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什么是”/“怎样建”/“建什么”/根本问题/邓小平经济哲学

【正文】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展开这一问题，它包含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可以简称为“什么是”、“怎样建”和“建什么”）。若再进一步寻求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它们又可归结为两对基本矛盾，即“什么是”与“怎样建”的矛盾和“怎样建”与“建什么”的矛盾。搞清这两对基本矛盾及其辩证关系，不仅可以揭示邓小平理论根本问题的内在逻辑，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主要内容。

一、“什么是”与“怎样建”的辩证统一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把“什么是”和“怎样建”视为两个问题；“什么是”说的是概念和定义，“怎样建”说的是方法和操作；前者侧重理论，后者侧重实践，二者不能随便混淆和颠倒。因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和指导思想，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不应存在继续“搞清楚”、“弄明白”的问题，只有“怎样建”才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种误解。正因为有这种误解，邓小平提出“什么是、怎样建”的根本问题后，思想理论界才一度出现了“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的错误思潮。

勿庸置疑，坚持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和最终理想，然而，这一目标和理想又是和某种“本本”和“样板”联在一起的。几十年来，这几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思想方法，它的产生和强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武器，一种真正科学、革命的世界观，是从西方传入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种反映历史必然性的形象的说法，它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中国人接受，需要有各种国际和国内的历史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伟大斗争实践的需要。第二，中国人找到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起了一个重要的中介、桥梁乃至榜样的作用。“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P1471)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向西方学习的时候，首先接触的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的一个时期，还在热衷于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一直到十月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虽然苦苦求索，屡屡失败，但始终认为，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那时，尽管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学术派别已经传入中国，但均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思潮，介绍者一般都不想在中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采取的是一种歪曲和敌视的态度。正是近代中国残酷无情的斗争现实及其逻辑进程和列宁亲自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示范，使这一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换句话说，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革命运动屡屡失败的情况下传入中国的，加上这一科学世界观本身固有的鲜明、朴素、现实的理论品格和远比英、法、美等国更接近于中国实际的俄国的成功示范，共同构成了当时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蜂拥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宏大背景。它决定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来不及也不可能被充分、深入地消化、吸收、理解，立即就被派上用场，用以指导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革命实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对这一科学世界观的初步应用中才能逐步搞清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内部从一开始就孕育着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实践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和斗争。

历史证明，如果说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迎来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那么，怎样正确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是一个更加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从幼年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社会曾发生过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论战的结果从基本的政治原则上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合乎中国国情，即中国要不要接受这一科学世界观指导的问题；但是，这一科学世界观的真谛和精髓到底是什么，中国的国情究竟是什么，在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如何运用这一科学世界观，在当时均未作出科学的回答。建党后，党立即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中国革命最紧迫的实践问题上，而对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均缺乏系统周密的分析、研究。因而，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具体道路，产生一个明晰的认识，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正是这个缺陷导致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失败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武装暴动为手段的革命道路的失败。严格地讲，大革命的失败，既是怎样实践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的重大失误，是一种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意义上的失败。到底什么叫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它们关于在西欧和苏联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道路和方法，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中国国情需要一条怎样转败为胜、发展革命的道路？这是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个极其严峻的重大问题。

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其根本价值就在于它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要不要革命和怎样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集中表现就是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解决了“什么是”和“怎样建”的统一，即什么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

早在1939年，就同斯诺谈过：“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2](P243-244)中国革命这两篇文章，都是极具挑战性、极富创造性的大文章。如果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成功地做好了第一篇大文章，那么，邓小平理论则在历经30多年艰辛探索的基础上，成功地为第二篇大文章破题并搭好了基本框架，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饱经磨难与挫折；在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出现了重大的曲折和失误。先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随后是1959年错误地发动了对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接着是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1965年初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发生了延续10年的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也就是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左”倾错误始终困扰着我们，最后到了支配全局的地步。一个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的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找到了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的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什么又会犯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近年来，众多的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对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但是只有邓小平同志的分析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他认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把“什么是”与“怎样建”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这种反思本身包含或预示着一种新的思路，是从哲学层面、从根本思想方法的角度，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它告诉我们，“什么是”与“怎样建”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不弄清楚“什么是”固然不知道“怎样建”，然而不真正解决“怎样建”的问题，“什么是”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解决，甚至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正如早就指出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P111-112)他还指出：“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4](P797)可见，坚持“什么是”与“怎样建”的统一，既是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需要，也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和革命的批判的本质的内在要求。

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5](P691)列宁也指出：“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6](P15)生动的生活实际和丰富的革命实践，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孕育、产生的基础，也是它们不断丰富发展的原动力。正是赖于这一原动力，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和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才能和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任何理论彻底划清界限，才能不断地回答时代、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在总结新鲜经验的过程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也正是赖于同样的原因，当人们面临新的形势、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实践课题时，必须再学习，再探索，再总结，再次研究和回答“什么是”和“怎样建”的辩证关系问题。

