然属性时，只要没有妨碍他人和社会就是正当的、合理的，换句话说，不能把正当的个人利益看作是自私。我们所说的自私，主要表现在社会属性方面。实际上也只有在群体生活中，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才能显示出一个人究竟是高尚还是渺小，是无私还是自私。人的私有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生产资料公有，产品平均分配，人们根本不存在产生私有观念的条件和土壤。私有观念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只要是阶级还存在，物质产品还没有极大的丰富就必然存在私有观念。应当指出的是即使在私有制的社会里，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不仅在劳动人民中，就是在剥削阶级中，也不乏为国家民族利益献身，为人类造福的杰出人物。

共产党人的本性应该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要同传统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无产阶级事业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无产阶级为自己目标而奋斗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最先进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教育和指导下培养出来的共产主义新人，它的本质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我党诞生至今不断涌现出的一大批大公无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抛头洒血，用“自私”是人的本质怎么能解释得通呢？

二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论。这一观点在八十年代曾引起一场大争论，它的流毒和影响至今仍未肃清。“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核心是为自己。这种人生哲学反映出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是与为人民服务思想背道而驰的。首先，这种观点的动机是错误的，必然导致损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我们评价一个人或一件事总是从动机和效果两方面进行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中的主观，就是一种动机，客观则是人的行为的结果。从自己出发这是一种利己主义的动机，这种动机最终只能达到为自己的结果。当自己与他人的利益没有发生矛盾冲突时，为自己的动机一般显现不出来，当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就必然把为他人为社会摆在次要和从属的地位，首先满足自己的需要。其次这一观点企图将“为私”与“为公”调和起来，实际是不可能的。早在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一些进步的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哲学家提出了一种伦理思想，他们认为人一方面是自私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在追求个人利益与幸福时必须克制自己，兼顾他人的利益与幸福。这种合理利已主义思想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表面上看似乎很公允，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为公与为私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人生观，一个人在为私还是为公中只能居其一，不可能有亦公亦私的第三种公私观。这也是我们在改造世界观的时候经常讲到的一个人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原因。如果一个人一事当前总是先替自己打算，怎么能克制“自我”为他人谋幸福？又怎么能在关键时刻为国家为集体为他人而献身呢？第三，“主观为自己”的人往往表现为个人奋斗，片面追求“自我价值”。这种人一旦个人奋斗的理想达不到，就会悲观失望，丧失生活的信心，或者抱怨社会没有给他创造实现自我价值的条件，甚至为满足私欲可能去做那些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

三是“金钱时代”论。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流传着一些顺口溜，什么“三、四十年代是战争的年代，五十年代是艰苦奋斗的年代，六、七十年代是争斗的年代，八、九十年代是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什么“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收白不收，不乐白不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现在是“干部用钱引，群众为钱干，一切向钱看，离钱玩不转”。这些把金钱当做当今时代主流的思想对一些人特别对青少年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已经产生着严重的不良效果；使“拜金主义”思想有了广泛的市场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必须要对“金钱时代”论进行彻底地澄清和坚决地批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了我国全面推行经济建设的新时代，努力发展生产力，走富民强国之路，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各行各业要面向市场，讲求效益。“金钱”已经成为全社会向往和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毫不奇怪也并没有什么错。问题的关键是对“金钱”这个东西应该怎样看？如何去对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物质文明搞上去，精神文明还要不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要不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还要不要？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还要不要？搞物质文明建设要不要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如果只要“金钱”不要精神，只要“向钱看”，不要“向前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刚冒头的“拜金主义”思潮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p105)钱多好办事能办事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钱多也可能坏大事。改革开放以来，那些被“金钱”俘虏的高官小吏还少吗？而那些在当今时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人物也屡见不鲜。那种把当今时代误解为“一切向钱看”的时代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十分有害的。

二要革命就不能怕牺牲的思想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要革命就不能怕牺牲。在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抛头洒血在所不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许多英雄人物又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们的死比泰山还重。如果没有用手托起炸药包把敌人的暗堡炸掉，就不知有多少战友倒在敌人的枪弹下。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血肉之驱堵住敌人的枪眼，战友要夺取敌人盘踞的阵地，不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老山前线的战士们说过一段话：“一家不圆是为了万家圆”，“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这是不怕牺牲的生动体现。

为人民利益不怕牺牲。这是因为它以少数人的牺牲换来了多数人的生存和幸福，换来了整个革命事业的胜利，为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思想品质和献身精神，激励着亿万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一个倒下了，涌现出千万个，一个雷锋牺牲了，涌现出千万个雷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为之奋斗、为之牺牲是绝不会成功的，夺取政权是这样，巩固和建设政权也是这样。全国解放后，一再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现在虽然处在和平时期，不可能每个人都要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做出个人生命的牺牲，但不是说和平时期就没有生与死的考验，当我们的祖国遭受外敌入侵和挑衅时，当我们在迫不得已要用武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时，有可能还要经受枪林弹雨的考验；当出现各种自然灾害袭击时，我们有可能用鲜血与生命去迎接大自然的挑战；当出现社会黑势力的破坏和捣乱时，也可能要用生命和鲜血同黑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尽管和平时期也有一个生与死的考验，但毕竟是少量的、个别的。大量的是要经受个人利益的牺牲和考验。而这种牺牲和考验也是严峻和无尚光荣的，同样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就拿当前我们面临的西部大开发，政府机构改革，企业关停并转实现现代企业制度，人员下岗分流，反腐倡廉等等，每一个单位和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正确对待自己利益的问题。在调整局部与全局，个人与国家、集体利益关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牺牲一些个人利益的准备。

