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中国20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从1898年的维新运动开始萌发的，但是，真正体现启蒙精神的真谛———“重估一切价值”是从开始的。五四启蒙者以怀疑主义的目光和批判的态度来审视一切，鲁迅以“狂人”之口说出了启蒙者共同的心声:“从来如此，便对么?”由是，人们开始运用理性来审判传统文化，进而以反传统的态势开始了对国人的理性启悟。同时，在五四启蒙精神的启示下，“问题小说”应运而生。虽然问题小说普遍肤浅、幼稚，艺术生命短暂，未能体现出五四启蒙文学应有的高度，但鲁迅的启蒙主义小说却是一个例外，其对启蒙的相关拷问使五四启蒙文学达到了应有的深度，体现出了独特的价值所在。有人认为，鲁迅启蒙主义小说的价值在于:它一方面以其对封建宗法制度与礼教观念的整体性否定克服了维新派启蒙运动的局限，另一方面又以其深邃的主题意蕴与复调的艺术结构远远地超越了“问题小说”的幼稚肤浅。④然而，鲁迅之于启蒙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还体现在他对启蒙主体灵魂的挖掘与拷问、对启蒙自身的质疑上。在直面被启蒙者的精神状态、描述他们荒原一般的沉静的吞噬力方面，鲁迅的深刻是无人能及的。然而，更为深远的则是鲁迅对启蒙主体灵魂的挖掘与拷问。在五四启蒙文学中，启蒙者一直以话语言说者的身份出现，对“失语”的被启蒙者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然而，这种状态下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隔阂是那么鲜明地存在着的:《药》中的革命者向被启蒙者宣传革命道理得到的是一顿毒打;《故乡》中启蒙者“我”与被启蒙者闰土间的鸿沟永远无法逾越……当人们就此把目光聚焦到被启蒙者的麻木不仁时，鲁迅却敏锐地发现了启蒙者即启蒙主体自身灵魂深处的孱弱。在《祝福》中，启蒙主体“我”作为启蒙话语的言说者，一直对被启蒙的祥林嫂的愚昧与无知保持着人道主义式的同情与适度的高高在上，可就在二人的一场对话中，鲁迅却让启蒙主体暴露出了自身的困窘。祥林嫂在失去了生的基本条件与欲望之后，只向“我”问有关死的问题，这让以出门在外、见多识广为优越感的启蒙主体顿时失语———“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启蒙主体的尴尬正是鲁迅对其灵魂的拷问，试想，连被启蒙者在启蒙范畴内的问题都回答不了，又怎样去改变被启蒙者生存的现实处境呢?进而在《伤逝》中，鲁迅对启蒙主体的拷问更为深刻。表面看来，子君是成功被启蒙了的对象，她在那样一个时代大声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力。”这无疑是启蒙主体对于启蒙客体的成功。然而，在被启蒙之后，子君周围的环境依然是那样的黑暗与桎梏，以至于启蒙主体与被启蒙者只能一起向着灭亡沉沦，这也无疑体现了启蒙主体灵魂的软弱，无法为被启蒙者提供强大的力量及出路。鲁迅对这一问题的洞察，让五四启蒙文学变得更为深刻。

“人的文学”与其后的“平民文学”是五四启蒙文学的成果之一。而这一文学观念则始于“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通过《新青年》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影响，引起一般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了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这标志着五四知识分子以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重构本民族思想道德文化的开始。③因而，五四启蒙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启蒙的不同凡响，就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发现与认同。然而，虽然五四启蒙先驱们认为个体自由是西方文明先进之源，却并未重复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体至上道路，而是时时牢记个体对自身的信仰、他人、社会的责任。胡适认为:“真的个人主义”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具有独立的思想，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也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④由此可见，五四启蒙先驱构筑本民族思想道德文化时提倡的个人主义，在自由的向度上是与西方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来自于儒家文化传统的“忧患”、“入世”、“承担”的精神的影响。儒家思想教化中国人:“道德”是立人之本———“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尽管五四启蒙先驱们认为仁义道德是“吃人”的手段，但由于与传统文化永远无法割舍的联系，使他们在激烈的以反传统的手段进行启蒙时，却仍然保留着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价值观。胡适即为一例———他的笔下尽管是反抗旧道德旧婚姻的，却仍然接受母亲的包办婚姻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如是，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影响下形成的五四启蒙文学的“新道德”，形成了与西方启蒙异质的道德文化，这一差异也有效阻止了五四启蒙文学走向理性霸权主义的偏差。事实上，西方启蒙运动之初，对道德的重要作用是有一定认知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我们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我们的内心道德律使我们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感性世界，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摆脱尘世的限制，向往无限的自由世界。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作为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可见人们需要以道德为精神支柱来维护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如果西方启蒙运动一直保有这个精神参照维度的话，就不会在科学至上主义与工具理性的驱使下把人从自然中异化出来，以至于使启蒙一步步退化为神话。可见，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向度是有着重要的纠偏意义的。因此，尽管五四启蒙先驱们视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为自身弊端，一直努力以决绝姿态力图摆脱，然而就在他们与传统文化纠缠并努力超越传统的努力中，五四启蒙精神在人的解放的基础上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这也恰是五四启蒙文学的独特价值之一。

本文作者：姜丽清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