邓小平把“什么是”与“怎样建”作为一个根本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继承和发展的正是这一根本原则和基本思路。“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7](P42)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关键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为什么对1984年10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那样高的评价，关键在于，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7](P91)邓小平的上述评价，不是说当年《决定》中的每一个观点和认识都是科学无误、完全正确的，而是强调一定要从根本的思想方法上坚持“什么是”与“怎样建”的辩证统一，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充满生机与创造的实践过程。

二、“怎样建”与“建什么”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从“什么是”→“怎样建”→“建什么”，则是这一实践过程的逻辑表现；与“什么是”和“怎样建”的辩证统一相比，“怎样建”和“建什么”的辩证统一，则更加明显和集中地体现着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本质特点。如果说“什么是”和“怎样建”的统一侧重体现着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怎样建”和“建什么”的统一侧重体现的则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抓住了这两个统一，也就抓住了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主要内容。

手段和目的是相对应的概念。从本原上看，它们具有纯粹的经济哲学意义。人的目的来自人的现实的利益和需要，它首先在人的认识活动中转化成具体的分步骤的目标，并与现实的可以导致达到目标的活动方式、方法和条件联系起来，甚至先在观念中反复进行行动的预演，仔细比较各种途径的优劣，选择最佳或较佳的实践程序、路线。然后，人才由认识活动转入实践活动，在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实践，调动主体、客体及中介诸因素，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实现人的活动目的。[8](P12)人的活动本身并不就是一切，这种活动作为过程不应是盲目的，而要始终指向人的目的；确认人的活动对于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具有手段的属性，丝毫不意味着对人的活动的贬低；相反，正因为人的活动是手段，必须服从于一定的目的，才使人的活动与其他一切物种的活动区别开来。

在《资本论》这一公认的经济学巨著中，马克思曾专门谈到了人的活动所特有的目的性以及它与手段的统一问题。“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9](P202)当年，也曾明确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10](P477)在看来，人的这一本质特点，说到底就是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只有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才能改造世界，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认识世界，二者是辩证的统一。这种能力既指人根据客观需要，在头脑中形成某种预定的目的以及实现这种目的的计划，也包括通过实践改造客观存在，把预定的目的变成现实。也可以说，既包括“建什么”的问题，也包括“怎样建”的问题，二者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饱经磨难与挫折；在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出现了重大的曲折和失误。先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随后是1959年错误地发动了对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接着是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1965年初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发生了延续10年的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也就是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左”倾错误始终困扰着我们，最后到了支配全局的地步。一个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的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找到了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的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什么又会犯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近年来，众多的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对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但是只有邓小平同志的分析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他认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把“什么是”与“怎样建”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这种反思本身包含或预示着一种新的思路，是从哲学层面、从根本思想方法的角度，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它告诉我们，“什么是”与“怎样建”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不弄清楚“什么是”固然不知道“怎样建”，然而不真正解决“怎样建”的问题，“什么是”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解决，甚至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正如早就指出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P111-112)他还指出：“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4](P797)可见，坚持“什么是”与“怎样建”的统一，既是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需要，也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和革命的批判的本质的内在要求。

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5](P691)列宁也指出：“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作马克思主义。”[6](P15)生动的生活实际和丰富的革命实践，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孕育、产生的基础，也是它们不断丰富发展的原动力。正是赖于这一原动力，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和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才能和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任何理论彻底划清界限，才能不断地回答时代、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在总结新鲜经验的过程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也正是赖于同样的原因，当人们面临新的形势、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实践课题时，必须再学习，再探索，再总结，再次研究和回答“什么是”和“怎样建”的辩证关系问题。

邓小平把“什么是”与“怎样建”作为一个根本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继承和发展的正是这一根本原则和基本思路。“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7](P42)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关键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为什么对1984年10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那样高的评价，关键在于，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7](P91)邓小平的上述评价，不是说当年《决定》中的每一个观点和认识都是科学无误、完全正确的，而是强调一定要从根本的思想方法上坚持“什么是”与“怎样建”的辩证统一，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充满生机与创造的实践过程。

二、“怎样建”与“建什么”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从“什么是”→“怎样建”→“建什么”，则是这一实践过程的逻辑表现；与“什么是”和“怎样建”的辩证统一相比，“怎样建”和“建什么”的辩证统一，则更加明显和集中地体现着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本质特点。如果说“什么是”和“怎样建”的统一侧重体现着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怎样建”和“建什么”的统一侧重体现的则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抓住了这两个统一，也就抓住了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主要内容。

手段和目的是相对应的概念。从本原上看，它们具有纯粹的经济哲学意义。人的目的来自人的现实的利益和需要，它首先在人的认识活动中转化成具体的分步骤的目标，并与现实的可以导致达到目标的活动方式、方法和条件联系起来，甚至先在观念中反复进行行动的预演，仔细比较各种途径的优劣，选择最佳或较佳的实践程序、路线。然后，人才由认识活动转入实践活动，在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实践，调动主体、客体及中介诸因素，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实现人的活动目的。[8](P12)人的活动本身并不就是一切，这种活动作为过程不应是盲目的，而要始终指向人的目的；确认人的活动对于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具有手段的属性，丝毫不意味着对人的活动的贬低；相反，正因为人的活动是手段，必须服从于一定的目的，才使人的活动与其他一切物种的活动区别开来。