三共产党人要敢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锐利武器，也是促使共产党人改正自己缺点错误的有效方法。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在自己的一生中为人民多做贡献少犯错误，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使任何人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要我们做到讲的那样：“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1](p1004)。

、、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严于律已，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光辉典范。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党由于在经济工作中存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倾向，出现了像“”、“化”这样的群众运行，又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的过程中，在62年召开的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3](p616)。生前经常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用以教育全党，他曾经说过：有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以取得同志们的监督和帮助，又可以给同志们以借鉴。邓小平同志在评价自己时说：“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2](p300～p301)。同志一生光明磊落，他经常用自己参加革命初期，因缺乏经验而走过的一段弯路来教育干部，在他63岁生日时还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句：“中夜尝自省，悔愧难自文，还是鼓勇气，改正再前行，灵魂之深处，自掘才可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为革命为人民，他们的缺点错误与他们的丰功伟绩相比微不足道，但都能认真严于解剖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正确认识和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呢？现在有些同志在处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问题上，争功诿过，只能听表扬不能听批评，只会报喜不能报忧，自己的缺点错误看不到，对组织上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又不能正确对待，往往是一批就跳，一说就闹，这也是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格格不入的。

四一切革命队伍的人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革命同志之间在政治思想上互相关心，工作上互相支持，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体贴，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像雷锋同志那样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别人有了成绩和进步，要虚心向他人学习，不要嫉妒；有了缺点错误，不能冷眼对待，更不能落井下石，要诚恳地教育帮助；有了困难和不幸，应大力支援和照顾；当群众和战友的生命安全遭遇到危险时，要挺身而出奋力相救，必要时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过去我们常讲的“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这四句话，充分体现了“三个互相”的精神，在新形势下要继续发扬光大。

搞好“三个互相”，要求我们平等待人，互相尊重。在革命队伍中，职务虽有高低，分工虽有不同，但政治上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有高低，工作能力有强弱，学问知识有深浅，都要平等相处，以谦逊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对比较落后的同志决不能岐视和嫌弃他们，搞好“三个互相”不是说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必须坚持革命原则，当前对那些庸俗的“关系学”，对那些“宗族观念”、“家庭观念”、“姓氏观念”、“地方观念”、“老乡观念”以及哥们义气一类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必须坚决反对。

当前在用人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庸俗的关系学，树立任人唯贤的用人标准，用人问题上不能搞无原则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要坚持德才兼备，唯才是举。宋朝宰相司马光在他的不朽著作《资治通鉴》中谈到用人的标准和方法对我们现在用人都是很有启发的。司马光说：人大概分四种类型，一是有德有才，这叫圣人；二是有德无才，这叫君子；三是无德无才，这叫愚人；四是有才无德，这叫小人。在这四种人之中如何去选用呢？司马光认为：有圣人不用君子，有君子不用愚人，如无圣人和君子，宁可用愚人也不能用小人。这是因为，愚人虽然办不了什么事但也坏不了什么大事，如果用了小人，才能很好德性不行，就可能坏大事。[4](p3)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五共产党人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关系

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赞扬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白求恩的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他无私的献身精神上。他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在加拿大享有优厚的待遇，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有一个美丽温顺的妻子，他不顾妻子的阻拦，毅然投身到伟大的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去，他的妻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同他离婚。这一切生动说明了白求恩在处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上，始终把革命利益摆在第一位。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和发扬的。当前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极少数人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二位，甚至头脑里根本没有革命利益。有的人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有的伸手向组织要官要位，有的化公为私，损公肥私，有的自己富了忘了国家集体和群众。这些人正如所批评的那样：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表现在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为了抢救伤员，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把手术台设在最前沿阵地上，当看到有的医务人员工作粗心大意，他毫不客气地严肃批评。我们学习白求恩这种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加强工作的责任感。当前有些人精神不振奋，工作松松垮垮，作风疲疲沓沓，办事不负责任，对工作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在困难面前发牢骚讲怪话，没有一点实干精神。正如批评的：“不少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别人，自己挑轻的”[5](p660)。

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还表现在他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需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赞扬白求恩对人民满腔热忱，处处关心群众疾苦，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前有一些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我们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党和政府要求我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切实把握国情、省情、县情、乡情、厂情、校情、店情、民情。帮助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给他们送温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从而密切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

六共产党人要大力宏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赞扬白求恩同志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白求恩是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医生。1936年8月，当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时，他率领医疗队奔赴反法西斯战场，为西班牙人民服务。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率领一个由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解放区，1939年11月在抢救伤员时因病毒感染，不幸以身殉职。