在《资本论》这一公认的经济学巨著中，马克思曾专门谈到了人的活动所特有的目的性以及它与手段的统一问题。“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9](P202)当年，也曾明确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10](P477)在看来，人的这一本质特点，说到底就是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只有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才能改造世界，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认识世界，二者是辩证的统一。这种能力既指人根据客观需要，在头脑中形成某种预定的目的以及实现这种目的的计划，也包括通过实践改造客观存在，把预定的目的变成现实。也可以说，既包括“建什么”的问题，也包括“怎样建”的问题，二者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把手段与目的相统一的哲学理念引入经济学，特别是运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一大创造。新中国建立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针几经变动，其中固然有正确的方面，但在较长的时间内，在主导倾向上，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和对这一重大问题研究不够，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失误，致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战略目标是指一个历史时期内全局性的奋斗目标。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战略目标规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终点，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战略目标具有层次性，其中最重要的是规划整个国家总体发展的宏观战略目标或总体战略目标，它是对发展战略全过程及各个领域的发展都起作用的总目标。党的十三大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同时认为这也是我们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相配合、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

以“富强、民主、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是在“怎样建”即生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渐明确和完善起来的，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探索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邓小平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改革伊始，邓小平就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作了高度概括，即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邓小平反复论述了这个问题，使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的内涵越来越清晰。1981年，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建设繁荣富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982年，党的十二大概括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87年，党的十三大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个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的确立，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人们对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认识，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模式，又不同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确立的目标模式，“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P63)经过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艰辛探索，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将他对社会主义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的反思和总结，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作出了升华与概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P373)

长期以来，人们出于对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痛恨，往往把对未来社会的思考重点放在社会关系的变革上；与此相对应，人们自然而然地把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按劳分配取代按资分配、以计划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视为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本质要求。当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当社会主义实践超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想，首先在一批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开始以后，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把变革生产关系放到了中心地位。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势必产生两个十分不利的后果：一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忽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使广大劳动群众难以尽快富裕起来。正是针对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存在的这一重大失误，邓小平在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时候，牢牢抓住了两个基本要点：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共同富裕”；前者是手段或方法，后者是目标或目的，二者的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理论风格，它以最精辟、简洁的语言完成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认识上的历史性超越。

应该指出，正确指明根本任务和卓有成效地解决根本任务，这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比如在民主革命时期，懂得了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还要据此制定正确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相反，如果冒险盲动或与暂时居优势的敌人去争一城一地之得失，革命照样不能胜利。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懂得了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也要据此制定一整套切实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找到与此相适应的方法手段；相反，如果急于求成或主观武断地将本来有助于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手段排斥在外、弃之不用，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照样难以实现。不错，在“怎样建”与“建什么”的统一中，“建什么”作为目的是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的体现，它说明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创造活动；“怎样建”作为手段是为“建什么”的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服务的，因而自身不能作为评判自身的标准和尺度。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怎样建”的问题无关紧要、不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相反，它经常决定着目的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发现，几乎每一项改革举措和政策的出台，都会遇到非议和阻力，都会有一些人忧虑、怀疑，极大地影响了“怎样建”的进程。能否为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的长短优劣提供一个更加直接、有力、科学的标准，以便统一人们的认识，并进而以此作为考虑一切问题、制定一切政策、采取一切措施的依据呢？邓小平认为，唯一正确的回答应当是、也只能是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7](P63)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后，一些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怀疑，对积极利用国外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乃至具体做法，持不应有的批评态度，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发生动摇。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7](P372)邓小平之所以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主要在于一些人把原本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把原本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既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也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的东西，一概判定为姓“资”而全盘否定；把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限度内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从而作茧自缚，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可以看到一条把“怎样建”与“建什么”相统一的不断清晰、具体的演进思路。换句话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既是对“怎样建”的一种引导和限定，也是对“建什么”的一种注释和说明，是将二者相统一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离开了生动具体的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离开了“怎样建得更好”的不断探索和创造，就是离开了实实在在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当然也就无法实现我们既定的战略目标或战略目的，更谈不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只有在不断解决“怎样建”问题的过程中，“建什么”乃至“什么是”的问题，才能逐渐清晰和深化；与此同时，“怎样建”问题的解决，也才可能更快，更好，更有效率。

总之，如果把从“什么是”→“怎样建”→“建什么”视为一个逻辑进程，那么，“什么是”可以理解为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怎样建”可以理解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生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建什么”则是二者的统一，是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识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在这个逻辑进程中，“怎样建”是一个一身二任非常关键的环节，它与“什么是”构成一对矛盾，反映的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与“建什么”也是一对矛盾，反映的则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也正因为“怎样建”的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什么是”与“建什么”之间必然会有某种程度的对应性或相似性，决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没有背离科学社会主义，也没有固守或拘泥于老祖宗当年的认识和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选集：第4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选集：第1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选集：第3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全集：第27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郭湛．人活动的效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资本论：第1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0]选集：第2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