我们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要把世界革命做为已任，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从当前实际出发，怎样实践这一重任呢？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坚决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另一方面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事情办好，这是发扬国际主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中华民族强盛了，在国际事务中说话才能管用，才能充分发挥做为一个大国的作用。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如果离开爱国主义这个大前题去谈国际主义就是一句空话。

爱国，首先必须爱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一些人盲目向往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所谓的繁荣，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动摇和怀疑，甚至否定。有的人一味追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生观、价值观，以至于丧失人格国格，走入岐途，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爱国主义是我们对自己国家、民族的一种真挚的感情，是一种高度的民族自豪感、责任感和自信心。这点对于我国的革命和建设是非常重要的。80年代末期有一个电视片《河殇》，看过后总觉得不对劲，让人振奋不起精神，但问题的实质并没有看出来，现在清楚了。《河殇》提出了一个非常错误非常有害的理论，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实际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宣传多年的“欧洲中心论”。这种理论认为只有欧洲，只有白人，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像中国这样不是白皮肤的第三世界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这种理论发展到当年的希特勒大日耳曼民族的种族主义，给世界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虽然《河殇》表现得很隐晦，但片中宣扬地中海是文明的发源地，因为那地方有海，是蔚兰色的文明。其实这种论点也好驳，地中海周围还有非洲、中东一些国家，既然是“海洋文化”，怎么文明都集中到北边欧洲这一块呢？奇怪的是这种谬论不是欧洲人来讲，而是由黄皮肤的中国人来讲。这种腐蚀、伤害、麻痹我们民族感情的东西，对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的自尊心十分有害。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我们今后要理直气壮地讲。即使我们经济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同样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还比较落后，这个落后并不是中国人没有才干，而是自己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中华民族历来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树雄心、立壮志，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创业精神，为振兴祖国而努力奋斗。我们靠什么去反对霸权主义？靠什么去维护世界和平？靠什么去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要靠我们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振兴，否则，一个自身难保的民族和国家，还谈得上什么国际主义精神！

七树立干革命要敢于和善于排除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愚公移山》这篇文章，提供了我们战胜困难，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用“愚公移山”这个寓言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些真理：干事业没有一帆风顺的，是存在困难的；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和战胜的；在困难和挫折面前，首先应该具备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克服和战胜困难既要敢于又要善于解决方法和措施的问题；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要依靠长期的艰苦奋斗，要依靠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愚公移山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愚公移山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典型概括，是我们民族自信心的光辉体现，是我国人民的传家宝。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的斗争中，重温《愚公移山》这篇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学习这篇文章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坚信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在现阶段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发表《愚公移山》后，极大鼓舞着全国人民去贯彻党的“七大”路线，很快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今天我们重温这篇文章，同样能激励全国人民在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去贯彻党的十五大路线，夺取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第二，学习这篇文章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做为一个革命者，必须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有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胜信念，并把这种信念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资本主义利用和平演变的手段想搞垮我们，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不断制造动乱想颠覆我们的政权，国际霸权主义从政治上、经济上对我们施压，在工作中，由于经验不足，曾经出现过一些失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出现的阵痛，消极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社会风气不尽人意，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部分群众有些不理解，以至一些人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对改革开放信心不足，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怀疑，这些困难和挫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下功夫加以解决。79年前，当中国共产党只有五十多名党员的时候，我们党在宣言中就宣布了在中国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中国红军只有井岗山和其它几小块根据地时，做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言；当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红军才不到三、四万人的时候，就指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许多革命先烈在他们牺牲的时候，仍对自己的事业信心百倍。今天，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有建国50年来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有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一些好的东西可借鉴，有已经成熟了的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特别是有十二亿中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四化的愿望和要求，任何困难都是暂时，都是可以克服和战胜的。正如同志在建国4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大约一个世纪前，当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相继去世的时候；相信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人还不是很多。今天，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活生生的现实，成为亿万群众的实践。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历史活力和蓬勃生机。仅仅看到某些旋涡和逆流而看不到历史长河的奔腾，只能说明观察者的政治短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历史趋势”。“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对人类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

第三，学习这篇文章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提高战胜任何困难的勇气，脚踏实地做好工作。在文章中赞扬老愚公“每天挖山不止”的实干精神，鼓励人民为搬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这就告诉我们，要实现伟大理想必须勇于战胜困难，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四个现代化不是等来的，是干出来的。在困难面前，是知难而进还是知难而退，是考验每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人意志强弱的标志。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1](p1005)。当前，我们所从事的改革开放事业，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伟大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改革中充满着各种矛盾，改革与反改革，真改革与假改革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为有困难有坎坷就不改革不前进，那是没有出路的。鲁迅先生生前有过这样一段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6](p75)。只要我们发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大无畏精神，任何艰难险阻都是能战胜的。

第四，学习这篇文章，可能使我们进一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与全国人民一道去夺取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光有先锋队的觉悟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地和我们一起奋斗。我们的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必须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离开人民群众，党的路线就失去了贯彻的基础，困难就难于克服，事业就不会成功。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建设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始终牢记在心。只要我们牢牢记住一切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我们的目标一定会达到，一定能够达到。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4]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鲁迅·故乡[A]·载《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